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谁是异地房产的纳税人?

实务中,有的企业持有大量的房产、土地等不动产,且这些不动产分布在不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房产的产权所有人很可能不在房产所在地。同时,由于部分房产存在多种用途,有时还会出现同一房产有多个房产税纳税义务人的情况。那么,企业在面临此类情况时,应当如何合规进行税务处理呢?

  案例介绍

  甲公司是一家在A省注册并实际经营的企业。2023年,甲公司在B省某地购置了一处已交付的商业用房用以投资经营。针对该项投资,甲公司委托专业从事不动产管理的乙公司对外招租并实施日常管理。在找到租客前,该房产由甲公司的关联企业丙公司临时使用,主要用于存储物资。丙公司承诺,在找到租客后将立即腾退。

  政策分析

  根据《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财税地字[1986]8号附件1)第八条规定,房产不在一地的纳税人,应按房产的坐落地点,分别向房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缴纳房产税。据此,甲公司应就其持有的所有房产,分别向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房产税。案例中的甲公司在B省某地购置的商业用房,应向B省税务机关缴纳房产税。

  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缴纳。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缴纳。案例中,甲公司为产权所有人,由于甲公司与乙公司已达成委托管理合作,乙公司为该房产的日常管理者,即上述文件中所称的“房产代管人”。甲公司不在房产所在地,那么依照政策规定,乙公司作为房产代管人负有就该房产缴纳房产税的义务。此外,丙公司将该房产用于存储物资,构成了对房产的使用。所谓使用,即将房产用于居住、生产经营、储藏物资等物理用途。所以,丙公司属于上述文件中所称的“使用人”,由于甲公司不在房产所在地,依照政策规定,丙公司作为使用人同样负有就该房产缴纳房产税的义务。

  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二条同时明确,产权所有人、经营管理单位、承典人、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统称为纳税义务人。即现行房产税将持有房产产权、经营管理全民所有房产以及承典、代管、使用房产五种情况均纳入了房产税的纳税义务。当某个房产出现上述多种情况时,会出现多个承担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案例中,甲公司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甲公司、乙公司还是丙公司,其房产税纳税义务都是针对同一个房产,且该纳税行为只有一次,即只针对该房产缴纳一次房产税。当存在“多重纳税人”的情况下,如果当事各方不积极有效沟通,一方面可能造成重复缴纳税款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可能产生无人缴纳房产税的后果。

  企业做法

  为避免出现重复缴税或无人缴税的风险,甲公司在进行异地房产的税务处理时形成了以下做法:根据房产税暂行条例等税收政策规定,当房屋产权人不在房产所在地时,存在房产代管人或使用人的,应当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缴纳。为加强资产的精准管理,确保资产保值增值,甲公司将其所有的房产统一交由下属某分支机构进行集约化管理,该分支机构负责资产的日常维护和对外招租经营,同时作为房产代管人办理相关涉税事宜。

  甲公司对异地房产的管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笔者建议,如果针对一项房产可能存在多个纳税人的情况,当事各方应积极沟通,并及时向税务机关咨询,明确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从源头避免相关涉税风险。同时,作为房产所有人的企业,要实现高效的资产集约化管理,不仅需要掌握资产权属信息、实物状态以及核算主体等基本情况,而且需要根据资产实际情况进行动态更新。对此,企业可以借助专业的资产管理数据化信息系统,以此掌握每项房产的变动情况,并通过及时的信息反馈进行相关税务处理,如企业停止对外租赁业务后,及时转入自用房产缴纳税款;定期确认实际房产使用人,及时更新相关信息,明确纳税义务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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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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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税务报

解读企业对某一经济事项征税存疑而未做纳税申报,是否必然构成偷税?

编者按:在经税务稽查程序作出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类别中,偷税行为占比高、后果重、争议多,种种因素使得偷税认定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税务问题。对于一些税收法规的理解税企常存在偏差、税法的不完善、新的经营模式的涌现等等,必然会引起税企争议。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不列少列收入”的行为,如若是纳税人因对税收政策法律认识上存在争议所致,能否一概定性为偷税?本文基于一则偷税处罚被撤销案例,探讨偷税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指出税企双方对某一涉税事项存在认知差异的案件不应片面定性为偷税,如此可以促使偷税行为的认定与处罚更符合责罚相当原则的要求。

  01、案例引入:某公司偷税处罚被撤销案

  (一)基本案情

  某公司给两位自然人放贷,自然人逾期未支付利息,因此该公司将两位自然人起诉至法院,法院作出判决确认两位自然人所应支付的利息金额,但该公司并未实际收回法院判决所确认的逾期利息。公司对涉及民事案件的逾期应收未收利息是否应作纳税申报,引发税企争议。税务机关认为是司法文书生效时,就算没收到利息企业也应当申报纳税,而企业认为还没有收到就不应该申报纳税,依据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利息收入确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3号)相关规定。为此,税务局还专门就该涉税问题向上级有关部门予以请示。税务稽查局最终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该公司存在虚假纳税申报的偷税行为。该公司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引发思考的是,仅因税企双方对某类事项存在法律认识上的争议,就认定公司存在偷税故意,是否合乎法律的公平公正?

  (二)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作为税务行政机关对原告公司未收回的逾期利息是否应当缴纳营业税尚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涉案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公司未将逾期利息进行纳税申报属于虚假纳税申报的偷税,属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判决撤销该处罚决定。

  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就该公司涉及自然人案件逾期应收未收利息是否纳税存在法律认识上的争议。因此,该公司未将逾期利息进行纳税申报,不足以认定其具有虚假纳税申报的故意。税务稽查局认定该公司存在虚假纳税申报的偷税行为,并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该处罚决定依法应予以撤销,二审维持原判。

  02、偷税的构成要件包含主观故意且税务机关对此承担举证责任

  偷税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证明标准,是分析税务机关对偷税案件的定性准确与否的逻辑起点。《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款内涵了偷税的四个构成要件,分别是主体要件、过错要件、行为要件和后果要件。

  实践中,引发争议较多的是过错要件。从《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文义角度来看,“伪造、编造、隐匿、擅自销毁、拒不申报、虚假申报”等词汇即可内涵当事人的主观故意要素,但“多列支出”“不列、少列收入”的词性较为中性,存在纳税人客观上造成该结果但并无偷税主观故意的情况,类似前述案件中对某实体问题产生争议进而造成不列少列收入的,是否一概就认定构成偷税呢?答案是否定的。《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税务总局复函(税总函[2016]274号、税总函[2013]196号)均内涵了纳税人的主观故意是构成偷税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纳税人没有偷税的主观故意,税务机关就不能认定纳税人构成偷税。

  问题又来了,既然认定偷税需要具备主观故意要素,那么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呢?或有税务机关援引《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认为行政处罚应以过错推定为原则,无过错推定为例外。该部分税务机关认为偷税案件应对纳税人适用过错推定,即需要纳税人拿出证据证明其主观上没有过错。这显然是对偷税案件的错误理解,既然主观故意是偷税的构成要件,那么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范围当然就应该包含偷税构成要件全要素的内容,且应对纳税人适用无过错推定。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对纳税人适用“无过错推定”原则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厦地税发[2009]104号)指出,“纳税人有证明自己无违法行为或者违法行为轻微的权利,没有主动证明自己有违法行为的义务”“不能通过推定结论代替证据”等,更是印证纳税人不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果税务机关未能充分举证,应当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因此,对抗税务机关作出偷税定性的关键在于指摘税务机关举证责任之履行不完满,这便是前述偷税构成要件的价值体现。

  至此,已经明晰偷税的构成要件包含主观故意,且税务机关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那税务机关提供的证据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得出肯定结论呢?这便是证明标准的问题,法官判断税务机关有没有完满履行举证责任的重要标准即为证据确凿。在偷税案件中,定性纳税人构成偷税的前提是负纳税义务,因此偷税的全部构成要件均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程度。此外,行为人采用何种手段逃避纳税义务也需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程度。

  只有明确偷税构成要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对税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有何影响,以及税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应当达到何种证明标准,方能在偷税案件中作出强有力的法律性抗辩和专业意见表达。

  03、税企双方对某一涉税事项存在认知差异的案件不应片面定性为偷税

  (一)涉税争议事项是否征税属于疑难复杂的税法适用问题

  对于某一涉税事项,纳税人认为不应征税,而税局认为应当征税,征纳双方观点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税法没有明确清晰的规定。因此,该涉税事项究竟是否征税属于疑难复杂的税法适用问题,即便是专业的税务机关也会出现前后不一、相互矛盾、难以在短时间内一次性作出结论的现象。本案引发税企争议的起点,是人民法院依法裁判的应收未收逾期利息是否应当申报纳税。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明确,或相互之间有冲突的情况下,该实体争议问题并未存在定论,企业未将逾期利息申报纳税,是由于对税收政策法律认识上存在争议所致,并非出于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

  (二)对企业的未纳税申报行为应适用无过错推定原则

  无过错推定原则是税收执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其内涵是税务机关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纳税人恶意的情况下,应当推定纳税人无过错和诚信,即税务机关负有证明纳税人有过错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税务机关没有遵循对纳税人的诚信推定原则,对逾期应收未收利息是否征税这一疑难复杂的税法适用问题与该公司构成偷税与否的问题混为一谈,径行该公司基于自身对税法的理解和认识最终未作纳税申报的行为定性为偷税,显然违背无过错推定原则,破坏平等互信征纳关系的建立。

  (三)该类企业不构成“不列少列收入”“虚假纳税申报”的偷税

  构成偷税需具备主观故意,因此当纳税人的行为表现是“不列少列收入”时,其并不必然构成偷税。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应当进一步考察纳税人不列少列收入背后的主观状态。如果纳税人不列少列收入是由于纳税人不知晓税法、对税法理解错误或税务机关辅导错误所致,那么纳税人就不具有某一款项构成收入的主观认识。认识是意志的基础,纳税人不具有某一款项构成收入的认识,自然就没有通过不列少列收入而积极追求逃避纳税的主观意志。对于此类情况,纳税人不具备偷税的主观故意,不应被定性为偷税。在本案中,该公司主观上并不明知逾期应收未收利息属于应税收入,不存在明知逾期应收未收利息属于收入的主观认识。根据无过错推定原则和过错责任规则,税务机关如果想要定性该公司偷税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收集其主观上存在不列少列收入故意的直接证据,如若达不到证明标准,就应当承担败诉结果。

  “虚假纳税申报”的偷税应当满足两个要件,第一是纳税人主观上具有欺诈性,即有虚构假象、隐瞒真相、欺骗税务机关的故意;第二是纳税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即报送的纳税申报资料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如若纳税人积极配合调查,按要求提供企业自身的全部交易资料,报送的纳税申报资料和基础交易资料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又何来企业欺诈税务机关的主观故意呢?本案中,企业未对逾期应收未收利息进行纳税申报,而税务局认为逾期应收未收利息应当作纳税申报,这一争议的本质不是纳税申报资料的真或假,而是对税法的认识和理解的差异。对于即便是税务机关都难以判断的疑难复杂经济活动应税与否的问题,应当允许纳税人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税务机关有权对纳税人进行纳税辅导和纳税调整,但是不能直接将对税法认识和理解的差异界定为虚假纳税申报的偷税违法行为。

  04、结语

  通过本文的论证,可以得出结论,纳税人的主观故意是偷税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且税务机关对其承担举证责任。对于税企双方对某一涉税事项存在认知差异的案件,不能简单将应税与否的疑难复杂适用问题与企业偷税与否混为一谈,税务机关如若不能举证证明纳税人存在偷税主观故意,如有阴阳合同、私户入账、内外账等行为,那么就不能片面定性纳税人构成偷税,要允许纳税人对疑难复杂的税法适用问题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建议广大纳税人在面临此类税务争议问题时,及时聘请专业税务律师介入,提供专业意见和解决方案,并与争议中面对的各方主体保持良性沟通,有效解决税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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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6
作者:
来源:华税

解读财政补贴收入涉及的税收问题

近期,许多客户陆续收到了来自税务局的风险控制部门发出的提示信息,内容涉及2023年度以及之前年度所获得的财政补贴收入、补助或其他形式的财政补贴收入是否已经依法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这些财政补贴数据通常取自财政局反馈的金额。

  一、财政补贴收入

  是否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税[2008]151号,除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以外,均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规定: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企业取得的财政性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不征税收入并不是真正的“不征税”,而是纳税上的时间性差异。不需要企业作为税收优惠备案,但是需要受到税务机关的严格监管,所以将政府拨款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的企业,需要重点关注是否满足不征税收入条件。

  二、财政补贴收入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5号)第七的规定:“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也就是说,收到的政府补贴收入首先需要查看是否属于为政府提供的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收入,如:政府购买的货物、政府购买装修服务、政府购买软件、政府购买房产等;其次需要查看财政补贴收入是否与数量直接挂钩,如家电节能补贴、新能源汽车补贴与销售对价挂钩,作为企业营业收入的一部分;如果都不属于上述的范围,则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如:创新企业奖励、财政扶持资金、稳岗补贴。

  那么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政府补贴税率如何确定呢?

  1、与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按照其适用税率缴纳增值税。

  2、如果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属于免税范围,那么也可以免税。

  三、财政补贴收入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企业取得财政补贴收入,按照政府文件发放个人的奖励金额,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省级以下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取得的一次性奖励收入,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的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书、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属于免税所得,应予以免税。

  2、按照国税函[1998]293号规定:“个人因在各行各业做出贡献而从省级以下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取得的一次性奖励收入,无论奖金来源于何处,均不属于税法规定的免税范畴,应按‘偶然所得’项目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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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5
作者:张晓爽
来源:北京鑫税广通

解读“买房赠送车位1元购”涉税分析

近期,为提升房地产营销去化,促进销售,许多房地产开发企业陆续推出“买房无偿赠送车位”、“买房赠送家电”及“买房赠送车位1元购”等营销活动。营销方案层出不穷,而涉及税费情况也不尽相同。

  今天,笔者就A房企采用“买房赠送车位1元购”营销活动可能涉及税费情形予以分析。

  案例分析

  广州市A房企2024年开始推行“买房赠送车位1元购”活动,在购买住房基础上给予业主1元购买车位的权利,并均按1元对车位进行网签同时开具发票。假设一套住房平均价格200万,车位10万/个,若某业主180万购入一套住房,同时1元购入一个车位,相关不动产均按签约价格完成网签及开票,并按住房180万及车位1元申报相关税费。那么,A房企对“买房赠送车位1元购”涉及税费处理方式是否妥当?

