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零工经济作为一种以平台企业为核心、连接广大零工从业者与消费者的新兴经济形态，已深刻重塑了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与市场结构。然而，这一变革在激发市场活力、拓展税源基础的同时，也对建立在工业化生产模式之上的传统税收治理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调研组在厘清零工经济影响税收治理内在逻辑的基础上，以福建省网络货运领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对税收征管数据的分析，深入剖析零工经济下的税收治理挑战，并寻求系统性的应对之策。

　　一、零工经济下税源结构重塑引发的税收治理挑战

　　零工经济是依托平台企业实现供需高效匹配、以零工从业者和消费者等为主要参与者的新兴经济业态(谢富胜 等，2019；李海舰 等，2020)。平台企业作为零工经济的组织载体和交易中介，通过发挥订单匹配、资金结算和信息记录等核心功能，已成为该领域税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主体(郑伊，2021；高金平 等，2022)。平台企业将大数据与信息技术运用于特定行业的生产经营，实现行业内供需双方(零工从业者和消费者)更有效的交易匹配，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刘善仕 等，2022)。同时，平台企业还显著降低了零工从业者进入相应行业经营的准入成本，吸引大量零工从业者参与正规经济活动，推动地下经济向合规经营转化(孙丽鹏，2025)。此外，平台企业之间竞争的网络效应，也推动制度创新(如通过用户评分机制降低监督成本)和内部专业化分工，有效降低监督成本，推动内部分工持续深化与运营效率优化。在这一新兴业态中，零工从业者多以个体经营形式依托平台承接碎片化任务，为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消费者则作为需求方通过平台实现高效匹配。总体而言，零工经济在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渠道、拓展税收来源的同时，也对税源结构带来深刻影响，并对建立在工业化生产模式基础上的税收治理体系形成多重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量小规模、高流动性的零工从业者冲击传统税收征管秩序。零工经济的兴起大幅降低了从业门槛，使众多零工从业者能够以极低的启动成本参与经营。这些数量庞大的从业者普遍具有以下特征：经营规模小，未建立规范的经营信息记录与保存机制，甚至缺乏独立收入账户；多为低技能劳动者(如外卖骑手、临时工等)，流动性强，住所不稳定。从税收征管角度看，这些特征导致其税务登记信息真实性低、核实难度大(马翌祯，2025)，以传统稳定雇佣关系和规范账簿凭证为基础的征管模式难以有效适用。从税收遵从角度看，大量零工从业者不仅经营规模小，且往往税务知识匮乏，对适用规则与优惠政策了解有限，难以全面履行如准确申报、按期缴税等合规义务。当其有限的收入面对较高的税收遵从成本(包括学习成本、时间成本及可能的资金成本)时，不仅会削弱其纳税意愿，长期来看也可能阻碍劳动力自由进入市场，影响零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税源向平台企业高度集中，存在一定的逃避税风险。零工经济的兴起深刻重塑了税源结构。平台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与强大的网络效应，在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持续吸引交易活动向其聚合，导致产出与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形成税源高度集中于头部平台企业的行业格局(陈红玲 等，2019)。然而，这一集中趋势也使平台企业面临一定的压力。一方面，由于难以从零工从业者处获取合规的增值税进项发票，平台企业的进项抵扣受阻；同时，缺乏合规的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也使其成本费用列支面临困难。另一方面，为维持市场竞争力，平台企业普遍对消费者采取价格补贴策略，导致其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实践中，部分平台企业可能利用信息技术伪造交易、虚开发票，例如通过补录虚假运单向受票企业开具发票(邓齐月，2023)，或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虚假劳务外包等方式拆分收入、虚列成本，以违规获取税收利益(崔志坤 等，2021)。

