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过程中，当实际发生额超过当年税法规定的扣除限额时，超出部分该如何处理呢?收藏下面知识点，别让这些“超支”浪费!

　　1.职工教育经费

　　扣除比例与结转规则：

　　自2018年1月1日起，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特殊规定：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软件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应单独进行核算并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航空企业实际发生的飞行员养成费、飞行训练费、乘务训练费、空中保卫员训练费等空勤训练费用，可以作为航空企业运输成本在税前扣除。

　　核力发电企业为培养核电厂操纵员发生的培养费用，可作为企业的发电成本在税前扣除。企业应将核电厂操纵员培养费与员工的职工教育经费严格区分，单独核算，员工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得计入核电厂操纵员培养费直接扣除。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1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9号)。

　　2.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扣除比例与结转规则：

　　一般企业：

　　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 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特殊行业企业：

       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6号)。

　　3.公益性捐赠支出

　　扣除比例与结转规则：

　　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在对公益性捐赠支出计算扣除时，应先扣除以前年度结转的捐赠支出，再扣除当年发生的捐赠支出。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5号)。

　　随着202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的正式施行，固定资产的处置税务处理迎来了关键性变革。纳税人身份(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自然人)以及固定资产的“前世今生”(是否抵扣过?是否属于不得抵扣范围?)直接决定了你该按哪个税率申报。本文将结合最新《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0号，为你抽丝剥茧，理清每一种情形下的增值税缴纳逻辑。

　　一、 一般纳税人：13% 是常态，简易计税有条件

　　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并非都能选择简易计税，核心要看历史进项税额的抵扣情况。

　　1. 符合“不得抵扣”情形的固定资产

　　自2026年1月1日起，如果销售的固定资产属于《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项目，且未抵扣过进项税，那么可以享受优惠：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3%征收率减按2% 计算缴纳增值税。

　　政策注意：这是一项增值税优惠。根据《增值税法》第二十七条及2026年第10号公告，一般纳税人若放弃这一优惠(即选择按一般计税方法适用13%税率)，一旦放弃，36个月内不得再享受该项税收优惠，且选择适用简易计税后36个月内也不得变更。

　　2. 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

　　如果该固定资产在购入时已经抵扣了进项税额，那么销售时不再有任何争议，必须按适用税率13% 计算缴纳增值税。

　　3. 虽未抵扣但不属于法定不得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

　　例如，由于纳税人自身原因(如丢失扣税凭证)未抵扣，但该资产本身并不属于法定不得抵扣范围的，销售时同样按13%税率缴纳。

　　4. 销售非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这里指“二手经销”等业务，不属于自己使用过的资产处置，按13%税率缴纳增值税。

　　二、 小规模纳税人(不含自然人)：减按 1% 仍是主流

　　小规模纳税人的政策相对灵活，特别是2027年底前依然处于阶段性优惠期。

　　1.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标准情形)

　　自2026年起，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可依照3%征收率减按2% 计算缴纳增值税。

　　叠加优惠：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0号，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可以减按1%征收率征收。因此，在上述期间内，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实际可以享受3%减按1% 的优惠政策。

　　2. 销售非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非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如从事二手设备经销)，同样可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3%征收率减按1% 计算缴纳增值税。

　　3. 起征点优惠

　　如果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可以适用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三、 自然人：主要看“自用”还是“经营”

　　1.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免税)

　　根据《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自然人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免征增值税。由于固定资产属于物品范畴，因此自然人销售自用的汽车、机器等，通常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2. 销售非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如果自然人从事的是经营行为(如二手车经销个人)，则不能适用上述免税政策，但可以享受3%征收率减按1% 的优惠。自然人需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并按1% 缴纳增值税。

　　3. 未达起征点免税

　　如果自然人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价值较低，未达起征点的，同样适用免征增值税优惠。

　　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理解，我们来看几个典型案例：

　　案例1(一般纳税人放弃优惠)：

　　北京某制造企业(一般纳税人)在2026年3月销售一批2015年购入的用于职工班车的客车(购入时属于集体福利，不得抵扣进项税)。这批客车含税售价103万元。

　　如果选择享受优惠：应纳税额 = 103 ÷ (1+3%) × 2% = 2万元。

　　如果放弃优惠(为了开专票或特殊原因)：应纳税额 = 103 ÷ (1+3%) × 3% = 3万元，但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放弃此项优惠，未来36个月内不得再享受3%减按2% 的待遇。

　　案例2(小规模纳税人叠加优惠)：

　　上海某广告设计工作室(小规模纳税人)在2026年8月出售一台使用过的打印机，含税售价101万元。

　　依据最新政策：虽然法定征收率为3%，但根据2026年第10号公告，2027年底前可减按1% 征收。应纳税额 = 101 ÷ (1+1%) × 1% = 1万元。如果该季度销售额未超过起征点，则可能直接免征增值税。

　　案例3(自然人免税)：

　　广州居民王某在2026年5月将自己使用了5年的家用轿车卖给邻居，售价5万元。

　　税务处理：根据《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自然人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免征增值税。王某无需缴纳增值税，只需配合买家办理过户手续即可。

　　编者按：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围绕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明确了多项财税体制改革任务。其中，规范招商引资涉税行为、健全地方税体系、优化消费税改革三大涉税要点，既衔接过往监管导向，又明确2026年税收征管与改革方向，对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的涉税行为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本文结合政策背景与监管动态，对三大涉税要点进行解读，为企业提供实务应对参考。

　　一、规范招商引资涉税行为：清单化管理落地，违规优惠整治再升级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这一要求并非全新举措，而是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专项治理的延续与升级，核心是通过正负面清单划清合规边界，破解长期以来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合法性、合规性模糊的痛点。

　　(一)监管导向：违规招商引资治理常态化，违规税收优惠持续收紧

　　从监管实践来看，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治理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态势。此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2024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进一步细化要求，明确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财政奖补等优惠，这意味着各地单纯依赖政策优惠的传统招商模式已难以为继，正逐步向合规化、市场化转型。

　　自《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以来，多部门、多地同步发力，推动违规财政奖补清理行动落地见效。2024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坚决抵制破坏全国市场统一性和公平性的违规招商引资行为，要求各级税务机关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建立常态化监控指标体系，强化疑点预警、核查及典型案例通报。在此之前，天津、江苏涟水、湖南临湘等多地已率先开展专项治理，排查整治违规涉税招商行为。

　　2024年下半年，整治力度持续加码。当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违规返还财税奖补专项整治，推动企业公平竞争;同期至12月，铜鼓县、江西、湖南、如皋市等多地先后发文，严禁违规实施税费优惠、财政奖补，梳理清理现有招商政策，部分地区公示清理结果并废止违规政策。据审计署2024年12月报告，34省市已从2561户企业追回违规享受的税费优惠或补征税款等22.85亿元。

　　2025年，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深化。《2025年税务部门治理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 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六项举措成果》显示，税务总局全年推送核查问题线索389条，及时查处纠正违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明确各地不得突破红线违规实施税费优惠招商，河北、黑龙江等多地将该治理工作列为年度税务重点任务，持续压缩违规招商空间。2026年1月28日全国税务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预示今年违规招商整治力度将持续加大。

　　(二)《税收征管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预留合规招商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税收征管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表述作出重要调整，将2015年版本“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外，任何单位不得突破国家统一税收制度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的“一刀切”禁止，修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擅自作出的税收优惠决定无效”，体现了严管与容错结合的监管导向。笔者分析认为，这一调整并非放松监管，而是为合规招商预留空间，地方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仍可继续实施，例如与产能等经营效益挂钩、非直接与纳税挂钩的财政返还政策，这也为地方招商与企业合规提供了相关指引。

　　(三)企业合规应对策略

　　在当前税收监管背景下，企业财政奖补适用难度与涉税风险均有所提升。一方面，各地财政奖补政策将更加严谨，违规政策清理持续推进，企业享受优惠的门槛提高;另一方面，实务中已出现多起企业因违规享受奖补被追回资金、补税罚款，甚至因业务真实性存疑被认定虚开、移送刑事程序的案例。尤其在数电发票全面推广、大数据实现全链条监控的背景下，违规涉税行为的查处难度大幅降低，风险隐患进一步凸显。

　　对此，实务中需重点把握：一是地方政府需加快出台招商引资正负面清单，明确鼓励类、禁止类涉税行为，避免政策模糊引发政企纠纷，建立合规招商长效机制;二是企业需主动排查自身已享受、正在享受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摒弃依赖违规优惠、通过虚开发票虚增营收获取补贴的粗放经营模式，对以往不合规业务及时排查整改，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二、健全地方税体系：税种立法提速，征管精准化升级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这一举措既是优化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地方财政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我国现行地方税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环境保护税和烟叶税八个税种八个税种，其中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尚未完成立法，征管过程中存在地域规则差异、税企争议频发、税收确定性不足等问题。2026年相关改革将进一步规范地方税征管。

　　(一)土地增值税：征管口径统一，立法进程加快推进

　　土地增值税作为调控房地产市场、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重要税种，长期以来因各地征管口径不一，给房地产企业合规经营带来诸多困扰，也是税企争议的高发领域。实务中，土地增值税清算仍是税企争议的核心焦点。以上海某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例，其在对开发的房产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时，因归集计算扣除项目不准确，导致多计扣除项目金额3.02亿元，被税务机关追缴土地增值税、滞纳金共计1.3亿元。

　　2026年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口径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3号)正式施行，对预征清算衔接、计税依据、扣除项目、尾盘管理等核心环节予以统一规范，有效压缩基层执法自由裁量空间，为征纳双方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具体而言，《公告》在预征与清算衔接上，明确以“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清算申报”为界，规定预征期与销售收入归集期均截止于受理清算申报前一预征税款所属期终了之日，此后销售统一纳入尾盘管理，并通过配套解读案例确立补充申报机制，化解客观申报不实风险;在扣除项目上，为“红线外支出”设置了合同约定、实际发生等扣除前提;在尾盘管理上，澄清单位扣除项目金额计算口径，将普通标准住宅免税政策延伸至尾盘销售阶段，填补了国家层面政策空白。立法层面，土地增值税立法进程持续加快。202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土地增值税立法”，为“十五五”时期立法工作划定方向。预计“十五五”期间，土地增值税将完成正式立法，进一步提升税收确定性，减少征管争议。

　　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口径的公告》的施行在带来全国统一、稳定可预期的操作指引的同时，也意味着企业过去所依赖的地方规则以及执行口径的调整和变化。企业需主动适应这一政策变化，密切关注项目所在地税务机关发布的细化指引，并借此契机系统构建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税务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体系。企业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就成本分摊方法等常见争议问题，应提前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主动提交相关原始资料，将风险化解于前端;若风险爆发，可借助税务律师等专业力量，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房产税：征管数字化升级，税源监管精准化

　　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推进，房产税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其作为地方税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25年我国房产税收入同比增长10.8%，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当前，房产税征管的核心难点在于经营性房产租赁业态复杂、税源隐蔽性强，针对这一问题，多地税务机关创新征管模式，通过多部门协同、大数据赋能，构建精准监管体系，有效破解征管难题。例如，江阴市税务局与住建、应急管理等部门签订税费协同共治合作备忘录，集成不动产登记、租赁开票、用电用水等21项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租赁房产税源数据库”，通过租金水平异常率、转租溢价偏离度等16个分析维度，精准识别涉税疑点。其中，某企业通过关联方虚增转租环节，以超低租金出租给关联方、再由关联方高价转租，减少首租环节房产税计税依据，年计税租金减少4000余万元，最终被追缴房产税427.6万元，这一案例也警示企业不容忽视转租环节的税务问题。

　　在房市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企业需兼顾交易环节与持有环节涉税合规，尤其重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内蒙古某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其子公司根据当地税局的要求对房产税纳税申报情况进行自查核实，因对计税依据理解不一致，子公司需补缴2018年12月至2024年6月房产税及滞纳金合计11105.97万元，预计将影响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8069万元，充分说明房产税合规不当可能引发重大经济损失。

　　综合来看，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税务机关对房产税的监管将更加精准，涉税风险更易显现。企业应明晰房产税纳税义务，如实披露房产出租情况，关注租金定价的合理性，避免通过关联交易、虚增转租环节等方式规避纳税，同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的税源核查，及时整改违规问题，防范补税、滞纳金等风险。

　　三、消费税改革：范围税率优化，征收环节后移酝酿推进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这一改革方向延续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的部署，202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年度任务时也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中央层面的连续部署，持续释放出消费税改革加速推进的信号。

　　(一)改革核心：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环节

　　从改革核心来看，本次消费税改革主要包含三大内容：一是征税范围优化，结合国民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变化，调整征税品目，聚焦高耗能、高污染、高端奢侈等消费;二是税率调整，根据调控需求优化税率结构，兼顾财政收入与消费引导;三是征收环节后移，将部分品目从生产、进口环节后移至批发、零售环节，同时将税收收入稳步下划地方，实现税源与消费地挂钩。消费税作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其收入目前主要来自生产环节。其中，烟、酒、成品油、小汽车四大品目贡献了超过90%的消费税收入，因此改革也自然围绕这些重点品目展开。此次改革的核心在于“后移”与“下划”，所谓“后移”，是指将征税环节从生产端向后推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下划”则意味着这部分税收收入将划归消费发生地的地方政府。

　　(二)重点领域：成品油行业税收监管强化

　　成品油行业作为消费税征管的重点领域，已率先迎来监管强化，成为改革的重要试点方向。2024年4月至7月，中央第一巡视组对税务总局党委开展常规巡视，2025年9月税务总局发布的整改进展通报显示，成品油行业税收监管被列为重点整改事项，税务总局已采取三项措施持续加强成品油行业税收监管：一是发布三项成品油消费税政策口径;二是研究修订成品油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三是制发《成品油涉税产品检测管理暂行办法》。在此背景下，成品油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将进一步完善，为成品油行业征管提供更清晰的依据。

　　监管力度的持续加码，也为消费税后移改革奠定了基础。2026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严肃查处成品油领域偷逃税违法行为。结合消费税改革趋势，成品油消费税后移至零售环节的试点有望率先推进，但短期内全面落地仍面临相应挑战。一是零售环节税源极度分散，全国12余万座加油站将成为纳税人，部分小型加油站会计核算不健全，将大幅增加征管成本;二是成品油生产集中在少数省份，征收环节后移将导致生产地财政收入缩水，需通过过渡机制平衡区域间财政关系。从行业影响来看，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对不同主体影响差异显著。对于炼化企业，生产环节不再承担消费税纳税义务，将显著缓解资金占用压力，改善现金流;对于批发、零售企业，将成为消费税直接纳税人，虽会增加合规管理成本，但能实现公平竞争;对于地方政府，消费地税源将进一步充实，有助于拓展地方税源。

　　在此改革导向下，相应品目的消费税纳税人将由生产商、进口商变更为更广泛的经销商、零售商，涉及主体需提前做好应对。一是密切关注政策试点动态，重点跟踪成品油等重点品目的改革进展;二是全面评估改革对自身商业模式、定价策略、现金流及税务合规体系的影响，主动调整业务模式;三是强化合规管理，尤其是成品油企业，需重点防范偷逃税、虚开发票等风险，规范发票开具与涉税申报。

　　四、结语

　　结合2026年政策动态与相关实务经验，建议相关企业做好应对。一是全面排查自身已享受、正在享受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及时整改不合规行为，彻底摒弃依赖违规优惠、通过虚开发票虚增营收的粗放经营模式;二是重点关注地方税、消费税相关政策变化，尤其是房地产企业需规范土地增值税清算、房产税申报，成品油企业需适应消费税监管与改革趋势，针对性完善合规体系;三是强化合规管理意识，借助税务律师等专业力量，提前防范涉税风险，妥善应对税企争议，降低经济损失。

　　2026年税收征管将持续向精准化、数字化升级，违规涉税行为的查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各方主体需主动适应监管变化，坚守合规底线。在今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透露了2026年度国家立法新看点，明确今年将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涉税企业需密切关注立法新动向，提前预判政策变化，做好应对准备。

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培

丽水市税务局       2026年3月10日

　　尊敬的纳税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参加本期纳税人学堂，我是来自国家税务总局银河县税务局的王伟赞。本期学堂我们将围绕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与大家分享交流。本期学堂我们将围绕两个部分开展，第一是回顾增值税法的立法背景与重大意义。第二是对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基本框架进行梳理，并对实施前后的对比变化进行详解。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增值税法的立法背景与重大意义。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增值税制度的发展历程。1954年，全球首个增值税制度与法国实施，而我国增值税制度的演进进程始于1979年。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颁布，该阶段采取了固定资产进项不予抵扣的办法，标志着我国生产型增值税制度的正式确立。同时，将价内税改为价外税，是增值税制度改革的起点。2009年，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改转型改革，将购进固定资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从而完成了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2016年5月1日，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面推开，实行了六十多年的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完成对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全面覆盖。2017年，原先四档税率降为17%、11%、6% 3档税率，2019年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降低税率，奠定现行13%、9%、6% 3档税率的基础，2022年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激活市场活力。

　　2024年12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次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2015、2025年12月，经国务院第7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总理李强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月1日起与增值税法共同实行，构建起了增值税税制和税源管理的基座，增值税从暂行条例到正式法律的立法背景，用一句话来概括，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固化改革成果、回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表现为，一是增值税地位重要，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占税收全部收入的四成以上。二是固化税制改革成果，如营改增、降税率等成果需固化为法律，特别是留底退税自此成为制度性政策。三是优化营商环境，适应发展新业态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要。四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税收法定的要求。