  由于A房企此次活动将车位售价定价为1元并按1元价格进行网签,未来可能存在因A房企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该车位的计价基础及增值税应纳税额,进而影响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收入确认金额,甚至亦对业主申报契税的计税价格产生影响。

  上述“买房赠送车位1元购”案例中,A公司可按如下进行税务处理:

  【增值税】

  一般来说,“买房赠送车位”活动属于房企销售去化的常规操作,业主也只有在购买商品房后才取得车位赠送资格,而车位售价1元并非特指该车位价值1元,应当与商品房180万一并纳入本次销售商品房与车位的总价款,并按前述不动产的公允价格予以分摊。同时,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通知》(国税函[2010]56号)规定,A房企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将房产和地下车位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A房企因商品房与车位分别按180万元与1元网签并开具发票,可能触发车位被认定价格偏低而重新核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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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增值税】

  对于“买房赠送车位1元购”,应当结合网签方式与开票情况分别确认收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5号)第二十四条“对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成交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按该项目同期同类房地产的平均价格或评估价值确定其收入”规定,而A公司不排除会被税务机关重新确定销售收入,调增土增税清算收入。

  【企业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第三条规定“三、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A公司应按“买房赠送车位1元购”方式取得的收入总价,合理分摊至商品房与车位。

2.png


  笔者建议

  A公司在推行“买房赠送车位1元购”活动时,应调整好相关销售合同条款及补充协议,并及时向客户做好解释工作,最好将签约房源与车位总价按销售房源与车位的公允价格进行分摊,并按分摊价格分别与客户签署房屋销售和车位销售合同及分别开具发票。

  若上述房款开具于同一张发票时,应将销售房源和车位分摊价格予以分别注明,否则,可能因对合同价格与发票价格未按税法规定约定,影响相关税费的计税金额,如车位应按照规定可能被重新核定价格征收增值税,并可能因计价问题影响产权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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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5
作者:吴绍雄
来源:正坤财税

解读对“两高”涉税犯罪司法解释中“虚抵进项税额”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 号,以下简称《解释》)出台后引起广泛讨论,主要围绕对“虚抵进项税额”的理解以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界定问题展开。

  01、“虚抵进项税额”引发的争议

  观点一:“虚抵进项税额”的逃税行为是指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方式虚抵进项税额。例如,企业购进的货物、劳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用于免费项目、集体福利、简易征税、管理不善导致的毁损等均被视为企业的消费行为,该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若企业已向税务机关申请抵扣增值税的,应进行进项转出,否则会造成虚抵进项税额的逃税后果。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此种“虚抵进项税额”的逃税方式轻于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虚抵进项税额的逃税方式,按照逃税罪处理,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观点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的界分,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主观上是基于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还是基于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纳税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的,即便采取了虚开抵扣的手段,但主观上还是为了不缴、少缴税款,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以逃税罪论处。纳税人超过应纳税义务范围,通过虚开抵扣税款,不仅逃避纳税义务,同时还骗取国家税款,则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的部分成立逃税罪,超过部分成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一行为同时触犯两罪名的竞合犯,按照从一重处原则处理。因此,采取“虚抵进项税额”手段而少缴增值税的行为,不应一概认定为逃税罪。

  02、增值税纳税义务的本质

  在我国的税收征管中,不考虑经济学上所称的供需关系对实际税负承担的影响。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交易主体利用优势地位转移税负的情况。如,在二手房交易中,常有由买家承担卖家的全部税款的情况,但这种承担仅成立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无法改变卖家实际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纳税义务有主要两个方面,一是申报行为,二是缴纳行为。虽然所缴纳税款均由申报主体资金账户支出,但税负的实际承担者却有不同,例如,扣缴义务人申报缴纳的税款,其税负是由被扣缴方承担的。所以,可以从行为实质和税负承担两个方面理解增值税纳税义务的本质。

  申报缴纳增值税的行为实质。增值税是一种价外税,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购买方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包含了两个部分,即取得商品(或劳务)支付对价和增值税税款。如,ABC 公司向甲公司采购X 产品,该产品含税价1130 元,购入后以含税价1243 元销售给乙公司,均开具或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ABC 公司将支付的1130 元款项分别进行记录,1000 元是原材料的买价,130 元是ABC 公司交给甲公司的增值税。同样,ABC 公司取得1243 元的款项,其中1100 元是收入,而143 元是收乙公司的增值税。这充分体现了增值税作为价外税的特征,申报缴纳增值税后,该账户期末余额为零,且在后续的会计核算中,“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账户并不会影响“税金及附加”等费用类账户,更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表。而除增值税外,消费税、契税、印花税等都会影响“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等费用类账户,间接影响企业利润。综上,增值税的收取和支付不影响企业利润,其既不构成收入或利得,也不构成成本或损失,实质上是代收代缴行为。

  增值税税负的实际承担者。增值税作为一种流转税,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将税负不断向下一级购买者转移,并通过“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的计算方式,将终端消费者所承担的税负,在每次交易过程中由销售方申报缴纳“部分”增值税。比如,ABC 公司向甲公司采购X 产品,该产品含税价1130 元,购入后以含税价1243 元销售给乙公司,均开具或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X 产品是由甲公司生产的,甲公司没有进项可以抵扣,而乙公司采购X 产品后,以含税价1469 元销售给了丙某,丙某自用。那么丙某支付的1469 元中,1300 元为支付商品的对价,169 元为增值税税款。增值税是以商品和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原材料到生产出X 产品再到被消费,一共增值了1300 元,国家应征收的增值税税款为169 元。即1300(增值额)×13%(税率)= 169元(国家应征收的增值税税款)=169 元(终端消费者丙某承担的)= 130 元(甲缴纳)+ 13 元(ABC公司缴纳)+ 26 元(乙公司缴纳)。通俗理解,税款是丙承担的,只是税款由甲、ABC、乙三家公司分别缴纳。因此,除终端消费者外,纳税人申报缴纳增值税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是代扣代缴。

  03、两种观点的辨析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仅适用于纳税人逃避缴纳税款的行为。因此,扣缴义务人“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的逃税行为,没有行政前置,其与纳税人逃避缴纳税款的逃税行为的定罪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将他人实际承担的税款占为己有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评价明显比逃避缴纳自身承担税款的行为要大。因而,对于同样的逃税行为,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在刑法上的评价是不同的,对于后者增加了适用“初犯免责”的情况。故,对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逃税行为的主观目的认定应当有所不同,纳税人是基于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而扣缴义务人是基于侵占国家税款的目的。

  虚开抵扣主观目的。前述观点二认为,纳税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虽采取了虚开抵扣的手段,但主观上还是为了不缴、少缴税款,仍是基于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该观点认为,纳税人产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是纳税人履行的纳税义务。但实质上,销售方产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已经由购买方承担,只是因为征管的制度设计,由销售方对该环节的增值税进行申报缴纳。此时,纳税人采用虚开抵扣的手段造成实际上的少缴或不缴增值税,并不是逃避自身的纳税义务,而是将收到的增值税税款占为己有,将其看作“扣缴义务人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的逃税行为更为合适。

  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方式虚抵进项税额的主观目的。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项目,发生上述行为的纳税人,不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均使得自身实际上成为了终端消费者,而增值税税负又由终端消费者所承担,所以纳税人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纳税义务通过不进项转出等形式而造成该部分税款的少缴或不缴税款的行为,便不是“扣缴义务人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的逃税行为,而是纳税人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

  04、对“虚抵进项税额”的理解

  增值税作为一种价外税,自身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其申报缴纳的主体并不是税款的实际承担者,与其他税种存在着本质区别。对于观点一、观点二列举的行为,虽同样造成增值税税款的少缴或不缴,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只有当纳税人成为终端消费者,才是增值税税负的实际承担者,也才有缴纳增值税的义务,才能构成逃税罪的主体。虽然虚开抵扣的行为类似于“扣缴义务人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的逃税行为,但刑法上,对于扣缴义务人有明确的认定标准,虚开抵扣的行为人(或单位)不能认定为扣缴义务人,只能评价为纳税人。若将虚开抵扣的行为认定为逃税行为,势必只能对于虚开抵扣行为人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可以适用第四款的规定“不予刑事处罚”,而虚开抵扣的犯罪手段相较于其他逃税行为更加恶劣,所以这种认定标准明显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文义理解。《解释》第一条第三项列举了“虚列支出”“虚抵进项税额”和“虚报专项附加扣除的”三种逃税罪行为,其中“虚列”“虚抵”“虚报”均不是税务领域或司法领域中的专用词汇,这三个“虚”应作同义解释和一般的文义理解,即解释为“虚假”。若将“虚抵”的“虚”理解成“虚开”,那么“虚列”、“虚报”中“虚”字仍只能理解成“虚假”,明显地割裂了对于第三项的整体理解,且对“虚抵”做了扩大解释。

  罪刑法定。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如果采取虚开抵扣的手段构成逃税罪,那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行为便不存在。根据观点二的理解,纳税人在纳税义务范围内采用“虚开抵扣”造成税款损失的为逃税罪,超过部分的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如此理解,将出现两个悖论。一是纳税人取得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进行了认证抵扣,但因纳税人公司刚刚成立,没有销项税额或销项税额少,无法覆盖虚开的进项,按观点二应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纳税人销售额很大,覆盖了虚开的进项,应认定为逃税罪。而逃税罪因为有行政前置,所以在犯罪后果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明显重于逃税罪。但适用重罪或轻罪的标准,竟然取决于纳税人的其他合法行为,而非其自身的违法行为。二是如果销项税额无法覆盖虚开的进项,那么除企业申请留抵退税外,超出的部分是不会使国家税款遭受损失的,反而是通过虚开的进项抵扣掉的销项税额,实质上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损失,社会危害性更大。但社会危害性更大的行为却适用较轻的罪名,明显罪刑不符。综上,虚抵进项税额应当理解成虚假抵扣进项税额更为合适,对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进项发票抵扣造成的税款损失,应适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相关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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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3
作者:陈学智
来源:中国税务杂志社

解读“两高”涉税犯罪司法解释施行后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定性处理探析

今年3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以下简称《解释》)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了限缩,突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打击的对象是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核心功能而进行虚开的行为,目的是为了骗抵国家税款。《解释》施行后,税务机关对受票方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处理?笔者认为,应根据受票方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来分别认定,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责。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税务执法中几类常见案件的定性处理,以求避免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认定不一致而产生分歧,为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一体化衔接提供参考。

  关于受票方为对外虚开牟利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定性处理。A 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同时又通过收取手续费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此种情形下,受票方因对外虚开发票产生大量销项税额,为了减少自身税款的缴纳,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对外虚开牟利。该类企业没有真实的购进业务,其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不仅骗取了国家税款,还严重危害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税收征管秩序,应当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严厉打击。从法律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解释》第十条将“没有实际业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有实际应抵扣业务,但开具超过实际应抵扣业务对应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列入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情形。从典型案例看,“两高”发布的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典型刑事案例中,有一起金某某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金某某注册或购买空壳公司,在无任何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支付开票费,接受山东、浙江等地多家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金某某又通过虚构货物购销业务,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法院认为,金某某在没有真实交易情况下,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危害严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关于受票方为了少缴税款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定性处理。A公司购进货物,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与实际交易金额一致)申报抵扣增值税。此种情形下,受票方与开票方之间并不存在实际交易,但是A公司与其他人之间存在实际经营业务,因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故意取得虚开发票或者在知情的前提下接受实际交易方找他人代开的虚开发票,申报抵扣税款,造成少缴税款。笔者认为,该类案件应当定性为逃税而不是虚开。一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 号),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或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应当按逃税处理。二是根据《解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指以骗取税款为目的,虚构经营业务开具或者接受发票,核心在骗;逃税罪是以存在法定纳税义务为前提的,核心在逃。《解释》第一条明确将虚抵进项税额列为逃税罪的“欺骗、隐瞒手段”。A 公司虽然利用他人虚开的发票抵扣税款,但因其有实际业务发生,虚开行为是以逃避纳税义务为目的,应当区别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没有实际业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情形。三是对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市场主体,将其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的虚抵进项税额行为评价为逃税行为,是对经营主体的有效保护。逃税罪可以适用相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政策,有利于鼓励违法企业改过自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现代监管理念,彰显了执法的温度。

  关于受票方为了骗取出口退税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定性处理。A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将虚假进项发票作为申报出口退税凭证,骗取出口退税款。此类行为中,虚开发票是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是目的,应当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而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解释》第七条将使用虚开、非法购买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认定为“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在“两高”发布的“镇江某科技公司、洪某某、周某等骗取出口退税、深圳某贸易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法院认为,周某等人为骗取出口退税,让上游供货商为周某控制的镇江某科技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周某等人、镇江某科技公司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

  关于受票方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定性处理。A公司需要购进一批货物,王某自称为B公司业务经理,并向A公司提供了B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资料,验定货物质量后,A公司遂与B公司签订货物购销协议(协议上有B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及B公司公章),并取得B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来税务机关认定B公司开具的发票为虚开。A公司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对B 公司违法毫不知情,并向税务机关提供了货物的付款、运输、销售等证据,税务机关亦未取得相反证据。此时A公司既不存在“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行为,又不存在偷逃税款的故意,但是并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规定的“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情形。因为货物实际销售方是王某,而发票注明的销售方为B公司,如果对A公司定性为善意,无准确适用依据;如果不定性为善意,容易引发纳税争议且不公平。笔者认为,目前对善意的认定已不适用当前税收征管实际,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本身就是借鉴了民法中的“善意相对人”制度,即法律应当保护没有过错的第三人权利。如果购买方对于从销售方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存在主观过错,就应当定性为善意取得。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建议尽快对相关文件修订完善,主要从交易的真实性和受票方无主观过错两个方面明确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标准,便于基层税务机关操作执行,降低执法风险,减少涉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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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3
作者:中国税务
来源:中国税务杂志社

解读提起复议需缴税前置,如何通过纳税担保有效启动救济程序?

编者按:担保是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常见的信用增强手段,具有降低交易风险、保障债权实现的功能,对于企业的资金融通具有重要意义。而在税收行政领域,纳税担保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在需缴税前置才能启动复议程序的纳税争议中,纳税担保能够作为税款与滞纳金缴纳的“平替”,在保障国家税款征收的同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纳税担保试行办法》对纳税担保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自2005年颁布以来未进行过修订,对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担保物范围、确认担保的期限等争议未作出回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又因复议缴税前置的要求,基于纳税担保的可诉性,部分争议案件在提起权利救济之前就经历了对纳税担保成立与否的诉讼,形成“案中案”。本文以实践中两个与纳税担保确认相关的常见争议点切入,解析企业如何有效通过纳税担保完成纳税前置要求、顺利提起救济程序。

  01、对纳税争议事项提起复议需缴税前置,提供纳税担保能够减少资金占用、有效启动救济程序

  《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即对于“纳税争议”,纳税人需要先行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才能启动救济程序——提起行政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提起诉讼。纳税争议涵盖了税企争纷的大部分事项,如确认纳税主体、征税范围、减免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和税款征收方式等。

  在实践中,复议前缴税或提供担保的时间往往十分有限。《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发出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责令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5日”,因此,《税务处理决定书》中的解缴税款或提供纳税担保的期限通常设定为15日,常见的表述为“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XXX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你单位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向XXX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由此可见,在纳税争议事项中,纳税人提起行政复议的期限被限缩到15日,若在收到处理决定15日内未解缴税款或提供纳税担保,纳税人将丧失救济的权利。

  综上,考虑到保障国家税款足额入库,对纳税争议事项提起救济程序需要先行缴纳税款及滞纳金,而缴税的时间往往只有15日,不少争议案件涉案税额大、时间跨度长,相应的滞纳金金额也大,纳税人通常难以在15日内筹集用以解缴税款的现金,而纳税担保作为一项柔性的税收征管手段,能够在保障纳税人顺利行使救济权利的同时,也为国家税款的征收提供渠道。

  02、纳税担保的确认具有可诉性,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纳税担保物范围、纳税担保确认期限等争议

  纳税担保需经税局的确认与同意,因相关规定的不完善或税局的理解差异,实践中存在诸多因纳税担保的确认引发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纳税担保确认具有可诉性,且无需经过缴税前置或纳税担保,对于税局作出的不予确认纳税担保不服的,可以提起诉讼。下文进一步解析实践中纳税担保的两个常见争议问题:

  纳税担保需覆盖税款、滞纳金以及实现税款、滞纳金的费用。《纳税担保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了三类纳税担保形式,包括保证、抵押及质押,但相关条文规定较为简单,例如对于抵押的规定:

  关于担保物,一个较为常见的争议是已设立抵押权的抵押物能否办理纳税担保?例如,某企业在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后对主管税务机关的处理不服,拟对该纳税事项提起行政复议,因其没有足够的资金缴清税款及滞纳金,故该企业以其名下的房产提供纳税担保。房产价值1000万元,某银行作为第一抵押权人以在其上设立500万元的抵押,剩余价值足够覆盖案涉税款及滞纳金,但税务机关以其抵押物上已设立部分担保为由不予确认其纳税担保。实践中,对于已设立抵押权的抵押物,税务机关作为第二顺位的抵押权人,在设立抵押前,需要核查抵押财产的价值、第一抵押权人的债权金额等,在清偿阶段,还需与第一抵押权人协调,确保抵押权的实现,保证国家税款的足额征收。考虑到这些因素,部分税务机关采取谨慎的态度,不予认定已设立抵押权的担保物。但笔者认为,《纳税担保试行办法》并未明确排除资产的二次抵押,从保障纳税人救济权利及国家税款征收的角度看,税务机关应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对二次抵押物进行充分调查,符合要求的,应接受作为纳税担保。

  另一个常见争议是纳税担保的确认期限问题。《纳税担保试行办法》并未规定税务机关需在多少天内确认是否接受纳税人提供的担保,由此容易引发争议——例如,纳税人在15日内提供纳税担保,税务机关未在15日内明确回复是否确认该纳税担保,那么纳税人是否会因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税或提供纳税担保而就此丧失了提起复议的权利?在某房开公司与稽查局关于纳税担保的争议案件中,房开公司收到处理决定后15日内提起纳税担保,但稽查局未予回复,后企业在60日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并提起复议,复议机关以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提供担保为由不予受理复议申请,一审法院认为,行政相对人提出担保申请后,行政机关负有答复义务,在行政机关未答复期间,行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和期待行政机关答复。因此,纳税人提出纳税担保申请到解缴税款的期间应为该公司对纳税担保确认的期待时间,而其在期待时间里按处理决定缴纳税款、滞纳金,符合提起行政复议的纳税前置要求。笔者认为,纳税人提出纳税担保申请的,税务局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对于税务机关不予答复的行为,可以就其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而对于因纳税人因不服税务机关不予确认纳税担保的行政行为而提起诉讼的,原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应当自行政诉讼提起之日起中止计算,以维护纳税人的救济权益。

  03、纳税人如何通过纳税担保有效启动救济程序?

