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经信中小[2017]8号 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贵州省中小企业“星光”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文时间:2017-08-21
文号:黔经信中小[2017]8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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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贵安新区、仁怀市、威宁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为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深入推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贵州中小企业绿色发展、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为“千企引进”“千企改造”工程培育后备力量,我委制定了《贵州省中小企业“星光”行动实施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7年8月21日



贵州省中小企业“星光”行动实施方案 


为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深入推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贵州中小企业绿色发展、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决定开展中小企业“星光”行动,为“千企引进”“千企改造”工程培育后备力量,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提升创业创新能力为主线,坚持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并举,规上企业做优做强和规下企业提质升级并重,不断培育新增量,不断激发新动能,促进中小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一)坚持绿色发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加快发展大数据、大健康医药、饮用水、绿色轻工等“四型十五种”产业。按照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发展要求,推动绿色、低碳中小企业园区建设。鼓励和支持传统行业中小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实施清洁生产,降低能耗和污染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引导中小企业走资源集约、环境友好发展道路,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二)坚持创新发展。支持以大数据为引领的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仓储物流、运营管理等环节应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支持中小企业资源与互联网平台全面对接,加快省内工业云和工业大数据平台向中小企业开放平台入口、数据信息、计算能力等资源,实现开放共享。发挥云平台的作用,面向中小企业提供在线研发设计、优化控制、设备管理、质量监控与分析等应用服务。配合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智能制造。


(三)坚持转型发展。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走绿色、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道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通过创新驱动,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突出信息化支撑,推动中小企业两化融合发展。通过任务众包、生产协作、资源开放等方式,培育产业链,打造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促进大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研发、协同制造、协同发展。推动市场主体转型升级,促进规模以下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推动企业上市。


二、目标及任务


到2020年,滚动培育成长潜力较大的中小企业万户以上,力争实现中小企业阶段性提质增效升级目标,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企业素质显著提升,涌现一批在产品、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成为助推我省经济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


(一)推动“专精特新”。2017-2020年,在“千企改造”工程龙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的范围外,遴选一批领军企业、骨干企业、成长企业进行重点培育,促进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之路,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拥有专项技术或生产工艺,美誉度好、性价比高、品质精良的产品,较强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的特色产品,自主知识产权等作为遴选的主要条件。


(二)培育创业主体。落实大扶贫战略行动,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个战略目标,弘扬创业精神,完善创业服务,培育创业主体,推动创业兴业和促进就业。支持留学归国人员、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才、返乡农民工等各类创业主体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鼓励服务机构提供创业信息、创业指导、创业培训等专业化服务。加强创业载体建设,打造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发展新型众创空间,为中小企业创业兴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服务。


(三)壮大产业集群。按照“布局合理、产业协同、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的原则,加强规划引导,形成一批产业集聚度高、创新能力强、引导带动作用大的中小企业重点产业集群。推动建立集群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专业化协作体系,带动集群内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强技术创新、智能制造等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为集群产业链的延伸完善和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提供支撑。推动产业集群品牌建设,鼓励集群中小企业培育企业品牌,将打造区域品牌作为树立产业集群整体优势和提高知名度的重要手段。


(四)深化非公改革。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各类体制机制障碍,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营造更加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探索深化非公有制经济改革的新思路、新举措,梳理我省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中的“痛点”,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落实机制,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抓好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场主体快速退出机制、开展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等非公有制经济改革重点工作。


三、工作措施


(一)抓运行调度。完善中小企业运行监测联网直报制度,建立中小企业市场监测、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建立民营工业企业数据库,完善民营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及月度、季度和年度分析报告制度。围绕“专精特新”重点培育的领军企业、骨干企业、成长企业抓运行调度。其中,领军企业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大、创新能力强、高端品牌多、市场份额靠前、产业带动性强、行业领先;骨干企业的主要特点是规模较大、技术先进、中高端产品多、区域带动性强、质量效益优;成长企业的主要特点是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发展速度和规模扩张较快。