　　三是税收与税源发生区域性背离，诱发扭曲的税收竞争和“逆向选择”风险。平台经济的跨区域特性打破了传统税源与税收归属的一致性。零工从业者可向异地消费者提供服务，同时零工经济促使异地资本与劳动力向平台企业所在地集聚，形成了税源产生地与税收缴纳地分离的“税收转移效应”(傅靖，2020)。为吸引平台企业落地以扩大税源，部分地方政府往往采取税收返还等方式开展税收竞争。然而，此类政策在实践中可能产生扭曲性激励，易诱发“逆向选择”风险。部分平台企业为套取政策红利，并非通过真实业务扩张，而是采取注册虚假商户、伪造交易流水等方式虚增业务规模，骗取税收返还(王靖，2020)。更为严重的是，这一问题可能进一步升级为更严重的税收违法犯罪。部分平台企业利用富余发票资源对外虚开，形成完整的违法产业链。比如，2022年四川省乐山市破获的“5·25”特大网络货运平台虚开案中，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地方税收返还政策，通过网络货运平台大肆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此类行为虽短期内增加了平台企业所在地税收，但其产生的虚假进项税金将被受票企业用于抵扣，直接侵蚀其所在地的增值税税基，导致税收利益发生不正当的跨区域转移(李旭红，2025；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税务局课题组，2020)。这种基于扭曲激励的税收竞争，不仅可能扰乱区域间公平的税收秩序，也在实质上助长了虚开骗税等违法行为，对零工经济税收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24年8月1日《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施行，地方政府已被明令禁止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财政等优惠政策。因此，针对平台企业的显性税收返还与财政补贴已逐渐减少，但仍需警惕以非显性形式存在的优惠措施，如降低土地供应价格、延缓租金支付等，可能继续引发新的竞争扭曲与监管规避行为。总之，零工经济所带来的税收风险和治理挑战亟需多方面关注，并在税收治理体系中作出系统性回应。

　　二、零工经济税收治理挑战的表现——以福建省网络货运领域为例

　　上述零工经济引发的三大税收治理挑战在现实中均有所体现，本文基于福建省网络货运领域的实地调研资料与税收征管数据进行检验分析。

　　(一)小规模零工从业者激增对税收征管秩序的冲击

　　网络货运平台的兴起显著降低了道路货物运输行业的从业门槛，个体经营户数量急剧增长。福建省统计局2025年发布的《福建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福建省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个体经营户已达27.32万人，较2015年增长108.39%。调研发现，这些新涌入的个体经营户符合前文所述的零工从业者的特征：经营规模普遍偏小，基本不雇佣员工；除运输车辆外几乎不拥有其他固定资产；未建立规范的财务记录体系。多数零工从业者缺乏独立的收入账户和完善的经营信息保存系统，导致税务登记信息真实性难以核实，账簿凭证等不够健全。

　　从征管实践看，尽管现行税收征管法明确要求零工从业者履行登记、申报等义务，但受限于低收入水平与高合规成本的双重压力，加之税法知识的普遍匮乏，大量从业者未进行税务申报，成为“未办税户”。这种低技能、高流动性的从业特征，给税务机关的日常管理和税源监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理论上，由平台企业实施代开发票或委托代征是应对这一挑战的理想方案。然而，该方案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平台企业与零工从业者因抽成机制存在利益关联，可能形成合谋避税动机；另一方面，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操作层面存在技术障碍，包括海量订单的批量处理难题、异地从业者临时税务登记的政策模糊等。若过度下放开票权限，又可能诱发平台虚开发票的系统性风险。这表明现行征管制度与零工经济的运行特征之间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二)税源向平台企业集聚，部分企业可能采取关联避税的策略

　　基于2016—2020年福建省(不含厦门市)税收数据的分析，网络货运平台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税源集聚效应。2016—2020年，网络货运平台贡献了福建省平台企业增值税收入的52.6%。在此期间，网络货运平台企业的增值税收入年均增幅高达297.1%，企业所得税也从不足千元迅速攀升至500万元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道路运输企业的增值税收入年均下降8.15%，企业所得税年均下降2.14%。从收入份额结构看，网络货运平台的增值税收入占比从2016年的0.73%飙升至2020年的71.94%，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比从零提升至6%。税负结构的显著变化印证了前文的基本判断：平台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与网络效应，在短期内实现了税源的快速集聚。平台企业特有的“高流水、低利润”运营模式导致其税负结构迥异于传统企业，增值税贡献突出而所得税贡献相对有限。

　　调研同时发现，部分平台企业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税收规避的迹象。网络货运平台企业往往与同一地区的软件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等企业存在紧密关联。这些关联企业不仅名称相近或法人相同，且设立时间高度同步。平台企业通过向上游关联企业采购服务，将部分收入转移至享受税收优惠的关联企业。这种关联交易安排为平台企业提供了明显的税收筹划空间，印证了前文关于税源的高度集中与实际税负的增加易诱发逃避税动机的理论预期。

　　(三)平台企业的集聚加剧了区域间税收分化

　　本文基于福建省(不含厦门市)2015—2020年的税收数据，对网络货运平台引发的税收转移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显示：2016—2020年期间，陆续设立网络货运平台的地区，其税收收入整体呈现波动中增长的态势；而未设立平台的地区，税收收入则整体表现为波动性下降，区域间税收分化现象趋于显著。

