解读新《增值税法》深度解读:重要变化、潜在影响与未来展望

本文旨在对2024年12月25日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以下简称“《增值税法》”)进行深入解读,重点分析其相较于现行增值税制度的重要变化、潜在影响,并探讨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一、 立法背景与总体评述

  1. 立法进程回顾:五年磨一剑,终迎税收法定里程碑

  在2024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以下简称“新法”)正式获得审议通过,并定于202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税收体系中占据最大比重的增值税首次实现了法律层级上的法定化。自2019年底起,历经多次研讨与修订,新法不仅继承了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基本框架,还在多方面进行了优化和完善,为未来的税务实践提供了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指导原则。

  2. 立法模式:确认式立法为主,兼具亮点与革新

  总体而言,本次《增值税法》立法仍然以确认式立法为主,即主要是在确认《增值税法(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原条例”)等现行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在修订和完善规则的过程中,《增值税法》也展现出诸多亮点和革新,并新增了部分内容。

  本文将重点对《增值税法》中的重要变化进行初步的宏观评析,并探讨其可能引发的潜在争议和影响。

  3. 税收法定原则的全面落实:进步与挑战并存

  草案进入三审之际,“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再次被强调,并成为三审稿相对二审稿修改的主要方面。这方面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法际协调: 例如,明确增值税法与关税法的关系,确保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

  (2) 加强授权立法的备案审查: 加强对国务院等授权立法主体的监督,确保其制定的法规、规章符合上位法的精神和原则。

  (3) 限缩授权立法的范围和层级:

  进步: 限缩授权立法范围和层级,提高了法律的明确性和确定性,有助于增强税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挑战: 然而,限缩授权立法也意味着因应行业、市场需要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将受到限制。自2016年全面营改增以来,增值税领域涌现出诸多补丁式、试验性政策,在整体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针对特定行业或业务模式的特殊税务处理规则,以及留抵退税等普适性基础制度。

  在增值税法仍遗留诸多争议议题的背景下,未来国务院和财税主管部门如何运用各类规则应对实践问题值得思考,相应的程序性难度也需要预先判定和安排。

  4. 灵活性与法定性的平衡: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

  值得肯定的是,最终通过的法案在此方面部分保留了灵活处理方式:

  税收优惠授权立法: 例如,扣额法(差额计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等,未来或许可以借助保留的税收优惠授权立法来完成。

  授权立法的兜底条款: 例如,利息进项税额能否抵扣问题,保留了授权立法的兜底条款,留有进一步斟酌后在下位法中做出决定的余地。

  但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征收率如果还有必要设定不同档次,那么未来的实践如何与法律文本进行衔接,非常值得探讨。

  二、 《增值税法》重要变化解读

  1. 立法目的:首次将“保护纳税人权益”写入

  《增值税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增值税的征收和缴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

  意义: 作为法律人,我们一直呼吁税收法律要规定立法目的,因为当法律适用中出现规定不明确或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时,立法目的至少能够为法律解释和适用指引一个方向。

  突破: 本次增值税立法,使《增值税法》成为我国现行税种实体法(不包括《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第三部引入立法目的条款的法律(前面两个是《环境保护税法》和《关税法》),以及第二部将保护纳税人权益写入立法目的的法律(前面只有《关税法》写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

  2. “销售金融商品”境内判定标准:更清晰、更明确

  现行财税[2016]36号文对“销售金融商品”是否属于“在境内发生”没有单独界定,与“销售服务”适用同一标准,即“销售方或购买方在境内”,但不包括“境外单位或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

  《增值税法》第四条对“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的界定标准进行了明确,并将“销售金融商品”从一般的应税服务中拎出,进行单独界定。新的界定标准为:

  金融商品在境内发行;或者

  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

  影响: 明确性增强, 新的界定标准下,部分原本有争议的涉外金融商品转让交易是否属于我国增值税法管辖范围,有了相对从前更清晰的答案。例如,转让境内公司在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开曼公司股票,转让方为境外主体、受让方为境内主体情况下,按照新法规定将直接判定为非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应税交易,不征收中国增值税,而无需再探讨这一金融商品转让是否属于“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

  3. “视同销售”范围:大幅缩窄,概念更新为“视同应税交易”

  《增值税法》第五条对原有“视同销售”概念进行了更新,称之为“视同应税交易”,其范围相较于原条例和36号文大幅缩窄,且没有授权下位法进行补充。

  (1) 跨县市移送货物不再“视同销售”

  变化: 《增值税法》不再将此前被视同销售的跨县(市)移送货物列入视同应税交易。

  影响: 同一法人公司不同总分机构间、分支机构间进行的跨县(市)移送货物,无需缴纳增值税。

  利弊: 虽然从整体上看,企业不会产生额外的增值税负担,但难免会复杂化企业财务税务管理流程。例如,北京的合并方吸收合并上海的被合并方,上海被合并方的设备又由北京合并方在上海的分公司使用,在原有视同销售规则下,除合并的一般增值税税务处理外,还需考虑相关设备在税法上是直接归属于北京合并方的上海分公司了,还是先归属于北京合并方本身,再由北京合并方移送到上海分公司。

  (2) 其他原有“视同销售”未列明于“视同应税交易”范围

  变化: 相较原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将货物用于投资、分配这两类原有的“视同销售”在新法下也未被列入“视同应税交易”的范围。

  不同理解:

  理解一: 此二类行为排除在应税交易之外,由此会导致抵扣链条中断的问题与跨县市移送类似。

  理解二: 此二类行为无需“视同”,从民法角度看本就与转让具有相同性质,当然属于应税交易。

  观点: 我们认为,如果站在更宽维度的法秩序统一角度看,后一种理解更具合理性。

  变化: 无偿提供服务也未被列入“视同应税交易”。

  影响: 或能实现规定层面与征管实践层面的统一。由此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是,关联方之间的无偿资金拆借也可以从根本上解除不满足免税条件的税务风险。

  4. “不属于应税交易”情形:引发争议的可能性增加

  《增值税法》第六条专门规定了几类“不属于应税交易”的情形,原条例中是没有此类专门的“反向规定”的。

  理解: 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征税”这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意涵,第四条和第五条已经明确何种情形属于或者视同应税交易,不属于该等条款规定的情形即均不属于应税交易,第六条应只属于释明性规定。

  问题: 然而,第六条没有兜底条款,考虑到基层税务机关灵活解释适用税法的能力和承担不征税执法风险的能力,可以预见未来难免产生税企争议,纳税人自身需要从《增值税法》规则体系和原理等角度,积极开展解释和沟通。

  长期争议: 例如,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13号规定的整体业务转让究竟是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还是免税优惠。13号公告及36号文均作不属于征税范围处理,但本次立法并未将其纳入第六条的列举范围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不能将第六条作穷尽式列举解读的必要性,但在未来的征纳实践中不排除会引发争议。

  5. 征收率:5%征收率未在法条中体现,或将归并入3%

  本次立法过程中,税率简并、三档并两档的期待一度很高。虽然税率并档暂未实现,但《增值税法》第十一条规定,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增值税征收率仅保留3%。

  影响: 如果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在《增值税法》未授权、按照《立法法》也不应授权下位法对税率、征收率作出调整的情况下,原适用5%征收率的劳务派遣服务、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销售不动产、不动产租赁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等应税交易应当归并入3%一档征收率,相应税负将会降低。

  建议: 如果对征收率没有后续调整,那么相关纳税人需在事项明确后关注征收率转换的衔接、过渡安排,并就征收率降低后释放的税收利益的分配与上下游交易对方之间做好有效约定,避免产生民事争议。

6. 销售额调整:新增“销售额明显偏高”情形

  《增值税法》第二十条对于调整销售额情形,新增“销售额明显偏高”的情形。

  目的: 避免纳税人通过故意提高销售价格,在关联方之间不合理调配利用留抵退税或即征即退等优惠的方式,实现不正当的获取税收利益的目的。

  意义: 事实上,价格明显偏高的调整在实践中早有先例,对应关联交易的调整本来也应当准许公允交易原则进行。

  问题: 《增值税法》仍然未明确对销售额调整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估计有待于征管法的进一步完善。

  信号: 这一举措也传递出一个信号,即除了简单行使价格核定权之外,未来税务机关可能会进一步采用更丰富的反避税工具,实质性加强对增值税领域避税安排的监管。相应地,企业也应当更加关注交易及相关税务安排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7. 贷款服务进项税额抵扣:未直接规定,或将迎来变革

  《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不得进行进项抵扣的情形未直接包含“贷款服务”。

  理解: 如果下位法不做补充规定,则似可理解为贷款或者融资利息的增值税将可以抵扣,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借款成本。

  涵盖范围: “贷款服务”这一增值税税目的涵盖范围极其宽泛,涉及集团现金池、融资融券、票据贴现、融资性售后回租、转贷等多种业务,更普适于一切有“保本收益”的金融商品或资管计划。

  影响: 从这一角度讲,《增值税法》的这一变化可能是影响整个大金融市场的。

  潜在影响:

  (1) 关联方资金拆借无需再担心是否构成“统借统还”或“集团”

  现状: 关联方之间的无偿资金拆借是商业实践的常态,但受限于36号文无偿提供服务应“视同销售”的规定,除构成“统借统还”或“集团内单位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有特殊规定外,一般的无偿资金拆借也会产生增值税税负,且由于购入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由此产生的关联方内部增值税税负是实际税负成本。

  变化: 如果《增值税法》将无偿提供服务从视同应税交易中剔除,理解为增值税法允许企业间进行无偿交易行为而不做调整,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关联企业间无偿拆借可能产生增值税税负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便集团内部的资金拆借(包括资金池安排)是约定有利息对价的,如果根据前述理解,购入贷款服务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况下,也不会给集团整体带来实质性增值税成本。这将极大促进体系内的资金流转效率。

  (2) 供应链金融ABS中保理的税务处理模式选择或发生变化

  现状: 在折价受让应收账款的供应链金融业务中,保理公司从供应商处以对价100受让账面价值110的对核心企业应收账款,后又以101对价转让给资产支持计划,如每一环节的应收账款转让按贷款服务征税,由于购进的贷款服务不能抵扣进项,保理公司往往面临仅赚取了1的利息差额,却要按全额利息10缴纳增值税的困境。

  变化: 《增值税法》生效后,上述链条上的供应商、保理公司如均可抵扣贷款利息进项税额,则按“金融商品转让”或“贷款服务”征税的政策差异对保理公司而言敏感性将有所降低,且后者或将更具优势,因在“金融商品转让”模式下,寻求保理服务的供应商如果需要确认融资费用,会面临无法就折价部分获取发票的问题,在购进贷款服务可抵扣进项的情况下,缺少全额利息发票对供应商的影响将从单纯影响所得税变为所得税、增值税的双重影响。

  (3) 资管计划中各类“保本收益”安排的敏感性或将降低

  现状: 各类资产管理计划结构层层嵌套,各层级增信措施、差额补足等安排纷繁复杂,很可能在某一层级甚至各个层级存在或实质性构成“保本收益”安排,进而应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在现行规则下,由于购进贷款服务不能抵扣进项,为避免贷款服务增值税影响投资收益或融资成本,投资人、资管计划管理人通常会竭力避免各类增信措施被认定为存在“保本收益”,这也是当前实践中普遍容易引起税企争议的事项。

  变化: 而一旦购进贷款服务可抵扣进项,在增值税税负可以沿着流转链条顺利向下游、最终消费者转嫁的情况下,相应税负将不再构成实质影响融资成本或投资收益的因素,届时,各类增信措施是否导致构成“保本收益”的敏感性或将降低。

  (4) 企业应更加关注贷款服务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虚开风险

  现状: 由于此前贷款服务进项发票不能抵扣增值税,除融资租赁外,贷款服务发票仅影响企业所得税。

  变化: 《增值税法》生效后,贷款服务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同时作为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触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刑事风险显著提升。

  建议: 因此,企业应当在享受该税收利好政策的同时,充分重视“贷款服务”利息发票开具和抵扣的合规性,特别是在复杂的融资安排中,因担保等增信措施导致投资方被认定取得“保本收益”而产生贷款服务增值税纳税义务的情况下,投资方应区分实际融资主体和履行增信担保责任的主体,确保发票的开票方、受票方与被认定的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出借方和借款人保持一致,避免虚开风险。

  8. 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娱乐服务:进项抵扣空间或将扩大

  除贷款服务外,《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对36号文规定的购进不可抵扣进项税额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也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限定词。

  理解: 可理解为,只有当购进的上述三项服务是直接被用于消费的情况下,才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意义: 我们理解,这一变化与上文对第十六条进项抵扣“相关性”的理解相互呼应,强调了进项税额以“应抵尽抵”为原则,只有与购进商品的纳税人自身从事的应税交易不相关而直接进入消费环节的进项才不予抵扣。

  影响: 根据这一规定,今后对于能够充分、合理证明是为营业目的而发生的交易将更容易抵扣,例如咖啡券的流转,企业为商务宴请购入的整体餐饮服务等,抵扣相应进项税额应更加能够获得支持。

  问题: 当然,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和证明是否“直接用于消费”,可能仍然容易产生争议,纳税人需关注如何合理制作和留存有关的支持性证据材料。

  9. 留抵退税:纳税人自主选择权得到确认,但需按规定

  《增值税法》第二十一条对留抵退税作出了规定,明确确立了纳税人在可以适用留抵退税的情况下,有权自主选择退税还是结转今后留抵。

  意义: 联想到2022年度大规模推广留抵退税与“倒查三年”带给市场的深刻印象,相信这一新增条款对最终全面落实留抵退税政策而言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问题: 不过,相较于二审稿,最终通过的《增值税法》某种程度上回踩了一下这个难能可贵的选择权,增加了“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的限缩。

  10. 税务机关跨部门协作权利:法律赋予,征管更加精准高效

  《增值税法》第三十五条通过法律规定进一步赋予税务机关可以请求其他机关、部门相互配合工作的权利,为税收征管提供更多信息来源和助力。

  结合: 结合这一新增规定,再结合近期公开征求意见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在“金税四期”的大背景下,可以预见增值税的税收征管将更加精准高效。

  建议: 对于企业而言,也应当更加注重业务和交易的合规性,调整税务合规管理思维与“数据治税”的新税收征管趋势相匹配,避免利用信息不透明、不对称进行的避税安排,有效降低税务风险。

  三、 未来展望:增值税争议解决与征管法修订

  在以上积极变化之下,现实中产生的诸多增值税争议特别是围绕发票管理的问题仍然存在,相比所得税而言,增值税规则的争议本身较少,多数争议其实产生于征管实践。

  期待: 由此,让人更加期待征管法的修订和出台。

  1. 发票管理:争议焦点

  现状: 发票管理一直是增值税争议的焦点问题,例如发票开具、抵扣、认证等环节都容易产生争议。

  建议: 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发票管理制度,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规范发票使用行为。

  2. 税务争议解决机制:多元化发展

  现状: 目前我国税务争议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

  建议: 未来需要探索建立更加多元化的税务争议解决机制,例如税务调解、税务仲裁等,以更好地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3. 税收征管法修订:与时俱进

  现状: 现行税收征管法已实施多年,部分规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建议: 未来需要适时修订税收征管法,以更好地适应增值税法等新税法的实施,以及“金税四期”等新技术的应用。

  4. 纳税人权利保护:持续关注

  现状: 纳税人权利保护一直是税收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议: 未来需要持续关注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税收执法监督,确保纳税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增值税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期待着《增值税法》以及后续下位法的不断完善,为我国税收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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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9
作者:辰午
来源:辰午财税

解读增值税法的二十二个亮点初探

以下为观点全文:

  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终于完成立法!自1994年暂行条例至今,历经2022年12月、2023年8月和2024年12月三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增值税通过“三审”终于“三十而立”。至此,我国18个税种已有14个完成立法。相对于二审稿,增值税法的主要变化是删减了不少“兜底授权”条款,更好地体现了税收法定,而整个增值税法的制度设计是基于1994年的暂行条例、2016年的“营改增”36文及相关法规,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完成的。虽然不是“另起炉灶”,但依然有二十二个亮点值得特别关注,将对企业和个人带来重要影响。

  一、明确引入立法目的

  1.增加了立法目的

  《增值税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增值税的征收和缴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增加立法目的一直是业界呼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草案三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第一条也提到“有的常委委员建议增加一条,对本法的立法目的作出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一条,作为第一条。”这使得增值税法成为继《环境保护税法》《耕地占用税法》《关税法》之后又一部明确引入立法目的的税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明确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写入立法目的,值得点赞。

  二、征税范围的重要变化

  2.“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并入“服务”

  这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94年税制改革时为了配合中央与地方划分收入,把货物与服务“划江而治”,货物归增值税,服务归营业税,但有一类特殊的服务——“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比如修车修表修电脑,跟着货物走,征增值税,为了区别于征营业税的服务,就给了一个不同的名字叫“劳务”,但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服务。现在营业税都没了,就没必要刻意区分了,借着立法,名正言顺地并入服务,当然是比较“贵”的服务,税率依然13%。

  3.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体现“消费地原则”

  “营改增36号文”对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界定是“销售方或购买方在境内”,同时又排除了“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和使用的无形资产”。实践中界定“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很容易有争议,此次立法改成了“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删去了“购买方在境内”的规定,这更好地体现了消费地征税的原则,与国际接轨。

  4.视同应税交易(视同销售)更加简洁

  视同应税交易(即原来的“视同销售”)在立法中变得更加简洁,只保留了三项: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二审稿中曾有兜底条款“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也被删掉了。

  这意味着代销、跨县(市)移送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对外投资、分配等都从视同应税交易中删掉了,但删掉不等于就都不征税了。像“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指的是营业税的项目,属于不合时宜的历史概念,当然该删掉。而对外投资,在税收上应该理解为先把货物卖出去换成钱,再拿着钱对外投资这两步,本质上就是销售(应税交易),不需要视同。

  真正有意思的是无偿提供服务的情况,目前只有转让金融商品需要视同应税交易,那无偿借贷资金呢?总机构给分支机构无偿提供房屋租赁呢?如果不需要视同应税交易,“一心堂”要哭晕在厕所里:臣妾冤啊!是不是真的就不需要视同应税交易,我们让子弹先飞一会儿。

  5.不征税范围发生变化

  这次《增值税法》明确不属于应税交易的有四种情形:员工为受雇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薪金的服务;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依照法律规定被征收、征用而取得补偿;取得存款利息收入。重要的变化是“依照法律规定被征收、征用而取得补偿”在原来的营改增36号文里属于“免征”,现在明确为“不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去了。

  但这一条留下了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比如“员工为受雇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薪金的服务”明确不属于应税交易,那“雇主给员工提供服务”呢?还有资产重组过程中整体转让的行为,原来明确属于不征税项目,现在删去了是几个意思?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6.明确增值税为价外税,在交易凭证上单独列明

  《增值税法》第七条明确:增值税为价外税,应税交易的销售额不包括增值税税额。增值税税额,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交易凭证上单独列明。这对于解决合同纠纷中到底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有重要意义。但是,“交易凭证”是什么,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你猜,商场购物小票算不算交易凭证?

