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2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将于2025年7月1日起施行，届时以往零散的纳税信用相关公告将被废止。《管理办法》的颁布有利于提升对企业纳税信用的管理，也为企业增强自身信用建设提供了统一的指引。本文根据《管理办法》，对上海奥某公司诉某区税务局某税务所纳税信用评价纠纷案[1]进行重新解读，分析企业在纳税信用方面可能遇到的潜在风险，并探讨在不同情形下可采取的应对举措。

　　一、基本案情

　　上海奥某公司是一家外资企业。2021至2022年期间，因受疫情影响，境外供应商无法运输和交付货物，导致该公司无法正常发货和开具发票而产生税务上的零申报。经税务信用评定系统自动采集数据后，某区税务局某税务所将该公司2022年度纳税信用评定为B级。2023年6月，该公司申请纳税信用复评，在复评结果仍然为B级。该公司不服，遂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结果维持税务所作出的复评等级。该公司收到复议决定后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撤销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和复议决定，判决税务机关重新作出2022年度A级纳税信用级别。

　　法院经审理认为：奥某公司的纳税信用降为B级会对公司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结合原告诉讼请求，上述零申报的情形具有客观原因而非该公司恶意;奥某公司向税务机关补充的证据材料证明确实因疫情不可抗力导致零申报。基于此，法院促成税企双方协调，税务机关重新启动复评，经审查后恢复奥某公司A级纳税信用级别，该公司主动撤诉结案。

　　二、案例分析

　　(一) 什么是纳税信用等级

　　纳税信用等级是指，税务机关依据企业纳税行为进行的信用评价。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应遵循无记载不评价、何时记载何时评价的原则，使用经营主体的纳税缴费信用信息，并按照规定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确定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管理办法》承继了此前的规定，将企业的纳税信用级别分为A、B、M、C、D五个等级，A级是最佳，D级最差(见下图)。

　　上述案例中，最初因税务机关认为奥某公司存在“非正常原因一个评价年度内增值税或营业税连续3个月或者累计6个月零申报、负申报”的情形，而不能评为A级，结合法律规定的评级情形和指标得分最终认定为B级，由此引发本案纠纷。《管理办法》承继了此前的规定，即企业信用等级的评定需要结合年度评价指标得分以及相关限制性规定来判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了不能评为A级的情形，包括以下几种：

　　(一)实际生产经营期不满3年的;

　　(二)上一评价年度评价结果为D级的;

　　(三)非正常原因评价年度内增值税连续3个月或者累计6个月应纳税额为0的;

　　(四)不能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并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向税务机关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

　　该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旧包含了奥某公司被认为不能评为A级的情形。实际案例中，适用上述条款必须结合实际情况谨慎判断。就企业而言，相关人员应对上述因素予以充分关注，避免不知不觉情况下被“意外”降级。

　　(二) 纳税信用降级风险

　　《管理办法》第五章规定了评价结果的应用，即税务机关按照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原则对不同信用级别的经营主体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比如对于信用评价为D级的经营主体将被列为监控对象，加强信用监管。

　　《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了直接判为D级的情形，包括逃税骗税、偷税抗税等十二项具体情形和兜底性条款，即存在税务机关依法认定的其他严重失信情形的。当企业存在该条规定情形时，纳税信用等级就会被降到D级。与此配套，《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对信用评价为D级企业采取严格管理措施，具体包括，限额限量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限制数电发票额度;普通发票的领用实行交(验)旧领新、严格限量供应;列入重点监控对象，加强信用监管;因直接判级评为D级的，D级评价保留至第2年且第3年不得评为A级等限制措施。此外，企业纳税信用降级还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招投标资格等，关系到企业的正常经营运行。在本文案例中，奥某公司因纳税信用被评为B级产生了影响经营的后果，不得不及时寻求救济。

　　(三) 不影响纳税信用评价的情形

　　《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了不影响企业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的情形，包括以下情形：

　　(一)由于税务机关原因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经营主体未能及时履行纳税缴费义务的;

　　(二)非主观故意的计算公式运用错误以及明显的笔误造成未缴或者少缴税费款的;

　　(三)税务机关按照相关规定对经营主体不予行政处罚的;

　　(四)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影响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的情形。

　　相较于原来的纳税信用管理办法，新的《管理办法》在继承原规定的基础上，将税务机关按照相关规定对经营主体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也纳入不影响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的情形之中。在本案中，奥某公司即通过证明公司在纳税评价年度内存在本条第一款中不可抗力因素，最终成功恢复A级信用级别。因此，当企业参加年度评价的情况下对评级结果有异议时，若存在该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可提交相关证据，以此主张存在不影响本企业信用评价的情形。

　　(四) 不参加本期年度评价

　　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周期为一个公历年度。距首次在税务机关办理税费事宜时间不满一个评价年度的经营主体，不参加本期年度评价。实务中，税企经常就信用等级“意外”降级以及降级的缘由发生争议。在符合本条的情况下，建议企业积极根据本条主张自身权益。

　　三、应对举措

　　在本文案例中，奥某公司高度重视自身的纳税信用建设，在对纳税信用评价等级存在争议时，及时寻求合法途径予以救济。该公司先后通过复评、复议以及诉讼途径，最终成功恢复A级纳税信用。奥某公司的实践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纳税信用作为企业信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一方面必须重视自身的纳税信用建设，及时发现潜在风险，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在纳税信用发生争议时，应当寻求法律途径实现救济。

　　(一) 纳税信用复核与复评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经营主体有下列情形的，可在规定期限内填写《纳税缴费信用复评(核)申请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复评(核)：(一)在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确定前，对评价指标扣分或者判级情况有异议的，可在评价年度次年3月申请复核，主管税务机关在评价结果确定前完成复核;(二)对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次年年度评价前申请复评，主管税务机关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评。

　　我们注意到，在本文案例中奥某公司在评价结果确定之后对结果有异议，申请了纳税信用复评。根据《管理办法》，复核与复评主要在于适用情形和申请时间不同。复核发生在评价结果确定之前，申请时间要求较为严格。就复核而言，在上一年度信用评价结果确定之前，企业应及时通过电子税务局进行查询，若对指标扣分或者判级情况存在异议，可以在评价年度次年3月申请复核，主管税务机关在评价结果确定前完成复核。税务机关原则上每年4月确定上一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并为经营主体提供信用评价信息的自我查询服务。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企业若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次年年度评价前申请复评，主管税务机关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评。因此，企业应当密切关注评价指标扣分或者判级情况以及后续税务机关发布的信用评价结果。若有异议，建议企业迅速采取行动，利用《管理办法》赋予的权利，在规定的时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复核或者复评申请，避免因错误的信用评价结果使企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或限制。

　　(二) 行政复议与提起行政诉讼

　　本文案例中，奥某公司对复评结果不服，先后进行了复议和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法院的观点尤其值得借鉴。法院肯定了税务机关对企业纳税信用评价等级的行为是对企业实际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明确了企业在涉及到纳税信用等级纠纷时可以诉诸法院寻求救济。因此，若企业对税务机关评定的信用等级存在争议，在通过复核或者复评无法解决时，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三) 纳税信用修复

　　若企业确实存在失信行为并影响到纳税信用评级时，可以在满足相应情况后，例如纠正失信行为、完成整改、缴清罚款和滞纳金并满一定期限后，可以主动向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争取提升企业信用等级。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若失信行为已经记入评价结果，企业可在次年年度评价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信用修复，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失信行为纠正情况重新评价其信用级别，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修复。

　　四、启示与思考

　　纳税信用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无形资产，维护良好的纳税信用等级对企业来说意义重大。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A级纳税人享有发票管理、税务服务、进出口便利、融资贷款等多方面激励措施，有助于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本文案例在2025年3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为上海法院第六批依法平等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之一。

　　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院以实质性解决纠纷为出发点，结合当下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和促进企业发展的目标，协调化解矛盾的思路和方法值得此后类似案件借鉴;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税务机关后续给该公司补充提交新证据予以复评的机会，有利于客观公正地对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进行评定，进一步优化纳税信用管理;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该公司一直重视纳税信用建设，及时寻求法律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案中公司的实践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参考。随着新《管理办法》的实施，一方面，企业要高度重视纳税信用建设与维护，做好事前预防与自我监控，建立良好的内部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当企业对信用等级的评价结果以及税务机关的“降级”措施存在争议时，要仔细判断是否真实存在影响其信用等级评价的法定情形，并及时寻求合法途径解决。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1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6号)等文件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以及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事项进行了规定。

　　1、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主要包括：

　　(1)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自身基本信息；

　　(2)季度终了的次月内，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首次报送时间为2025年10月1日至31日期间；

　　(3)聚合平台、为小程序、快应用等互联网平台提供基础架构服务的平台企业报送自身基本信息，以及报送平台内的平台企业身份信息；

　　(4)网络直播平台报送直播人员服务机构与网络主播的关联关系；通过互联网平台取得直播相关收入的平台内经营者报送网络主播以及合作方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

　　(5)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平台内境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报送平台内境外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向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上季度收入信息。

　　只有出现不可抗力情形，互联网平台企业才能申请延期报送。申请企业提供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报案信息、受灾受害、损毁情况的文字说明及相关图片。

　　2、互联网平台企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及其他为网络交易活动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互联网平台内从业人员，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以个人名义提供营利性服务的自然人。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规定中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范围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统称为平台内经营者，《规定》区分为已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和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自然人)，并将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自然人)中提供营利性服务的自然人统称为“从业人员”(自然人)，以区别销售货物的平台内经营者(自然人)，如“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报送表》，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下列身份信息：(2)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国家或地区、地址、店铺(用户)名称、店铺(用户)唯一标识码、联系方式等信息。”。

　　限定“从业人员”才可以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6号)规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按累计预扣法计算扣缴申报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劳务报酬所得，按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进行代办申报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服务收入，不包括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货物的平台内经营者(自然人)。

　　3、《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报送表》中“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收入净额小计栏”(22栏)等于后面“其中”各栏次(销售货物+运输服务+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各栏次按收入净额填报))的合计。

　　填表说明“收入总额”中包括“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销售货物、货物运输服务，提供营利性服务取得的经营所得收入、劳务报酬收入、稿酬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总额”。

　　填表说明关于经营所得仅有“14.关于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取得的收入净额：(1)销售货物：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货物取得的经营所得。(2)运输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运输服务取得的经营所得。”两项。

　　在表格栏次中，并没有单独填报“提供营利性服务取得的经营所得收入”的栏次。

　　24栏“运输服务”不包括归属于便民劳务活动的网约车服务、代驾服务、货运服务等“运输”免报收入项目，应填写非便民劳务活动的“货物运输服务”收入。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中需按经营所得纳税的项目收入(如建筑、彩票代售等)没有栏次可填报。

　　填表说明14中“销售货物”和“运输服务”收入净额指的是***经营所得，存在概念错误，应指的是按经营所得征税的收入额，而不是“经营所得”。

　　服务类收入需填报含增值税服务收入，对平台内从业人员【自然人】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收入信息可不报送，但此类从业人员同时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的，对其他网络交易活动的收入信息应当报送。

　　从事便民劳务活动的平台从业人员免报送收入，但基本信息仍需报送。

　　如果每个平台内从业人员当期收入全部为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取得的收入的平台企业，勾选“当期无收入信息需要报送”。

　　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免于报送收入信息情形仅限于平台内自然人从业人员，平台内经营者(已办证照)不属于免报范围。

4、有看法认为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的规定，将个人转让专利权、著作权等所有权判断认为应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而根据财税[2015]41号、财税[2016]101号规定，个人以专利技术、著作权等投资入股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有认为此间存在一定的筹划空间，可以将直接转让专利权、著作权(“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转变为投资入股后再转让股权(“财产转让所得”)来降低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本文认为“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提供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个人转让专利权、著作权等所有权，应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以专利权等投资入股、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并非是将“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变成“财产转让所得”的特殊规定，而是本就应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27列)特许权使用费：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无形资产、提供服务取得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28列)“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取得的收入(净额)”：(2)是指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取得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收入的净额。

　　自然人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无形资产并取得收入，(1)对于自然人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无形资产，如向他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在《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报送表》中“特许权使用费”栏次(27列)；(2)对于自然人通过互联网平台转让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所有权取得的收入，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在《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报送表》中“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取得的收入”栏次(28列)。

　　5、本文认为，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有关规定明确了对网络直播相关税收处理的一些争议。

　　网络主播的直播服务属于平台向主播或MCN机构采购服务。用户充值并购买虚拟道具对网络主播进行打赏，首先应由平台A企业将向用户销售虚拟道具取得的收入全额确认收入，平台按照协议约定将直播相关收入结算分配并支付给主播(个人或其证照注册的主体)或MCN机构，主播或MCN机构分别按计入主播账户或MCN账户的金额(可提现)在当日确认所得税和增值税收入。

　　“境外从业人员自境内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服务收入的，境内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服务购买方，应当按规定为从业人员代扣代缴增值税。”

　　主播按劳务报酬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属于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人间“赠与”行为。

　　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对网络主播劳务报酬等收入(不含经营所得)具有按月扣缴义务，主播个人需并入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主播个人不能以平台少扣或不扣缴为借口不履行自行申报的义务。

　　互联网平台企业已为从业人员同时办理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代办申报，且已完成税费缴纳的，可凭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互联网平台企业代办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完税凭证作为扣除凭证，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据实扣除向从业人员支付的劳务报酬。

　　6、部分稽查案例显示主播或明星通过虚构业务将其取得的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网络直播涉税信息报送表》填表说明“已取得登记证照的网络主播(含个人独资企业)”并未排除网络主播以登记主体方式(个体户、个人独资企业等)取得收入的情况,应采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所得税。

　　《网络主播应如何缴纳个税?浙江税务微信公众号 2025年06月30日》文章中提到：2、自主创业的网络主播，03成立工作室，网络主播成立的工作室作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需要以个人经营所得缴纳个税。04成立企业，网络主播成立了有限公司，工资收入应按工资薪金缴纳个人所得税。网络主播作为公司股东获得分红收入，所得需按20%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

　　7、规定中的劳务报酬：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取得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劳务报酬所得。一般包括平台内从业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直播、教育、医疗、家教、旅行、咨询、培训、经纪、设计、演出、广告、翻译、代理、推广、技术服务等营利性服务取得的所得。

　　与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劳务报酬所得相比，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直播单列出来成为一项列明的劳务报酬项目。

　　网络主播是指基于互联网，以直播、实时交流互动、上传音视频节目等形式发声、出镜，提供网络表演、游戏展示、视听信息服务的人员。

　　网络直播带货被认为存在广告、推销等行为，规定将网络直播定义为提供网络表演、游戏展示、视听信息服务。

　　8、配送便民劳务活动，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从事接收、验视客户订单，根据订单需求，将订单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业务活动，如外卖送餐、同城配送、快递配送等。

　　外卖配送也有看法认为应和网约车一样属于自带运输工具，可归于经营所得，但从上述规定可见，配送属于按劳务报酬征收的项目。

　　运输便民劳务活动，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网约车服务、代驾服务、货运服务等业务活动。

　　代驾被认为属于不自带运输工具应按劳务报酬征收的项目，但从上述规定可见，代驾属于经营所得征收范围的项目(运输服务)。

　　9、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劳务报酬所得或经营所得，其中劳务报酬由平台企业按本规定履行扣缴义务，包括平台自营业务和撮合业务。其他所得(除了经营所得)根据情况和现行规定由支付方履行扣缴义务。从业人员特指销售服务人员，不包括销售货物的人员。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6号规定“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劳务报酬所得，互联网平台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年第61号)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61号规定累计预扣法可以扣除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比如个人养老金规定中明确取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的，其缴费可以选择在当年预扣预缴或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而16号规定中的扣缴公式“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收入-累计费用-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预扣率-速算扣除数-累计减免税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中，没有累计专项扣除和累计专项附加扣除，只有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从业人员人数众多，逐一申报存在难度，平台企业往往更愿意按逐一扣缴并汇总缴纳方式进行申报缴纳，包括开通个税扣缴端劳务报酬的汇总缴纳功能，以及委托代征或代收代缴的汇总申报模块进行汇总缴纳，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6号规定平台企业对从业人员劳务报酬的扣缴申报，明确累计预扣法扣缴，需要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扣除累计减除费用与其他扣除，并计入每个人的当年综合所得进行年度汇算清缴，前端扣缴数据计入个人的收入明细数据，使从业人员难以逃避纳税责任，因此只能逐一扣缴、逐一申报。

　　10、按本规定享受10万免征增值税，按月计算，需满足“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服务收入，并由互联网平台企业按照本公告规定办理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代办申报的”的前提条件，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的服务收入可按规定享受免征。

　　服务收入不限于个人所得税的劳务报酬应税范围，也包括经营所得范围的运输服务，以及其他各类服务，同样包括自营和撮合业务。

　　为从业人员代办申报需取得从业人员的书面同意并留存备查，个人不同意的不能代办，仅限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服务收入，不含个人货物销售收入。

　　11、平台自营或撮合业务，自然人众多，存在个人申报纳税和逐一取得发票的实际困难，企业所得税扣除存在风险，常见的做法是以委托代征、代收代缴等方式，并通过汇总代开发票方式取得扣税凭证，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6号规定明确以扣缴申报、代办申报取得的相关凭证作为平台企业支付劳务报酬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解决了平台企业劳务报酬支出的扣除凭证难题。其他经营所得项目以及平台企业外的其他企业在互联网平台发生相关业务的扣除凭证问题仍需关注后续政策以及实际征管解决方式。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时至今日，网络购物、点外卖、打网约车等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经济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还有一些隐秘的角落处在税务监管之外。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以下简称“平台企业涉税报送新规”)于2025年6月20日公布，自此，将开启平台经济税务监管的新纪元。

　　美容院位居好评榜前列却“零税负”?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曾公布一起这样的案例：沙河口区星海名媛美容院在多个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美容服务类“人气榜”“好评榜”“回头客榜”稳居前列，线上团购项目十余项，标价一般都在数千元至万元。同时，平台数据显示，该美容院年销量超700单。与此相对比的是，其申报的年销售额均未超过30万元，远低于增值税起征点，这与其在平台上的销售情况并不相符，存在隐匿销售收入嫌疑。经查实，该美容院实际取得经营收入逾1700万元，超过其申报的销售收入55倍，未申报收入更是达到经营总收入的近98%，性质十分恶劣。税务机关最终对其依法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05.12万元。

　　星海美容院的偷税案例只是众多在平台的经营者偷税的一个“切片”，诸如此类的经营者还有很多，于是，平台企业涉税报送新规出台了!