　　在设立网络货运平台的地区中，沿海城市的税收增长表现较为突出。比如，泉州、莆田、福州等地由于平台企业集聚程度较高，2016—2019年期间交通运输业增值税普遍实现增长(详见图1，略)。同期，内陆城市如三明和龙岩，也因平台企业的设立带来税收收入的波动上升，尽管部分城市在2020年受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影响出现税收收入回落，但总体仍体现出平台设立对税收收入增长的积极影响(详见图2，略)。

　　相比之下，未设立网络货运平台的南平、漳州等地区，2016—2019年交通运输业增值税收入整体呈下降趋势，2020年进一步加速下滑。宁德虽因本地大型企业对交通运输需求的存在而出现税收收入上升，但并不改变未设平台地区税收收入整体走弱的基本格局(详见图3，略)。综上，尽管无法直接推断存在定向税源“吸收”，但平台企业的区域集聚确实在客观上加剧了区域间税收分化。

　　三、完善我国零工经济税收治理的对策建议

　　零工经济的发展对现行税收治理体系提出系统性挑战，亟需予以重视并作出制度性回应。未来零工经济税收治理体系应围绕对零工从业者的征管和服务优化、平台企业的合规促进和风险防控以及区域税收利益的均衡协调三大维度展开，以提升整体税收治理效能，促进零工经济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征管与服务模式，提升零工从业者纳税遵从度

　　1.构建精准高效的征管模式。针对零工从业者普遍存在的税务登记信息真实性低、收入隐匿风险高等问题，应着力完善适应其经营特征的征管模式。一方面，我国近期颁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以下简称《报送规定》)已对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或未达起征点从业者的申报义务进行了优化，体现了征管制度的适应性调整。我国应继续推动税务、市场监管、人社及第三方支付机构间的数据共享与交叉比对，实现对从业者身份、收入等关键信息的在线核验与动态监控，有效识别和防范收入不实申报行为。另一方面，应继续压实平台企业的税收协同治理责任。德国增值税法第22f和第25e条规定了平台企业对零工从业者税务合规的管理责任，要求平台收集并审核卖家的税务登记信息，并对税务系统判定为失效的增值税号(如因长期零申报、虚假地址等)采取即时冻结账户等措施，若平台企业未能阻止未注册纳税的卖家销售，则需承担连带责任，为卖家未缴税款负责。我国可以借鉴相关做法，明确平台企业对零工从业者税务登记号有效性的审核义务，对经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的登记号，要求平台实施限制交易、冻结资金等干预措施，以防范税收流失风险。此外，应探索适应零工经济特点的成本核定方法。针对部分行业从业者难以精准核算成本费用的问题，可参考美国“零工经济企业家和工人的税收提示”中的做法，即依据要素投入(如车辆行驶里程、出租房产面积等)为单位核定营业成本，或参照行业平均成本水平设定合理的扣除标准。此举有助于降低从业者的建账与核算负担，并为税收征管提供清晰、统一的执行依据，提升征管效率与公平性。

　　2.构建精准便捷的纳税服务体系。一是实现政策精准推送。可要求平台企业通过App等渠道，定期向从业者推送适配其业务特征的税收政策指南和申报提醒，并提供定制化纳税辅导服务。二是优化申报流程体验。建议开发平台企业“一键申报”功能接口，支持从业者通过平台直接跳转办理简易申报。同时提供委托平台代收代缴税款的服务选项，有效简化报税流程。三是增强政策宣传与纳税辅导的亲和力与可及性。积极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进行税收普法，并为文化程度较低或线上操作困难的零工从业者提供线下辅助服务，帮助其理解纳税义务与合规权益。通过清晰展示税负构成、优惠享受情况等信息，增强从业者对税收政策的信任感与认同感，引导其形成“合规受益、违规受惩”的税收意识。

　　(二)优化平台企业税收治理机制，引导合规与风险防控

　　1.优化税制设计，以“减负促合规”。为应对平台企业的逃避税动机，建议在税制设计中引入激励相容理念，通过适度的政策扶持，引导其从“被动遵从”转向“主动合规”。核心是稳定平台企业的税收预期，明晰其业务实质与税法适用性，减少因政策模糊带来的额外遵从风险与税负不公，从源头上降低其逃避税动机。比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可将平台企业用于提升税收遵从的特定投入，如允许建设风险内控系统、为协助税务机关提供数据接口产生的开发与维护费用等在税前扣除。这能直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将外部监管要求转化为促进其内部发展的动力。