  7.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的计税方法延续

  《增值税法》第八条明确: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等,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按照目前的规则,对于中外合作油(气)田按合同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征收率为5%。之所以会有这一条,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做了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第二条:有的意见提出,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国务院据此对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等作了特别规定,建议做好衔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等,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纳税人的小确认

  8.明确将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写入《增值税法》

  《增值税法》第九条明确:小规模纳税人,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五百万元的纳税人。同时,对那些规模不大、但有梦想做大的小规模纳税人,如果会计核算健全,也可以办理登记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税。这些都是把实践上升为法。当然,500万的这个标准也是要与时俱进相应调整的,所以又补充了一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可以对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作出调整,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四、税率与征收率的重要变化

  9.税率不变

  我知道很多人期待税率“三档并两档”,但说实话这个难度很高,财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都得考虑,没法在立法中一蹴而就,应该是在立法后继续改革。所以,税率不变,依然是6%、9%和13%,以及出口环节零税率(本质上属于税收优惠)。

  10.征收率只有一档3%

  实践中征收率有两档3%和5%。《增值税法》第十一条明确: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征收率为3%。相对于暂行条例,删去了“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不是意味着适用于不动产、劳务派遣差额计税的5%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但不一定会那么快。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来看,也没有涉及税率、征收率的调整。还是那句话,让子弹继续飞一会儿。

  当然,很多人关心的,3%减按2%、3%减按1%、以及二手车的0.5%这些不用担心。他们都不配叫“一档征收率”,他们是阶段性的税收优惠,想有就有,该撤就撤。

  11.混合销售发生重大变化

  原来我们对混合销售的界定非常死板,一项应税交易又有货物又有服务,才能叫混合销售,本质上是混营业税和增值税,但现在营业税都没了,死守这个定义没有意义,所以这次立法改成了“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其实就是混合销售。混合销售原来怎么计税?从主要,看企业的主营业务,卖货的13%,提供服务的6%或9%。这次立法改成了“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这意味着合同怎么签就变得非常重要。

  五、应纳税额的变化

  12.明确“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如何纳税

  《增值税法》第十五条: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以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委托境内代理人申报缴纳税款的除外。一方面明确购买方的扣缴义务,另一方面,考虑到仅规定购买方作为扣缴义务人在实践中会有很多困难,相对于二审稿,又补充增加了“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委托境内代理人申报缴纳税款的除外”。

  13.进项税额不再强调“与应税交易相关”

  《增值税法》第十六条明确: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相对于二审稿,删除“与应税交易相关的”限定,企业不必再去纠结什么叫与应税交易相关,怎么算相关。

  14.完善销售额的定义

  《增值税法》第十七条: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这一定义删除了富有争议的“价外费用”,同时明确将“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纳入价款范围,并增加“与之相关”的要求,强化了交易与对价之间的关联性。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相对于二审稿,删除了国务院对差额计税计算销售额的另有规定。那实践中大量的差额计税怎么办?别着急,让子弹接着飞。

  15.留抵退税写入立法,并给予纳税人选择权

  《增值税法》第二十一条:当期进项税额大于当期销项税额的部分,纳税人可以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或者申请退还。这意味着留抵退税法定了,同时,吸取2022年大规模留抵退税的教训,当时部分地区基层税务局出现了留抵退税“先退后查”的情况,上个月给人家退了30万,下个月让人家过来补个50万。所以这次立法中明确,留抵退税的选择权在纳税人,纳税人要退就退。

  16.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有重大利好

  有两个重大利好。一是在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中删除了“贷款服务”,纳税人千呼万唤的“贷款利息进项抵扣”终于要实现了,这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当然,是不是无限制条件地全额抵扣,还有待观察,毕竟《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纳税人的下列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中还有第六项兜底条款“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

  二是在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前面加了一个限定“直接用于消费”的不得抵扣,潜台词是如果不是直接用于消费的,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餐饮服务就有机会纳入进项抵扣了。事实上,餐饮服务这些跟生产经营活动是有相关性的,你为什么能拿到这个订单?因为请客户吃饭,请客户做了足疗按摩,你亲自给他做的,你这个服务得有多好!足疗按摩就是居民日常服务啊。像企业购入转售的餐饮服务等原则上就应该允许抵扣,这意味着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越来越完整,至于具体怎么抵,让子弹继续飞。

  六、税收优惠的变化

  17.免税项目有重大变化

  《增值税法》整合了暂行条例和营改增36号文等相关规定,明确了9种免税项目。特别有意思的是,静悄悄地删除了“避孕药品和用具”的免税优惠。为什么说“静悄悄”,因为二审稿的时候还有呢,官方解读变化的时候完全没提这一茬。

  18.明确国务院对税收优惠适时评估、调整

  税收优惠不能滥用,特别是增值税,容易扭曲资源配置。因此,《增值税法》第二十五条明确:国务院应当对增值税优惠政策适时开展评估、调整。

  19.给小规模纳税人放弃享受优惠更强的灵活性

  《增值税法》第二十七条:纳税人可以放弃增值税优惠;放弃优惠的,在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享受该项税收优惠,小规模纳税人除外。相对于二审稿,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除外”,这就给了小规模纳税人更强的灵活性,比如,针对不同的客户选择是否享受税收优惠。

  七、税收征管的变化

  20.计税期间删除了“1日、3日、5日”

  《增值税法》第三十条:增值税的计税期间分别为十日、十五日、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这意味着“1日、3日、5日”的计税期间就没了,方便纳税人,也提高征管效率。

  21.增加电子发票和信息共享

  《增值税法》第三十四条:纳税人应当依法开具和使用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国家积极推广使用电子发票。数电发票已经全面推开,随着纳税人发票使用习惯的逐步转变,纸质发票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增值税法》第三十五条:税务机关与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海关、市场监督管理、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部门建立增值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支持、协助税务机关开展增值税征收管理。信息共享是大势所趋,最近《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意味着越来越完善的数据共享将会推动从“以票控税”走向“以数治税”。

  八、实施日期

  22.《增值税法》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增值税法》第三十八条:本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很多人问为啥还要等一年,这可是第一大税种啊,不得好好学习嘛,留给你一年的时间慢慢学。而且配套的实施条例还在路上呢,相关的一大堆征管文件还在孕育,让子弹飞一会儿,你先去练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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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9
作者:葛玉御
来源:爱看剧的阿峰

解读《增值税法》逐条浅读

《增值税法》逐条浅读

葛 彧(2024.12.30更新)

  (2024年12月2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9条)

  第二章 税  率 (4条)

  第三章 应纳税额 (9条)

  第四章 税收优惠 (5条)

  第五章 征收管理 (10条)

  第六章 附  则 (1条)

  (合计 38条)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增值税的征收和缴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新增立法目的条款】

  第二条 增值税税收工作应当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新增立法原则条款】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称应税交易),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增值税。

      【注意:《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所称“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自然人>),这里仅列明“包括个体工商户”,未列明包括“其他个人”,并不意味着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称应税交易>,以及进口货物”不在征税范围,应在《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中进一步明确。】

  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强调增值税应税交易的“有偿”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征税对象及其详细解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概念,被并入“服务”,增值税“应税行为”,改称为“应税交易”。】

  第四条 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 ,是指下列情形 :

  (一)销售货物的,货物的起运地或者所在地在境内;

  (二)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的 ,不动产、自然资源所在地在境内;

  (三)销售金融商品的 ,金融商品在境内发行 ,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

  (四)除本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外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 ,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 ,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

      【对“境内”发生应税交易的具体解释】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增值税:

      【与《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相比,“视同销售”的事项少了。意味着下列情形,无需视同应税交易:

  1.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提供服务。

  2.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代销和销售代销货物。

  3.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机构间移送货物用于销售。】

  (一)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本款的“视同应税交易”范围的两条限定:

  1.仅限于“自产或者委托加工”,未包括“购买”。如属“购买”的货物,且已确定用途,是“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在进行用途勾选时,选择“不抵扣”;如属因未确定用途已做“抵扣勾选”,后又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应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2.仅限于“货物”,未包含“提供服务”。】

  (二)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

      【上述(一)(二)款,均未包括“自然人”,也未包括“无偿提供应税服务”】

  (三)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

      【【估计随后出台颁布的《增值税实施条例》,将会对无形资产、金融商品包括的范围内涵做进一步解释。

  1.按照财税[2016]36号文件的规定:

  (1)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实物形态,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包括技术、商标、著作权、商誉、自然资源使用权和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包括基础设施资产经营权、公共事业特许权、配额、经营权<包括特许经营权、连锁经营权、其他经营权>、经销权、分销权、代理权、会员权、席位权、网络游戏虚拟道具、域名、名称权、肖像权、冠名权、转会费等。

  (2)金融商品,包括: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以及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品。)

  2.此外需注意,尽管本条对“视同应税交易”仅正列举了上述三项,但并非之外未被列举的“无偿”行为均不征税。随后颁布的《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应会有按“实质课税原则”所做的相关限定。

  “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适用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强调在税收征管中,对于某种情况不能轻易仅根据其表象或形式确定是否应予课税,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要根据其经济目的和经济生活的实质,判断是否符合课税的要素,以求公平、合理、有效地进行课税。

       实质课税原则,是补充税法漏洞的重要方法和“形式课税原则”的重要补充,并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它允许税务机关根据经济活动的实质进行判断和征税,弥补了税收法定原则在应对复杂经济情况时的不足。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各种税收规避行为,确保税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譬如,以下诸种情形,尽管未被列入“视同应税交易”,但因其会在随后取得其他经济利益<作为投资,会取得股权或投资收益>,或减少应给付义务<将实物分配给股东减少了资金分配债务>,本质上就属于“有偿”而非“无偿”转让货物,故仍应缴纳增值税。否则,会被恶意筹划的风险太大:

  (1)“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2)“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

  (3)不同纳税人之间可能涉及“货物、服务、不动产、无形资产”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相抵或互换”,实质上都属于“应税交易”的范畴。按照“实质课税原则”,均应征收增值税。

       较为典型的,如房地产企业以不动产抵顶其应付建筑企业的“建筑服务工程款”。对房地产企业而言,应按上述第五条第三款“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征收增值税;对建筑企业而言,其提供的建筑服务<未实际取得款项而以不动产抵债,即取得了其他经济利益>,同样应征收增值税,而不应以《增值税法》“视同应税交易”中未列举为由,不申报缴纳增值税。】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应税交易 ,不征收增值税:

  (一)员工为受雇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薪金的服务;

  (二)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三)依照法律规定被征收、征用而取得补偿;

  (四)取得存款利息收入。

      【正列举“不属于应税交易,不征收增值税”的范围,增加了“依照法律规定被征收、征用而取得补偿”,明确其不属于应税交易。

  现行“不征收增值税”的项目,包括天然水、资产重组、代购货物、代收代付资金、不挂钩的财政补贴等大约有25项之多,后续《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及其他配套文件,大概率可能会扩充“不征收增值税”的范围。】

  第七条 增值税为价外税 ,应税交易的销售额不包括增值税税额。增值税税额 ,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交易凭证上单独列明。

      【注意:此处的“交易凭证”,不仅限于发票。】

  第八条 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 ,应当按照一般计税方法 ,通过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计算应纳税额的方式 ,计算缴纳增值税;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条以下两款,即为“另有规定的除外”事项。同时,有待《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及其他配套文件明确:

  1.现行规定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选择简易计税”和财税[2017]58号文件规定的“地基和基础工程”适用简易计税的项目等,归集起来大约共有42项之多,大概率大部分会延续;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可选择简易计税”项目,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变更”的规定。

  3.房地产、建筑业等一般纳税人,对其周期超过36个月的大项目,前期为一般计税<进项税额已抵扣、或留抵税额已退税>,在36个月后是否又可“选择简易计税”、按照3%征收率征税。有恶意筹划风险,相关文件应加以限制。】

  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计税方法 ,计算缴纳增值税。

  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等,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目前,对合作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征收增值税,并不是“从价计征”,更不是增值税的“抵扣制”,而是按实物缴纳增值税、以该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扣除了石油作业用油<气>量和损耗量之后的原油、天然气产量作为计税依据。】

  第九条 本法所称小规模纳税人 ,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五百万元的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 ,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 ,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登记,按照本法规定的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只有小规模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有自由选择是否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选择余地;

  按照现行规定,其超过500万元、但剔除其中“偶然发生”的销售不动产、无形资产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也可以选择不登记一般纳税人。但这一规定对以“销售不动产、无形资产”为主业的小规模纳税人<如房地产企业、商标注册企业等>并不适用。这一规定估计会在《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及其他配套文件中延续和体现。】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可以对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作出调整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

  第二章 税 率

  第十条 增值税税率:

  (一)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进口货物 ,除本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外,税率为百分之十三。

  (二)纳税人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 ,销售不动产 ,转让土地使用权 ,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 ,除本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外 ,税率为百分之九 :

      【在“电信服务”中,仅对“基础电信”适用9%税率,其他未列举的如“增值电信”服务等,均适用6%税率】

  1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2 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

  3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4 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上述正列举范围与现行规定相同无变化,仅是删除了《增值税暂行条例》中的兜底条款:“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避免对其范围的擅自扩大。】

  (三)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除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外 ,税率为百分之六。

      【适用6%税率的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采取“反列举法”表述,简单明瞭。】

  (四)纳税人出口货物 ,税率为零;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是指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如稀土、稀有金属及非金属等货物,不但出口不退税、税率不为零,还可能要征收增值税等。】

  (五)境内单位和个人跨境销售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服务、无形资产 ,税率为零。

      【增值税正式立法后,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因此便删除了“税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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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纳税人发生两项以上应税交易涉及不同税率、征收率的 ,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 ,从高适用税率。

      【“兼营行为”明确了:强调“分别核算”后,分别适用相应的税率、征收率。】

  第十三条 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 ,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

      【“混合销售”不提了,明确按“主业”<主营收入占比判定>适用税率、征收率。主业是否按“销售额占比50%以上”,或按企业登记的主行业判定,《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中会明确,前者的概率大。】

第三章 应纳税额

  第十四条 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 ,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 ,应纳税额为当期销售额乘以征收率。

  进口货物 ,按照本法规定的组成计税价格乘以适用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 ,为关税计税价格加上关税和消费税;国务院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 ,以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委托境内代理人申报缴纳税款的除外。

  扣缴义务人依照本法规定代扣代缴税款的 ,按照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应扣缴税额。

      【明确跨境应税交易的增值税扣缴义务人。此类增值税扣缴,按增值税适用税率扣缴,一般无进项抵扣;扣缴人所扣缴的增值税,凭完税凭证和其他相关资料,可作为扣缴人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第十六条 销项税额 ,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 ,按照销售额乘以本法规定的税率计算的增值税税额。

  进项税额 ,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

  纳税人应当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

      【增值税扣税凭证所包括的类型,会在《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中细化明确。】

  第十七条 销售额 ,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 ,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

      【“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较原对“价外费用”的表述,更全面、准确。】

  第十八条 销售额以人民币计算。纳税人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的 ,应当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第十九条 发生本法第五条规定的视同应税交易以及销售额为非货币形式的 ,纳税人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销售额。

      【新增条款,改变了原对无销售额的“视同销售”由三个方法和优先顺序<1.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2.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3.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视同销售行为销售额的方法,简单易行。】

  第二十条 销售额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无正当理由的 ,税务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销售额。

      【偏低或者偏高且有正当理由的,无需核定销售额。】

  第二十一条 当期进项税额大于当期销项税额的部分,纳税人可以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或者申请退还。

      【“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法律地位提升,具体退税条件、程序和方法,会在《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及其他配套文件中规定和体现。

  删除了《增值税暂行条例》中正列举的“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关内容,估计将会在《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中体现。】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的下列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 :

  (一)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 二 )免征增值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 三 )非正常损失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 四 )购进并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对应的进项税额;

      【不包括“自产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根据不同情况会另有规定。】

  (五)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 项税额;

      【1.贷款利息支出,有望纳入抵扣范围。

企业和社会高度关注的“贷款服务”,在本条中未被纳入“不得抵扣”的范围,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大概率允许抵扣。同时可见国家财力已较为充足,有承担“贷款利息”纳入抵扣的能力,更有望为企业大大减轻增值税负担<且《个人所得税法》中的“个人房贷利息纳入专项附加扣除”,已有先例>。

  2.非“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仍可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足以证明“非直接用于消费”的相关资料,正常予以抵扣<如旅游企业为游客支付的餐费、游览娱乐项目费用、摄影扩印费用等>。】

  (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

      【新增第<五>款内容;“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如不符合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规定的发票、接受虚开的发票等,估计将会在《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中进一步细化列举体现。】

  第四章 税收优惠

  第二十三条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销售额未达到起征点的,免征增值税;达到起征点的,依照本法规定全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前款规定的起征点标准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扩大了起征点的适用对象:由原来的仅适用于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扩大到小规模纳税人。具体标准,在随后国务院颁布《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中发布,并有望大幅提高增值税起征点。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仅适用于个人增值税起征点的幅度为:销售货物的,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300-500元。

  陕西省增值税起征点目前为:按月(季)纳税的,为每月(季)销售额2万元(6万元);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500元。

  【注意】原小微企业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免征增值税<财税[2014]71号,已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废止>及2027年底前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9号>,属于“阶段性销售额免征”优惠政策,不属于增值税起征点调整。推测其理由最少有二:

  一是,起征点调整的权限在国务院,而以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名义先后下发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号和第19号”的月销售额10万元免税文件,发文机关显然不是国务院。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莫非敢随意越权去调整起征点?此2文件肯定国务院已同意。经充分研究考虑后,以此种巧妙的方式下发,可无需取得国务院的授权,多方兼顾、两全其美。

  二是,因其时国际、国内经济大势所需,亟需调整起征点以为小微企业纾困,但起征点适用范围仅限于个人,范围太小。即使国务院调整起征点,也不足以纾解作为安置就业主力军和国家经济重要支撑的广大小微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之困。而选择以小规模“阶段性销售额免征政策”的方式,较之于“起征点调整政策”,涵盖受惠范围更广、免税纾困力度更大,且属于阶段性免征而非长期免征。】

  第二十四条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

      【本条各项免税,基本平移了《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和财税[2016]36号等文件规定。】

  (一)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 ,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二)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

      【在增值税征免划分上,无需区分医疗机构属“盈利性”<应缴企业所得税>或非盈利性<不缴企业所得税>,只需甄别:一是医疗服务项目的“范围”是否为卫生主管部门审批的项目范围;二是医疗服务每个项目的“价格”,是否价格高于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的价格或政府指导价格。

  需要注意的是,医疗机构单独销售的药品<如附设的独立零售药店>、医院附设的制剂车间、制剂室生产药品直接或通过药库对外销售、以及提供的非医疗服务<如医疗美容、物品租用、病例打印、陪护服务、停车费等>,均需要征收增值税。这些将会在《增值税实施条例》及其他相关文件体现。】

  (三)古旧图书 ,自然人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销售“非自己<他人>”使用过的,属于旧货,属自然人销售者,免税;其他应正常征税。】

  (四)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

  (五)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

  (六)由残疾人的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残疾人个人提供的服务;