  由前文可以看到,对于需要缴税前置才能提起救济程序的争议事项,纳税担保的期限十分紧张,而又因政策不明确、税企存在理解偏差等问题存在很多争议,能否办理纳税担保对行政相对人的复议救济权行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进而对税务处理决定能否接受复议及诉讼的审查起到重要作用,将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因此,纳税人应准确理解与适用纳税担保,通过纳税担保实现行政复议救济程序的启动,纳税人可以关注以下要点:

  一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纳税担保,目前关于提供纳税担保的期限、税局确认纳税担保的期限、纳税人提起行政复议的期限存在诸多不同理解,纳税人在收到处理决定书时,应及时考虑是否提起救济程序,若要以担保形式实现缴税前置的,应与税局确认提供纳税担保期限、若需要进行补正能否中止期限的计算等;二是选择合适的担保物,尽量选择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亦不存在被依法被查封、扣押等情形的不动产或动产进行担保,及时完成资产价值的评估;三是依法办理纳税担保手续,填写纳税担保书和纳税担保财产清单,由纳税人签字盖章并经税务机关确认。归言之,纳税人在拟提起复议、提供纳税担保之时,应明确税局执法口径,尽量避免因纳税担保确认的争议形成“案中案”,影响实体争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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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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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税

解读租赁:先判断交易情形,再确定税会处理方式

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时常会涉及经营租赁和售后回租等租赁业务。在具体的财务和税务处理时,很可能存在税会差异。基于此,笔者建议企业,在准确判定租赁业务性质的基础上,按照会计准则和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作出规范处理。

  情形一:租金是否属于提前一次性支付

  ◆典型案例◆

  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3年6月30日与承租人B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为2023年7月1日—2026年6月30日,年租金为12万元(不含增值税,下同),增值税税额为1.08万元。合同约定:3年租金分两次支付,在合同签订日支付50%,剩余50%在合同到期日一次性付清。

  ◆会计处理◆

  在会计处理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第四十五条规定,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出租人应当采用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将经营租赁的租赁收款额确认为租金收入。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因使用租赁资产所产生经济利益的消耗模式的,出租人应当采用该方法。即在会计上,对经营租赁租金收入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的实现。

  本案例中,A公司可以采用直线法分期确认租金收入。合同约定年租金为12万元,且2023年7月1日为起租日。因此,A公司于2023年应确认租金收入6万元,2024年应确认租金收入12万元,2025年应确认租金收入12万元,2026年应确认租金收入6万元。需要提醒的是,预收租金不论是否开具发票,均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税务处理◆

  在税务处理上,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也就是说,企业在税务处理时,须按照合同约定的应收取租金时间和金额,确认当期企业所得税收入。

  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据此,企业可以一次性确认收入,也可以选择分期确认收入。

  本案例中,A公司分两次收取租金,不符合“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条件,因此不能分期均匀确认收入,应按合同约定的应收取租金时间和金额,确认当期企业所得税收入。

  ◆差异分析◆

  租金的税会差异,主要体现在税法和会计上对收入确认时间规定的不同。本案例中,房屋租赁期为2023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涉及收入确认时间为4个年头。第一年,会计确认收入6万元,企业所得税应确认收入18万元,产生税会差异12万元,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需要作纳税调增处理;第二年、第三年,会计确认收入12万元,企业所得税确认收入0元,产生税会差异12万元,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需要作纳税调减处理;第四年,会计确认收入6万元,企业所得税应确认收入18万元,产生税会差异12万元,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需要作纳税调增处理。

  笔者提示,企业在跨年度一次性收取租金时,可选择分期确认收入的方式,即保持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一致,尽量减少税会差异。同时,建议纳税人做好税会差异的台账登记,确保整个租金期间整体的税会差异计算正确。

  情形二:售后回租是否构成销售

  ◆典型案例◆

  C公司是一家工业生产企业,采用售后回租方式销售M机器设备。2023年1月1日,C公司与D公司同时签订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约定按115万元出售M机器设备,在未来10年内,M机器设备由C公司租回,每年租金10万元。根据交易的条款和条件,C公司转让M机器设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中关于销售成立的条件。M机器设备在销售当日的市场价值为100万元,M机器设备账面净值为80万元。

  ◆会计处理◆

  在会计处理上,新会计准则要求首先按照收入准则的规定,评估确定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是否属于销售,再分别予以处理。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不属于销售的,承租人应当继续确认被转让资产,同时确认一项与转让收入等额的金融负债;出租人不确认被转让资产,但应确认一项与转让收入等额的金融资产。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属于销售的,新会计准则将该业务作为资产销售和租赁两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如果销售对价的公允价值与资产的公允价值不同,或者出租人未按市场价格收取租金,则承租人应当将销售对价低于市场价格的款项作为预付租金进行会计处理,将高于市场价格的款项作为从出租人获得额外融资进行会计处理;同时,承租人按照公允价值调整相关销售利得或损失,出租人按市场价格调整租金收入。

  本案中,C公司转让M机器设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中关于销售成立的条件,应将售后回租业务分别按照资产销售和租赁两项交易进行处理。其中资产销售环节,按照市场价格100万元确认销售,高于公允价值的部分15万元作为额外融资计入长期应付款,在租赁期间按照实际利率计入财务费用,并仅就转让至D公司的权利确认相关利得和损失。假设10年租金的付款额现值为60万元,与租赁相关的付款额需要剔除额外融资部分15万元,即60-15=45(万元)。出售M机器设备全部利得为100-80=20(万元),其中与M机器设备使用权相关利得为20×(45÷100)=9(万元),与出售M机器设备权利相关的利得为20-9=11(万元),会计上应确认资产处置损益11万元。

  ◆税务处理◆

  在企业所得税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3号)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人出售资产的行为,不确认为销售收入,对融资性租赁的资产,仍按承租人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计提折旧。租赁期间,承租人支付的属于融资利息的部分,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在税前扣除。由此可见,融资性售后回租在企业所得税上实行“一刀切”,一律视同融资对待,不确认为销售收入,租赁期间按照实际利率计算的未确认融资费用,计入财务费用予以税前扣除。

  ◆差异分析◆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按照收入准则评估不属于销售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一致,按照融资情形对待,不存在税会差异。如果企业(卖方兼承租方)按照收入准则的规定,确认售后回租交易中的资产转让属于销售的,会计上需要将售后回租业务分别按照资产销售和租赁两项交易进行处理,而企业所得税上仍作为融资处理,由此产生了税会差异。

  税会差异主要体现在:会计上确认资产处置损益,而企业所得税上不确认;会计确认使用权资产所计提的折旧在企业所得税上不确认,企业所得税仍按承租人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税前扣除;承租人租赁期间融资利息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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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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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税务报

解读部分植物油不能适用增值税低税率

根据我国增值税相关法律法规,多数食用植物油可以适用低税率,特殊情况下还可享受免税优惠。但是,也有一些食用植物油需要适用增值税一般税率计算缴税。在日常生活中,食用植物油的种类较多,部分纳税人对如何准确适用增值税税率产生疑问。

  部分食用植物油适用增值税低税率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因此,原适用10%税率的食用植物油,税率调整为9%,不适用13%的一般税率。

  《增值税部分货物征税范围注释》(国税发[1993]151号)明确,植物油是从植物根、茎、叶、果实、花或胚芽组织中加工提取的油脂。食用植物油仅指芝麻油、花生油、豆油、菜籽油、米糠油、葵花籽油、棉籽油、玉米胚油、茶油、胡麻油,以及以上述油为原料生产的混合油。同时,根据现行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棕榈油、棉籽油、茴油、毛椰子油、核桃油、橄榄油、花椒油、杏仁油、葡萄籽油和牡丹籽油均属于食用植物油。

  在特殊情况下,纳税人销售食用植物油还可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征免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198号)规定,对销售食用植物油业务,除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的销售继续免征增值税外,一律照章征收增值税。据此,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的销售可享增值税免税优惠。

  部分植物油适用增值税一般税率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产品从名称上看似乎是植物油,但并不在相关规范性文件确认的名单中,应该适用增值税一般税率。比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1]248号),国税发[1993]151号文件对“食用植物油”的注释中,就未包含薄荷油。

  除了薄荷油,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亚麻油等出口货物退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974号),亚麻油系亚麻籽经压榨或溶剂提取制成的干性油,不属于《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所规定的“农业产品”,不能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肉桂油、桉油、香茅油增值税适用税率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5号)进一步规定,肉桂油、桉油、香茅油同样不属于《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中农业产品的范围,不能适用增值税低税率。

  此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皂脚适用增值税税率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0号)明确,皂脚是碱炼动植物油脂时的副产品,不能食用,主要用作化学工业原料。因此,皂脚不属于食用植物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环氧大豆油、氢化植物油增值税适用税率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3号)规定,环氧大豆油、氢化植物油不属于食用植物油的征税范围。

  根据上述规定,薄荷油、亚麻油、肉桂油、桉油、香茅油、皂脚、环氧大豆油和氢化植物油均不属于食用植物油,不能适用9%增值税低税率,应按现行增值税规定适用13%增值税税率。此外,猪油及其他动物油脂是动物油,不是植物油,也不能适用9%增值税低税率,而应适用13%增值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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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0
作者:邹水贤
来源:中国税务报

解读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注意分清四种常见情形

前段时间,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企业改制重组及事业单位改制有关印花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4年第14号,以下简称14号公告),明确了支持企业改制重组及事业单位改制的相关印花税政策,第一条就是有关营业账簿的规定。

  营业账簿是单位记载生产经营活动的财务会计核算账簿,分为记载资金的账簿和其他账簿。对营业账簿征收印花税,不仅能够证明营业账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且能够保证交易双方的权益,有助于促进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印花税法实施以后,营业账簿印花税的征税对象只保留了营业账簿中记载资金的账簿,其他营业账簿不再征收印花税。也就是说,营业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为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的合计金额,法定税率为万分之二点五。

  情形一:改制重组后成立新企业

  宁波港2024年8月24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其全资子公司宁波北仑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实施存续分立。截至2024年8月23日,宁波北仑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和宁波越海码头经营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并取得了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存续分立已经完成。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分立重组,宁波越海码头经营有限公司是重组过程中新成立的企业,新成立的企业必然会启用新的营业账簿。

  对于上述企业重组中成立的新企业,以及事业单位改制过程中成立的新企业,14号公告第一条第(一)款明确,其新启用营业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原已缴纳印花税的部分不再缴纳印花税,未缴纳印花税的部分和以后新增加的部分,按规定缴纳印花税。

  举例来说,假设2020年自然人甲和有限责任公司乙共同出资设立A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51%和49%,A公司的实收资本为1亿元,成立当年已缴纳印花税2.5万元。随着业务不断拓展、规模不断扩大,A公司需要将深加工业务单元分立出去,并对该业务单元的资产进行了评估,2024年10月分立新设B公司。B公司实收资本为3000万元,资本公积为5000万元,全部为股东为保证公司运营而按照出资比例新增的投资,自然人甲和乙公司对B公司的持股比例仍为51%和49%。分立后,A公司的实收资本为7000万元。

  那么,B公司属于企业重组过程中成立的新企业,其营业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中,实收资本3000万元已经缴纳过印花税,因此只需要就未缴纳过印花税的部分5000万元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税率为万分之二点五,应缴纳印花税50000000×0.25‰=12500(元)。假设两年后B公司引入其他股东,增加注册资本2000万元,协议约定新股东实际出资6000万元,其中2000万元计入实收资本,40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那么,B公司因引入新的股东,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新增6000万元,需要再缴纳印花税60000000×0.25‰=15000(元)。

  情形二:破产重整中实行债转股

  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特别是破产重整过程中,可能涉及债权转股权的业务。

  例如,M公司在2024年10月发布公告,该公司所属N公司的债务人L公司2022年进入重整程序,2024年10月完成,N公司申报并被管理人确认债权66885536.69元。根据重整计划,L公司重整采用“现金+债转股+引入重整投资人”模式,其中现金偿还532927.68元,其余债权按照21.48%的清偿比率转股,预计金额为14231060.41元。也就是说,N公司获得L公司14231060.41元的股东份额。

  针对债转股业务,14号公告第一条第(二)款明确,企业债权转股权新增加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应当按规定缴纳印花税。对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重组项目中发生的债权转股权,债务人因债务转为资本而增加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免征印花税。

  上例中,L公司因债转股而增加实收资本(股本)14231060.41元,应按照14号公告等规定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适用税率为万分之二点五。也就是说,L公司应缴纳印花税14231060.41×0.25‰=3557.77(元)。

  除上述印花税事项外,上市公司的债转股业务,可能会出现债转股的股票价格高于市场交易价格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债务人会出现债务重组收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此次重组收益应确认为企业所得税收入,纳税人应准确核算重组收益,并按照规定申报企业所得税。

  情形三:资产评估后出现增值

  在企业改制重组、事业单位改制过程中,一般需要对资产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时,可能会出现相关主体持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商标权、股权等资产评估增值的情况。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评估增值部分一般应计入实收资本(股本)和资本公积当中。

  对此,14号公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企业改制重组以及事业单位改制过程中,经评估增加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应当按规定缴纳印花税。

  例如,P公司在2024年10月以同一控制下合并方式取得了T公司45.71%的股权。P公司和T公司双方在合并日完成了土地评估,P公司根据评估报告调整股权对价,增加资本公积702.42万元。也就是说,P公司因T公司土地评估增值,增加了长期股权投资702.42万元,同时增加了资本公积702.42万元。因资本公积增加,P公司需要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7024200×0.25‰=1756.05(元)。

  笔者提醒,并不是所有的评估增值都需要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只有增加值计入实收资本(股本)和资本公积的部分,才会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例如,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资产负债表日一般会有评估。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评估增资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贷方,这种变动是不需要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的。

  情形四:其他科目资金转为实收资本

  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还可能存在其他会计科目记载的资金转为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的情况。例如,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股东对企业的捐赠、转增资本等业务,均可能产生实收资本(股本)和资本公积的增加。

  对此,14号公告第一条第(四)款明确,企业其他会计科目记载的资金转为实收资本(股本)或者资本公积的,应当按规定缴纳印花税。举例来说,H公司投资G公司,持股比例30%,H公司使用权益法核算对G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2023年G公司当年发生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业务,增加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100万元,H公司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的规定,2023年年底增加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30万元,同时增加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30万元,此时H公司因上述资本公积金额增加需要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应纳税额为300000×0.25‰=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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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20
作者:张士伟-高立润-赵岩
来源:中国税务报

解读关联企业间典型债权融资业务税收问题研究

在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融资活动是支撑其运营的关键环节,但融资过程中的税收问题常常被忽视,导致企业在面临税务检查时处于被动局面。本文旨在研讨关联企业间典型债权融资业务中潜在税收问题,以期帮助企业在融资活动中更好地遵守税法规定。

  一、关联企业间的有偿借贷

  (一)增值税处理

  1.资金借出方。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附件1规定:“金融服务,是指经营金融保险的业务活动。包括贷款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贷款,是指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而取得利息收入的业务活动”。因此,资金借出方应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并按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

  2.资金借入方。根据36号文附件2规定:“纳税人购进的贷款服务,及接受贷款服务向贷款方支付的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等费用,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资金借入方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企业所得税处理

  1.资金借出方。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五)项所称利息收入,是指企业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构成权益性投资,或者因他人占用本企业资金取得的收入,包括存款利息、贷款利息、债券利息、欠款利息等收入”。因此,资金借出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利息收入的实现。

  2.资金借入方。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相关规定,资金借入方需考虑两个标准计算限额,一是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可据实扣除;二是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不超过金融企业5:1,其他企业2:1的比例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扣除。企业能够按照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其境内关联方的除外。

  (三)印花税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借款合同按借款金额的0.05‰缴纳印花税。借款合同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不包括同业拆借)的借款合同。因此,企业关联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不属于印花税征收范围,不缴纳印花税。

  二、关联企业间的无偿借贷

  (一)增值税处理

  1.一般处理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情形视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一)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因此,关联企业间无偿借款,资金借出方应视同销售申报缴纳增值税。资金借入方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企业集团内资金无偿借贷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0号)规定:“自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企业集团内单位(含企业集团)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行为,免征增值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8号分2次延长该优惠政策至2027年12月31日。因此,企业集团内单位资金无偿借贷行为,在政策有效期内可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关于集团内单位认定,应基于《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取消企业集团核准登记等4项行政许可等事项衔接工作的通知》(国市监企注[2018]139号)第一条判断,对于该通知下发前已经取得《企业集团登记证》的企业集团,借贷双方应登记为同一企业集团成员;对于尚未取得《企业集团登记证》的,企业集团应将集团名称及集团成员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即借贷双方应在同一企业集团公示的成员名单中。若上述情况均不符合,按规定不能享受集团内单位无偿借贷资金增值税免税政策优惠。