　　2.实施“反向开票”，强化关联交易穿透监管。针对平台企业因无法从大量零工从业者处取得合规发票而导致的进项抵扣链断裂、税负加重问题，建议实施“反向开票”机制。可依托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系统，开发适配零工经济场景的功能模块，在平台向从业者支付报酬时，由平台自动触发开票流程，使每一笔交易都具备完整的闭环证据链，大幅提高虚构交易的违规成本。此举可一次性完成从业者身份认证、业务开票与信息归档，构建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有效缓解平台企业的进项发票缺失挑战。同时，该机制实现了业务流、资金流、发票流的“三流合一”，能从源头上压缩平台企业伪造交易、虚开发票的违规空间。

　　(三)优化跨区域税收协调机制，促进税收公平与区域间良性竞争

　　为应对零工经济带来的税收与税源区域性背离问题，抑制地方政府的“逆向选择”风险，建议从制度建设和信息治理两方面入手，构建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的税收协调机制。

　　1.清理扭曲性税收政策，遏制恶性竞争与套利行为。应全面清理地方政府出台的与税收收入直接挂钩的税收返还等政策，从源头上消除平台企业通过注册虚假商户、伪造交易流水等方式套取政策红利的激励。此举旨在防范如前文所述网络货运平台虚开案中所暴露出的利用地方优惠进行税收违法的风险，减少因零工经济跨区域特性导致的税收利益不正当转移，维护区域间税收秩序的公平性。

　　2.构建基于消费地原则的跨区域税收分配制度。为解决零工经济带来的税收与税源区域间背离问题，抑制地方政府因税源竞争引发的“逆向选择”风险，建议借鉴欧盟增值税一站式服务(One-Stop Shop，OSS)机制的经验，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跨区域税收协调制度。具体而言，可依托全国统一的税收大数据平台，构建零工经济跨区域税收识别与归属判定系统，实现对平台企业跨区域经营活动的精准识别和税收归属的客观划分。并探索实施“中央统收、按规分配”模式，即由平台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统一征缴相关税收，并明确其为中央待分配收入，全额缴入中央级国库。随后，根据消费地原则，结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住人口规模”“实际税收贡献比例”等反映真实经济活动的指标，建立科学、透明的分配权重体系，在地区间进行税收收入的精准调库与划分。该制度一方面能够确保税收利益向价值创造地和最终消费地合理回流，增强税收分配的区域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从制度设计上削弱地方政府通过税收返还等扭曲性政策吸引平台企业落户的动机，有助于从源头上治理跨区域税收竞争乱象，促进零工经济规范有序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调研组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调研组.零工经济引发的税收治理挑战与应对：基于福建省网络货运领域的分析[J].税务研究，2026(1)：66-71.

　　当前，依托互联网的灵活用工平台已经深刻重构了自然人提供劳务、开展经营活动并取得收入的方式，零工经济这一以平台为枢纽、个人提供劳务或开展业务为核心的新型就业形态迅速发展，已成为吸纳就业、保障民生、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力量。这其中既有互联网切实提高供需对接效率的原因，也有新一代“打工人”渴望灵活就业和用工单位希望降低用工管理成本的“双向奔赴”。

　　在社会政策和司法层面，国务院及各级政府支持和鼓励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政策已屡见不鲜，最高人民法院也已在大量实践基础上总结出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用工形态概念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平衡模式。

　　与此对应的税收征管领域，则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有待解决和应对，零工经济模式下相关的增值税处理和发票开具、用工单位或平台的企业所得税处理、零工个人的个税处理方式及扣缴义务、社保公积金缴纳等一系列问题，常常引发征管争议，这一领域作为虚开重大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重灾区，还总被认为与“开票经济”难以界分，因而也被纳入了本次打击“开票经济”的税收行动中。

　　毋庸置疑，新就业形态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清晰、合理且可持续的税收政策，这无疑是支撑零工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石。为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6号，“16号公告”)旨在从税收征管层面，对依托互联网平台取得收入的自然人提供更为规范、可持续的纳税服务与管理指引，明确平台在特定情形下的扣缴申报与代办申报义务，推动税收治理更好地适应新经济形态的发展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平台业务模式本身具有多元性，不同平台在交易结构、法律关系和资金流转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现行税法基本制度框架下，我们不认为所有“灵活用工平台”都当然、统一地承担法定的扣缴义务，对此，本文不作深入展开。本文仅在加强自然人税源管理的宏观发展方向下，从互联网平台企业参与税收协同治理的角度，将讨论范围限定为：在“资金经平台支付、交易依托平台、收入信息可由平台集中掌握”业务模式场景下，如何合理界定并落实平台的涉税协力义务，以应对征管困境，并通过规范扣缴安排实现税收共治的效率与公平。