      【仅限于残疾人本人提供服务,不包括销售货物或其他,也不包括残疾人开公司,由公司提供的服务。残疾人就业,另有对公司的税收优惠规定。】

  (七)托儿所、幼儿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 ,婚姻介绍服务 ,殡葬服务;

  (八)学校提供的学历教育服务 ,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

  (九)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

  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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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国务院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扶持重点产业、鼓励创新创业就业、公益事业捐赠等情形可以制定增值税专项优惠政策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国务院应当对增值税优惠政策适时开展评估、调整。

      【授权国务院制定增值税专项优惠的“减税”政策,但未授权“增税”政策。】

  第二十六条 纳税人兼营增值税优惠项目的 ,应当单独核算增值税优惠项目的销售额;未单独核算的项目 ,不得享受税收优惠。

      【强调“兼营优惠项目”应单独核算,便于税收征管。】

  第二十七条 纳税人可以放弃增值税优惠;放弃优惠的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享受该项税收优惠 ,小规模纳税人除外。

      【明确新增: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放弃优惠<则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放弃期限为36个月。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是否可按单独核算的项目部分放弃、部分享受优惠,有待《增值税实施条例》明确;

  2.小规模纳税人放弃优惠,则不受此限制<每月可部分放弃、部分享受优惠>

  3.对于周期超过36个月、且享受增值税优惠的项目、在一般计税方法下,是否可在36个月后由“放弃增值税优惠”(进项税已抵扣、或进项留抵税额已退税),再变更为“享受增值税优惠”,值得研究,有待后续文件明确。】

  第五章 征收管理

  第二十八条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发生应税交易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据的当日;先开具发票的 ,为开具发票的当日。

      【按照现行文件:财税[2016]36号附件一及财税[2017]58号文件有关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相关规定,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人:

  1.在工程项目开工前,所收到的预收款,尚未产生纳税义务<只需预缴、无需申报>;

  2.在工程项目开工后,所收到的预收款,即已产生纳税义务<既需预缴、还需申报>。】

  ( 二 )发生视同应税交易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完成视同应税交易的当日。

  ( 三 )进口货物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报关进口的当日。

  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日。

      【新增:发生视同应税交易,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完成视同应税交易的当日。】

  第二十九条 增值税纳税地点 ,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

  (一)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纳税人 ,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省级以上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 ,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文件规定的“纳税人在同一地级行政区范围内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不适用《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7号印发)”的规定<即:纳税人不再开具《外管证》进行税收管理,也不再预缴增值税>,大概率会延续,有待后续文件明确。】

  (二)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纳税人 ,应当向其应税交易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未申报纳税的 ,由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 三 )自然人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 ,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 ,提供建筑服务,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自然资源所在地、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四)进口货物的纳税人 ,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地点申报纳税。

  (五)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缴的税款;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在境外的 ,应当向应税交易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缴的税款。

      【新增:自然人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地点。】

  第三十条 增值税的计税期间分别为十日、十五日、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计税期间,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的纳税人,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为一个计税期间的,自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纳税;以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个计税期间的,自次月一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纳税。

  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计税期间和申报纳税期限,依照前两款规定执行。

  纳税人进口货物,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期限申报并缴纳税款。

  第三十一条 纳税人以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个计税期间的,应当自期满之日起五日内预缴税款。

  法律、行政法规对纳税人预缴税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增值税由税务机关征收,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由海关代征。

  海关应当将代征增值税和货物出口报关的信息提供给税务机关。

  个人携带或者寄递进境物品增值税的计征办法由国务院制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明确增值税征收主体和管辖权,明确授权“个人携带或者寄递进境物品增值税的计征办法”的制定机关为国务院而非财政部或海关总署,提高“办法”制定的级次。】

  第三十三条 纳税人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适用零税率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免)税。出口退(免)税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明确“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退(免)税机关,授权制定其具体办法制定部门。】

  第三十四条 纳税人应当依法开具和使用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国家积极推广使用电子发票。

      【首次在税收立法的层面上,明确了增值税电子发票的重要性和法律地位】

  第三十五条 税务机关与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海关、市场监督管理、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部门建立增值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

  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支持、协助税务机关开展增值税征收管理。

      【明确增值税涉税信息共享协作机制,有助于“以数治税”。】

  第三十六条 增值税的征收管理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执行。

  【明确了《征管法》中的相关规定,同样也适用于《增值税法》。】

  第三十七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违章处理条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本法全文中,未见有“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的明确授权,有悖惯例,原因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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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作者:葛彧
来源:税屋

解读增值税立法,转售餐饮服务、贷款服务进项税额抵扣等内容有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于2024年12月2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光光哥最关心的几个内容都有了结果:

  一、购进并转售(非用于直接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了

  《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纳税人的下列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五款规定:

  “(五)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

  直接用于消费的相关服务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非直接用于消费的相关服务的进项税额必然允许抵扣,非常NICE!

  二、贷款服务支付利息的进项税额能否抵扣依然没有明确

  《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纳税人的下列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有一个不允许抵扣的兜底条款:

  “(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

  贷款利息的进项税额是否属于不得抵扣的“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目前尚不明确,需等待进一步解读。

  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成为一个常规性政策,取消了行业限制

  《增值税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期进项税额大于当期销项税额的部分,纳税人可以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或者申请退还。

  同时,《增值税法》的其他几处修订也非常有意义:

  一)《增值税法》将增值税应税劳务,即原本的修理修配劳务重新定义为“服务”

  二)重新定义“混合销售”

  《增值税法》第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

  混合销售业务的适用税率不再依据纳税人的主营业务,而是具体到应税交易项目,更加合理。

  三、对纳税人放弃增值税优惠有了新的规定

  《增值税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纳税人可以放弃增值税优惠;放弃优惠的,在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享受该项税收优惠,小规模纳税人除外。

  该规定有两处变化:

  1、纳税人可以分项选择放弃或者享受税收优惠

  纳税人关于增值税优惠免税权的选择的原规定是:纳税人一经放弃免税权,其生产销售的全部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劳务均应按照适用税率征税,不得选择某一免税项目放弃免税权,也不得根据不同的销售对象选择部分货物或劳务放弃免税权(财税2007年127号第三款)。

  新规定使用了“放弃优惠的,在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享受该项税收优惠”的描述,意味着纳税人可以分项选择放弃或者享受税收优惠。

  2、小规模纳税人可以自由选择放弃或者享受优惠,不受36个月的时间限制,任性

  其实小规模纳税人对于增值税优惠的选择,在近几年的实务中,已经突破了相关规定。

  譬如:国家税务在国家税务总局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范围等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9年8号公告)的解读中就明确提出:为了进一步便利小微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行业的所有小规模纳税人均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受月销售额标准的限制。

  国家税务总局推出的《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热点问答(第十期)》第5问也明确答复: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为购买方就某一笔业务开具3%征收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要就该笔业务按3%征收率申报缴纳增值税。未开具专用发票的其他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仍可以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复工复业增值税减征或免征政策(相关链接:我的天,这也太任性了--我说的是小规模纳税人!)。

  而《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热点问答(第十一期)》第18问对一般纳税人选择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答复是:作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你公司按照8号公告有关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你公司可以就培训服务选择放弃免税,以书面形式提交纳税人放弃免(减)税权声明,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自提交备案资料的次月起,按照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并相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说明的是,一经放弃免税,应就培训服务全部放弃免税,不能以是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区分不同的销售对象分别适用征免税。

  但是,《增值税法》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定义存在着歧义:

  《增值税法》第九条规定:本法所称小规模纳税人,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五百万元的纳税人。

  歧义一:小规模纳税人是不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五百万元“且未认定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纳税人?

  歧义二:规定用了“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的概念,是不是应调整为“连续12个月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不知道上述问题是否会有新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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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作者:张钦光
来源:钦光税道

解读《增值税法》要点评析:基于增值税现代税制的视角

【编者按】《增值税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增值税制度从行政法规迈向法律层面的关键跨越,开启了增值税税制现代化的新篇章。本文从税收法定、税收中性、目的地征税惯例、保护纳税人权利等角度,对《增值税法》多个政策要点进行解析,希望能够加深读者对《增值税法》的理解。

  2024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以下简称《增值税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并公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无疑是我国税收法定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将增值税制度从行政法规层面提升至法律高度,为税收征管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法律基石,为增值税税制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基础。我们根据《增值税法》与现行政策,结合我们对增值税现代税制的理解,对政策要点进行评析。

  一、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适度规范立法授权条款

  《增值税法》将小规模纳税人标准调整、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扶持重点产业、鼓励创新创业就业、公益事业捐赠等情形的增值税专项优惠政策,授权国务院规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对法定免税项目具体标准、增值税扣税凭证、不得抵扣进项税情形、出口退(免)税具体办法等授权国务院规定。同时,取消了非应税交易、视同应税交易范围可由国务院规定其他情形的兜底条款。这些举措通过规范授权条款,既保证了在必要时能够通过合理授权灵活调整税收政策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又有效约束了授权立法行为,防止权力过度扩张,维护了税收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二、税率维持三档不变,税收中性原则尚待加强

  《增值税法》维持现行13%、9%、6%三档税率不变。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除另有规定外,税率为13%;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农产品等货物,除另有规定外,税率为9%;销售其他服务、无形资产,税率为6%。从全球实践看,各国通行实行两档税率的做法;从理论上看,减少税率档次有利于保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更好地促进资源配置。

  然而,我国增值税税率目前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考虑到加计抵扣等政策影响后实际税率更低),低于OECD的非加权平均口径19.3%的税率,按照我国税负只减不增的改革思路,如果继续简并为两档,除了技术难度外,还会对我国的税收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压力较大,在直接税比重提高较难和地方税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进一步简并税率可能存在较大的现实约束。《增值税法》仍保留三档税率不变的做法不失为当前阶段的一种务实安排,但长期来看仍有待按照税收中性原则进一步简并。

  《增值税法》明确增值税征收率为3%,未体现目前销售和出租不动产、劳务派遣等适用的征收率5%。原适用5%征收率的应税交易有望降低至3%,但也可能通过实施条例及配套文件另行规定。

  三、 目的地征税原则有所体现,符合增值税国际惯例

  《增值税法》第四条对何为“境内发生应税交易”作出规定,其中在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除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销售金融商品外),指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相比较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36号文”)中“销售方或购买方在境内”的规定,删除了“购买方在境内”的表述,引入了“在境内消费”的表述,更突出了消费地征税的概念。

  36号文第十二条用“购买方或销售方在境内”来定义在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虽然也有部分包含了消费国征税的立法精神,但强调购买方和销售方主体导致了接近于属人原则的过于广泛的口径,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不同观点。36号文第十三条排除了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等情形,可以有效避免与外国增值税征税权的冲突。

  2015年OECD颁布了《国际增值税/货物及服务税指南》(OECD International VAT/GST Guidelines),将其作为将增值税、货物及服务税适用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首选国际标准,受到各国的欢迎和采纳。该指南设定了增值税中性标准,以及对跨境服务销售(B2B)和最终消费者(B2C)的基于目的地征税(destination-based taxation)的税收标准。《增值税法》的表述较现行政策更准确地体现了消费地征税的意图,更符合国际上跨境服务增值税目的地征税原则。但对于“在境内消费”的判断标准,有待实施条例和配套文件的明确。

  四、调整增值税进销项范围并增加留抵退税选择权,有助于保护纳税人权益

       (一)缩减视同销售的范围

      《增值税法》明确规定了视同应税交易的范围仅包括三类: (1)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2)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

  (3)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

  现行增值税政策中的代销、跨县(市)异地移送、投资、分配、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等视同销售货物以及无偿提供服务视同销售服务,在《增值税法》中都未明确按项目正列举。与《增值税法》草案二审稿相比,也删除了授权条款。

  笔者认为,视同销售正列举项目的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以前视同销售货物或服务的项目在增值税法立法实施后不用视同销售处理,部分本来就属于有偿交易的项目未列举为视同应税交易,体现了更加准确的“视同应税交易”概念界定。例如,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可以理解为有偿销售货物和投资两项行为,不需要对符合增值税应税交易的有偿应税交易进行不必要的视同销售处理。

  “无偿提供服务”的增值税处理,仍有待观察。《增值税法》未将“无偿提供服务”列入“视同应税交易”的范畴,若此类服务均无需视同销售,对关联方无偿资金拆借、无偿租赁等有显著影响。在现行政策下,无偿资金拆借需要视同销售,构成“集团内单位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的可以享受免税政策。若“无偿提供服务”无需视同应税交易,则关联企业无偿资金拆借不再需要判断是否满足免税条件,而不需缴纳增值税。同时,关联方之间无租使用房屋也无需再视同销售处理。建议保持对后续实施条例、配套文件相关内容的密切关注。

  跨县(市)异地移送货物用于销售,不再明确进行视同销售处理,有助于降低纳税人的制度性遵从成本,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二)缩减不得抵扣进项税项目范围

  《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中,不得抵扣进项的项目中不再包括“购进贷款服务”,从立法层面删除该规定,意味着未来纳税人的贷款利息支出可抵扣进项税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是否转化为现实,以及具体如何规定尚需实施条例及配套文件予以明确。

  金融业营改增后,购进贷款服务支付利息是否可以抵扣相应进项税额,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许多国家对金融业并不征收增值税,也不存在计提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抵扣的问题。未来如果允许抵扣利息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则目前金融机构贷款服务收入缴纳的增值税将在贷款使用环节得到抵扣,可以减轻使用贷款的单位和个人的增值税负担,体现税收中性原则。从全社会角度看,相当于国家少征收了相当于现行贷款业务增值税规模的税收,有利于推动降低全社会特别是企业单位的融资成本。

  此外,将“购进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不得抵扣的范围,限定在“直接用于消费”的情形,即如果购买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是与纳税人自身从事的应税交易直接相关,在取得专票后也可以进行进项税抵扣,例如企业外购餐饮服务用于举办商务活动,而非直接进入消费环节,就可以进行进项税抵扣。但实务中如何佐证购进的上述服务是否“直接用于消费”,可能容易产生争议,纳税人需与税务机关充分沟通,并留存证明资料。 (三)完善留抵退税政策,增加自主选择权

  《增值税法》吸收了近年来留抵退税改革成果,并在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基础上,对留抵退税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该法律第二十一条明确赋予纳税人自主选择留抵税额处理方式的权利,即可以选择将税额结转至下一期继续抵扣或者申请退税,这有助于充分保护纳税人的税收权利。此项选择权需“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因此具体操作细节还需持续关注国务院的配套文件。

  五、调整部分规定,增值税税制更加科学合理

       (一)混合销售按照交易主业适用税率和征收率

  混合销售,《增值税法》第十三条明确“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现行36号文的规定,实操中通常根据纳税人的主业来确定适用税率征收率,而《增值税法》是从交易层面判断“主要业务”,需根据具体交易具体分析,更符合交易实质,更能体现税收政策的公平性。

       (二)视同应税交易将市场价格放在优先地位

      《增值税法》第十九条规定,发生视同应税交易以及销售额为非货币形式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销售额。与现行政策中按照纳税人近期同类平均价格、其他纳税人近期同类平均价格、组成计税价格的顺序确定相比,将市场价格放在优先地位可以使销售价格更加公允。对于缺少活跃市场或者没有公开市场价格的,是否仍沿用原来的规则,我们可以继续关注。

  小结

  《增值税法》总体上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将暂行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上升为法律,同时,其在现行政策基础上作出的延续、完善和调整,体现出落实税收法定、税收中性有待改善、目的地征税原则符合国际惯例、保障纳税人税收权利、完善税制等特点。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方面,规范授权条款,平衡政策灵活性与权威性。税率上维持三档不变,虽有其现实考量,但在税收中性改进方面暂未取得明显突破。“在境内消费”体现目的地征税,更契合国际标准,但判断标准有待明确。视同销售范围缩减,但 “无偿提供服务”等处理仍需后续文件明确。不得抵扣进项税项目范围变化,尤其贷款服务相关规定调整意义重大且需关注实施细则。留抵退税政策完善,赋予纳税人自主选择权。混合销售按照交易主业判断适用税率和征收率,更贴合交易实质。总体而言,《增值税法》在诸多方面为增值税税制现代化奠定基础,但后续仍需关注相关配套文件以明确具体规定。

附:《增值税法》与《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税[2016]36号文的条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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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作者:许一丹-吴小强-赵玥
来源:华政税务

解读《增值税法》相对现行税制的重要变化及其影响

前言

  2024年12月2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简称“《增值税法》”),确定《增值税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最高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第一次实现了法律效力层级意义上的税收法定。

  总体而言,本次《增值税法》立法仍然是确认式立法,即整体主要是在确认《增值税暂行条例》(简称“原条例”)等现行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在修订和完善规则时存在诸多亮点和革新,也新增了部分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对其中的重要变化和影响进行初步的宏观评析。同时,由于部分规定表述较为概括和抽象,在出台实施条例等进一步规则明确前,实操中可能引起税企争议,本文也将抛出潜在争议点进行初步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限于目前颁布的《增值税法》法律文本,并假设本着税收法定原则,后续出台的下位法、细化规定等在重大方面不会改变基于《增值税法》目前法律文本的认知。但基于现实交易的复杂性和征纳诉求的多样性,不能排除后续下位法、细化规定对目前的法律文本做出一定实质性灵活调整的可能性,只不过在下述全面收缩授权立法的基础上,这种可能性似乎有所限缩。

  此外,本文只是作者速速浏览法律文本后第一时间想法的分享,一如过往,对有必要展开讨论的要点,敬请期待我们后续的分析文章。

  先说两句“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增值税法》的立法进程已持续五年之久。自我们2019年12月作为行业参与者参加中国法学会组织的《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以来,我们已先后针对征求意见稿、草案一审稿、二审稿撰写了多个版本的立法建议,并先后通过全国人大官网线上公开征求意见、全国人大虹桥街道立法联系点和法学、税收学相关研究组织等渠道持续参与立法过程,也欣喜得看到我们提出的多项建议被反映到了从最初的征求意见稿到三审稿之前的修改变化当中(特别是第一条引入了立法目的,以及第十六条第二款进项税额的定义中“与应税交易相关的”几个字终于被删掉了,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草案)》条文修改建议》 一文)。

  草案进入三审之际,“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再次被强调,并成为三审稿相对二审稿修改的主要方面。这方面的修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法际协调,如增值税法与关税法的关系;二是对必要授权立法的加强备案审查;三是限缩了授权立法的范围和层级。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这是税收立法的进步,但对于上述第三类而言,我们对未来的实际法律运行效果的确定性存在疑虑——限缩授权立法在提高法律明确性、确定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因应行业、市场需要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将受到限制,2016年全面营改增以来在增值税领域从特定行业或业务模式的特殊税务处理规则,到留抵退税等普适性基础制度,多方面的补丁式、试验性政策在整体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增值税法仍遗留有诸多争议议题时,未来国务院和财税主管部门该如何运用各类规则因应实践问题值得考虑,相应的程序性难度应该需要预先的判定和安排。实际上,立法的刚性需要以税制的完善、改革探索成果的验证为前提,未来如何继续协调平衡增值税税制完善的需要和“法定”的稳定性,其实是值得关注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最终通过的法案在此方面部分保留了灵活处理方式:一是对一部分必要的调整,诸如扣额法(差额计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法等,未来或许可以借助保留的税收优惠授权立法来完成;二是如利息进项税额能否抵扣问题,保留了授权立法的兜底条款,留有进一步斟酌后在下位法中去做决定的余地。但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征收率如果还有必要设定不同档次,那么未来的实践如何与法律文本进行衔接,非常值得探讨。