　　报送义务早已规定

　　2018年8月通过的《电子商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息。然而，由于缺乏实际可操作的规定暂时不能落地执行。随着平台企业涉税报送新规的出台，平台企业报送的义务需要落地履行。

　　平台企业涉税报送规定落地，报送机制已然健全

　　报送涉税信息的义务主体是互联网平台企业，不需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做任何操作。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30日内或者自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之日起30日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域名、业务类型、相关运营主体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名称等信息。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于季度终了的次月内，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的具体类别和内容，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季度收入信息。可以预见，在2025年10月，将迎来首次集中报送。

　　例外：四种情形可以不报送

　　以下四种情形可以不进行报送：

　　一是对该规定施行前的涉税信息，不需要报送;

　　二是互联网平台内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或者不需要纳税的，不需要报送其收入信息;

　　三是互联网平台企业按照规定为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等涉税事项时已填报的涉税信息，不需要重复报送;

　　四是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能够获取的涉税信息，税务机关不得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重复报送。

　　这三类人群的税负不受大影响

　　平台企业涉税报送新规施行对平台企业以及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税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一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只需依法履行涉税信息报送的程序性义务，其自身税负不会变化;

　　二是平台内绝大多数合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税负不会变化;

　　三是平台内众多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从业人员因可享受税收优惠，其税负不会变化。如，商户月销售额不超10万元可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政策，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的平台内从业人员，在享受各项扣除后，也基本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此前存在隐匿收入等情况的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如星海名媛美容院)和从业人员，将按照平台企业报送的涉税信息依法纳税，其税负会恢复到正常水平，从而实现税务公平。

　　从“猫鼠游戏”到“阳光征管”的范式跃迁

　　星海名媛美容院通过隐匿收入偷逃税款，付出了105万罚款滞纳金的代价，这正是信息不对称时代税收监管的缩影。而平台企业涉税报送新规的出台，标志着平台经济税收治理从“稽查追缴”转向“源头控管”。

　　当每一笔团购交易、每一次服务预约都通过平台系统自动汇入税务数据库，所谓“零税负”的灰色神话终将在数据阳光下消融。对于合规经营者而言，这并非紧箍咒，而是告别劣币驱逐良币的公平起点。

　　经营者需要转变思维，合规纳税和规划才是长远之道!

新《公司法》下，公司减资涉及复杂的税务处理，包括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的调整及股东个人所得税等问题。减资过程中需遵循税法规定，确保合规性，避免税务风险。企业应合理规划减资方案，优化税务成本，同时关注税务机关的最新政策动态，确保减资操作的合法性与经济性。

　　一、减资的定义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对上市公司而言，是其通过法定程序，减少记载于公司章程的注册资本，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实行了多年的认缴制下，公司减资减少的不仅仅是公司的现有注册资本，还包括股东对公司未来认缴出资的减少。

　　二、减资的分类

　　(一)实质减资与形式减

　　资根据公司减资时公司的净资产是否发生了实质的变化为标准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实质减资与形式减资。实质减资是指公司在减少注册资本总额时，确实有资产从公司实际向外流向股东，公司在减少注册资本的同时，也减少了公司的净资产。而形式减资是指公司只是从形式上减少了注册资本，并不实际发生公司资产的转移。

　　(二)同比例减资与非同比例减资

　　根据公司减资时是否按照原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减资为标准划分，可以划分为同比例减资与非同比例减资。同比例减资，即按照减资前股东原有的持股比例同等地减少股份，减资完成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非同比例减资，则是公司减资时不按照股东原有的持股比例同等减少，可能出现部分股东定向减资等情形，减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各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三)免缴出资型减资、弥补亏损型减资、返还资本型减资及混合型减资

　　根据公司减资时的不同目的为标准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免缴出资型减资、弥补亏损型减资返还资本型减资及混合型减资。

　　免缴出资型减资是指对股东已经认缴而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金，免除股东部分或全部的出资义务，这种情形虽然没有导致公司已有资产的实质性减少，但是会减少公司对股东的预期应收出资。弥补亏损型减资是指为了弥补公司亏损而发生的减资，这种减资是为了使公司的注册资本向真实的净资产回归，并不会发生公司资产的实质转移。返还资本型减资是指将已经实缴的注册资本金返还给股东，这种情形下会发生公司资产的实质转移。混合型减资是上述几类减资的特殊组合形式。

　　三、减资的程序

　　(一)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新公司法第224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该规定目的在于理清公司的资产情况，使公司股东和债权人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了解公司的偿债能力与支付能力及现有财务、财产等状况。新公司法增加规定了公司在亏损情况下减资的特殊规定，因此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就变得更为重要。

　　(二)制定减资方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应结合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情况，制定减资方案，明确减资方式、股权比例、对价支付方式等。而后，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减资方案。

　　(三)召开股东会会议，作出减资决议

　　股东会应就减资事项进行表决，作出决议，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四)通知债权人和对外公告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五)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六)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完成减资后，应及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企业应提前与当地市场监督部门沟通确认所需材料，确保顺利完成变更。

　　四、减资的税务处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减资相关规定

　　【公司一般减资】第二百二十四条：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简易减资】第二百二十五条：公司依照本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可以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的，公司不得向股东分配，也不得免除股东缴纳出资或者股款的义务。依照前款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不适用前条第二款的规定，但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公司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减少注册资本后，在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百分之五十前，不得分配利润。

　　(二)被投资企业盈利时减资的税务处理

　　1、法人股东减资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1)税务处理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以下简称“34号文”)第五条规定：“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2)税务处理方法

　　法人股东减资取得的资产应当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初始出资的部分，即实际缴纳出资的部分，属于投资收回，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部分为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属于股息所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故居民企业的股息所得免征股息红利企业所得税;

　　第三部分为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时取得的资产扣除前两部分后剩余的资产，属于投资资产转让所得，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个人股东减资的税务处理

　　(1)税务处理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终止投资经营收回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1号，以下简称“41号文”)第一条规定，个人因各种原因终止投资、联营、经营合作等行为，从被投资企业或合作项目、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以及合作项目的经营合作人取得股权转让收入、违约金、补偿金、赔偿金及以其他名目收回的款项等，均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如下：应纳税所得额=个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违约金、补偿金、赔偿金及以其他名目收回款项合计数-(原实际出资额+相关税费)

　　(2)税务处理方法

　　1)股东减资时未取得收益，无需纳税

　　公司亏损状态下，且股东减资时取得的资产未超过投资本金，相当于未收回全部投资成本，属于投资损失，股东不会产生所得，也就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条第四款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除外;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果全体股东或者公司章程约定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利润，股东减少认缴资本，未取得任何股权对价款，不需要缴纳税款。

　　2)股东减资时取得收益，需进行纳税申报

　　认缴出资股东减资，如果全体股东或者公司章程约定未实缴出资也可以享受利润分配，股东减少注册资本，取得对应收益，自然人股东就减资取得的资产在扣除初始投资成本(认缴出资下初始投资成本虽然为0，但基于补缴义务，因此认定投资成本为认缴金额)后的部分需要按“财产转让所得”20%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

　　实缴出资股东减资，取得对应收益在扣除初始投资成本后按照“财产转让所得”20%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

　　(三)被投资企业亏损时减资的税务处理

　　1、减资补亏的内在逻辑

　　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积金弥补公司亏损，应当先使用任意公积金和法定公积金;仍不能弥补的，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资本公积金。”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依照本法第214条第二款的规定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可以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

　　公司减资弥补亏损仅是公司内部财务数据上的调整，究其本质是公司所有者权益科目内部调整，具体表现为通过减少实收资本，来弥补亏损。

　　2、减资弥补亏损的税务处理

　　减资弥补亏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需分解为两步，会涉及所得税;另一种是无需分解，不产生应税所得，仅是权益科目内部调整。

　　观点一：需分解处理

　　减资弥补亏损是指通过减少注册资本的方式去弥补企业以前年度的亏损，即：企业将减资应返还给股东的钱，直接弥补亏损。

　　税务处理上，减资弥补亏损与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类似，需分解为两步分别处理。假设以现金方式返还，减资弥补亏损相当于投资返还(减资)+现金捐赠，企业先将减资的钱返还给股东，股东再将收到的钱捐给企业用于弥补亏损。

　　第一步因投资返还会使股东产生相应的纳税义务。如果股东是企业，按照34号文的规定，从被投资企业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实操中，由企业股东自行申报。

　　如果股东是个人，按照《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以下简称“67号文”)与41号文的规定，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中，股权转让收入是指转让方因股权转让而获得的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转让方取得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各种款项，包括违约金、补偿金以及其他名目的款项、资产、权益等，均应当并入股权转让收入。合理费用是指股权转让时按照规定支付的有关税费。实操中，由被投资企业为个人股东代扣代缴个税。

　　第二步的捐赠会使被投资企业产生营业外收入——捐赠利得。在企业所得税下，该捐赠利得属于接受捐赠收入，需要并入收入总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观点二：无需分解处理

　　股东并未实际获得任何现金或非货币性资产，因此没有所得就不会有所得税问题。此外，因为没有所得，所以一借一贷只能调整权益性科目，属于权益内部调整，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总额未发生变化，也不产生所得税问题。

　　小编提示：鉴于不同税务机关有不同观点，上述理由可供公司在与税务机关沟通时使用。

　　五、税务风险

　　(一)自然人股东减资税务风险

　　申报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税务机关有权对股权转让收入进行核定。若自然人股东减资过程中申报个人转让所得为零或者以明显偏低的价格转让股权且无正当理由的，有可能被税务机关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税务机关有权对转让收入进行核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67号文第十一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一)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二)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三)转让方无法提供或拒不提供股权转让收入的有关资料;(四)其他应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情形。”

　　因此可以看出，若自然人股东在减资过程中申报个人转让所得为零或者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税务机关有权对转让收入进行核定，导致税负上升，公司股东在减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因此产生的税务风险。

　　(二)法人股东减资税务风险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取得的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在计算股息所得时，初始出资部分的价值相对固定，法人股东当然希望将更多的减资所得资产计入股息所得中，因此进行股息所得的确认时，部分企业认为应当以其减少的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计算股息所得。但34号文第五条明确规定：“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法人股东未实缴出资的部分所得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不构成股息所得，若法人股东在减资时未减少实缴资本，则股息所得为0，相应收入应当依法纳税。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行业整体规模虽然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比相对较小，但近年来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和执法力度，行政处罚情况也愈加突出。

　　本文基于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派出机构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行政处罚案例数据，分析解读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主要合规风险点并提出合规建议和防范措施。

　　一、总体监管处罚概况

　　1.财务公司行政处罚案例概况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作为持牌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派出机构等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而行政处罚是监管部门对行业实施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各类金融机构可以从监管部门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推测近期的监管重点及趋势。自2020年1月至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派出机构对财务公司的行政处罚案例共计208件，总计处罚金额6450.51万元。

　　2.财务公司行政处罚的变化趋势

　　财务公司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和罚没金额明显增加，并基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罚单数量上，2020年针对财务公司的行政处罚罚单数量为20张，2025年罚单数量已经达到50张，除了2022年同比略有下降外，其他年份针对财务公司行政处罚的罚单数量同比均有所增长。在罚单金额上，2020年财务公司行政处罚总金额为317万元，而2025年的行政处罚总金额已达到1524万元，接近2020年的5倍。

　　3.财务公司行政处罚依据

　　就处罚依据而言，主要涉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及相关审慎经营规则;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及原《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及原《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三条;

　　《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等。

　　二、财务公司高频处罚领域

　　财务公司拟处罚案由涵盖广泛，但重点突出。纵览2024年集团财务公司被处罚的案件数据，处罚案由不仅涉及贷款业务、票据业务等业务运营领域，而且公司内部管理的各个环节也均在监管范畴。同时重者恒重，在众多处罚案由中，贷款业务始终是监管的重中之重，保持着较高的处罚频率和监管强度。兰台梳理财务公司高频处罚领域及案由如下：

　　1.信贷业务

　　根据近年来相关监管处罚情况，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在信贷业务中存在的违规事项较多且种类较为多样，本文选择常见的风险列举如下：

　　(1)贷款“三查”不够到位，部分贷款被挪用;

　　(2)委托贷款和自营业务未严格隔离风险;

　　(3)固定资产贷款贷前调查不审慎，向资本金不足中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

　　(4)贷后管理不审慎，贷款资金被挪用;

　　(5)超比例发放并购贷款、发放并购贷款用于小额贷款公司出资;

　　(6)固定资产贷款受理前未获取环保批复文件;

　　(7)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固定资产项目建设;

　　(8)流动资金贷款管理不审慎，信贷资金被挪用于股权收购和理财投资;

　　(9)超过借款人实际资金需求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10)贷款风险分类不准确。

　　2.公司治理

　　根据近年来相关监管处罚情况，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多种违规行为和风险，本文选择常见的风险列举如下：

　　(1)协助股东违规质押股权;

　　(2)未按规定对相关股东及其派出董事表决权进行限制;

　　(3)董事会未按规定履职;

　　(4)未经任职资格审查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5)报送虚假的任职资格申请材料;

　　(6)高级管理人员长期缺位;

　　(7)不符合或未落实绩效薪酬延期支付监管要求。

　　3.内部合规

　　内部合规类属于监管处罚万金油领域，基本所有问题都可以归因为内部控制设计或运行失效。根据近年来相关监管处罚情况，本文选择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常见的风险列举如下：

　　(1)内控制度制定不完善，部分内容缺失;

　　(2)未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

　　(3)资产负债管理存在缺陷，未建立有效的流动性管理内控机制

　　(4)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

　　三、财务公司行政处罚特点分析

　　综合分析今年处罚决定，笔者认为具有如下特点：

　　1.全面监管，处罚案由细致入微

　　纵览以往处罚案例，处罚案由涉及信贷业务、会计核算、内部控制、票据业务、董事会管理、监管报表、薪酬管理等领域，可谓无所不包;而制度、机制是否健全，执行是否到位等，事无巨细，均在监管范畴。相同案由的处罚案例屡见不鲜，前改后犯、左查右犯现象十分突出。

　　2.重者恒重，信贷业务始终是监管重点

　　众多处罚案由中，信贷业务备受监管部门青睐，保持着较高的处罚频率和监管强度。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说来容易，但执行中总有执行偏差，由此贡献了相当多的处罚案件。可以预见，金融投资业务受到严格限制后，信贷业务将继续在行政处罚中担纲主角，稳居C位。

　　3.一事多罚，深刻体现机构及人员全链条问责理念

　　随着金融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等监管理念将继续全面强化，全链条问责和“机构人员”双罚也将日趋严格。众多案例中的处罚措施，不仅限于对公司的行政处罚，还涉及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对于公司来说，常见的处罚措施包括责令改正和罚款，这些处罚手段往往直接影响机构的运营及声誉。而对于个人，处罚决定不再局限于“警告”，现金罚款的比重上升。这些处罚方式旨在强化个人在履行职责时的合规意识，并警示其他从业人员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四、结语

　　监管趋严的情势下，合规经营对财务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关于财务公司的监管要求散见于各部法律法规中。本文以结果为导向，提炼出了财务公司所面临的监管处罚特点，希望可以为财务公司的合规建设者提供启示，以“未雨绸缪”。兰台也将持续跟进监管动态与司法动态，为财务公司的发展贡献智慧，助力财务公司的合规经营。

《公司法》在注册资本认缴制框架下，通过期限利益与加速到期制度的动态平衡，构建了股东权利与债权人保护的二元价值体系。股东期限利益作为商事效率原则的体现，允许资本运作灵活性；而加速到期制度则贯彻资本充实原则，维护交易安全。2024年7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以下称“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该规定一经发布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梳理和司法实践的分析，就不同情形下的责任承担规则进行探讨，旨在对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股东未实缴出资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承担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在认缴制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此时股东对于公司债务的承担规则如下：

　　(一)股东出资期限已届满，股东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对于出资期限已经届满但未出资或未全面出资的股东，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践中对此争议不大。

　　(二)股东出资期限届满前，股东原则上享有期限利益，但存在加速到期情形

　　实践中通常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通常是指出资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

　　虽然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但同时也存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予以制衡，《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6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此外，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条件，概括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本质条件，简化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判断和适用，进一步平衡了股东出资的期限利益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二、股东未实缴出资但转让股权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承担