　　一、累计预扣法的适用是历史必然

　　16号公告第一条明确，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由互联网平台企业按照《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这一安排不仅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的合理延伸，为灵活用工提供了一种技术性的个税预扣方法，更在于它有助于在零工经济领域建立更可持续的税收征纳秩序。

　　16号公告在互联网平台报送平台上从业人员涉税信息的同时明确累计预扣法后，既利用数据实现灵活用工领域税收监管透明化，同时又避免了中低收入零工个人在预扣预缴环节的体感税负过重，从而为其接受依法纳税、按规则申报、年终汇算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制度基础。这既契合税务机关借助平台数据和交易集中优势，快速归集自然人税源、提升征管效率的目的，也与国家鼓励和保障灵活就业、降低不必要资金占用、避免抬高就业成本的政策导向相协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6号公告的累计预扣法并不是一项额外创设的优惠性措施，更不应被理解为一项需要经税务机关审批授予的特殊待遇。2019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实施后，对于综合所得，已经允许纳税人采用年度内逐笔累积适用税率的方式完税，以实现在年度内初期收入累积较少时少交税或不纳税、后期收入累积较多时适用更高税率多缴税款的效果。其立法精神正是一方面降低税款对纳税人的资金占用，另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退税，提高个税征纳效率，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可支配水平。而从税法的对应性角度，如果纳税本身可以采用累计预缴的方式，那么显然扣缴义务人也应当可以累计预扣。事实上，在工资薪金领域，这一政策就是如此实施的，即扣缴义务人采用累计预扣的方式对工薪所得进行扣缴。因此，就制度层级而言，16号公告更应被理解为对新个税法既有逻辑在平台从业人员场景中的衔接和释明，是对规则适用的回归，而不是另行创设一项超出上位法结构的税收优惠。

　　二、“管理之虑”与“发展之需”的困境

　　然而，在政策落地执行过程中，考虑到种种因素，在部分地区的征管实践中，本应普遍适用的累计预扣法被异化为一项“需经税务机关审核同意”的例外性管理措施，门槛被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部分基层税务机关还可能通过不合理地极大降低发票额度的方式，实质限制平台企业正常经营，要求平台按照20%税率(针对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更有甚者直接对平台“敬而远之”。

　　当然，实践中的顾虑并非不能理解：

　　一是业务真实性问题。历史上，行业内确曾存在诸多借“灵活用工”“共享经济”“众包结算”等形式包装不真实业务的情形，并衍生出一系列虚开、非法买卖发票案件。在这一背景下，累计预扣法如果被简单适用，确有可能在某些场景下客观降低无真实用工场景的平台继续不合规经营的成本。

　　二是税源跨区域不当集中问题。平台的注册地、结算地、经营地与实际劳务发生地并不一致，容易形成税源和票源在平台注册地集中，进而产生“开票经济”带来的不平衡问题。

　　三是汇算清缴管理和投诉压力问题。平台对零工个人的控制力毕竟不同于传统用人单位，劳动者与传统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通常具有唯一性，通过用人单位对个人汇算清缴的督促路径比较简单直接有效，而零工个人可能同时从多个单位取得所得，支付单位对年终汇算清缴的督促能力有限，若累计扣缴全面开展而汇算清缴却未能有效落实，部分基层税务机关将面临极大的内部监管压力，在平台和用工单位对同一零工个人重复扣缴或沟通不足时，还可能面临大量个人纳税人投诉。

　　四是社保合规问题。平台化、灵活化的业务模式和税务处理方式，可能被部分主体利用为规避传统用工下社会保险责任或不当异地缴纳社保的空间。　　不可否认，这些担忧都有其现实基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上述的困难本质上都可以通过加强对自然人身份信息的电子化管理、税收信用连接(例如汇算清缴连接个人信用)、加强发票管理的事后交易核验等措施来逐步完善。毕竟税收征管不能把对平台的依赖当作最后手段，如果因此对平台适用累计预扣法作过度限制，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也并非经济发展所愿意看到的：