  重要变化一:保护纳税人权益写入立法目的

  《增值税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增值税的征收和缴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作为法律人,我们在历次税收立法中坚持呼吁税收法律要规定立法目的,因为在法律适用当中遇有规定不明确或制度供给不足时,立法目的至少能够为法律解释适用指引一个方向。本次增值税立法,使《增值税法》成为我国现行税种实体法(不包括《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第三部引入立法目的条款的法律(前面两个是《环境保护税法》和《关税法》),以及第二部将保护纳税人权益写入立法目的的法律(前面只有《关税法》写了),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当然,如果跟《关税法》比较,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少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半句话。

  重要变化二:“销售金融商品”是否属于“在境内发生”,具有新的判断标准

  现行财税[2016]36号文对 “销售金融商品”是否属于“在境内发生”没有单独界定,与“销售服务”适用同一标准,即“销售方或购买方在境内”,但不包括“境外单位或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增值税法》第四条对“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的界定标准进行了明确,并将“销售金融商品”从一般的应税服务中拎出,进行单独界定。新的界定标准为,“金融商品在境内发行”的,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的,均属于“在境内发生”的销售金融商品。

  新的界定标准下,部分原本有争议的涉外金融商品转让交易是否属于我国增值税法管辖范围,有了相对从前更清晰的答案。以境内主体转让红筹架构下在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开曼公司股票为例,转让方为境外主体、受让方为境内主体情况下,按照新法规定将直接判定为非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应税交易,不征收中国增值税,而无需再探讨这一金融商品转让是否属于“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

  需要强调的是,《增值税法》构建了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在这一体系下:

  ♦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包括了进口和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应税交易两大类型;

  ♦其中,“应税交易”包括了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应税交易”属于增值税征税对象的前提是“在境内发生”;

  ♦在境内发生的应税交易适用《增值税法》的最终税务处理结果,可能是征税,也可能是免税或适用零税率(货物或服务的出口退税),取决于《增值税法》规定的免税及零税率的适用条件。

  换言之,《增值税法》第四条解决的是本法的管辖权范围问题,即一项交易是否适用本法,至于适用的结果,不一定必然是征税。例如,就某些属于在境内发生的销售金融商品,如人民币基金向境外投资者销售境外上市开曼公司股票,虽属于在境内发生的应税交易,但取决于后续对跨境应税服务免税、零税率具体规则的调整,或仍可能不产生实际的增值税税负。对此,我们仍然对未来在规则体系下进一步完善境内境外的划分,适时引入“目的地原则”从而有效促进服务出口有所期待。

  有关红筹架构下境外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是否属于在境内发生的销售金融商品,在新法与现行法下不同的理解和法律适用,详见我们此前发表的《《增值税法草案》对于人民币基金的红筹持股结构的潜在影响》一文。

  重要变化三:“视同销售”范围缩窄

  《增值税法》第五条是对原有“视同销售”概念的规定(新法下称为“视同应税交易”)。相对于原来《暂行条例》和36号文中广泛存在的视同销售,视同应税交易的范围大幅收窄,且没有授权下位法进行补充。

  1. 跨县市移送货物不再“视同销售”

  《增值税法》不再将此前被视同销售的跨县(市)移送货物列入视同应税交易,即《增值税法》生效后,同一法人公司不同总分机构间、分支机构间进行的跨县(市)移送货物,无需缴纳增值税。

  举例说明,A公司在上海松江区设立总公司主要负责研发和销售,同时在杭州市设立杭州分公司主要负责生产制造事项,杭州分公司独立核算增值税。《增值税法》未生效前,杭州分公司将生产货物移送到上海总公司时,需向上海总公司开具13%增值税专票并缴纳增值税,上海总公司取得专票后可抵扣进项税额。

  虽然从整体上看,A公司不会产生额外的增值税负担,但难免会复杂化企业财务税务管理流程。例如,北京的合并方吸收合并上海的被合并方,被合并方的设备在合并方又由北京合并方在上海的分公司使用,在原有视同销售规则下,除合并的一般增值税税务处理外,还需考虑相关设备在税法上是直接归属于合并方上海分公司了,还是先归属于合并方本身,再由合并方移送到上海分公司。

  当然,复杂化带来的收益也是有的,对纳税人而言,总分机构单独作为增值税纳税申报单位时,解决了受移送方有销项无进项可抵扣的问题;对税务机关而言,解决了移送方所在地税局给予了抵扣权但未收到销项税收入的问题。这也是这一视同销售规则当初被引入的目的所在。

  相应的,这一条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反过来看,如果A公司不是总分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的纳税人,则《增值税法》生效后,A公司需要关注的是,如果货物的生产成本对应的进项税额确认在了杭州分公司,上海总公司销售货物时需缴纳销项税额,没有了移送环节的一道视同应税交易和发票开具,增值税结转能否进行、交易和发票处理对所得税和会计处理有何影响。

  2. 其他原有“视同销售”未列明于“视同应税交易”范围

  相较原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将货物用于投资、分配这两类原有的“视同销售”在新法下也未被列入“视同应税交易”的范围。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此二类行为排除在应税交易之外,由此会导致抵扣链条中断的问题与跨县市移送类似;二是此二类行为无需“视同”,从民法角度看本就与转让具有相同性质,当然属于应税交易。我们认为,如果站在更宽维度的法秩序统一角度看,后一种理解更具合理性。

  此外,无偿提供服务也未被列入“视同应税交易”,或能实现规定层面与征管实践层面的统一。由此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是,关联方之间的无偿资金拆借也可以从根本上解除不满足免税条件的税务风险,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重要变化七”中结合贷款服务的相关变化一并讨论。但是,这一点的最终结论可能还需要留给对后续下位法、细则规定及征管实践的进一步观察,比如,无偿提供会否被认定为销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从而转由第二十条价格核定进行调整(尽管严格意义上讲无偿提供与应税交易的对价有偿性之间的冲突必须由视同应税交易规则弥合后才有探讨“销售额”的基础)? 

重要变化四:“不属于应税交易”情形可能引发争议

  《增值税法》第六条专门规定了几类“不属于应税交易”的情形,原条例中是没有此类专门的“反向规定”的。我们理解,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征税”这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意涵,第四条和第五条已经明确何种情形属于或者视同应税交易,不属于该等条款规定的情形即均不属于应税交易,第六条应只属于释明性规定,即本条列出的四款情形明确不征收增值税,除本条列举的四款情形外的其他不属于第四条和第五条的情形,原则上也应按照“不征收增值税”处理。

  然而实践中,由于第五条没有兜底条款,考虑基层税务机关灵活解释适用税法的能力和承担不征税执法风险的能力,可以预见未来难免产生税企争议,纳税人自身需要从《增值税法》规则体系和原理等角度,积极开展解释和沟通。

  对此,还有个长期的争议事项,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13号规定的整体业务转让究竟是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还是免税优惠。13号公告及36号文均作不属于征税范围处理,但本次立法并未将其纳入第六条的列举范围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不能将第六条作穷尽式列举解读的必要性,但在未来的征纳实践中不排除会引发争议。就此,欢迎参阅我们此前的专题讨论文章《整体资产转让的增值税问题研究:原理、规则和实践》。

  重要变化五:5%征收率未在法条中体现

  本次立法过程中,税率简并、三档并两档的期待一度很高。虽然税率并档暂未实现,但《增值税法》生效后,根据第十一条规定,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增值税征收率仅保留3%。如果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在《增值税法》未授权、按照《立法法》也不应授权下位法对税率、征收率作出调整的情况下,原适用5%征收率的劳务派遣服务、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销售不动产、不动产租赁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等应税交易应当归并入3%一档征收率,相应税负将会降低。如果对征收率没有后续调整,那么相关纳税人需在事项明确后关注征收率转换的衔接、过渡安排,并就征收率降低后释放的税收利益的分配与上下游交易对方之间做好有效约定,避免产生民事争议。

  重要变化六:销售额明显偏高也将调整

  《增值税法》第二十条对于调整销售额情形,新增“销售额明显偏高”的情形,以此避免纳税人通过故意提高销售价格,在关联方之间不合理调配利用留抵退税或即征即退等优惠的方式,实现不正当的获取税收利益的目的。事实上,价格明显偏高的调整在实践中早有先例,对应关联交易的调整本来也应当准许公允交易原则进行。对此,增值税法仍然未明确对销售额调整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估计有待于征管法的进一步完善。

  我们理解,这一举措也传递出一个信号,即除了简单行使价格核定权之外,未来税务机关可能会进一步采用更丰富的反避税工具,实质性加强对增值税领域避税安排的监管。相应地,企业也应当更加关注交易及相关税务安排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重要变化七:法条未对贷款服务进项税额可否抵扣作出直接规定

  《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不得进行进项抵扣的情形未直接包含“贷款服务”,如果下位法不做补充规定,则似可理解为贷款或者融资利息的增值税将可以抵扣,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借款成本。由于“贷款服务”这一增值税税目的涵盖范围极其宽泛,涉及集团现金池、融资融券、票据贴现、融资性售后回租、转贷等多种业务,更普适于一切有“保本收益”的金融商品或资管计划,从这一角度讲,《增值税法》的这一变化可能是影响整个大金融市场的。

  不能排除的一个可能是,贷款服务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规定还是会通过第(六)款的授权规定“回归”,或可能通过不得开具专票的发票管理规定变相维持。对此,笔者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金融增值随的金额巨大,如果进行政策调整其效用不小,没有理由在没有任何政策层面铺垫的情况下进行调整。但无论如何,基于对法律本身的规则理解,在有限篇幅内,本文还是选取以下角度,提示贷款服务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假设成立情况下的影响。

  1. 关联方资金拆借无需再担心是否构成“统借统还”或“集团”

  关联方之间的无偿资金拆借是商业实践的常态,但受限于36号文无偿提供服务应“视同销售”的规定,除构成“统借统还”或“集团内单位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有特殊规定外,一般的无偿资金拆借也会产生增值税税负,且由于购入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由此产生的关联方内部增值税税负是实际税负成本。

  如果《增值税法》将无偿提供服务从视同应税交易中剔除,理解为增值税法允许企业间进行无偿交易行为而不做调整,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关联企业间无偿拆借可能产生增值税税负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便集团内部的资金拆借(包括资金池安排)是约定有利息对价的,如果根据前述理解,购入贷款服务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况下,也不会给集团整体带来实质性增值税成本。这将极大促进体系内的资金流转效率(对此,是否未来还有行业差异的考量,比如对房地产企业的限制,也需要观察)。

  2. 供应链金融ABS中保理的税务处理模式选择或发生变化

  在折价受让应收账款的供应链金融业务中,保理公司从供应商处以对价100受让账面价值110的对核心企业应收账款,后又以101对价转让给资产支持计划,如每一环节的应收账款转让按贷款服务征税,由于购进的贷款服务不能抵扣进项,保理公司往往面临仅赚取了1的利息差额,却要按全额利息10缴纳增值税的困境。为实现按差额缴纳增值税的目的,实践中,部分地区支持保理公司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税目进行税务处理,并由此导致保理公司在相关地区“扎堆”设立,不断积累合规风险。

  《增值税法》生效后,上述链条上的供应商、保理公司如均可抵扣贷款利息进项税额,则按“金融商品转让”或“贷款服务”征税的政策差异对保理公司而言敏感性将有所降低,且后者或将更具优势,因在“金融商品转让”模式下,寻求保理服务的供应商如果需要确认融资费用,会面临无法就折价部分获取发票的问题,在购进贷款服务可抵扣进项的情况下,缺少全额利息发票对供应商的影响将从单纯影响所得税变为所得税、增值税的双重影响,市场或将因此改变保理商增值税处理方式的选择。

  3. 资管计划中各类“保本收益”安排的敏感性或将降低

  各类资产管理计划结构层层嵌套,各层级增信措施、差额补足等安排纷繁复杂,很可能在某一层级甚至各个层级存在或实质性构成“保本收益”安排,进而应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在现行规则下,由于购进贷款服务不能抵扣进项,为避免贷款服务增值税影响投资收益或融资成本,投资人、资管计划管理人通常会竭力避免各类增信措施被认定为存在“保本收益”,这也是当前实践中普遍容易引起税企争议的事项。

  而一旦构进贷款服务可抵扣进项,在增值税税负可以沿着流转链条顺利向下游、最终消费者转嫁的情况下,相应税负将不再构成实质影响融资成本或投资收益的因素,届时,各类增信措施是否导致构成“保本收益”的敏感性或将降低。

  4. 企业应更加关注贷款服务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虚开风险

  由于此前贷款服务进项发票不能抵扣增值税,除融资租赁外,贷款服务发票仅影响企业所得税。而《增值税法》生效后,贷款服务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同时作为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触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刑事风险显著提升。因此,企业应当在享受该税收利好政策的同时,充分重视“贷款服务”利息发票开具和抵扣的合规性,特别是在复杂的融资安排中,因担保等增信措施导致投资方被认定取得“保本收益”而产生贷款服务增值税纳税义务的情况下,投资方应区分实际融资主体和履行增信担保责任的主体,确保发票的开票方、受票方与被认定的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出借方和借款人保持一致,避免虚开风险。

  重要变化八: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娱乐服务或有进项抵扣的空间

  除贷款服务外,《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对36号文规定的购进不可抵扣进项税额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也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限定词,可理解为,只有当购进的上述三项服务是直接被用于消费的情况下,才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我们理解,这一变化强调了进项税额以“应抵尽抵”为原则,只有与购进商品的纳税人自身从事的应税交易不相关而直接进入消费环节的进项才不予抵扣。根据这一规定,今后对于能够充分、合理证明是为营业目的而发生的交易将更容易抵扣,例如咖啡券的流转,企业为商务宴请购入的整体餐饮服务等,抵扣相应进项税额应更加能够获得支持。当然,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和证明是否“直接用于消费”,可能仍然容易产生争议,纳税人需关注如何合理制作和留存有关的支持性证据材料。

  重要变化九:留抵退税,纳税人有自主选择权但需按规定

  《增值税法》第二十一条对留抵退税作出了规定,明确确立了纳税人在可以适用留抵退税的情况下,有权自主选择退税还是结转今后留抵。联想到2022年度大规模推广留抵退税与“倒查三年”带给市场的深刻印象,相信这一新增条款对按需落实留抵退税政策而言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不过,相较于二审稿,最终通过的《增值税法》某种程度上回踩了一下这个难能可贵的选择权,增加了“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的限缩。

  重要变化十:法律赋予税务机关跨部门协作权利

  《增值税法》第三十五条通过法律规定进一步赋予税务机关可以请求其他机关、部门相互配合工作的权利,为税收征管提供更多信息来源和助力。结合这一新增规定,再结合近期公开征求意见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在“金税四期”的大背景下,可以预见增值税的税收征管将更加精准高效。对于企业而言,也应当更加注重业务和交易的合规性,调整税务合规管理思维与“数据治税”的新税收征管趋势相匹配,避免利用信息不透明、不对称进行的避税安排,有效降低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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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作者:叶永青-王一骁-刘璐瑶
来源:菜花来了

解读一表打尽《增值税法》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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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作者:老牛
来源:牛眼看税

解读《增值税法》“三十而立” 我国第一大税种迈入法治新阶段

前言

  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国增值税体系正式确立,并在过去三十年中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和完善:2009年,增值税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2012年,开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2016年,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2017年,简化税率;2018年,进一步深化改革。2024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以下简称“《增值税法》”)在先后三次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和凝聚共识修改完善后,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后,正式对外发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不仅标志着增值税制度在“而立之年”正式迈入法治化新阶段,也是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这些关键改革历程充分体现了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对促进经济发展和优化税制结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来看,2023年国内增值税收入(不含进口环节增值税1)为人民币69,332亿元,约占税收收入总额人民币181,129亿元的38%2,凸显其在我国税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增值税法》的颁布是我国税收法定进程的又一重大成就。截至2024年12月,我国18个税种中已有14个完成立法,税收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增值税完成立法攻坚战,将进一步推动良法善治的实现,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更加具有确定性和透明度的税收环境。

  《增值税法》分为总则、税率、应纳税额、税收优惠、征收管理、附则六个章节,共三十八条。在迎接《增值税法》问世之际,我们将梳理其在制度设计上的创新与完善,总结其与国际实践的接轨情况。同时,也从实践的角度,探讨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政策点和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期待在后续颁布的增值税法条例明确的相关技术细节。

三档税率延续现行税制框架

  《增值税法》总体上保持了现行税制框架,在税率设置方面延续了现行三档税率体系:税率为13%、9%和6%。其中,13%适用于销售货物、进口货物等一般项目;9%适用于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等服务,以及水、气、图书等特定货物;6%主要适用于现代服务业等。同时,《增值税法》中明确简易计税方法适用于3%的征收率3。

  现行增值税法规下,对于中外合作油(气)田按合同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征收率为5%。对此,《增值税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等,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意味着该领域现行5%的征收率政策将继续按国务院规定执行。

  除上述情形外,在现行增值税法规体系下还存在适用5%征收率的特殊情形,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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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适用的5%征收率并未在《增值税法》的层面明确。后续实施条例有望对相关征收率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这一立法技术是从法律层面明确征收率为3%,但同时考虑现有政策的过渡和延续,或意味着对现有应税交易适用征收率政策的清理和优化。

制度创新与完善

  从上述税率体系的总体延续性可以看出,增值税立法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通过对具体条款的对比可见,《增值税法》在延续现行增值税制度框架:包括《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以及《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等相关政策的同时,在多个方面与国际最佳实践接轨,体现了增值税制度的持续完善和进步。

  1、税收法定,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增值税法》充分体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要求:

  首先,第一条规定,“为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增值税的征收和缴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增值税法》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以下简称“《关税法》”)后,成为我国现行税种实体法中第三部引入立法目的条款的法律,有助于征纳双方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理解和适用法律。

  其次,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方面,《增值税法》删除了多处关于授权国务院规定的兜底条款,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税率、税收优惠等基本要素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提升了税收制度的确定性和权威性。

  再次,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增值税法》作出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

  ►对免税项目进行规范整合。在《暂行条例》以及36号文的基础上,《增值税法》对免税项目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避孕药品和用具”等项目,使免税政策更加规范统一。

  ►明确国务院制定专项优惠政策的范围和程序。授权国务院可以针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扶持重点产业、鼓励创新创业就业、公益事业捐赠等特定情形制定增值税专项优惠政策,但需要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新增要求国务院应当对增值税优惠政策适时开展评估、调整,建立了优惠政策的评估机制。

  ►在法律层面明确了优惠政策的执行要求。规定了纳税人兼营增值税优惠项目必须单独核算的要求,以及一般纳税人放弃优惠后三十六个月内不得再次享受的限制,进一步规范了优惠政策的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立法过程的二审稿中曾删除了“三十六个月内不得再次享受”的限制性规定,但最终文本仍保留了这一要求,以进一步规范优惠政策的执行。