  (二)企业所得税处理

  1.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包括无偿借入资金)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6号)第三十八条规定:“实际税负相同的境内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只要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原则上不作特别纳税调整。”

  因此如果资金借出方企业所得税税负不高于借入方,不会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原则上税务机关不作特别纳税调整。

  2.资金来源于有偿借入资金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如果资金借出方无偿借出的资金是有偿借入的,税务机关会认为企业借入资金实际给予他人使用,对应支付的贷款利息支出属于与收入无关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三)印花税处理

  印花税税务处理同关联企业间有偿借贷,企业关联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不属于印花税征收范围,不缴纳印花税。

  三、资金池管理

  为提高集团内资金利用效率,加强内部资金的整合和平衡,越来越多集团企业的资金管理从分散模式向集中模式转变,以设立资金池的方式,将下属成员单位的银行账户统一并入现金资金池中,并由集团公司一起统一管理,再根据集团经营需要划拨给集团内成员企业。

  (一)无偿资金池业务

  1.增值税处理

  (1)子公司无偿向母公司上划资金

  对于子公司资金上划至母公司是否属于资金拆借行为,实务中存在争议,一方观点认为:资金池业务与一般的公司间借贷不同,子公司上划资金后,在集团公司的监管下可以自由支配各自在资金池内的资金的,其资金使用模式类似公司在银行的存款,所以如果将子公司上划至资金池中的资金确认为存款,由于存款利息不征收增值税,子公司取得存款利息收入或未收取利息,均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另一方观点认为:上海、安徽等地的税务机关曾明确回复,属于不征税项目的存款利息是指存储在国家规定的吸储机构所取得的存款利息,而集团母公司不属于国家规定的吸储机构,且通过母公司资金集中管理导致了不同法人实体账户间资金的转移和占用,实际形成了企业之间的资金借贷,子公司应根据36号文规定,按照贷款服务申报缴纳增值税。

  笔者认为,在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子公司向母公司上划资金存在被税务机关认定属于企业间资金借贷行为,子公司需按照贷款服务补缴增值税税款风险。与此同时,即便被认定为资金借贷行为,若属于财税[2019]20号第三条规定的企业集团内单位(含企业集团)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行为,在2019年2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之间可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2)母公司无偿向子公司下划资金

  子公司使用资金超过存放于母公司账户的资金数额,即透支使用资金,应属于资金拆借行为。增值税处理同上述关联企业间无偿借贷情形增值税处理。

  2.企业所得税处理

  (1)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包括无偿借入资金)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关联方之间发生无偿提供资金借贷服务,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视同销售,视同销售额根据《关于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80号)规定,按照公允价值确定,即资金划出方应视同销售确认利息收入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但根据《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6号)第三十八条规定,实际税负相同的境内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只要该交易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原则上不作特别纳税调整。

  因此,如果资金划出方企业所得税税负不高于划入方,不会导致国家总体税收减少,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进行特别纳税调整。

  (2)资金来源于有偿借入资金

  如果资金划出方无偿划出的资金是有偿借入的,无偿划出时又未申报视同销售收入,则税务机关可能会认为企业借入资金实际给予他人使用,对应支付的贷款利息支出属于与收入无关支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相关规定,资金划出方借入资金支付的利息需要纳税调增。同时该项调整税务机关只针对资金划出方进行单向调整,无需考虑母子公司双方实际税负情况,因此建议若资金来源于有偿借入资金,资金划出方应选择有偿方式提供资金,减少税务损失。

  3.印花税处理

  通过集团内部结算中心进行的资金集中管理,母子公司作为借贷资金的双方均不属于金融机构,因此签订资金借贷合同并不属于印花税应税凭证,无需申报缴纳印花税。如果借贷资金双方通过商业银行单独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则商业银行及借款人需要按照借款合同申报缴纳印花税。

  (二)有偿资金池业务

  1.增值税的税务处理

  子公司有偿向母公司上划资金:对于子公司上划至母公司是否属于资金拆借行为,目前实务中存在争议,具体分析见“场景一无偿资金池业务”。

  母公司有偿向子公司下划资金:是指子公司使用资金超过存放于母公司账户资金,即透支使用资金,应属于资金拆借行为,母公司取得利息收入应申报缴纳增值税,如果集团母公司与成员单位借贷资金行为属于6号文附件3第一条第十九款规定的统借统还业务,则贷款方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2.企业所得税处理

  从收入端看,资金划出方收取利息收入应申报所得,并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上划资金与下划资金均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利率。对于上划资金,如果被认定为资金拆借,则集团母公司向成员单位按照存款利率支付利息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需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调整应税收入,如果认定为存款利息,则参考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收取的利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无需纳税调整。

  从支出端看,划入方支付利息,在取得贷款服务增值税发票后,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但需注意符合关联方借款利息扣除限额规定。

  3.印花税税务处理

  具体印花税的税务处理,与偿资金池业务基本相同。

  四、统借统还

  集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集团内的母公司和子公司各自都有向金融机构融资的需要,如果各自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业务,融资成本较高,而资信条件不好的子公司,可能也很难申请到银行贷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由企业集团统一对外融资,根据所属成员企业经营需要分配资金、使用资金,所属成员企业向企业集团支付利息,由企业集团统一与金融机构结算的模式应运而生。

  (一)增值税处理

  根据36号文附件3规定:“统借统还业务,是企业集团或者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向金融机构借款或对外发行债券取得资金后,将所借资金分拨给下属单位(包括独立核算单位和非独立核算单位,下同),并向下属单位收取用于归还金融机构或债券购买方本息的业务”。“企业集团向金融机构借款或对外发行债券取得资金后,由集团所属财务公司与企业集团或者集团内下属单位签订统借统还贷款合同并分拨资金,并向企业集团或者集团内下属单位收取本息,再转付企业集团,由企业集团统一归还金融机构或债券购买方的业务”。

  统借统还业务中,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以及集团所属财务公司按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向企业集团或者集团内下属单位收取的利息,属于免税利息收入。统借方向资金使用单位收取的利息,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的,应全额缴纳增值税。

  因此,集团企业为了解决下属单位资金周转问题,向金融机构贷款后分拨给下属单位,其利息收入若要符合统借统还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1)统借统还的前提是企业集团。

  (2)统借方必须是企业集团或者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

  (3)资金来源受到严格限制,必须是向金融机构借款或对外发行债券取得资金。

  (4)借款双方属于集团企业内统借方直接分拨贷款给资金需求方,不得通过集团企业内其他单位向统借方借款再进行转贷给资金需求方,贷款资金流向与还款资金流向需符合拨付路径规定。

  (5)融资主体统借方向集团内部其他企业借出资金的利率不得超过向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利率。

  (6)统借统还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应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企业所得税处理

  《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和其他税收相关规定对利息的税前扣除作了相关明确,笔者总结如下。第一,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二,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为: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第三,房地产企业的企业集团或其成员企业统一向金融机构借款,分摊给集团内部其他成员企业使用的,借入方如果能出具从金融机构取得借款的证明文件,可以在使用借款的企业间合理地分摊利息费用,使用借款的企业分摊的合理利息准予在税前扣除。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因此,对实行统借统还办法的企业集团,支付利息方向统借方支付的利息支出,凭统借方开具的利息发票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三)印花税处理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规定:“借款合同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成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不包括同业拆借)的借款合同。”因此,统借方与金融机构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应由统借方、金融机构按照借款金额万分之零点五缴纳印花税。

  2.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2号)规定:“采用委托贷款方式书立的借款合同纳税人,为受托人和借款人,不包括委托人。”因此,统借方与企业集团所属财务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不需要缴纳印花税。

  3.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财务公司是指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依托企业集团、服务企业集团,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此,企业集团所属财务公司与资金使用方签订的统借统还贷款合同应缴纳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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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19
作者:崔人文
来源: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解读非贸付汇之服务费or特许权使用费涉税分析

前言

  当前,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进程的加速,跨境交易愈发频繁,对外支付的费用类型也日益丰富多样,前面小必也曾以花果山控股集团遇到的非贸付汇案例进行了不同税务处理的讲解,详见“一文看懂非贸易类型付汇的不同税务处理”。

  本次我们就以案例的方式单独讲容易混淆的服务费和特许权使用费如何判定,以及相关涉税处理。

  案例1:人力资源培训服务

  甲方(境内企业):为了提升员工在项目管理、技术创新及团队协作方面的能力,决定引入专业的人力资源培训服务。

  乙方(法国企业):一家专业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公司。

  服务内容

  乙方根据甲方的具体需求,量身定制了一套包含项目管理最佳实践、创新思维工作坊、高效团队协作技巧等内容的培训方案,并采用线上直播与线下研讨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知识产权归属

  合同中明确规定,乙方在提供培训服务过程中使用的专有技术和知识属于乙方所有,甲方仅享有接受培训的权利,无权复制、传播这些技术和知识。

  服务收费

  合同收费金额为5万欧元,本协议项下的服务费为扣除中国境内应缴纳增值税后的余额。

  对于该项合同,首先判定乙方是提供的一项主动所得(培训服务),还是一项被动所得(特许权使用费),再根据所得的类型来确定涉税流程。

  根据该合同中知识产权归属条件可以判定,服务提供方未转让专有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仅是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使用了其掌握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不属于特许权使用费,是提供的一项设计服务。

服务费对外支付的分析流程

1.png


  步骤一:确定服务类型

  该合同为培训服务。

  步骤二:判断增值税是否需要扣缴

  增值税只有境外单位或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才不缴纳,本案例中乙方需要到境内进行线下研讨和培训,且消费地也在境内,需要缴纳增值税。

  1.判断适用汇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纳税人按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的,其销售额的人民币折合率可以选择销售额发生的当天或者当月1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纳税人应在事先确定采用何种折合率,确定后1年内不得变更。

  假设本案例下甲方选择当月1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在支付当月1日的汇率为:1欧元≈7.8659人民币

  2.计算应纳税额

  本案例中5万欧元为不含增值税价格,则应纳税额=不含税价格×增值税税率=5万欧元*7.8659*6%=2.36万元(人民币)

  步骤三:判断是否构成常设机构

  我们按以下流程图进行判断。

2.png



  该案例中乙方有发生人员派遣到境内,且中法有签订税收协定,根据税收协定,劳务型常设机构,需要判断境外企业通过雇员或其他人员在我国境内提供同一项目或关联项目在任何12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为限。

  假设乙方在该项目中派遣人员到境内仅待了30天,则不构成常设机构,无需扣缴企业所得税。

  案例2:软件开发与维护服务合同

  甲方(境内企业):需要定制软件开发及后续维护服务的企业。

  乙方(香港企业):一家拥有先进软件开发技术和专业团队的科技公司。

  服务内容

  乙方同意根据甲方的具体需求,利用其掌握的编程语言(如Java、Python)、框架(如Spring Boot、Django)、数据库技术(如MySQL、MongoDB)以及云计算技术(如AWS、Azure)等专门知识和技术,为甲方开发一套定制化的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并提供为期一年的系统维护服务。

  知识产权归属

  合同中明确规定,所有开发完成的软件代码、设计文档、技术资料等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除非双方另有书面协议明确转让给甲方。

  服务限制

  乙方仅提供软件的开发和维护服务,不向甲方转让或许可其使用的任何技术、软件工具或框架的源代码、使用权或所有权。甲方仅获得软件的使用权,并需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使用软件。

  技术支持与培训

  乙方可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培训,以帮助甲方人员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软件,但这并不构成技术的转让或许可。

  对于该项合同,首先也是要判定乙方是提供的一项主动所得(技术服务),还是一项被动所得(特许权使用费),再根据所得的类型来确定涉税流程。

  从服务内容来看,香港企业提供的是一项软件开发服务,那是否就跟案例1一样提供的是一项主动所得——技术服务费呢?

  根据国税函[2009]507号:

  如果服务提供方提供服务形成的成果属于税收协定特许权使用费定义范围,并且服务提供方仍保有该项成果的所有权,服务接受方对此成果仅有使用权,则此类服务产生的所得,适用税收协定特许权使用费条款的规定。

  由于该项服务的成果软件系统为专有技术和秘密程序,包含在税收协定特许使用权的范围内,且乙方保有成果的所有权,甲方仅有使用权,所以该项所得为特许权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技术转让)对外支付的分析流程

3.png

  与案例1的差异主要是预提所得税扣缴差异,判断为特许权使用费后,境内企业就需要进行源泉扣缴,一般适用税率为10%,因内地与香港有税收安排,特许权使用费可享受7%的协定税率,则应按照不含税价的7%进行预提所得税扣缴。

  特别提醒

  对于转让专有技术使用权涉及的技术服务活动相对一般特许权使用费又有个特殊规定,就是当提供方在境内构成常设机构,则应适用营业利润(主动所得)的条款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参照案例1劳务型常设机构的判断原则,如果提供同一项目或关联项目在任何12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则构成常设机构,需要对前述按照特许权使用费扣缴的预提所得税按照营业利润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小必提醒

  有时候一项业务到底是服务费还是特许权使用费在判定上会存在很大争议,例如提供一项定制化设计服务、市场拓展服务(含客户名录)等,需要根据合同条款及实际执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具体判断,提前确定纳税义务,确定税款承担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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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19
作者:史宣珍
来源:税律风云

解读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扩围研究——基于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视角

我国2019年开始实施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将之前分别课征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共4项劳动所得纳入综合所得征收(姜英爱,2023),适用7级超额累进税率;而经营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等5项所得依然维持了之前的分别课征方式。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税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目标(李旭红 等,2021)。然而,由于贫富差距等问题仍然存在,为了更好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进一步确定了“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任务,并指明了“推进扩大综合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的具体改革方向。鉴于个人经营所得的劳动所得特性以及个人经营所得课税模式的国际实践等因素,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应是我国个人所得税下一步“推进扩大综合征收范围”的首选之举。

  一、个人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的必要性

  (一)从产生来源看,个人经营所得更多源于个人的劳动投入

  马歇尔的“四位一体”生产要素分配理论认为,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托土地、劳动、资本、组织(经营者才能)四类生产要素,最终各要素投入者分别以地租、工资、利息、经营利润形式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价值分配。实践中,个人经营活动是个人资本、劳动等诸生产要素投入的重叠,个人经营活动所得,部分是由经营者的劳动和管理创造的,部分是由经营者的资本投入产生的。因此,个人经营所得兼具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双重属性,但更多属于劳动所得。

  因为,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资本投资者获取资本所得不同,个人经营者显然无法只通过投入资本要素而被动地等待经营所得的产生。相反,他们必须在投入资本要素后,对自己的企业或作坊进行经营和管理。通常而言,个人经营者只有在既投入资本又投入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含经营管理才能)后才有可能获得经营所得。并且,相对于资本投入,经营者的劳动投入对经营所得的产生更具决定作用。从这一视角看,个人经营所得的产生更多地来源于经营者的劳动投入。

  (二)从国际实践看,将个人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是实行二元或综合模式个人所得税国家的普遍做法

  本文的考察发现,各国对兼具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双重属性的个人经营所得的课税模式主要有五种:一是经营所得与其他各类所得分别按类课税(如柬埔寨和我国2018年之前的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二是经营所得与其他劳动所得合并的综合劳动所得分别按经营所得和综合劳动所得课税(如越南和我国现行的课税模式);三是将经营所得分解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再与其他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合并后,分别按综合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课税(如芬兰);四是将经营所得与其他各类劳动所得汇总,按综合劳动所得课税(如丹麦、瑞典);五是将经营所得与其他劳动所得、资本所得等各项所得全部汇总,按综合所得课税(如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采用二元模式的芬兰、丹麦、瑞典和挪威4个国家,对个人经营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的初期采取的是第三种模式。但实施中发现,这种拆分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做法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由于技术要求高、分离工作繁杂,大大增加了税收征管成本,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所得适用的税率低于劳动所得的平均税率,促使不少纳税人想方设法将部分劳动所得转化为资本所得,以寻求税收套利,进而导致效率的无谓损失。因此,丹麦和瑞典放弃了分离个人经营所得分别课税的做法,转而采用了第四种模式;挪威自2006年起,将个人经营所得中超过投资资本的无风险利息部分一律作为劳动所得课税(李林木,2012)。目前,只有芬兰坚持拆分经营所得中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分别课税的做法。至于采取个人所得税综合模式的国家,对个人经营所得的课税均采用第五种模式,即将个人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一并征税。

