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征管的概念由来—受控外国企业十问十答
发文时间:2026-4-21
作者:叶永青 孙菀怡 高佳妮
来源:涉外税务
收藏
702

  引言

  近来网上盛传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税务机关开始对境外所得穿透征管,境外所得无所遁形,信托架构已经凉凉。然而,在国家税务总局不断强调的依法治税逻辑里,一个合理的架构并不会被随意的“穿透”。什么是依法依规的穿透工作?随着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共同申报准则)全面落地,我国税务机关对跨境税源的监管力度持续升级,叠加高净值人群与跨境企业海外投资架构的广泛应用,我们以这个十问十答来初步让大家了解境内居民境外所得穿透征管最直接和基础的法律制度——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如果您或您的公司直接或间接对外投资中有设立在低税地的境外主体,结合目前的征管趋势,我们建议您持续关注。虽然信托目前并不在这个征管体系内,“控制”一词在信托下要比公司复杂得多,未来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Q1 什么是CFC?

  CFC即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受控外国企业”。它并非一个法律上“注册”或“登记”的企业形式,而是一种税法概念:当一国税务居民(包括居民企业或居民个人)对设立在境外低税或无税管辖区的企业形成控制,且该境外企业并非出于合理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时,该境外企业即被居民国税法认定为“受控外国企业”。用白话说,如果你在境外设立一家自己控制的没啥实质的公司,比如之前典型的BVI架构,那么即便你把财产和收益都放在BVI公司而没有分配给个人,也会被穿透征税。

  CFC规则的立法本意在于反避税:防止居民纳税人利用在低税地设立的中间控股公司“截留”利润、递延或规避居民国纳税义务。一旦构成CFC,居民国税务机关就有权“穿透”该境外主体,将其未分配利润中归属于居民股东的部分,视同已经分配给居民股东,在居民股东层面直接课税。

  Q2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都有CFC规则吗?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大陆现行税法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税种项下均确立了CFC规则,但立法完备程度与实操细则存在明显差异。

  1. 企业所得税层面的CFC规则

  《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明确规定: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7条、118条进一步明确了“控制”的标准及“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量化阈值(低于12.5%)。《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八章则详细规定了CFC规则下视同分配税款的计算、申报等操作要求。当然,全球最低税的落地对此也有实质影响,回头我们再另行讨论。

  2. 个人所得税层面的CFC规则

  2018年修正后的《个人所得税法》第8条首次引入反避税条款,其中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这是中国大陆在个人所得税领域法律层面首次确立CFC规则,标志着对居民个人境外架构的税务监管的法律基础建构。不过,个税层面的CFC配套实施细则目前仍在完善中,“控制”标准、“合理经营需要”的认定等具体口径都是缺失的,这也是目前还没有全面推开的重要原因,在实务中我们见到的案例往往主张参照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执行。但是因为没有规定就会有有趣的问题,比如企业所得税的标准税率是25%,所以阀值是12.5%,那么个税的税率是20%,阀值是否应该是10%?

  Q3 构成CFC有哪些条件?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下的相关规定,境外企业被认定为CFC一般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要件:

df2bff299d26a85b049080a0d89f8ffe_23e5b2b79596f8f008e95e8507a3804b.png

  需特别说明的是,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87条第二款中 “控制”作出了兜底规定,即在持股比例之外,从资金、经营、购销等角度考察实质控制;而在个人所得税层面,《个人所得税法》仅规定了原则性标准,实务中需结合个案综合判断。

  Q4 构成CFC后面临哪些风险?

  一旦境外企业被认定为CFC,中国居民股东(企业或个人)将面临多重税务与合规风险,主要包括:

  1. 视同分配纳税风险

  税务机关可将CFC当期未分配利润中归属居民股东的部分,视同已经分配,要求居民股东就该笔“股息”申报纳税,适用25%(居民企业)/20%(居民个人)税率缴纳中国所得税。

  2. 滞纳金及利息风险

  若税务机关启动特别纳税调整程序,一般应加收利息;实务中亦存在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的争议情形(详见Q6)。

  3. 信息披露与罚款风险

  居民企业应按要求填报《居民企业境外投资信息报告表》等文件,报告受控外国企业相关信息;未按规定申报或提供资料的,可能面临未按规定报送资料的行政罚款,并影响纳税信用评级。

  4. 后续实际分红的双重征税风险

  视同分配已完税利润在未来实际分配时,应当如何计算抵免?是否可以退税?规则层面尚不清晰,加之如果纳税人没有妥善保存相关的证据资料,就很可能引发重复征税争议。

  Q5 被认定为CFC后,因视同分配缴纳的税金,是否可以进行境外税收抵免?

  理论上,视同分配环节缴纳的中国税款,可以在未来CFC实际向居民股东分配利润、或该股权被转让时,与相应境外已纳税款建立抵免或避免重复征税的联系,但并非简单的“同步抵免”。

  视同分配本身是中国居民国层面的反避税调整,由于CFC所在低税地通常对未分配利润不征税或税负很低,因此视同分配当期一般不存在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当CFC向居民股东实际分配股息时,由于此前已缴纳中国所得税,应允许在实际分配环节扣除已视同分配并完税的金额,避免在国内重复确认所得、重复征税;对CFC所在地就实际分配扣缴的预提所得税,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24条、《个人所得税法》第7条规定,居民企业和居民个人可以就境外实际缴纳税款申请抵免。

  实务操作层面,我们建议(1)在视同分配时即有效沟通未来的抵免处理;(2)完整保留视同分配的完税凭证、CFC财务报表、利润分配决议等文件,形成“视同分配—已完税—后续实际分配”的证据链;(3)境外税收抵免受到年度抵免限额、抵补年度的制约,建议事前测算并与主管税务机关充分沟通。

  Q6 CFC规则下,视同分配是否会征收滞纳金?