　　第一，过严限制会直接伤害税收秩序本身。最典型的问题是平台按一般劳务报酬履行扣缴义务，或平台与实际用工单位重复扣缴，导致零工个人在预扣预缴阶段承担明显偏重的税负，真实存在的平台化用工需求会被迫重新回到分散而隐蔽的线下交易方式。届时，原本可以借助平台集中掌握的身份、收入和支付信息重新散失，税源监管难度不降反升，虚开和非法买卖发票反而更容易在更不透明的环境下滋生。

　　第二，其负面影响也会超出税收秩序本身。一方面，如果仍然沿用传统预扣预缴方式处理这类劳务报酬，会明显加大中低收入个人的现金流压力，占用其有限的流动性，实质上提高其就业成本；另一方面，税务机关通过发票降额的方式对平台进行管控，将明显影响平台的结算能力，这往往意味着平台大量业务被迫停滞，进而影响大批中低收入零工个人的创收机会，最终使税收治理与稳就业、促消费、保民生的政策目标相互掣肘，而非相互成就。

　　前述利弊分析的权衡不难看出，在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政策方针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放开”还是“收紧”的二元选择，而在于能否通过更精细的监管和更完整的配套安排，实现税收管理秩序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

　　三、平台协力义务的平衡与精细化治理

　　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相关消息表明电子税务局系统中的相关扣缴申报端口已经从原来需经审批后开放改变为默认开放的状态，下一步，基层税务机关的应对与执行方式尚待观察。我们认为，尽快推广落实16号公告的累计预扣法应是大势所趋，而如何通过制度完善来进一步降低或消除隐患，缓解监管压力，未来至少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一) 业务真实性审查：精细化监管，建立更完善的前中后端控制体系

　　人社、税务等有关部门可以要求平台在展业前说明其真实用工场景、业务模式、结算路径以及风险控制方案，并提交相应的真实性合规控制机制。进入经营阶段后，则应要求平台持续加强零工个人身份核验、与用工单位关联关系审查、异常交易识别以及订单流、资金流、结算流的留痕管理，同时对相关交易进行多层次的穿透核查。也即，监管审查的重心应回归到区分不同的业务模式和开票方式，相应审查例如挂单开票流程，对用工过程进行必要监督跟踪，对工作成果核实验收，以及服务费用的定价等与交易真实性确认相关的要素。避免一刀切的精细化管理应当是税收征管法治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国家税务总局也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打击“开票经济”误伤正常大宗商品交易?税务总局纠偏

　　(二) 优化治理思路，分离管理要求

　　当前围绕汇算清缴完成率、零工纳税人投诉数量等指标形成的基层管理压力，某种程度上是自然人征管从长期相对宽松状态转向依法依规治理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互联网平台涉税信息报送制度已经为平台掌握和报送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收入信息建立了统一框架，那么在规则设计上，完全可以进一步明确：对于资金经平台结算、收入由平台归集的用工场景，原则上应由平台完成相关扣缴或协力申报事项。另一方面，则将汇算清缴完成和零活用工本人的其他社会信用相绑定，从支付等各个渠道促使其完成相应的汇缴申报义务，并且以个人身份的真实税收管理为基础区分因能力不足的清缴未完成和恶意规避汇缴义务的个人。

　　(三)避免税源不当集中：探索税收与税源一致性机制

　　可以逐步探索建立平台数据根据平台记录的劳动发生地自动化分拆报送、税款和社保在实际劳务发生地入库的制度安排，使数据集中与税源归属之间形成更合理的衔接。这既有利于从机制上杜绝不合理的社保异地缴费问题，抑制平台所在地政府盲目扩大平台业务规模，缓解“开票经济”问题，也有助于纾解平台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过度集中的管理压力。

　　(四)社保合规：社保责任与税收系统治理

　　当前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司法保障已经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思路，即应在分类认定基础上建立更符合新业态特点的责任配置。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引导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社会保险，以各种方式提升保障水平。

　　据此，在灵活用工平台场景下，现阶段更可行的方向应当是：平台按照现有试点政策为零工个人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并积极引导零工个人自行缴纳费用参保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未来，在社保缴费与平台数据对接技术成熟可行的情况下，可以探索由平台在扣缴个税的同时，按照较低比例代缴社保，保费由零工个人承担的方式。这样既回应了灵活就业的客观现实，也避免将社保问题简单转化为对税收协力机制的否定。

　　站在零工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不宜停留在“是否会增加局部管理风险”的层面，因噎废食地压缩适用空间，更应看到其综合价值，通过精细化治理，让累计预扣法既能“管得住”又能“放得活”。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邮箱：yeyongqing@anlilaw.com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邮箱：wangyixiao@anli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