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对外投资新规落地速评: 核心变化、违规风险与合规建议
发文时间:2026-6-2
作者:安随一 黄元 张诗宇
来源:通力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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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6月1日,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37号, 以下简称“对外投资新规”)正式公布, 并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将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 在此之前, 对外投资领域的最高立法为部门规章, 而对外投资新规将原先分散在各部门规章中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首次提升至行政法规层面进行系统整合, 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监管正在进入一个更加系统化的新阶段。

  一、新规核心要点: 管谁、管什么、怎么管

  对外投资新规的核心要点, 在于三个方面的制度突破: 适用范围扩展、管理事项更加全面、罚则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明确。

  (一) 管谁: 个人境外投资首次纳入行政法规规制

  对外投资新规第二条明确, 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此前包括《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在内的部门规章只规范境内企业的境外投资, 没有明确将个人纳入管理范畴, 对于其他组织也仅规定参照执行。

  在对外投资新规出台前, 个人境外投资主要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文)和《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5〕13号文), 对于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活动进行前置的外汇登记, 而个人境外购汇则主要依据《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4年版)》办理购付汇核准(实操中比较常见的是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以及特殊目的公司项下境内个人购付汇等)。此次国务院行政法规层级直接点明个人也属于投资者范畴, 并明确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制定, 意味着个人境外投资正式纳入国家统一监管框架。

  (二) 管什么: 多种投资行为、人员跨境等纳入监管

  第一, “投资行为”范围扩大。新规第二条对“对外投资”的定义[1], 基本采用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中的最宽泛定义, 并增加了“间接”的情形, 意味着多层SPV架构、非股权形式的控制结构(例如协议控制)等均被覆盖。

  第二, 新纳入跨境人员管理。新规第十三条明确禁止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等方式转移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技术、数据及受限内容。这意味着将“技术、数据、人员”三大要素同步纳入境外投资监管, 合规审查更重视实质效果。

  (三) 怎么管: 明确罚则, 处罚力度升级

  对外投资新规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一条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系统规定了违规处罚, 其中第二十七条的核心罚则规定了三类违规情形及禁入期:

  [1] 根据《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对外投资即境外投资, 是指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 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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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 主管部门可以在3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核准备案申请, 或禁止从事对外投资1至3年。三个层次的行政处罚(单位罚款+个人责任+市场禁入), 将直接影响投资者后续开展其他境外投资的规划, 更进一步强调了投资者的责任, 要求投资者在申报材料准备阶段即审慎评估风险。

  二、现行规则与新规叠加下, 企业应抓住哪些要点?

  按照现行规则, 企业投资者对外投资通常会同时涉及发改、商务、外汇、税务、数据合规等多个维度。其中, 最常见的仍是发改委核准/备案、商务部核准/备案及外汇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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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投资新规而言, 其与现行规则的衔接与监管要点如下:

  与现行制度衔接, 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 以及在中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的管理[2], 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作为一项独立制度正式入法, 安全审查范围不仅包括初始投资, 还涵盖投后的资产转让、权益处分。

  境外金融投资和境外再投资明确纳入新规管理范围, 依照对外投资新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尽管对外投资新规中对此并未做展开, 但现行规则中已有规定[3]。

  以往监管重心基本集中在“投资落地前”, 重点审查备案和资金登记环节。新规注重全流程监管, 项目落地后的日常经营、内部管控、人员与资产安全, 以及后续资产、权益的转让变卖, 均将纳入监管范围。对于投资落地后的配套监管, 仍有待国务院出台监管措施, 我们将保持持续观察。

  三、常见违规情形与实操建议

  结合现行规则以及对外投资新规中有关违规情形和罚则的规定, 我们在此汇总了几种境外投资过程中的常见违规情形, 以供投资者参照:

  情形一: 应当备案/核准而未备案

  典型表现: 项目已启动、交易已完成, 才想起来补备案。很多企业的误区是认为“项目签约了才算开始实施”, 但法律上的“实施前”是指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之前——任何一项在备案之前做了, 就已经构成违规, 可能面临罚款和市场禁入等行政处罚。

  实操建议:

  必须在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之前完成各项备案手续

  备案前咨询专业律师及主管部门, 保留记录

  遇到复杂项目, 留足材料准备和审批时间

  情形二: 未经备案即对境外募集项目再投资

  典型表现: 一些境内投资者此前曾通过ODI、QDII、QDLP、QDIE等结构完成境外投资项目, 但项目到期后境外结构并未注销, 境外项目收益也未合法汇回境内, 久而久之形成海外游资。这些游资可能进一步寻求其他境外募集项目机会, 并投资于该等项目中, 但未必经过合法程序, 该等情形将可能面临《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及对外投资新规中更加严格的管制和行政处罚。

  实操建议:

  该等违规情形产生的背景原因较为繁复, 且前述结构本身还可能涉及其他来自证监会、发改委、商委、外管局乃至金融办的监管要求, 笔者后续将另行撰写文章专门探讨该等情形下的合规路径

  作为境内投资方, 应注意境外投资项目在备案时的资金汇回要求, 如有再投资需求, 应与商务部门充分沟通并办理再投资报告

  作为境外相关项目的募集方, 应注意对投资方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 并要求其出具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的承诺

  情形三: 境外投资项目重大变更未及时办理变更备案

  典型表现: 备案金额与实际投资金额不一致(例如备案1000万美元, 实际投1500万美元, 即超过备案金额的20%以上); 或者其他事项发生重大变化, 包括投资主体增加或减少、投资地点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内容和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等(通常也包括备案项目为A用途, 但实际用作B用途的情形)。未及时办理变更的, 可能被认定为违规, 面临行政处罚。

  实操建议:

  如实申报投资数额, 在与监管部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可适当多预留额度项目实施后及时跟踪投资额变化情况, 超阈值立即启动变更投资主体、投资地点、主要内容等发生重大变化及时申请变更

  情形四: 以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办理备案

  典型表现: 在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时, 为了满足监管要求或加快审批速度, 投资者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提交虚假材料用于备案文件, 例如虚构投资项目或金额、虚构中方投资方及注册信息、隐瞒真实受益人等。此外, 如果备案项目为A用途, 但实际用作B用途, 在实务中除了可能构成重大变更从而需要办理变更备案以外, 亦不排除可能认定为提供虚假材料。

  实操建议:

  如实披露投资项目的真实情况确保提交的各项材料真实、完整, 切勿伪造或篡改若备案过程中发现已提交的材料存在错误, 应主动向备案机关说明情况并申请撤回, 重新提交; 若项目已备案完成但发现错误, 也应与备案机关及时沟通, 讨论重新补正的可行性

  结论与前瞻

  总体而言,对外投资新规的出台在适用范围、管理事项、国家安全、反外国制裁、责任承担等方面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这是对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未来, 对外投资的核心能力不仅仅是找到好项目和办好前置手续, 更在于将合规贯穿于项目从立项到退出的全过程。

  同时, 对外投资新规明确, 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的具体管理办法将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另行制定。这意味着, 随着个人境外投资配套细则陆续出台, 个人境外投资的合规路径将有望更加清晰。相关部门后续在实务当中也可能依据新规进一步细化管理要求。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政策动态, 提前做好合规筹划, 必要时可咨询专业律师的意见。

  实习生汪卫对本文内容亦有贡献。

  注释

  [1] 根据《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对外投资即境外投资, 是指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 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2] 对于通过QDII、QDLP等开展中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 仍将适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以及各省份有关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试点工作办法等金融监管规则, 与现有的监管体系保持一致。

  [3]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目前企业境外再投资的主管部门为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具体而言, 企业投资的境外企业开展境外再投资, 在完成境外法律手续后, 企业应当向商务主管部门报告。涉及中央企业的, 中央企业通过管理系统填报相关信息, 打印《境外中资企业再投资报告表》并加盖印章后报商务部; 涉及地方企业的, 地方企业通过管理系统填报相关信息, 打印《再投资报告表》并加盖印章后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作者简介

  安随一 合伙人

       通力律师事务所

  lawrence.an@llinkslaw.com

  执业领域:公司和商业、收购兼并、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境内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房地产、公司融资、海外上市

  邮箱:lawrence.an@llinkslaw.com

  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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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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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