　　增值税的立法已有五个重大意义，一是税收法定的里程碑，我国现行18个税种中是第44个完成立法，税收法定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巩固财政的压舱石，统一规则，减少政策波动，提升税收稳定性。三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统一全国税制，消除区域壁垒，强化税收中性，避免重复征税。四是规范征纳双方权利，权责清晰，程序法定。五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增强税制透明度和国际兼容性。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具体内容和对比变化。增值税法在内容编排上科学严谨，总体框架分为六章38条。与之配套的实施条例章节安排与增值税法高度一致，并对框架进行细化补充，分为六章54条。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总则，涵盖法第1至9条，主要明确了纳税人和征税范围等基础性、原则性规定，引入应税交易这一核心概念，并明确了增值税属于价外税的性质。

　　第二章税率，涵盖法第10至13条，体现了增值税税率与征收率，体现立法过程中税制平移、总体税负不变的原则。第三章应纳税额，涵盖第14至22条，明确增值税应纳税额的基本计算规则，并就销项税额、进项税额的基本概念进行定义，同时列明了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具体情形，巩固增值税留抵退税既定成果。条例还对进项抵扣规则进行细化。第四章税收优惠，涵盖第23至27条，将暂行条例和营改增文件的优惠项目精简至9项法定优惠项目，在法律上授权国务院进行税收优惠制定，在程序上规范纳税人享受优惠的核算要求求，并明确了起征点制度。

　　第五章征收管理，涵盖第28至37条，明确了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地点、计税期限等基础性征管制度，新增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多部门协同的税收共治格局。第六章负责涵盖第38条，规定了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执行时间。接下来我们逐条的对具体内容进行对比讲解。第一部分是立法原则，对应增值税法第一、第二条指明增值税税收工作的总体目标和方向，同时也作为实施条例出台的法律依据。第二部分是征税对象对应增值税法。第三条是在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对比增值税法实施前后共有四点变化。第一点变化是引入了应税交易的概念，替代了原本的应税行为，首次在法律层面界定了增值税应税对象的实质就是交易，并着重强调了交易的有偿性和对经营征税的理念，与增值税法第五条相呼应。第二点变化对应税交易按税目重新梳理归类，取消了劳务税目，将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金融商品并入服务税目。第三点变化是实施条例第二条对税目进一步细化，将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整合表述为生产生活服务，主要原因是在实际管理中，部分行业应当划分为现代服务还是生活服务，缺少一个统一的标准，难以准确进行划分。执行中产生了较多的争议。比如物业管理服务，财税2016年36号文件的附件中将其归类为现代服务、商务辅助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中。但是物业公司是为小区居民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明显更符合生活服务的属性。

　　第四点变化是语句表述上的变化。增值税法将不动产的定义从财产改为资产，与会计措辞一致，将无形资产中的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改为了其他无形资产。第三部分是纳税主体，对应增值税法第三和实施条例第三条。该条款基本上为评议条款，主要变化有三点，一是将行政单位改为行政机关。这一点变动的原因是为了与民法典、行政法的术语保持统一，体现了法律语言的严谨性。二是将社会团体改为社会组织，根据最新的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第二条所称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相关表述，通过表述的改变，将更多的非盈利主体纳入纳税人范畴，避免因名称界定问题有利于税收征管之外。三是将其他个人直接明确为自然人。增值税暂行条例将个人区分为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其中其他个人代指自然人。因此，增值税法将以往各项增值税法规定其他个人、自然人等多种表述统一为自然人，更符合表述习惯，也易于理解。

　　第四部分是境内发生应税交易。增值税法第四条规定，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是指下列情形，一、销售货物的，货物的起运地或者所在地在境内。2、销售或租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的，不动产、自然资源所在地在境内。3、销售金融商品的，金融商品在境内发行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4、除本条第二、三项规定以外，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

　　上述规定在立法前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点变化是明确了以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的消费地判定原则。主要原因是营改增试点后，我国对跨境服务、无形资产征税权的判定原则为以属人原则为主，以属地原则为辅。首先明确销售方或购买方在境内属于征税范围，再将完全在境外发生或使用排除在外。上述判定原则存在不足，一方面，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排除性条款范围较大，导致我国对境内单位在境外接受服务、无形资产的情形征税权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是部分服务的境内外判定存在争议。因此，增值税法参照国际通行的目的地原则，也就是消费地原则，对现行跨境服务、无形资产征税规则进行调整。

　　另外，在确定原则后，还需要明确增值税法第四条税收管辖权中境内的概念及判定标准。哪些应税交易和中国有关，哪些交易我国就拥有征税权，这是界定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核心内容，涉及我国税收管辖权。在营改增之前销售货物对于境内的定义仅仅是关键。营改增之后，考虑到服务的无形性，财税2016年36号文件中关于境内的定义既包括了关靖，又包括了国境。因此，增值税法在立法时吸收了上述两类规定，即第四条规定中关于境内的概念，同时包括关境和国境。

　　第二点变化是新增了销售金融商品的判断原则。基于消费地征税的基本原则，增值税法明确了金融商品转让征收增值税的具体判定标准，一是对转让标的为中国境内发行的金融商品，无论销售方或购买方是在境内还是境外，其金融商品转让收益都应该在中国缴纳增值税。二是对境内单位或个人销售境外发行的金融商品，也应该在中国缴纳增值税。第五部分视同应税交易。增值税法第五条规定，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无偿转让货物，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和金融商品三种情形视同应税交易，照章纳税。

　　与原暂行条例的八项情形和营改增的三项情形对比，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增值税法对视同应税交易进行了精简。第一，表述上匹配上述条款，将视同销售改为视同应税交易。第二，视同应税行为的情形从十一种精简为三种，一是取消了无偿提供服务情形，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同时考虑了数字经济免费模式的普遍性与服务的无形性的征管难点，为税企双方解负。

　　二是取消了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销和销售代销货物的代销类情形。取消代销也是和增值税法第三条的核心定义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要发生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而如果受托方按委托方的要求代销货物并收取手续费，那么在委托代销环节，货物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对于最终购买方来说，货物的实际销售方和发票开具方都是委托方。如果受托方如视同买断代销货物，以受托方名义最终对购买方销售货物并开具发票，则实际上属于双方有偿转让货物，本身就已是销售行为。同时，从民法角度看，销售代销货物本质上属于代理关系。从税法角度看，也更符合现代服务中的经济代理服务，因此没有必要再作为视同销售的情形列入。

　　三是取消了总分机构异地调库的情形。四是取消了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考虑到在营改增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含义和范围已经发生变化，对于用于非营经营活动等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的货物，应做进项税额转出，而不再做视同销售处理，因此予以删除。第三，新增无偿转让金融商品的情形。第四，删除了用于工业事业的除外的表述。

　　第六部分是法定不征税。该部分变化点有3。第一是删除了雇主对员工提供服务不征税的规定。过去36号文附件一第十条规定，雇主对员工提供的服务属于非经营活动，不征收增值税，是因为在营改增试点中为避免无偿提供服务，是从征税范围扩大化。如对单位向员工提供的职业培训服务也要征税，将其作为了不征税项目。其变化的主要核心点是，如果雇主对员工提供的服务是无偿的，则不征税。如果是有偿的，则照章征税。

　　第二，新增因征收或征用而取得补偿的规定。过去，对于单位或者个人因国家依法征收、征用而取得的补偿，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权利灭失或损失而获得的补偿，利于被征用土地后不动产、设备、青苗连带灭失或者不能再继续生产经营，其对价的取得并非由于销售，实际上没有发生应税交易。第二类是实际上政府征用了有关财产的所有权并给予补偿，从本质来说，可以认为是政府购买了其不动产的所有权，该不动产继续存在，甚至可能直接由另一个单位直接接收。这种情况下，由于实际上发生了不动产转让，是否应征收增值税存在争议。考虑到征收征用并非出于自愿原则，也并非经营行为，而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新增条款对此类争议加以明确，因征收征用取得补偿款统一明确不征税。

　　三是取消国务院财政、税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这类兜底性条款第七部分是价外税属性。该条款为新增条款，进一步明确了增值税的基本属性为价外税，增值税税额不包括在应税交易的销售额内。同时在表述上将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修改为分别列明销售额和销增值税税额。

　　第八部分为纳税人类别。增值税法第八条明确了不同纳税人身份及适用的计税方法，并引出小规模纳税人的概念，在法的第九条对小规模纳税人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主要变化点集中在一般纳税人登记制度。第一，整合之前文件的不同表述，直接明确自然人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第二，缩减可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主体范围，实施条例将企业、个体工商户移出可选择范围。新规定仅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要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的非企业单位和自然人两类，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相比原规定的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个人，它的适用范围明显收窄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均应按规定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再无例外，同时明确纳税人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一律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第三，超标应登记一般纳税人，无缓冲期，销售额超标的当期就需要按一般纳税人一般计税方法申报纳税。第四，明确登记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转登记纳税人成为了历史。

　　另外，针对一般纳税人登记制度，税务总局已出台2026年第二号公告。因篇幅限制，我们这里只提及其中一点主要变化，新规定新增追溯机制，少报漏报违规成本更高，明确应自行补充或更正。封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销售额，均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计入对应税款所属期，即使漏报收入也应追溯按照一般纳税人登记纳税，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对应期间已取得的扣税凭证允许追溯抵扣，彻底堵住了制度性漏洞。在现行过渡期申报表中，纳税人需按现行申报管理要求逐期人工更正申报。新版报表上线后将为纳税人提供批量更正的服务，便利纳税人办税。

　　第九部分为增值税税率，该部分为评议条款，表述上契合法第三条，调整为加工修理修配服务。同时取消了国务院调整税率的权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第十部分为出口税率，该部分同样为平移条款。一是明确了出口货物应满足向海关报关、实际离境销售给境外单位或个人的条件，同时明确出口货物包括视同出口的货物。本条是在平移原有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概括和优化。二是明确了境内单位或个人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研发服务等九项服务业第十一部分为征收率。

　　同样是普通条款，一是明确了唯一征收率为3%。二是删除国务院授权的兜底性条款。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后，原小规模销售、出租、转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等按5%征收率的情形，今后一律适用3%征收率，且不得3减1。自然人出租住房，原5%减按1.5%的政策延续适用1.5%。而一般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原按5%的，如销售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适用5%征收率，这类情况将作为优惠政策延续。因篇幅限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详细阅读财税2026年10号公告。第12部分为经营行为。该条的主要变化为取消了原增值税政策规定经营中关于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税率销售额的表述，以两项以上应税交易代替兼营，强调纳税人发生多项独立的应税交易，且涉及不同税率、征收率时，需分别核算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在税务处理原则上与原有规定保持一致。

　　第13部分为混合销售。增值税法第13条规定，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实施条例的第十条对其进行了细化补充。主要变化有，第一，扩大混合销售的内涵。原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36号文仅规定了货物与非应税劳务、货物与服务之间的情形。而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开，不仅货物与服务之间，在货物与货物之间、服务与服务之间也会存在适用税率、征收率不同的问题。混合销售已经不再是解决征收增值税还是营业税的问题，而是转化为解决如何适用税率、征收率的问题。因此，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只要一项应税交易同时涉及不同税率、征收率，都属于混合销售调整的范畴。

　　第二，对一项应税交易进行解释，明确主要业务、附属业务的判定原则。原有规定未对什么是一项销售行为进行解释，造成实际征管中税企争议较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实施条例规定，一是必须包含两个以上的业务。二是必须涉及不同税率、征收率。三是不同业务间存在嘱咐关系。上述三点必须同时满足才算一项应税交易，特别是第三点，如果不同交易业务之间没有嘱咐关系，则属于相互独立的应税交易，不能作为一项应税交易。进一步的实施条例主要从某一项交易业务在一个应税交易中的地位，是否体现交易的核心性质，以及站在交易对象如购买方、消费者的角度是否体现交易的主要目的等三个方面对主要业务、附属业务进行了解释。

　　第三，修改了混合销售的处理规则。财税36号文规定，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和零售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来，其他的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这一规定对一项混合销售行为，要以纳税人的主营业务进行判断应适用的税率。这导致不同纳税人从事同样的应税交易，只因为主责不同而税收待遇不同。为解决这一问题，增值税法规定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修改后，纳税人只要从事的应税交易相同，税收待遇就相同，更加的公平合理。这也意味着同一个纳税主体身份下，会因为主要业务的不同适用不同的税率。第14部分是计税方法为平移条款，对一般计税方法、简易计税方法组成计税价格进行细化，规定，仅在表述上有所调整。新增进口货物授权国务院的。

　　兜底性条款。

　　第十五部分是代扣代缴增值税法第15条规定，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以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委托境内代理人申报缴纳税款的除外。该条的主要变化有，第一，取消是否有境内经营机构的判断前提。一般情况下，由购买方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对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如何缴纳税款的问题，暂行条例与财税36号文对扣缴义务人的判断过于繁琐，分为了三步，先看有没有经营机构，没有的话，他的代理人还没有。再看购买方，由此出现了实际执行中扣缴义务落空的情况。增值税法简化为，一般情形下由购买方为代扣代缴义务人，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降低了纳税人办税成本。

　　第二，实施条例第35条新增了自然人代扣代缴的相关规定。原因是，一方面，按次纳税的主体中，自然人纳税人占大多数，且自然人流动性高，税收管理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明确特定业务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避免无限扩大和扣缴范围。第16部分是进销项税额，该部分基本为评议条款，明确了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定义，且进项税额抵扣需取得符合条件的增值税扣税凭证。

　　第17部分是销售额。增值税法第17条规定，销售额实质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前半句明确了销售额的定义，后半句再次明确了增值税价外税的属性。销售额一般指不含税销售额。

　　主要变化点有，第一，明确了销售额确定的相关性原则。即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为销售额。与应税交易无关的，如应税交易未达成，收取的违约金收入不属于增值税销售额。第二，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修改为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第三，优化简易计税销售退回处理，纳税人发生销售退回等情形，扣减当期销售额后仍有多缴税款的，可以申请退还，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压力。第四，以反向排除方式界定价外费用。

　　实务中纳税人收取款项的名目太多太多，没有办法穷尽举例。所以实施条例中规定了全部价款，包括代为收取的税费和款项。第18部分是外币折算，该部分为评议条款略作修改，补充了当日没有更新汇率中间价的情形。依据目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补充当日没有更新汇率中间价的情形，增加有效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定义表述更为符合现行规定。

　　第19部分是核定销售额及反避税。增值税法第19条、第20条属于新增条款。第19条明确了视同应税交易，以销售额为非货币形式的情况，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销售额。第20条属于优化条款，明确了纳税人申报的增值税销售额明显偏低或偏高，且无正当理由，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销售额。属于增值税的反避税条款主要变化有，第一，新增销售额偏高，税务机关可以核定的情形。第二，实施条例第53条确定了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一般性反避税原则，解决核定销售额仅针对销售额明显偏低或偏高，无法涵盖所有情形的问题。

　　第20部分是留抵退税。新增条款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原材税文件中的留抵退税政策上升为法律规定，巩固了留抵退税的阶段性成果。第21部分是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值税法第22条规定，下列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2、免征增值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3、非正常损失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4、购进并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对应的进项税额。5、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6、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我们逐项来看，其中。简易项目。

　　免税项目以及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项目大家都很熟悉，是平移条款。第三项非正常损失项目由实施条例第19条在评议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调整，意思表述上将煤气改为了燃气，燃气的含义包括煤气、液化石油气等液体燃料，对不得抵扣范围进行了略微扩大。二是新增了光伏发电。现在不动产装备光发电装置非常普遍，直接增加了不动产的价值，需要算到构成不动产实体的设备范畴中去。三是不动产及不动产在建工程耗用的设计服务允许抵扣。

　　第五项有较大变化，与36号文相比，法明确，只有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居民日常和娱乐服务不允许抵扣。这是因为在实物当中存在很多企业转售这三项服务的情况。比如酒店因生意火爆，外聘第三方公司下属的厨师团队一同承办酒席，这部分购进的餐饮服务并非用于消费，而是实实在在的成本。但企业在日常管理中要注意规范开具和取得对应的发票屏幕，避免因发票使用不规范产生合规性风险。

　　第六项是兜底性条款，由实施条例进行细化补充。我们逐条来看，实施条例的第21条规定了贷款服务仍在不得抵扣。第22条是文字表述比较绕的一条，该条明确了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相关规定。增值税法实施前，相关文件对不征税收入对应的进项税额能否抵扣并无明确规定。按照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实操中是允许抵扣的。为了堵塞制度漏洞，遵循增值税征扣一致的原则，非应税交易收入不征税，其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也不应该抵扣。

　　但是，增值税法并没有一刀切，对第六条规定的员工为雇主提供服务等四项不征税项目，因其本质上并非经营性收入，因此允许抵扣。举个例子，某企业取得的与他销售不直接挂钩的政府补贴100万元，这100万是显而易见的非应税交易项目。但是，该企业在取得这100万元政府补贴之前，拿不准自己到底符不符合补贴标准，所以请了专业的机构购买了10万元的技术咨询服务，这对应的6000元进项税额就不得抵扣了，因为这10万元的技术咨询服务是为了拿到补贴花的。用于四类以外的非应税交易，本质上也是为了防止企业前抵后不征税导致税款损失的情况发生。

　　第22条是对购进货物、服务混用于简易免税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时无法划分进项税额的抵扣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计算逻辑和原规定按收入占比计算比例一致，但计算公式有显著的变化，无法划分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等于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乘以免税销售额加简易销售额加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除以全部销售额加非应税交易销售额。也就是说，在原来公式的分母上加上了非应税交易对应的销售额法，并规定无法划分的情形要于次年1月申报期进行汇算。

　　第25条为长期资产抵扣规则，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统称为长期资产，对既用于一般计税，又用于5类不许抵扣项目的混用长期资产，按照500万元的预值划分，500万元以下的可以全额抵扣，500万元以上的先全额抵扣，后逐年调整。具体的抵扣办法详见财税2026年第15号公告。第22部分是增值税起征点，主要变化有2，第一，26至27年间增值税起征点为按月10万元，按次1000元。第二，销售额达到临界点时即应征税，与原2023年19号公告规定的未超过10万元免征的区别比较大。接下来进入第四章税收优惠。