2、应税交易范围

      《增值税法》将《暂行条例》中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并入服务类别,并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界定了销售行为的实质,即“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现行增值税法规与《增值税法》中具体表述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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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调整既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又保持了中国特色:一方面,采用“应税交易”的表述以及将劳务并入服务类别,与国际上普遍将增值税征收范围划分为“货物”和“服务”两大类的趋势一致;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增值税制度的实际情况,保留了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单独税目,体现了我国增值税税制设计特点。

  3、跨境交易的消费地原则

      《增值税法》进一步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增值税指南和国际最佳实践接轨,对跨境交易在现行增值税法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更好地实施了“消费地原则”,具体更新内容包括:

  ►明确规定“除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以及销售金融商品外,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这意味着,对服务和无形资产交易以“境内消费”作为首要判定标准,不再沿用现行规定中“提供的应税劳务发生在境内”或“销售方、购买方在境内”等具有营业税时代特点的表述。

  ►根据我国增值税税制特点,新增了金融商品交易相关规定,以发行地或销售方作为判定标准。

  现行增值税法规与《增值税法》中具体条款表述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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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调整既明确了不同类型交易的征税规则,有助于规范跨境交易征管,也更符合国际增值税惯例。

  4、优化销售额的定义

      《增值税法》对于销售额的定义拓展了价款的涵盖范围,将实操中富有争议的“价外费用”概念废除,同时明确将“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纳入价款范畴,并增加“与之相关”的要求,强化了交易与对价之间的关联性。

  《增值税法》进一步规定,当视同应税交易以及销售额为非货币形式时,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销售额,也与国际增值税法规的惯例一致。现行规定与《增值税法》中具体表述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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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增值税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额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销售额。这一增值税法的反避税条款与现行规定相比,增加了偏高且无正当理由的情形,更加合理和全面。

  5、进项抵扣

     《暂行条例》对“进项税额”的表述为“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增值税法审议稿曾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与应税交易相关”的限定条件,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此改动可能导致企业发生的难以明确归属到某一特定应税交易的费用相应进项不可抵扣。后续的立法审议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各界反馈,《增值税法》最终删除了 “与应税交易相关”这一限定条件,维持了与《暂行条例》基本一致的表述,即将“进项税额”定义为“纳税人购进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这一修改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业界关切的回应,也有利于提高税收政策的确定性、可预见性以及纳税人的遵从度。

  6、不可抵扣的进项税

       与36号文相比,《增值税法》对于进项税抵扣的规定作出了多项重要调整,具体包括:

  ►《增值税法》删除36号文中“购进的贷款服务”不得抵扣的限制性规定,这一调整为后续配套文件完善金融服务领域的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规定出台预留出政策空间。

  ►对于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增值税法》增加“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范围限定。换言之,企业购买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用于应税目的或转售,不在限定条件之内,企业需要在未来留存相关材料证明相关费用的用途。

  另外,《增值税法》删除了“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表述。这条属于我国增值税税制下的优惠政策,现改为“对应的”进项税额,具体影响下文进行详细分析。现行规定与《增值税法》中具体表述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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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留抵退税制度

      《增值税法》第二十一条首次将留抵退税制度上升至法律层面,并允许纳税人可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选择继续抵扣或申请退还,既增强了制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为后续实施条例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据。

  值得肯定的是在增值税法律层面不限定特定行业,赋予纳税人选择权,有助于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也与国际增值税最佳实践接轨,当然业界也有预期相关部门在实施层面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范围调整。

  现行增值税法规与《增值税法》中具体表述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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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与《关税法》的衔接问题

      为确保实践过程中进出口环节征管的有效衔接,《增值税法》对相关征管规定作出了进一步完善:

  ►纳税人进口货物,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期限申报并缴纳税款。

  ►进口货物的纳税人,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地点申报纳税。

  ►海关应当将代征增值税和货物出口报关的信息提供给税务机关。

  上述规定有利于完善进出口环节增值税征管程序,也为提升税收征管效能、防范税收风险提供了法律保障。

  9、增值税涉税信息共享

       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与海关等部门建立增值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支持、协助税务机关开展增值税征收管理。

  结合近期公开征求意见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在“以数治税”的大背景下,风险管理和分析将更精准,增值税征管将更高效。

关键政策点及潜在影响

  对比《增值税法》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36号文等现行增值税政策内容,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要点,并期待在后续颁布的条例明确相关技术点:

  1、关于“混合销售”与“兼营”的定义及二者的区别

      “混合销售”与“兼营”一直是我国增值税税制和征管实践中的难点之一。从现行规定到《增值税法》的具体变化,可以通过以下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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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增值税规定中“混合销售”的本质是一项应税交易,而“兼营”的本质是两项以上应税交易(即多项应税交易),这构成了二者最大的差异。

  然而,如何判断一项业务是一项交易还是多项交易,目前在《增值税法》以及现行法规中尚未给出清晰的指引。实践中,税务机关主要根据交易各组成部分是否缺一不可、不可分割进行判断。通常情况下,一项交易是销售方基于一份合同或订单进行的,所有组成部分密不可分,缺少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无法实现交易目标。交易为整体报价,各部分价格不分别核算。然而,在实操过程中,征纳双方需要深入交流业务实质以避免混淆及错误,判定难度较大。

  2、视同应税交易

      《增值税法》对视同应税交易的规定进行了重要调整,体现了税制的现代化发展方向:

  ►规则简化与重构

  《增值税法》将现行增值税法规规定的情形精简为三种基本情形,即: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货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金融产品的无偿转让,删除了“无偿提供服务”视同销售的条款,与二审稿相比,增值税法同时删除兜底条款。这些修改无疑是纳税人喜闻乐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法》未将现行规定中的代销、跨县市机构移送、对外投资、向股东分配及无偿提供服务等情形直接列入视同应税交易范围,但新增“无偿转让金融商品”作为正列举情形。这些未直接列举情形的具体适用规则,有待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建议相关企业密切关注后续配套文件的出台,及时评估可能带来的影响。

  ►制度设计更趋合理

  《增值税法》删除36号文中“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的规定。这一修改源于实践遇到的挑战。首先,“公益事业”范围很难界定清晰,可能引发争议;其次,企业的公益捐赠往往需要通过具有公益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而不是直接以社会公众为对象,因此删除相关表述有积极意义。具体规定或在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现行规定与《增值税法》中具体表述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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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征税收入

       现行增值税法规中规定的不征收增值税情形范围较广,而《增值税法》将不征税情形明确为四类:员工为受雇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薪金的服务;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依照法律规定被征收、征用而取得补偿;取得存款利息收入。《增值税法》未保留兜底条款。

  与36号文相比,保险赔付、资产重组中的特定转让行为等均未被列入不征税收入范围。这些未被列入的情形的具体处理规则,需要在后续实施条例中进一步明确。现行规定与《增值税法》中具体表述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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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同时用于应税交易和免税交易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进项税抵扣问题

       根据现行增值税法规,如果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同时用于一般计税项目和简易计税、免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其进项税额可以全额抵扣。

  但《增值税法》中删除了这一我国增值税税制下特有的优惠规定,倘若借鉴国际增值税经验来按照资本货物制度管理相关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等,则需要在条例中明确是否按照销售额比例等因素分摊无法明确划分用途的进项税额,更需要明确相关过渡政策以确保新旧资产增值税处理的合理衔接。

  5、关于交易凭证

      《增值税法》中首次明文规定在交易凭证上应当单独列明增值税税额。现行规定与《增值税法》中具体表述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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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易凭证上单独列明增值税税额的规定有助于企业和消费者理解增值税是价外税的原理,明确纳税人仅承担代征义务,最终税负由消费者承担。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其他法律法规并未对交易凭证做出明确界定,在实践中交易凭证可能包含账单、发票、订单、合同等多种形式。这一规定对日常交易频繁且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B2C行业,如零售业、餐饮业等可能带来特殊挑战,建议相关企业密切关注后续配套条例中的进一步规定,适时作出符合商业实践的安排和衔接。

  6、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的扣缴义务人

      《增值税法》也对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的扣缴规定做出了重要调整,一方面规定以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另一方面规定“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委托境内代理人申报缴纳税款的除外”,相比《暂行条例》而言更加简洁明确,同时也为特殊情况的处理预留了空间。(具体表述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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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中,跨境应税服务的情况往往较为复杂,购买方需要和境外单位配合来履行扣缴义务。而在某些复杂的跨境交易中,购买方可能缺乏必要信息而无法准确扣缴。如在金融业的福费廷4业务下,境内银行将客户贴现的信用证转让至境外银行。由于境外银行可能持有信用证后再次转让,因此对于境外银行获取的利息金额,境内银行并不具备计算扣缴额所需的相关信息,无法为其扣缴增值税。

  因此,期待后续实施条例和配套文件中能针对特殊情况给予更加明确的操作指引。

专业护航,共建政策实施方案

  《增值税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但其有效落地仍需要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撑。配套政策的制定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的合规成本、利润水平乃至经营决策,我们间接税服务团队密切关注业界反馈,积极与政策制定部门保持沟通,及时反馈在《增值税法》的实施和实施条例起草过程中需要明确的问题。

  我们期待与企业深入交流,共同为《增值税法》及其配套政策的顺利落地献计献策。如贵公司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与我们沟通。


  欢迎您继续阅读关于《增值税法》条款与现行规定的详细对照。

  注:

       1. 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共计19485亿元,进口环节增值税数额未单独公布。

       2.2023年财政收支情况,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2/content_6929621.htm

       3. 根据现行政策,简易征税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以及选择部分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一般纳税人,部分交易适用5%征收率。至2027年底,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4.福费廷是银行根据客户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要求,对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做出付款承诺后,对应收款进行无追索权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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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作者:
来源:安永EY

解读增值税法VS暂行条例VS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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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作者:
来源:华税

解读增值税法的8个关键变化

一、征税范围描述

  增值税法第三条所规定的征税范围包括: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这里没有提到劳务(加工、修理修配),把劳务全部并到服务中,实现了和企业所得税口径统一。

  二、对销售服务的判定不考虑发生地原则

  增值税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

  这条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劳务发生地原则不同,如境内A公司在境内接受向境外B公司支付咨询费,B公司在境外远程给A公司提供服务。劳务发生地完全在境外,但消费地在中国境内,B公司属于增值税纳税人,需要缴纳增值税(A公司向B公司付费代扣代缴),但不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同时,这条也厘清了财税[2016]36号文的一个困惑。36号文附件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不属于在境内销售服务,也就无需缴纳增值税。但该条款在实务中争议较大。

  增值税法的发布,彻底把这个困惑厘清,2025年即便不执行增值税法,实务中基本也都会按这个原则操作。

  三、无偿提供服务不视同销售

  增值税法第五条关于视同销售的规定中,只列举了纳税人无偿转让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和金融商品要按视同销售处理,没有列举纳税人对外无偿提供服务的情形。

  难道无偿提供服务真的不用按视同销售处理了?

  单看这个法律,确实如此。但还不能过早下结论。大家还是要静待后续的政策,看看是否有更具体规定。

  四、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法定,同时赋予调整规则

  增值税法第九条将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界定为年销售额不超过500万元。但这个数不是固定不变的。若经济发展需要,赋予了国务院可以对该标准进行调整的权限,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

  五、简易计税征收率统一为3%

  现行政策对于简易计税的征收率有3%和5%(小规模纳税人出租不动产等)两档,在增值税法第十一条中,将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征收率统一规定为3%。

  六、进项税大于销项税可随时申请退税

  现行政策中,若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大于当期销项税额,基本都是留待后期抵扣。

  增值税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大于当期销项税额的部分,可以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也可以选择申请直接退还。

  七、特定情形购买餐饮服务也可以抵扣进项税

  现行政策下,一般纳税人取得餐饮服务发票,即便是专用发票(实务中可能开不出来),如果不是用于直接消费,也无法抵扣。

  如物业公司(一般纳税人,下同)将食堂外包给餐饮公司,餐饮公司给物业公司开具餐饮服务专票,物业公司(有餐饮经营范围)再给消费者开具餐饮发票。物业公司取得的餐饮服务发票并不是直接消费,但在实务中也无法抵扣。

  按照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物业公司取得上述餐饮服务发票,就可以正常抵扣。

  八、对小规模增值税纳税人设置起征点

  按照增值税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销售额未达到起征点的,免征增值税。

  这就意味着,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必须设定起征点(一般纳税人没有这个优惠),而不是像以前,需要的时候才设。

  目前的起征点标准是每月10万元(每季度30万元),未来的标准是多少,由国务院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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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作者:
来源:张海涛财税政策解析

解读新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对比的十六条变化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精神,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2月25日表决通过了增值税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2024年1-11月,国内增值税收入61237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161922亿元的37.82%。随着增值税法的正式发布,我国现行18个税种中已有14个税种制定了法律,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税收收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取得重大进展。

  本文深入解读新《增值税法》与《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件)等增值税政策中的核心条款与变化要点,助力财税人员准确理解和合规应用新法,有效规避增值税涉税风险,顺利实现税务遵从。

  本次增值税法从总体上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在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的基础上,将增值税的法律级次由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从立法角度明确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纳税人、税率、应纳税额、税收优惠和征收管理等事项。主要变化要点如下:

  1、进一步明确了征税对象:

  《增值税法》规定的“销售服务”范围包括了《增值税暂行条例》中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销售服务”。明确了纳税人容易混淆的概念。

  2、明确了境内交易的范围:

  《增值税法》明确了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的四种情形,具体包括:销售货物的,货物的起运地或者所在地在境内;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的,不动产、自然资源所在地在境内;销售金融商品的,金融商品在境内发行,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这一变化适应了跨境贸易的发展。比如日益增多的转口贸易,中国境内的企业从境外A国购买货物后直接销售给境外B国,货物的起运地或者所在地均在境外,根据《增值税法》的规定很容易就判断出该笔交易不属于在境内发生的应税交易,不需要在境内缴纳增值税。

  3、增值税“视同应税交易”的变化:

  《增值税法》将 “视同销售”行为改为“视同应税交易”行为。一是将增值税政策中营改增前八项 “视同销售”及营改增政策中的三项“视同销售”行为合并为“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三项“视同应税交易”行为。二是删除了“货物代销、销售代销货物、货物在总分机构之间移送、将货物进行投资、将货物分配给股东、视同销售服务”。三是增加了“无偿转让金融商品”的视同应税交易行为。上述改变意味着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提供其他应税服务项目的,将不再视同应税交易缴纳增值税,也会有效的减少税企之间关于“视同销售服务”的税企争议和矛盾,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

  4、整合了不征收增值税项目:

  《增值税法》将36号文件中的“四项非经营活动”和“五项不征收增值税项目”整合为四种不征增值税项目,并增加了“依照法律规定被征收、征用而取得补偿”的不征增值税项目。

  5、明确了增值税为价外税:

  《增值税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增值税为价外税,应税交易的销售额不包括增值税税额。增值税税额,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交易凭证上单独列明。

  6、将征收率统一为3%:

  《增值税法》规定,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征收率为百分之三。取消了36号文件中的5%征收率,大幅降低了简易计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7、明确了“混合销售”的判断标准:

  《增值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改变了增值税政策中按照纳税人的主营业务判断混合销售适用税率或征收率的方法。实务中如何判断一项业务是一项交易还是多项交易,目前尚未给出清晰的判断标准。建议纳税人还是尽可能按照不同税率、征收率分别核算,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税务风险。

  8、改变了销售额明显偏低或者偏高的处理方法:

  《增值税法》规定,销售额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销售额。取消了《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等三种方法进行纳税调整。将《增值税法》中程序性规定纳入到《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统一管理,与其他税种保持一致。

  9、扩大了留抵退税的范围:

  《增值税法》规定,当期进项税额大于当期销项税额的部分,纳税人可以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或者申请退还。取消了增值税政策中的特定行业、一定比例等各种限定条件。同时,纳税人可以选择结转下期或者申请退还,赋予了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10、不得抵扣项目发生变化:

  《增值税法》强调了“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非正常损失项目等五种情况下”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其实质为应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才可以抵扣。

  11、增加了贷款服务抵扣进项税额的规定:

  《增值税法》在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项目中删除了“贷款服务”项目,同时增加了“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规定。改变了贷款服务项目不得抵扣进项的规定,对于纳税人的影响巨大。根据2023年末全国本外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57.07万亿元和按照5%利率测算的利息约9万亿,影响增值税金额约5400亿。具体的落实还需国务院后续出台相关规定。

  12、大幅度精简了免征增值税项目:

  《增值税法》规定了八种免征增值税项目,相比《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七种免税项目和36号文件规定的四十种免税项目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

  13、取消了立法授权条款:

  《增值税法》删掉了《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税率的调整、准予抵扣的项目和扣除率的调整、增值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的条款。

  14、增值税计税期间发生了变化:

  《增值税法》将纳税期限修改为计税期间,即每隔固定时间汇总一次纳税义务的时间。新的计税期间分别为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增值税法》删掉了“1日、3日和5日”三个纳税期间。减少了纳税人申报频次,降低了纳税人的纳税申报负担。

  15、增加了电子发票的规定:

  《增值税法》规定,增值税发票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体现了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关于“稳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和“基本实现发票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要求。

  16、增加了税收工作配合机制的规定:

  税收征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协调税务部门与涉税各方主体力量。《增值税法》明确了税务机关与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海关、市场监督管理、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部门建立增值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将构建起党政领导、税务主责、部门合作、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税收共治大格局。

  增值税法出台后,将为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和管理增值税提供更加稳定的法律依据,为纳税人依法纳税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标志着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又迈出了铿锵有力、极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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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作者:
来源:天职国际

解读解读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

编者按:2024年12月20日至2025年1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就《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规定》征求意见稿由税务总局会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起草,旨在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信息,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下一步拟提请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将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及平台内的经营者、从业人员产生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华税结合常年对互联网平台经营发展的观察与总结,对《规定》予以解读并提出若干修改建议。

  01、《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主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规模持续扩大。由于平台企业依托互联网技术,为众多经营者、从业人员提供场所和渠道,开拓了海量用户,形成了巨量的数据和信息,为税收监管和税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发生了一些电子商务企业、网络主播不履行纳税义务或者偷逃税的现象。为此,2018年通过的《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平台的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及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作出重要指示和意见;同时自2022年以来,天津、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5省市税务机关开展网络销售、网络直播等互联网平台企业按季报送涉税信息试点。在此基础上,税务总局及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出了此次《规定》征求意见稿,主要涵盖了8个方面的内容:

  (一)报送主体

  《规定》第二条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是指通过互联网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经营业务,供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销售货物和无形资产、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据此,互联网平台企业具备如下特征:

  首先,经营业务为“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其次,经营目的是供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销售货物和无形资产、提供服务、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其三,经营特点是依托互联网;其四,经营主体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二)平台企业的报告义务

  根据《规定》第三条,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后30日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应当自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30日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即互联网平台企业首先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自身的信息,纳入到主管税务机关的管理范围之内。报告内容为:平台域名、业务类型、相关运营主体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名称等信息。

