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五年不罚”后的刑事风险——详述逃税罪中“首违免刑”的适用困境
发文时间:2026-4-8
作者:朱倩云 刘晓莹
来源:国浩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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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实践中部分企业误以为税务违法只要熬过五年未被发现,没有被税务机关处罚就能够彻底安全。但现实是,行政处罚免责≠刑事责任豁免。当税务“五年不罚”遇上逃税罪“首违免刑”,会出现明显的适用困境:行政罚款不能罚了,却可能依然要承担刑事风险。本文通过拆解时效衔接、罪名区分、司法裁判规则,给企业一份可直接使用的涉税刑事风险防控指南。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制度分野:行政处罚时效与刑事追诉时效的二元构造

  三、罪名界分:逃税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区分适用

  四、核心困境:行政时效经过对“首违免刑”条款适用的影响

  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特殊情形

  六、实务启示与合规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在税收征管越来越趋于严格的态势下,有这样一个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前在税务上有不合规的地方,过多久就没事儿了?

  一个常见的理解是:五年。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该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在于:税务机关不罚了,是否意味着刑事责任的彻底豁免?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法律困惑:若税收违法行为因超过五年未被发现而免于行政处罚,但该行为涉嫌构成逃税罪,那么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规定的“已受行政处罚”这一免责条件,因行政时效已过所以客观上无法成就,此时应如何处理?上述问题涉及行政处罚时效与刑事追诉时效的制度衔接,也关乎逃税罪中“首违免刑”条款的解释适用,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制度分野:行政处罚时效与刑事追诉时效的二元构造

  税收违法行为可能会引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双重评价,但两类责任的追究时效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一) 行政处罚时效:五年为限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该时效针对的是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其立法意旨在于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职,避免因时间久远导致取证困难、法律关系长期悬置而无法有效处罚。时效的起算点为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若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则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时效经过的法律效果是税务机关丧失行政处罚权,但并不消灭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也就是说,如果上文所说的违法行为超过 5 年未被发现则税务机关不能罚款,但违法性质还在、刑事责任不自动消失。

  (二) 刑事追诉时效:根据法定刑期确定

  《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期限为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期限为二十年。税收犯罪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期较高,其追诉时效则相应较长——税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追诉时效为十五年;税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追诉时效为十五年或二十年。

  (三) 二者关系的厘清

  行政处罚时效与刑事追诉时效分属不同法律部门,其制度目的、起算规则、期间长度均不相同,二者之间独立存在、互不抵消。行政时效的经过,不必然导致刑事追诉时效的经过;税务机关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亦不构成阻却刑事追诉的法定事由。 实践中,税务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时,若发现涉嫌犯罪,应当依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不受行政处罚时效的影响。

  三、罪名界分:逃税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区分适用

  在讨论刑事责任时,首先需要对行为性质作出准确界定——是逃税罪,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这一区分直接关系到后续责任认定路径的差异。

  (一) 传统困境:虚开手段与逃税目的的竞合

  实践中,行为人常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手段,实现少缴税款的目的。此种“虚开型逃税”行为,在司法认定上长期存在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只要存在虚开行为,即应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根据行为人的主要目的和造成的法益侵害后果确定罪名。

  (二) 新司法解释的限缩解释

  2024年3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了明确的限缩解释。该解释第十条明确,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据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以“骗取国家税款”为核心构成要件。同时,该解释第一条第三项将“虚抵进项税额”明确规定为逃税罪的‘欺骗、隐瞒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只为骗抵税款、在自身纳税义务内虚抵进项按逃税罪处理。

  (三) 典型案例的裁判规则

  关于这一问题,最高法也以案例的形式做出了回答。在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郭某、刘某逃税案中,被告人从他人处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80份用于抵扣税款,虚抵进项税额5025万余元。一审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二审法院改判为逃税罪。该案的裁判理由中明确指出:负有纳税义务的行为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的,主观上仍为不缴、少缴税款,客观上造成了国家税款损失,应以逃税罪论处。 该案确立了“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的虚开抵扣行为,以逃税罪论处”的裁判规则,为类案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引。

  四、核心困境:行政时效经过对“首违免刑”条款适用的影响

  当“虚开型逃税”被定性为逃税罪时,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的适用成为关键。该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此即逃税罪的“首违免刑”条款。

  (一) 条款性质与适用条件

  该条款属于处罚阻却事由——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因具备特定条件而阻却了刑事追诉。其立法意旨在于给予初犯者改过自新的机会,鼓励行为人主动及时补缴税款、接受处罚,以尽快修复被破坏的税收征管秩序。适用该条款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1)补缴应纳税款;(2)缴纳滞纳金;(3)接受行政处罚。三项条件必须全部满足缺一不可。

  (二) 行政时效经过引发的适用困境

  设例:某企业2016年以虚增进项抵扣方式少缴税款,该行为被依法定性为逃税罪。2025年,税务机关发现该行为,但因已超过五年,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仅依法追缴税款及滞纳金。企业配合补缴了税款及滞纳金,但因客观上无行政处罚可“接受”,无法满足“已受行政处罚”这一条件。

