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实缴股东退出,怎么避开税务核定这个坑?
发文时间:2026-6-2
作者:陈帅
来源: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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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缴制下,公司账上趴着大额资本公积,未实缴股东要退出——这个场景这两年越来越多,踩坑的也越来越多。坑在哪儿?税务局拿"股权对应净资产份额"核一个数出来,让你补税。尤其0对价退出,股东一分钱没拿到,税务局说你该交几十万个税,冤不冤?

  冤不冤先放一边,先把逻辑拆清楚。

  一、税务局凭什么核你?

  核心逻辑就一条:杜绝隐性利益输送。

  未实缴股东0对价退出,税务局不信。它的逻辑链很简单:你持股5%,公司净资产6000万,对应300万——你说0对价就0对价?有没有可能其他股东私下补了你300万,然后大家一起把税省了?这就是隐性利益输送。税务局启动核定,本质上是在排查这件事。

  很多律师纠结:核定是不是有罪推定?不是。核定不是预设你偷税,而是在"交易对价明显不合理、你又拿不出证据证明没有应税所得"的时候,用一种合理方法来算该交多少。股东可以拿证据反驳,核定是可以被推翻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证据。

  触发核定的三种典型情形

  情形一:对价明显偏低,净资产份额却是正的。

  依据67号公告,0对价退出+净资产份额为正="对价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直接启动净资产核定法。例外:章程写了"未实缴股东不享受任何分配权益",0对价会被认可,因为章程本身已经把利益输送的可能性堵死了。

  情形二:退出路径选错了,定性被扭曲。

  走定向减资退出,但没明确"未实缴、无权益",税务局可能定性为"名为减资,实为股权转让",甚至"视同分红"。大额资本公积场景下尤其危险——容易被理解成"资本公积分配",按20%征个税。

  情形三:证据链空的,税务局自由裁量。

  没留书面证据,税务局直接按净资产核定,没商量。反过来,章程写得清楚、退出过程有完整记录,核定风险大幅降低。

  算一笔账

  注册资本1000万,资本公积5000万,未实缴股东持股5%。税务机关启动核定:

  ♦核定收入:净资产6000万 × 5% = 300万

  ♦应缴个税:300万 × 20% = 60万

  ♦企业连带:未代扣代缴,罚款30万-180万 + 滞纳金

  注意:以上是核定成立后的数字。如果企业能举证无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不成立,罚款也无从谈起。

  二、新形势:以前是"可能查到",现在是"大概率查到"

  为什么这两年这类案子突然多了?三个因素叠加:

  第一,金税四期上线,股权变更信息与税务申报自动比对。工商那边股权一动,税务同步收到数据。0对价变更、低价转让,系统自动标红,推送给主管税务机关。以前靠"不报就没人知道",这条路已经堵死了。

  第二,新《公司法》2024年实施,认缴出资有了5年期限。大量企业面临减资、未实缴股东退出潮。税务机关很清楚这个趋势,"0对价退出"已经被列为重点核查场景。某种意义上,减资潮本身就是核查信号。

  第三,资本公积相关的个税政策持续收紧。税务总局对"资本公积变相分配"的认定口径越来越明确,大额资本公积企业一有股权变动,税务几乎必看。

  结论很直白:以前是"可能被查到",现在是"大概率被查到"。侥幸心理该放下了。

  三、两个核心定性,先想清楚再动手

  定性一:未实缴股东的股权,到底是什么?

  新《公司法》下,股东财产权益以"履行出资义务"为前提。没实缴,股权本质上是一个"还没兑现的资格",不是一块"有价值的资产"。章程写了"未实缴不享分配权益",这个定性就有法律效力。没写?税务局默认你享有权益,先核定再说。

  定性二:这次退出,到底属于哪种性质?

  ♦无权益注销:只注销认缴资格,没拿钱、没分资产——不交税。

  ♦财产性退出:涉及资本公积分配、私下补偿——应税所得,触发核定。

  实务中还有个灰色地带:0对价注销了,章程没写清楚,净资产份额又是正的。税务局会启动核定,但股东可以补证——股东会决议、出资催告记录,证明就是注销资格、没拿利益。

  四、一条容易被忽略的路径:除权

  新《公司法》第52条给了公司一件武器——股东除名。流程很清晰:向未实缴股东发出书面催缴通知,给宽限期(不少于60日),期满仍未缴,董事会决议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对应股权。

  除权在税务上的好处是根本性的:

  它不是交易,没有对价。不存在"对价明显偏低"的问题,67号公告的核定前提直接不成立。不是股权转让,不是减资分配,就是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被开除——违约后果,跟利益输送扯不上关系。

  而且程序法定,催缴→宽限期→董事会决议→失权通知,每一步有公司法背书,证据链天然完整。税务局想核都找不到落脚点。

  一句话:转让是买卖,减资是分手,除权是开除。开除不需要给对方钱,税务没法核。

  五、实操要点:三件事做对了,基本不会出问题

  第一,能走除权就别走转让和减资。除权的税务风险等级跟转让、减资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前提是公司要严格走完法定程序——催缴、宽限期、董事会决议、失权通知,一步不能省。

  第二,章程是核心防线。有没有写"未实缴股东不享分配权益"?有,底气就有了。没有,马上开股东会补决议,白纸黑字定下来再走退出程序。顺序很重要——先退再补,税务局不认。

  第三,证据链攒齐再动手。股东会决议(明确无权益注销)、出资催告记录、退出协议(写清楚对价0元、理由是无权益而非让利)、工商变更回执、税务申报记录——一套下来,证明"没拿钱、没分利、就是注销资格"。至少存10年。

  第四,别碰红线。其他股东私下塞钱补偿、变相分配资本公积——这是税务局重点查的,查到必补税+罚款,没有例外。

  第五,注意地方差异。深圳、杭州对证据完整的0对价退出认可度较高,部分内陆地区管得严。拿不准的时候,提前问主管税务机关。

  六、四个常见误区

  ♦ "未实缴,0对价退出,一定不征税"——没证据、有隐性利益,照核不误。

  ♦ "定向减资全体股东同意就没事"——程序合规≠税务合规,没权益约定照样核定。

  ♦ "大额资本公积跟未实缴股东没关系,不用约定"——税务局默认持股就有权益,没约定就核定。

  ♦ "退出就完事了"——有隐性利益输送,退出了也能追溯追缴。

  七、总结

  未实缴股东退出这件事,税务核定的核心目的是堵隐性利益输送的口子,不是为难企业。能不能避开核定,取决于三件事:权益边界有没有写清楚、退出路径有没有选对、证据有没有留够。

  最安全的路径是除权——公司法第52条给的武器,不用白不用。走不了除权的,章程写清楚、证据攒齐、别碰红线,也能有效控制风险。

  最后提醒一句:本文讲的是通用规则和逻辑。实务中,历史遗留问题、股东之间有其他利益牵扯、各种灰色原因形成的症结——这些都可能被税务机关盯上。具体案子差一个变量结论就可能完全不同,真有复杂情况,找专业税务律师把把脉,比看文章管用。


       作者简介

  陈帅 注册税务师、会计师、律师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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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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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