　　第23部分是法定免税项目，该部分基本为评议条款，具体变化有，第一，法定免税项目精简至9项。第二，从免税范围中将营利性美容医疗机构排除在外，主要是考虑基于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的初衷是保障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而盈利性美容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主要目的是改善外观而非治疗疾病，与政策初衷和支持的方向不符。第三，销售使用过的物品享受范围缩减至自然人。第四，明确残疾人服务机构的定义。第五，统一使用依据有关规定设立的表述。

　　第24部分是优惠调整，该条款为新增条款，是对国务院及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其他增值税优惠政策进行授权。第25部分为享受优惠要求，该部分为评议条款，规定了纳税人经营优惠项目应单独核算。同时，小规模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条件更加灵活，可自由就每笔业务放弃享受优惠方便。石涛中因客户需求放弃1%征收率优惠开具3%专用发票的情形。接下来进入第五章征收管理。

　　第26部分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我们先看法第28条第一项发生应税交易，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益货款或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证的当日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日本条属于基本评议条款，明确了一般情形下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标准。同时由实施条例第39条进行整合，原规定中不同销售结算方式和收款或索取凭证的当天的两项规定，形成基本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将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修改为了不动产转让完成的当日，旨在解决实物中老房产产权证缺失但实际交付使用的争议。同时表述上将货物移送改为发出更易理解法第28条第二项为视同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并细化明确，基本上属于平移条款，变化是新增了视同销售金融商品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

　　法第28条第三项为进口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主要变化为表述上将报关进口的当天修改为货物报关进口的当日。实施条例第41条为出口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对增值税法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进行了界定。第27部分为纳税地点基本评议条款，略作调整。变化有，第一，将固定业户修改成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强调了经营征税的理念，使新闻表述更加准确。第二，增加自然人发生经营行为后纳税地点的确定标准。第三，汇总纳税明确跨省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审批，省内跨县由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审批。

　　第28部分为计税区间，主要变化有，第一，纳税期限的表述改为了计税区间。第二，删除了一日、三日、5日的计税期间。第三，新增按次纳税申报期限参考了个税汇算的时间为次年6月30号前。第29部分为预缴税款法第31条规定，纳税人以10日或者15日为一个计税期间的，应当自期满之日起5日内预缴税款。

　　除此之外，主要变化有，第一，出台了财税2026年第14号公告的预缴办法。第二，从法律意义上，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预缴税款范围放宽，从跨县区放宽至跨地市级。第三，同一县内转让于出租不动产不再需要预缴跨线转让或出租不动产。根据预缴办法规定，一般纳税人预征率为5%，小规模纳税人预征率为3%。第四，明确了分支机构预缴需要省级以上审批。

　　为海关代征法，第32条第二款为新增条款，新增了海关向税务部门共享进出口数据的机制。第31部分为出口退税，该出口业务条款对应条例第47条至第52条。本次纳税人学堂不展开讲解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税务总局官网学习相关文件。

　　第32部分为增值税发票，明确了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和使用原则、种类及电子发票的效力等原则性规定。第33部分为税收共治法。第35条为新增条款，强调了税务机关与工信、公安、海关、市监人行等部门建立增值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

　　第34部分为征收管理，该部分为评议条款，明确了增值税的征管依照税收征管法行的基本原则。第35部分是执行时间，也是唯一单独一条条款。自成一章的明确了增值税法及实施条例从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总体来说，增值税法及实施条例在现行制度稳定过渡的基础上，对关键制度进行了优化调整。在刚才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的纳税人朋友积极的在评论区也发出了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和篇幅调整，我们选择了三个问题来进行线上答疑，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了线上答疑环节。

　　第一个问题，企业向老板无偿借款的涉税处理在增值税法实施前后有什么变化?如何进行涉税处理呢?在原规定当中，企业向老板无偿借款需要视同销售，按贷款服务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增值税法实施后，增值税上企业无需视同应税交易，无需纳税。但是个税上，根据财税[2003]158号文件，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借款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未归还借款视为企业对个人的红利分配，需要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二个问题，有纳税人朋友反映，现在企业自己内部食堂提供饮食是不是要收税了?那我们来接下来具体来看内部食堂是否征收增值税，同时涉及到了进项税额抵扣和项税额征收的两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分类讨论。如果是免费提供的，属于职工福利的一种，按原规定属于单位为员工提供服务，为非经营性活动不征税。按增值税法，属于无偿提供餐饮服务，也不征税，但是采购的食材等相关进项是属于用于集体福利，不得抵扣。如果是收费的，按原规定也属于单位为员工提供服务，为非经营性活动不征税。按新法属于有偿提供服务，按餐饮服务6%的适用税率缴纳增值税。镜像当中不直接用于消费的部分的餐饮服务等部分镜像是可以在取得合法扣税凭证后进行抵扣的。

　　第三个问题，有纳税人朋友问，他们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450万，2026年3月份自查发现，去年10月的时候有一笔60万的货款没有申报，他们公司应该从什么时候登即为一般纳税人?那我们根据增值税法及实施条例，还有国家税务总局2026年第二号公告第三条、第五条、第11条规定来看，纳税人应自行补充或更正调整的销售额应当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记录对应的税款所属期的销售额。那你们公司26年三月份自查发现的，应该补申报的这60万元货款，应该记录2025年10月暑期的销售额。因此，你们公司2025年年应征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00万。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应该从2026年1月1号起生效。也就是说，你们应该要于三月份发现起10日内更正申报25年10月到现在的报表，其中26年1月到3月的暑期，就应当按照一般纳税人一般计税方法，按适用税缴纳增值税。

　　好的。

　　今天的交流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

　　在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一直是总包方与劳务分包方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税务稽查的高风险领域。不同的支付模式不仅影响资金流，更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处理上存在显著差异。

　　一、模式一：总包方通过工资专户代发

　　在这种模式下，总包方处于资金支付的主导地位。其核心流程与税务处理如下：

　　业务流：

　　总包方根据工程进度确认分包成本。收到劳务分包方开具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后，从应付的工程款中剥离出工资部分，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直接支付给农民工本人。

　　税务流：

　　1、增值税：

　　劳务分包方需向总包方开具建筑服务增值税发票(税率一般为3%简易计税或9%一般计税)。总包方可凭此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发票金额应为包括代发工资在内的全额工程款。

　　2. 企业所得税：

　　总包方：以劳务分包方开具的全额发票作为成本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关键风险点在于：总包方虽然直接支付了工资给农民工，但必须确保已取得分包方开具的合规全额发票。否则，这笔代付的工资款可能因无法证明其与生产经营的直接相关性，而被税务机关认定为不得税前列支的款项。

　　劳务分包方：以工资表、银行支付回单(虽由总包方代发，但实质是分包方成本的支付)、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等作为工资成本扣除的合规凭证。

　　3. 个人所得税：

　　这是模式一中最易混淆的环节。根据《个人所得税法》，支付所得的单位是扣缴义务人。理论上，总包方作为实际支付方，负有代扣代缴个税的义务。但在建筑行业实践中，通常通过三方协议明确约定：由劳务分包方(用工单位) 负责计算并申报缴纳农民工的个税。总包方必须妥善保管委托代发工资协议、经分包方确认的工资明细表等备查资料，以证明自身无扣缴义务，规避税务风险。

　　4.社保缴纳：

　　无论工资由谁发放，劳务分包方作为用工单位，是承担农民工社保缴纳责任的唯一法定主体。总包方负有对其分包单位的监督责任。

　　二、模式二：劳务分包方直接发放

　　这是传统的支付模式，权责清晰，是税务合规的基准模型。

　　业务流：

　　总包方按工程进度确认成本，收到劳务分包方发票后，将包括工资在内的全额工程款支付给劳务分包方。随后，劳务分包方自行计提工资成本，制作工资表，并通过其自身账户向农民工发放工资。

　　税务流：

　　1. 增值税：与模式一完全一致。劳务分包方开具全额建筑服务发票，总包方凭票抵扣进项税额。

　　2. 企业所得税：扣除凭证链条清晰。

　　总包方：以分包方开具的全额发票作为成本扣除凭证。

　　劳务分包方：以工资表、银行发放回单、个税申报记录作为工资成本扣除的完整证据链。

　　3. 个人所得税：权责清晰，劳务分包方作为法定扣缴义务人，必须全员全额履行个税申报和缴纳义务。

　　无论是采用“总包代发”还是“分包直发”，核心的税务逻辑不变：

　　1. 增值税：以票控税，分包方开全票，总包方抵进项。

　　2. 企业所得税：总包方凭票扣除，分包方凭工资支付证据链扣除。

　　3. 个人所得税：关键在于扣缴义务人的界定。在“总包代发”模式下，必须通过书面协议明确个税申报主体(通常为分包方)，并保留完整备查资料。

　　4. 社保：用工单位(劳务分包方) 是社保缴纳的法定责任主体，此风险无法通过支付模式转移。

　　在实践中，特别是面对流动性大的农民工群体时，社保全额缴纳确实存在客观困难，但这正是劳务分包方需要着力解决的合规风险点。总包方应在分包合同中明确约定相关责任条款，并加强过程监督。企业内部的财务、税务及劳资人员必须紧密协作，确保账务处理与税务申报口径一致，才能在合规的前提下稳健经营。

　　编者按：《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发改环资〔2025〕1745号)指出，2026年将持续推动落实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制度并加强监管，多省的税务工作会议也指出大力推广“反向开票”。长期以来，资源回收环节“第一张票”缺失问题困扰行业发展，“反向开票”制度的持续推进为该难题提供了合规解决路径。与此同时，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增值税法》及其相关配套措施明确了自然人应税交易代扣代缴制度。政策叠加之下，资源回收企业如何精准把握“反向开票”与增值税新规的核心要点，构建完善的税务合规框架，成为关乎企业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本文立足2026年“反向开票”持续推进的政策背景，结合增值税新规要求，解析资源回收企业税务合规的核心要点与实操路径，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参考。

　　一、增值税法及配套措施对自然人销售废旧物资的税收征管方式作出调整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创设了自然人应税交易代扣代缴制度，“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即在废旧物资回收语境下，自然人向回收企业销售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作为支付方代扣代缴自然人的增值税。增值税法配套措施《关于起征点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4号)区分自然人按月或按次计税的情形，并基于上述制度规定了按次计税下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三种增值税征管方式。

　　在计税期间上，4号公告确立了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按次计征为原则，按月计征为例外”的规则。一般情形下，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应按次计征增值税，每次(日)销售额达1000元则需缴纳增值税，并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同时，考虑到特定情形下自然人发生应税交易具有一定的持续经营特征，4号公告规定了六种自然人按月计征增值税的特殊情形，包括自然人通过“反向开票”销售报废产品、互联网平台企业代办平台内从业人员税费等，而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如《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4年第5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和3%征收率减按1%计算缴纳增值税等税费优惠政策。

　　在按次计税下，4号公告规定了三种税款缴税方式：

       一是自然人代开发票的，采取代开即申报的模式，主管税务机关在代开发票时征收增值税，即视为自然人办理了申报纳税；

       二是有扣缴义务人的，采取扣缴即申报的模式，扣缴义务人按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缴的增值税，即视为自然人办理了申报纳税；

       三是自然人自行办理纳税申报，除已征收和已被扣缴增值税的应税交易外，本年度其他尚未缴纳增值税的应税交易，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自然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

　　回到资源回收增值税征管语境中，如若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适用“反向开票”，则适用按月计征且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优惠政策，并由资源回收企业代办出售者增值税；如若不适用“反向开票”，则自然人需按次纳税，税款缴纳方式包括代开发票、回收企业代扣代缴及自行申报。

　　二、“反向开票”持续落实，两大合规要点需关注

　　2026年“两新”政策提出持续推动落实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制度，并指出要加强相关的监管。从“反向开票”政策近两年的实践经验看，回收企业需关注“反向开票”限额潜在的涉税风险。5号公告规定，自然人出售者适用“反向开票”的关键条件之一为连续不超过12个月“反向开票”累计销售额不超过500万元，对于销售额为500万元以上的出售者，资源回收企业应当引导其办理税务登记。目前实践中，部分自然人出售者实际经营规模较大，连续12个月销售额已经超过5号公告的规定，在业务开展中可能存在为符合“反向开票”条件而进行业务拆分的情况，回收企业基于此反向开具的发票也面临“票货分离”、无法正常抵扣乃至虚开的风险。因此，回收企业在“反向开票”政策适用过程中，应建立相关机制动态跟踪自然人出售者的销售额，在业务合作初期对自然人出售者的经营规模与供货能力进行了解，在业务开展中核查实际供货主体与开票对象是否一致，对于已供货但开票时发现超过限额的情况，回收企业应当引导自然人出售者办理税务登记、正常开具发票，并通过订立补充协议、留存相关业务资料等形式证明收购业务的真实性与“票货”的一致性。

　　此外，由于个税预缴与汇算清缴的主体不同，异地收购等情况或将引发汇算清缴补退税的争议。则回收企业在开展业务时，需提前了解企业经营地、出售者经营管理所在地的征管口径，明确当地关于反向开票个税预缴与汇算清缴的具体要求，避免因政策理解偏差引发涉税争议。对于已存在异地反向开票业务的企业，需完整留存个税预缴凭证、收购业务资料等备查。

　　三、代扣代缴制度实操待明确，回收企业需提前准备

　　在自然人应税交易代扣代缴制度下，资源回收企业作为价款支付方，可选择为自然人出售者代扣代缴增值税，这一制度为未适用“反向开票”的业务场景提供了税务处理路径。但目前相关征管细则尚未完全落地，实操层面仍存在诸多待明确问题，回收企业需提前关注政策动态，做好分析与准备，确保代扣代缴的合规实施。

　　根据现有规定，自然人每次或每日的废旧物资销售额超过1000元起征点的，需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并可以通过代开发票、回收企业代扣代缴、自行申报这三种方式实现税费的缴纳。从《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及相关配套措施看，支付方代扣自然人应税交易的增值税并非强制性要求，而是便捷自然人办税的可选择性举措。

　　目前关于代扣代缴的具体征管措施尚未明确。在增值税进项抵扣上，根据“反向开票”政策的规定，回收企业自自然人出售者处反向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进行进项抵扣，印证了自然人应税交易属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项目，而对于支付方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的情形，从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角度看也应允许进项抵扣。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上，《企业所得税法》对于成本列支的规定遵循“实际发生”“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实质要求，从形式要求上看，《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八条明确了完税凭证属于税前扣除凭证，则回收企业代扣代缴的完税凭证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

　　对于拟适用代扣代缴自然人出售者增值税的回收企业而言，应当关注相关措施的出台与落地；对比代开发票、“反向开票”等不同模式的影响，选择最优的税务处理路径；评估代扣代缴制度对现有业务模式和财务流程的影响，并做好升级改造财税系统的准备；加强与主管税务机关的沟通，对于实操中存在的疑问，及时向税务机关咨询，明确征管口径，避免因政策理解偏差引发合规风险。

　　四、小结

　　长期以来，回收环节源头发票缺失问题始终是再生资源行业税务合规的痛点与难点，引发诸多涉税风险。2026年，在“反向开票”制度持续推进、增值税新规落地实施的政策背景下，叠加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纵深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智能化改造的全面开展，资源回收行业的税收征管环境愈发规范，对企业的税务合规要求也愈发严格，构建系统化、精细化的税务合规框架，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资源回收企业应当提高税务合规意识，准确理解与适用“反向开票”的政策，关注增值税相关政策的出台与落地，完善内部的风险管控机制，树立全流程合规意识。

　　根据《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0号，简称10号公告)，自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列举的建筑、不动产、房地产可差额征税。由于都是执行多年的老政策，2028年继续执行的可能性极大。本文基于10号公告，介绍如下问题：

　　一、建筑业简易计税

　　二、转让土地使用权

　　三、转让不动产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房地产

　　一、建筑业简易计税

　　(一)销售额确定

　　10号公告第4条第4款规定：

　　“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支付的分包款允许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

　　根据上述规定，必须是自含税销售额中，扣除分包款。分包款是含税还是不含税？尽管没有明确，但应该也是含税的分包款。

　　无论是小规模纳税人的简易计税，还是一般纳税人按照规定选择简易计税，都可适用上述政策。

　　简易计税方式不能抵扣进项税，差额征税的方式，有助于减少重复征税，有助税负公平。

　　(二)扣除凭证

　　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的价款，应当取得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税务总局规定的合法有效凭证留存备查。

　　(三)发票开具

　　根据10号公告第4条第12款，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的相关价款，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开具普通发票。

　　二、转让土地使用权

　　(一)销售额确定

　　根据10号公告第4条第7款：

　　“纳税人转让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原价允许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

　　需要注意的是，也是自含税销售额中扣减。2016年4月30日前，还没有营改增，转让土地使用权缴纳营业税，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没有抵扣过进项税，其支付的土地价款，也是含营业税的价款。

　　是否包括股东出资投入的土地使用权？接受投资，属于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一种方式，应包括在内。

　　(二)扣除凭证

　　根据土地使用权的来源，有不同的凭证。

　　如果是自政府取得土地使用权，向政府支付土地价款，以省级以上(含省级)财政部门监(印)制的财政票据为合法有效凭证。

　　如果是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款项，以发票或者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及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为合法有效凭证。如因丢失等原因无法提供取得不动产时的发票，以其他能证明契税计税金额的完税凭证等资料为合法有效凭证。

　　(三)发票开具

　　根据10号公告第4条第12项第2款，转让土地使用权差额征税，发票这样开具：

　　“全部含税销售额和扣除的价款，应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列明，发票的税额按含税销售额扣除相关价款后计算。”也就是可以开具专票。

　　三、转让不动产

　　(一)销售额确定

　　根据10号公告第4条第8款：

　　“一般纳税人销售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及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不含个人销售购买的住房)，该项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允许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