　　(一)新《公司法》实施前，对于出资期限届满前没有实缴出资的股东转让股权后对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责任存在不同的理解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司法实践普遍认为，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享有期限利益，转让股权时出资义务尚未到期，不属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转让人无需担责。若转让行为被认定为“恶意逃避债务”(如债务形成后突击转让、受让人无出资能力等)，法院可能突破文义，援引以下规则判定转让人承担责任：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行为无效)；

　　- 原《公司法》第二十条(股东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公司或债权人利益)；

　　- 资本充实原则(要求股东对未实缴出资承担最终责任)。

　　例如(2020)最高法民申5769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额，股东对于认缴的出资享有期限利益，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无实际出资的义务，因此，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不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原股东转让股权时出资的认缴期限尚未届满，亦无证据表明该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公司债权在股权转让时并不存在，公司债权人对原股东不存在期待利益或信赖利益。高某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其出资义务一并转移，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再如(2018)沪02民终9359号案件中，上海市二中院法院认为：在明知公司负债且股权转让存在异常的情况下，对外转让股权，为确保股东兑现认缴承诺，维护资本充实原则，避免认缴制背景下的股权转让成为股东逃避出资的工具，在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的情况下，出让股东构成权利滥用，判令其仍应对其原认缴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二)新《公司法》关于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方责任承担规则及引发的问题

　　1.新《公司法》关于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方责任承担规则

　　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对于新法施行前的股权转让行为，若旧法无规定，则适用新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认定转让人责任。此举实质上赋予该条款溯及力”赋予了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溯及适用的效果。

　　新《公司法》实施后，部分法院公布了适用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案例，同时，在大量执行案件中，债权人开始重新梳理公司债务人的股权历史沿革，试图追加未实缴出资的历史股东为被执行人，发生在新《公司法》实施之前正常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的股东也陷入担忧，该条款溯及使用是否“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引起争议。

　　2.对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溯及适用的调整

　　2024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备案审查报告中指出，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违反《立法法》第104条“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认为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系新增条款，仅适用于2024年7月1日后的行为，不存在“有利溯及”例外情形。

　　202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是否溯及适用的请示》的批复，确认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该条“仅适用于2024年7月1日后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实质采纳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立场。

　　自此，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不再溯及适用，但并不意味着2024年7月1日之前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不需要承担出资责任，而是要“根据原《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等有关规定处理”。

　　(三)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指引

　　2024年12月27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新增四个涉及新《公司法》施行前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的案例，为如何“公平公正处理”提供了指引。该四则案例总体裁判要旨是，对新《公司法》施行前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问题，区分转让股东是否恶意，确定了恶意转让股权应当承担出资责任、非恶意转让股权，没有逃避出资义务的则不应承担责任的规则。该四则案例主要情形及裁判要旨如下：

　　【案例一】韩某娥等四人与姚某、某物流公司等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

　　裁判要旨：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股东转让股权时公司已因重大交通事故面临高额赔偿诉讼，公司有对外承担巨额赔偿的现实可能性，转让股东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在此情形下，尽管未届出资期限，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对外转让股权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其将股权转让给一名患有恶性肿瘤、没有生活来源和经营能力的低保户，受让人显然没有缴纳出资的能力。人民法院综合上述因素认定转让人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并判令其承担责任，体现了法理情的融合。

　　案例核心观点：未届出资期限股东在公司无力清偿负债情况下向明显不具备缴纳出资能力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承担出资责任。

　　【案例二】陆某刚、曹某与沈某、潘某利、杨某琼执行异议之诉案

　　裁判要旨：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股东转让股权时虽然未届出资期限，但转让时股东明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受让人是一个欠国家助学贷款的在校学生，明显缺乏缴纳出资能力。此种股权转让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到位的风险，影响公司债权人到期债权的实现，显然属于以股权转让方式恶意逃避出资义务的情形，转让人依法应当承担出资责任。

　　案例核心观点：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权情况下，以不合理的低价将股权转让给明显不具备出资能力的人，应当承担出资责任。

【案例三】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与陈某祥、某床具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旨：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况，虽然负有债务，但没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时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查明的实际出资额490万元远高于对外的负债30余万元)，且受让人也不存在明显缺乏缴纳出资义务能力的情形，该股权转让属正常商业行为。因此，法院未认定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进而未判令其承担责任。

　　案例核心观点：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仍有支付能力且受让人有出资能力的，转让人不应承担出资责任。

　　【案例四】某租赁公司与张某传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旨：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同一股权进行了两次股权转让，生效裁判认定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股东不承担出资责任，而第二次转让股权的股东承担出资责任，是结合个案查明的具体法律事实，区别两次转让面临的不同情况作出的判断。法院认定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股东无须承担出资责任的主要依据在于，该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公司尽管负有小额债务，但在股权转让后，即在较短期限内予以偿还。在没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时公司还有其他债务的情况下，难以得出股权转让时公司丧失清偿能力、转让股东具有逃避出资义务恶意的结论。而第二次股权转让时，尽管仍未届出资期限，但公司债务发生在此次股权转让之前，在股权转让时大部分债务未予偿还，且在转让后亦未得到清偿，而股东在公司被起诉偿还大额债务的情况下对外转让股权，据此得出股东转让股权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进而判令其承担责任。

　　案例核心观点：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没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不能认定转让人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股东转让股权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承担责任。

　　(四)新《公司法》实施后原股东承担责任的规则总结

　　三、主张新《公司法》实施前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的原股东承担责任的举证要点

　　如前所述，新《公司法》实施前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的原股东原则上不承担责任，但如该股权转让存在恶意，对债权人造成不公平，原股东仍需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债权人意图主张原股东承担责任，可以考虑综合如下情况举证：

　　1.股权转让及债权形成时间。债权形成时间是否早于股权转让时间，债权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对原股东是否有信赖，原股东转让股权时是否知悉公司存在该笔债务。

　　2.股权转让时公司状况。原股东转让股权时，公司是否存在资不抵债情形，是否已经具备破产原因，或虽不存在该等情形，但原股东知悉或已经预见公司即将发生该等情形。

　　3.转让交易是否符合市场规律。股权转让对价是否合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是否合理。

　　4.受让方是否具备出资能力。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是否有出资能力和经营能力。

　　5.公司控制权是否转移。股权转让后，如在股权关系上原股东已经彻底退出，原股东是否还存在实际控制公司的情形。

　　四、衍生问题思考

　　1.要求股东承担出资责任，是适用入库规则还是直接向债权人清偿?

　　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不同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法答网》第九批问题5“债权人以出资加速到期为由提起诉讼的，能否请求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直接清偿?”答疑意见认为：“对于股东出资责任的实现方式，新旧公司法均未明确股东可以向债权人直接清偿。原公司法司法解释根据原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规定股东可以向债权人直接清偿。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就债权人代位权规定了“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明确放弃“入库规则”。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责任，属于对公司应承担的侵权之债，在公司未行使其债权时，公司债权人代位行使权利，与民法典关于代位权的规定相一致。尽管民法典相对于公司法属于一般规定，公司法如有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公司法。但公司法对此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应依据民法典规定，这也符合立法法规定及民法适用方法的基本原理。”

　　此外，实践中也有案例对这一问题作出过回应，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1民终6979号案件中，争议焦点之一便是股东被判决出资加速到期后，股东向公司账户转账是否能够认定为履行了向公司出资义务，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其固然可以通过向公司账户转账的方式缴足出资，但是公司的债权人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股东对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虽然法律规定了股东向公司的出资义务，但这仅是法律就股东出资方式的一般规定，在债权人提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之诉后，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作为特别法律规定，应得到优先适用。债权人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代位权的范畴，其责任承担方式是向债权人履行而非向公司履行。这是代位权制度中优先受偿规则的应有之意。债权人提起诉讼后，即具备债的保全之权能，产生限制相对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效果。债权人提起诉讼后，股东向公司出资的实现路径即受到限制，其不应直接向公司转账以缴付出资，此时出资行为不能免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如出资期限满，股权经多次转让，债权人能否向历次转让的股东在其未出资范围内主张补充责任，该责任是否有先后顺序。

　　对这一问题，法律虽无直接规定，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公司或债权人有权要求该原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使股权已多次转让，原股东的责任不因股权转让而免除。

　　2025年5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原告孙某诉被告张某、王某、李某、赵某及第三人天和公司、仁和公司、钱某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中[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钱某作为仁和公司的现任唯一股东，钱某的股权受让于赵某和王某，赵某的股权系自蔡某、张某、李某先后受让而来……关于赵某受让股权的前手股东李某和再前手股东张某是否应承担相应补充责任，因补充责任是指在责任人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负担的民事责任时，由相关责任人对不足部分予以补充的责任。在股权经先后数次转让的情形下，该补充责任的承担应具有先后顺序性，首先应由最终的受让人承担出资责任，在最终受让人的财产不足以补足应缴出资时，再由前手转让人依次对不足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因此本案中，鉴于赵某的股权受让于李某，李某的股权受让于张某，故在赵某的财产不足以补足钱某的应缴出资时，应由李某对不足部分承担次补充责任。继而在李某的财产不足以补足赵某的应缴出资时，应由张某对不足部分承担再补充责任。

编者按：近年来，受市场波动、企业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的自然人股东选择转让股权退出。然而，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原值的确认、转让收入的核算等问题在不同情形下存在差异，加之各地税务机关对特殊情形的执行口径不一，导致部分股东适用政策产生偏差，进而补缴税款、滞纳金乃至被定性为偷税。本文结合三起最新案例，分析股权转让过程中自然人股东需关注的核心要点，以及涉税争议发生后可采取的申辩方向。

　　一、案例引入：不同情形下转让股权如何缴纳个税

　　案例一：向关联方0元转让股权是否应当缴纳个税?

　　2023年5月，某煤矿公司自然人股东刘某将其持有的46%股权，以0元对价转让给关联方——某房地产公司。刘某主张此次交易系其控制下的关联企业间内部股权调整，不应产生纳税义务，故未就股权转让事项进行申报纳税。税务机关经审查认定：刘某的煤矿公司与受让方房地产公司同属一个控制链，该0元转让价格严重偏离了标的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公允价值。因此，税务机关依法核定其股权转让收入。

　　案例二：间接转让煤炭企业股权是否应当缴纳个税?

　　2024年1月，张某等6名自然人股东计划将其持有的某工贸公司100%股权转让予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该工贸公司持有一家煤炭开采企业11%的股权，此次交易实质构成对煤炭开采企业股权的间接转让。张某等人主张其仅转让了工贸公司股权，并未直接交易煤炭开采企业股权，故不产生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税务机关认定：工贸公司账面对该煤炭开采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已按权益法核算其股权增值，但本次工贸公司股权转让价格显著低于其所对应净资产。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税务机关对本次交易实施穿透征税处理，参照被投资煤炭开采企业的资产状况核定了张某等人的股权转让收入。

　　案例三：对被投资企业的借款能否计入股权原值?

　　2024年11月，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在申报股权转让所得时，将其后期以个人名义投入公司的300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装修费及设备购置款)全额计入股权转让成本。税务机关审核发现，相关支出实质为公司日常经营性成本，并非任某对公司的资本性投入。任某主张该款项系其对公司进行的投资。税务机关则指出：任某转账凭证的备注信息明确标注为“借款”，而非“投资款”，而且该公司也不存在任何增资记录及相关法律文件。最终，任某按照实际股权原值申报缴纳个税。

　　(四)案例小结

　　上述三起典型案例集中揭示了自然人股东在股权转让中需重点关注的三大涉税风险点：交易价格公允性判断、转让收入确认方法以及股权原值核算依据，下文将展开分析。

　　二、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应当关注的四大要点

　　(一)自然人股权转让的税款如何缴纳?

　　在个税方面，自然人股东转让非上市股权或上市限售股时，其所得适用“财产转让所得”税目，按20%的税率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需从个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中，扣除股权的初始投资成本(即原实际出资额或投入额)及相关税费。若多次入股且入股价格不同，在转让部分股权时，股权原值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在增值税处理方面，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通常免征增值税；而个人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不属于增值税应税行为，不在征税范围内，故无需缴纳增值税。

　　(二)平价或低价甚至0元转让股权均存在税务风险

　　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以下简称“67号公告”)及《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应遵循公平交易原则。实践中，偏离市场价格的股权转让，如平价转让或低价转让甚至0元转让，均可能引发税务风险。当股权转让价格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明显偏低”时，税务机关有权按合理方法进行核定。67号公告明确列举了以下六种构成“明显偏低”的情形：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一)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其中，被投资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房地产企业未销售房产、知识产权、探矿权、采矿权、股权等资产的，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二)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

　　(三)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收入的；

　　(四)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收入的；

　　(五)不具合理性的无偿让渡股权或股份；

　　(六)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部分的案例一和案例二，分别符合上述第(三)项和第(一)项情形，因此被税务机关要求按合理价格进行核定。

　　特别地，在显名股东转让给隐名股东的情形下，相关税收法规对代持股还原的涉税事项未作明确规定，不同地方在实操上处理方式存在差异。部分地方认为代持股还原给显名股东无应税事项，不缴纳所得税；但部分地方认为，显名股东以0元或低价向隐名股东转让股权不合理，应核定转让收入并征税。实际操作中，应就相关事项咨询主管税务机关意见，充分了解当地执行口径，以减少税务风险。

　　(三)不同方式取得股权所对应的原值计算规则有差异

　　实践中，股权转让方取得股权的方式多样，不同取得方式对应不同的股权原值计算规则：1.现金出资：股权原值=实际支付价款+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2.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股权原值=投资入股时非货币性资产经税务机关认可或核定的价格+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3.无偿让渡：若符合67号公告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股权原值=取得股权发生的合理税费+原持有人股权原值；4.转增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若个人股东已就转增部分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则新转增股本的股权原值=转增额+相关税费；5.其他情形：由主管税务机关遵循避免重复征税原则合理确认股权原值。

　　此外，需关注未实缴出资股权转让的特殊性——对此类转让的股权原值认定，实务中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未实缴出资部分不得计入股权原值，故转让原值视为0元；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遵循“约定优先”原则，依据股东间协议确定股权价值。例如，若协议约定未实缴股权仍享有利润分配等财产性权利，则其价值不应为0元。无论何种观点，若申报的转让收入显著偏低且无合理解释，税务机关均有权以合理方法核定。

　　(四)无论受让方是否支付价款，转让方均应申报纳税

　　根据67号公告规定，若自然人股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在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一)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二)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三)受让方已经实际履行股东职责或者享受股东权益的；(四)国家有关部门判决、登记或公告生效的；(五)本办法第三条第四至第七项行为已完成的；(六)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有证据表明股权已发生转移的情形。特别地，即便是分期收款，该转让行为仍被认定为一次性交易，自然人股东须在次月15日之前进行申报纳税。需要提醒的是，若个人股东转让其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取得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并取得现金收入，且仍在分期缴税期间的，该现金收入应优先用于缴纳尚未缴清的税款。另外，被投资企业应将纳税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入本企业取得股权和分期缴税期间纳税人股权变动情况，分别于相关事项发生后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并协助税务机关执行公务。

　　三、延伸讨论：自然人股权转让税务争议三大申辩策略

　　(一)主张股权转让价款偏低具有正当理由

　　根据67号公告第十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可视为具有正当理由，税务机关可不予调整：1.政策性影响：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因国家政策调整导致被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进而需要低价转让股权；2.近亲属转让：向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赡养人转让股权，且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身份关系证明；3.内部员工转让：依据相关法律、政府文件或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并有充分资料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本企业员工持有的(通常为限制对外转让的)股权内部转让；4.其他合理情形：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情形。因此，若存在上述情形，自然人股东应在税务核查时及时提交完整证明材料，否则税务机关有权依法核定转让收入。

　　(二)定性偷税应当考虑相对人的主观要件

　　实践中，对自然人定性偷税的，税务机关一般认定自然人存在虚假申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对于前者，《税收征收管理法》未明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为偷税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虚假”已将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包含在其中，同时相关批复及大量司法案例也证明偷税之构成要件之一即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因此，当税务机关以“虚假申报”对自然人定性为偷税时，应当将自然人的主观状态考量在内。若自然人不存在虚假申报的故意，例如仅因对政策理解偏差而申报有误，则不应当定性为偷税。对于后者，如果自然人仅属于未申报而导致不缴、少缴税款应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若经税务机关通知后仍拒不申报，则存在偷税风险。因此，税务机关应当区分具体情形，对于不构成偷税的依据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进行处理。

　　(三)超过追征期的税款不应再向自然人追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26号)：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由此可以得出，自然人构成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情形但不存在偷、抗、骗、欠税行为时，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受到最长五年追征期的限制。我们认为，若自然人存在应申报而未申报事项被发现时超过五年，但不存在偷、抗、骗、欠税情形的，即使产生了不缴、少缴税款的结果，税务机关不应再向自然人追缴。

　　四、小结

　　一般而言，自然人股东转让非上市企业股权时，适用“财产转让所得”税目，应按20%的税率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申报时，自然人股东应当按照公平交易原则确认收入及原值，避免平价转让、低价转让所引发的税务风险，对于转让未实缴出资的股权以及显名股东转让股权给隐名股东等相关政策尚未明确的情形，应当充分了解主管税务机关的执行口径，避免少缴、不缴带来补缴税款、滞纳金甚至被定性偷税的风险。另外，即使因股权转让而面临税务检查，自然人股东亦应当积极应对，除了提交证明文件证明股权转让所得计算合理合法之外，还可以围绕主观要件、追征期等方面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是一项老生常谈但又常讲常新的话题。近年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出现许多新情况，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数据资产的税务处理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我国已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数据”已经从投入阶段发展到产出和分配阶段。2023年8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企业使用的数据资源，如果符合资产定义和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用途或状态不同分别计入“存货”“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等项目。截至2024年底，我国披露数据资产计入财务报表的上市公司已经达到100家，入表金额增长到22.5亿元，这表明数据资产入表正从初期试点走向规模化实践。

　　但是，数据资产类型繁多，且价值难以准确计量、容易发生大幅波动，与传统意义的存货、无形资产显著不同。数据资产的会计核算尚不成熟和完善，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也未增加有关数据资产的政策调整，因而在当前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难免出现一些疑问：一是企业内部取得归类为无形资产的数据资产，相关支出能否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二是企业发生数据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应当提供哪些真实性证据?三是作为无形资产核算的数据资产，企业所得税法没有区分使用寿命确定和不确定的情形，是否一律按直线法摊销并税前扣除?四是如何防止数据资产沦为利润转移的避税工具等?

