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问题研究
发文时间:2025-12-03
作者:周千惠
来源:天津会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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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离不开财税,财税合规、规范经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为普及财税知识,帮助理解有关政策,天津市会计学会联合常务理事单位天津睿和财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天津财会》及微信公众号开设睿和税韵专栏,精选优秀财税学术文章,交流业务知识,分享实操技能,分析财税风险,探讨防范对策,以期为财税领域工作者提供有益参考。

  一、引言

  网络直播作为新兴业态,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税收课题。网络直播打赏是指用户在观看网络直播的过程中,通过支付一定的虚拟货币或现金,对喜欢的主播进行奖励和支持的行为。打赏作为观众对主播的直接经济支持,具有互动性强、金额不确定等特点。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发布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为8.33亿,同比增长1737万,占网民总数的75.2%,同比增长0.5个百分点。庞大用户群体与直播产业繁荣,使直播打赏收入规模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所得税问题亟待解决。

  二、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现状与问题

  (一)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目缺失与不明确。现行税法未对网络直播打赏收入单独设立明确税目,不同地区税务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对打赏收入性质认定不一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在某些地区,税务机关将网络直播打赏收入视为劳务报酬所得,按照20%~40% 的比例税率预缴个人所得税;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尝试将其纳入经营所得范畴,按照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税。这种税目适用的混乱局面,不仅使得主播在不同地区面临的税负差异较大,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性,也给税务机关的征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降低了税收征管的效率。

  (二)扣除标准不清晰

  对于主播获取打赏收入的成本费用扣除问题,税法未明确规定扣除范围与标准,造成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困难。在网络直播行业中,主播为了进行直播活动,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如购置专业的直播设备(摄像头、麦克风、灯光设备等)、租赁直播场地、支付技术支持费用、进行内容创作和策划等。然而,由于税法缺乏对这些成本费用的具体扣除规定,主播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往往无所适从。一些主播可能因为不了解相关规定,而未能将符合条件的成本费用进行扣除,导致税负增加;而另一些主播则可能试图通过虚报成本费用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引发税收风险。这种扣除标准的不清晰,不仅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性和准确性,也不利于税务机关对主播的成本费用进行有效监管,进一步加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

  (三)税收征管困难

  1.纳税主体难以确定。网络直播涉及平台、公会、主播多个主体,各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在有公会参与时,若主播与公会是对私结算,平台可能认为自身无代扣代缴义务;公会若未与主播签订劳动合同,也常推诿代扣代缴责任,导致纳税主体不明,易引发税收流失。例如,当主播与公会之间是基于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时,公会往往不愿意承担代扣代缴义务,认为自己只是为主播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而不应负责主播的税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可能会以公会参与了结算为由,推卸自身的代扣代缴责任,导致税务机关难以确定究竟应该由谁来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使得税收征管出现漏洞,税收流失风险增加。

  2.收入核算与信息获取难题。打赏收入具有隐蔽性,主播可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或私下转账等方式接收打赏,使收入难以被税务机关准确核算。同时,税务机关与直播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间信息共享不及时、不全面,难以获取主播真实收入数据。网络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打赏方式。除了通过直播平台内置的打赏系统进行虚拟礼物打赏外,主播还可以引导观众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如微信、支付宝等)或私下银行转账等方式进行打赏。这些打赏行为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资金流向复杂,难以被税务机关追踪和监控。例如,一些主播可能会通过个人微信收款码或银行账户直接接收观众的打赏,而这些收入并未在直播平台的系统中留下记录,税务机关很难获取相关信息,从而导致这部分收入无法纳入正常的税收征管范围。此外,即使对于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的打赏,由于直播平台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尚不完善,税务机关往往只能获取到有限的收入数据,难以全面、准确地掌握主播的真实收入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3.税收征管方式滞后。传统税收征管方式主要针对实体企业与线下交易,面对网络直播虚拟性、跨地域性等特点,难以有效监管。税务机关对网络直播打赏的税收稽查技术手段不足,难以适应行业发展要求。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主要依赖于对实体企业的财务报表审查、发票检查以及线下交易的监控等手段。然而,网络直播作为一种虚拟经济活动,其交易行为主要发生在互联网上,具有跨地域、即时性、难以追溯等特点,传统征管方式在这种新兴业态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例如,网络直播的实时互动性和跨国界传播使得税务机关难以确定交易的发生地和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给税收管辖权的确定带来了挑战。同时,由于网络直播数据量庞大、信息复杂,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收稽查时,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来快速、准确地筛选和分析与税收相关的信息,导致稽查效率低下,难以对网络直播打赏的税收违法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查处。这种税收征管方式的滞后性,不仅使得网络直播行业的税收征管存在诸多漏洞,也严重影响了税收法律的威慑力和执行力,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完善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征管的对策