　　上述规定有以下要点：

　　必须是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而且不含自建；

　　必须是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有关规定，可选择简易计税；

　　自含税销售额扣除购置原价或取得时的作价

　　接受投资取得的不动产，是否可以？没有排除的规定，应可以。

　　(二)扣除凭证

　　非自建不动产，就是自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取得，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款项，以发票或者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及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为合法有效凭证。

　　如因丢失等原因无法提供取得不动产时的发票，以其他能证明契税计税金额的完税凭证等资料为合法有效凭证。

　　(三)发票开具

　　与转让土地使用权开具发票一样，也是全部含税销售额和扣除的价款应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列明，发票的税额按含税销售额扣除相关价款后计算。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房地产

　　10号公告第4条第9款，允许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额中扣除的若干支出。

　　(一)享受政策的主体和条件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其开发的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房地产项目”

　　享受政策的主体，必须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享受政策的项目，必须是一般计税方法的项目。没有要求必须是营改增之前的项目。

　　(二)可以自销售额中扣除的项目

　　“受让土地时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以下统称土地价款)，以及在取得土地时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货币形式拆迁补偿费用，允许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

　　可扣除的项目包括两类：

　　支付给政府部门的土地价款；

　　支付给其他单位的拆迁补偿费用。

　　(三)为什么允许扣除这两类费用？

　　土地价款与拆迁补偿费用，都是房地产企业项目开发的主要成本，但无法取得可抵扣增值税的凭证，如果不能扣除，既不符合增值税对增值额征税的基本原理，也加重纳税人不合理的税负。

　　(四)当期扣除的计算公式

　　可扣除的两类费用，不是一次扣除，而是在与收入匹配的基础上，分期扣除。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

　　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当期销售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房地产项目可供销售建筑面积)×支付的土地价款

　　当期销售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是指当期进行纳税申报的增值税销售额对应的建筑面积。

　　房地产项目可供销售建筑面积，是指房地产项目可以出售的总建筑面积，不包括销售房地产项目时未单独作价结算的配套公共设施的建筑面积。

　　(五)项目公司有条件扣除

　　房地产开发企业(包括多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受让土地向政府部门支付土地价款后，设立项目公司对该受让土地进行开发，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由项目公司按规定扣除房地产开发企业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

　　1、有三方合同

　　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公司、政府部门三方签订变更协议或补充合同，将土地受让人变更为项目公司。

　　2、土地总价不变

　　在政府部门出让土地的用途、规划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签署变更协议或补充合同时，土地价款总额不变；。

　　3、全部股权不变

　　项目公司存续期间的全部股权由受让土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持有。

　　(六)扣除凭证

　　向政府支付土地价款的，以省级以上(含省级)财政部门监(印)制的财政票据为合法有效凭证。

　　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货币形式拆迁补偿费用，以拆迁协议、拆迁双方支付和取得拆迁补偿费用凭证等能够证明拆迁补偿费用真实性的材料为合法有效凭证。

　　合伙企业因具有合伙人加入与退出等事项的便利性，已成为常见的投资平台、股权激励平台。实务中，企业投资合伙企业的税务处理较为特殊和复杂，成为税务风险高发领域之一。其中，A公司是一家具有投资职能的国有企业，为B合伙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合伙企业约定分配比例为22%。A公司在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为其提供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服务。受托税务师事务所组建业务团队，发现A公司存在诸多税务风险。

　　利润分配与否不影响纳税义务

　　业务团队分析发现B合伙企业2024年未实际分配利润，A公司未作任何相关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规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合伙人应以合伙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所得，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或出资比例等分摊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而非按照实际分红金额计算。即不论合伙企业是否作出利润分配决定，只要其当年产生了应税所得，其合伙人的纳税义务就已经产生。

　　据此，业务团队认为，A公司可能存在未按照政策规定确认法人合伙人应纳税所得额的风险。业务团队进一步与A公司财务人员沟通，要求A公司补充B合伙企业的出资协议、审计报告、税务鉴证报告等，以核实B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

　　A公司与B合伙企业沟通后取得B合伙企业2024年度已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鉴证报告》(以下简称鉴证报告)。鉴证报告显示，B合伙企业的应税所得中存在大额纳税调减，导致其账面应税所得为负数(-993.45万元)。其中，B合伙企业的利息收入为4.26亿元，为按照会计准则计提但未到合同约定收款日的应收利息，B合伙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作了纳税调减处理。

　　按权责发生制确认利息收入

　　业务团队分析认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不适用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所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不适用于B合伙企业。案例中，B合伙企业调减其利息收入，适用的政策有误。

　　业务团队进一步梳理分析合伙企业相关的税收政策，认为B合伙企业应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6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关政策规定：对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收入和费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业务团队梳理发现，截目前，财税部门并未对合伙企业利息收入的确认方法作出单独规定。所以，B合伙企业应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利息收入，在会计上已经确认的利息收入4.26亿元，即使未到合同约定的收款日，仍计入当期应税所得，不应作纳税调减处理，B合伙企业的鉴证报告有误。

　　审慎对待第三方鉴证报告

　　基于充分的政策依据和数据支撑，业务团队与A公司进行了沟通：针对B合伙企业的大额利息收入纳税调减，A公司若直接采纳B合伙企业的鉴证报告，当年无需确认合伙人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但是，由于B合伙企业的鉴证报告明显存在税收政策适用不当的问题，A公司若将此第三方出具的鉴证报告作为自身纳税申报的依据，则需要承担2024年少缴纳税款的风险，同时企业能否向第三方机构请求民事赔偿，是一个棘手的法律事项。

　　据此，A公司采纳了业务团队的专业意见，放弃了对B合伙企业鉴证报告的直接采信。经计算，B合伙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调整后，其全年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额约为4.16亿元，A公司按22%比例分摊的应纳税所得额约为0.92亿元，A公司按照税法规定作纳税调增处理，规避了税务风险。

　　业务团队提醒，A公司作为法人合伙人应准确理解合伙企业所得税“先分后税”原则，无论合伙企业是否实际分配利润，A公司均应按比例确认应分摊的应纳税所得额。A公司还需在每个纳税年度终了后，及时获取合伙企业的财务、税务资料。尤其当合伙企业的税务鉴证报告中存在大额纳税调减项目时，A公司须结合合伙企业适用的法规和具体计税规则进行复核，避免直接采信第三方的税务鉴证报告，或套用公司制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析、处理合伙企业涉税事项。A公司还应定期开展税务风险自查，对合伙架构进行穿透式风险排查，将“事后补救”转变为事前和事中的风险防控。

　　链接

　　江苏天赋税务师事务所是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认定的5A级税务师事务所，总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旗下拥有多家税务师事务所，主要为企业提供涉税鉴证、一般税务咨询、纳税申报代办、税务合规计划等服务。

　　本文刊发于《中国税务报》2026年3月13日B3版。

　　作者单位：江苏天赋税务师事务所

　　2026年1月1日起，随着《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2026年第10号公告)的实施，一般纳税人转售自来水取消了差额征税政策。实务中，物业公司、商业综合体等转售水电时，常常遇到上游(自来水公司、电网)就部分代收基金开具“不征税发票”(如“不征税自来水”编码611、“不征税代收基金”等)。面对这些上游票种，转售方如何向下游合规开票?税负有何变化?怎样选择更合理?

　　一、政策核心解读：

　　1、不能差额征税

　　新政实施后，转售水费不再允许按“收取价款扣除支付给自来水公司的水费”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无论水费还是电费，转售行为均属于销售货物，必须按全额计算增值税。

　　2、上游“不征税发票”的性质

　　上游开具的不征税发票，通常对应的是代收的政府性基金(如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农网还贷基金等)，这些项目属于不征收增值税的范畴。转售方不能“传递”这种不征税性质——即不能因为上游开了不征税发票，就认为自己向下游收取的对应款项也不征税。

　　3、转售方开票规则

　　必须按转售货物开具发票：品名应为“*电力*”或“*自来水*”，不得开具“生活服务”“代收款项”或“不征税”发票。

　　税率/征收率：

　　电费：一般纳税人适用13%税率(无简易计税选项)。

　　水费：一般纳税人可选择一般计税(9%)或简易计税(3%)。

　　二、案例详解：

　　某物业公司(一般纳税人)2026年2月发生以下两笔业务，均按平进平出(不加价)向租户收取费用。

　　(一)转售电费(含不征税代收基金)：

　　上游支付：向电网支付总额12,040元，取得两张发票：

　　应税电费部分：金额8,000元，税额1,040元(税率13%)，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征税代收基金部分：金额3,000元，“不征税”普通发票(注明“代收基金”)。

　　下游收取：向租户收取同样12,040元。

　　1、案例分析：

　　转售电费只能一般计税，税率13%，向下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金额= 12,040÷(1+13%) = 10,654.87元

　　税额= 10,654.87×13% = 1,385.13元

　　可抵扣进项税额= 1,040元(仅限应税电费部分，不征税基金无进项)

　　实际应纳税额= 1,385.13 - 1,040 = 345.13元

　　2、结论：

　　由于上游不征税基金部分无法抵扣进项，导致物业公司额外承担了345.13元的增值税。这部分税负实质上是将不征税基金“带入”了增值税链条。

　　(二)转售水费(含不征税代收基金)

　　上游支付：向自来水公司支付总额10,300元，取得两张发票：

　　应税水费部分：金额8,000元，税额240元(征收率3%)，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征税代收基金部分：金额2,060元，“不征税自来水”发票。

　　下游收取：向租户收取同样10,300元。

　　1、案例分析：

　　方案A：一般计税(税率9%)

　　向下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金额= 10,300÷(1+9%) = 9,449.54元

　　税额= 9,449.54×9% = 850.46元

　　可抵扣进项税额= 240元(仅限应税水费部分)

　　实际应纳税额= 850.46 - 240 = 610.46元

　　方案B：简易计税(征收率3%)

　　向下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

　　金额= 10,300÷(1+3%) = 10,000

　　税额= 10,000×3% = 300元

　　进项税额不可抵扣(简易计税对应进项需转出)

　　实际应纳税额= 300元

　　2、结论：

　　在平进平出且上游存在不征税发票的情况下，简易计税(方案B)税负更低(300元vs 610.46元)，且操作简单，无需区分征税与不征税部分。

　　三、选择建议

　　1、水费转售：首选简易计税

　　只要符合一般纳税人销售自来水可选择简易计税的规定，建议直接选用3%征收率。这样可以彻底规避不征税基金无法抵扣的问题，同时降低核算难度。

　　2、电费转售：无法简易，需关注定价

　　电费必须适用13%税率。若上游存在不征税代收基金，转售方应准确测算额外税负(即不征税部分÷1.13×13%)，并在与下游签订合同时，考虑是否通过适当加价来覆盖这部分成本，或向租户解释清楚。

　　四、其他处理思路

　　有些观点认为，可以重构商业模式，即：将水电费并入租金

　　根据增值税法“一项应税交易”原则，若租赁合同采取“水电全包、一口价租金”模式(水电费不单独计价结算)，则整个交易可能被认定为不动产租赁服务，按租金税率(一般计税9%或简易计税5%)开票。

　　优势：统一税率，避免转售水电带来的多档税率和不征税发票困扰；若出租方是老项目简易计税(5%)，税负可能更低。

　　劣势：会增加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从租计征部分)，需综合测算房产税与增值税的平衡。

　　建议：针对长期、稳定的大租户，可测算后决定是否采用此模式。

　　五、风险提示

　　1、严禁错开“不征税”发票：转售水电属于应税行为，即使上游部分是不征税，下游发票也必须开具货物销售发票，税率栏不得填写“不征税”。

　　2、品名必须规范：应选“*电力*”“*自来水*”等商品编码，避免开成“水电费”“服务费”等模糊品名，否则下游可能无法抵扣。

　　3、进项抵扣合规：采用简易计税的水费，其对应的进项税额(包括应税水费专票)不得抵扣，需作转出处理。

　　新政下，水电费转售已无差额征税空间，上游的不征税发票并不能让转售方“豁免”纳税。通过上述案例可见，电费因无简易选择，不征税部分将直接增加税负；水费则可果断选择3%简易计税，实现税负最优。同时，将水电费并入租金的商业模式也值得关注与商榷。建议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精准测算，合规开票，确保税务处理既符合新政要求，又实现税负合理。

　　纳税人原则上可以放弃免税而选择缴纳增值税，但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法律设置了特殊规则，赋予其更大的灵活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一般规定：可以放弃，但限制严格

　　对于一般纳税人或出口企业，放弃免税是允许的，但需要遵守以下严格限制：一般纳税人一经放弃免税权，其全部增值税应税行为均应按照适用税率征税，不得选择某一特定免税项目放弃，也不得根据不同的销售对象选择部分应税行为放弃。36个月不得再申请：放弃免税后，36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比如批发、零售的蔬菜及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但纳税人不能只选择蔬菜免征，而鲜活肉蛋产品不免征。

　　备案要求：需要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声明(如《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税权声明表》)进行备案，通常自提交备案资料的次月起生效。

　　发票限制：放弃免税权后，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小规模纳税人的特殊例外：未达起征点的可以选择部分放弃

　　根据2026年1月30日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起征点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的公告》(2026年第4号)及《增值税法》相关规定：可以选择部分放弃：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销售额未达到起征点标准的(如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可以选择全部或者部分应税交易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部分放弃减税：适用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也可以选择全部或者部分应税交易放弃减税(例如按3%征收)，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举例说明：某小店是小规模纳税人，本月销售额8万元(未达起征点，本可全免)。如果客户要求其中2万元的销售开具专票：他可以就这2万元放弃免税，按1%征收率缴税，开具专票;剩下的6万元销售额，照样可以享受免税，开具普通发票。如果客户要求开具3%的专票，他还可以进一步放弃减税，就这2万元按3%缴税开票，其余6万元仍免税。

　　小规模纳税人即使开具了专票(放弃了部分免税)，也不需要向税务机关书面备案声明“放弃免税权”，因此不受36个月不得享受免税的限制。下次发生符合免税条件的业务，仍可免税。专票必须缴税：只要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该笔收入就必须按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因为受票方可抵扣)，无法享受免税。

　　一、问题背景

　　某公司拥有一宗土地，具体信息如下：

　　土地面积：20,000平方米

　　土地取得价值：300万元(即3,000,000元)

　　地上建筑情况：

　　办公楼：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建造成本500万元，已于今年1月投入使用，需缴纳房产税。

　　厂房：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目前在建中，尚未竣工。

　　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办公楼1,000平方米+厂房12,000平方米)

　　容积率计算：总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13,000÷20,000 = 0.65(大于0.5)

　　需要解决的疑问：

　　办公楼缴纳房产税时，计入房产原值的土地价款是否为60,000元(计算方式：3,000,000÷20,000×400)?

　　剩余土地价款是否可待厂房竣工后，再计入厂房的房产原值?

　　二、关键政策依据

　　1、国家核心政策依据

　　所有地方政策的制定均基于以下国家层面的文件：

　　核心文件：《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121号)第三条。

　　核心规定：

　　地价必须计入：对按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

　　“大地小房”的特殊计算：宗地容积率(建筑面积/土地面积)低于0.5时，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容积率不低于0.5的，则需将整宗土地价值按建筑面积分摊计入。

　　2、地方性执行口径与解读

      (1)江苏省(常州)的口径：关于“分期建房”的核心指引

　　案例中“办公楼上地已用、厂房还在建”的情况，江苏省常州市地方税务局发布的《关于执行财税[2010]121号文件第三条政策相关口径的通知》 提供了最直接的指导。

　　政策要点：明确处理了同一宗土地上，既有已投入使用房产，又有在建或待建房产时的税务处理。

　　具体规定：文件明确指出，在建和待建的房产不属于应税房产，无需缴纳房产税。因此，这些在建部分所应分摊的土地价值，也暂时不需要并入已使用房产的原值中计税。

　　实务意义：这正是该案例中处理方式的依据。可以先将整宗土地价值在全部规划建筑面积(包括在建部分)中进行分摊，但仅将已投入使用的办公楼所分摊的地价计入其房产原值。待厂房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次月起，再将其分摊的地价计入厂房的房产原值，开始计算缴纳房产税。

　　(2)海南省的口径：对“地价”范围的详细界定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在2013年发布的政策解答，对“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包含哪些具体项目，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列举，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政策要点：详细解释了财税[2010]121号文中“地价”的具体构成。

　　具体规定：根据解答，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包括：

　　①、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如土地出让金、土地转让价款。

　　②、相关的税费：如土地契税、耕地占用税。

　　③、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如拆迁补偿费、规划设计费、勘探费以及“七通一平”费用等。

　　实务意义：在计算该公司的土地成本时，不能仅考虑300万元的土地取得价款。如果在此之外还发生了上述列举的拆迁费、平整费等土地开发成本，也需要一并计入土地总价，然后进行分摊。这确保了房产税计税基础的完整性。

　　(3)各地口径的差异与争议点：租入土地建房

　　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即企业租入土地，然后在该土地上自建房屋——全国各地税务机关存在不同的理解和执行口径。这是实务中争议较大的领域，也凸显了咨询当地税务机关的重要性。

　　争议焦点：租入土地支付的土地租金(或租赁权的价值)是否应计入自建房屋的房产原值?