  本条规定是优化税收监管,加强平台履行报送义务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本条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对于已经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平台信息,是否可以从工信部分同步传递有关信息,加强信息化管理,减轻平台的报告义务;第二,对于无需取得、或者尚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其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的范围不明确,是否与《规定》第二条重合亦不明确;第三,平台企业未履行报告义务的,没有对应的法律责任。

  (三)平台企业报送经营者、从业人员涉税信息的义务

  《规定》第五至七条对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义务作了细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1.经营者、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

  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根据经营者、从业人员是否作市场主体登记报送不同的信息。如果已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如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公司、合伙企业等,应当报送经营者的名称(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实际经营地址、用户(店铺)唯一标识码、用户(店铺)名称、专业服务机构标识、网址链接等信息。

  如果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即身份为自然人,应当报送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用户(店铺)唯一标识码、用户(店铺)名称、网址链接等信息。

  报送时间:按季度报送,每季度终了的次月纳税申报期内,即第1、4、7、10月的纳税申报期内。

  2.经营者、从业人员的收入信息

  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包括销售货物、无形资产的取得的收入;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取得的收入。

  报送时间:按季度报送,每季度终了的次月纳税申报期内,即第1、4、7、10月的纳税申报期内。

  3.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涉税信息

  除上述常规报送信息外,对于税务机关依法开展涉税风险应对、税务检查时需要获取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合同订单、交易明细、资金账户、支付金额、物流等涉税信息”,互联网平台企业仍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要求的期限、方式和内容进一步如实提供。

  本条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七条“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之规定予以衔接,实质上是对税务机关的检查权在互联网平台领域进行了细化。

  (四)免予报送的情形

  《规定》第八条规定,部分经营者、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平台企业可以免予报送,又包括三类情形:

  1.代扣代缴、代办申报信息不再报送

  互联网平台企业已按照规定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等涉税事项时,已填报了涉税信息,此类信息税务机关已经掌握,无需再报送。

  2.其他部门已提供的数据不再报送

  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与税务部门共享的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互联网平台企业也无需重复报送。

  3.特定行业领域的信息免予报送

  平台内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信息,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不报送。

  (五)税务机关的服务措施

  《规定》第九条明确列举了税务机关为报送主体提供的服务类型和内容,涵盖信息、技术和咨询等多重领域,旨在从主客观疏通涉税信息报送的障碍。

  (六)信息保存与保密义务

  《规定》第十条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负有规范保存和保密义务。

  (七)保证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义务

  《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对所报送涉税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本条规定制定的初衷是确保互联网平台企业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其获取的信息,避免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按照要求收集、提供平台经营者、从业人员的信息而用虚假信息交差,或者与平台经营者、从业人员联合起来提供虚假信息,帮助他人偷逃税。

  但本条的不足在于,未明确要求是平台企业对其获取的、监测的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的信息负责。如果出现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采取“刷单”等手段欺骗平台,导致平台收集的信息失实,不应由平台对此类失实数据负责。

  (八)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规定,平台未按照本规定报送涉税信息的,须承担责令限期改正、罚款甚至是责令停业整顿等法律责任。罚款金额为: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而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本条与《电子商务法》第八十条第(二)项衔接。但需注意的是,《电子商务法》仅规制电子商务平台,而此次《规定》设立的处罚事项规制所有互联网平平台,实质上较《电子商务法》有所扩大。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为实施法律,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拟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行政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具体到《规定》本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其中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的处罚属于具体执行《电子商务法》的规定,涉及电子商务平台以外的平台则属于补充设定法律未作出行政法的规定,应当履行广泛听取意见的程序。

  02、《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主要亮点

  此次《规定》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扩展了互联网平台的范围,细化了报送信息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平台企业的负担,明确了平台企业的法律责任。具体有如下5处亮点:

  (一)扩大了报送主体的范围,涵盖了网络直播等平台

  《规定》第二条较《电子商务法》规定的范围有所扩大。《电子商务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同时规定“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本法。”但《规定》没有局限于电子商务平台的范围,也没有采纳《电子商务法》将金融、新闻、音视频节目、出版及文化产品予以排除的规定,意味着提供新闻、音视频、文化产品的诸多互联网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将被纳入到管理范围内。可见此次《规定》并非完全是对《电子商务法》的下位执行,而是对电子商务平台在内的所有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规范。

  《规定》第二条的主要影响在于囊括了网络直播平台。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崛起,用户规模持续扩大,市场规模不断增长,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直播电商成为一大亮点,带动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催生了一批高收入的网络直播从业人员。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多起网络直播从业人员偷逃税的典型案例,彰显了国家对整治网络直播涉税乱象、加强税收监管的决心。

  (二)明确并细化了报送信息的范围,具备可操作性

  《规定》第5至7条细化了平台企业报送信息的范围,包括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具备如下特点:

  第一,主要强调提供收入总额信息,主要原因在于平台企业通常会提供支付系统,能够掌握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收入信息,或者扣减平台提成或服务费用后的销售或收入净额,但是无法掌握经营者、从业人员的支出与成本;

  第二,明确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包括“经营收入、劳务收入、佣金收入、打赏收入、广告收入及其他收入”,覆盖了一切可能的收入形式,能够避免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转换收入形式规避报送义务;

  第三,按季度报送涉税信息,是考虑到一部分经营者本身系企业,已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因此报送涉税信息的主要作用是比对纳税申报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因此无需按月报送信息。

  上述规定较《电子商务法》的宽泛、抽象的规定,更具备可行性,有利于在实践中执行。

  (三)避免重复报送信息,减轻了平台的负担

  由于互联网平台企业面向众多不特定的经营者、从业人员,具有集聚效应。且越是头部平台企业,其入驻平台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数量越多,因此报送义务必然会为平台带来了工作负担。为此,必须明确一个免予报送的排除范围。此次《规定》确定的免予报送的范围,能够较好地减轻平台负担。

  对于第一类互联网平台企业已经为从业人员办理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或者代办申报的,可以不再报送相关涉税信息,是考虑到许多平台尤其是直播平台、视频平台上的从业人员多为自然人,而非企业单位。根据《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1号)的规定,除自然人取得经营所得收入以外,自然人取得其他税目的收入时,向该自然人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因此,平台在支付从业人员工资、劳务费用时,应当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对于此类信息税务机关已经掌握,因此不必重复报送。第二类其他部门共享收入信息的与此类似。

  (四)特定行业免予报送,重点监管高收入群体

  此次《规定》特别将“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从报送义务范围中予以排除,赋予其豁免报送的权利。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的解释,是考虑到:“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的平台内从业人员,在扣除减除费用和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后,也基本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仅需缴纳少量税款。正因为如此,外卖员、快递员、家政人员、网约车司机、网络货运司机等人员的收入信息,按《规定》要求可不报送。”也即考虑到相关行业的收入普遍有限,多数不纳税或者纳税较少。因此,此次《规定》出台的主要目的还是对高收入的电子商务、网络直播经营者、从业人员予以监管,维护税收公平原则。

  (五)强调税务机关应当提供对应服务,便利信息报送

  随着电商、网络直播、社交、视频、博客等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头部平台均吸纳了巨额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同时,由于在平台上开展经营活动的门槛低,许多自然人消费者也存在转化为从业人员的趋势,进一步扩大了平台企业报送义务的范围和群体。因此,需要税务机关提供相应的信息网络技术服务,才能保证平台企业可以每季度报送有关数据,否则许多平台可能客观上没有能力采集并汇总相关数据。

  03、《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修改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就《规定》的部分不足之处提出如下修改建议:

  (一)限制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范围,避免范围过泛

  修改范围:《规定》第二条

  修改建议: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仅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文章、广播等方面的服务,不适用本规定。”

  修改理由:《规定》第二条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范围,是通过两个层面来确定的:第一个层面是平台企业应当具备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的能力,这是对平台本身的要求;第二个层面是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应当依托于平台,开展销售货物和无形资产、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这是对经营者、从业人员的要求。

  但是,仅有上述规制,尚嫌宽泛,容易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的有关服务均纳入其中,例如文章发布、问答平台、音频播客平台。随着此类平台的发展,平台为符合条件的账号提供了“打赏”或者有偿服务、销售的功能,从而使得此类平台不再是过去无偿的信息发布平台,也变成有偿的网络交易活动,从而存在被纳入到管理范围的可能。但从市场来看,仅文字、新闻、问答、音频播客,不足以为从业人员带来高额的收入,其获益相对有限,无法与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相提并论,而从事此类文章写作、音频播客发布的从业人员数量又较视频、直播人员更多,从而导致平台的报送义务过重,应当参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予以排除。

  (二)限制“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的范围

  修改范围:《规定》第三条

  修改建议:将“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应当自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30日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告。”修改为“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应当自从事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互联网平台经营业务30日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修改理由:《规定》草案第三条规定,企业即使未办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但是已经开展了有关互联网经营业务,也应当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自身信息,方便税务机关管理。但是,互联网经营业务的范围过宽,不仅包括互联网平台企业,也包括其他不涉及平台的业务如网页浏览、信息发布等。因此,不应将所有互联网经营业务都纳入到报告义务中,应当予以限制。

  (三)协调平台与经营者、从业人员所在地不一致的问题

  修改范围:《规定》第九条

  修改建议:新增一款,作为第二款:“税务机关应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将涉税信息传递给经营者、从业人员的主管税务机关。”

  修改理由:《规定》要求平台企业将所有涉税信息报送给平台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但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则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受平台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管辖,而是受其当地有管辖权的税务机关管理。因此,必须建立对应的信息共享和传递机制,否则即使收集了相关涉税信息,也无法发挥对应的作用。

  (四)增加按照年收入总额划定排除范围的规定

  修改范围:《规定》第八条第一款

  修改建议:将“对平台内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信息可不报送。”修改为:“对平台内年收入总额不超过12万元,或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信息可不报送。”

  修改理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提出,之所以豁免配送、运输、家政等行业,是因为其年收入总额普遍较低,多数从业人员无需纳税或者纳税较少。但是,考虑到许多平台内从业人员的收入亦较低,例如底部直播、视频从业人员,其数量巨大但收入未超过12万元,应当予以豁免,进一步减轻平台的报送义务。

  (五)增加因经营者责任导致报送信息失实的责任豁免制度

  修改范围:《规定》第十一条

  修改建议: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因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的责任,导致涉税信息失实的,由经营者、从业人员承担法律责任。”

  修改理由:从实际操作流程来看,互联网平台企业仅能对其监测、收集的涉税信息负责,而无法对该涉税信息客观上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负责。如果因平台内经营者弄虚作假,例如绕过平台私下收款,或者“刷单”虚增收入和成本等,平台因监管能力有限,无法识别,则该责任不应由平台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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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3
作者:
来源:华税

解读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须在年度终了后汇总清算 总分机构应缴税款如何分摊计算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一般称之为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实行汇总纳税的企业,需要在年度终了后进行汇总清算,即总分机构企业根据统一计算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抵减总机构、分支机构当年已就地分期预缴的企业所得税款后,多退少补。时值年末,不少跨地区经营企业开始进行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的准备工作。那么,企业具体如何汇总纳税?本文以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为例进行说明。

  汇总纳税总体思路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制发的《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2]40号发布)明确,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范围的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其中,统一计算,是指居民企业应统一计算包括各个不具有法人资格营业机构在内的企业全部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分级管理,是指居民企业总机构、分支机构,分别由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属地进行监督和管理;就地预缴,是指居民企业总机构、分支机构,应按税收政策规定的比例分别就地按月或者按季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汇总清算,是指在年度终了后,总分机构企业根据统一计算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抵减总机构、分支机构当年已就地分期预缴的企业所得税款后,多退少补;财政调库,是指财政部定期将缴入中央总金库的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待分配收入,按照核定的系数调整至地方国库。

  实务操作重点事项

  根据财预[2012]40号文件,税务总局制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号发布,以下简称57号公告)进一步明确具体操作办法。在汇总纳税过程中,企业应重点关注税款分摊主体、总分机构税款分摊计算、税款预缴和汇算清缴等事项。

  税款分摊主体方面,总机构和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二级分支机构,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二级分支机构,是指汇总纳税企业依法设立并领取非法人营业执照(登记证书),且总机构对其财务、业务、人员等直接进行统一核算和管理的分支机构。其中,符合特殊情形的,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税:一是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在当地不缴纳增值税的产品售后服务、内部研发、仓储等汇总纳税企业内部辅助性的二级分支机构;二是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三是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二级分支机构;四是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此外,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之日所属企业所得税预缴期间起,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总分机构税款分摊计算方面,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汇总计算的企业所得税,50%由总机构缴纳,50%在各分支机构间分摊,由各分支机构在本地缴纳。分摊时,按照上年度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计算各分支机构分摊所得税款的比例,三个因素的权重依次为0.35、0.35和0.30。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其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统一计入二级分支机构。

  在预缴和汇算清缴时,总机构应将本期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的50%部分,在每月或季度终了后15日内或年度终了之日起5个月内就地申报缴纳。总机构应将本期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的另外50%部分,按照各分支机构应分摊的比例,在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分摊,并及时通知到各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应在每月或季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或年度终了之日起5个月内,就其分摊的所得税额就地申报缴纳。

  需要提醒的是,分支机构在纳税申报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进行月(季)度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申报,一般情况下分支机构只需填写该表第21行“分支机构本期分摊比例”、第22行“分支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享受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免优惠政策的,还需要同时填报第23行“本年累计应减免金额”和第24行“实际应补(退)所得税额”。

  税款分摊具体案例

  甲制造企业2022年在浙江省杭州市成立;2023年在温州市设立A分公司,在宁波市设立B分公司,甲制造企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2024年按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并在嘉兴市设立C分公司。根据财预〔2012〕40号文件、57号公告规定,2024年需要就地分摊缴税的为A分公司和B分公司,C分公司无须就地申报和缴纳企业所得税。

  以甲制造企业第一季度税款分摊为例,假设甲制造企业2024年第一季度实际利润额400万元,不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2023年A分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00万元、职工薪酬为50万元、资产总额为2000万元;B分公司的营业收入为300万元、职工薪酬为650万元、资产总额为3000万元。

  那么,A分公司分摊比例为[100÷(100+300)]×0.35+[50÷(50+650)]×0.35+[2000÷(2000+3000)]×0.30=0.2325;B分公司分摊比例为[300÷(100+300)]×0.35+[650÷(50+650)]×0.35+[3000÷(2000+3000)]×0.30=0.7675。

  2024年第一季度甲制造企业应纳税款400×25%=100(万元),总机构应纳税款100×50%=50(万元),A分公司分摊所得税款100×50%×0.2325=11.625(万元),B分公司分摊所得税款100×50%×0.7675=38.3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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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1
作者:何冰
来源:中国税务报

解读购置新房:需要缴纳哪些税?

一揽子增量政策密集推出后,11月典型城市开盘去化率年内首次突破四成,一二手房成交规模均创年内新高。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市房地产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深圳市11月一二手住宅总网签成交超1.5万套。其中,新房住宅网签8076套,环比上升94.5%,创近46个月以来新高。随着利好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楼市持续回暖,那么纳税人购置一手住宅需要缴纳哪些税?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购买住房

  一般来说,居民个人购买住房的,涉及契税和印花税。

  对于印花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3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3号)相关规定,对个人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

  对于契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23号),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即2024年12月1日前,购房者原则上应遵照上述规定执行。需要注意的是,深圳市作为特殊城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之一,对于改善性住宅并无特殊税收优惠政策。也就是说,2024年12月1日前,在深圳市购买第二套改善性住房,契税应按一般税率而非优惠税率计征。

  为支持房地产市场企稳回暖,近期出台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16号,以下简称16号公告)明确,自2024年12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同时,16号公告明确,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四个城市,可以与全国其他地区适用统一的家庭第二套住房契税优惠政策,即无论首套还是二套,140平方米以下契税税率均为1%。

  举例来说,2024年11月,深圳的张先生计划购买家庭第一套住房,前往深圳市龙岗区某新开发的楼盘看房。据销售人员介绍,该小区提供88平方米、115平方米、145平方米三种户型,张先生看中了115平方米的户型,总价为400万元(不含增值税)。在看房过程中,销售人员向张先生介绍了国家新出台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并帮助其计算需要缴纳的契税。假设张先生选择购买115平方米的户型,如果根据财税〔2016〕23号文件,需要缴纳的契税为400×1.5%=6(万元);如果张先生符合适用16号公告的情况,则可以按1%的税率缴纳契税,需要缴纳的税款为400×1%=4(万元)。

  购买非住房

  非住房一般是指商铺、写字楼、厂房、车位等非居住用途建筑,对于个人购买非住房的,涉及的税种为契税和印花税。其中,契税税率为3%—5%,印花税税率为0.05%。购房者如果是小微企业且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3号)条件的,可以享受印花税减半的优惠政策。

  举例来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配建车位车库与商品房同步销售的通知》发布后,广州市商品房项目配建车位车库销售可以按规定与商品房销售同步实施。王女士购买广州市白云区某小区120平方米的新房及15平方米的车位共计300万元。其中,新房价格为290万元(不含增值税),车位价格为10万元(不含增值税)。当王女士询问税款问题时,房产中介人员回复,王女士购买的新房和车位需缴纳契税额为:300×1%=3(万元)。

  然而,这种将住房和非住房混淆计算的做法是错误的。在房产交易中,常常会遇到住房和车位一起销售的情况,对于既涉及普通住房,又涉及非住宅的交易情形,《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3号)第二条明确规定,房屋附属设施(包括停车位、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顶层阁楼、储藏室及其他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同一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并适用与房屋相同的税率;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不同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并按当地确定的适用税率计税。

  也就是说,王女士如果购买的车位和住房登记在同一不动产权证上,且对应唯一的不动产单元号,则车位的契税税率与房屋相同,均按照1%的税率缴纳契税,税款为3万元;如果车位和住房分别对应不同的不动产单元号,则应分别确定计税依据和税率,此时王女士需要缴纳的契税为290×1%+10×3%=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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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0
作者:罗广州
来源:中国税务报

解读偶然所得的性质廓清及其课税规则更新

一、问题的提出

  《个人所得税法》在2018年修订后,关于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征管的两方面问题越发明显地呈现出来。一者,偶然所得因其内涵相对模糊,外延较为广泛,某种程度上取代“其他所得”,成为新的具有兜底性质的税目。比如,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4号),即有三类原属于“其他所得”的收入项目被转至“偶然所得”项下。此外,实践中也有税务机关从兜底条款的性质理解偶然所得,从而引发行政诉讼。显而易见的是,此间存在不当扩张税基的风险,削弱了制度革新的进步价值。二者,2018年修法后仅有偶然所得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不得作任何扣除。事实上,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常被视作孳息,由于本金无损耗,是以全部收益都可被认为是“纯”收益,不作税前扣除并无不当。但就偶然所得而言,其未必无须任何成本投入,特别是在某些不易定性的收入类型可能被归入其项下的背景下,很多收入所对应的成本颇高,不允许其作任何扣除而直接计征个人所得税,有违税收公平的基本原则。

  二、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偶然所得是个人所得税的九大税目之一,但其自身存在着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税负不公的制度瑕疵。