  (一)明确法律性质与税目

  1.细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建议在劳动法领域进一步细化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综合考虑主播工作时间、工作内容、收入来源、平台对主播的控制程度等因素,准确区分签约主播与独立主播,为所得税税目确定提供依据。

  2.增设“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目。鉴于网络直播打赏的特殊性,可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增设“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目。明确其定义、范围及适用税率,消除税目模糊地带,使税务机关能精准征税,减少税收争议。

  (二)健全税收政策与法规

  1.制定成本费用扣除办法。税务部门可针对网络直播打赏特点,制定主播成本费用扣除具体办法,明确设备购置、场地租赁、技术培训等常见支出的扣除范围、标准及凭证要求,确保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准确合理。

  2.完善相关税收法规。结合网络直播发展实际,修订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税收征管法等法规,对网络直播平台、公会及主播的税收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堵塞税收漏洞。

  (三)加强税收征管力度

  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税务机关、直播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实时传输与共享。直播平台应按要求向税务机关报送主播注册信息、打赏收入数据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主播资金流水等信息,助力税务机关准确掌握主播收入情况。

  2.创新税收征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针对网络直播打赏的税务稽查软件与监控系统。对直播平台交易数据、主播收入变化等进行实时监测分析,及时发现与查处偷逃税行为。同时,探索建立网络直播打赏税收申报系统,简化申报流程,提高申报效率。

  3.强化纳税主体监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公会及主播的日常监管。要求平台与公会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与税务管理制度,定期对主播进行税收法律法规培训,督促其依法纳税。对存在偷逃税行为的纳税主体,依法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维护税收秩序。

  (四)提升税务服务水平

  1.加强税收宣传与辅导。税务机关应针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特点和主播的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税收宣传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主播普及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其税法遵从度。例如,制作通俗易懂的税收宣传资料,举办税收知识讲座和培训课程,帮助主播了解自身的纳税义务和权利,增强其依法纳税的意识。

  2.优化纳税服务流程。简化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的申报和缴纳流程,提供便捷的纳税服务。税务机关可以设立专门的网络直播打赏税收服务窗口或线上服务平台,为纳税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同时,加强对税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确保能够及时、准确地解答纳税人的疑问和处理相关业务。

  (五)促进行业自律

  1.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充分发挥网络直播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引导行业自律。行业协会可以制定行业规范和自律准则,加强对会员单位的管理和监督,推动网络直播行业健康发展。通过行业协会的协调和引导,促进直播平台、公会和主播自觉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加强内部税务管理,共同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建立网络直播行业的信用评价机制,将纳税信用纳入行业信用体系。对依法纳税、信用良好的主播和平台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存在偷逃税行为的主体进行公示和惩戒。通过信用评价机制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促使网络直播行业的各类主体重视税收信用,自觉履行纳税义务。

  四、结论

  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问题关乎国家税收利益与网络直播行业可持续发展。面对当前法律性质模糊、税收政策不完善、征管困难等挑战,需从明确法律性质与税目、健全税收政策法规、加强税收征管等方面综合施策。这既能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又能促进网络直播行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实现税收公平与行业创新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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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