　　地方差异：

　　江苏常州：曾明确规定，对于租入、借入他人土地建房，且在企业账面上不作为“土地使用权”核算的，所支付的土地租金不需要计入房产原值。

　　河南、河北等地：实践中存在不同看法。例如，河南省税务局曾有观点认为应将土地租金计入，而河北省税务局则表示不计入。

　　专业观点：许多税务专业人士分析，从财税[2010]121号文的立法本意看，其针对的是企业拥有所有权的土地使用权。因此，支付的土地租金属于经营租赁费用，可能不应计入房产原值。

　　实务意义：如果您的公司存在租地建房的情况，绝对不能直接套用购买土地的税务处理方式。最稳妥的做法是携带具体合同前往房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获取官方的执行意见。

　　三、分析与计算步骤

　　第一步：判断容积率适用规则

　　总容积率= 13,000平方米 ÷20,000平方米= 0.65(大于0.5)。

　　结论：直接按建筑面积分摊土地价款，无需按2倍建筑面积计算。

　　第二步：确定土地价款分摊原则

　　根据政策，整体地价款(300万元)应计入房产原值，但仅对已投入使用的应税房产(办公楼)计算缴纳房产税。

　　在建厂房不属于应税房产，其分摊的土地价款暂不计入房产原值缴税，待竣工投入使用后再分摊计入。

　　分摊方式：按建筑面积比例分摊(非占地面积)。总建筑面积为13,000平方米(含在建部分)。

　　第三步：计算办公楼分摊的土地价款

　　办公楼建筑面积占比= 1,000平方米 ÷13,000平方米 ≈7.6923%。

　　分摊土地价款= 3,000,000元 ×(1,000÷13,000) = 3,000,000×0.076923≈230,769.23元。

　　错误计算示例(按占地面积分摊)：3,000,000÷20,000×400 = 60,000元——此方式不符合政策规定。

　　第四步：处理厂房部分土地价款

　　厂房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分摊土地价款= 3,000,000元 ×(12,000÷13,000)≈2,769,230.77元。

　　厂房在建期间：不分摊土地价款缴纳房产税。

　　厂房竣工投入使用后：将该分摊的土地价款(2,769,230.77元)计入厂房房产原值，计算缴纳房产税。

　　四、结论

　　办公楼缴纳房产税时，计入房产原值的土地价款为230,769.23元(按建筑面积分摊)，而非按占地面积计算的60,000元。

　　剩余土地价款可待厂房竣工后计入房产原值：厂房在建期间不分摊土地价款缴税;竣工投入使用后，按建筑面积比例分摊的土地价款(约2,769,230.77元)再计入厂房的房产原值计算房产税。

　　五、补充说明

　　办公楼房产原值总额：包括建造成本和分摊土地价款，即5,000,000元(建造成本)+ 230,769.23元(土地价款)= 5,230,769.23元(具体以会计核算为准，房产税从价计征时按此原值计算)。

　　容积率低于0.5的情况：如果容积率小于0.5(如案例中税务总局解读的示例)，地价需按应税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分摊。本案容积率大于0.5，故不适用此规则。

　　实操建议：各地税务机关执行口径可能略有差异，建议在计算缴纳房产税前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确认。

　　3月31日，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汇算清缴将截止。经营主体准确归集从事生产经营取得的收入总额，是其经营所得汇算清缴的重要环节，也是确保其税负准确的基础。那么，哪些主体需要办理经营所得汇算清缴?又应如何准确归集收入呢?

　　汇算主体

　　整体上讲，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等，需要就其经营所得进行汇算清缴。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取得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包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境内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境内注册的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以及依法从事办学、医疗、咨询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或者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

　　《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5号公布，2018年修正，以下简称《计税办法》)第二条规定，实行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并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印发)第六条规定，个人独资、合伙企业若实行查账征税办法的，其生产经营所得比照《计税办法》的规定确定。

　　《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表)》及其填报口径明确，经营所得年度汇算清缴仅适用于查账征收主体。也就是说，只有实行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承包承租经营者个人以及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才需填报B表并办理年度汇算清缴；采用核定应税所得率或定期定额征收的纳税人，不适用汇算清缴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纳税人，其应纳税额由税务机关核定，无须办理个人所得税法意义上的年度汇算清缴；但若出现特定情形，仍应在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汇总申报并补缴税款。

　　确认步骤

　　那么，上述主体在办理经营所得汇算清缴时，具体需要怎样确定收入总额呢?

　　经营所得的收入总额，是指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从事生产、经营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动所取得的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全部收入。这一概念看似简单，但实操中涉及收入性质的判定、收入确认时点、收入完整性的核查以及政策排除项的识别，需要纳税人系统梳理、分步归集。

　　第一步，框定收入范围，厘清“直接相关”政策边界。纳税人应首先对照主体身份(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等)，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各项收入纳入归集范围。界定标准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凡与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经济利益流入，无论款项是否实际到账，均应全额纳入。

　　第二步，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全面梳理并计算收入。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也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纳税人在确认收入时，应严格遵循这一原则确定入账时间——预收款项在商品交付、服务完成前，不应确认收入；分期收款销售，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工程或劳务，按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确认。在收入归集方面，纳税人需对照完整的会计账簿、发票开具信息、银行流水和原始凭证，按收入性质逐项梳理，并重点核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个人账户及现金收取但未入账的“体外循环”收入，确保不重不漏。

　　第三步，识别政策排除项，防范税目错配风险。这是防止多报、错报或者漏报的关键防线。纳税人需重点排查以下情形：

　　一是严格区分投资收益性质。对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股息、红利，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第二条规定，不并入企业的经营所得，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是准确区分财产转让性质。经营主体转让与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资产(如机器设备、原材料、经营性不动产等)，计入经营所得收入总额。纳税人应严格区分经营性资产转让收入与投资者个人财产转让所得，防止二者混淆，导致经营性资产转让收入遗漏申报。兼用于经营与个人的资产(如既办公又居住的商业房产)，按主要用途和账面核算主体综合判定，留存资产使用记录、费用分摊计算表等证明材料，确保税务处理有据可查。

　　三是识别与经营无关的个人收支。投资者个人发生的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财产性支出，不得抵减应纳税所得额。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人员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住房等财产性支出，视为利润分配，并入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个体工商户业主按照《计税办法》相关规定处理：对于生产经营与个人、家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40%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费用准予扣除；明确属于个人、家庭支出的，不得扣除。此类行为并非独立的“收入确认”问题，而是违规列支成本费用导致的应税所得调整，实务中须识别防范此类款项往来隐含的少缴税款风险。

　　纳税人对上述各项判断，均需完整留存合同、协议、资金流水、资产权属证明等凭证，以备税务核查，确保税目适用准确、收入总额合规。

　　举例说明

　　阳光百货店系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业主张某)，从事日用百货批发零售业务。该百货店2025年度销售货物共取得收入350万元，其中包含年末赊销给长期合作客户的25万元(货物已于12月发出，约定2026年1月付款)。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收入确认以货物交付为标准，因此，该笔25万元赊销款应计入2025年度收入总额。

　　此外，该百货店2025年度还取得以下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收入：将闲置库房短期出租，取得租金收入6万元；接受供货商赠送的陈列货架，按公允价值确认收入2万元；取得客户逾期付款违约金收入0.5万元，以及因供货商注销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1.5万元。上述收入均与经营活动直接相关，应一并计入收入总额。

　　综上，阳光百货店2025年度从事生产经营取得的收入总额为360万元，具体构成如下：销售货物收入350万元(含赊销25万元)、库房租金收入6万元、接受捐赠收入2万元、违约金收入0.5万元，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1.5万元。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宿城区税务局)

　　来源：中国税务报 2026年03月13日 版次：06 作者：秦燕

　　内容摘要：企业整体或部分业务单位承包给个人经营，对于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所得税，现行税法规定不明晰，且实践中的承包经营合同过于简单，对税务问题没有进行考量。本文从一个案例入手，对实践中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和存在的税务风险进行分析，主张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应事先充分考虑税务问题，并对承包经营合同的所得税合规提出建议。

　　关键词：承包经营 经营所得 所得税 合同审查

　　承包经营作为资源配置的一个有效手段，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由于该模式涉及的税务问题较为复杂，在后续的税务处理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发包人面临较大的税务风险。本文以实务中接触的一个个人承包经营加油站的分支机构涉税案例，对承包经营的法律关系、所得税纳税义务进行分析，并对企业如何在承包经营中规避税务风险提出几点有益的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1.案例介绍

　　A公司经营加油站业务，下辖多个加油站，法律形式均为分支机构。2018年，A公司将某加油站发包给甲个人承包经营，双方签订的《加油站承包经营合同书》中约定，承包期为8年，甲个人每年向A公司支付承包金30万元，甲个人对外以该加油站的名义经营，对内自行承担所有经营成本、费用和税费。

　　2023年，当地稽查局约谈A公司，认定甲个人在经营该加油站期间，用自己及多名员工的个人账户收取款项，没有据实申报纳税。稽查局认为该加油站是A公司的分支机构，A公司应对加油站应缴税款承担责任，涉及税款约为2000万。

　　2.存在的问题

　　一是法律风险问题，承包方没有设立市场主体，以个人身份承包该加油站，但以加油站原本的名义继续经营，A公司作为加油站的总公司，对加油站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申报纳税均需承担责任。

　　二是税务合规问题，合同的约定将导致财务和税务处理无法合规。承包方以发包方名义经营，向发包方支付固定承包金，发包方是否仅就取得的承包金申报纳税收入?加油站经营的收入、成本、费用应以什么主体来进行核算，以谁的名义进行纳税申报?如果是以A公司的名义申报企业所得税，那甲个人取得的所得应如何核算、如何纳税?能否在A公司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二、承包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及存在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对企事业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承租经营取得所得征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79号)明确企业进行发包的两种纳税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工商登记没有变更，必须先以该企业主体缴纳企业所得税。承包人的所得，又分为两种情形，如果承包人取得固定所得，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承包人向发包人缴纳固定费用后取得剩余经营成果，按照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二种情况，企业实行个人承包后，工商登记改变为个体工商户的，直接应依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不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文件发布时，实行的是1993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当时规定的是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必要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此处的收入总额，指按照承包经营、承租经营合同规定分得的经营利润和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必要费用的标准当时是每月800元。

　　2019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将个人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所得归入经营所得，对承包经营所得的计算方式进行了颠覆性的修改，不再是仅扣除固定费用，而是与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计算进行了统一，均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1993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体系下，承包经营所得只能扣除固定费用，因此在计算缴纳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无需核算经营的成本费用，不需要经营的会计账册。在2019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体系下，承包经营所得需要以年度收入减除成本、费用及损失来核算应纳税所得，那么国税发〔1994〕179号文件在执行中就会出现问题。经营的收入成本费用只能在一个主体下核算，如果按照该文件规定，工商登记没有变更的时候，无论什么分配方式，必须先以企业主体缴纳企业所得税，收入全额计入，成本费用当然要进行扣除，那么在计算承包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成本费用从何而来?

　　三、承包经营业务的现实状况

　　实践中的承包经营合同在适用范围、主要问题约定、财务税收处理等多个方面均较为混乱，许多签署的合同在法律适用和税收处理上无所适从。

　　(一)承包经营的适用范围错误

　　根据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承包经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规定》的文件精神，承包经营是指企业与承包方通过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将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权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承包方，由承包方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在承包经营期内，由承包者承担经营风险并获取部分企业的收益。该文件明确规定承包方应该是法人。

　　承包经营的本质应该是承包方取得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权，承担经营风险并取得相应的收益。承包经营与租赁的本质区别在于：租赁的标的是资产，是设备、运输车辆或者不动产等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权。承包经营的合同标的是经营管理权，不是设备或不动产的使用权，而是将整个企业或企业的某个部门，整体交给承包方进行经营管理，经营管理权的权利效力范围包括被承包企业或部门的产、供、销、人、财、物等各个方面，经营管理权涵盖了人事调配权、经营方式选择权、生产决策权、物资采购权、产品销售权、资金支配使用权等维持企业运营的各项权利。

　　实践中的许多承包经营合同，其实在实质上并不符合承包经营的定义，有的本质上就是租赁合同，如本文的前述案例，虽然承包方以发包方的名义经营，但是实质上发包方只是将加油站的不动产交给承包方，并没有将承包标的也就是加油站的人员、账册、供应链、其他资产一并移交，只是由于个人无法办理加油站的特许经营证照，从而签署了承包经营合同。由于法律对特许经营的规定而不得不签署承包经营合同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实际履行往往并不符合承包经营的实质，导致后续出现各种问题。

　　(二)合同约定混乱

　　承包经营合同在主要问题上约定混乱，且没有与财务处理和纳税主体统筹进行考量，一旦后续出现问题，很难根据合同进行处理和达到合规。

　　在经营主体上，有的以原发包方为主体，但是实际经营人是承包方个人;有的是承包方以承包的不动产地址进行登记，新成立了个体工商户或企业等市场主体来进行经营;有的只是个人承包企业或事业单位内部的一个部门，发包方和承包方均不是严格意义上独立的市场主体。

　　在成果分配上，有的约定承包方向发包方交付固定费用，剩余收益归承包方，也就是本文案例的情况;有的约定发包方向承包方支付固定费用，剩余收益归发包方;有的发包方向承包方支付经营利润的一定比例，剩余收益归发包方;也有的是约定承包方向发包方支付经营利润的一定比例，剩余收益归承包方。

　　经营主体和成果分配是承包经营合同的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约定必须与财务处理和纳税主体进行统筹考量，如果没有事先考虑，会出现相互矛盾，无法合规地进行财务税务处理。例如本文的案例中，承包方是个人，以发包方名义经营，承包方只向发包方缴纳固定的费用。按照国税发〔1994〕179号的规定，以发包方名义经营，要以发包方的名义进行经营成果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那以发包方名义申报的前提是要在发包方原有的账务基础上对经营成果进行账务核算，收益也在发包方账上，但是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发包方只收取固定费用，发包方怎么能以全部收入成本费用进行纳税申报呢?同时，承包方取得剩余经营成果，要按照承包经营所得进行申报，一个整体的收入成本费用，如何能既在发包方申报企业所得税，又在承包方申报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显然，案例中经营承包合同的约定会导致合同双方的账务和税务处理相互矛盾，无法合规。

　　(三)不考虑财务问题

　　目前的现实情况，较多的中小企业账务混乱，多数的代账会计教条化，财务报表根本无法反映真实的业务情况。在承包经营的情况下，发包方认为自身不是经营者，也不知道收入成本费用，只管收到钱就行，不觉得自身有健全经营活动财务账册的义务和必要。承包方大多是个人，根本没有建账的意识和能力，结果往往是承包经营成果根本没有完整的账目，或者有也是十分混乱。收入大多直接以个人账户收款，成本费用没有清楚的核算，也没有取得合规单据，承包方自身无法核算利润，发包方更无从知晓经营利润情况。一旦被税务稽查，收入从银行流水来核实，成本费用无法核实，税收的风险就非常大。

　　完整的财务账册是准确核算承包经营所得的基础，没有完整清晰的账册，无法准确申报税款，会导致较大的税务风险。

　　(四)不考虑税务问题

　　绝大多数的承包经营合同都没有考虑经营所得的纳税主体，以及双方取得收入的性质和如何纳税的问题，而后如果被税务稽查，双方都将会面临较大的税务风险。

　　在税费承担上，大多数承包经营合同仅简单约定承包期间的所有成本费用，包括所有税款由承包方承担，发包方不承担责任。事实上，在承包方为个人的情况下，只能以发包方的名义经营，如果出现税务问题，发包方肯定要承担责任。本文的案例就是如此，加油站承包给甲个人后，A公司完全没有参与经营，A公司认为合同约定税费由甲个人承担，与自己无关。但是甲个人以A公司下属分公司的名义经营，在税务机关的视角里，加油站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始终是作为A公司下属分公司的加油站本身，而A公司作为总公司当然要对分公司的纳税义务承担责任。如果没有事先考虑和规划，导致A公司目前处于极大的税收风险中。

　　四、承包经营合同税务合规建议

　　(一)厘清业务性质，确定是否属于承包经营

　　如果发包方仅移交资产的使用权，其他如员工、流动资金、供应链等均是承包方自行负责，合同的本质应属于租赁合同，签署租赁合同更有利于厘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税务处理上，签署租赁合同，可以不需要按照国税发〔1994〕179号的规定，全部所得必须在发包方名义下先行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是出租方仅就取得的租赁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承租方就全部经营所得申报缴纳所得税，支付的租金可以税前扣除。

　　(二)明确承包主体，建议成立独立主体

　　如果承包主体是个人，以发包人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则发包人对其经营行为产生的法律风险很难脱离干系，极大的可能要承担责任。因为发包人的营业执照、公司印章均交给承包人使用，实践中发包人也往往无法对承包人的经营活动进行必要有效的监督，无法及时发现和防范风险。

　　从防范发包人法律和税务双重风险的考量，建议承包方主体最好不要是个人，而是成立独立主体，如个人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均可，在法律风险上与发包方分离。

　　(三)明确成果分配方式，确定会计主体和纳税主体

　　成果分配方式是发包方和承包方达成合意的商业行为，但是必须事先将分配方式与后续的财务税务处理统筹考量。

　　一是发包方取得固定收益，承包方取得全部剩余收益。承包方需成立独立的市场主体，以自身名义进行经营，并建立账册，核算全部的经营收入、成本、费用，支付给发包方的固定费用，可以要求取得合规票据，作为经营成本在计算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时进行扣除。发包方仅就取得的固定收益申报企业所得税，其原资产的折旧等成本可以依法扣除。

　　二是承包方取得固定收入，发包方取得全部剩余收益。经营成果需在发包方进行建账核算，最好是由发包方原本的会计进行财务处理，支付给承包方的固定收入，作为成本进行税前扣除。如果承包方是个人，与发包方有劳动合同关系的，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发包方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的，按照劳务报酬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承包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按照税法规定缴纳所得税。

　　三是承包方和发包方按照一定比例对利润进行分成。承包方提供了企业管理服务，取得的收入是发包方企业管理的成本，可以在发包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如果双方约定按照税后利润分成的话，会导致数据循环，这种分配方式在财务税务处理上较难合规。建议约定按照税前利润分成，各自缴纳所得税。

　　承包经营合同是实践中盘活企业资产，加强企业活力的有效方式，如果没有事先考虑好财务和税务的统筹处理，会导致较大的税务风险，合同将无法顺利履行并达到预期效果。承包经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应在签订合同之前考虑好税务主体，纳税责任，规定承包方应完整记录经营活动等，税务合规、没有税务风险的承包经营方能长久。

　　作者简介

　　胡聪颖 (盈科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执业年限5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和工商管理双学士

　　联系地址：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福州国际金融中心45A层(350002)

　　电话：18060689796

　　E-mail: 175892048@qq.com

　　编者按：近期，我们接到一些企业关于纳税信用的咨询，企业收到电子税务局弹出的系统提示，被告知纳税信用被判定直接降为D级。企业的纳税信用为何会被直接降为D级，降为D级后对企业的影响是什么，这个纳税信息会不会被公示或公开查询?如何能够快速修复纳税信用?本文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

　　一、企业的纳税信用为何被判定直接降为D级?