  上述分析表明,纵然个人经营所得兼具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双重属性,但是:一方面,该所得的产生更多依赖个人体力和脑力劳动付出;另一方面,国际实践也证明,将经营所得严格分离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分别课税面临技术难题和效率损失。因此,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将个人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课征的做法。

  目前,我国对个人经营所得课税采取的是第二种课税模式。然而,我国对个人经营所得独立于综合劳动所得之外的课征,造成同为劳动所得的经营所得和综合劳动所得的税负不同,容易诱发纳税人将综合劳动所得转化为经营所得进行税收套利,导致个人所得税调节职能和收入职能被弱化。基于我国渐进式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我国对于个人经营所得的课征应从第二种课税模式转向第四种课税模式,即将个人经营所得纳入综合劳动所得——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综合所得”课税。

  二、我国目前个人经营所得未纳入综合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我国2019年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将同为劳动所得的个人经营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4项综合所得分别课税,采取不同的累进税率,加上自2021年以来对个人经营所得实施的减半征收优惠政策,使得经营所得与综合所得的税负水平悬殊。此外,现行税法对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的界定不清等问题,为纳税人将劳务报酬所得转化为经营所得进行税收套利留下了法律空隙。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个人所得税的调节职能被弱化。

  (一)经营所得与综合所得分别课税造成同为劳动所得但税负不同

  经营所得和综合所得的税负差异体现在二者适用不同的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方面。

  1.适用税率不同导致税负不同。我国对个人经营所得和综合所得均适用超额累进税率,但存在以下不同:综合所得适用7级超额累进税率,经营所得适用5级超额累进税率;经营所得没有25%、45%两档税率;经营所得不同税率间的级距比综合所得窄。这就意味着,当所得在一定的范围内时,经营所得税负高于综合所得;当所得超过某一水平时,经营所得税负会低于综合所得。从应纳税所得额1万元起、按照每隔1万元取值测试经营所得和综合所得税负水平,可得出现行经营所得和综合所得的税负率变动及差异情况。具体见图1(略)。

  从图1(略)可以看出,经营所得法定税负率曲线与综合所得法定税负率曲线的交点是A,其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16.42万元。这就意味着,当经营所得与综合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均为116.42万元时,经营所得与综合所得的税负相等;当经营所得与综合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均小于116.42万元时,综合所得的税负小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二者的平均税负比为0.89∶1,平均税负差异为11%;当经营所得与综合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均大于116.42万元时,综合所得的税负大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二者的税负差距会随着应纳税所得额的增加逐步扩大,最大差异近30%。

  2.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税负差异。截至2022年9月底,我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1.11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带动就业近3亿人,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其中79.4%的个体经营者月营业收入不到1万元。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税负会高于综合所得税负。为促进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针对个体工商户的税收优惠政策: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减半征收优惠政策实施后,综合所得税负高于经营所得税负,当二者的应纳税所得额均为200万元时税负差异达到峰值,综合所得的税负率(35.90%)比经营所得的税负率(15.86%)高20.04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经营所得和综合所得的税率差异,导致二者同为劳动所得但税负因应纳税所得额小于或大于税负均衡点(应纳税所得额为116.42万元)而使经营所得税负大于综合所得税负或综合所得税负大于经营所得税负,有违税收公平原则;而对经营所得的减半征收优惠政策,使得经营所得税负不论应纳税所得额如何发生变化,其税负均小于综合所得税负。

  (二)经营所得和综合所得税负差异引发纳税人将综合所得转为经营所得,以寻求税收套利,导致个人所得税的调节职能弱化

  在综合所得税负明显高于经营所得税负的前提下,纳税人会将综合所得转为经营所得,以寻求税收套利。而纳税人之所以能将综合所得转化为经营所得,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现行税法对劳务报酬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界定模糊。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从事劳务取得的所得,包括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经营所得,是指:1.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境内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的所得;2.个人依法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3.个人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4.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其中:第1目中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本身须经过行政登记,故其经营所得是以行政登记为前提;第2目中在“个人”和“从事办学、医疗…服务活动”之间特别加上“依法”,意味着个人从事上述列举的服务活动是进行过行政登记的,其经营所得自然也是以行政登记为前提;第3目中承包、承租、转包、转租的客体是经过行政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实际经营人获得的承包承租所得,本质为承包、承租、转包、转租的企事业单位经营所得的一部分,因此,该类个人经营所得仍然具有明显的行政登记特征;第4目“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没有对其是否需要行政登记提出明确要求,意味着个人在不进行行政登记的前提下从事前述第1~3目之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被认为是经营所得。这样,个人在没有进行行政登记的前提下,从事设计、装潢、安装等取得的所得,是被认定为劳务报酬所得,还是被认定为经营所得,就显得模糊不清。正因为这种模糊不清,有的纳税人会将税负较高的劳务报酬所得转为税负较低的经营所得,取得税收套利(马洪范 等,2022)。这不仅会削弱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与作用,也会损害税收公平。因此,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与作用,实现税收公平,应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使得劳动所得的税负一致。

  三、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课税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优化税率结构

  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最有效的税收手段之一,其税率应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收入分配目标的变化而调整。我国2018年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在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课税的同时,也对原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7级累进税率结构进行了优化。优化后的7级累进税率,在助力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贯彻《纲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扩大综合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的要求,在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之后,税率结构应坚持以下原则予以优化。一是确保税负不增加原则,以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二是坚持效率原则,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减少税率设计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扭曲。为此,税率结构优化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适度减少税率级次。理论上,税率级次越多,个人应纳税所得额被划分的等次就越细,税收累进性就越明显。但税率级次过多会导致税率结构的复杂性和计税的烦琐性,进而提升纳税人的纳税成本,造成纳税人遵从度下降,同时也会增加税务机关的征管成本(DeNeve 等,2021)。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OECD成员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持续减少,税率结构扁平化特性明显(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课题组,2020)。通过对20个国家实施的包括劳动所得在内的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的考察发现,纳入考察的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发展中国家2024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平均税率级次分别是4.5级和3.5级(见表1,略)。反观我国多年以来实施的个人所得税7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级次不仅超过了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此,笔者建议以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课税为契机,适度降低综合所得的税率级次,可由7级降为5级。

  2.适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理论上,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越高,高收入者承担的税负越高,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作用越强。然而,由于综合所得是对劳动所得的课征,过高的边际税率,会抑制劳动创新,同时还会引发纳税人的避税动机,导致税制的调节职能被弱化。因此,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如表1(略),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发展中国家2024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平均最高边际税率分别为36.45%和25.80%,20个国家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的平均值不到32%。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45%)明显偏高。因此,从提高经济社会效率和税收效率出发,有必要以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课税为契机,将综合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至35%。

  (二)明确界定个人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强调“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积极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个体工商户作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毛细血管”和市场的“神经末梢”,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激励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我国对个体工商户的减半优惠政策应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同时,为了使个体工商户等的减半征收优惠政策真正发挥实效,在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课税后,应对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予以清晰界定。

  导致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和经营所得界定模糊的关键,在于《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4目“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行政登记规定的缺失,形成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主体身份趋同。为了清晰界定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和经营所得,建议对《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4目的规定进行完善,将行政登记作为个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要件。具体地,可以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4目“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调整为“个人依法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一方面,从法律层面明确个人经营所得的行政登记要件,有助于更好地贯彻税收确定性原则。另一方面,从法律层面明确个人经营所得的行政登记要件,有助于从法律层面明晰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和经营所得界定的法律边界,即:个人提供劳务获得劳务报酬所得,无须进行行政登记;但是,如果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以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提是进行行政登记。这样,可以从法律层面避免为了税收套利目的将劳务报酬所得转化为经营所得,确保国家有关个人经营所得税收优惠政策得以顺利实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职能作用更好发挥。

  (三)对纳税申报制度进行微调

  在纳税申报管理方面,目前经营所得与综合所得均为先预缴后清缴,但不同在于:综合所得是分月或分次预缴,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汇算清缴;经营所得是分月或分季预缴,次年3月31日之前汇算清缴。结合两类所得纳税申报管理现状,建议从改革成本最小化原则出发,对纳税申报制度进行微调。一方面,沿用目前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税款预缴制度,即对综合所得中的工资薪金所得采取分月预缴办法,对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采取分月或分次预缴,对经营所得采取分月或分季预缴;另一方面,将经营所得的汇算清缴时间适当延后,与现行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间保持一致,即将经营所得的汇算清缴时间统一为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以减轻纳税人申报负担,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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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19
作者:陈祎-林颖
来源:税务研究

解读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规则、政策与案例一本通

并购重组是实现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新形势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主渠道作用,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帮助上市公司和相关市场主体理解规则、把握最新监管导向,上交所编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规则、政策与案例一本通》并公开发布,便利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并购重组。

  一本通共分为三部分,一是并购重组规则概览,涵盖了并购重组监管的主要规则依据;二是2023年2月全面注册制以来并购重组最新政策导向,体现了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并购重组的支持力度;三是聚焦市场普遍关注的估值定价、业绩承诺等问题,基于公开信息整理典型案例,形成案例选编。

  上市公司筹划、实施和披露并购重组相关事项,应以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正式意见为准。

  附件:

  1_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规则、政策与案例一本通.pdf

  2_并购重组主要规则汇编.pdf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4年9月13日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规则、政策与案例一本通


  编 者 按

  并购重组是实现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新形势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新“国九条”指出,要加大并购重组改革力度,多措并举活跃并购重组市场。“科创板八条”明确提出要更大力度支持并购重组,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的并购整合,提升产业协同效应。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主渠道作用,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帮助上市公司和相关市场主体理解规则、把握最新监管导向,特以“规则+案例”方式编制本手册,便利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并购重组。

  本手册共分为三部分,一是并购重组规则概览,涵盖了并购重组监管的主要规则依据;二是 2023 年 2 月全面注册制以来并购重组最新政策导向,体现了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并购重组的支持力度;三是聚焦市场普遍关注的估值定价、业绩承诺等问题,基于公开信息整理典型案例,形成案例选编。

  本手册内容仅供参考,上市公司筹划、实施和披露并购重组相关事项,应以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正式意见为准。

  特别声明:本手册对规则、案例的选取和解读,均不代表、亦不能取代监管部门的正式监管政策或监管意见。

  目录

  一、主要规则

  (一)证监会层面

  (二)交易所层面

  二、全面注册制下并购重组政策亮点

  (一)修订《重组办法》及配套规则

  (二)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答记者问

  (三)延长发股类重组财务数据有效期

  (四)再融资新政对重组配套融资的影响

  (五)丰富支付工具,发布定向可转债重组规则

  (六)证监会召开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座谈会

  (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

  (八)新“国九条”发布后并购重组新政策

  (九)证监会主席在 2024 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十)“科创板八条”明确要更大力度支持并购重组

  三、代表性案例选编

  (一)评估或估值问题

  (二)重组标的未盈利

  (三)业绩承诺

  (四)定向可转债作为重组支付工具

  (五)科创板定位和协同效应

  (六)上市公司吸收合并

  (七)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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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13
作者:上交所
来源:税屋

解读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全链条税收政策调研与思考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大健康”理念的提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中医药上升到国家经济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层面。当前,我国中医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需进一步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政策体系。税收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嵌入中医药生产经营的整个链条,是中医药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行针对中医药的税收优惠政策散见于农业产品、高新技术、西部大开发等方面,尚无系统性的专项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全链条税收政策研究仍为空白。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助力中医药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为此,本文对中医药生产经营全链条进行了全面调查,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方面调研并评估了现有中医药税收政策的运行效果,对中医药全链条税收政策潜在风险和问题进行剖析,并基于全税种思维提出了促进我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中医药全链条税收政策适用情况

  中医药生产经营全链条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外贸、研发创新等环节,主要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政策适用。

  (一)农业环节适用的税收政策

  农业环节包括中药材种植养殖、初加工和炮制、销售流通等细分环节,纳入农业产品管理范围。这些细分环节主要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

  1.增值税。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52号)第一条及附件等规定,除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外,销售外购的农业产品或外购加工后农产品应征收增值税。目前,销售农业初加工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分别适用9%和13%的增值税税率。

  2.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通知》(财税[2008]149号)等法律法规,自2008年1月1日起,对包含“药用植物初加工”在内的农产品初加工,执行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

  3.个人所得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30号),对个人或者个体户从事中药材种植或养殖取得的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工业环节适用的税收政策

  工业环节包括中成药生产和销售等细分环节,是衔接中医药产业链条上游、下游的关键环节,主要涉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1.增值税。目前,中成药生产企业购进环节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分为购进原材料按照13%的税率计算进项税额,以及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成适用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中成药销售环节的增值税税率则为13%。

  2.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主要体现在药企销售费用的税前扣除方面,具体规定包括: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手续费及佣金,按金额的5%计算限额扣除,支付的手续费及佣金不得直接冲减服务协议或合同金额,并根据依法取得的合法真实凭证如实入账;对医药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三)商业环节适用的税收政策

  商业环节主要指中医药医疗服务活动,是指医疗服务机构对患者进行检查、诊断、治疗、康复和提供预防保健、接生等方面的服务,以及与这些服务有关的提供药品、医用医疗器具、救护车、病房住宿和伙食的业务。该环节主要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1.增值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42号),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免征各项税收;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收入,按规定征收各项税收,对将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给予下列优惠:对其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现为增值税),对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等等。

  2.企业所得税。对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从事非医疗服务取得的收入,如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经税务部门审批后可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就其余额征收企业所得税。营利性机构应按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3.个人所得税。医疗机构为自然人合伙或个人的,按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四)外贸环节适用的税收政策

  外贸环节即中医药国际贸易环节,主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的出口贸易和中医药的境外服务等内容。该环节主要涉及增值税。比如: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在境外提供的教育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中药饮片、中成药出口按规定实行免抵退税政策,等等。

  (五)研发创新环节适用的税收政策

  中医药研发和创新能力是中医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实现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关键。该环节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

  1.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7号)第一条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3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

  2.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具体执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的有关规定。

  二、中医药全链条税收政策存在问题剖析

  (一)中医药基本运营模式及涉税风险点

  中医药生产经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运行模式:一种是“农户(合作社)+公司+药企+终端”模式,另一种是“农户(公司、合作社)+专业批发市场+药企+终端”模式。不同模式下中医药全链条各环节、各主体相关价值的形成与分配,是增值税抵扣链、所得税扣除链运行的内在动因和依据。

  1.“农户(合作社)+公司+药企+终端”模式的涉税风险。该模式主要以药材产地为纽带、以制药企业为主导,围绕中药材种植、采收、转运、收购等环节,对制药企业、药材收购方和药材种植方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统筹谋划。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农户(合作社)适用“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农产品”,向药材收购公司自开或者代开增值税免税发票;药材收购公司向制药企业销售原材料并开具发票;制药企业制造销售中成药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到流通终端(医院、医药物流企业、药店等)。此情形下,农户(合作社)在销售环节免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药材收购公司凭票按9%的税率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票面金额列支成本;制药企业凭票按10%的税率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票面金额列支成本。

  第二种情况是药材收购公司申请认定为农产品收购企业,向农户(合作社)收购农产品并自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同时销售农产品给制药企业并开具发票;制药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到流通终端(医院、医药物流企业、药店等)。此情形下,药材收购公司开具自开自抵农产品收购发票,按照收购发票金额列支成本,制药企业凭票按10%的税率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票面金额列支成本。

  该模式的上述两种情况,均存在药材收购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虚列收入、凭上游发票虚列成本税前扣除的风险,极易引发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传导至制药企业,则存在收受虚开的农产品收购发票而少缴增值税的风险、虚列成本或套取现金而少缴企业所得税的风险。

  2.“农户(公司、合作社)+专业批发市场+药企+终端”模式的涉税风险。该模式以流通市场为中心,农户(公司、合作社)和制药企业作为供需双方进入市场,完成中药材的销售、转运、采购等环节。该模式的涉税风险与第一种模式的风险点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专业批发市场这一环节。相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专业批发市场大多在省外,本地税务机关若想确定其虚开、虚列行为,存在一定的征管难度和取证困难。

  (二)中医药全链条各环节税收政策适用问题

  中医药全链条税收政策适用问题分别按农业、工业、商业、外贸等四个环节进行归纳分析,研发创新活动贯穿其中,所涉及的相关政策适用问题也分别在其对应的环节当中进行分析。

  1.农业环节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1)增值税。一是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中医药原材料生产销售环节,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从事中药材种植销售的纳税人应开具免税发票,无销项税额。纳税人为满足生产需要购进的水电、种植设备、厂房等的进项税额只能计入成本,无法抵扣,纳税人实际上负担了增值税进项税额,不符合增值税设计原理。二是药食同源农产品适用税率不合理。药食同源产品已成为中医药发展新的增长点,目前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而中药材初加工适用9%的增值税低税率,税率差达4%,不利于中医药整体的创新和发展。