(二)抓技术改造。加强技术改造专业化服务指导,加快推动中小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应用国内外先进节能、节水、节材和安全生产的工艺技术。鼓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技术改造,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工艺和设备,改造传统工艺,优化生产流程。鼓励和支持企业迁建、改建、扩建的异地技术改造和重组改造。推动中小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合作、转让、许可和投资入股等方式,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


(三)抓品牌建设。全面推进中小企业品牌建设,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为主攻方向,提高品牌核心竞争力。引导中小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增强品牌意识,提升品牌管理能力。开展中小企业品牌培育试点、示范工作,培育一批名牌产品和知名企业。引导中小企业创建自主品牌,提高商标注册、运用、管理和保护能力。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申报注册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和原产地标志等。加强区域品牌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以品牌共享为基础,大力培育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原产地注册、证明标志等集体品牌。


(四)抓市场开拓。支持中小企业参加境内外展览展销活动,加大产品和品牌宣传推介。对参加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香港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境内外知名的展销会、博览会的企业给予补助。鼓励中小企业创新销售模式,利用阿里巴巴、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开拓市场,推动“黔货出山”。加大政府采购力度,增加政府采购中小企业产品与服务。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鼓励中小企业以专业化分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等方式与大企业、龙头骨干企业建立稳定的配套合作关系。


(五)抓管理提升。指导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树立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规范企业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实现科学管理。引导中小企业加强财务、质量、安全、用工、风险等基础管理,鼓励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水平,降本增效。指导中小企业完善信用体系,促进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资金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加强融资能力培训,增强企业的投融资规划能力。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提升管理水平。     


(六)抓“双创”基地。进一步营造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培育一批基础设施完备、综合服务规范、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利用闲置厂房、楼宇,各类园区、产业集群、孵化基地等,开展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建设。培育和公告一批国家和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引导基地向平台化、智慧化和生态化方向发展。鼓励大企业发挥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建立面向企业内外的创业创新基地。


(七)抓人才队伍。加强中小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中小企业人才队伍素质,强化中小企业人才培训、培养和引进。充分利用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及省中小企业星光培训工程等平台,对企业经营者、主要管理人员组织专门培训,帮助他们开阔思路、拓展视野、更新理念,培养战略思维和持续创新能力。利用互联网手段,组织开展各类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探索订单培养等新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加强人才引进,不定期组织专场人才交流和引进活动。


(八)抓服务体系。加快完善“1+10+6”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推动“互联网+”中小企业服务深度融合,提升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能力,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平台网络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服务协同、运作规范,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的服务。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开展平台网络服务人员系列培训,提高服务人员业务能力。发挥政府购买服务作用,促进各类专业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培训、技术开发、市场开拓、法律服务、融资辅导和管理咨询等服务。 


四、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中小企业“星光”行动,是新形势下分类指导、梯度培育、精准扶持全省中小企业的新举措。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省级层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工作协调机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作,明确任务分工,形成发展合力。各地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指导、督查、协调和服务。各地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本实施方案的贯彻落实工作,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政策,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二)加大财税支持。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对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专精特新”、品牌培育、市场开拓、“双创”基地、人才培训、服务体系等给予支持。企业营业收入1亿元及以下,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及以下的项目原则上由省中小企业专项予以支持。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推荐中小企业申报国家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发展基金等扶持项目。积极发挥各类政府性基金引导和杠杆作用,重点投向中小企业。加强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进一步落实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让广大中小企业知晓用足政策。


(三)强化融资服务。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探索和创新更多符合工业企业的政策措施、金融产品,发展应收账款等动产融资模式,探索无抵押信用担保贷款,缓解工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择优向金融机构推介有融资需求的工业企业,有计划地组织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便捷的信贷支持或融资担保服务。深化“政银企”合作机制,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银企对接、跨境撮合等活动,为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四)优化发展环境。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通过民营企业服务年等活动,加强调研指导,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发展难题。注重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商,加强对政策宣传解读,提高中小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推动政策落地。大力推进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协调有关部门在土地、电力、资金、人才等要素方面对中小企业给予保障。参照省“千企改造”工程有关措施对中小企业进行系统扶持,条件成熟后推荐进入“千企改造”工程。


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      2017年8月21日印发


推荐阅读

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