　　去年5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2号)，自2025年7月1日起实施。2025年办法的出台实施将2014年以来税务总局针对纳税信用管理方面的九个规范性文件全部废止，可以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制度整合与系统性升级。

　　根据2025年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如果经营主体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纳税信用将直接被判定为D级：

　　(1)存在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留抵退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的；

　　(2)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

　　(3)偷税(逃避缴纳税款)金额10万元以上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10%以上的；

　　(4)在规定期限内未按税务机关处理结论足额缴纳税款、利息、滞纳金和罚款的；

　　(5)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或者拒绝、阻挠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务稽查执法行为的；

　　(6)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导致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税款的；

　　(7)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税收优惠的；

　　(8)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被停止出口退(免)税资格未到期的；

　　(9)认定为非正常户或者走逃(失联)户的；

　　(10)由非正常户或者走逃(失联)户直接责任人员在认定为非正常户或者走逃(失联)户之后注册登记、负责经营的；

　　(11)由D级经营主体的直接责任人员在评为D级之后注册登记、负责经营的；

　　(12)被确定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

　　(13)存在税务机关依法认定的其他严重失信情形的。

　　关于纳税信用被判定直接降级的做法，2025年办法并非独创，而是早在2014年版的纳税信用管理试行办法中就有类似规定。对于纳税信用直接降为D级的具体情形，2025年办法和2014年试行办法大同小异，但为何过去长时间以来企业往往并不会关注这个问题，或者说感受不到它的监管力度和痛感，关键一个原因就在于2014年试行办法对于尚在调查未有结论的案件和已进行复议诉讼的案件有“不予评价”的规则，而2025办法则是删去了这一规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被删去的规则内容。

　　已经失效的2014年版《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不参加当期纳税年度的纳税信用评价：

　　(1)纳入纳税信用管理时间不满一个评价年度的；

　　(2)本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的；

　　(3)因涉嫌税收违法被立案查处尚未结案的；

　　(4)被审计、财政部门依法查出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正在依法处理，尚未办结的；

　　(5)已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尚未结案的。

　　根据上列旧的规定，如果企业涉嫌偷税虚开等重大税收违法行为，只要案件尚未结案，就不纳入评价范畴。企业被税务机关认定构成偷税、虚开并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结案后，如果企业提起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且复议诉讼案件尚未审结、尚未有最终生效决定或裁判的，也不纳入评价范畴。此外，如果企业被税务机关认定构成虚开、骗税、偷税，企业也没有提起复议或诉讼，但自行终止了所有经营活动不产生收入，反而也会触发不予评价的情形。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税务机关将违法企业直接判定降为D级的情形没有规模化、常态化地出现，总体上还是持一种很谨慎的状态。但是，2025年办法没有延续2014年试行办法的上述规则，这就导致一旦税务机关作出认定偷税虚开骗税等违法行为的处理处罚决定，即便企业不服提起了复议或诉讼，也要被直接判定降为D级。

　　此外，2025年办法不仅没有延续2014年试行办法“不予评价”规则，反而还特别强调了当出现一些特定情形时不能阻却和影响信用评价。2025年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主体有下列情形的，不影响其纳税缴费信用评价：

　　(1)由于税务机关原因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经营主体未能及时履行纳税缴费义务的；

　　(2)非主观故意的计算公式运用错误以及明显的笔误造成未缴或者少缴税费款的；

　　(3)税务机关按照相关规定对经营主体不予行政处罚的；

　　(4)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影响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的情形。

　　以上面第三项为例分析。我们假设一家企业在2020年实施了对外虚开发票的不法行为，税务机关在2026年度查实，但违法行为已发生在五年前不能再处罚，所以税务机关会给企业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书》，认定企业有虚开违法行为但不再处罚。按照2025年办法第十八条第(一)项和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该企业有虚开违法行为，属于应当直接降为D级的情形，虽然不予处罚，但是不影响评价，税局仍然可以直接将其降为D级。

　　再看上面第一项和第二项。结合2025年办法第十八条第四项，企业未在税务机关征税通知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滞纳金利息的，可直接判定为D级。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因税务机关原因导致少缴税款的追征期为三年，因纳税人非主观过错原因导致少缴税款的追征期为五年，如果税务机关故意忽略追征期规定，强行作出征税处理决定，那么企业虽然可主张超过追征期而拒绝缴纳税款，但拒绝缴税的合法原因却不能阻却纳税信用评价，超期不缴税的行为仍然会被强制判定直接降为D级。

　　可以看到，2025年办法第十九条的“评价无障碍”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突破了税收征管法所规定的征税权限边界和处罚权限边界，纳税人因超过追征期或超过处罚时效期限而可以合法拒绝缴税免遭处罚的法定事由却不能阻却纳税信用被直接降为D级的评价后果。

　　总之，应被直接判定为D级的情形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常见的企业涉税风险点，包括偷税、欠税、虚开、骗税等等。按照现行2025年办法的规定，一旦税务机关因为上列违法风险疑点对企业实施税务稽查，并且最终作出认定企业构成偷税、虚开、骗税等违法行为的处理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将立即对企业实施纳税信用直接判定为D级，根本不会再考察和等待企业是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法律救济程序。所以，从当前实践层面看，许多企业被电子税务局通知纳税信用被直接判定为D级，根本原因就是被税务稽查定性偷税、虚开等违法行为结案而导致。当企业收到稽查局作出的有虚开偷税违法行为认定的税务处理决定处罚决定时甚至是不予处罚决定时，即意味着很快就会收到纳税信用被直接降为D级的通知。笔者判断，未来税务机关常态化、规模化、大量判定企业纳税信用直接降为D级的现象将会持续增加。

　　二、纳税信用被“直接降为D级”对企业经营有什么影响?

　　按照2025年办法的规定，企业的纳税信用评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照年度的评价指标得分评级，还有一种是直接判级。纳税信用级别一共分设A、B、M、C、D五级，也就是说有的企业可能是由于年度评价指标低而被正常评价为D级，有的企业则是不考虑年度评价指标高低、因出现前述事由后被直接评价为D级。这两者的后续影响是存在不同的。

　　我们先看相同点。不论是年度评分为D级，还是直接判为D级，税务机关都将会采取下列监管措施：

　　(1)对直接责任人员在经营主体被评价为D级之后注册登记、负责经营的其他经营主体直接判为D级；

　　(2)结合经营主体风险评估情况，限额限量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限制数电发票额度；普通发票的领用实行交(验)旧领新、严格限量供应；

　　(3)列入重点监控对象，加强信用监管；

　　(4)依法依规将D级评价结果提供相关部门，并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其他严格管理措施。

　　我们再看不同点。年度评分为D级和直接降为D级的区别在于，因直接判定评为D级的，D级评价保留至第二年，且第三年不得评为A级；因年度评分为D级的，只在次年评价时加扣11分。可以看到，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纳税信用级别修复路径和方式的区别上，关于如何修复纳税信用问题，我们后文再述。

　　三、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是否会被公示和查询?

　　前已述及，企业纳税信用被直接判定降为D级，对企业产生的主要影响是限量使用发票和重点风险监控，并不会直接限制企业的经营权能。但是，许多企业关心这个信用评级结果是否公开，是否会被交易对象、政府部门、银行等单位查询得到，进而对企业产生后续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关于企业纳税信用评级结果的公示公开情况，我们需要了解以下的基本情况。

　　第一，税务机关会主动公开纳税信用级别为A级的纳税人。按照2025年办法的规定，税务机关会主动公开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的名单及相关信息。这一做法自2014年试行办法实施以来就已执行落地，2025年办法延续了这一做法。目前，在各级税务机关官网、信用中国官网等渠道可以公开查询。

　　第二，企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查询自己的纳税信用评级。根据2025年办法的规定，当企业的纳税信用评价状态发生变化时，税务机关可以采取适当方式通知和提醒经营主体。企业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查询当前自身纳税信用评价结果。2026年3月20日，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中提到，今年要提供信用级别便捷查询服务，企业法定代表人、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可在个人所得税APP集中查询本人名下经营主体的纳税信用级别。

　　第三，税务机关不主动公开非A级纳税人信息，但有定向推送和逐步开放机制。根据2025年办法的规定，对于非A级纳税人的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税务机关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以及与相关部门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合作备忘录、协议等规定逐步开放。目前，税务部门已通过“银税互动”工作机制，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共享A至D级企业名单和相关信息。

　　此外，2016年度《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中的D级纳税人公示制度依据的相关规则都已被废止和更新，目前各部委尚未签署新的合作备忘录。如果合作备忘录更新，是否会同步制定公开公示D级纳税人信息的规则，值得关注。

　　虽然税务机关目前只公开公示A级纳税人名单，尚未公开公示非A级纳税人名单，但实践中如果企业参与重要项目或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竞争，往往会被要求提供近几年的纳税信用等级记录，交易对手也可以查询企业是否处在A级纳税人公示名单，因此一旦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被直接降为D级，对于其经营业务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正在实施的金融领域定向推送信息机制也会使得企业的信贷能力减损，面临资金压力和断贷风险。

　　四、直接降为D级的纳税信用等级如何修复?

　　前已述及，对于纳税信用被判定直接降为D级的企业，其修复路径被设置了非常长的时间周期。按照2025年办法，被直接判定为D级的企业，第二年的纳税信用仍然保留为D级，第三年的纳税信用不得评价为A级，企业最早可以在第二年度的纳税信用评级确定之前提出修复申请。2025年办法附件6《纳税缴费信用修复范围及标准》对于直接判定为D级的各种情形均设置了不同的修复标准和条件，具体可参考以下图表：

　　假设企业在2026年度被直接降为D级，那么2027年度的纳税信用自动保留为D级，企业可在2027年度的纳税信用评价期间提出修复申请。通常，税务机关会在每年的4月份之前评定上一个年度的纳税信用等级，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在2028年4月份之前完成规定的修复动作并向税务机关提交修复申请，才有可能更改2027年度的D级评价，但修复之后的评级不能直接评价为A级，最高只能修复至B级，且2028年度的纳税信用评价最高也只能到达B级，只有在2029年度才有可能最早恢复为A级。

　　2026年2月，税务总局官方发布了一则名为“云南：合规经营助推花卉产业升级发展”的新闻。新闻中的云南花卉企业因取得虚开发票在2018年度纳税信用被直接降为D级，直到2023年才将纳税信用恢复为B级，2024年度获得A级。可见纳税信用恢复路径之漫长，在纳税信用修复之前，该企业也遭遇了招投标受限、政府项目申请受阻、金融机构信贷难的经营困境。

　　除了2025年办法规定的常规修复路径以外，实际上企业可以在掌握被直接降为D级的原因之后，例如税务稽查局作出偷税虚开的税务处理决定、处罚决定等情形的，企业可以将税务处理决定、税务处罚决定诉诸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程序，向复议机关或法院主张稽查局认定的偷税虚开违法行为不成立，如果能够得到复议机关或法院的支持，撤销或变更稽查局的定性结论，那么直接降为D级的原因就不存在，那么企业就可以要求税务机关立即撤销直接降为D级的行为。相比较于漫长的常规修复路径，这种方式更具有治本的效果。

　　笔者建议，如果企业遭遇到税务稽查结案而被直接降为D级，应当权衡两种修复路径的可行性，尽量两种措施并举实施，更快速地实现纳税信用修复，并从根本上解决涉税争议。笔者也呼吁企业在当前纳税信用强监管的背景下务必重视税务合规，远离偷税虚开骗税等高风险业务和活动，莫因一时贪图不法利益而招致纳税信用难以修复的损失，影响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编者按

　　实践中部分企业误以为税务违法只要熬过五年未被发现，没有被税务机关处罚就能够彻底安全。但现实是，行政处罚免责≠刑事责任豁免。当税务“五年不罚”遇上逃税罪“首违免刑”，会出现明显的适用困境：行政罚款不能罚了，却可能依然要承担刑事风险。本文通过拆解时效衔接、罪名区分、司法裁判规则，给企业一份可直接使用的涉税刑事风险防控指南。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制度分野：行政处罚时效与刑事追诉时效的二元构造

　　三、罪名界分：逃税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区分适用

　　四、核心困境：行政时效经过对“首违免刑”条款适用的影响

　　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特殊情形

　　六、实务启示与合规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在税收征管越来越趋于严格的态势下，有这样一个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前在税务上有不合规的地方，过多久就没事儿了?

　　一个常见的理解是：五年。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该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在于：税务机关不罚了，是否意味着刑事责任的彻底豁免?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法律困惑：若税收违法行为因超过五年未被发现而免于行政处罚，但该行为涉嫌构成逃税罪，那么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规定的“已受行政处罚”这一免责条件，因行政时效已过所以客观上无法成就，此时应如何处理?上述问题涉及行政处罚时效与刑事追诉时效的制度衔接，也关乎逃税罪中“首违免刑”条款的解释适用，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制度分野：行政处罚时效与刑事追诉时效的二元构造

　　税收违法行为可能会引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双重评价，但两类责任的追究时效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一) 行政处罚时效：五年为限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该时效针对的是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其立法意旨在于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职，避免因时间久远导致取证困难、法律关系长期悬置而无法有效处罚。时效的起算点为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若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则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时效经过的法律效果是税务机关丧失行政处罚权，但并不消灭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也就是说，如果上文所说的违法行为超过 5 年未被发现则税务机关不能罚款，但违法性质还在、刑事责任不自动消失。

　　(二) 刑事追诉时效：根据法定刑期确定

　　《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期限为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期限为二十年。税收犯罪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期较高，其追诉时效则相应较长——税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追诉时效为十五年;税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追诉时效为十五年或二十年。

　　(三) 二者关系的厘清

　　行政处罚时效与刑事追诉时效分属不同法律部门，其制度目的、起算规则、期间长度均不相同，二者之间独立存在、互不抵消。行政时效的经过，不必然导致刑事追诉时效的经过;税务机关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亦不构成阻却刑事追诉的法定事由。 实践中，税务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时，若发现涉嫌犯罪，应当依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不受行政处罚时效的影响。

　　三、罪名界分：逃税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区分适用

　　在讨论刑事责任时，首先需要对行为性质作出准确界定——是逃税罪，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这一区分直接关系到后续责任认定路径的差异。

　　(一) 传统困境：虚开手段与逃税目的的竞合

　　实践中，行为人常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手段，实现少缴税款的目的。此种“虚开型逃税”行为，在司法认定上长期存在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只要存在虚开行为，即应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根据行为人的主要目的和造成的法益侵害后果确定罪名。

　　(二) 新司法解释的限缩解释

　　2024年3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了明确的限缩解释。该解释第十条明确，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据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以“骗取国家税款”为核心构成要件。同时，该解释第一条第三项将“虚抵进项税额”明确规定为逃税罪的‘欺骗、隐瞒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只为骗抵税款、在自身纳税义务内虚抵进项按逃税罪处理。

　　(三) 典型案例的裁判规则

　　关于这一问题，最高法也以案例的形式做出了回答。在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郭某、刘某逃税案中，被告人从他人处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80份用于抵扣税款，虚抵进项税额5025万余元。一审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二审法院改判为逃税罪。该案的裁判理由中明确指出：负有纳税义务的行为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的，主观上仍为不缴、少缴税款，客观上造成了国家税款损失，应以逃税罪论处。 该案确立了“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的虚开抵扣行为，以逃税罪论处”的裁判规则，为类案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引。

　　四、核心困境：行政时效经过对“首违免刑”条款适用的影响

　　当“虚开型逃税”被定性为逃税罪时，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的适用成为关键。该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此即逃税罪的“首违免刑”条款。

　　(一) 条款性质与适用条件

　　该条款属于处罚阻却事由——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因具备特定条件而阻却了刑事追诉。其立法意旨在于给予初犯者改过自新的机会，鼓励行为人主动及时补缴税款、接受处罚，以尽快修复被破坏的税收征管秩序。适用该条款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1)补缴应纳税款;(2)缴纳滞纳金;(3)接受行政处罚。三项条件必须全部满足缺一不可。

　　(二) 行政时效经过引发的适用困境

　　设例：某企业2016年以虚增进项抵扣方式少缴税款，该行为被依法定性为逃税罪。2025年，税务机关发现该行为，但因已超过五年，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仅依法追缴税款及滞纳金。企业配合补缴了税款及滞纳金，但因客观上无行政处罚可“接受”，无法满足“已受行政处罚”这一条件。

　　此时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因行政时效已过这一客观原因无法“接受行政处罚”，是否导致“首违免刑”条款当然完全不能适用?若无法适用，企业是否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 解释论上的分歧

　　对于上述困境，理论与实务中主要存在着呼声较大的以下三种观点：

　　观点一(附随消灭说)：行政处罚时效经过，法律对该行为的行政制裁权也已经归于消灭。刑事责任的追究具有一定的附随性——当行政罚因时效消灭时，作为刑事免责条件的“接受行政处罚”应视为已满足，或者可类推适用该免责条款，不追究刑事责任。该观点强调法律评价的一致性和统一性，避免因制度衔接漏洞导致不当追责。