　　名义减资的税务处理

　　2023年12月修订、2024年7月1日生效的公司法给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带来了新影响。修订后的公司法第214条和第225条分别新增了允许使用资本公积金和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的情形，立法本意是帮助公司摆脱账面亏损的不利形势，提升生存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这两条规则的背后，是我国公司法的资本维持原则内涵发生变化，首次明确允许公司使用资本弥补亏损，即名义减资。实际减资和名义减资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同时，将一定金额返还给股东;后者公司只减少注册资本额(注销部分股份)，无公司资产流出。

　　目前，企业所得税法对实际减资有明确规定，但是缺乏对名义减资的政策条款，各地税务机关对名义减资税务处理的理解把握也存在差异。名义减资的会计表现形式是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调整，而站在企业所得税角度，是归属股东的资本转为归属公司的所得，税收性质相应发生根本变化。在政策不明晰的情况下，税务处理会产生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股东是否调减股权投资计税基础，同时确认资产损失?二是公司名义减资超过企业所得税待弥补亏损的部分是否应当确认所得?另外，公司法对发生名义减资的公司，要求在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达到注册资本50%前，不得分配利润。如果公司违规分配利润，企业所得税该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企业所得税“大汇缴”新理念

　　近年来，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的智慧税务建设进展迅速，税收征管模式正在加快由“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转型。2025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以全面优化纳税申报管理为切入口，积极构建征管新模式。笔者认为，在此背景下，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税务监管体现出“大汇缴”理念。相较于历年的汇算清缴，“大汇缴”理念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多部门数据情报交换。税务机关加强从市场监管、金融、海关等部门取得如土地、股权、进出口额等方面的涉税数据，用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申报表预填和税务监管。

　　二是多岗位联合开展汇算清缴工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不再是税务机关所得税岗位的专责，收入规划核算、纳税服务、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征管、稽查等岗位也都加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小组，有序分工、协同共管。

　　三是全税费种联动交叉稽核。充分利用财务报表、各类申报表、发票信息和社保非税数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核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四是全周期管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税务监管不仅是汇算清缴申报期的事中管理，也包括预缴期和汇算清缴开始前的事前管理，以及汇算清缴期结束后的事后管理;不仅限于对汇算清缴年度的税务管理，也涉及对跨年度事项的以前年度的税务管理。

　　企业所得税“大汇缴”理念是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企业所得税征管新趋势，税务监管的精度、深度和准确度均大幅提升，倒逼纳税人提高税法遵从度，加强企业所得税合规管理。此外，今年国家税务总局对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进行了相应修改和调整，在减少2张明细表的同时，加强了与利润表项目的衔接，更有利于涉税数据采集和分析。新修订的申报表适用2024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与时俱进，完善企业所得税政策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出现的新情况，从根本上看，是经济发展和税收治理效能提升的结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涵盖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税费改革事项以及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并明确要“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因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完善相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具有独特的价值属性。企业所得税法应根据数据资产的属性特征，健全计税基础确认、税收优惠、资产损失等方面的规定。比如，对归类为无形资产的数据资产，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应明确摊销费用不得税前扣除，提高与会计的法际协同;使用寿命确定的，应根据不同类型细化最低摊销年限，提高效益创造与支出扣除的配比度。

　　名义减资是一项公司法修订后新增的公司治理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迫切需要企业所得税政策作出清晰回应。相关企业所得税政策应包括：第一，明确资本的范围是注册资本(包括实缴和认缴部分)以及“资本公积—资本/股本溢价”科目核算的资本公积金。“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核算的资本公积金来自企业经营活动，属性是所得而非资本。第二，保证股东和公司各自税务处理的对称性。对名义减资的金额，或是股东当期确认股权投资损失，减少投资计税基础，公司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或是股东不确认损失，不改变投资计税基础，公司也不确认所得。前者有助于减少财税差异，后者具有反避税功能，立法者可以斟酌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发展耐心资本”。为落实《决定》的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可能会出台若干配套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甚至细分基础研究领域，予以不同的加计扣除比例;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对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设置更长的投资期限和更高的应纳税所得额抵扣比例。这也是今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可能需要关注的新变化。

近期有部分客户接到了税务局的电话或短信，通知其对境外所得进行纳税申报。尤其是2025年6月30日的追征截止日已临近，如尚未完成补征申报，应尽快着手进行。

　　对申报准备中经常涉及且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们作如下分析提请客户注意。对于申报范围、申报形式和申报内容，仍建议咨询律师以避免相应风险，特别是如已接到税务局通知作进一步现场解释的客户，更应引起注意，复查自己的首次申报是否存在疏漏，积极应对现场解释。

　　一、税务机关如何获取境外收入信息

　　税务机关通过共同申报标准系统(“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进行信息交换。共同申报标准是经合组织(“OECD”)从2014年就发布的一套税务信息交换系统，对各国税务机关之间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的规则、要求和程序作出了指引。实际上，从2018年9月开始，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已实现首次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税务主管当局交换信息。

　　在香港的银行开立账户时，除了提交身份证明，银行会要求个人在申请表格中勾选税收居民身份，如属于中国的税收居民，则银行账户信息会被交换回中国税务机关。不仅是中国税收居民个人，其控制的消极非金融机构——如作为控股人设立的离岸控股公司，同样受此管辖。如何确认是否属于消极非金融机构，需要分析其资产构成和收入来源，建议咨询专业律师进行甄别。

　　二、税务机关能够接收到的账户信息颗粒度

　　如已接收到税务局的通知要求补征，建议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根据共同申报标准的实施规范，通常，以下金融账户的信息将被交换回国内：

　　1、账户信息–金融资产如存款账户、托管账户、股权或债权交易账户中账户持有人的信息如姓名、证件号(即“纳税人识别号”)和地址等信息；

　　2、账户财务信息–年末账户余额、利息、股息及其他收入金额等，注意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也被纳入管理。

　　三、哪些境外收入需要纳税

　　对境内个人来说，这次主要涉及的个人境外收入是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转让该等股票、股权所得，如在境外持有房产，还可能包括财产租赁或转让所得。

　　财政部 税务总局2020年第3号公告《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3号公告”)中具体约定：

　　一、下列所得，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一)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二)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支付且负担的稿酬所得；

　　(三)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四)在中国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所得；

　　(五)从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六)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七)转让中国境外的不动产、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投资形成的股票、股权以及其他权益性资产(以下称权益性资产)或者在中国境外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但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投资形成的权益性资产，该权益性资产被转让前三年(连续36个公历月份)内的任一时间，被投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资产公允价值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中国境内的不动产的，取得的所得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八)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支付且负担的偶然所得；

　　(九)财政部、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四、股票亏损是否能抵扣?

　　首先明确的是，按照3号公告的规定，境内账户的亏损不能抵扣境外账户的应纳税额。

　　“二(三)，居民个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以下称其他分类所得)，不与境内所得合并，应当分别单独计算应纳税额。”

　　然而，对于境外账户中的抵扣，涉及的情况相当复杂，例如，股票交易是以单次交易的资本利得计算纳税额，或是以全年净额计算纳税额?如按照财产转让征收，应当按此征收，对于交易频率较高的客户来说申报程序复杂程度成倍增加；若按照国税函[2006]1200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口径的通知》中规定：

　　“(六)股票转让所得。以一个纳税年度内，个人股票转让所得与损失盈亏相抵后的正数为申报所得数额，盈亏相抵为负数的，此项所得按“零”填写。”

　　从这条规定的原则来推断，股票交易应当按照全年收益净额来缴纳。但该条规定是否适用于境外收入仍待推敲。

　　此外，涉及亏损抵扣仍有许多问题是缺乏明确规定和过往实践的。例如，过去由于港股“打新”，为了提高中签率，许多客户都开立有好几个港股的交易账户，而几个境外账户之间的亏损能否互相抵扣?针对这些尚未出现明确规定的情形在计算亏损抵扣时，建议客户向专业律师进行咨询。

　　五、申报时取得的所得是外币，折算成人民币采用什么汇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如属于补征税款的，应当按照最后一款的规定，按照上一纳税年度最后一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第三十二条，所得为人民币以外货币的，按照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扣缴申报的上一月最后一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年度终了后办理汇算清缴的，对已经按月、按季或者按次预缴税款的人民币以外货币所得，不再重新折算；对应当补缴税款的所得部分，按照上一纳税年度最后一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六、如实进行税务申报后，是否会被外管机构追索外汇合规问题?

　　出境资金如涉及到历史上外汇出境的合规问题，则此后受到外管机构的追索风险是切实存在的。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曾签署过《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实施联合监管合作备忘录》：

　　“《备忘录》明确，税务总局与外汇局共同建立日常信息交换机制，共享税收征管和外汇监管相关数据。两部门利用共享的数据，对出口退税管理、跨境税源管理、外汇收付管理等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预警，提高发现、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根据双方共享的企业分类管理信息，共同实施相应的联合激励和惩戒措施，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助、结果互认”。

　　两部门未来深度合作，交换信息目前看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就税务申报而言，为了避免外管合规的风险作不实申报也无异于饮鸩止渴。建议面临此类风险的客户，尽早咨询律师进行相应的事后补救措施。

　　“630”期限已经临近，境外收入补征的工作也刚开始。如已接到通知的客户建议积极应对，尚未接到通知的客户更应及早调整投资策略和投资渠道，以优化自己的税务结构从而提升投资收益率——例如在这一次的追征下，QDII产品和港股通较之直接境外开户就体现出了税收方面的优势。

　　经济新周期面前，海外资产的配置也应更注意安全和合规。合规框架下的结构化布局，方能实现资产长期增值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专家解读一

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

促进平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 樊勇

　　6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国务院令第810号，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出台，健全了常态化涉税信息报送制度，将有效维护公平税收环境，规范互联网经济秩序，助力平台经济向稳向好发展。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约12.79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6.5%。平台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来的平台之间的无序内卷、平台内主体之间的恶性竞争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此外，各类以次充好、刷单刷好评也严重误导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破坏了市场的诚信环境。

　　这些问题的发生，一方面是部分经营者法律和责任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则是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备，有效的监管措施不足。事实上，我国2019年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就要求平台承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但缺乏具体操作性规定。现在《规定》的出台，有力促进了与电子商务法的有效衔接，是对电子商务法的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细读此次出台的《规定》，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常态化涉税信息报送，提升税收服务和管理效能，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从目前情况看，《规定》出台对绝大多数平台商家，以及平台上的家政人员、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各类“小哥”没有影响，只有少数高收入且低纳税遵从度群体的税负将提升到正常合规水平，这是维护税收公平、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应有之义。

　　对良好税收秩序的有效维护，就是对守法经营者最好的保护。《规定》出台实施后，将促进对平台内不当经营行为的及时有效监管，有利于推动市场竞争进一步回归到以产品质量、服务创新、技术研发为核心的良性轨道，以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促进平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实体与线上经济生态的协同发展。

　　专家解读二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出台

将带来多重积极效应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汤继强

　　近日，《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出台实施，此举将有利于促进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护公平竞争良好市场秩序，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规定》的出台，是规范平台经济竞争秩序的重要一招，不仅有利于防范隐匿收入少缴税款，同时还有利于打击恶意刷单、虚假营销等不合规经营行为，更好促进我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保护平台内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于平台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自身运营而言，报送涉税信息仅是在其既有业务开展基础上附加合规的程序性动作，不涉及经营模式、市场策略调整，更不会影响其收入、成本和净利润等指标。

　　于平台内经营者而言，既能有效遏制商户刷单等虚假销售的恶性竞争行为，又能有效防止个别不合规经营者，特别是高收入者虚假申报等，为诚信经营筑牢法治公平的“堤坝”。

　　于广大消费者而言，《规定》出台后，将建立起更加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和信任机制，减少网络虚假交易、以次充好的发生，消费者可更加安心消费。

　　据了解，当前平台内超过九成的经营者都是中小微企业，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元，一直是国家政策扶持的重点对象，在现行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下，其本身所需缴纳的税收很低或者基本不用缴纳。也就是说，即使《规定》实施后，这类企业规范了自身税务申报，企业税负依然不会变化。

　　《规定》特别强调，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收入信息不需要报送，最大限度兼顾了民生服务的实际和平台报送便利性的需要。同时，《规定》明确要求，涉税信息报送工作由互联网平台企业直接完成，无需平台内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另行填报相关涉税信息，对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基本是“无感”的。

　　专家解读三

平台经济在法治轨道才能行稳致远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 施正文

　　6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国务院令第810号，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释放消费潜力、吸纳社会就业、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

　　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并非新兴事物，早在201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就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息。《规定》的出台促进了与电子商务法的有效衔接，构建起更加严密的法治网络，更好促进各类经营主体的公平竞争。

　　在全球范围内，出台法律明确规定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已成为一种广泛认可的国际通行惯例。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早在2023年1月1日起就开始施行《欧盟税收行政合作指令》规则，要求平台运营商按规定报送平台上卖家的基本信息和金融账户、交易时间、运营商代扣或收取的费用、税款等交易信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平台经济要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始终走在法治的轨道上，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建立平台企业常态化涉税信息报送制度，将有效堵塞税收漏洞，保护守法者，打击违法者，营造更加公平、有序、活跃、健康的平台经济发展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按照《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需要按季度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否则将承担罚款甚至责令停业整顿的法律后果。报送规则的明确统一、公平适用，有利于在规范的市场“赛道”上，理性化的市场竞争成为“指挥棒”，引导互联网平台资源朝着更合理高效方向流动，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将受到有力保护，违法违规经营的企业将得到有效约束，有助于构建起层次分明、健康有序、创新活力迸发的平台经济新生态。

　　专家解读四

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无需报送收入信息

对其工作生活没有影响

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院长 张巍

　　为健全常态化涉税信息报送制度，有效维护法治公平税收秩序，国务院于6月20日公布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国务院令第810号，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出台是我国针对平台经济税收监管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实现税收公平、优化市场秩序，推动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规定》明确报送涉税信息的义务主体是互联网平台企业，不需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做任何操作;而且还设定了多种可以不报送涉税信息的情形，一是对《规定》施行前的涉税信息，不需要报送;二是互联网平台内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或者不需要纳税的，不需要报送其收入信息;三是互联网平台企业按照规定为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等涉税事项时已填报的涉税信息，不需要重复报送;四是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能够获取的涉税信息，税务机关不得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重复报送。从第二种情况看，《规定》出台不会对各类“小哥”、家政人员的日常工作、收入和税负产生影响。

　　据统计，目前我国平台内从业人员近1亿人，主要集中在外卖、出行、配送、货运、家政等领域。配送主要包括外卖送餐、同城配送、快递配送等，运输主要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搬家运输服务、货物运输服务、网约车服务或者代驾服务等，家政主要是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家务料理、家庭成员照护、家电家具维修服务等。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以及税务部门前期公布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有关数据，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的平台内从业人员基本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绝大部分“小哥”们的收入在减除基本扣除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基本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编者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确立了不合规外部凭证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的基本原则，同时规定了两种救济途径，一是补开、换开外部合规凭证，二是因特殊原因不能补开、换开的，提供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企业在有真实业务支出的情况下，取得虚开发票，又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应如何理解和适用28号公告第十四条，争取税前扣除?基于此，本案拟结合一起案例，对该条款作出分析，供类案企业参考。

　　一、实案分享：甲药企取得上游企业虚开的推广服务普通发票

　　甲企业系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其主要经营业务系生产销售A药品。因市面上存在大量的与A药品类似功效的药品，医疗机构与医生的可选择性强，甲企业必须通过药品推广，才能将其生产的药品销售到终端医疗机构。故甲企业向乙企业采购了推广服务，向其支付了推广服务费并取得了推广服务普通发票。业务开展中，乙企业又将推广服务费支付给下一级代理人，安排下一级代理人开展具体的推广服务。

　　近期，乙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乙企业系空壳企业，将其开具的发票定性为虚开发票，并向甲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发送了《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和《协查函》。甲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根据28号公告第十五条之规定，告知甲企业在60日内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中，因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应当按照28号公告第十四条之规定，提供可以证实其支出真实性的相关资料。

　　甲企业认为，其应当向真实销售方即下一级代理人补开、换开发票，但因无法与下一级代理人取得联系，构成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特殊原因，可以提供无法与下一级代理人取得联系的证明材料、乙企业向下一级代理人支付的银行凭证，据以证明推广服务支出的真实性，进行税前扣除。

　　税务机关认为，无法补开、换开的证明材料仅包括“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产公告”，无法与下一级代理人取得联系的证明材料不属于四种，而且甲企业不能提供其与下一级代理人签订的合同，也不能提供其直接向下一级代理人支付推广服务费的付款凭证，故不满足28号公告第十四条规定的必备资料，不能作税前扣除。

　　可见，本案主要争议在于税企双方对28号公告第十四条规定的必备资料的具体范围有不同理解。

　　二、28号公告第十四条的税法分析

　　28号公告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取得……虚开……等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以下简称“不合规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第十三条规定，“企业……取得不合规发票……的，若支出真实且已实际发生，应当在当年度汇算清缴期结束前，要求对方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

　　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在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过程中，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可凭以下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其支出允许税前扣除：

　　(一)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产公告等证明资料);

　　(二)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

　　(三)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为必备资料”。

　　据此，受票方取得发票如被定性虚开，其结果是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但不必然等于虚开发票对应的成本费用不得税前扣除。相关成本费用能否税前扣除，关键在于业务支出是否真实。若无真实业务，则不得税前扣除;若有真实业务，则在依法补开、换开发票，或者提供证实支出真实性的资料后，可以税前扣除。那么，对证实支出真实性的材料的具体范围应当作何理解?