  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第48条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107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就CFC进行特别纳税调整的,应自税款所属纳税年度的次年6月1日起至补缴税款入库之日止按日加收利息。《个人所得税法》第8条规定的反避税调整同样明确“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在特别纳税调整程序中,由于纳税义务系通过税务机关事后调整产生,并非纳税人既有申报义务下的延迟缴纳,因此正常情况下应当加收“利息”而非“滞纳金”。

  然而,实践中,部分稽查局在查处案件时对案件一律适用滞纳金,理由包括纳税人存在未依法履行信息报送义务或提供虚假报送信息等情形,特别是在个人CFC的情况下,由于具体规则的缺失,能否适用利息规范更容易产生争议。同时,即便加收利息,还有加处5%罚息问题,CFC规则下对于罚息的加收和豁免都没有具体规定,需要谨慎处理。

  Q7 CFC的几个例外情形如何成立?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84条规定了CFC规则的三类豁免情形,这些例外在实务中具有重要的抗辩价值。

337eddd2200343fdd0f19c98188ec346_2255b7d6c3cb10c1c7c97bcf761658b0.png

  Q8 CFC和CRS之间是什么关系?

  CRS与CFC规则在跨境税务监管实践中高度协同,CRS为CFC的识别与调查提供了关键的信息来源,两者可形象地理解为“探测器”与“处理器”的关系。

  CRS是OECD主导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其核心是信息披露与交换,其本身不直接创设所得税纳税义务。在CRS规则下,由消极非金融机构持有且由非居民控制的账户信息应当被报送至本国税务机关,再由税务机关与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机关进行自动交换。例如,一家由中国居民个人设立的BVI公司,其50%以上资产是股票、债券、理财产品等,或50%以上的收入由这些金融资产的买卖收入或股息、利息收入构成,则这家BVI公司就可能被识别为“消极非金融机构”,而持有其25%以上表决权的中国居民个人将可能被识别为“控制人”,该BVI公司账户的涉税信息将会被交换到中国。

  CRS提高了境外架构透明度,中国税务机关在获取相关账户信息的基础上,得以更有效识别潜在CFC风险(同时,CFC风险的识别也不仅仅依靠CRS)。但我们不能将CRS和CFC简单画等号,最终是否适用CFC规则,仍要回到实体法层面审查控制、低税负、利润留存及合理商业目的等法定要件。

  Q9 信托架构能否阻断CFC规则的适用?

  信托是高净值人士进行财富传承与风险隔离的常用工具,但信托架构能否有效阻断CFC认定,往往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首先,信托的法律形式决定了,如果没有明确规定,CFC规则不应当适用;其次,在法律规则不明的情况下,对谁以何种方式认定CFC其实存在困难。当然,在真正的实践中,各国规则下信托如何适用CFC还是多数取决于信托的类型、条款设计以及信托与委托人、受益人之间的实质关系。

  在信托架构下,由于境外企业的持股关系已经改变、信托财产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受托人依法管理信托财产等特殊因素,因此信托架构往往无法简单套用CFC规则,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CFC规则的适用。然而,在委托人保留大量权力等情况下,税务机关可能主张穿透信托层,认定委托人仍对信托持有的境外企业构成实质控制,进而触发CFC规则,这也是目前极为少见的若干案例中存在的情况。

  即使委托人层面成功阻断CFC认定,在我国信托税制目前尚不明朗的状态下,也可能在受益人层面触发CFC调整的讨论,具体则需要结合信托条款(固定分配/全权分配)、分配历史、受益人权利等综合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在CRS规则向2.0甚至3.0版本的推进过程中,信托项下的财产信息交换显然已经越来越完善,无论信托能否适用CFC,信息的传递不可避免。

  Q10 如何合理准备和应对CFC的检查和调查?

  应对CFC税务问题的首要问题仍然是态度,尊重和相信专业,以严谨的方式对待架构的设计和实施,既要在日常运营中做好合规准备,也要在税务机关介入时进行合理的沟通,并持续关注相关规则和实践变化的影响。

  1. 事前全面准备

  在架构设计阶段即应当引入税务合规审查,避免“先设立、后补救”,具体包括:

  -识别可能触发CFC认定的主体,建立CFC风险清单,留存有效证据,实施台账管理;

  -按规定履行信息报送义务(如《居民企业境外投资信息报告表》),避免因程序瑕疵扩大风险敞口。

  2. 事中积极应对

  -严格审核对外提交的每一份资料,确保前后一致、与历史申报不相矛盾;

  -对税务机关的法律依据、计算方法进行复核,必要时提出书面异议;

  -审慎评估是否启动税务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特别注意法定时限。

  3. 事后落实优化

  以相关检查/调查为契机,对既有架构进行“体检”:对于确已不符合商业合理性的低税地中间层,考虑简化、清算或重组;对于因合规文档不全而被动补税的情形,建立常态化的跨境税务合规机制,包括定期的架构健康审查、持续关注税收居民身份变化等。

  结语

  CFC规则是国际税收反避税体系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税务机关监管跨境税源的关键抓手。在CRS常态化交换、金税系统持续升级、跨境执法能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CFC规则的适用正在从“偶发案件”走向“常态监管”。对于中国居民企业与高净值人士而言,单纯依赖低税地架构的“税负红利”已经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应当是以商业实质为根基、以合规文档为证据、以专业判断为指引的跨境税务管理思路。


我要补充
0

推荐阅读

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