　　观点二(独立评价说)：行政责任的消灭与刑事责任的追究相互独立。《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设置了明确封闭的免责条件，司法机关不得在法定条件之外增设或替代免责事由。行政时效经过虽是客观事实，但该事实对行为人而言并非不可预见，行为人完全可以在时效期内主动补缴、接受处罚对该行为予以纠正和弥补。其未在时效期内被查处，本身存在侥幸心理。若因此反而获得刑事豁免，将形成“越早被发现越有利，越晚被发现越不利”的逆向激励，容易让行为人产生“拖延越久越安全” 的逆向心理，与立法目的相悖。

　　观点三(初犯免责说)：该观点认为，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只要行为人满足补缴税款等条件，就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观点侧重于从立法目的出发进行解释，认为该条款是为了给初次逃税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四) 司法实践的主流立场

　　从现有裁判观察，笔者认为，初犯免责说更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和司法实务的主流立场。理由在于：

　　1. 行政处理不等于行政处罚，追缴通知即可启动前置程序。 在行政时效经过的情形下，税务机关虽不得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却仍可依法作出税务处理决定(即追缴税款及滞纳金)。此时，若税务机关已依法下达追缴通知，纳税人足额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则已履行了行政处理程序的核心义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在《刑事审判参考》第147辑第1677号钱某逃税案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对于税务机关没有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逃税案件，虽然行政机关没有作出行政处罚，但如果下达了追缴税款的通知，即作出了行政处理，纳税人未按照行政处理决定履行义务，就可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2. 从立法目的出发进行体系解释。 “首违免刑”条款的立法意旨在于给予初次逃税者改过自新的机会，鼓励行为人主动及时补缴税款、接受处理，以尽快修复被破坏的税收征管秩序。该条款的核心目的在于“税款入库”与“法益修复”，而非形式上的“接受处罚”本身。若行为人已足额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实现了国家税款损失的完全弥补，则立法目的已基本达成。在因行政时效经过导致客观上无法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下，苛求“接受行政处罚”这一形式要件，反而会使立法目的落空，这与立法所期望的鼓励纠错精神相悖。

　　结论性意见： 在行政时效经过导致税务机关无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若税务机关已依法下达追缴税款及滞纳金的通知，行为人足额补缴了税款及滞纳金，则应当认定其满足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的实质要求，适用“首违免刑”条款，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税务机关虽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但若行为人未按追缴通知履行义务，则税务机关可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特殊情形

　　若行为被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则完全不适用“首违免刑”条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该条文未设置任何“补缴税款、滞纳金即可免责”的出罪规定。只要虚开税款数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追诉标准，即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在此情形下，行政处罚时效的经过仅导致税务机关丧失行政处罚权，对刑事追诉不生影响。只要行为发生在追诉时效期间内(根据虚开税额确定，最高可达二十年)，公安机关仍可立案侦查、移送起诉并追究刑事责任。

　　六、实务启示与合规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对企业和个人提出以下实务中的建议：

　　(一) 正确认识“五年不罚”的法律意义

　　收到税务机关的《不予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仅意味着免于行政罚款，不代表刑事风险的消除。企业或当事人应当仔细审查文书内容，确认是否存在由于涉嫌犯罪而被移送到司法机关的情形，必要时及时寻求专业法律意见。

　　(二) 区分不同罪名的法律后果

　　虚开型逃税行为可能被定性为逃税罪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者法律后果差异显著、截然不同。前者在满足条件时可能免于刑事追究，后者则无免责可能。行为性质的判断定性涉及复杂的法律解释适用和事实认定判断，应借助专业力量进行准确评估，才能妥善应对。

　　(三) 主动合规优于消极等待

　　对于存在历史税务遗留问题的企业或个人，消极等待、侥幸拖延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反而只会放大风险。行政时效虽然只有五年，但刑事追诉时效可达十五年至二十年。越早发现、越早处理、越早自查、越早纠正，越有可能从根本上化解风险。

　　(四) 建立税务合规长效机制

　　智慧税务背景下，税务稽查的数据化、精准化程度不断提高，历史遗留问题的暴露风险持续加大。企业及个人应当建立完善的常态化税务合规体系，对过往业务进行定期体检自查，对存量风险进行主动积极化解，从根本上降低涉税行政与刑事法律责任风险。

　　作者简介

　　朱倩云

　　国浩青岛律师

　　业务领域：民商事争议解决、公司运营、税务与海关

　　邮箱：zhuqianyun@grandall.com.cn

　　刘晓莹

　　国浩青岛合伙人

　　业务领域：刑事辩护、刑民交叉

　　邮箱：liuxiaoying@grandall.com.cn

       当下全国房地产市场仍未启稳，而新增值税法下，深圳房地产开发模式的核心税务困局也亟待解决。只有尽快破解困局，税务才能更好地促进深圳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和发展。

       回迁物业，究竟是有偿还是无偿？实物补偿，能否同样作为取地成本在销售额中抵减？增值税法实施之际，深圳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的开发商，正面临一场名实之间的税务困局。厘清底层逻辑、探明应对路径，是当下最紧迫的“功德”之课。

Part1

业务背景

地价优惠是隐性对价

       深圳市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可在统一框架下讨论。其一，开发商（市场主体）是拆迁补偿协议的实质主体，城市更新项目中由开发商单独签订，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中由开发商与股份合作公司联合签订，但全部补偿义务由开发商实际承担。其二，被拆迁方依据协议取得回迁安置物业，物业交付的对手方是开发商，不涉及政府作为回迁主体。其三，政府在上述两类项目中均不出具土地征收或收回文件，不直接承担拆迁补偿义务，但政府对项目立项、拆迁范围、建设用地和专项规划进行全程审批，并在地价环节给予显著优惠。地价优惠实质上是政府对开发商代为承担拆迁补偿成本的制度性补偿。

       上述特征意味着，从经济实质看，开发商取得建设用地的完整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实际缴纳的地价款（优惠价），二是以货币及物业形式承担的全部拆迁补偿成本。两者合计，方是开发商取得土地开发权益的真实对价。这一背景对理解回迁物业的税务定性及计税依据的合理确定，具有根本性意义。

Part2

现实背景

成本加成计税随原引用政策废止已成历史

       深圳市针对城市更新回迁安置房的计税问题曾执行如下口径：实际回迁面积未超过协议约定面积的部分，销售额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即建筑工程成本*（1+10%成本利润率）。

       这一口径对深圳城市更新项目意义重大。深圳市新建物业市场价格远高于建设成本，以住宅为例，建设成本一般在4,000元/平方米至8,000元/平方米区间，而核心区域市场售价往往达到5万元/平方米至15万元/平方米乃至更高。以建设成本加成方式确认计税价格，与按市场价计税方式相比，企业税负差异悬殊。然而，成本加成计税方式在2023年6月因原沿用的政策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号）废止而无法继续适用，其适用性已成历史。

      增值税法实施前，依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附件一）规定，单位或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不动产，视同销售不动产，其计税价格的确定顺序为：一是按纳税人最近时期销售同类不动产的平均价格；二是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销售同类不动产的平均价格；三是按组成计税价格。按照上述规定，将回迁物业定性为“无偿转让不动产”，原则上应优先采用市场参考价计税，无法取得时才可能采用组成计税价格。 

Part3

增值税法背景

如何定价存在争议

       增值税法实施后，无偿转让不动产等视同应税交易的销售额明确为按市场价格确定，同时明确了纳税人发生有偿应税交易取得的非货币形式销售额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因此，回迁物业是定性为“无偿转让”还是“有偿转让”，最终均需要回归到“市场价格”如何确定的问题。区别在于，“无偿转让”下，需确定无偿转让不动产的市场价格，即回迁新物业的市场价格；而“有偿转让”下，从法律文义看，销售额应按纳税人取得的非货币形式对价的市场价格确定，即按开发商取得的旧物业权益的市场价格计税，而非回迁新物业的市场价格。然而，深圳众多旧物业可能缺乏合法产权，本身不存在可客观观察的市场交易价格，其市场价格难以直接取得，若税务机关认定申报的计税价格偏低，最终仍可能落入按规定顺序核定的框架中。

       因此，“有偿转让下以旧物业市场价格计税”并非当然结论，而是一个有法律文义支撑但尚存在考验的主张。

       从交易的经济实质分析，开发商交付回迁物业并非无代价的单向给付。被拆迁方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时，须出具放弃原房地产权益声明书，将原物业的全部产权权益让渡给开发商，这一权益让渡构成开发商交付回迁物业的实质对价。双方的交易逻辑是，原物业权益换取新建回迁物业，互为对价，性质上更接近以物易物的有偿交易，而非单方无偿赠予。从这个角度看，将回迁物业交付认定为“无偿转让”并适用视同应税交易规则，与交易的经济实质存在根本偏差。

       然而，上述有偿性认定在实践中面临障碍，即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通常仅约定回迁面积、户型、楼层等要素，未约定货币价格，需依据开发商取得的非货币形式经济利益确定销售额。当前增值税法及已发布的配套政策对回迁安置行为的定性及计税方式均未作专项规定，开发商回迁物业定性为“无偿转让”还是“有偿转让”、按照新物业市场价格还是旧物业市场价格确认销售额、无法取得市场价格情况下如何确认销售额等具体操作问题，均将面临相当的不确定性。

Part4

不同处理情形分析

      （一）视同应税情形：计税依据跃升为新物业市场价，税负或增十倍以上

       若税务机关将回迁物业交付认定为视同应税交易（无偿转让），则计税价格依据增值税法第十九条按市场价格确定。如前所述，此处“市场价格”所指向的，是开发商交付的回迁新物业的市场价格，而非被拆迁方让渡的原物业权益价值。如果按照深圳房地产市场价格确认计税基础，这不仅会导致市场主体税负不合理跃升，也会导致深圳房地产市场因为税务困局而陷入停滞，影响深圳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无偿转让”这一定性本身在法律逻辑上亦存在可争议之处。增值税法明确将视同应税交易限定于“无偿”转让，而根据本文分析，开发商交付回迁物业是履行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对价义务，交易具有明确的对价性。以“协议无货币价格”反推“交易无偿”，混淆了“价格形式”与“对价性质”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但就目前政策空白的现实而言，视同应税交易仍是税务机关可能采用的处理口径，企业在无明确政策支撑的情况下单方主张有偿定性，存在较高的难度与风险。

      （二）有偿转让情形：计税价格指向旧物业市场价，较视同应税交易具有实质优势

       若将回迁物业交付定性为有偿转让，则依据增值税法关于非货币形式销售额的确认规则，销售额应按纳税人取得的非货币形式对价的市场价格确定，即在法律文义上指向开发商取得的旧物业权益的市场价格，而非回迁新物业的市场价格。这正是本文第三部分所揭示的两种定性路径在计税依据上的实质差异所在，也是有偿转让定性对企业而言具有潜在优势的核心论据。

       然而，这一路径并非没有障碍：深圳大量的城中村房屋等旧物业普遍缺乏合法产权，难以观察市场交易价格，所谓“旧物业市场价格”难以取得。由于补偿安置协议不约定货币价格，最终税务机关仍可能采取核定方式使得销售额落入较高区间。因此，有偿转让路径并不能自动锁定低税基，而是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有法律文义支撑的论证起点，后续仍需在与税务机关的沟通中持续论证合理的计税依据。

       在旧物业权益价值的论证上，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构建依据：一是实质课税原则要求计税依据应反映真实经济价值，开发商取得的经济利益为旧物业权益而非新建物业，应以旧物业权益的评估价值作为计税基础的合理参照；二是增值税法规定非货币形式销售额按“取得的非货币形式对价的市场价格”而非“给付物的市场价格”确定，在文义上明确指向旧物业而非新物业；三是深圳市实际案例中，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在处理面积差异时以“备案均价九折”或其他折扣方式作为价格参考基准，客观上表明协议认可的价格水平低于新建商品住宅市场均价，可作为合同文本层面的佐证。在此基础上，委托专业机构对旧物业权益进行评估，形成有据可查的价值认定结论，是将上述法律论据落地为可操作依据的关键步骤。

       综合而言，有偿转让定性相较于无偿转让、视同应税交易，更接近交易的经济实质，且有增值税法文义的支撑，具有值得争取的实质空间，但这一路径能否最终落地为较低的税基仍具有不确定性。此外，即便成功确立有偿转让定性并争取相对较低的计税依据，开发商仍将面临一个关键问题：有销项税额但难以取得进项抵扣或销售额抵减。

Part5

增值税法下深圳房地产行业困境

      （一）理论路径存在，拆迁谈判无从实现的开发商单边承税困境

       无论回迁物业最终定性为视同应税交易还是有偿转让，开发商均面临同一实操困境：有销项税额，却难以在实操层面取得对应进项税额加以抵扣。

       从税制设计层面而言，增值税进项抵扣路径在制度上并非不存在，若被拆迁方让渡原物业权益被认定为销售不动产，理论上可向开发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发商凭此取得进项税额并加以抵扣。然而，这一理论路径在拆迁安置的实操场景中几乎无法实现。一方面，被拆迁方让渡原物业权益长期比照国家征收按照免税或不征税处理，无开具专票的条件与意愿；另一方面，在拆迁谈判和协议签署过程中要求被拆迁方配合开具增值税专票，在商业实践中不可能实现。

       结果是，开发商交付回迁物业产生销项税额，却无从取得对应进项税额加以抵扣，形成单边承税局面。这一困境并非企业操作失误所致，而是拆迁安置场景下的制度性矛盾，即被拆迁方的免税待遇与开发商的视同应税的销项税负之间缺乏协调机制，一端不征、另一端全额课税，税负最终由开发商单边承担。

      （二）10号公告就实物补偿能否在销售额中同等抵减作出明确规定

       以往在原增值税政策框架下，物业补偿能否纳入土地价款扣除本存在争议，而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0号公告（简称“10号公告”）以明确的“货币形式”措辞终结了这一争议。10号公告第四条第（九）款在规定土地价款扣除时，将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拆迁补偿费用明确限定为“货币形式”，实物形式的回迁物业补偿被排除在外，不得作为土地价款从销售额中扣除。

       从凭证层面进一步分析，即便理论上可以将物业补偿界定为开发商取得土地的对价并主张扣除，仍面临扣除凭证障碍。因为现行规定要求扣除凭证为财政票据、货币补偿协议及支付收款凭证，物业补偿缺乏对应的合规抵扣凭证。

       这与前述进项实操困境共同指向同一结论：物业形式的拆迁补偿成本，在现行规则框架下既无法通过进项抵扣消化，也无法通过土地价款扣除机制对冲，税负只能由开发商单边承担。

      （三）计税基础高、扣除通道封堵、进项无从实现的三重不利因素叠加

       综合上述分析，深圳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在回迁安置环节面临的增值税困境，并非单一政策条款的问题，而是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系统性不利局面。第一，深圳成本加成口径已不再适用，计税依据从成本加成价大幅跃升至市场价格。第二，10号公告“货币形式”拆迁补偿费用扣除规定封堵了物业补偿纳入土地价款扣除的通道。第三，开发商无法取得被拆迁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通过抵扣进项税额消化回迁安置税负。第四，定性争议与计税基础争议均无政策明确，执行层面不确定性较高。

       上述困境的深层成因，可从商业实质与政策适配两个层面加以剖析。

       从商业实质看，地价款、货币拆迁补偿与回迁物业在经济本质上同属开发商取得建设用地所支付的对价。三者均以获得土地开发建设权为最终目的，仅因支付形式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税收结果：地价款可直接作为土地价款扣除，货币补偿在10号公告框架下亦可扣除，而回迁物业却被排除在外，形成“物业补偿双重承税、货币补偿可扣可抵”的非中性格局，对项目业务推进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从政策适配看，深圳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并非政府直接主导的征收补偿与土地收储，而是由市场主体承担补偿责任、理清现状地上经济利益关系，再将土地移交政府，最后经协议出让方式取回开发建设权。这一“市场先行补偿、政府居间衔接”的特殊结构，在全国城市更新实践中具有鲜明的深圳特色。现行增值税法及配套政策制定时若未充分考量这一业务特殊性，便会出现同等商业目的、因对价形式差异而税负悬殊的非中性结果，这也正是寻求国家层面政策专项回应的核心依据。

Part6

应对路径思考

      （一）在计税价格确定上争取合理基准

       回迁物业的真实对价应为被拆迁方让渡的原物业权益评估价值，而非新建安置房市场价格。协议中出现的价格参考基准（如备案价及折扣条款）均显著低于市场成交均价，可作为合同层面的价格依据。

      （二）业务上评估补偿方式调整的可行性

       理论上，将物业形式的补偿调整为货币形式可使拆迁补偿支出符合10号公告“货币形式”扣除要求并形成完整货币流转证据链。

       然而，在当前房地产市场行情下，此路径实操可行性较低，需审慎评估以下三方面风险：其一，项目资金本已紧张。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在当前市场行情中推进本已困难重重，开发商在支付搬迁补助、过渡安置费等现金支出及保障开发建设资金之外，通常难以再承担大额货币补偿所需的流动资金；其二，操作成本显著增加。将物业补偿变更为货币补偿，须逐一重新协商并向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办理补偿协议变更备案，同时触发银行资金监管要求，行政与沟通成本大幅增加；其三，谈判风险不可忽视。重启与被拆迁方的补偿协商，存在其借机提出更高补偿诉求的风险，可能对整体项目推进带来连锁不利影响。

       综合而言，货币化改造在个别权利人较为单一的项目中可作为选项，但在以回迁物业为主的存量项目中难以大规模推广，不宜作为解决根本问题的主要路径。

      （三）向主管税务机关积极反馈，推动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安排

       增值税法已上升为法律层级，税收执法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地方税务机关也无权出台单独适用的特殊处理政策。

       反映诉求的核心论据在于，深圳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具有独特的制度结构，并非政府直接主导的征收补偿与土地收储，而是由市场主体承担补偿责任、理清地上经济利益关系、移交土地，再经协议出让方式取回开发建设权。在这一链条中，地价款、货币补偿与回迁物业在商业实质上均为取得土地开发权益所支付的对价，仅因支付形式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税收结果，有违税收中性原则。