　　(一)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证明材料的范围是否仅限于列举的四种?

　　法律规范中的“等”字有两种用法，一是用于煞尾，即“等”之前的内容已经完全列举;二是用于表示列举未尽，即“等”之前的内容属于不完全列举。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证明材料，属于不完全列举。具体来说：

　　根据文义解释方法，28号公告第十四条列举了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四种特殊原因，即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同时28号公告第十四条第一款列举了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四种证明材料，即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产公告。这四种特殊原因与四种证明材料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企业破产不对应注销、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被列为非正常户的任何一种情形，而吊销营业执照的证明材料没有列举，这说明特殊原因和证明材料均为部分列举。

　　根据目的解释方法，28号公告系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在对28号公告的解读中明确指出，“针对企业未取得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外部凭证的情形，《办法》规定了补救措施，保障了纳税人合法权益”。可见，28号公告第十四条的立法目的系保障纳税人对真实发生的成本费用予以税前扣除，因此，凡是成本费用真实发生，但客观上又无法与真实销售方取得联系的，均应准予适用该条款。

　　从税收执法实践来看，在新疆某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案中，新疆某公司从个体养殖户处采购羊肉，但从第三方公司取得普通发票，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发票。同时因新疆某公司已经无法联系实际供货人，客观上无法补开、换开发票，但是能够提供银行收款记录等资料证明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故税务机关准予新疆某公司根据28号公告第十四条作税前扣除。该案中，税务机关认定采购方无法与真实销售方取得联系属于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特殊原因。

　　故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证明材料的范围应不限于列举的四种，对于与列举的各类情形具有相似性，导致客观上确实无法补开、换开发票的，应属28号公告第十四条之适用范围。

　　(二)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的范围是否仅限于书面形式的合同?

　　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协议的功能系用于证实业务的真实性，并没有对合同的形式作出要求，合同形式可以是法律规定的任何一种。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四百九十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据此，合同形式既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还可以是事实形式。

　　此外，从税收执法实践来看，在内蒙古某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内蒙古某公司接受个体司机提供的运输服务，但从第三方物流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认定内蒙古某公司取得虚开发票不能税前扣除。内蒙古某公司向税务机关提供了一部分注明司机姓名的收货企业检斤单及银行支付司机的工资的流水，税务机关认定上述材料能够证明支出的真实性，可以作税前扣除。该案中，税务机关以注明司机姓名的收货企业检斤单及银行支付司机的工资的流水推定内蒙古某公司与司机之间建立了事实合同关系。

　　故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的范围应不限于书面形式的合同，本条款核心在于证明业务的真实性，只要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业务真实发生，且对真实销售方有明确指向，对于口头合同、事实合同均应当予以考虑。

　　(三)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的范围是否仅限于购买方直接向销售方付款的凭证?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8号公告后，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何冰在《中国税务》发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基本概念解析》一文，对“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作出解释，“在对方法律主体消失或者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现金方式支付的真实性将无从考证，为此《办法》对支付方式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据此，28号公告主要对现金付款的方式作出了限制，对于非现金付款，无论购买方将资金直接支付至销售方，还是购买方先将资金付至第三方，再由第三方转付销售方，也无论第三方是否构成空壳企业，只要能够提供完整的付款凭证，均符合28号公告的要求。故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的范围不应限于购买方直接向销售方付款的凭证。

　　三、甲企业提供的资料是否符合28号公告第十四条的规定?

　　及至本案，笔者认为，甲企业提供的资料完全符合28号公告第十四条的规定，具体来说：

　　其一，甲企业无法与下一级代理人取得联系，客观上无法取得补开、换开发票，符合28号公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其二，甲企业能够提供证据证明A药品销售情况良好，佐证下一级代理人实施了推广服务，同时下一级代理通过乙企业收取了甲企业支付推广服务费，可以认定甲企业与下一级代理人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符合28号公告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其三，甲企业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推广服务费支付给乙企业，乙企业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下一级代理人，在此过程中，均没有采用现金方式付款，符合28号公告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四、结语

　　近年来，企业因取得虚开发票被要求作纳税调整的案件愈发增多。对税务机关来说，不应刻板僵化地理解和适用28号公告第十四条之规定，不当限制纳税人税前扣除的权利，而应当在法律适用中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对企业来说，在交易前，应当作好尽职调查，避免出现开票方与销售方不一致的情况;在交易中，杜绝采取现金方式支付款项;在交易后，如果对28号公告第十四条理解产生争议，应审慎应对，探求立法本意，积极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依法依规陈述申辩，并及时向税务律师寻求法律救济和专业支持。

近日，财政部联合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档案局、国家标准委、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国家密码管理局)、中国民航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九部门(单位)发布了《关于推广应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的通知》(财会[2025]9号，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旨在解决各类电子凭证在接收、报销、入账、归档等环节存在的问题，推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应用。

　　政策历史进程：势在必行的会计档案数字化管理

　　- 2025年5月19日

　　财会[2025]9号 关于推广应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的通知https://www.shui5.cn/article/98/188567.html（请在网页端打开）　　

　　- 2023年5月15日

　　财会便函[2023]18号 财政部会计司关于公布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试行版)的通知https://www.shui5.cn/article/ce/177493.html（请在网页端打开）　

　　- 2023年3月22日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子发票全流程电子化管理指南》的通知https://www.shui5.cn/article/36/176830.html（请在网页端打开）　

　　- 2021年2月5日

　　财政部会计司 国家档案局经济科技档案业务指导司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关于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电子化管理与操作有关问题的答问https://www.shui5.cn/article/49/139908.html（请在网页端打开）　

　　- 2020年6月20日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https://www.shui5.cn/article/fa/79450.html（请在网页端打开）　

　　- 2020年3月23日

　　财会[2020]6号 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https://www.shui5.cn/article/8a/136109.html（请在网页端打开）　

　　- 2015年12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2016)https://www.shui5.cn/article/49/84013.htmlhttps://www.shui5.cn/article/49/84013.html　（请在网页端打开）　　

　　一、本次《通知》的重点是什么?与先前会计档案电子化政策有何区别?

　　与先前政策中主要规范电子会计凭证的使用和管理不同，本次发布的《通知》不仅强调了会计凭证的电子化处理，更突出了数字化转型的要求，是“电子化”向“数字化”的全面升级。电子化主要是将传统的纸质凭证转换为电子形式，而数字化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结构化数据标准和技术手段，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和自动化处理。

　　1 数据标准化

　　统一技术规范：《通知》明确提出了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支持XML、XBRL等结构化数据格式。这些标准不仅规定了数据的格式，还规范了数据的生成、传输、存储和处理方式。通过统一的技术规范，不同单位之间的数据可以无缝对接，提高数据流转的便捷性。同时，数据标准化大大提升了数据在不同单位，不同使用场景下的共享能力。

　　2 流程自动化

　　自动化工具支持：《通知》要求各单位推进电子凭证的全流程无纸化处理，包括接收、报销、入账、归档等环节。这意味着从数据的生成到最终的归档，整个流程都可以通过信息系统自动完成。财政部发布免费工具包以支持各单位进行会计信息系统的适配改造，不仅帮助单位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处理，还能自动化完成数据的验签、解析、入账等操作，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二、如何理解《通知》的法规效力与适用范围?

　　《通知》的适用范围涵盖了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等各类单位，明确了电子凭证的会计数据推荐性标准，旨在鼓励各单位在会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参照执行，非强制性要求。然而，《通知》中明确提出企业应积极推进电子凭证的会计数据标准，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在3年内完成会计软件的适配升级，体现了国家对于规范和指导企业推进会计档案的合法、合规、合理管理的愿景，会计档案数字化已成为大势所趋。

　　三、依据《通知》中的要求，会计档案数字化建设能带来哪些实质收益?

　　推广应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将为企业带来多方面的实质性收益，具体包括：

　　1 财务流程的简化

　　通过电子凭证的全流程无纸化处理，企业无需再进行纸质凭证的打印、交接和物理归档，大大简化了财务流程。同时，标准化的数据格式有助于提高数据的质量，减少因手工操作导致的错误和遗漏，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不仅提升财务处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还能为监管部门提供更准确、更及时的数据支持。

　　2 运营成本的节约

　　电子凭证的应用免除了打印的需求，显著降低了纸张、墨粉等耗材的使用成本。此外，企业无需再为长期保存纸质原始凭证而租用或维护仓库，省去了仓库归档和管理的费用。这一系列的成本节约不仅有助于企业优化财务支出，还符合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更加环保。

　　3 管理水平的提升

　　数字化处理可以实现对数据的全流程跟踪验证，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未被篡改。这有助于从源头上防范财务造假，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同时，电子凭证的推广使用将使会计档案的管理更加高效和便捷。未来的档案查询和借阅将变得更为简单，只需通过电子系统即可快速检索和调阅相关凭证，大大提升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这不仅为企业的日常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整体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实现《通知》中的要求，企业进行系统改造需应对哪些关键变化?

　　对大部分企业来说，针对原始电子凭证，需满足档案接收端的管理要求，主要考虑对入账前的接收以及入账后的归档实现系统改造。

　　1 入账前的接收

　　《通知》中的要求：

　　针对接收到的符合标准的电子会计凭证，接收端单位应按照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进行验签(验真)和解析，确保电子会计凭证来源合法、真实可靠和未被篡改，并设置必要的程序防止其重复入账。

　　德勤的针对性建议：

　　前端业务系统改造：可通过与电子凭证开具分发平台等直连获取、零散获取等方式取得电子凭证，并使用财政部发布的免费工具包或自主开发工具包，按照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适配改造。

　　2 入账后的归档

　　《通知》中的要求：

　　在会计入账完成后，根据实际入账情况生成符合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的入账信息结构化数据文件……以原始凭证为基础，准备好相关的记账凭证信息，根据实际入账情况生成入账信息结构化数据文件。

　　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和《电子档案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将符合标准的电子原始凭证、入账信息结构化数据文件、电子记账凭证和报销单等相关电子会计资料文件进行归档，并建立电子原始凭证和入账信息结构化数据的检索关系。

　　德勤的针对性建议：

　　- 通过轻量级工具如财政部发布的免费工具包或自主开发工具包，对接业财系统的电子凭证结构化数据及其关联关系，实现入账信息结构化数据文件生成。

　　- 通过建立完整的电子会计档案管理平台，满足入账信息结构化数据文件生成的同时，实现完整的档案全生命周期管理。

　　结合以上提到的建议，德勤提议以下两种会计档案管理方案：

　　轻量级集中归档

　　特点

　　业务系统实现电子原始凭证的解析和查验

　　电子原始凭证分别管理在业务系统中(如发票管理系统)中;相关的记账凭证仍管理在财务系统中，并通过系统记录电子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关联关系

　　通过轻量级工具生成入账信息结构化数据文件

　　优点

　　以较小的系统改造成本达到电子会计凭证归档的数据标准以及管理要求

　　同时也是未来实现档案集中管理的必经步骤

　　缺点

　　查询环节效率不高，不同类型的凭证明细查询需跨系统进行

　　集中式全生命周期管理

　　特点

　　对接业财系统，将各类电子档案结构化数据及其文件通过系统接口自动的会计档案接入系统，统一进行档案采集

　　将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及其关联关系传输至会计档案管理系统，自动关联原始与记账凭证，自动创建归档文件夹/卷宗

　　满足档案利用需求：根据用户权限管理实现档案的查询或借阅

　　通过系统自带功能生成入账信息结构化数据文件

　　优点

　　集中管理，实现档案的单一系统查询

　　完整的收、管、查流程化管理功能，实现档案全生命周期管理

　　可依托产品升级覆盖未来更新的档案类型

　　缺点

　　一次性投入成本较高

　　对前端系统有一定的改造要求

一、我为什么接到了税务机关的电话/短信/APP消息?

　　自2018年起，我国开始与超过100个国家/地区履行共同申报准则(CRS)机制下的涉税信息自动交换义务，国家税务总局每年都会收到大量CRS参与国家/地区自动交换回来的中国税收居民个人在境外的金融账户信息，这些国家/地区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瑞士等等。

　　自2024年5月起，多地税务机关逐步加强对中国税收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征收管理。2025年3月以来，多地税务机关以电话和短信的形式通知纳税人对境外个人收入进行自查。6月以来，这些通知还在不断增加。

　　据我们观察，此次自查要求重点针对拥有境外金融账户的中国税收居民个人，此外还包括境外上市公司的股东和高管。接到通知的具体原因可能包括：境外账户信息经CRS交换回中国税务机关、境外上市公司股票过往几年存在分红或者减持等。

　　二、我身边很多人都接到电话了，我什么时候会接到电话?

　　国家税务总局收到CRS交换回的信息后，会向纳税人境内关联程度最高的税务局推送CRS信息。一般而言，关联程度最高的税务局就是个人平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务局，也不排除偶尔会推送到关联度很低的税务局的情况。

　　各个省市的税务局收到推送后，会按照名单逐个通知纳税人。据我们观察，名单目前还在持续增加中。截至目前没有接到通知的，未来可能仍会接到通知。需要关注的是，不接到电话≠没有纳税义务，纳税义务的产生和滞纳金的累积均不以是否接到通知为判断标准，滞纳金累积的终止日期是最终税款实际缴纳之日。

　　三、我的哪些境外收入可能需要缴税?

　　目前税务机关最为关注的境外收入类型是投资类收入，主要包括：

　　- 存款利息

　　- 境外股票股息(美股/港股等)

　　- 境外股票、其他金融产品的转让收益

　　- 理财产品收益

　　这些应税收入(应税所得，下同)的税率是20%。与此同时，在境外发生的一些相关的费用，比如佣金、手续费、印花税等费用，可以视情况争取合理扣除，降低个人的应税收入。

　　除了投资类收入以外，还可能存在两种典型的应税收入，一种是个人在境外的工资、薪金或者劳务报酬，这些收入适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而且需要和境内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合并计算。另一种是境外房产出租所得，这种类型的收入税率是20%。

　　四、股票交易有赚有赔，可以盈亏互抵吗?

　　关于股票交易的盈亏是否可以互抵，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宽松的解读方式认为，炒股收益应当允许盈亏互抵，否则显失公平;另一种严格解读的观点认为，炒股收益应当和股权转让收益一样，按次征税、不能互抵。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经过合理争取，有的税务机关接受按炒股净收益征税，但跨年度亏损不得抵减。

　　案例1(成功协商盈亏互抵)：2024年卖出股票A盈利100万元，卖出股票B亏损60万元，按净盈利40万元计税，税额8万。

　　案例2(但不可跨年度互抵)：2023年卖出股票C亏损50万元，2024年卖出股票D盈利80万元，实际两年盈利30万元。但2024年仍按80万元全额计税，税额16万元。

　　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实践中哪些省市接受盈亏互抵，可以与本文作者联系。

　　五、我在境外居住/有境外身份，我需要在中国境内缴税吗?

　　在境外居住/有境外身份 ≠ 不是中国税收居民

　　» 判断一位自然人是否是中国税收居民的标准是：首先看这位自然人在中国境内是否有住所，需要注意的是，住所≠房产，住所的认定涉及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等因素，较为复杂。只有在一位自然人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情况下，才需要继续考虑他/她在一个纳税年度(日历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是否累计满183天。也就是说，对于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等因素已经被认为为在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无论其一年中在境内是否住满183天，均会被认定为中国税收居民。

　　» 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判定之后，如果这位自然人不是中国税收居民，就不再需要就其来自中国境外的所得，缴纳中国个人所得税了，仅需就其来自中国境内的所得评估其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反之，如果这位自然人是中国税收居民，除非适用有关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下的加比规则(下一段将展开说明)判定其为另一国家/地区的税收居民，否则就需要就其来自中国境外和中国境内的全部所得缴纳中国个人所得税。

　　双重税收居民身份情况

　　» 如果一位自然人同时符合中国税法项下和另一国家/地区税法项下规定的税收居民认定标准，将会形成双重税收居民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和该国家/地区缔结了税收协定，还需要根据税收协定中约定的“加比规则”进一步判断单一税收居民身份的归属，进而确定这位自然人的境外所得是否会被纳入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

　　» 国际通行的加比规则通常按照如下顺序依次进行判断：

　　- 永久性住所所在地(在哪里有用于长期居住的房屋)

　　- 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地(家庭成员、工作关系、经济来源在哪里)

　　- 习惯性居所所在地(在哪里居住的时间长)

　　- 国籍

　　建议寻求专业支持

　　» 根据我们的经验，由于时差、手机号码不再使用等原因，居住在境外的个人可能无法及时接到税务局的第一轮电话通知，但税务局会多次尝试以电话和其他方式通知。并且，即使个人已经移民，仍然有可能接到自查移民前的境外收入的通知。对于在境外居住或已经取得境外身份的人士，无论是否已接到税务机关的通知，均建议尽早聘请专业顾问判断税收居民身份、评估纳税义务。

　　六、我取得了境外收入，应该什么时候向境内税务局申报?滞纳金如何计算?