  (2)企业所得税。已有税收政策与行业政策标准不统一。对照《国家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列举的4大类别、20种主要方法以及47种详细炮制说明等规定,财税[2008]149号文件规定药用植物初加工范围所列举的加工处理方法大部分属于其中之一的“净制”,只包含中药饮片炮制最基础的方法。

  (3)征收管理。根据现行规定,农产品收购单位在向农业生产者个人收购免税农产品时,可以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并计算抵扣进项税额。长期以来,中成药生产企业取得的进项发票种类繁多,自开自抵农产品收购发票管理混乱,虚开虚抵频发,税收征管难度大。

  2.工业环节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1)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差异导致税负不平衡。中成药制造销售过程中,中成药制造企业购进化学辅料按照13%的税率计算进项税额,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率为10%。销售中成药统一适用13%税率,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进销项税率差为3%。

  (2)企业所得税。一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与中医药发展特点适配度不高。研发投入会占用大量企业现金,导致许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要求。企业倾向于用调整营收结构,保持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以便持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税率,长期上看会降低企业持续开发高新技术产品的动力。二是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门槛过高。因此,中医药企业难以全部达到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认定标准。在同等优惠条件下,中医药企业倾向于选择适用标准更低的其他优惠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三是企业倾向选择将研发费用作费用化处理。现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资本化和费用化两种处理方式,因费用化更有利于收回投入,故纳税人会倾向于选择费用化处理,即在实际发生的年度直接予以加计扣除,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利于企业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四是委托外部研发环节费用加计扣除力度不足。由于新药临床试验普遍委托医疗机构完成,受托方特别是非营利性机构在该环节并不产生利润,委托方的委托费用根据现行规定只按80%比例计算加计扣除,减少了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

  3.商业环节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财税[2000]42号文件规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都应进行纳税申报,并对应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分别核算。其中,医疗服务收入按机构性质不同给予不同期限增值税免税的政策,非医疗服务收入不论机构性质均属于税收法律法规规范的应税收入。但是,在实务中,营利性医疗机构并不是药品、医疗服务等增值税应税货物或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因免税导致抵扣链条中断而在实际上承担购进医疗器械、药品、服务等产品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符合增值税设计原理。

  4.外贸环节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亟须保护的道地药材、中药饮片等重要原材料资源仍未取消出口免抵退税政策,对进口中成药特别是我国《伤寒论》中提及的经典药方的中医药制成品未设置高税率,不符合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三、完善中医药全链条税收政策建议

  目前,国家对中医药的扶持更多停留在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层面,税收政策则比较零碎分散难以形成有效合力。有研究表明,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要显著优于财政补贴。因此,完善中医药税收优惠政策应基于全税种思维,形成全链条的税收优惠政策和配套制度体系。

  (一)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充分发挥税收中性特征

  1.建议引入“负增值税”理念,确保中药材种植养殖零税负。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虽然从事中药材种植养殖销售的纳税人可免征增值税,但是仍需承担购进水电、设备等生产资料所含的增值税;虽然农产品收购发票采用按照买价直接乘以扣除率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方法,但是受益对象并不是政策想要扶持的目标——种植户、养殖户,免税政策实际效果和政策设计扶持目标错位。为此,建议引入“负增值税”理念,完善农业环节增值税抵扣链条,对从事中药材种植养殖销售的纳税人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或留抵退税政策,接续被中断的抵扣链条,允许全额退还其负担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精准扶持和减轻、免除从事大农业口径的纳税人增值税负担,促进我国中药材种植养殖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2.优化中药材由农业环节进入工业环节的税收政策。一是统一中成药生产环节的进项抵扣政策。一方面,建议在中成药生产环节统一按13%税率作进项抵扣,或调整购进农产品扣除率为可加计扣除13%,解决不同原材料进入生产环节增值税税负不一致问题,从而消除中药饮片与中成药制造之间的增值税税率差,减轻纳税人负担,进一步促进制药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对中成药制造企业实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抵扣,有效堵塞农产品收购发票自开自抵方式存在的征管漏洞,解决不同省份间中成药生产企业增值税税负不平衡问题。二是将经认定的药食同源产品列入初级农产品。建议对从事药食同源产品生产、销售的纳税人,其生产工艺符合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的,纳入药食同源产品准入名单目录,认定为初级农产品,适用增值税低税率。

  (二)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扣除链条,突出强化优惠政策精准导向

  1.兼顾产业性和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对设在西部地区的中成药制造企业,在享受西部大开发15%优惠税率的基础上,对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条件的再优惠5%,即实行10%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药企业创新的税收激励力度。

  2.围绕“疗效”确立以产品为中心的研发创新优惠政策。一是加大鼓励形成研发成果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方面,建议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调整为形成无形资产的部分,纳税人可以选择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或是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确定的当期摊销金额以一定比例形成税额抵免,在企业当年或结转到以后年度的应纳税额中抵免,激励持续、固定地投入同一产品(技术、工艺)的研究开发活动,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建议对企业委托享受免税政策组织的研发,按照委托费用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促进企业与大学、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专业研发合作。二是调整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一方面,建议结合中医药特点,适当放宽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建议调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鼓励导向,突出对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企业生产销售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产品且能分别核算的,可按该产品销售收入享受高新技术产品的税收优惠,鼓励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三)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协同发力措施,不断提升医疗机构服务保障能力

  1.加大医疗服务从业人员的税收优惠力度。着力扶持中医诊所,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推广小中医诊所,借鉴“赤脚医生”用最少投入提供最多基本保障的经验。一是对具有行医资格在农村、社区从事中医医疗服务的人员取得的服务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二是鼓励支持具有行医资质的人员在农村、城市社区创办诊所,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全科)的医疗保健服务。对于上述执业人员取得的收入(包括药品销售收入)全部纳入“医疗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

  2.改进现有医疗机构税收管理。一是将“医院-病人”最后一个环节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进行管征,接续因免税中断的增值税抵扣链条,既能对营利性医疗机构购入设备所含大额增值税给予退还,又能让病人因使用发票而增加免税获得感,打通中医药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最后一公里”。二是建议明确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使用财政票据与增值税发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均具有同等效力。

  (四)进一步完善进出口税收政策体系,持续助力中医药国际贸易转型升级

  1.尽快取消中医药原材料出口免税政策。基于我国中药材出口额占比高的特点,建议按照《商务部 科技部关于公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公告》(商务部 科技部公告2023年第57号)等文件的规定,调整对出境中药材的免税退税范围,对道地药材和优质、名贵中药材均不再适用出口退税政策,甚至逐年提高其增值税税率。

  2.渐次提高国外中医药制成品进口税率。基于国外中医药制成品进口额增长较快的特点,建议调高汉方药、韩医药、国外植物药等中医药制成品进口关税,为国内中成药产品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时间和空间。

  (五)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运行环境,整体健全中医药配套制度体系

  1.出台支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整体配套标准体系。依托中医药主管部门为税收政策精准实施提供基础依据,比如,针对当前评价标准体系与实际疗效不匹配窘境,尽快统一或出台道地药材、经典名方、炮制技艺、中医诊疗方法、中医医院(诊所)、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中医服务人员认定等方面的部门规范、标准、目录、方法等,同时完善道地药材原产地认证(地理标志认证)、中医药传统工艺认证制度。

  2.出台专项管理措施支持中医药提升内外竞争力。依托行业管理为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配套措施。比如:对标美国、欧盟等药物注册审批程序,建立特殊评审通道,为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便捷通道,保持参与国际竞争优势;根据中医药传承规律,按照传统方法改革现行中医药院校培养方式,培养真正的中医医生和中药师;改进医保制度,在医疗服务中平等对待西医和中医、西药和中药;调整《药典》编撰方法,使之更加符合中医药特色和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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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13
作者:洪孝庆-王东山-冯绍伍
来源:税务研究

解读企业研发测试仪器自用,研发成本能否加计扣除?

A公司为制造企业,其生产过程中需要一台特殊的测试仪器,该仪器市面上没有销售,于是A公司决定自行研发。A公司研发活动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中关于研发活动的定义。2023年1月1日立项,经过一年的研发,2023年12月31日顺利结项,并生产出一台符合要求的测试仪器。该仪器当月投入使用,直接成本(包括耗用的材料、燃料、动力)1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该测试仪器的研发成本能否加计扣除?笔者近期遇到的这个案例,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很有代表性。

  基本规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以下简称40号公告)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的,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加计扣除;第七条第二项规定,企业取得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在计算确认收入当年的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时,应从已归集研发费用中扣减该特殊收入,不足扣减的,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按零计算。

  同时,《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9号: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以下简称第9号指引)第二条第六项规定,发行人在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发行人应准确归集核算有关产品或副产品的成本,并在对外销售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等规定,对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原则上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其成本不得计入研发投入。

  政策分析

  按照40号公告规定,研发形成固定资产对应的支出,包括耗用的材料、燃料、动力不属于不得加计扣除的情形。上述案例中,A公司研发活动形成的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没有对外销售,不属于不得加计扣除的范围。

  但结合第9号指引,笔者认为研发支出中可以加计扣除的“直接投入费用”,是指用于研发的消耗性支出。这种消耗性意味着如果研发活动失败,这些支出永远无法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只有实际消耗、无法得到补偿的支出,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举例来说,研发项目RD01需要领用甲化工原料100公斤,价值1万元,在研发过程中消耗殆尽,则该支出可以加计扣除;如果领用甲化工原料100公斤,价值1万元,研发成功形成产品并对外销售,则该支出不能加计扣除。

  笔者认为,研发形成固定资产且不对外销售的情形,虽然与40号公告所说的形成产品对外销售不同,但与之相应的材料、燃料、动力等支出没有在研发中消耗,不应当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除此之外,研发形成该固定资产相应的人工等直接成本,由于未来可以在销售或使用中得到补偿,也不应当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同时,企业研发活动形成的存货且不对外销售的,其所耗用的材料、燃料、动力等支出,也不应当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处理建议

  目前,高新企业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关税收文件中,始终没有明确“研发活动直接投入费用”应当怎样归集。笔者认为,从税收政策本意来说,计入研发费用的支出一定是消耗性的,即不能获得补偿的部分。所以,研发活动中形成存货或固定资产对应的材料、燃料、动力,甚至包括人力,均应当从研发费用中冲减。即使没有形成存货或固定资产,也会存在报废环节。由于研发报废的材料在处置时得到了补偿,相应的处置收入应当冲减研发费用。

  在实务中,如果税收文件对某项交易没有明确规定,应该按照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笔者认为,第9号指引对企业研发费用的归集作出了严谨的规范,且在实务中可操作性强,建议企业在进行实务操作时参考第9号指引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果把握不准,建议及时咨询主管税务机关,避免产生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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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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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税屋

解读是“委托代征”,还是应“委托代缴”?平台经济下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纳税遵从路径探析

纳税遵从与合规是税收征管和税法实施的永恒主题。平台经济相关纳税主体的税务合规问题,愈来愈受关注。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纳税遵从,积极探寻新的路径,完善纳税服务,做好制度安排,十分重要。

  对于数字经济下的纳税遵从问题,目前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委托代征”。实践中,一些省份已开始相关试点。但笔者认为,从税收法定的角度看,这个模式的大面积推广存在法理障碍。较之委托代征,更可行的纳税遵从模式是委托代缴,也就是意定代缴。

  税款缴纳包括法定代缴和意定代缴。法定代缴,指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规定的代缴税款。意定代缴,是民商事交易实践中,在交易真实的条件约束下,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约定代缴税款,并形成代缴税款的民事合意。代缴,主要基于商事交易惯例和契约安排,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税权的前提下实施,实践中已有诸多先例,比如,卖场与进驻商户之间的开票代缴,商户在大卖场销售,由大卖场开具发票,卖场代商户缴纳税款。又如,营改增之后保险公司为保险经纪人代缴税款,拍卖公司代委托人(物主)缴纳税款,电力公司替零散销售户缴纳税款等。

  委托代缴税款的法理基础是,税收之债作为金钱债务,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履行。在平台经济视角下,委托主体是纳税人即灵活就业人员,其为了便利纳税主动发起委托代缴契约。平台企业依照委托协议代为缴纳税款,为代缴主体。纳税人作为法定的税收债务人,代缴不改变其纳税主体身份,也不改变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债权人的身份。

  从法理上看,委托代征与委托代缴主要有三方面区别。

  一是委托合同性质不同。委托代征中委托主体为税务机关,属于公权力部门范畴,其与代征方签订的合同也有行政委托色彩,合同标的是部分征税权。此时,代征方根据委托协议享有一定的征税权,同时税务机关负有审核、监管职责。委托代缴中,委托主体为纳税人,委托合同为民事委托合同,因为签订合同的双方皆为民事主体,是双方自愿主动签约,合同规定的内容属于民事范畴。

  二是委托内容不同。委托代征中,税务机关将征税权委托给了代征方,税务机关的重心是如何规范代征方的征税行为。受托主体为代征方,根据协议行使征税权。委托代缴中,委托的是履行税收之债,平台企业受纳税人委托,按照合同规定代委托主体缴纳税款,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是民商事契约关系。

  三是税务机关承担角色不同。在委托代征中,税务机关是主动方,仍需在代征的各个环节履行审核、监督、指导的职责。由于与平台企业的信息完全不对等,对平台企业委托代征情况的监管并非易事。委托代缴中,税务机关是征税方,也是被动接受平台企业代为缴纳请求的主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征收税款,核查纳税申报信息的真实性,税务机关依照申请,审核其委托合同、代缴税款、接纳平台传送的相关涉税信息。

  笔者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纳税遵从路径必须创新,以顺应新的经济业态,激发纳税人主动遵从的意愿。

  倡导数据共享,鼓励主动纳税遵从。坚持协同共治理念,发挥平台在纳税遵从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会登录第三方平台且使用时间较长。税务机关可与平台合作,对平台上从事交易的纳税主体强化税法教育,明确其纳税人权利,及相对应的纳税遵从义务。同时,第三方平台往往会积累大量交易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双方的个人信息、交易物品和交易金额等。平台企业可与税务机关商讨共享数据的可能性,完善小微企业及灵活就业人员的涉税信息,一定程度上缓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里面关键是如何激发平台企业主动遵从税法的意愿,以及对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参与者主动遵从税法的路径探索。

  慎用委托代征模式,由灵活就业人员委托平台代缴税款。纳税遵从受遵从成本和遵从便利度等因素影响。建议探索新的纳税遵从路径,降低遵从成本。笔者调研发现,除了传统的委托代征模式外,平台企业存在接受代缴税款这一新的遵从路径的意愿。平台掌握纳税主体的准确交易信息,可以由纳税人主动委托平台缴纳税款,代为办理涉税事宜。依照平台企业的申请,征纳双方可以积极探索委托代缴征管路径,积极协调落实涉税信息传输通道,建立涉税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税务机关应制定关于委托代缴的流程规定,帮助平台企业合法合规受托代缴,持续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不过,如果灵活就业者收入是由平台企业直接支付的话,视情形平台或构成法定代扣代缴义务,在此不论。

  借助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探索以数治税新应用场景。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可追溯性等特点,实践中,修改区块链中的数据成本过高,实现可能性极小。因此,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保障交易的真实性。由此笔者认为,通过平台上传至区块链的交易数据,符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九条对税前扣除凭证的要求。这部分交易数据上链后,税务机关有相应的查看权限,法理上可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凭证。建议推动平台企业交易数据即时上链,对数据进行规范归集、分析和管理,保障上链数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满足条件的数据可以以内部凭证的形式作为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以完善抵扣或扣除凭证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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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12
作者:滕祥志
来源:中国税务报

解读完善增值税政策及管理的几点建议

目前增值税立法正在稳步推进中。笔者结合增值税日常管理工作实际,提出完善增值税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是关于增值税简易计税的适用范围。增值税简易计税的实行是考虑到纳税人在销售货物、提供服务、转让不动产时,因客观原因造成进项税额抵扣不足,为公平税负,降低企业纳税成本,国家给予企业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政策支持。例如,在小规模纳税人期间取得的机器设备等不能抵扣,转为一般纳税人后处置这部分机器设备,增值税可以采取简易计税;建筑业的老项目、老不动产等在营业税税制下没有进项税,营改增后增值税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砂、土、石料,由于原料来源于大自然,没有进项税抵扣,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式;销售自产的混凝土(水泥),因主要原料——砂石的生产企业基本选择简易计税方式,混凝土(水泥)生产企业也可选择按简易计税方式计税。