  (一)偶然所得的内涵不清

  《个人所得税法》仅将偶然所得作为一项税目提出,未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既枚举了最为典型的偶然所得,即得奖、中奖、中彩,也在“以及”后用兜底方式保留了将不属于得奖、中奖、中彩的收入囊括进来的可能性。此间存在两个问题有待廓清:一者,是否所有的得奖、中奖和中彩收入,除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外,俱应作为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二者,相关条文将偶然所得解释为“偶然性质的所得”,实际上是同义重复,那么,何种情况下的所得方才称得上是偶然性质?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中奖和中彩通常可被理解为射幸行为,收入的获取确有较大的偶然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中奖被解释为:“奖券等的号码跟抽签等所得号码相同,可以获得奖金或奖品。”从这一定义不难感知随机性是其基本特征。同时,《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录“得奖”词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得奖和中奖并列提出,言下之意是二者具有差异:前者受纳税人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更大,最终能否获得收入与纳税人付出努力的程度和质量有较强关联,比如运动员能在竞赛中得奖进而获得奖金,同其日复一日的训练显然不能分开;后者的客观随机性更为明显,纳税人主观方面的努力与取得收入这一结果之间当然也有关联,比如某人持续大量购买彩票,有朝一日中奖的概率就比偶尔、少量购买彩票者更大,然则此种关联的强度是有限的。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想要准确把握偶然所得的核心意涵,理解何谓“偶然”至关重要,若不正面阐释“偶然”的定义,无论怎样解释都无法明晰偶然所得的内涵与外延。《现代汉语词典》将“偶然”解释为:“事理上不一定要发生而发生的;超出一般规律(跟“必然”相对)。”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这种反向排除的概念界定方法并不理想。依照这种界定,由于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处在一个极广泛的区间(必定发生和必定不发生之间)内,就意味着因偶然事件所获偶然所得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里面涵盖了性质不同的许多具体类型的收入,其内涵还是模糊的。作为偶然所得的核心范畴,“偶然性质的所得”本身无法精确界定,自然意味着性质各异的许多收入类型都可以被归入偶然所得项下。这一方面使偶然所得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某些兜底性质,另一方面也易诱发税负失衡和税收不公平——若是不同收入类型差异较大,适用统一的计税规则无法考虑这些因素时,形式上一视同仁的实质是削足适履。本文在后面还会涉及该点。

  (二)偶然所得的外延不明

  如前文所述,偶然所得的内涵本就不甚明晰,容易诱发实践中收入归类时的难题,而该税目与其他税目难以准确界分的现实加剧了前述情况。概括地讲,其他八项税目中与偶然所得易产生交叉的主要是劳务报酬所得。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劳务报酬所得是个人从事劳务取得的所得。该条还具体枚举了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装潢等在内的多种劳务类型。劳动报酬和劳务报酬的区别在于纳税人是否从任职或受雇单位取得收入,但若遵循该思路,劳务报酬所得和偶然所得存在颇多共同点。比如,劳务所得的支付方是非任职或受雇单位,偶然所得的支付方大部分也是非任职或受雇单位;又如,劳务报酬所得多为一次性收入而不可期待持续获取,偶然所得也正是如此。理论上,或许可将劳务报酬所得和偶然所得的区别理解为:劳务报酬所得是纳税人积极从事特定活动而获得的收入,且在纳税人实施相关行为后,获得收入是大概率事件;偶然所得则是无须纳税人积极从事特定活动即可获得的收入,或是纳税人虽有积极作为,但能否获得收入尚有较高不确定性。但必须指出,以上界分本身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甚至可能诱发新的问题。举例来讲,得奖收入被《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列为典型的偶然所得,许多体育运动员在参加比赛后会获得数额不菲的奖金,若依前文的界分思路,能否认为,高水平运动员参加比赛获奖系大概率事件,而普通运动员获奖则殊为不易,因而后者的奖金才属于偶然所得?很显然,这种理解不合理,但其不仅反映出前述界分思路存在不足,更说明偶然所得本就是一个不确定性概念,以致试图解释清楚本就是难以实现的。

  (三)偶然所得的税负不公

  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规则的适用可能诱致两方面的税负不公。以下从内外部视角分述之。

  以内部视角观之,以个人付出的努力程度为区分标准,偶然所得中的得奖与中奖、中彩有着明显的异质性。现行法将得奖、中奖、中彩同置于偶然所得项下,是从“没有对价”的角度来把握偶然所得,这也符合学术界对偶然所得的通常认知,但纵使均无对价,需要纳税人付出相当程度的努力才能获取的得奖收入和不需付出太多努力即可获取的中奖、中彩收入,性质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该处的“努力”也会表现为一定成本的付出。这样一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均不作任何扣除,对付出了成本的纳税人显然不利。进言之,当个人的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得奖概率时,得奖与否的偶然性就相对淡化,仍将其作为偶然所得是否合意有待商榷。即便依旧将其纳入偶然所得项下,考虑到纳税人为取得该笔收入付出良多,对这部分成本予以扣除也颇为必要。

  以外部视角观之,有无劳动关系是所获奖金适用不同计税规则的分类依据。比如,员工在单位举行的技能或文体比赛中获奖,奖金应被归入劳动报酬,享受一般性费用、专项费用和专项附加费用的扣除,并适用阶梯税率。而与举办方无劳动关系的个人若在同一比赛中获奖,奖金将适用偶然所得20%的税率,且不作任何扣除。同一笔收入适用不同计税规则,有违横向公平。况且,没有劳动关系的个人,获得固定收入的可能性更低,其经济状况更不稳定,负税能力也可能相应较弱。

  其实,税收公平不仅有纳税人之间税负公平这一个维度,其同样关涉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此意义上,作为税收公平最核心意涵的量能课税,亦兼具纵横两方面含义——横向层面的量能课税规范纳税人相互间的分配关系,纵向层面的量能课税则要求国家征税须取之有度,不可侵入不具税负能力的区域。偶然所得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不作任何扣除,当纳税人取得偶然所得有付出成本时,此时征税便不甚合理。

  三、偶然所得的法理检视

  前文提及,不少纳税人不愿自身的收入被归类为偶然所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计算偶然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时不作任何扣除。如果只是税负偏重,本身没有问题,但若违反量能课税的基本原理,税负偏重就成为亟待纠正的不公平现象。

  由此,偶然所得的性质为何,其是否与资本所得一样,应被特殊对待而不作任何扣除?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偶然所得的本质是没有对价的非营业所得。前文已述及,“没有对价”确为偶然所得的重要意涵,但“没有对价的所得”和偶然所得是交叉而非完全重合的关系。有一部分偶然所得严格来讲有对价,如纳税人取得不竞争款项收入的前提是不为特定行为,这也属于对价。而且,没有对价的非营业所得也并未全部被纳入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比如,纳税人从近亲属处获赠房屋或其他收入也符合“没有对价的所得”之定义,却未被征收个人所得税。无论学理上如何尝试提炼理想且自洽的偶然所得概念,都可能挂一漏万。既然如此,不如直接在“收入的获取有一定不确定性”这一更加朴素的意义上把握偶然所得概念。虽然如此理解会导致偶然所得的内涵模糊以致外延宽泛,但这也不成问题。当一个概念较为模糊时,与其费尽力气开展“下定义”的工作,倒不如直接对概念本身作类型化观察。就此而言,基于更好实现税收公平的立场,以收入的获取是否需要一定成本支出,可作为对偶然所得进行类型化的核心标准。笼统地看,目前偶然所得项下的得奖、中奖和中彩收入都可能有对应的成本支出。得奖常同参加竞赛联系在一起,参赛者为参加竞赛乃至获得理想名次必要付出一定成本,甚至中奖、中彩收入的获取也非毫无成本,严格来讲,购买体育彩票、社会福利彩票同样需要成本投入。所以,有成本费用似是偶然所得的常态。在此基础上,有些偶然所得的获取无需成本支出,这些事项包括达到一定消费额度的顾客在企业抽奖促销活动中中奖、个人取得有奖发票而中奖、消费者在购物有奖活动中取得住房或汽车的使用权、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个人无偿受赠房屋、非企业员工在企业的各类活动中随机取得的礼品收入、个人为单位或他人提供担保获得报酬、资产购买方企业向个人支付的不竞争款项。此类收入没有任何成本,或者说其前期付出的成本与中奖、获赠等收入并没有直接关联,属于纯获利行为,可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不设置扣除规则。

  综上,“偶然”一词语义太过模糊,致使“偶然所得”难有清晰定义,与其耗费功夫玩文字游戏,不如将重点置于程序上的控制,在保留能动性的基础上限缩行政机关的权力扩张。本文第四部分的对策建议即遵循这一思路。

  四、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规则的改进之道

  本文第三部分已在税法学理层面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针对现行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规则存在的不足,可具体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一)规则之治:基于控权思路的双重授权

  当初,“其他所得”的设置因赋予财税主管部门将性质不明的收入纳入其中计征个人所得税的权力,而被批评背离了税收法定原则,在“其他所得”被删去后,欲使“偶然所得”不致成为新的兜底税目,不再成为纳税人财产利益可能面临的新的风险点,反倒需要借鉴“其他所得”征税的某些做法。概括地讲,为真正实现控制征税权力的目标,可考虑就偶然所得设计双重授权模式:第一重授权是法律授权,即偶然所得征税规则整体上要被载于《个人所得税法》,这项工作已经完成;第二重授权则是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定,此项工作不妨由《个人所得税法》授权财税主管部门承担。《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界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这一思路同前文的构想较为相近,但其也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由《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而非《个人所得税法》作此授权,在合法性方面可能存疑,特别是难以逃避“行政机关向行政部门授权”的指摘;二是授权具体确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是税务主管部门,但实践中相关文件或公告多是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用“财税主管部门”指代更为妥帖;三是从该规定表述可知,其适用的场域是一项收入已确定成为所得,在此基础上要具体明晰其归属哪一税目,确定要征个人所得税是前提条件。严格讲来,这同前文探讨的情形并不一致,前文设想要由规范性文件具体明确的是一项收入应否作为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那么其包含两层意涵——应否征税和应否按偶然所得征税,由此可知该规定还不足以承载本文希望实现的意图。

  归根到底,“双重授权”机制特别是其中的第二重授权与其说是在向财税主管部门“授权”,毋宁说是在对其“控权”,因为此举从机制上阻塞了税务机关随意将各类不好定性的收入都作为偶然所得进行征税的通道,且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已明确行政相对人就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得一并请求法院审查该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故,即便税务机关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和具体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将一项收入作为偶然所得征税,纳税人也可就该征税行为诉至法院并请求审查相关规范性文件。审查时,法院可重点关注相关收入是否确具偶然性质,如若不然,则属于没有上位法依据违法增加行政相对人的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一百四十八条认定相关文件不合法。

  (二)辨证施治:避免“一刀切”式征税规则

  前文已述明,纵是偶然性质的所得,也未必就无需任何成本投入。还是以运动员参赛奖金为例,如果是网球等运动中的职业运动员,则其既不从体育局等单位获得工资,也没有俱乐部向其发放工资,日常收入来源就是参赛奖金,其为在比赛中获奖而须常年训练,此间产生大量的成本费用,如聘请教练、发生伤病后的医疗康复等。获得收入或许偶然,成本支出却是必然。

  如果《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延续将“偶然所得”主要指向得奖、中奖、中彩收入的做法,就应该体察此类收入通常有相应成本的事实,明确相关成本费用得于税前扣除,具体的制度设计不妨借鉴“财产转让所得”这一税目的规则,不设定统一的概算费用扣除规则,而采取据实扣除的做法,明确得奖、中奖、中彩收入,以每次收入额减除成本、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至于其他偶然所得,只要纳税人取得所得时有发生合理的成本、费用,也应予以扣除。如果《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改变对“偶然所得”的阐释方法,使其内涵更加丰满而显然不局限在得奖、中奖、中彩收入的范畴,也应规定,纳税人取得收入所支出的合理成本、费用,得于税前扣除。

  当然,这里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一项偶然所得的成本、费用。就扣除范围的确定而言,域外立法例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比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在第212节明确,为获得或收集所得,通常和必要的费用都允许扣除。各主要国家也基本确立与应税活动有关联的成本、费用可扣除的原则。此外,对于混合性的商务和个人费用,部分国家也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扣除。就我国而言,在税法不直接列举哪些费用可以扣除的条件下,可允许纳税人举证证明相关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联,由税务机关斟酌判定。

  (三)可能的治本之策:综合所得的扩围

  《个人所得税法》在征税模式规则上的不尽周延,或许是导致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存在诸多问题的真正根源。我国曾长期采取分类征收模式,主要是出于稽征便利、快速组织财政收入的考量。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后,我国将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调整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旨在更好实现税收公平。与此同时,修正后的《个人所得税法》保留五个分类征收的税目,从税收公平的角度看,对其分类征收有一前提,即该项目确有特殊性,须分类征收以实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因此,问题就转变为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项目与仍然分类征收的五项税目,性质是否确实不同?对此,北欧国家最早推行、后来为意大利等国借鉴的二元所得税制不乏启迪。二元所得税制将个人收入区分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对前者实施累进征税而对后者推行单一比例税率。之所以如此,不同立法例系出于不同缘由,有的是为体现对劳动所得的关照,有的则是为给予资本所得相对较低的税负以避免资本外流。但无论如何,二分法本身确实反映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属性差异,以及将劳动所得尽量整合的必要性。反观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仍采取分类征收的五个税目中,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都属于资本所得,分类征收有其合理性,但经营所得则具有较强的劳动所得属性,因此,近年来屡有将其纳入综合所得的建言。至于偶然所得,前文已述及,其内涵丰富、类型多样,较难泛泛谈论其是否属于劳动所得。但至少可以确定,偶然所得与资本所得的差异更加明显,其特质在于取得收入具有不确定性,而非通过资本获利,并且相当一部分偶然所得具有劳动所得的性质,如得奖收入、不竞争款项等。若不苛求综合所得和劳动所得这两个概念之间严丝合缝地保持一致性,将偶然所得并入综合所得整体上是可取的。

  更重要的是,从结果反推,综合所得不扩围的消极影响较为突出。《个人所得税法》仅对综合所得设计了完备的费用扣除规则体系,隐含的逻辑前提是,纳税人通常以综合所得维持生计,故除须扣除取得所得对应的成本费用外,也须将维持生计所需支出于税前扣除。纳税人仅以奖金等偶然所得支应日常需求也并非不可能,其不应在税法上受到歧视待遇——不允许其扣除维持生计所需支出。解决这一问题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允许综合所得外的税目准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但此举会造成税法体系的紊乱。比如,当纳税人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实行分类征收的相关所得时,显然不能允许其同时扣除。但若赋予纳税人选择权,则会引发避税风险,加剧税收不公平。二是适当扩围综合所得,考虑将经营所得、偶然所得都纳入其中。在各类竞赛的获奖者已付出相当程度努力的情形下,很难不承认其付出各类成本的价值。至于偶然所得项下中奖和中彩收入,也可一并纳入综合所得,因为这有助于实现税收公平——不论奖金数额多少均适用相同税率的现行做法难言公平,适用累进税率更契合量能课税的要求。

  五、结 语

  《个人所得税法》未界定偶然所得的内涵,《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则枚举了得奖、中奖、中彩收入作为三种典型的偶然所得,此外还使用了“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这一兜底表述。然而,得奖的类型复杂多样,是否都具有偶然性质存有疑问,更重要的是,“偶然”跟“必然”相对,其内含概率介于0和1之间的多种情形。这意味着,偶然所得的跨度颇大,一来容易被视为兜底税目,二来适用统一的计税规则可能诱发税收不公平。现行税法对偶然所得全额计征个人所得税,不允许纳税人进行任何税前扣除,也导致部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较重。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在税收法律关于偶然所得的界定较为粗疏的条件下,应要求税务机关只有在有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时,方能将一项收入纳入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其次,可考虑在下一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改进偶然所得的计税规则,允许纳税人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此间应采取纳税人举证证明其与所得的关系之后据实扣除的做法,不宜实行概算费用扣除。最后,应适时扩张综合所得的范围,除一些性质确实特殊的税目外,有必要逐步将各项税目并入综合所得,适用较为统一的计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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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17
作者:龙秋羽
来源:税务研究

解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鉴定案例(第二辑)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力度。科技、税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决策部署,发挥部门合力,落实研发项目鉴定机制。在2023年推出第一批研发项目鉴定案例的基础上,科技部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再次从经专家鉴定的研发项目中挑选整理了3个典型案例,详细解释判断依据,帮助纳税人更好地理解研发活动特征、准确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案例1:激光颗粒物传感器

  一、企业提供的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研发目标和内容

  企业分析认为,目前国内市场上的空气监测器和空气净化器中,用于空气颗粒物成分及质量检测的传感器主要基于红外散射法研制,成本较低但准确度不足;基于激光的颗粒物检测技术虽也可用于空气质量监测,但主要用于大型仪器设备,较少用于微型传感器。据此,提出了微型激光颗粒物传感器的研发目标。

  (二)企业拟突破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点

  企业认为,该项目的核心技术是激光颗粒物传感器技术。技术创新点包括:一是结构微型化集成技术,通过××、××、××等实现;二是颗粒物精密测量技术,采用自校准和自补偿技术确保产品一致性,在空气通路结构上增加××装置提高测量准确度;三是高精度标定检验技术,独创多浓度、多参数、混合颗粒物标定法等。

  (三)已达到的技术指标

  通过项目研发,企业认为其激光颗粒物传感器在微型化方面,实现了预设的直流供电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数据接口电平、工作温度范围、工作湿度范围、储存温度范围、平均无故障时间与最大尺寸等9项技术指标;在颗粒物测量方面,实现了预设的测量范围、计数效率、颗粒物质量浓度有效量程(PM2.5标准值)、颗粒物质量浓度最大量程(PM2.5标准值)、颗粒物质量浓度分辨率、颗粒物质量浓度一致性(PM2.5标准值)、称准体积等7项技术指标突破。

  二、专家鉴定情况

  该项目提请科技部门组织专家鉴定,专家认为属于研发活动。专家判断的理由如下:

  (一)项目具有明确创新目标

  该项目研制性能优越、成本低廉的激光颗粒物传感器,将填补国内在上游核心元器件、传感器领域的空白,同时为家用、车载空气净化器、空调等的智能化提供核心技术支持。

  (二)项目具有系统组织形式

  1.项目由研发部门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经企业有权部门通过项目立项决议。

  2.项目由研发部门组织实施,由包括电路、结构、软件、算法设计等方面人员参加,组成的研发团队配置合理、专业齐全、分工明确。

  3.企业现有的技术积累、技术装备、设施等软硬件,满足研发必备条件和能力。

  (三)研发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项目对三年实施期间从“产品设计”到“批量生产”的研发进度进行规划,对每个阶段进行必要的测试和改进,逐步达到预期技术指标。项目结束后聘请专家验收通过。

  (四)项目的佐证资料情况

  企业已就该项技术成功申请专利。

  综上所述: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项目研发内容和目标明确,技术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创新性。项目已按要求完成和验收,达到预期效果,并已成功申请专利。专家鉴定该项目属于研发活动,可以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请注意,以上鉴定结论是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作出的判断,随着技术发展可能发生变化。

