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陕0104民初16248号重庆某某公司与颜某某追偿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发文时间:2025-02-25
来源: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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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重庆某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川。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某。

被告:颜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某。

原告重庆某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某公司)与被告颜某某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4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某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某,被告颜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某、杨某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某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还本金元,资金占用费以*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自2021年11月10日起暂计算至2024年6月10日共*元,合计*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差旅费,暂计*元;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还本金*元及资金占用费*元(以*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自2022年9月25日起计算至2024年6月10日);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与吉林某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某某公司)签订《借款额度合同》,向吉林某某公司借款*元,年利率为*%,期限为共*期,同时约定了罚息等。为办理上述借款,被告与深圳市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某某公司)签订《个人贷款担保服务合同》,约定由深圳市某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后因被告未按约还款,根据贷款人要求,深圳市某某公司承担了担保责任,将被告的债务全部代偿完毕,取得了对被告的债权。2022年12月30日,深圳市某某公司将对被告享有的上述债权转让给北京某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某公司)并发布了债权转让公告,北京某某公司基于受让取得对被告的债权。2024年6月10日,北京某某公司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向被告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短信。现原告作为债权人依据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颜某某辩称:1.原告诉请借款情况属实,被告对欠付本金无异议,但原告按照年利率*%主张资金占用费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被告与吉林某某公司签订的《借款额度合同》尾页以及第4.3.3条约定,案涉借款的年利率为*%加罚息,罚息约定为合同约定的利率加收*%,对复利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的规定,法律禁止高利放贷,故被告对复利不予认可;2.案涉债权发生变动,但未通知债务人,债务人从未收到任何原告发出的债权转让的通知,对债权的转让毫不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到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案涉债权转让并未实际生效,原告起诉被告依据不足。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据二、深圳市某某公司金融许可证,证明深圳市某某公司有相应的资质可以从事借款类担保业务;证据三、《借款额度合同》,证明被告与吉林某某公司存在借款事实,借款协议中约定了借款金额、期限、利息、还款方式、逾期罚息、复利等;证据四、《个人贷款担保服务合同》,证明由深圳市某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借款人逾期时有权代偿;证据五、放款凭证,证明吉林某某公司已将借款金额支付至借款人个人账户,借款人已收到借款金额;证据六、借款人还款记录,证明借款人知晓合同内容,借款金额、期限、利息、还款方式、逾期罚息、违约金等约定;开始履行合同义务;证实借款人的还款金额、日期、本息划分及逾期情况等;证据七、代偿证明,证明由吉林某某公司确认深圳市某某公司代偿的真实性以及具体代偿情况;证据八、《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公告》,证明深圳市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约定,将借款人的全部债权及从属权利全部转让给北京某某公司,并在中国商报上进行公告告知其债权转让的事实,北京某某公司获得了对借款人的债权;证据九、《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公告》,证明北京某某公司与重庆某某公司约定,将借款人的全部债权及从属权利全部转让给重庆某某公司并对其发送了短信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重庆某某公司获得了对借款人的债权,可依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向借款人主张债权。

被告未提交证据。

本院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并认定以下事实:

吉林某某公司(贷款人、甲方)与被告(借款人、乙方)签订《借款额度合同》(合同编号:DSJRRL2021*),约定:第四条利率:单笔贷款利率以借据为准;任何一期未及时足额归还借款本息即视为逾期,从逾期之日起对逾期贷款金额按本合同项下借据中约定的利率加收*%计收罚息,直至清偿逾期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贷款人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2021年9月28日,深圳市某某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个人贷款担保服务合同》,约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就甲方为乙方与吉林某某公司的个人贷款提供担保等服务的有关事项,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一致意见并订立本合同。第一条:担保费费率为每月*%,每月担保费=贷款剩余本金×担保费率,如应收费天数不足一个月,则当月收费为贷款剩余本金×担保费费率/30×实际天数;支付期间为*期,支付时间为每月10日按月支付。第二条:乙方发生任意一期还款逾期时,甲方履行当期代偿责任。乙方因发生任意一期还款逾期或其他违约行为被贷款机构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但乙方未能及时偿还时,甲方履行全额代偿责任。第十二条:乙方应按照约定时间和方式足额支付所欠贷款机构及甲方的债务,并以个人和家庭收入、财产作为还款保障。第十三条:甲方按照本合同第二条履行全额代偿义务后,乙方未能在甲方全额代偿当日向甲方偿还相应款项(全额代偿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偿还全额代偿款违约金。逾期偿还全额代偿款违约金=(当期代偿款中的本金+全额代偿款中的本金)×*%×(逾期天数/30)。逾期天数自甲方履行全额代偿责任之日起算(不包含当日),逾期偿还全额代偿款违约金计收至乙方债务结清为止。

2021年10月1日,吉林某某公司出具《个人借款拮据》,载明:借款金额*元,借款用途为日常生产经营周转,年利率*%,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起止时间为2021年10月1日至2024年10月10日,还款日为每月10日,还款期限为*期。同日,吉林某某公司向被告账户转入*元。

吉林某某公司出具的借款人还款记录显示,被告逾期还款后,深圳市某某公司按照其与被告签订的《个人贷款担保服务合同》的约定代替被告向吉林某某公司偿还了贷款本息。2023年5月30日,吉林某某公司出具了《已履行担保责任确认书》,载明:深圳市某某公司按照吉林某某公司与深圳市某某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及协议规定已经为借款人的欠款向吉林某某公司履行了担保责任,支付了借款人拖欠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自代偿款支付日起,深圳市某某公司取得相应追偿权。代偿明细表显示,深圳市某某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5日代偿金额合计*元、2022年6月25日代偿金额合计*元、2022年7月25日代偿金额合计*元、2022年8月25日代偿金额合计*元、2022年9月25日代偿金额合计*元,共计*元。

2022年12月30日,深圳市某某公司(甲方、债权转让人)与北京某某公司(乙方、债权受让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将深圳市某某公司对被告享有的与本案有关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北京某某公司;附件一《资产信息确认书》载明:客户名称颜某某,逾期本金*元。2023年2月6日,北京某某公司向被告159××××****的手机号码发送债权转让通知短信,并于2023年2月14日在《中国商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

2024年6月10日,北京某某公司(甲方、转让方)与重庆某某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北京某某公司对被告享有的与本案有关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重庆某某公司;附件《债权转让清单》载明:姓名颜某某,本金*元。2024年8月7日,北京某某公司向被告159××××****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债权转让通知短信。

本院认为,被告与深圳市某某公司签订的《个人贷款担保服务合同》,与贷款人吉林某某公司签订的《借款额度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自觉履行各自的义务。贷款人吉林某某公司依约向被告发放贷款,履行了其合同义务,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还本付息,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深圳市某某公司根据其与被告签订的《个人贷款担保服务合同》的约定,代替被告向贷款人吉林某某公司履行了偿还贷款本息的义务,依约、依法取得了对债务人的追偿权。深圳市某某公司将其对被告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北京某某公司,并向被告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债权转让依法成立,北京某某公司依法取得深圳市某某公司对被告享有的债权;北京某某公司将其对被告享有的债权转让给重庆某某公司,并向被告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债权转让依法成立,原告依法取得北京某某公司对被告享有的债权。

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深圳市某某公司代替被告向吉林某某公司偿还的贷款本金*元,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另要求被告支付以*元为基数,自代偿完毕之日即2022年9月25日起计算至2024年6月10日,按照年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四十五条、第五百四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六百八十八条、第七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颜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某某公司借款本金*元及资金占用费*元(以*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自2022年9月25日起计算至2024年6月10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元,减半收取计*元,由被告颜某某负担(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执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审判员 张 涓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乐

书记员 吕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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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