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经信发[2020]60号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市政务服务局 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电子印章推广应用行动方案(试行)》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0-11-24
文号:京经信发[2020]60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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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北京市电子印章推广应用行动方案(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该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市政务服务局

北京市公安局

2020年11月24日


北京市电子印章推广应用行动方案(试行)


  为深入推进“一网通办”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切实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我市加快推进电子印章在全市范围内法人单位、自然人、政府部门等各类用户中的推广使用。根据《电子签名法》、《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统一管理、分步实施、政府带动、并行过渡”为原则,以政务服务领域电子印章应用为突破口,推进电子印章在企业提交可信材料、政府全程在线审批等业务场景中的便捷应用。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实现电子印章跨行业、跨区域、跨层级应用,逐步构建“互联网+”环境下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逐步减少纸质材料和实体印章使用,建立程序更便利、资源更集约的政务服务新模式。


  二、电子印章应用的技术实现方式


  参照国家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对电子印章的管理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市将推广制作基于签章服务器(简称云章)为载体的电子印章,包含数字证书、电子签名密钥、印模图形等信息。我市电子签章总体框架包含电子印章管理系统、电子签章应用服务平台(政务服务签章系统和公共服务签章系统,主要服务于政府和企业)和电子签章联盟区块链。其中市电子印章管理系统负责审核、制作及备案;电子签章应用服务平台负责支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电子印章应用;电子签章联盟区块链实现电子印章制作、使用的全程留痕上链,构建从印章申领到使用的闭环。


  (一)政府部门主要使用云章进行在线集中式签章和验章。


  全市政府部门的法定名称章、审批业务专用章以及其他电子印章原则上应当制作成为云章,并统一委托存储于政务服务签章系统中。政务服务签章系统通过接口方式,与相关用章业务系统对接实现电子签章和验章功能,以满足集中、批量、自动化的签章使用需求。


  (二)推广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社会组织使用云章。为满足用章单位异地办理、多人办理、授权办理、内部集中式使用等多样化需求,依托第三方机构建设的公共服务签章系统,实现手机扫码签章、业务系统签章,助力推广电子印章在全社会使用。


  (三)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签章联盟链。采用自主可控的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和硬件设备构建区块链基础设施,在印章制发、签验章等环节实现存证、智能合约等区块链技术应用,推动建设统一的区块链基础平台(BaaS)和电子签章联盟链,实现云章的统一存储、可控使用和互信互认。落实电子印章在制、用、改、毁各环节的管理责任,逐步推动各部门依托联盟链形成电子印章的共识共管、共同监督的管理机制。


  三、构建电子印章推广应用场景体系


  (一)政务服务


  推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行政审批等“一网通办”业务场景中使用电子印章,逐步实现政府部门在受理、审批等过程中使用电子印章对电子证照、批文批复、合同、凭据、流转单等各类电子材料进行签章,凡可以使用电子材料的,均应当提供电子版式。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办理涉税事项、就业参保、公积金等重点高频服务领域,率先实现使用电子印章全流程办结相关业务。


  (二)在线招投标


  推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和招投标业务中使用电子印章。供应商在线加盖电子印章完成投标书的确认后,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即可完成投标书的在线递交。政府采购部门可以在线公示加盖电子印章的中标函,供应商无需到现场即可获得中标通知书,实现全程无纸化办理。


  (三)合同签订.


  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商业合同、保密协议及劳动合同签署中使用电子印章。通过电子印章的加盖,实现合同双方全程在线完成合同签订、查验和验证,无需见面即可全程办结;同步推广电子印章在本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或者其他金融服务领域中的应用,方便企业开展线上信贷服务申请,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合同协议实现全程电子化。


  (四)行业试点


  促进电子印章在商务物流、医疗卫生、企业经营等行业应用,逐步开展电子证据存证、数字版权保护、物品防伪、产品溯源、电子病历、药品溯源、企业贷款、信用担保等应用场景试点。


  四、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在2020年底前,政务领域先行,带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政府办事、招投标等领城应用。


  (一)政府电子印章制作和存储托管


  1.针对政务服务受理、审批、补正、出具证明等需要使用政府部门印章的各个环节,组织各区各部门开展政务服务领域所需的法定名称章、审批业务专用章等电子印章(云章)制章工作,实现审批业务专用电子印章“应刻尽刻”。(市公安局、市政务服务局牵头,各区及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并持续推进)


  2.在市政务服务签章系统中集中存储、托管的电子印章,各单位通过账号、密码等方式授权管理本单位电子印章。建立电子印章政务云集中托管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各方管理使用职责,确保电子印章政务云存储环境的物理安全和使用安全。(市经济信息化局牵头,各区及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2020年底前)


  (二)政府电子印章应用推广


  1.梳理政府电子印章现状需求及应用情况,形成电子印章应用推进工作台帐,指导全市政务服务领域电子印章工作的有序推进。各区、各相关部门研究提出本领域、本单位电子印章应用计划。(市政务服务局、市经济信息化局牵头,各区及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