  此时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因行政时效已过这一客观原因无法“接受行政处罚”,是否导致“首违免刑”条款当然完全不能适用?若无法适用,企业是否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 解释论上的分歧

  对于上述困境,理论与实务中主要存在着呼声较大的以下三种观点:

  观点一(附随消灭说):行政处罚时效经过,法律对该行为的行政制裁权也已经归于消灭。刑事责任的追究具有一定的附随性——当行政罚因时效消灭时,作为刑事免责条件的“接受行政处罚”应视为已满足,或者可类推适用该免责条款,不追究刑事责任。该观点强调法律评价的一致性和统一性,避免因制度衔接漏洞导致不当追责。

  观点二(独立评价说):行政责任的消灭与刑事责任的追究相互独立。《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设置了明确封闭的免责条件,司法机关不得在法定条件之外增设或替代免责事由。行政时效经过虽是客观事实,但该事实对行为人而言并非不可预见,行为人完全可以在时效期内主动补缴、接受处罚对该行为予以纠正和弥补。其未在时效期内被查处,本身存在侥幸心理。若因此反而获得刑事豁免,将形成“越早被发现越有利,越晚被发现越不利”的逆向激励,容易让行为人产生“拖延越久越安全” 的逆向心理,与立法目的相悖。

  观点三(初犯免责说):该观点认为,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只要行为人满足补缴税款等条件,就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观点侧重于从立法目的出发进行解释,认为该条款是为了给初次逃税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四) 司法实践的主流立场

  从现有裁判观察,笔者认为,初犯免责说更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和司法实务的主流立场。理由在于:

  1. 行政处理不等于行政处罚,追缴通知即可启动前置程序。 在行政时效经过的情形下,税务机关虽不得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却仍可依法作出税务处理决定(即追缴税款及滞纳金)。此时,若税务机关已依法下达追缴通知,纳税人足额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则已履行了行政处理程序的核心义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在《刑事审判参考》第147辑第1677号钱某逃税案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对于税务机关没有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逃税案件,虽然行政机关没有作出行政处罚,但如果下达了追缴税款的通知,即作出了行政处理,纳税人未按照行政处理决定履行义务,就可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2. 从立法目的出发进行体系解释。 “首违免刑”条款的立法意旨在于给予初次逃税者改过自新的机会,鼓励行为人主动及时补缴税款、接受处理,以尽快修复被破坏的税收征管秩序。该条款的核心目的在于“税款入库”与“法益修复”,而非形式上的“接受处罚”本身。若行为人已足额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实现了国家税款损失的完全弥补,则立法目的已基本达成。在因行政时效经过导致客观上无法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下,苛求“接受行政处罚”这一形式要件,反而会使立法目的落空,这与立法所期望的鼓励纠错精神相悖。

  结论性意见: 在行政时效经过导致税务机关无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若税务机关已依法下达追缴税款及滞纳金的通知,行为人足额补缴了税款及滞纳金,则应当认定其满足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的实质要求,适用“首违免刑”条款,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税务机关虽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但若行为人未按追缴通知履行义务,则税务机关可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特殊情形

  若行为被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则完全不适用“首违免刑”条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该条文未设置任何“补缴税款、滞纳金即可免责”的出罪规定。只要虚开税款数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追诉标准,即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在此情形下,行政处罚时效的经过仅导致税务机关丧失行政处罚权,对刑事追诉不生影响。只要行为发生在追诉时效期间内(根据虚开税额确定,最高可达二十年),公安机关仍可立案侦查、移送起诉并追究刑事责任。

  六、实务启示与合规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对企业和个人提出以下实务中的建议:

  (一) 正确认识“五年不罚”的法律意义

  收到税务机关的《不予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仅意味着免于行政罚款,不代表刑事风险的消除。企业或当事人应当仔细审查文书内容,确认是否存在由于涉嫌犯罪而被移送到司法机关的情形,必要时及时寻求专业法律意见。

  (二) 区分不同罪名的法律后果

  虚开型逃税行为可能被定性为逃税罪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者法律后果差异显著、截然不同。前者在满足条件时可能免于刑事追究,后者则无免责可能。行为性质的判断定性涉及复杂的法律解释适用和事实认定判断,应借助专业力量进行准确评估,才能妥善应对。

  (三) 主动合规优于消极等待

  对于存在历史税务遗留问题的企业或个人,消极等待、侥幸拖延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反而只会放大风险。行政时效虽然只有五年,但刑事追诉时效可达十五年至二十年。越早发现、越早处理、越早自查、越早纠正,越有可能从根本上化解风险。

  (四) 建立税务合规长效机制

  智慧税务背景下,税务稽查的数据化、精准化程度不断提高,历史遗留问题的暴露风险持续加大。企业及个人应当建立完善的常态化税务合规体系,对过往业务进行定期体检自查,对存量风险进行主动积极化解,从根本上降低涉税行政与刑事法律责任风险。


  作者简介

  朱倩云

  国浩青岛律师

  业务领域:民商事争议解决、公司运营、税务与海关

  邮箱:zhuqianyun@grandall.com.cn

  刘晓莹

  国浩青岛合伙人

  业务领域:刑事辩护、刑民交叉

  邮箱:liuxiaoying@grandal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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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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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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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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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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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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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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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