　　作为中国税收居民个人：

　　- 在2024年度取得的境外应税所得，应当在2025年3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未能按期申报纳税，从2025年7月1日起将开始起算滞纳金，每一天需要按照欠缴税款的万分之五计算(相当于年化18.25%)。

　　- 2023年及以前年度的境外应税所得，除补缴税款之外，还需要从税款滞纳日起至税款入库，每一天按照欠缴税款的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例如，2023年度取得的应税所得，自2024年7月1日开始计算滞纳金;2022年度取得的应税所得，自2023年7月1日开始计算滞纳金。

　　七、我应该如何自查?不自查、不申报会有什么后果?

　　五步自查法

　　(1) 识别身份：梳理信息、判断相关纳税年度的税收居民身份

　　(2) 识别账户：相关纳税年度是中国税收居民身份的，梳理境外银行、证券等金融账户

　　(3) 归集收入：从账户对账单中提取相关应税所得的金额，例如，利息、股息、股票交易收入等，计算可争取扣除的亏损、费用等

　　(4) 税务定性：

　　» 判定所得来源地是境内还是境外(如H股股息属境内所得)

　　» 确认境外已纳税额的抵免资格(如美股股息通常已扣缴10%)

　　» 处理纳税年度错配的影响(如香港4月1日-次年3月31日纳税年度)

　　(5) 申报补税：如果存在尚未申报的境外应税所得，及时计算并申报补缴税款

　　不自查、不申报后果

　　» 接到税务机关的通知后，如果拒绝自查、不申报税款，税务机关会跟进自查结果、要求申报。如果经税务机关通知仍拒不申报或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有可能被视为构成偷税。视不同情况，构成偷税的后果可能包括：

　　- 补缴欠缴税款、及缴纳滞纳金

　　- 被处以欠缴税款的50%-5倍罚款

　　- 特定情况下可能触发税收保全措施(如冻结银行账户、扣押财产)或强制执行措施(从银行账户中扣划税款、拍卖或变卖扣押财产)

　　- 涉嫌逃税罪的，还可能被移送司法机关

　　»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今年未接到电话通知，也未申报纳税，但明年接到电话再申报纳税，则需要额外多产生一年的滞纳金(相当于年化约18.25%)。

　　» 根据现行规定，纳税人因失误导致欠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通常在3年内追征税款，欠缴税款累计达到10万元的，则税务机关在5年内有权追征税款。但是，如果存在偷税行为，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税款。

　　八、展望未来，有哪些建议?

　　加强合规意识

　　» 加强自然人税源征管是未来税收征管发展的必然趋势，涉税信息透明时代已然来临，自然人纳税人应逐步转变观念，尽早建立起依法全面履行纳税义务的意识。

　　资产架构调整

　　» 高净值人士可考虑优化资产持有架构。除了应当避免直接持有资产以外，还需要留意，即使通过公司持有资产，但若公司设立在低税负国家/地区且无合理经营需要(例如大量存在的BVI控股公司)不分配或减少分配利润，仍存在相当高的税务穿透风险。

　　» 对于已搭建家族信托的人士，则应尽早审视家族信托的条款安排，降低穿透风险。

　　税收居民身份规划

　　» 自然人纳税人可以结合自身和家庭的生活需要，规划居住地、家庭和经济重心，但需建立在合法、真实的基础上。

　　寻求专业协助

　　» 无论是对于现状的应对处理，还是对于未来的统筹规划，都需要全面、专业、审慎、具备前瞻视角和国际视野的合规分析。建议及早咨询专业人士，升级您的个税合规方案。

收取违约金、赔偿金是否应当开具发票，应综合考虑收款方是否发生了相应标的流转行为，对该笔款项是否负有缴纳增值税义务，并非取决于财会人员对该笔款项的会计核算，更非取决于对税收政策法规条文的机械照搬。

　　“老师，企业收取违约金是否应当开具发票?”前不久，在一次课堂讨论中，一位听课的财务人员向笔者提问。根据其介绍，从事设计业务的甲公司按合同约定为客户乙公司交付了设计方案，乙公司却未按期支付设计费。甲公司起诉了乙公司，法院判决乙公司除了依约给付设计费外，还要支付违约金。乙公司要求甲公司对收取的违约金开具发票，否则不予支付。而甲公司认为违约金不是营业收入，不应当开具发票。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实践中常会发生此类情形，即企业收取合同相对方因违约而支付的违约金，或者收取侵权主体因侵权责任而支付的赔偿金，付款方要求其必须提供发票作为支付凭证，否则拒绝支付款项。而收款方认为因违约金、赔偿金在会计核算上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不应开具发票。

　　企业收取违约金、赔偿金究竟是否应当开具发票?本文就此展开分析探讨。

　　开具发票的规定

　　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

　　根据发票管理办法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例如，企业收购农民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农民无法自行开具发票，如果到办税服务厅或者在线申请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就会增加销售方和税务机关的工作量。这种情况下，由收购方(付款方)向农民(收款方)开具收购发票作为付款凭证。

　　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因此，除了特殊情形外，发票一般作为收款凭证，收款方往往因为发生了销售货物、提供服务等经营行为而负有缴纳增值税的义务。如果并非因为销售货物、提供服务等经营行为而收取的款项，收款方则没有缴纳增值税的义务，无须使用发票作为收款凭证。

　　企业收取违约金、赔偿金是否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探讨问题所指“企业”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仅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公司法人等经营主体。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针对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的应税收入减除允许扣除的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等项目，依法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计算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再乘以相应税率而确定的应纳税额。

　　按照规定，企业收取的款项如果既不是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的股东投入，又不是应当计入负债的借款、往来款，就应当属于收入。如果该笔收入既不是不征税收入又不是免税收入，就应当属于应税收入。企业收取的违约金和赔偿金不属于上述类收入，所以为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

　　企业收取违约金、赔偿金是否应当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属于流转税，其纳税义务的产生基于兼具课税对象的流转和纳税能力的产生这两个要素。

　　课税对象的流转是指货物、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实现了交付或消费，纳税能力的产生是收讫了款项或者依照合同约定取得索取款项的权利。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为不含税销售额，为了防范纳税人以意思自治原则为由拆分销售额，进而规避法律设定的缴税义务，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销售额为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价外费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

　　据此，违约金、赔偿金的支付方往往认为，既然该款项属于税法明确规定的价外费用，收款方理应缴纳增值税并开具发票。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值得商榷。根据税法规定，判断是否开具发票的内在逻辑应当是：收取违约金、赔偿金开不开发票，取决于收款方是否应当缴纳增值税;收款方是否缴纳增值税，取决于违约金和赔偿金是否应当并入销售额的价外费用;违约金和赔偿金是否应当并入销售额，取决于有无交易对象发生流转的事实。

　　收取违约金的案例分析

　　下面综合现实情况，结合案例进行分类探讨。

　　在发生交易对象流转的情况下，销售方收取违约金。甲公司销售一批货物给乙公司。双方约定，不含税价格为1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交货，买方收到货物之日起3日内付款，违约金为1万元。甲公司如期交货，乙公司未支付货款。甲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判决乙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另支付1万元违约金。由于货物已经流转，价款实现，该笔违约金属于应当并入销售额的价外费用，甲公司有义务开具增值税发票。若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该批货物适用税率为13%，由于1万元违约金未约定是否包含增值税，且甲公司无权另外收取一笔相应的增值税款，所以1万元违约金包含增值税。甲公司的销售额为108850元(100000+10000÷1.13=100000+8850)。若甲公司已就10万元货款开具了发票，应当将该发票收回作废，重新开具销售额为108850元的发票。若发票无法收回作废，则应开具10万元的红字发票，并重新开具销售额为108850元的发票。

　　在未发生交易对象流转的情况下，销售方收取违约金。甲公司销售一批货物给乙公司，双方约定不含税价格为1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交货，买方收到货物之日起3日内付款，违约金为1万元。由于乙公司调整经营方向不需要该批货物，遂通知甲公司解除合同并支付了违约金。甲公司虽然收到了违约金，但未发生交易对象流转，不涉及价外费用，所以无须缴纳增值税、无须开具发票，向乙公司提供收据作为收款凭证即可。

　　在发生交易对象流转的情况下，买方收取违约金。假设交易约定如上，买卖双方履约完毕后，买方发现货物质量不符合约定标准，卖方同意支付1万元违约金。由于销售行为已经完成，交易对象已经流转，违约金相当于对之前交易价格的修正，属于销售折让。由于1万元违约金未约定是否包含增值税，且买方无权另外收取一笔相应的增值税款，1万元违约金应当包含增值税，卖方不含税的销售额应当是91150元(100000-10000÷1.13=100000-8850)。买方收到卖方支付的违约金，无须开具发票，而应当由卖方开具发票。如果卖方可以将已开具的发票收回并作废，再开具一张销售额为91150元的发票即可。如果卖方无法将已开具的发票收回并作废，应向买方开具一张销售额为8850元的红字发票。

　　在无交易对象流转的情况下，购买方收取违约金。假设交易约定如上，但卖方甲公司由于缺乏交付能力，通知买方乙公司解除合同并愿意支付1万元违约金。乙公司收取了违约金，但并未向甲公司提供任何货物、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所以不应缴纳增值税，无须提供发票，开具收据作为收款凭证即可。

　　收取赔偿金的案例分析

　　A公司与B公司相邻，A公司修缮围墙，因施工不当毁坏了B公司的房产。经协商，A公司愿意向B公司支付10万元赔偿金。

　　与前述四种情形中甲乙两公司基于契约关系、以支付违约金作为承担违约责任不同，本案中A公司与B公司之间并无契约关系，而是A公司发生了侵权行为，支付赔偿金以承担侵权责任。B公司收取的赔偿金，是基于A公司实施侵权行为而承担民事责任的支付，并没有任何征税对象的流转，所以B公司无须缴纳增值税、无须开具发票，以收据作为收款凭证即可。B公司收取的赔偿金若超过其财产受损金额，将产生所得，若低于其财产受损金额，将产生净损失，最终影响企业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收取违约金、赔偿金是否应当开具发票，应综合考虑收款方是否发生了相应标的流转行为，对该笔款项是否负有缴纳增值税义务，并非取决于财会人员对该笔款项的会计核算，更非取决于对税收政策法规条文的机械照搬。另外，企业收取的违约金、赔偿金不属于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应当计作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

编者按：由于现行法律对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与实际控制人责任划分，以及投资人变更后历史欠税承担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实务中税务执法争议与企业合规风险频发。本文从不同维度出发剖析，明确税局不能直接强制执行个独企业所谓“实控人”财产，且个独企业变更投资人后的欠税责任承担需区分不同情形，旨在为规范个人独资企业的税务处理提供实务指引。

　　一、引言

　　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民法典》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非法人组织包括个独企业。由此可知，个独企业为非法人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个独企业的投资人对个独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具体而言，当企业面临对外债务时，首先由企业以其自身的名义和财产进行清偿。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投资人则需动用个人其他财产来履行清偿义务。

　　在税务责任方面，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款及《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五项规定，个独企业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其经营所得由投资人以个人名义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在其他税种的纳税义务中，个独企业则作为独立的纳税人主体。在此背景下，需要明确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当登记投资人与实际控制人不一致时，税务责任如何界定;二是投资人在企业欠税后发生变更的，历史欠税应由谁承担。由于税务机关对欠税纳税人可采取扣缴存款、查封财产、行使代位权等强制措施，明晰上述责任边界，既关乎税务机关的执法合规性，也直接影响企业及投资人的税务风险管理。

　　二、税局不能直接强制执行个独企业所谓“实控人”财产

　　当个独企业的投资人与实控人身份分离时，税务机关能否直接强制执行所谓“实控人”财产，是实务中的争议问题。《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中的“投资人”指登记投资人，即指向工商登记公示的责任主体，未涵盖未登记的“实控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将强制执行对象限定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而实控人因未登记为投资人，不属法定纳税义务主体。在此法律框架下，税务机关若贸然强制执行所谓“实控人”的财产，不仅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还可能因行政行为无据引发程序违法，面临行政行为被撤销、行政赔偿等法律风险。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有判例，不支持追加个独企业的实控人作为强制执行人。(2019)最高法执监35号执行裁定书中指出，“根据审执分离的原则，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严格依照登记的企业形式进行追加”，强调申请执行人若主张实控人担责，应在诉讼阶段而非执行阶段提出，否定了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实控人作为被执行人的合法性。因此，税务机关在执行程序中，不能擅自将个独企业“实控人”追加为执行对象进行财产强制执行。

　　尽管税务机关不能直接强制执行个独企业“实控人”财产，但当经调查发现实控人和个独企业存在大额资金往来或拆借关系时，可以通过法定民事救济途径追征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为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与撤销权提供法律依据，“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

　　具体而言，若个独企业欠缴税款，而实控人对个独企业拥有到期债权且个独企业怠于行使该债权导致国家税收受损时，税务机关可依据上述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个独企业对实控人的债权，通过代位权诉讼追征税款;若发现实控人与个独企业存在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等影响国家税收的行为，税务机关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相关行为，通过司法程序实现税款追征。

　　三、个独企业变更投资人后的欠税责任承担需区分不同情形

　　个独企业投资人变更后，变更前企业所欠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应由谁承担，同样是当前税收执法实务中的争议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对此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需结合个独企业的有关规定区分两种情形处理：一类是直接归属于投资人个人的纳税义务，以个人所得税最为典型;另一类则是由企业作为主体承担的税负，如增值税、印花税等。这种差异直接影响欠税责任的归属与承担方式。

　　若个独企业欠缴的税款是个人所得税，那么该项个税、滞纳金、罚款属于原投资人债务，实际上不属于个独企业债务。《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第三条规定，“个独企业以投资者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这意味着该类欠税本质上属于原投资人的个人债务，与企业及新投资人无关。因此，税务机关仅能强制执行原投资人的个人财产用以补缴税款，不能强制执行新投资人的财产。此外，由于个独企业已变更为新投资人所有，不再属于原投资人财产，也不应再强制执行个独企业的财产。

　　若个独企业欠缴的税款是增值税、印花税等，那么该税款、滞纳金、罚款属于个独企业债务，其责任承担更为复杂。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新投资人作为企业权利义务的承继者，需对变更前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裁判案例，原投资人应承担补充责任。以(2022)京02民终7719号案件为例，法院认为，“个人独资企业不是法人，其民事权利义务由投资人享有和承担，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在个人投资企业转让的情况下，原投资人对转让之前形成的企业债务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如果仅将现投资人作为个独企业债务的责任承担人，易导致原投资人为逃避债务，恶意将个独企业转让给无任何清偿能力的第三人，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一裁判逻辑体现了商事交易中的公平原则。新投资人接手企业时，既继承了企业资产，也应承担潜在债务风险，故需承担兜底的连带责任;原投资人作为债务发生期间的实际控制人，虽已转让企业，但基于债务形成的时间关联性，需对企业及新投资人清偿不足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新旧投资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相关债务追偿可在对外承担责任后另行协商解决。

　　在具体执行中，税务机关应优先以企业现有财产清偿欠税，不足部分可向新投资人主张连带责任;若新投资人财产仍无法完全覆盖债务，税务机关需通过诉讼程序举证证明债务产生于原投资人经营期间且经前序执行仍未清偿，进而请求法院判定原投资人承担剩余债务的补充清偿责任。需特别注意的是，未经审判程序确认，税务机关在执行阶段不得直接追加原投资人为被执行人，确保责任认定的程序合法性。

　　四、结语

　　个人独资企业税务责任的认定，本质是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的平衡问题。对税务机关而言，需严守法定执法边界。当登记投资人与实际控制人分离时，应通过代位权、撤销权等民事救济途径追征税款，而非直接强制执行实控人财产;针对投资人变更后的欠税，需按税种性质划分责任，即个人所得税由原投资人独立承担，增值税等企业债务则先以企业财产清偿，不足部分由新投资人连带承担，原投资人负补充责任。对企业经营者及受让方而言，税务风险防控需贯穿交易全流程。投资人变更不意味着历史欠税责任免除，受让方在接手企业前，应全面核查欠税记录、账簿规范性等问题，并在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欠税责任的承担主体与分担方式，避免因未尽调查义务而承接潜在风险。对市场主体而言，挂名投资需谨慎，确需代持时应签订书面协议并明确追偿条款，实控人应避免通过挂名投资转移税负，与企业的资金往来需规范签订协议。唯有税务机关规范执法、企业合规经营，才能在保障国家税收权益的同时，维护商事交易的稳定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不征税收入属于跨年度事项，也是企业所得税常见风险事项。我们整理了相关知识点，一起来看看吧!

　　一、不征税收入有哪些?