  2.在各区、各部门政务服务大厅、网上受理与审批等场景使用电子印章。实现统一受理平台、统一审批平台、各单位审批系统等与市政务服务签章系统对接,推进在政务服务的各流程环节中使用电子印章,并实现政府部门对企业在网上办事中提交的电子文档进行签章验证,持续推进政务服务全程电子化。(市政务服务局、市经济信息化局牵头,各区及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


  3.全面实现电子证照加盖电子印章。各区各部门依托市政务


  服务签章系统和市电子证照系统,完成电子证照的签章工作。(各区及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


  (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电子印章的制作和服务


  1.监督指导相关刻制企业与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实现企业云章的制作,满足用章单位异地办理、多人办理、授权办理等多样化需求。(市公安局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


  2.开展电子签章公共服务试点。选择具备电子认证服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免费开展电子签章公共服务试点,建设公共服务签章系统,为新开办企业制作并赠送5枚云章(法定名称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名章),为企业办理政府事项提供免费签章服务。公共服务签章系统包括印章及密钥托管、签章验章、在线印章状态查验等功能,支撑手机端扫码实现签验章等各种应用。电子印章管理系统、企业服务e窗通平台以及网上服务大厅等各单位系统需与公共服务签章系统对接,实现电子印章的快速申领和便利化使用。(市政务服务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经济信息化局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


  3.研究外省市企业在我市制作或者使用电子印章的相关政策、程序,优化流程、便利企业网上办事。(市公安局、市政务服务局、市经济信息化局负责;2021年底前完成)


  (四)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电子印章应用


  1.实现电子印章在政务服务领域企业提交可信材料、政府全程在线审批等业务场景中的便捷应用。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办理涉税事项、就业参保、公积金等重点高频服务领域,实现基于云章作为电子签章工具,通过电子营业执照等多种方式安全认证登录后进行电子签章,全流程办结相关业务。(各区及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并持续推进)


  2.在工程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推广电子印章,应用云章实现在线招投标全程无纸化办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并持续推进)


  (五)强化基础技术支撑


  1.完善电子印章管理系统、政务服务签章系统,全面支持政府电子印章制发、备案、签章、验章等业务,做好相关应用系统对接改造。(市公安局、市经济信息化局、市政务服务局牵头,各区及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


  2.采用自主可控的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和硬件设备构建区块链基础设施,在印章制发、签验章等环节实现存证、智能合约等区块链技术应用。推动立项建设统一的政务区块链基础平台(BaaS)和电子签章联盟链,构建从印章申领到使用的闭环,实现全流程上链,做到签章信息可查可追溯。(市经济信息化局、市科委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


  3.各单位已建电子签章系统需逐步与市级系统整合。按照充分利旧的原则,已建电子签章系统的单位,可以继续使用内部电子签章服务器开展电子签章业务,但不应再进行升级改造;已购买电子签章服务的单位,待服务期满后,逐步过渡到使用市政务服务签章系统。(市经济信息化局牵头,各区及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2020年底前完成并持续推进)


  第二阶段,在2021年底前,全面推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电子云章在社会领城应用。


  (一)支持电子云章在商业领城应用。推动各商业银行、融资担保机构、征信机构等社会机构或者商业机构,鼓励企业电子材料的优先使用,满足企业在提交电子材料、填报表单信息过程中使用云章对在线表单进行盖章的需求,可以使用电子材料的,无需要求办事人提供纸质材料。(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市银保监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2021年底前完成并持续推进)


  (二)实现各行业领域全面应用。推动电子印章在数字版权保护、物品防伪、产品溯源、电子发票、财政电子票据、电子病历、电子处方、药品溯源、跨境支付、供应链金融、资产数字化等行业领域的深入应用,实现电子印章社会化全面推广。(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负责;2021年底前完成并持续推进)


  五、保障措施


  (一)工作机制。贯彻落实本市《关于电子印章管理工作意见》等相关规定,在全市电子印章管理协调工作小组统筹下,市政务服务局负责全市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领域电子签章应用的统筹推动;市公安局负责电子印章管理系统的建设运维,提供电子印章审核、制作、备案、签验章接口服务;市经济信息化局负责政务服务签章系统的建设运维,为政府部门提供签验章技术支持;其他各市级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电子印章的申请制作、管理和使用,并负责本部门本领域电子印章应用推动。各区参照市级工作机制统筹推进电子印章应用工作体系。


  (二)资金保障。本市坚持集约建设、统筹使用、充分利旧的原则开展电子印章应用体系建设。电子印章管理系统、政务服务签章系统的运维升级及各单位用章系统的改造费用,纳入市区相关单位财政资金预算。


  (三)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签章系统建设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网络安全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做到后台功能和前端应用的稳定运行,确保电子印章相关信息安全,并接受相关部门依法指导和监管。用章单位应当按照实物印章管理要求对电子印章使用进行规范管理,建立内部管理制度,明确保管人和使用流程。


  (四)宣传培训。市政务服务局、市公安局、市经济信息化局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开展专项培训、编印操作指南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告知电子印章获取途径、使用场景及使用方式等,营造社会对电子印章的认可度和使用氛围。


  (五)考核评估。通过市政务服务签章系统实现对各单位电子印章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和考核评估,推动我市政务和公共服务流程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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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