  案例2:选育优质虫草花新菌种

  一、企业提供的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研发目标和内容

  企业分析认为,国内食用菌行业新型食用菌品种虫草花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提出了本项目研发目标。一是采用驯化育种、诱变育种以及杂交育种等技术手段,选育新的虫草花品种,获取可稳定用于大规模生产的菌种。二是在中试车间开展为期1年的中试生产验证,以确定所选菌种、工艺的稳定性。三是探寻后续大规模生产所需的生产参数,并研究相关设备设施配套,为建设大规模自动化智慧型工厂生产虫草花提供技术支持。

  (二)企业拟突破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点

  企业认为该项目拟突破的核心技术在于将虫草花产地南移,使虫草花鲜品更贴近市场核心区域。技术创新点包括:一是采用多种传统育种技术以及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有机结合的方法,选育出优质虫草花新种;二是建立多维度环境因子协同调控的规模化培育技术体系,实现虫草花的优质高效规模化生产;三是引入自动化流水线作业的新的生产模式,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三)已达到的技术指标

  通过项目研发,基本实现了研发目标中的3项核心技术指标,找到了2个可应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新品种,起草了2项质量标准,制订了6个生产技术规程。

  二、专家鉴定情况

  该项目提请科技部门组织专家鉴定,专家认为属于研发活动。专家判断的理由如下:

  (一)项目具有明确创新目标

  该项目的目标是实现虫草花在南方贴近市场核心区域工厂化的生产技术突破。实施过程中,找到2个可以应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新品种,并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起草了2项质量标准,其中《××虫草》GH/T××-2022为行业最高标准;制订了6个生产技术规程。项目研发基本实现了目标提出的3项核心技术指标。

  (二)项目具有系统组织形式

  1.项目由研发部门提出项目计划书,组织专家会议讨论确定,并经董事会会议决议立项通过。

  2.项目由研发部门组织实施,由包括制种、装瓶、接种、调控、包装等方面人员组成的研发团队配置合理、专业齐全、分工明确。

  3.企业现有的技术积累、设备设施等软硬件,满足研发必备条件和能力。

  (三)研发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项目对两年实施期间从“资料吸收、工艺设计开发”到“小批量中试生产”的研发进度进行规划,对每个阶段进行必要的测试和改进,逐步达到预期技术指标。项目结束后聘请专家验收通过。

  (四)项目的佐证资料情况

  企业已在品种权保护、标准制订和生产工艺规程制订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1.选育“××3号”和“××5号”2个创新菌种,均已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获得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

  2.参与起草《××虫草》行业标准(已经发布实施),完成《低温型××虫草工厂化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的起草。

  3.制定《生产菌种制种工艺操作规程》《发酵罐工艺操作规程》配料工艺操作规程》等标准操作规程6项,形成成套的虫草花生产工艺。

  综上所述: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项目研发内容和目标明确,技术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创新性。项目已按要求完成和验收,达到预期效果,并已形成植物新品种权、质量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等研发成果。专家鉴定该项目属于研发活动,可以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请注意,以上鉴定结论是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作出的判断,随着技术发展可能发生变化。

  案例3:喷淋冲浪一体化葡萄干清洗装置

  一、企业提供的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研发目标和内容

  葡萄干加工时,通常采用人工冲洗和搅拌的方式清洗。企业分析提出“集喷淋和冲浪一体化的葡萄干清洗装置”的研发目标,即生产一种喷淋、冲浪一体化的葡萄干清洗设备,实现葡萄干快速清洗,以便于后续加工、降低人工投入。

  (二)企业拟突破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点

  本项目装置采用清洗槽和清洗管配合,使葡萄干随着水流一起运动,进行冲浪式清洗;设置喷淋槽对葡萄干进行喷淋,冲洗去除葡萄干表面附着的顽固杂质,保证葡萄干的充分清洗。

  (三)拟达到的技术指标

  未设定定量技术指标。预估通过项目研发申报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并对研发装置实现生产,预计新增销售收入50万元。

  二、专家鉴定情况

  该项目提请科技部门组织专家鉴定,专家判断该项目不具有创新性,不属于研发活动。主要理由如下:

  (一)项目目标没有体现创新性

  集喷淋和冲浪一体化的葡萄干清洗装置项目主要是研发一种葡萄干清洗设备,目标是优化葡萄干加工清洗过程,提升批量清洗效率。目前葡萄干清洗存在多种方式,此项目设备从结构上看是在冲浪式水泵清洗装置基础上增加喷淋及喷淋槽(安装有喷淋头、高压喷头和高压风机),属于在现有的技术上增加装置进行简单组合优化。

  (二)项目组织实施的材料缺失

  项目设备未从技术实现的路径角度充分论证,仅介绍立项报告、设备总体设计和构图,无决议文件、设备研发过程中的日志、进展报告、测试记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效益等,实施过程中未制定定量技术指标。

  (三)研发结果没有体现不确定性

  该项目设备作为葡萄干清洗装置,在现有的设备上增加工艺,组合两种方式清洗葡萄干,设备功能并未改变,未体现研发结果不确定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该项目不具有创新性,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第一条第(二)款“下列活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第四项“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的情形,不是符合条件的研发活动,不能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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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16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

解读建造工期小于12个月,船舶企业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12月6日,《中国税务报》刊发《船舶制造:根据生产工期调整税务处理》一文,介绍了建造工期超过12个月的不同类型船舶,如何合规进行税务处理。文章刊发后,有读者提问:当船舶的建造工期小于12个月时,应如何进行税务处理和会计处理呢?

  案例介绍

  A公司是一家从事船舶生产与维修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实行查账征收。2024年1月,A公司与买方B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合同内容为:建造一艘船体号为CT1327的散装船,含税合同价为15594万元,不含税价款为13800万元。根据境外船级社出具的CT1327确认函,该船舶开工时间为2024年5月1日,交船时间为2025年2月28日。

  合同价款按照建造船舶的5个节点,分五期支付:第一期,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B公司向A公司支付1871.28万元(含税);第二期,开工建造,并取得船级社证书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0元;第三期,分段进坞合拢,并取得船级社证书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1871.28万元(含税);第四期,出坞,并取得船级社证书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1715.34万元(含税);第五期,交船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10136.10万元(含税)。A公司收取货款时,应向B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均按合同约定履行。

  根据合同约定,A公司将该船舶交付给B公司后,A公司保证对其船体、设备及其所有部件,包括制作工艺错误、安装错误引起的缺陷承担质量保证责任。双方均按合同约定履行。

  税务处理

  增值税方面,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以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四)项规定,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在货物发出当天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也就是说,A公司应当在向客户B公司交付船舶的当天,一次性确认增值税销售额13800万元,销项税额=13800×13%=1794(万元)。

  企业所得税方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第一条第(二)项规定,销售商品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即A公司应当在向客户B公司交付船舶的当天,确认收入13800万元。

  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企业应当考虑下列迹象: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客户已接受该商品;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案例中,A公司根据与B公司多年商业交往的经验,能够合理确定B公司在船舶验收合格时即接受该商品。同时,按照合同约定,A公司对船舶质量承担保证责任,构成一项单项履约义务,而A公司保留的该单项履约义务的风险,并不影响将船舶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B公司的判断。此外,A公司根据船舶建造节点收取货款,表明A公司享有现时收款权利。故A公司应按照时点法确认收入,即在船舶交付当日确认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当企业建造船舶的工期小于12个月时,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收入确认时间与金额一致,且与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认收入的口径相同。

  注意事项

  实务中,对船舶建造工期认定的开始时间有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船舶建造工期应从开始设计的时点计算。笔者认为,这种理解不符合船舶制造行业常规,如以这种方式确定案例中CT1327散装船的开工时间,则生产工期将从10个月变为13个月,相应的税务处理将发生改变。具体来说,生产工期改变后,A公司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分期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则应按每年完工进度确认。由此产生的不同税务处理,将引发相关风险。

  因此,笔者提醒,企业财务人员在税收政策条款不明确时,应主动与主管税务部门进行沟通,准确核定每艘船舶的生产工期,并通过建立船舶工期台账备查登记制度,从源头上避免产生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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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13
作者:朱丽琴-刘鑫-朱恭平
来源:中国税务报

解读增值税法新增变化要点解读

 2024年12月2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以下简称“增值税法”),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一号予以公布。至此,我国现行的18个税种已经有14个税种制定了法律。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的完成无疑是我国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方面的重大进展。增值税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以取代现行的增值税暂行条例。

       2022年12月,增值税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之后分别于2023年8月、2024年12月提请二审、三审。此次经三审后通过的增值税法在结构设置方面与此前的送审稿变化不大,共包含六章三十八条,总体仍按税制平移思路,吸纳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以实现税制总体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同时对部分具体规定加以调整规范,这些修改主要涉及规范立法授权、完善税收优惠相关规定、做好与关税法等有关法律的衔接等方面。

       本期税务快讯将侧重于此次增值税法较草案二审稿新增的一些法律条款变化,并结合业界较为关注的部分事项,对相关要点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明确增值税立法目的

       与草案二审稿相比,新增的增值税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对增值税立法目的作出明确(绿色字体为相较二审稿的新增内容,下同):

      “第一条   为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增值税的征收和缴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

       规范国务院立法授权和汇总纳税批准权限

       与草案二审稿相比,增值税法的下列条款对若干情形下的国务院立法授权予以规范,并明确了汇总纳税的批准权限(中划线字体为相较二审稿的删除内容,下同):

截图2.png

 其中:

      “视同销售(应税交易)”——增值税法延续了草案一审稿以来的表述,即大幅简化了现行增值税政策中属于“视同销售”的情形列举,例如无偿提供应税服务、货物代销、货物用于投资或股东分配等情形均不再具体列入增值税“视同销售(应税交易)”范围;在此基础上,增值税法进一步删除了“(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条款。由此来看,未来按照增值税法需要作“视同应税交易”处理的情形或将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按照差额计算销售额(“差额计税”)——增值税法删除了授权国务院对特殊情况下以差额方式计算销售额的规定,明确了纳税人应税交易销售额在概念界定上的唯一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差额计税”方式的消失,我们预计目前政策中所采用的“差额计税”方式可能会在清理规范后纳入实施条例等后续配套文件的考虑。

       增加授权国务院立法事项

截图3.png上述新增内容主要针对一些较为特殊的行业形态。其中,增加关于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的增值税计税方法的国务院立法授权,系出于与现行相关政策保持衔接的考虑;增加关于委托境内代理人申报缴纳税款的国务院立法授权,我们预期可能主要针对由境内购买方扣缴税款会存在一定难度的情形(例如购买方为大量境内个人的情形),其具体规则仍有待国务院相关后续办法的出台。

截图4.png上述修改在总体上呼应了现行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例如将鼓励创新纳入制定专项优惠情形,有助于确保技术创新方面的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如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免征增值税等)与法律规定保持一致;一般纳税人放弃增值税优惠后36个月内不得享受该优惠政策的规定也与现行政策基本相同。另一方面,增加国务院对优惠政策应适时评估调整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优惠政策时效性的关注。

截图5.png

鉴于关税法已经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且适用于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因此增值税法进行了上述修改,使两部法律涉及进口增值税部分的规定相互衔接。

       除上述修改之外,增值税法基本保留了草案二审稿对于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现行政策的调整内容,例如二审稿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列举项目中不再包括购进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此次通过的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保留了二审稿的这一条款。尽管业界将该条款视为购进贷款服务进项税额抵扣限制有望放开的信号,然而根据增值税法的规定,除税法明确列举的项目以外,国务院仍可将其他进项税额纳入不得抵扣的范围。因此,现行政策关于购进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抵扣限制,在增值税法施行后将在多大程度上可予以放宽,仍有待后续文件的澄清。

       如您想了解更多增值税法一审、二审稿对于现行增值税政策的调整内容,请点击以下链接以阅读德勤中国发布的相关资讯与政策解读:

       观察与建议

       总体而言,此次通过的增值税法与此前的草案送审稿相比变化较小,继续遵循税制平移思路,在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将增值税暂行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上升为法律。此次新增的条款变化主要围绕规范立法授权展开,以贯彻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 “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相关条款被删除后将改由在法律中直接作出规定,或者经清理规范后纳入税收优惠等后续具体文件考虑,体现了立法机关对税收立法权的规范,使税收法律更加严谨、完善,提升立法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法将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对广大纳税人而言有一年的时间对新税法进行学习和消化,为新税法的实施作好适应性准备。与此同时,随着增值税法的出台,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等后续配套文件的制定工作也将紧锣密鼓地展开,预期在未来一年内可能会有更多增值税相关的新文件予以发布,一些业内关注的具体政策事项(如前文提到的购进贷款服务进项税额抵扣是否放开等)有望逐步得到澄清或回应,我们建议纳税人对后续的法律法规动态保持关注,以及时掌握税法变动对自身影响,并合理制定、实施因应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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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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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德勤Deloitte

解读《增值税法》中兼营与混合销售规定的字眼变化与衔接解读

2024年12月25日通过、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在“兼营”与“混合销售”问题上虽然延续了此前《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营改增”文件(如财税[2016]36号)等既有规则的核心做法,但在法律文本的定义、用语以及“应税交易”整体概念上,仍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本文将聚焦兼营与混合销售两方面,解析新旧法之间字眼和逻辑**的不同,并结合过渡期内的实务衔接要点做简要说明。

  一、兼营:从“不同税率项目”到“两项以上应税交易”

  1. 旧法规定与用语

  《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第三条(兼营不同税率项目):“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项目,应当分别核算各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用语突出“兼营不同税率的项目”,多指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不动产等各自独立的应税行为。

  “营改增”时期文件(财税[2016] 36号等)

  将纳税人的税目、税率或征收率区别得更细,如6%、9%、13%等;并规定若兼营不同税目的,应分别核算,否则从高适用税率。

  2. 新法文字与内涵

  《增值税法》第十二条

  “纳税人发生两项以上应税交易涉及不同税率、征收率的,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文字变化与衔接

  ①从“兼营”到“发生两项以上应税交易”

  新法并未在条文中继续使用“兼营”二字,而是以更统一、更具概念化的“两项以上应税交易”来表达:只要纳税人同时提供(或销售)不同类型的应税项目,就应当分别核算;

  这背后体现了新法将所有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都统一纳入“应税交易”范畴,语言上更简明。

  ②“税率、征收率”并列表述

  新法第十二条明确:“涉及不同税率、征收率的”——与之前“不同税率”+“征收率”分散在旧条例和营改增文件中的规则合并为同一条文,更具系统性。

  ③与旧法衔接

  虽不再直呼“兼营”,但实质要求相同:分开核算不同项目(如货物13%、服务6%等),否则从高适用;

  旧《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三条、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将被新《增值税法》第十二条替代,文字虽变,内涵延续。

  二、混合销售:从“货物+服务”到“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

  1. 旧法规定与用语

  **财税[2016] 36号附件1《实施办法》**第四十条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单位与个体工商户混合销售,按货物税目;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按服务税目。”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

  针对部分“货物+服务”情形(如销售自产货物并提供建筑劳务)列举了强制性“分别核算”处理。

  2. 新法文字与内涵

  《增值税法》第十三条

  “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

  文字变化与衔接

  ①不再单列“混合销售”

  新法条文中并未出现“混合销售”四字;取而代之的是“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并给出“主要业务”适用原则;

  理解上,新法将旧法“混合销售”这种“货物+服务不可拆分”的销售行为,整体纳入“一项应税交易中却存在多种税率”这种情形。

  ②仍需注意例外

  与此前《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财税[2016]36号等文件相比,过去在“兼营”与“混合销售”的条文中往往会出现类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或“国务院另有规定”的授权表述,用于对部分货物+服务组合(如建筑业、设备安装)采取强制分别计税的做法。然而,在本次增值税法第十二、十三条中,确实未明示类似的“授权例外”或“国务院可以另行规定”情形。

  鉴于此,很多读者会关心:**既然新法没有授权例外条款,那么此前那些针对“货物+服务组合”中建筑业、设备安装的特殊处理规定,是否在新法施行后就自动失效?此处按下不表,留待下文分解。

  ③“一项应税交易” vs. “两项以上应税交易”

  新法第十二条→“两项以上应税交易”,强调彼此独立的交易组合;

  新法第十三条→“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强调不可分割的单一业务中却有货物+服务多税率;

  用词上,新法更趋一致:“应税交易”统揽所有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三、过渡期的字眼差异与实务衔接

  法条层次的变化

  旧法:兼营和混合销售分别散见于《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税[2016]36号等文件,多个条文相互交叉;

  新法:只在第十二、十三条做了原则性规定(“两项以上应税交易”“一项应税交易涉及多个税率”)。

  过渡期内,税务机关大概率会沿袭36号文等的“混合销售”具体判定标准,如“同一项销售行为不可分”等。

  部分关键词已被替代

  “兼营”“混合销售”不再成为法条出现的专有名词,而是被“一项交易/两项交易”+“从高适用”“主要业务适用”取而代之;

  但根据实践惯性,“兼营”“混合销售”仍将是实务惯用说法,尤其在税务稽查、企业沟通等环节需留意新旧名称对应关系。

  特殊规定的效力衔接

  如建筑企业“销售自产货物并提供建筑服务”应分别核算、机器设备“销售+安装”需分别计税等——这些在《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或国税总局公告中的条款,在新法生效之前,仍然有效。

  注意“主要业务”判定

  新法第十三条引入“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表述,某些情形下需要判断:究竟是以货物还是以服务为主要业务;

  原先36号文中“从事货物生产批发零售”单位/个体户→“整体按货物税目” 的逻辑,在未来可能与“主要业务”判定相结合。具体操作细则有待配套文件明确。

  四、结语

  1. 兼营与混合销售实质规定未大变

  新《增值税法》在兼营与混合销售的征税原则上基本延续了旧法体系:

  “两项以上”→分别核算,否则从高;

  “一项交易多个税率”→看主要业务,特殊例外则依规定分开。

  2. 用词更统一,“应税交易”概念成主线

  新法不再沿用“兼营”“混合销售”等名词,但实际操作可对应旧法概念来理解;

  这体现了新法对“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进口货物”进行更高层级的统合表达,也与国际常见的VAT思路相接轨。

  3. 过渡期内需持续关注配套细则

  在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前,各地税务机关或财政、税务部门可能对建筑业、设备安装、餐饮外卖、酒店服务等特殊场景出台衔接补充公告;企业应及时跟进,确保合规衔接。

  4. 老文件与新法条的关系

  原先财税[2016]36号等关于“混合销售”认定及“兼营”核算处理的具体条款,因与新法精神并不冲突,原则上继续适用。但文义引用可能会调整到“第十二、十三条”;建议纳税人要留意税务机关后续衔接性文件的正式口径。

  总之,在由《增值税暂行条例》过渡到《增值税法》的进程中,“兼营”与“混合销售”虽在条文名称和语言表述上发生了改变,但根本逻辑保持一致。企业只需关注新旧用语的对应关系,按照新法中“多项应税交易”或“单一应税交易中多个税率”的判断思路,继续执行好原有分开核算或从高适用的规定,即可平稳衔接、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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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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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码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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