　　收入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

　　(一)财政拨款;

　　(二)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注意：不征税收入与免税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括的内容也不相同。

　　二、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注意：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的财政性资金，必须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

　　三、企业代扣代缴员工个人所得税，收到税务机关支付的手续费，是否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

　　企业代扣代缴员工个人所得税，税务机关支付的手续费不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以下简称财税[2011]70号文件)第一条不征税收入的条件，企业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注意：该手续费为企业应税收入，需要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四、加计抵减的增值税，是否属于不征税收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的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1号)和《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的相关规定，加计抵减的增值税，不属于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不能作为不征税收入从收入总额中减除，应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软件企业在不征税收入方面有什么特别规定吗?

　　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的规定取得的即征即退增值税款，由企业专项用于软件产品研发和扩大再生产并单独进行核算，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六、接收政府划入资产，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国有资产无偿划入企业，凡指定专门用途并按财税[2011]70号文件规定进行管理的，企业可作为不征税收入进行企业所得税处理。

　　注意：该项资产属于非货币性资产的，应按政府确定的接收价值计算不征税收入。

　　七、不征税收入对应的支出如何处理?用于研发形成的费用或无形资产，可以进行加计扣除或摊销吗?

　　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者财产，不得扣除或者计算对应的折旧、摊销扣除。用于研发活动所形成的费用或无形资产，也不得计算加计扣除或摊销。

　　举例：如A公司2023年取得财政性资金300万元(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企业会计处理时一次性计入了当期损益，税务处理上按不征税收入进行了纳税调减。当年该笔财政性资金用于支出形成费用50万元，会计处理已计入当期损益。应注意对于该50万元支出需要填写A105040《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进行纳税调增。

　　注意：如2024年该笔财政性资金用于支出形成费用200万元，应在A105040《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纳税调整明细表》第11列“其中：费用化支出金额”填报200万元，在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25行“其中：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填写A105040)”第3列“调增金额”填报200万元。

　　八、符合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未使用完也未缴回的部分如何处理?

　　企业将符合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举例：

　　如B公司在2019年3月取得财政性资金350万元(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2019年至2022年共发生支出330万元，2024年已满5年(60个月)，尚结余20万元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部门。

　　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时，应按规定填写A105040《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其中应注意在A105040《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纳税调整明细表》第14列“应计入本年应税收入金额”需填报20万元，在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9行“其中：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填写A105040)”第3列“调增金额”需填报20万元。

　　九、不征税收入如何管理?

　　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应按照财税[2011]70号文件的规定进行处理。

　　注意：凡未按照财税[2011]70号文件规定进行管理的，应作为企业应税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前 言

　　近几个月以来，多地税务机关密集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取得境外收入的中国居民个人依法对所获得的境外收入进行申报纳税。在众多境外收入类型中，海外证券交易收入(处置港股、美股股票的收益)尤其受到了关注。这一趋势引发了关于海外收入及资产税务合规性的广泛讨论，再次将CRS推向了公众关注的焦点。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共同申报准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为有效打击跨境逃避税行为而于2014年推出的一项跨境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中国在2015年12月签字加入CRS，自2018年9月首次完成CRS信息交换以来，已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实现金融账户数据互通[1]。截至目前，CRS历经多轮信息交换，已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

　　本文将以CRS规则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其内涵与运作机制，从海外金融账户的视角详细解读CRS的基础概念，包括其定义、目的、实施范围以及对全球税务透明化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介绍CRS的区域规则对比和信息交换实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聚焦于个人海外资产，介绍个人所得税下CFC(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的核心内容，探讨其在防止个人通过受控外国公司进行避税行为中的关键作用。最后，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信托与CRS信息交换的影响及规划考量，以飨读者。

　　一、海外金融账户的信息交换规则——CRS制度基础介绍

　　(一)CRS共同申报准则概述

　　CRS，全称“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导，规定了金融机构收集和报送外国税务居民个人和企业账户信息的相关要求和程序。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全球税务信息交换的邮局”，参与国之间约定好，定期将彼此税务居民在本地的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给对方国家的税务机关。

　　CRS作为国际税务合作的重要成果，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加入，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瑞士等传统“财富安全港”，承诺自动、系统性地交换非本地税务居民的金融账户信息。中国作为CRS的签署国之一，近年来不断加大对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征税力度，以打击跨境逃税行为，促进税收公平。

　　(二)CRS机制下的关键因素——税务居民的判定

　　在CRS机制下，税务居民身份的判定是跨境涉税信息交换的核心环节。根据中国法律规定，中国税务居民的认定标准分为两类：一是住所标准，即因户籍、家庭或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二是居住时间标准，即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一个纳税年度内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符合上述任一条件者，均会被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一般均需就其全球所得(包括中国境内和境外收入)在中国履行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因此，被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的个人，在CRS框架下，其海外收入可能通过信息交换机制纳入中国税务监管范围，需依法完成纳税申报并缴纳相应税款。

　　(三)CRS涉及的交换信息

　　借助CRS，各国税务机关具备了通过国际信息交换渠道，获取居民个人在境外金融机构所持账户关键信息的权限。

　　这些被交换的信息内容广泛，包括账户所有者的姓名、住址、税务识别号，以及账户号、年终余额或账户净值。此外，还可能包括在一个公历年度内取得的利息、股息收入以及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收入等。个人的金融账户基本都会被申报，如存款账户、托管账户(如股票账户)、投资实体股权、债权权益、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年金账户等。

　　CRS的信息交换覆盖面极为广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如银行、券商、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

　　(四)CRS信息的流转路径

　　信息的流转路径一般是：首先由一国(地区)金融机构通过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另一国(地区)税务居民个人和企业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按年向金融机构所在国(地区)主管部门报送账户持有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再由该国(地区)税务主管当局与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开展信息交换，最终为各国(地区)进行跨境税源监管提供信息支持。具体过程如下图所示[2]：

　　二、CRS的区域规则对比与信息交换实践

　　随着全球税务信息透明化进程的加速，CRS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下文将简要介绍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CRS规则以及全球各国的税务信息交换实践，以期为读者提供全面且深入的视角，理解CRS在不同地区和实际场景中的运作机制与深远意义。

　　(一)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CRS规则简述

　　01、中国香港CRS简述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众多金融机构和大量跨境金融业务。为加强国际税收合作，防止跨境逃税，香港于2016年6月30日通过《2016年税务(修订)(第3号)条例》[3]，正式实施CRS。根据香港CRS的规定，金融机构有义务对客户的信息进行申报，金融机构范围涵盖银行、证券经纪商、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几乎包括了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类型。金融机构需对存量和增量账户进行尽职调查，识别账户持有人是否为非香港税务居民，并按年度收集非香港税务居民账户的相关信息，包括账户持有人个人身份数据(姓名、地址、税务居民国别、纳税人识别号等)以及账户财务数据(如账户余额、利息、分红、收益等)，向香港税务局报送，香港税务局再与其他CRS参与国(地区)的税务主管当局进行信息交换。

　　02、新加坡CRS简述

　　新加坡于2016年颁布了《2016所得税(国际税收遵从协定)(CRS)条例》[4]，将CRS的要求纳入新加坡的国内立法框架。新加坡CRS规则要求并授权SGFI(Singapo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新加坡金融机构)制定必要的流程和系统，以从其账户持有人那里收集此类金融账户信息。金融机构需对存量和增量账户进行尽职调查，识别账户持有人是否为非新加坡税务居民。然后，SGFI将需要向新加坡国内税务局报告与其他CRS参与国(地区)的税务居民有关的财务账户信息。新加坡税务局随后将报告的信息提供给其他CRS参与国(地区)的税务主管当局。

　　(二)CRS框架下的税务信息报送与交换实践

　　根据2024年OECD发布的《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5](以下简称“Peer Review”)，截至2024年，已有111个司法管辖区的税务机关实现了金融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2023年，全球自动交换的金融账户信息超过1.34亿条，覆盖的资产总额近12万亿欧元，这对纳税人的行为及税务机关确保税收合规的能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为止，各司法管辖区通过自愿披露计划及其他离岸税收合规举措，已追缴超过1,300亿欧元的税款、利息和罚款，其中绝大多数与实施CRS规则下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的承诺相关。此外，研究表明，同期国际金融中心持有的金融投资减少了20%，这也与CRS实施密切相关。

　　鉴于OECD在2023、2024年的《Peer Review》中，对于全球各司法管辖区的金融账户报送与交换情况披露信息过少，下文简要介绍数据较为详实的2022年《Peer Review》[6]中披露的部分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账户报送与信息交换情况：

　　2021年，向中国大陆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2,627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数量达到18,994,224个，这些信息被交换至75个国家(或地区)。同时，中国已开展大量核查活动，以确保金融机构按要求进行申报，例如引入强制注册制度、与其他信息来源进行交叉核对，并对未申报的机构采取跟进措施。

　　2021年，向中国香港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1,352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数量达到21,425,735个，这些信息被交换至68个国家(或地区)。同时，香港开展了一些核查活动，以确保金融机构按照要求进行报告，例如向用于落实FATCA(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的外国金融机构名单、未进行AEOI[7]注册的行业名单中的金融机构寻求解释，并要求说明情况。

　　此外，在2021年，向新加坡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6,152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数量达到4,070,212个;向澳大利亚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3,076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数量达到6,966,261个。

　　三、个人持有海外资产的另一挑战——2018年个税法改革后的个人CFC问题

　　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作为国际反避税规则的一种，是为了打击本国税务居民(企业或个人)将全部或部分所得留存境外不汇回境内，从而不缴纳或者延期缴纳税款行为的规则。

　　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8](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引入了“反避税条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针对个人CFC的规定。规定在《个人所得税法》第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二)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

　　这一条款为税务机关针对个人设立的CFC进行“穿透”征税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意味着，过去一些中国高净值人士通过在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设立壳公司(例如BVI、开曼公司)持有海外资产或进行投资，以此规避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模式，将面临重大挑战。这些企业通常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主要利润来源于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所得。

　　四、信托与CRS信息交换：其影响及规划考量

　　设立信托对其税务信息交换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复杂且需要全面考量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其税务处理效果和合规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随着CRS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实施，各国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交换频次与深度持续增强。这意味着，无论是信托设立地、管理运营地，还是相关金融机构注册地等司法管辖区均可能深度参与国际税收信息自动交换网络。例如，传统的低税率地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等已接入国际税收信息自动交换网络并强化对跨境信托交易的税务信息报送。因此，信托信息在多数情况下是会被交换的。

　　然而，信托架构本身所固有的复杂多层级特性，及其在资产保护、财富传承和家族治理中的多元功能，确实为专业的税务规划提供了灵活性。在实际的信托架构搭建中，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常常借助私人信托公司、特殊目的实体(SPV)等多种类型的主体建立起复杂的关联关系。这种复杂的关联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影响对信托实际控制人或经济利益归属的准确判断。但实际上，税务机关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手段，用于识别信托中的实际受益人和经济利益归属。因此，盲目依赖结构复杂性逃避税务监管容易产生税务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信托本身是一种合法的财富管理工具。在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设计信托架构与条款，信托可以帮助高净值人士优化其财富的税务负担，从而达成财富传承与税务规划的双重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信托架构一般能够有效防止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的直接适用。CFC规则旨在对居民个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未分配利润进行归属征税。而信托架构的设置，可能改变境外公司股权的直接持有关系，从而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降低或避免CFC规则带来的潜在税务风险。

　　不过，信托的税务处理，尤其是在CRS背景下，与相关方的税务居民身份密切相关。如果信托的受益人或委托人是中国税务居民，即使信托设立在海外，其分配的收益、信托明细等信息仍可能被中国税务机关识别和追踪。在此背景下，税务居民身份成为影响信托税务处理结果的关键因素，纳税人需充分重视并合理规划其信托架构与税务居民身份的匹配关系。

       ——————————

　　[1]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aeoi_index.html 

　　[2]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c101249/c101690/c101691/index.html 

　　[3] 税务局 : 《2016年税务(修订)(第3号)条例》 

　　[4] Income Tax (International Tax Compliance Agreements)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Regulations 2016 -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5] 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2024 Update OECD 

　　[6] 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2022 OECD 

　　[7] CRS即AEOI(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全球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框架下用于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的核心制度与标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_国家税务总局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

　　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因退休而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分别作出了规定，上述条款在适用过程中经常产生的一个争议是，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开始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在该种情况下用人单位能否直接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以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呢?

　　对于这一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2022】新民再229号一案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该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案情梗概

　　2020年5月20日，马某(女)入职A公司，从事保洁工作，工作地点为B小区，工资约定为每月2,600元，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马某于1962年10月出生，其2020年5月20日入职A公司时已超过50周岁。马某因受伤在2020年11月23日后再未给A公司提供劳动，马某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尚未领取养老待遇。2021年7月6日马某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马某与A公司在2020年11月23日存在劳动关系，后A公司因不服该仲裁裁决书，故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判定A公司与马某在2020年11月23日不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要旨

　　本案中，法院从法律法规的适用角度认为，若单独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作为唯一标准来判断劳动合同是否终止，假使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办理退休手续，也不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可能将不得不一直与该劳动者保持劳动关系，直到劳动者死亡或用人单位注销，在这些情形下对用人单位有失公平，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关于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劳动合同终止的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可见，上述两个规定并不冲突，而是补充与完善的关系。

       本案中，因马某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故不能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当然，从本条规定原意出发，如果因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直接赋予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终止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劳动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对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审查，也应该着眼于劳动者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原因是否与用人单位有关。

       本案中，马某并未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当事人缺乏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查明的事实，马某入职A公司之前并无固定职业，其自行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目前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原因在于其缴费未满15年，即A公司对马某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无主观上的过错，故A公司与马某之间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

　　通过上述案例所体现出的裁审观点可知，对于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但未开始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能否终止劳动合同，不应仅对劳动者年龄标准作形式审查，而应具体审查劳动者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原因是否与用人单位有关。如果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原因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就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劳动者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为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

       事实上，除了上述案例之外，该问题在实务中一直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一书中与上文案例持类似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4年2月27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的人民法院案例库中，上述案例被收入作为参考案例，由此将很可能会对后续的类案裁判起到强参照作用。因此，用人单位在处理达到退休年龄劳动者劳动合同的终止问题时，应持谨慎态度，以避免因处理不当而被认定为违法终止劳动合同。

案情背景

　　A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共计6000万，共包括B公司(占股20%)、C公司(占股10%)在内的九名股东。A公司成立前，九名股东通过案外人垫资缴足A公司6000万注册资本，并在成立后立即将注册资本转回给案外人。后C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名下A公司10%的股权被法院裁定归买受人D公司所有。D公司受让股权后，向上海市闵行区法院起诉要求B公司向A公司返还出资60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法院认为只有诚信股东才能主张抽逃出资的股东返还出资，驳回了D公司的诉讼请求。D公司上诉，上海市一中院改判支持D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例节选自(2021)沪01民终14513号。

　　争议焦点

　　1、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

　　2、瑕疵股东是否有权主张抽逃出资的股东返还出资?

　　裁判要旨

　　争议焦点1：

　　股东通过第三方代垫出资并将其出资抽回的行为并未经过法定程序，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构成抽逃出资。

　　争议焦点2：

　　即便受让的股权有瑕疵，D公司作为股东仍有权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B公司向A公司返还全部出资(需扣除B公司已因抽逃出资被法院执行并划扣以清偿B公司对外债务的款项金额)。

　　理由如下：第一，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中的其他股东应限定为守约股东。从促进公司资本充实的目的看，也不应将抽逃出资股东或者受让瑕疵股权的股东排除在该法条中请求其他抽逃出资股东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的其他股东之外。对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提起股东出资诉讼是法律赋予其他股东的权利，对该条中其他股东的资格进行限缩，与公司资本制度不符。

　　第二，全体股东都有向公司出资的义务，该出资并非股东之间的对待给付，任一股东均不得以对方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或者受让之股权存在瑕疵为由拒绝履行自身的出资义务。

　　第三，股东抽逃出资侵害的是公司财产权益，股东行使出资请求权属于共益权范畴。况且，从公司资本维持的角度来看，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之间互相催缴出资，有利于公司资本充实。

　　第四，股东的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公司资本维持是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公司资本缺失显然会降低公司的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故不应以公司意志予以免除。

　　法律解读

　　关于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

　　按期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是股东的法定义务，是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其他足额出资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保护的需要。股东抽逃出资不仅违反了公司资本制度，而且破坏了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平性基础，其目的也往往是利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逃避债务。

　　抽逃出资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即是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就抽逃出资行为的表现形式，《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出资后或完成验资后的资金流向或资金转移事实一般可通过银行流水等客观凭证予以核实，争议不大，往往争议较多的是如何认定该资金转移行为的性质，被告股东多以借款或正常交易往来等予以抗辩。法院则通常认为股东在无任何正当事由的情况下，未经公司任何决议，将其认缴的全部出资经验资后又全部转出未归还，也未支付任何利息，排除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下应认定其抽逃出资。因此，原始股东在没有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例如没有借款协议、催款通知等证明债权真实的文件，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构成“抽逃出资”合理怀疑。

　　另外，股东将投资款或增资款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未经法定程序将其抽回的行为，可能也会被认定为“抽逃出资”；股东提供虚假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虚构购销合同，以所属公司为出票人，在金融机构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可能被认定为抽逃出资；股东转出注册资本后，再注入资金但不能证明其系补足出资的；股权或债权受让方应支付的对价，变相由出让方公司支付，导致公司法人财产不当减少，均可能被认定为是抽逃出资。