  在实际工作中,与混凝土(水泥)同为建材产品的砂浆、水泥稳定材料等货物,主料基本都是砂石,与水泥配比后搅拌成道路施工基础材料。这类产品与混凝土(水泥)的主料均为砂石料,大部分生产企业只能取得3%的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因没有被列举在增值税简易计税政策中,需按照适用税率缴税,税负明显偏高,纳税人经营受影响较大,也给税收征管带来一定难度。建筑行业主管部门在工程造价指导意见表中,将砂浆、水泥稳定材料与混凝土划分为一大类,含税价格都是按照增值税简易计税征收率3%计算的。说明砂浆、水泥稳定材料与混凝土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建筑材料。因此,笔者建议在增值税立法时,对此类无进项税,或主要原材料不能按照适用税率抵扣的货物、服务项目,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式征收增值税,做到税务执法宽严相济、法理相融。

  二是关于增值税税率设置。税收的属性之一是财政性,因此行业税率要慎重设定,否则会对组织财政收入带来较大影响。例如,营改增后电信业征收税率按照业务划分两档,其中基础电信服务税率为9%,增值电信服务税率为6%,而抵扣的进项发票大都是13%税率的机器设备和9%税率的不动产。电信业实行两档税率,也给税收征管带来难度。因此,笔者建议在对行业增值税税率设定时,应根据其主要抵扣项目税率来设定,实现进销匹配,例如,在电信业增值税税率设定上,建议取消两档税率改为一档,既保障财力,也方便征管。

  三是完善总分机构增值税管理机制。目前,对金融、保险、电力等行业实行省级总机构汇总计算全省应纳增值税税额,分支机构按照分配税额或预征率缴纳增值税的机制。该项政策有利于集团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及时充分抵扣,降低增值税税负。但在实际征管中,在实行省级机构统一核算后,有的总分机构所属税务部门面临“管不着、无法管”的问题。全省统一计算销售收入销项税额,统一抵扣进项税额,导致总机构所属的税务部门无法掌握分支机构收入是否全部汇总,进项税额是否按政策规定抵扣,税款计算是否准确;分支机构所属的税务部门由于申报税款是由总机构计算分配缴纳的,也无法核对申报数据的真实准确性。因此,笔者建议进一步完善总分机构增值税管理机制,明确总分机构所属税务部门的税源监控职责分工,完善对总分机构日常监管的内容,如增加年度清算制度,发挥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税务部门的联动作用,加大对总分机构增值税税收监管力度,避免出现管理漏洞。

  四是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发票反向开票试点范围。目前国内大部分平台为了解决其成本支出合法性问题,对一些支付给快递人员的劳务费用多采取委托第三方公司,以人力资源公司名义给平台公司开具发票的方式,但此类情况会带来税收风险,从业人员遍布全国各地,所在地税务部门更是难以监管,因此出现了一些增值税发票虚开案件。对此,笔者建议对此类劳动密集型平台企业推行反向开票试点,由平台根据每月快递人员承接订单数量、金额,反向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按照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政策扣缴税款。建议对平台企业增值税实行差额征税制度,按照取得收入总额扣除支付给从业者劳务费后的差额,按现行增值税税率征税。平台公司所在地税务部门结合快递订单业务流与资金流核对开具发票的合法准确性,便于对平台进行税收征管。同时,由平台企业对劳动密集型税源实行代扣代缴,能够助力实现对个体税收的源头监管,也有利于解决平台经营中财务税收核算中的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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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12
作者:张贵勇-刘玉婷
来源:中国税务报

解读转变税收优惠政策重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基于“专利盒”政策实践与启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如何运用税收政策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水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实践挑战。

  我国旨在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从投入端对企业研发活动予以支持,在促进企业创新的同时,也面临着可能导致企业重研发投入而轻创新成果产出等问题。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是对符合资质认定的企业的全部所得予以优惠,未体现对知识产权收入的偏向性,在政策精准性上有所欠缺。

  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政策工具,“专利盒”政策在国外应用较为广泛。“专利盒”政策是对企业通过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产生的收入予以税收优惠,相较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其政策精准性更强。同时,“专利盒”政策旨在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及专利市场化,属于事后激励。这一政策目标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求不谋而合。

  202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2023》显示,2022年我国专利申请量约160万件,居世界首位。在如此大的专利体量下,如何保护和运用好专利、充分发挥税收政策支持企业实施专利转化的积极作用,对提升创新水平与产业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也直接关系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专利盒”视角讨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不仅有助于丰富现行税收政策的讨论维度,也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目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求

  新质生产力是由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高水平的创新能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应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这一核心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加强原始创新、基础研究、高水平科技人才培育等方面,更重要的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加速实现从研发成果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高产业竞争力,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度实施,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表现排名上升至第12位,并且首次成为全球科技集群数量最多的经济体,科技实力稳步增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制约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瓶颈和短板仍然存在,科技前沿的专利数量虽然较多,但产业化水平依然较低,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市场应用等方面亟待提升。在此背景下,创新成果的落地应用和价值转化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迫切现实需求。

  (二)科技成果转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

  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专利申请和科学论文发表数量,更为关键的使命是以科技成果驱动产业能级跃升。科技成果只有转化落地成功,才能释放出创新效能,驱动产业向高端迈进,形成高科技产品不断涌现、新兴市场持续拓展、价值链不断攀升的现代产业体系,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有效推动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

  科技成果转化要贯穿企业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并非要等到研究全部结束才能进行,科研过程中产生的具有转化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可以及时转化应用。具体而言,在研发初期就要有产业化的意识和行动,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现代化产业链,整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智库机构等力量,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理论走向现实生产线。在研发过程中,要始终确保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畅通成果转化渠道,打通科研开发和产业应用链条,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源动力。在研发末期,要积极对接好需求端,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建设全国统一、互联互通、竞争有序的交易市场,加速创新成果投入市场。

  二、当前我国促进研发创新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

  为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几乎涵盖创新活动从研发阶段到推广应用阶段的全过程,通过减免税、加速折旧、加计扣除、特许扣除等多种方式,为创新主体创造了良好的税收环境。本文基于创新活动类型将税收优惠政策分为两类。一是基于研发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等。二是基于转化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政策、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政策等。

  (一)基于研发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

  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近年来,我国持续出台优惠政策,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支持企业创新发展。这一政策能够减少企业研发活动成本,是激励企业创新最主要的税收优惠政策之一。任何企业只要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标准都可以享受税前加计扣除,因此具有很强的普适性。

  2008年正式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我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相关规定予以规范。近年来,我国多次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2015年,我国扩大了享受政策优惠的研发活动和研发费用范围,除明确规定的负面清单行业内的企业外,都可以享受到政策优惠。此后,我国进一步针对不同行业和类型企业出台了更具体的优惠措施,如2017年我国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并在2022年进一步提高至100%。2021年,我国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2023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7号)进一步加大了优惠力度,将所有符合条件行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到100%的政策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这使得企业具备更加稳定的政策预期,有利于企业统筹规划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进程。不难看出,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力度不断加码,为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供了有力支持。

  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我国陆续出台并完善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对购进固定资产予以缩短折旧年限、加速折旧等方式,将货币的时间价值让渡于企业。该政策的初衷在于促进企业设备更新,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一笔“无息贷款”,降低了企业资本支出成本,加快了企业资本支出转入生产成本进程,体现了政府运用税收杠杆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图。

  近年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适用范围不断扩展和完善,部分举措已经拓展到了全行业。其中,《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分别就六大行业(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四个领域重点行业(轻工、纺织、机械、汽车)企业的税收优惠方式作了具体规定,奠定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重要基础。2019年1月1日起,上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不断优化增加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提高了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积极性。

  (二)基于转化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

  基于转化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专利盒”政策色彩,因此也被学者称为“类专利盒”政策。

  1.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政策。为了鼓励技术转让,提高企业技术收益,我国对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给予减免税优惠。企业技术转让是指技术所有者将技术有偿转让给其他企业、单位或者个人的商业行为。目前我国对可以享受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政策的技术转让所有权范围有清晰的规定,主要包括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11号)规定,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政策范围是所有权或者5年及以上的全球独占许可使用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2号)进一步将5年(含)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也纳入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政策范围。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政策形式对企业进行创新激励的效果是直接有效的,但由于只有发生技术转让的居民企业才能享受这个政策,意味着该政策对享受主体和申请条件具有较高的要求。

  2.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政策。高新技术企业是进行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法规关注的重点。不同于普适型优惠政策,享受这一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符合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016年,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修订印发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作了新的修改完善,更加强调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同时体现出向中小型创新企业予以倾斜的政策方向。

  总之,我国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方式趋于多元化,通过直接减免税或间接扣除等方式,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收益,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但与此同时,现行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匹配度还不够高。比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以激励企业持续投入科研为主,忽视了对专利市场化运用的现实需求。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后端优惠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企业类型,在促进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对能够真正应用于产业、被转化为生产力的专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对转化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优化和改进。

  三、“专利盒”政策激励企业创新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专利盒”政策的本质是对企业通过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产生的收入适用较低的优惠税率。我国的“类专利盒”政策,如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政策,虽然也是对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转让所得适用优惠税率,但在具体细则上与欧洲国家所施行的政策有一定差距。我们系统梳理了国际上的“专利盒”政策,以期为完善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启示。

  (一)“专利盒”政策基本概况

  20世纪70年代“专利盒”政策开始出现,爱尔兰和法国是最早一批实施该政策的国家。由于实施效果显著,众多欧洲国家开始陆续引入“专利盒”政策。据美国税收基金会2023年公布的数据,目前27个欧盟成员国中有13个实施了“专利盒”政策,分别是爱尔兰、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马耳他、塞浦路斯、匈牙利、立陶宛、荷兰、波兰、斯洛伐克、葡萄牙和西班牙。除此之外,阿尔巴尼亚、瑞士、土耳其、塞尔维亚和英国等非欧盟成员国也实施了“专利盒”政策。这一政策在欧洲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各国“专利盒”政策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知识产权的适用类型不同。实施“专利盒”政策的国家,主要对专利权、版权(包括软件)、技术秘密以及其他有用和新颖的知识产权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其中,对专利权和版权(包括软件)形成的收入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较为常见。部分国家如塞浦路斯、爱尔兰、荷兰等国“专利盒”政策的覆盖范围较为广泛,对其他有用和新颖的知识产权收入也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

  第二,享受政策优惠的收入类别不同。“专利盒”政策适用收入类别包括特许权使用费、资本利得、转让收入、内嵌收入等。其中,特许权使用费覆盖面最为广泛,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其纳入政策优惠范围中;其次是通过知识产权出资入股获得的资本利得,如法国、荷兰、瑞士等国家允许这类收入享受优惠税率。部分国家还将优惠税率适用于转让收入、内嵌收入等其他知识产权收入,如卢森堡、荷兰、比利时等。

  第三,税率优惠力度不同。欧洲国家“专利盒”政策提供的减税幅度不同,优惠力度最大的国家接近100%,如马耳他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5%,“专利盒”政策的优惠税率为1.75%。优惠力度较低的国家则采取税率减半的形式,如爱尔兰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2.5%,“专利盒”政策的优惠税率为6.25%。另外,瑞士各州之间的优惠税率情况也不尽相同,优惠税率在11.9%~21.6%。

  “专利盒”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力地提高了创新水平。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3年欧洲创新记分牌》(EIS),创新得分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国家中,有超过半数的国家实施了“专利盒”政策。同时,“专利盒”政策也有助于刺激投资、增强经济实力。据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统计,英国“专利盒”政策的设立增加了私营企业部门约10%的资本投入,作为英国政府经济增长计划的组成部分,“专利盒”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实力提升。

  (二)“专利盒”政策运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由于知识产权流动性较强,很多跨国企业为最大限度地少缴税费,倾向于将知识产权收入从原研发地所属国转移到其他享受“专利盒”政策的国家。“逐底竞争”破坏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引发了有害的税收竞争。2013年,“专利盒”政策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特别关注。OECD发起BEPS行动计划,旨在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和防止跨国企业转移利润和规避税收等问题,保障全球税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在这一举措下,各国纷纷调整自身政策设计以满足BEPS行动计划的要求。

  BEPS行动计划对“专利盒”政策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调整可以享受“专利盒”政策的知识产权范围。为避免各国由于知识产权范围差异导致企业不合理转移知识产权,BEPS行动计划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知识产权类型作了进一步规范,剔除了商标、品牌等营销类知识产权,主要保留了专利、著作权(版权)、设计等营业型知识产权。这一规定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转移知识产权收入造成的税基侵蚀,营造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也提高了企业对更具技术含量的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二是采用“关联法”对经济实质进行认定。因“专利盒”政策是否涉及实质活动是BEPS行动计划重点关注的内容,因此,BEPS行动计划采用“关联法”对经济实质进行认定。具体而言,“关联法”是将企业在研发活动主要发生地的支出与可享受优惠的收入关联起来,重新计算能够享受税收优惠的利润额。这一方法在研发支出和收入之间建立地理关联,降低了跨国企业利用“专利盒”政策进行税收规避的可能性。

  总之,尽管各国的政策不尽相同,在“专利盒”政策推行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隐忧,但BEPS行动计划进一步规范了“专利盒”政策,客观上促进了知识产权的运用和转化,为这些国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国际经验总结及借鉴

  “专利盒”政策最大的争议在于其容易导致避税等有害税收实践,恶化国家间的税收竞争。BEPS行动计划重点关注企业研发活动的经济实质,对企业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收入提出了具体的规范和要求。我国应将BEPS行动计划对“专利盒”政策的规定作为重点参考,充分学习欧盟经验以优化自身税收政策设计。

  1.根据收入构成情况优化优惠项目的范围。BEPS行动计划在规范“专利盒”政策中精简了可以享受优惠税率的“合格资产”的范围,剔除了技术含量较低的商标、品牌等知识产权。另外,随着国际上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日益重视,转化收入、内嵌收入将成为“专利盒”政策的重点激励对象。目前,我国针对专利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实质上与欧洲“专利盒”政策比较类似,但在收入范围认定和申请过程中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这些优惠项目涉税情况选项分布较为零散,且没有体现对转化收入等类别的重视。可以借鉴欧洲“专利盒”政策经验,在申报表中单独设置“知识产权税收优惠涉税情况”等选项,将优惠项目集中在一个区域,同时在优惠项目设置上体现政策偏向性,不仅方便纳税人填报,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政策效用。

  2.强调“专利盒”政策的经济实质要求。“专利盒”政策优惠的基础性要求是企业开展真实有效的实质性研发活动,所申报的收入是与知识产权相关联的收入。偏离或忽略这一基础性要求会加重企业税收转移行为,严重情况下甚至侵蚀本国和他国税基,不利于公平有序的税收环境建立。因此,在“专利盒”政策设计之初,应重点考虑避免“专利盒”政策成为企业避税的工具,严格遵从经济实质规则,加强对“专利盒”经济实质的认定。在推行“专利盒”政策过程中应充分借鉴BEPS行动计划采用的“关联法”,提高税收优惠与实质性研发活动的关联度,充分发挥“专利盒”政策促进知识产权商品化的政策效果,避免企业税收转移等行为弊端出现。

  四、形成中国式“专利盒”税收优惠体系,加快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税收环境,我国应积极吸取欧洲各国“专利盒”政策在有效税率、收入范围和知识产权范围等方面的经验,建立和完善更适合本土的“类专利盒”政策,使税收政策能够更加适应新经济形态的发展,更好地促进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一)调整政策激励重点,确立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地位

  我国现有促进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侧重于从“投入端”降低企业研发投入成本,对企业研发投入按照一定比例扣除,而对“产出端”的创新成果转化激励不足。技术转让减免企业所得税虽然是针对研发成果应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其适用的知识产权范围对技术要求较低,如外观设计等,尚未体现出激励企业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和核心技术研发的政策偏向性。因此,在政策激励范围上,可借鉴欧洲“专利盒”政策对税收优惠范围的规定,增强我国“类专利盒”政策中优惠主体的科技创新含量。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和新兴技术应用取得突破的优质企业,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应由政府考虑适当予以更低的税率或者叠加其他税收优惠措施,加大激励力度。总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应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进程为目标,将政策激励重点转向转化环节,确立创新成果转化的核心地位。

  (二)根据不同政策需求,提高税收优惠政策靶向性

  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税收政策的重要关注领域。科技创新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对税收政策的精准性要求较高,广而泛之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效果受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进行细化,结合宏观战略目标针对性地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考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的研发类型和风险,制定符合其预期、与其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相匹配的税收政策安排。