       以这一业务实质与政策适配缺口为核心论据，通过地方主管部门作为传导通道向上反映，争取在国家层面增值税法配套政策或解释口径中对此类交易作出专项安排，是现行法律框架下最具说服力的制度性解决路径。

       总结

       深圳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房地产项目的税务困局，根源不在企业操作失当，而是现有政策体系尚未完全适配此类独特的业务模式。10号公告以“货币形式”明文终结了实物偿能否在销售额中同等抵减的长期争议，但回迁物业的定性之争、计税依据之争尚无政策明确，进项税额实操层面难以取得的困境亦未获解决，核心困局仍将持续。

       本文就增值税法在深圳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中的核心争议作出梳理分析，后续将就纳税义务时间、土地价款分摊、子公司扣除及预缴制度等变化逐一展开分析。

       声明

       以上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研究观点，不得视为止一税务或其合伙人出具的正式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未经本司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包含的任何图片或影像。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司联系。

长期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暂行办法可视答疑

来源：江苏兴化税务       2026.04.0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的史佳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定了长期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本期课程我们一起学习了解办法中的具体规定。本期可视答疑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政策讲解，将从长期资产的定义、长期资产的抵扣规则、混用长期资产进项税额进行逐年调整、长期资产处置、进项税额处理等进行讲解。第二部分为案例分析，将用例子讲清楚长期资产混合用途进项税额抵扣问题。

　　第一部分，政策讲解一、长期资产的定义办法中所称取得的长期资产，是指以直接购买、自行生产、研发或者建造，接受投资、捐赠或者抵债等各种方式取得的长期资产，不包括租入的长期资产。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按照存货核算的房地产项目，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其中，固定资产包括构成其实体的配套设备、工具、器具等。无形资产包括构成其核心价值和权利基础的相关法律权利和知识成果。不动产包括构成其实体的建筑装饰材料、给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通讯、燃气、消防、中央空调、电梯、电气、光伏发电、智能化楼宇设备及配套设施等。

　　2、长期资产的进项税抵扣规则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指长期资产原值所对应的增值税税凭证列明计算或者包含的进项税额。一、专用于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的，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全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二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以下统称5类不允许抵扣项目的，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3、抵扣后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用途改变纳税人取得长期资产并已抵扣进项税额后，发生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19条规定的非正常损失或者用途改变，专用于5类不允许抵扣项目的，按照下列公式，在发生非正常损失或者用途改变的当月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并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等于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乘净值率，而净值率等于当月期初长期资产净值除以长期资产原值乘以百分之百。4、专用于不得抵扣项目后改变用途。纳税人取得长期资产专用于5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后，发生用途改变，专用于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或者既用于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又用于5类不允许抵扣项目的，以下统称混合用途，按照下列公式在用途改变的当月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可抵扣进项税额等于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成净值率。

　　5、混合用途期间逐年调整，纳税人取得以下长期资产用于混合用途的，购进时先全额抵扣进项税额，此后在用于混合用途期间，根据调整年限计算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逐年调整，一、2026年1月1日后含当日，按照会计制度应当开始作为相关资产核算且原值超过500万元的单项长期资产。第一种情形下，调整年限从长期资产取得或资本化改造完成且原值超过500万元后首次计提折旧或者摊销的当月开始计算。2、2025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已在会计制度上按照相关资产核算，且在2026年1月1日后完成资本化改造完成后原值超过500万元的单项长期资产。第二种情形下，其调整年限从2026年以后资本化改造完成且原值超过500万元后，首次计提折旧或者摊销的，当月开始计算。

　　资本化改造是指符合会计制度资本化条件的修理、升级、改改造、改建、扩建、修缮、装饰等情形。长期资产原值是指取得长期资产时的入账价值，长期资产形成后发生资本化改造支出的，应当按照会计制度调整其原值。长期资产净值纳税人取得上述两种情形的长期资产，其净值是指按照规定的调整年限采用平均法计算的资产余额。计算公式如下，长期资产净值等于长期资产原值乘以括号一减已取得长期资产月份数除以调整年限乘12已取得长期资产月份数，自办法第17条规定的调整年限起始之日起计算。调整年限按照以下规定执行，一、不动产、土地使用权为20年。

　　2、飞机、火车、轮船为十年。3、其他长期资产为五年。纳税人取得上述两条情形以外的长期资产，发生专用于不得抵扣项目后改变用途或专用于5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后发生用途改变情形的，以会计制度计提折旧或者摊销后的余额作为长期资产净值。

　　纳税人取得上述两种情形以外的长期资产用于混合用途的，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全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3、混合用途期间长期资产进项税额进行逐年调整。接着刚刚提到用于混合用途需要逐年调整的两种情形的固定资产，那么具体应该如何计算呢?办法第14条规定了具体的方法及顺序，对混合用途期间长期资产进项税额进行逐年调整，以下统称分期调整办法幺确定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等于需要调整的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乘括号当年混合用途的月份数除以调整年限乘12。公式中所称的需要调整的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指的长期资产原值所对应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列明计算或者包含的进项税额。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用于混合用途的涉及资本化改造的固定资产需要调整的进项税额为该资本化改造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资本化改造支出以外部分对应的进项税额按照办法第十条、第12条的规定单独调整。

　　2、计算当年混合用途期间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以下统称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等于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乘当年混合用途期间按照会计制度记入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的长期资产折旧或者摊销额除以当年混合用途期间按照会计制度计提的长期资产折旧或者摊销额3、计算当年混合用途期间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以下统称三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三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等于括号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减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乘括号当年混合用途期间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项目销售额加当年混合用途期间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加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收入。括号除以当年混合用途期间全部销售额加当年混合用途期间全部非应税交易收入。四计算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并在次年1月纳税申报期内从进项税额中扣减。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五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等于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加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三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在使用上述方法对长期资产进项税额进行调整时，如果长期资产实际使用年限短于调整年限，应当在停止使用当月所对应的纳税申报期，将剩余未调整的进项税额并入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行一次性调整。长期资产在调整年限内发生资本化改造，并按照会计制度停止计提折旧或者摊销的，其调整年限相应停止计算，待恢复计提折旧或摊销时，继续按照办法规定执行。纳税人按照规定对长期资产进项税额进行调整的，在调整年限结束后，该项长期资产又发生资本化改造，新增入账价值超过500万元的，视为一项新的长期资产，该项资本化改造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按照办法规定执行。调整年限从资本化改造完成后首次计提折旧或者摊销的当月开始计算。4、长期资产处置进项税处理第一种情况，整体处置单项长期资产应当在处置时按照办法第七条、第八条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对该项资产的进项税额做相应调整。第二种情况，纳税人部分处置单项长期资产，应当在处置时按照会计制度确认的账面价值确定长期资产处置部分和剩余部分的比例，根据处置部分的比例，在处置时按照办法第七条、第八条及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对处置资产的进项税额做相应调整。

　　5、注意事项第一，全面资产清查，立即梳理公司现有及计划中的长期资产，识别单项原值接近或超过500万元的资产，建立专项清单。第二，纳税人应当及时归集长期资产对应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并做好记录归档。纳税人应当按照办法规定设置长期资产进项税额抵扣台账，记录原值超过500万元的单项长期资产的取得、使用、处置以及进项税额抵扣情况，并如实准确办理纳税申报。第三愁考虑现有的会计政策以及会计估计，企业所得税的折旧年限规定与办法的调整年限存在一定的差异，需统筹考虑相关会计政策以及会计估计。第四，纳税人在长期资产按照会计制度计提折旧或者摊销后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的，应当根据办法规定对该项长期资产对应的进项税额进行追溯计算，并将对应的进项税额调整额随同当年5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一并进行纳税申报。

　　第二部分案例分析案例小陈药厂七月购买厂房并于当月投入使用，价值1000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90万元，使用年限20年，残值为零。其中一层是员工食堂，用于两类不允许抵扣项目。二层、三层是生产车间，生产的产品有一般计税项目，也有免税项目，用于三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厂房一年折旧50万元。其中员工食堂按比例算，当年混合用途期间的折旧费用16点六七万元，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一般计税项目销售额100万元，免税项目销售额50万元，无非应税交易收入、简易计税交易收入。

　　第一步算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按照调整年限平均先计算2026年当年混合用途期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等于90万元乘括号6除以12乘20等于2.25万元。也可以这样理解，把用于混合用途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按调整年限算平均，那么一年的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等于90万元，除以20年等于4.5万元。因为该厂房在2026年7月购买并使用，进项税额需要调整的时间为六个月，所以计算出来的结果，26年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是2.2 5万元。

　　第二步算员工食堂用于集体福利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按员工食堂折旧费用占长期资产总折旧费用算。把第一步计算出的进项税额分期调整基数乘以员工食堂折旧费用占长期资产总折旧费用的比例，计算出两项不允许抵扣项目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两类不允许抵扣对应的进项税额等于2.2 5万乘16.67除以55等于0.7 5万元。

　　第三步算用于免税项目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按销售额占比算，把第一步算出来，当年的进项税分期调整基数减去。第二步算出来当年用于集体福利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两类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余额。按销售额占比算出免税项目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三类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当年混合用途期间三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等于括号2.25减0.75乘50除以150等于0.5万元。

　　第四步计算当年5类不允许抵扣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把第二、第三步相加，把第二步算出来用于集体福利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和第三步算出来免税项目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加，就是当年混合用途5类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在次年1月纳税申报期内，从进项税额中扣减当年混合用途5类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等于0.75加0.5等于1.2 5万元。以上就是本期课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聆听，谢谢。

深圳12366热线数据显示，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后——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咨询热度高

　　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已施行4个多月。近期，笔者整理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以下简称深圳12366热线)咨询情况，发现有关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的问题咨询热度明显较高，主要集中在一般纳税人登记范围、销售额核算以及生效时间等方面。

　　不经常发生交易业务，需要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吗?

　　近期，甲企业财务人员致电深圳12366热线咨询：甲企业为木雕加工企业，虽然一年内可能只有四五单业务，但是每单业务涉及的交易金额都较大，年销售额约为6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吗?能否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号，以下简称2号公告)第一条明确，增值税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增值税法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除以下两类情形外，应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要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的非企业单位，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二)自然人。其他应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情形，按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增值税法第九条明确，小规模纳税人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纳税人。甲企业年销售额600万元已超过该标准，且不属于“非企业单位”，不符合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形，应当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笔者提醒，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要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的非企业单位，若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并将经营情况等有关材料留存备查。

　　稽查查补的销售额，会影响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吗?

　　除特殊情况外，增值税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应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那么，这里的销售额，是否包括经过稽查部门纳税检查后，最终“还原”的销售额?

　　近期，乙企业财务人员致电深圳12366热线咨询：乙企业属于批发零售企业，2025年1月—12月的销售额合计为480万元。税务机关于2026年3月2日稽查查补其2025年12月销售额60万元，这部分销售额是否应计入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如计入，是应计入2025年12月税款所属期，还是计入调整行为发生当期(2026年3月)的销售额?

　　2号公告第三条规定，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12个月或4个季度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经营期是指在纳税人存续期内的连续经营期间，含未取得销售收入的月份或季度。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的销售额，应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计入对应税款所属期销售额。

　　也就是说，乙企业因稽查查补调整的销售额60万元，应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计入对应税款所属期，即2025年12月属期的销售额。更正后，乙企业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为480+60=540(万元)，超过小规模纳税人规定标准，应该在规定期限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2号公告第五条第一项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自调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1日。同时，2号公告第十一条规定，因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2025年及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不早于2026年1月1日。

　　据此，乙企业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1月1日；应自调整之日(2026年3月2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自2026年1月税款所属期起，按月办理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申报。

　　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标准，何时办理登记?

　　近期，丙企业财务人员致电深圳12366热线咨询：丙企业于2025年6月成立，2025年度销售额为450万元，2026年1月销售额为45万元，2026年2月销售额为35万元(累计530万元，超过500万元标准)，企业应该何时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的生效之日如何确定?

　　根据2号公告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其他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应在超过规定标准的次月申报纳税期限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同时，根据2号公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1日。

　　关于生效时间，按照纳税人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增值税计税期间是以一个月还是一个季度进一步区分。根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一般纳税人中的银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信用社，可以以一个季度为一个计税期间。

　　综上所述，丙企业应该在2026年3月申报期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若丙企业以一个月为一个计税期间，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2月1日；若丙企业为银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或信用社，并选择以一个季度为一个计税期间，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1月1日。

　　需要注意的是，按季度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超过规定标准后，应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对季度内销售额按月拆分，以确定当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具体月份。笔者建议企业关注销售额情况，在超过规定标准时及时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如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相关手续，应自规定期限结束后5个工作日起，按一般纳税人管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仍按2号公告第六条规定确定。

重庆税务联合人社部门发布首批合规缴纳社保费典型案例，提升社保费缴纳合规水平

来源：中国税务报  2026年04月03日  版次：06  作者：牟馨馨 本报记者 贺艳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高质量参保行动，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社会保险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企业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保，既是履行法律义务、保障职工切身权益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合规经营体系、筑牢风险防范屏障的关键一环，更是激发职工活力、助推市场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支撑。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布首批合规缴纳社保费典型案例，为广大市场经营主体提供参考。

　　案例一：打造“技术+制度”社保合规管理体系

　　重庆天齐锂业有限责任公司打造“技术+制度”社保合规管理体系，依法缴纳社保费。公司成立于2017年，现有在职员工200余人。

　　为提升社保合规性，重庆天齐锂业有限责任公司针对锂电行业用工管理特点，构建标准化、数字化社保合规管理体系，推动人力、财务、社保等多环节数据共享，以信息化手段实现人员变动、薪资核算与社保申报高效衔接，强化实时核对与风险防控。同时，公司明确专人统筹社保全流程事务，细化参保、申报、待遇申领等环节操作规范，将社保合规落实情况纳入内部考核，从制度层面规避漏缴、迟缴等风险，连续5年未产生社保费申报缴费逾期记录。2025年，重庆天齐锂业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缴纳社保费760余万元，已培育建立一支近40人的研发技术团队，实现职工福祉与公司成长共进。

　　案例二：将社保合规管理贯穿用工管理全过程

　　重庆千信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将社保合规管理贯穿用工管理全过程，全面提升社保参保准确性。公司成立于2016年，从事大宗物资贸易流通，重点对接钢材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现有职工120余人。公司始终把社保合规作为用工管理的核心抓手，全面保障职工社保权益，构建起符合贸易行业特点的社保合规管理体系，做到依法参保、应保尽保。

　　重庆千信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结合贸易业务网点多、人员岗位类型多样的特点，专门制定社保管理专项制度，明确参保登记、缴费基数核算、申报缴费流程等标准要求，精准核定参保人员，杜绝漏保、错保问题。

　　同时，公司常态化开展社保合规自查，重点核对参保人员信息准确性、缴费基数合规性、缴费凭证完整性，逐一梳理职工社保台账、档案资料，实行“一人一档”规范管理。对自查中发现的经办疏漏、资料不完善等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与完成时限，整改完成后逐项复核销号，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社保费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以来，公司无逾期申报缴费记录。2025年，重庆千信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缴纳社保费622万元，以社保合规管理筑牢公司发展根基。

　　案例三：构建数据集成管理系统保障社保费缴纳

　　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构建数据集成管理系统，保障依法缴纳社保费。公司成立于2008年，主要从事水泥、砂石骨料及相关建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公司在职员工202人，2025年申报缴纳社保费700余万元。

　　为提升职工工资薪金与社保申报数据核对效率及准确性，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集成核心业务数据管理平台与办公系统，构建“数据同源、流程同步、风险同控”的线上联动管理机制，通过系统间数据交换，自动获取职工变动信息，并“一键”比对工资表、考勤记录、绩效考评结果、岗位薪酬标准等数据，统一核算职工应发工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明细，生成标准化薪酬明细单;经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审核、公司总经理和区域分管领导审批后，由总部共享中心完成工资统一代付。相关数据在工资发放前就由系统自动生成，从源头防范应保未保、基数不实等社保风险。2024年以来，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社保参保率和按期缴纳率均达100%，为其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内部环境。

　　案例四：以健全管理制度促进社保合规

　　中冶赛迪信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以健全管理制度促进社保合规。公司成立于2010年，从事智能制造，目前有近800名职工，2025年缴纳社保费7000余万元。

　　针对行业人才密集的用工特点，中冶赛迪信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将社保合规要求全面嵌入薪酬制度体系，依法依规告知职工社保权益，指导职工测算社保待遇，讲清据实申报缴费的长期收益。同时，公司细化合同签订、参保登记、工资核算、基数申报、费用缴纳等关键环节操作规范，安排专人统筹社保合规事务，将合规落实情况纳入内部绩效考核，从源头防范少报、漏报、欠缴等风险。近5年，公司无任何社保合规投诉纠纷，以社保合规守护职工福祉。

　　案例五：建立社保基数核对机制防范社保漏缴

　　重庆庆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制动器分公司建立社保基数核对机制，防范社保漏缴风险。公司成立于2024年，从事汽车安全控制零部件研发生产，现有职工107人。在办理2024年度社保缴费工资申报前，公司财务、人力资源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核查，通过比对涉税、涉费数据，发现部分新入职员工的绩效奖金未被纳入缴费基数计算。公司重新梳理职工工资总额构成，及时更正当年的基数申报，并同步建立“月度计提、季度复核”基数风控清单，将“准确核算全员足额缴费基数”列为合规要点，从源头防范基数计算不实等潜在风险。得益于对税费合规缴纳和职工权益保障的重视，公司核心岗位在岗稳定率为100%。

　　西南政法大学法税融合研究中心主任葛静表示，社会保险托底民生促稳定，保障的是权益，安定的是人心。企业作为社保制度落地的关键责任主体，加强社保合规管理绝非经营选项，而是法定底线与生存前提。强化社保合规，既是维护劳动者法定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要求，也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实现长期稳健发展的战略保障，是现代企业合规治理的核心“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