　　抽逃出资的本质是损害公司权益，法律虽未明确何谓损害公司权益，但股东恶意违反资本维持原则，导致公司债务清偿不能当然损害了公司权益。总之，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可从是否损害公司权益这一要素，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过错程度、对公司造成的影响例如造成公司资本显著减少，不具有清偿债务能力等以及双方举证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不宜将股东从公司不当获得财产的所有行为都笼统认定为抽逃出资。在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事实争议较大，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院还可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即“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关于抽逃出资的出资范围：

　　禁止股东“抽逃出资”中的“出资”是仅指“注册资本”还是包括由股份溢价构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进行回应，理论和实践中尚有不同观点。新《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该部分认缴出资额，是股东的出资义务并无争议，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溢价增资进入资本公积金部分是否属于抽逃出资中的“出资”范围。

　　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公积金也属于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后未予以返还的，应认定该行为属于抽逃出资行为。例如银基烯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增资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393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资本公积金不仅是企业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亦是公司资产的重要构成，而公司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公司的资信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在保障债权人利益、保证公司正常发展、维护交易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财产，而独立财产又是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出资股东可以按照章程规定或协议约定主张所有者权益，但其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取回出资侵害公司财产权益。最高院认为计入资本公积金的部分属于公司资产，无正当理由转出后，理应予以返还。在(2013)民提字第226号案中，最高法院认定股东实际出资大于应缴出资形成的资本溢价，性质上属于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不构成股东对公司的借款，股东以此作为借款债权而与公司以物抵债的，构成变相抽逃出资，违反了公司资本充实原则，应认定为无效。(2019)苏民终1446号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大于注册资本的差额部分没有作为注册资本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但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亦不能随意撤回。案涉承诺书内容约定公司向股东返还大于注册资金的投资款部分，违反了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损害了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资本公积不属于出资范围。股东出资义务仅限于计入注册资本那部分出资，而计入资本公积部分，不构成实收资本。是出资人为获得协议约定比例的股权，经与公司原股东商定的对价，是估值溢价。属于合同行为，产生的义务是合同义务，是合同当事人就所涉一定比例股权的购买价格问题，仅涉及原股东和新加入投资人的利益。该项出资非法定义务，也不涉及公司债权人保护问题，也无其他股东的连带补足义务问题。投资人可与股东约定，不溢价出资也可能获得合同约定比例的股权。更何况，计入资本公积的出资溢价，只是注册资本的准备金，股东应还没有对其完全丧失意思自治的空间，就该因出资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仍可决定后续是否转为注册资本、多少比例转为注册资本、何时转为注册资本等作出决议。

　　在(2020)陕民终633号案件中，二审法院认为资本公积金是由投入资本本身所引起的增值，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是一种准资本金或者公司后备资金，属于公司资产，是企业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转为注册资本金，故资本公积金与公司注册资本的性质存在明显不同，不能等同于公司注册资本，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关于减少资本公积金的决议亦不能认定为抽逃出资。

　　还有观点认为：

　　法律应保护投入前的资本信赖，投入后的资产信赖。投入前欠缴的应计入资本公积的部分，因并非公司实有财产，一般不会影响公司外部人的判断，此时营业执照中注册资本被视为公示性的承诺，出资的仅限于注册资本即可，不必包括未实现的对股东债权；对于已缴资本公积，构成公司资产，影响外部交易人的判断，有必要以出资相同规则进行规制。

　　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

　　作为侵害公司财产权的行为，其法律责任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以及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反前款规定的，股东应当返还抽逃的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除上述民事责任外，还可能面临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承担。同时，抽逃出资往往可能伴随着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

　　至于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了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起诉股东自身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并不影响其作为主体所享有的要求其他未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诉权。

问题清单

　　Q1哪些人需要就境外所得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Q2我已是其他国家/地区的永久居民，且长期不在境内，但仍持有中国护照，还需要就境外所得在中国纳税吗?

　　Q3中国居民的境外应税所得包含哪些?

　　Q4对于我主张的境外原有资金，如果税局问我资金的来源，我该怎么回答?

　　Q5境外账户收到亲属的无偿汇款是否产生纳税义务?

　　Q6前几年美元无风险收益率好，我在境外账户中存了美元，产生的存款利息是否产生纳税义务?

　　Q7炒美股有亏有赚，在申报境外所得时可以扣除亏损吗?

　　Q8我的特朗普币账户收入会被征税吗?

　　Q9 中国税务机关如何获知我的境外所得情况?

　　Q10 CRS信息交换有范围吗?听说只有100万美元以上的账户信息才会被交换?

　　Q11 我在开户时使用了境外身份并声称自己是其他国家/地区的税收居民，为什么账户信息还是会被交换给中国税务机关?

　　Q12 听说只要“拖过”630就没事了?

　　Q13我应该如何申报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可否用境外资金交税?

　　Q14 如果我未主动申报应税境外所得，税务机关的追征程序是怎样的?我可能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

　　Q15多年前未申报的应税所得，税务机关还会向我追征吗?

　　Q16 我从境外银行购买了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都应该在境内纳税吗?

　　Q17我的境外保险分配给我的分红/特定年限或条件达成后的现金提取需要交税吗?

　　Q18 我是海外信托的受益人，对信托收益应在何时申报纳税?

　　Q19 对不同国家/地区而言，CRS向税务机关提供信息的范围和标准是否是统一的?

　　Q20 CRS信息统计周期和交换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如果我年度中间将税收居民身份从A国换成B国并告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当年度会如何识别和交换我的账户信息?

　　Q21 为什么我海外公司的账户信息也会成为税务机关向我追征税款的线索?

　　上一篇：《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追征的几个问题（一）：看这一篇还不够》https://www.shui5.cn/article/2f/2345.html（请在网页端打开）

　　四、税款征收与法律责任

　　Q12 听说只要“拖过”630就没事了?

　　“拖字诀”似乎是我们处理许多问题的习惯性选择，在经济发展迅速而法律发展滞后的情况下，拖有时也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历史上，由于程序的不完善和对法规执行的立场不断地变化，有些事项通过“拖”得到了最终合理的化解。

　　然而对这次的境外所得追征而言，并不尽然，因为“拖”的关键在于对趋势的判断，如果趋势不利，越拖反而带来的风险越大。理性的思维方式应当首先看清税务机关此次处理的信息来源、程序体系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来看趋势：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会越来越严格，这点毋庸置疑，所以“拖”可能会面临更为严格的征管环境。其次，从信息和程序看，已经取得的信息和询问，即便税务机关在本年度汇算清缴期内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追征税款，未来继续跟进的可能也很大，这样就可能要面临滞纳金滚动累积、征管口径可能趋严、主观态度被认为刻意不配合导致更加对立等不利情形。此外，会否“拖”成“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偷税从而带来处罚，会否“拖”出税务机关采取保全措施甚至强制执行措施，也都需要结合法定程序审慎评估(参见Q14)。

　　当然，如果考虑到法律的变化和追征期的影响，对有些所得的处理采取更为中性的立场，例如，对境外信托分配的所得，等待法律规定更为明确时再做处理，也并非不能接受的措施。

　　其实，简单的措施背后，应该要做的是严密的分析和讨论，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结论。合规是最核心的要求，而合理化处理方式需要在合规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问题来讨论。

　　Q13 我应该如何申报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可否用境外资金交税?

　　根据《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号)第七、八条规定，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向中国境内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在中国境内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户籍所在地或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户籍所在地与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选择其中一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在中国境内没有户籍的，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关于税款征收的货币形式，原则上应当以人民币缴库。不同于非居民企业，目前税务机关对个人税款的跨境支付可能还没有统一、成熟的操作流程。部分税务机关可能认为，如果从外汇管理角度，个人的境外资金若未经外汇登记、缺少合法的资金回境渠道，则用境外资金缴纳境内税款也存在法律上的障碍。纳税人需要在进行申报前和税务机关就此进行充分的沟通。

　　Q14 如果我未主动申报应税境外所得，税务机关的追征程序是怎样的?我可能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

　　通常而言，税务机关对于未申报事项会遵循循序渐进的征管流程：首先进行风险提示；若纳税人仍未申报，可能启动风险约谈、纳税辅导等程序督促其自行申报，或责令限期改正；若经上述程序后仍未履行申报义务，可能会被立案实施税务检查，或税务机关依据掌握的数据直接作出追征税款的决定或通知，后续还可能采取催缴、税收保全措施甚至强制执行。

　　通常情况下，纳税人应纳未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追征税款外，还可能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如果构成偷逃税款，还会除以不缴少缴税款0.5—5倍的罚款。理论上，偷逃税款还可能构成逃税罪，但若及时补缴税款、滞纳金并接受处罚，除多次受到行政处罚后又偷逃税款的外，可免除刑事责任。当然，由于境外所得的税款征收在征管上是个新鲜事物，滞纳金和罚款应该都是在实践中可以与税务机关就相关事项进行充分沟通的。

　　例如，对于是否构成偷逃税款，应根据是否存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行为方式以及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来认定。一般认为，对个人而言，单纯应报未报导致的少缴税款不直接构成偷税，但若纳税人在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后，仍拒绝申报或进行不实申报的，则可能面临偷逃税的认定并被处以罚款的风险。当然，结合个案中追溯期限、境外所得的信息获取程度、税务机关通知的形式与内容等具体因素，针对相关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实务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探讨空间。

　　Q15 多年前未申报的应税所得，税务机关还会向我追征吗?

　　根据当前实践观察，税务机关针对境外所得的风险提示及检查，较普遍聚焦于三年内(少数案例为五年内)的收入情况。原因在于，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和一般执法口径，除对偷税、抗税、骗税不适用追征期限制外，一般适用的追征期限是3-5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法条文义对3-5 年追征期的具体适用范围表述仅限于“计算错误等失误”，实务中对追征期限的理解和执行亦存在争议。在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追征方面，不排除纳税人也会面临追征期方面的争议，届时需结合个案事实细节及法律法规的体系性解释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和抗辩。

　　五、一些常见境外收入的税务处理

　　Q16 我从境外银行购买了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都应该在境内纳税吗?

　　理财产品可能难以简单地类型化。例如，有的产品具有相对固定的投资回报，而有的产品价值与特定的股票/ETF市价挂钩，投资者在锚定证券价格上涨、下跌时享受浮动的盈利或固定的损失，等等。

　　我们在上一篇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中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具体的征税范围是由法律列举的，因而对于任何一项境外所得，理论上需能够归属与法律列举的某一类应税所得，才需在境内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同时，由于交易实践纷繁复杂，法律又不可能对市场上每一种产品或交易下的收益是否属于应税所得、属于哪种应税所得作出针对性的规定，因而就任何一种特定的投资产品，都需要根据合同、收益计算和分配的具体方式来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法律关系、经济实质，进而作出税务处理的判断。

　　对于某些复杂的投资产品而言，这可能会是一项复杂而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的工作，特别是由于境内外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差异，一些境外理财产品的法律结构可能难以按照境内类似产品去理解和解释，难以比照境内产品直接得出税务处理结论。但从另一个角度，意味着其在税与非税、如何计税方面可能存在着与税务机关深入探讨的空间，在此过程中，通过何种方式沟通、提供怎样的资料和分析，就至关重要。

　　Q17 我的境外保险分配给我的分红/特定年限或条件达成后的现金提取需要交税吗?

　　由于保险的范畴宽泛、类型复杂，在此方面同样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结论。从国内税法的角度举例来说，触发保险赔偿责任而由承保人赔付的保险赔款，对受益人来说通常具有赔偿性或补偿性，因而《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将其作“免税”(法理上实则可能更应该认定为不属于征税范围)处理；又如，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在分配阶段支付的分配款，因其经济上的最终来源是未税的工资薪金，故从法理上更多按工资薪金所得定性，至于在此基础上给予的税收优惠，则是税收政策问题；再如，分红型寿险在未出险时分配的分红，在已废止的国税函[1998]546号中被界定为“其他所得”，而在2019年新《个人所得税法》废止“其他所得”而偶然所得及其他税目未明文涵盖的情况下，本着税收法定原则和前述有限列举的分类所得税制原理，至少从现有规范体系层面，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应税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与理财产品类似，境外保险产品在结构、实现增值收益的投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上，同样可能与境内产品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保险收益发生纳税义务的时间可能也有待商榷，例如，多数分红寿险的分配是随着保单年限由少到多逐步分配的，是在第一次分配时就发生纳税义务，还是在累计分配超过投保金额时才发生纳税义务?遵循Q16所述的基本逻辑，保险的分配是否应税也应考察具体的保险产品究竟是通过何种交易结构和投资行为实现约定的增值和分配，从而确定是否存在应税所得及所得类型。

　　Q18 我是海外信托的受益人，对信托收益应在何时申报纳税?

　　受限于信托基础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现状，国内税法对信托的税务处理长期以来处于混沌状态，由此导致了目前对信托收益普遍不征税或不知如何征税的征管实践现状。但如上一篇所述，伴随着自然人税收征管重要性的提升，信托税制的完善必然是接下来一个阶段个人所得税制发展的重要课题。

　　理论上，基于信托财产独立的基本法律制度，我们理解对于具备合理商业目的的信托安排，原则上在信托向受益人实际分配信托收益之前，受益人不会产生纳税义务，即对国内现行税制而言，未来可以期待的是信托更多起到的税收效果应是递延纳税。境外的税法对信托的处理往往采用分类的方式，根据信托是否可撤销还是不可撤销，是否属于自益信托等做了不同规定，这就有待于未来税收制度完善，从中国税法的角度去判断和平衡

　　实践中的个案分析可能更为复杂。首先，在现阶段的税法下，境内的信托产品尚未普遍征税，境外信托分配某种程度上具备暂不纳税的实践基础。而具体的分析，则需要精析复杂的工作，除了结合信托契据等法律文件判断信托独立性基础是否成立外，更重要的是根据信托资产和分配机制，评估信托安排被反避税挑战的风险。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同样是股权信托取得的分红款，委托人以现金出资设立信托后、信托投资取得股权的，和委托人未按照公允定价将原本自持的股权转入信托结构的，享受同样的税收递延待遇是否合理，从一般反避税角度可能是值得推敲的。

　　六、关于CRS的一些补充问题

　　Q19 对不同国家/地区而言，CRS向税务机关提供信息的范围和标准是否是统一的?

　　CRS信息交换机制遵循《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并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为上位法依据，但由于公约中的保留条款和各成员国在依据公约、协议制定国内法执行细则(例如，中国为执行公约、协定制定了《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上的差异，交换信息的标准、范围和方式等在细节层面的确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在过去一段时间，新加坡当局一度不会将新加坡信托中未分配给受益人的收益信息向非居民受益人的居民国进行交换。又如，新加坡目前对绿卡居民默认的方式是暂时不做交换。再如，上一篇中提到的某些国家执行的信息交换金额门槛标准，也是类似的情况。

　　Q20 CRS信息统计周期和交换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如果我年度中间将税收居民身份从A国换成B国并告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当年度会如何识别和交换我的账户信息?

　　根据《协议》，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以公历年度为周期进行统计，及1月1日-12月31日，在规定层面，理论上应在公历年度终了后的九月份完成交换。虽然OECD在官方指南(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 Implementation Handbook(second edition))中指明，金融账户信息是否需要交换是根据账户持有人年度末的身份状态进行判断的，但并未直接规定题述非居民身份转换情形下的判断时点。

　　基于上述机制，如果账户持有人在7月份告知金融机构改变税收居民身份信息并提供了有效的支持性声明文件，有较大的可能当年度应向A国交换的路径不会被溯及改变，只有下一完整年度的涉税信息才不会被交换回A国。当然，这也完全取决于金融机构所在国国内法执行细则，以及账户持有人提供的信息能否实质满足金融机构依法承担的尽职调查要求。

　　Q21 为什么我海外公司的账户信息也会成为税务机关向我追征税款的线索?

　　CRS机制下，如果机构被识别为“消极非金融机构”，其名下的账户涉税信息会被直接交换到“控制人”的居民国。例如，一家由中国居民个人设立的BVI公司，其50%以上资产是股票、债券、理财产品等，50%以上的收入由这些金融资产的买卖收入或股息、利息收入构成，则这家BVI公司就可能被识别为“消极非金融机构”，而持有其25%以上表决权的中国居民个人将可能被识别为“控制人”，该BVI公司账户的涉税信息将会被交换到中国。

　　从国内税法角度，居民个人控制的机构取得的所得如未实际向个人分配，原则上不会直接触发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但若该机构构成受控外国公司，或通过该机构持有资产、取得收入的安排受到一般反避税的挑战，则有可能在实际分配前触发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自2019年新《个人所得税法》引入受控外国公司制度和个人一般反避税制度以来，实践案例尚属鲜见，但可以预见的是，这同样会是下一阶段自然人税收征管强化和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基于反避税的纳税调整均应符合严格的条件并符合特定程序的要求，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在此过程中对于应否及如何调整均应经过专业而严谨的探讨。

　　结语

　　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一篇中大多数问题下面的回答都不是三言两语的简单答案。这是因为，随着讨论进入到细节问题或具体场景，真正的专业分析从来不是简单粗暴的，综合理论与实践、考虑多种变量和影响因素后，才可能给出全面、客观、中肯的评估和有理有据、平衡有效的应对策略。

　　境外所得个税追征的背后，是对个人全球财富和税务规划这一命题的长期性、综合性的要求，对纳税人而言原本就应是需要以专业、审慎、严谨的态度来对待的。对于文章言不能尽的更为具体的场景和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个人现有全球财富和税务规划的复盘、优化，仍需进行针对性的个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