  第一,合理拓宽税基。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含量高、转化潜力大的知识产权激励相对不足,借鉴“专利盒”政策,应对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的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所得适用较低的优惠税率,增强税收优惠政策对专利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激励。同时,为避免企业转移、瞒报利润等逃避税,税务部门和科技部门等应协同配合,对获得税收优惠资格的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确保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第二,科学制定税率。在现有实施“专利盒”政策的国家中,“专利盒”适用税率一般比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低10%~20%。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与全球范围内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的平均值23.45%几乎持平。可以参考国际平均水平,拟定“专利盒”优惠税率为5%~15%,并选择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再稳步推进。

  第三,注重新旧优惠税率的转轨。科技创新的发展既需要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也离不开特惠性税收优惠政策在更精确的领域进行扶持。优惠税率的调整不应“一刀切”,而是应顺应宏观战略需求和企业发展需求稳步进行。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应继续发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在企业研发阶段的激励作用,同时,针对转化阶段应充分借鉴“专利盒”政策经验,在收入范围、优惠力度等方面更加体现出对具有前沿性、突破性的知识产权的支持。

  (三)加强多方协作,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环境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企业技术构成、生产方式、经营模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就要求税收不仅要从优惠方式、优惠力度、优惠对象等方面增加与新经济形态的适配度,还要做好服务保障,提升纳税人对享受政策优惠和缴税高效便利的双重获得感。具体如下。一是要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发挥税务、市场监管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作用,共同维护税收分配秩序和分配公平,对于侵犯、盗用他人知识产权和科研成果等违规行为,必须依法追究责任,构建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二是要注重产学研协作和区域联动。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更具复杂性,需要政府部门、科技创新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相互配合,通过建设创新平台提升科技协同创新的效率,推动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与共享。同时,需要加强区域联动,优化科技力量布局,推动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和信息共享,促进平衡发展。要通过多方协作,形成以促进科技创新为目标的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加高效的创新环境,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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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10
作者:席鹏辉-李瑶
来源:税务研究

解读九民会议纪要与民法典60个交叉点

       纪要的法律地位

  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援引。

  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

  1.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履行

  概念: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收购方(包括投资方)与出让方(包括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对赌协议实际上是一种期权的形式,通过条款的设计,对赌协议可以有效保护投资人利益。收购方(包括投资方)与出让方(包括融资方)可在该协议中对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约定。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融资方可以行使某种权利;如果约定的条件不出现,投资方则行使相关权利。

  效力审查:主要依据《民法典》及《公司法》有关强制性规定审查对赌协议的效力。既要贯彻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的原则,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一般认可对赌协议的效力,并支持实际履行。但是如果要求公司履行回购义务,目标公司必须满足减资的条件。如果不满足减资的条件,要求公司履行回购义务的,法院不予支持。

  2.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条件

  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

  (2)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者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3)公司破产或者公司进入清算程序。

  3.对未出资股东的表决权限制

  (1)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到履行期限,其是否享有表决权及如何行使等问题,应由公司章程确定。

  (2)公司章程对上述问题没有约定的,则应当按照认缴出资的比例确定。

  (3)如股东(大)会作出不按认缴出资比例而按实际出资比例或者其他标准确定表决权的决议,股东请求确认该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审查该决议是否符合修改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程序,即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如是,法院支持;反之,则法院不予支持。

  4.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

  (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要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才生效的,一般应认可已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其股权变动的效力。

  (2)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5.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

  (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转让方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30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

  (3)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6.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的混同认定

  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混同的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

  (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

  (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

  (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

  (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

  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公司和股东之间的业务混同、员工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住所混同。

  7.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

  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应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常见情形有:

  (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

  (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

  (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类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

  (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

  8.资本显著不足与公司独立人格的否认联系

  资本显著不足,是指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实质是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由于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标准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要与公司采取“以小博大”的正常经营方式相区分,因此在适用时要十分谨慎,应当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

  9.人格否认案件中诉讼地位的确认

  (1)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由生效裁判确认,其另行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股东为被告,公司为第三人;

  (2)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公司和股东为共同被告;

  (3)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尚未经生效裁判确认,直接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债权人释明,告知其追加公司为共同被告。债权人拒绝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10.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

  (1)怠于履行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

  (2)股东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或者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1.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之因果关系抗辩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怠于履行义务”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主张其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2.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之诉讼时效抗辩

  (1)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公司债权人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之日起计算。

  补充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13.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之表间代理抗辩

  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16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

  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

  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合同法》第50条(现《民法典》第504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

  14.公司担保中善意第三人认定

  (1)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2)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标准不宜太过严苛。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非善意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的除外。

  15.公司对外担保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

  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

  (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

  (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

  (3)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

  (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16.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对外担保之追责

  (1)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公司没有提起诉讼,股东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7.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同意债务加入

  同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相关规定。

  18.股东代表诉讼

  (1)股东何时成为公司股东,不影响其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2)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之一是,股东必须先书面请求公司有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存在公司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否则会被人民法院驳回诉请;

  (3)股东提起代表诉讼,被告可以原告股东恶意起诉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反诉。如以侵权或者违约对公司提起反诉的, 因不符合反诉主体同一的要求,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19.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调解

  公司是股东代表诉讼的最终受益人,为避免因原告股东与被告通过调解损害公司利益,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调解协议是否为公司的意思。只有在调解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通过后,人民法院才能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

  至于具体决议机关,取决于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司股东(大)会为决议机关。

  20.实际出资人要求显明登记诉讼请求之要件

  (1)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

  (2)过半数其他股东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

  21.对合同无效之强制性规定的识别

  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相对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1)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

  (2)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

  (3)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

  (4)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

  (5)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

  22.合同条款违反规章是否无效

  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

  23.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在确定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

  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情况下,当事人所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不应超过合同履行利益。

  24.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

  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在确定财产返还时,要充分考虑财产增值或者贬值的因素。

  (1)双务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双方因该合同取得财产的,应当相互返还。应予返还的股权、房屋等财产相对于合同约定价款出现增值或者贬值的,人民法院要综合考虑市场因素、受让人的经营或者添附等行为与财产增值或者贬值之间的关联性,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或者分担,避免一方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

  (2)在标的物已经灭失、转售他人或者其他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当事人主张返还原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主张折价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折价时,应当以当事人交易时约定的价款为基础,同时考虑当事人在标的物灭失或者转售时的获益情况综合确定补偿标准。标的物灭失时当事人获得的保险金或者其他赔偿金,转售时取得的对价,均属于当事人因标的物而获得的利益。对获益高于或者低于价款的部分,也应当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或者分担。

  25.价款返还

  双务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标的物返还与价款返还互为对待给付,双方应当同时返还。

  关于应否支付利息问题,只要一方对标的物有使用情形的,一般应当支付使用费,该费用可与占有价款一方应当支付的资金占用费相互抵销,故在一方返还原物前,另一方仅需支付本金,而无需支付利息。

  26.损害赔偿

  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时,仅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失,一方还可以向有过错的另一方请求损害赔偿。

  在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既要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责任,又要考虑在确定财产返还范围时已经考虑过的财产增值或者贬值因素,避免双重获利或者双重受损的现象发生。

  27.合同无效诉请应释明处理其他相关诉请

  在双务合同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主张合同无效的,或者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而被告主张合同有效的,都要防止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向原告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

  一审法院未予释明,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

  28.未生效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

  无效合同,从本质上来说是欠缺合同的有效要件,或者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

  未生效合同,已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对双方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撤回、解除、变更,但因欠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特别生效条件,在该生效条件成就前,不能产生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法律效力。

  29.报批义务及相关违约条款独立生效

  须经行政机关批准生效的合同,对报批义务及未履行报批义务的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作出专门约定的,该约定独立生效。

  一方因另一方不履行报批义务,请求解除合同并请求其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应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须经行政机关批准生效的合同,一方请求另一方履行合同主要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履行报批义务。

  30.刻章行为的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

  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1.抵销

  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

  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一经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

  双方互负的债务数额,是截至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各自负有的包括主债务、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在内的全部债务数额。

  行使抵销权一方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抵销全部债务数额,当事人对抵销顺序又没有特别约定的,应当根据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主债务的顺序进行抵销。

  32.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

  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的,人民法院要着重审查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情形,避免虚假诉讼的发生。经审查,不存在以上情况,且无其他无效事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因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申请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申请撤回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申请撤回起诉。当事人申请撤回起诉,经审查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

  当事人不申请撤回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对以物抵债协议予以确认的,因债务人完全可以立即履行该协议,没有必要由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故人民法院不应准许,同时应当继续对原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理。

  33.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

  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的,因此种情况不同于本纪要第71条规定的让与担保,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其应当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

  经释明后当事人仍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不影响其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另行提起诉讼。

  34.通知解除合同的条件

  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

  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注:

  《民法典》第562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563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第564条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第565条 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通知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

  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

35.约定解除条件

  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1)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

  (2)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

  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

  36.违约方通过起诉解除合同

  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在一些长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合同僵局,一概不允许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时对双方都不利。在此前提下,符合下列条件,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

  (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

  (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违约方本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免除。

  注:

  《民法典》第580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

  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

  37.变相利息的认定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认为金融机构以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管理费等为名变相收取利息,金融机构或者由其指定的人收取的相关费用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情况确定借款人应否支付或者酌减相关费用。

  38.高利转贷的认定

  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

  高利转贷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1)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

  (2)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

  (3)对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件,不宜把握过苛。实践中,只要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事实的,一般可以认为满足了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要件。

  注:

  《民法典》第680条 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

  39.职业放贷人放贷行为效力

  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

  40.非银行等金融机构独立保函的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之外的当事人开立的独立保函,以及当事人有关排除担保从属性的约定,应当认定无效。

  根据“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在否定其独立担保效力的同时,应当将其认定为从属性担保。此时,如果主合同有效,则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与主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合同无效,则该所谓的独立担保也随之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3。

  41.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

  被担保的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可以相互追偿的除外。

  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13条

  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提供担保,担保人之间约定相互追偿及分担份额,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按照约定分担份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之间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或者约定相互追偿但是未约定分担份额的,各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

  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提供担保,担保人之间未对相互追偿作出约定且未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但是各担保人在同一份合同书上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按照比例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除前两款规定的情形外,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分担向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2.借新还旧的担保物权效力

  贷款到期后,借款人与贷款人订立新的借款合同,将新贷用于归还旧贷,旧贷因清偿而消灭,为旧贷设立的担保物权也随之消灭。

  贷款人以旧贷上的担保物权尚未进行涂销登记为由,主张对新贷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约定继续为新贷提供担保的除外。

  43.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

  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未行使抵押权,抵押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请求涂销抵押权登记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44.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

  不动产抵押合同依法成立,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人请求抵押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因抵押物灭失以及抵押物转让他人等原因不能办理抵押登记,债权人请求抵押人以抵押物的价值为限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其范围不得超过抵押权有效设立时抵押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45.房地分别抵押的处理方式

  在房地分别抵押,即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给一个债权人,而其上的建筑物又抵押给另一个人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两个抵押权的冲突问题。基于“房地一体”规则,此时应当将建筑物和建设用地使用权视为同一财产,从而依照(原)《物权法》第199条(现《民法典》第414条)的规定确定清偿顺序:登记在先的先清偿;同时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同一天登记的,视为同时登记。即: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抵押权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根据(原)《物权法》第200条(现《民法典》第417条)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

  46.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

  抵押权是从属于主合同的从权利,根据“从随主”规则,债权转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

  受让人向抵押人主张行使抵押权,抵押人以受让人不是抵押合同的当事人、未办理变更登记等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7.流动质押的设立与监管人的责任

  在流动质押中,经常由债权人、出质人与监管人订立三方监管协议,此时应当查明监管人究竟是受债权人的委托还是受出质人的委托监管质物,确定质物是否已经交付债权人,从而判断质权是否有效设立。

  (1)如果监管人系受债权人的委托监管质物,则其是债权人的直接占有人,应当认定完成了质物交付,质权有效设立。

  (2)如果监管人系受出质人委托监管质物,表明质物并未交付债权人,应当认定质权未有效设立。此时,债权人可以基于质押合同的约定请求质押人承担违约责任,但其范围不得超过质权有效设立时质押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48.浮动抵押与动产抵押的效力

  企业将其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及产品等财产设定浮动抵押后,又将其中的生产设备等部分财产设定了动产抵押,并都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根据(原)《物权法》第199条(《民法典》414条)的规定,登记在先的浮动抵押优先于登记在后的动产抵押。

  但根据《民法典》404条的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49.动产抵押与质权的清偿顺序

  同一动产上同时设立质权和抵押权的,应当参照适用(原)《物权法》第199条(现《民法典》第415条)的规定,根据是否完成公示以及公示先后情况来确定清偿顺序:

  (1)质权有效设立、抵押权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按照公示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2)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3)质权有效设立,抵押权未办理抵押登记的,质权优先于抵押权;

  (4)质权未有效设立,抵押权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因此时抵押权已经有效设立,故抵押权优先受偿。

  50.约定担保物权的处理

  债权人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约定以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或者质押的财产设定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担保,因无法定的登记机构而未能进行登记的,不具有物权效力。若所涉行为具备其他法律领域的效力要件,应当在相应领域获得效力。

  当事人请求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就该财产折价、变卖或者拍卖所得价款等方式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对其他权利人不具有对抗效力和优先性。

  51.让与担保有效(流质无效)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合同如果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部分约定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

  52.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

  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

  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

  53.金钱债权案件中案外人(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执行异议之诉

  金钱债权执行中,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请求排除执行的,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被法院支持:

  (1)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2)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

  (3)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

  (4)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买受人只要有向房屋登记机构递交过户登记材料,或向出卖人提出了办理过户登记的请求等积极行为的,可以认为符合该条件。买受人无上述积极行为,其未办理过户登记有合理的客观理由的,亦可认定符合该条件)。

  54.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与抵押权的关系

  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故抵押权人申请执行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但已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房,消费者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商品房消费者”的限定条件:

  (1)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2)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1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

  (3)是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50%(包括如果商品房消费者支付的价款接近于50%,且已按照合同约定将剩余价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或者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

  55.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1)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可以排除执行;

  (2)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未将执行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而是基于不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有效合同(如租赁、借用、保管合同),判令向案外人返还执行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物权请求权,亦可以排除执行;

  (3)基于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有效合同(如买卖合同),判令向案外人交付标的物的,其性质属于债权请求权,不能排除执行。

  注:

  在双务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只有在案外人已经返还价款的情况下,才能排除普通债权人的执行。反之,案外人未返还价款的,不能排除执行。

  56.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1)如果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是确权裁判,不论作为执行异议依据的裁判是确权裁判还是给付裁判,一般不应据此排除执行,但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案外人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确权裁判申请再审;

  (2)如果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是给付标的物的裁判,而作为提出异议之诉依据的裁判是确权裁判,一般应据此排除执行,此时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对该确权裁判申请再审;

  (3)如果两个裁判均属给付标的物的裁判,人民法院需依法判断哪个裁判所认定的给付权利具有优先性,进而判断是否可以排除执行。

  57.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

  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1)该债权是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如原《合同法》第286条(《民法典》第807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海商法》第22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

  (2)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原)《合同法》第74条和《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

  (3)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

  58.案外人执行异议的审理

  (1)一般应当就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权利、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判断。至于是否作出具体的确权判项,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而定;

  (2)案外人未提出确权或者给付诉讼请求的,不作出确权判项,仅在裁判理由中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是否排除执行的判项即可;

  (3)案外人既提出确权、给付请求,又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的,人民法院对该请求是否支持、是否排除执行,均应当在具体判项中予以明确;

  (4)执行异议之诉不以否定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为目的,案外人如认为裁判确有错误的,只能通过申请再审或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方式进行救济。

  59.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

  票据贴现,是指资金的需求者,将自己手中未到期的商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或短期债权向银行或贴现公司要求变成现款,银行或贴现公司(融资公司)收进这些未到期的票据或短期债券,按票面金额扣除贴现日至到期日的利息后付给现款,到票据到期时再向出票人收款。

  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当事人不能返还票据的,原合法持票人可以拒绝返还贴现款。人民法院在民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具有法定资质的当事人以“贴现”为业的,因该行为涉嫌犯罪,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鉴于票据行为无因性,在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贴现”,该“贴现”人给付贴现款后直接将票据交付其后手,其后手支付对价并记载自己为被背书人后,又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将票据进行背书转让的情形下,应当认定最后持票人为合法持票人。

  60.转贴现协议

  转贴现是指办理贴现的银行将其贴进的未到期票据,再向其他银行或贴现机构进行贴现的票据转让行为。

  贴出人:指向金融机构转让票据权利的持票人为转贴现行为的贴出人。

  贴入人:是指接受持票人转让票据权利的金融机构为转贴现行为的贴入人。

  转贴现行提示付款被拒付后,依据转贴现协议的约定,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案由应当确定为票据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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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2024-09-05
作者:刘海
来源:宇安法律应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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