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人经营期间少申报缴纳税款,应当由承包人还是企业承担补税责任?
发文时间:2025-11-14
作者:华税
来源: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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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市场经营中,部分持有特殊行政许可资质的企业,常通过承包经营模式将资质与经营场所一并交由第三方运营,以此实现资源变现。但此类模式若缺乏规范的税务合规安排,极易在税款缴纳、责任划分上引发争议。本文结合一则典型商贸企业承包经营案例,探析补税责任归属、纳税主体认定及合规路径等核心问题,为相关企业提供实务参考。

  一、案例引入

  某商贸企业持有当地税务及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的营业执照,且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长期以自有店铺门头从事烟酒及各类小商品零售业务。为优化经营效率,该企业于2018年与自然人张某签订《承包经营协议》,核心约定如下:发包方商贸企业提供其名下合法有效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店铺及相关经营所需资质文件;承包人张某自主制定经营策略、招聘工作人员、承担全部经营成本与风险,实行“自负盈亏”模式;承包人需按年向发包方支付固定金额的承包费,发包方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亦不分享经营利润。

  然而在后续履行过程中,承包人张某未依法向税务机关办理临时税务登记,未建立合规会计账套,也未就承包经营期间的收入独立履行纳税申报义务。与此同时,发包方商贸企业也未按税收征管法相关规定,将该承包经营事项、承包人身份信息及经营期限等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履行报告义务。

  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在开展税收风险专项评估时,通过数据筛查发现该商贸企业名下店铺的纳税申报数据存在异常,遂以企业涉嫌账外经营为由启动税务检查。从双方合作模式来看,这属于典型的承包经营活动,因发包方未履行报告义务、承包人未合规办理税务登记及纳税申报,确实存在少缴税款问题。那么,承包人经营期间出现的少缴税款,究竟应当由承包人还是发包方企业承担补税责任?

  二、承包经营期间纳税义务主体的确定

  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确定承包经营期间的纳税义务主体。我国现行税法对此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需结合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相关条款综合判断。

  《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规定,“承包人或者承租人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在财务上独立核算,并定期向发包人或者出租人上缴承包费或者租金的,承包人或者承租人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收入和所得纳税,并接受税务管理;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应当自发包或者出租之日起30日内将承包人或者承租人的有关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发包人或者出租人不报告的,发包人或者出租人与承包人或者承租人承担纳税连带责任。”

  作为程序法层面的原则性规定,该条款明确了纳税主体认定的核心标准,即承包人需同时满足“独立生产经营权、财务独立核算、定期上缴承包费或租金”三项条件,方可成为独立纳税义务人。但该条款在本案中难以直接适用,原因在于承包人张某的经营核心依赖发包方的烟草专卖资质,其对外经营的法律基础是发包方的行政许可,并非完全独立的生产经营权,不符合该条款的适用要求。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张某不具备独立纳税义务人的认定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属程序法范畴,而在增值税、所得税等实体法中,对承包经营关系中纳税主体的认定另有具体规定。

  在增值税方面,承包经营关系中的纳税主体认定存在两个文件:《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单位租赁或承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经营的,以承租人或者承包人为纳税人。”该条从表述上看较为原则,认定承包经营关系中承包人为纳税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文)第二条则进一步细化规定,“单位以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经营的,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以下统称承包人)以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以下统称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以该发包人为纳税人。否则,以承包人为纳税人。”两个文件在表述上出现一定的矛盾,实践中,税务机关在处理此类争议时,往往参照财税[2016]36号文中所规定的更为具体的判定逻辑。

  具体到本案,张某在商贸企业店铺内,以企业持有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开展经营,消费者基于对商贸企业资质的信赖进行交易,相关商品质量、销售行为的法律责任也由作为发包方的商贸企业承担。因此,税务机关很可能依据财税[2016]36号文附件1第二条的立法精神,认定发包方商贸企业为增值税的纳税主体,并据此追征其少缴的增值税款。

  在所得税方面,纳税主体认定规则更为明确,核心依据是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对企事业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承租经营取得所得征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79号),其中规定,“一、企业实行个人承包、承租经营后,如果工商登记仍为企业的,不管其分配方式如何,均应先按照企业所得税的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承包经营、承租经营者按照承包、承租经营合同(协议)规定取得的所得,依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具体为:(一)承包、承租人对企业经营成果不拥有所有权,仅是按合同(协议)规定取得一定所得的,其所得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税,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二)承包、承租人按合同(协议)的规定只向发包、出租方交纳一定费用后,企业经营成果归其所有的,承包、承租人取得的所得,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

  根据上述规定及执行口径,承包经营并不改变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纳税主体,企业须先行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方可在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进行分配,承包人再就其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对于本案中的商贸企业而言,尽管实际经营者为张某,但企业自身极易被税务机关要求承担主要的补税责任。

  三、税务机关能否对发包人定性偷税处罚?

  在确定发包方商贸企业需承担补税责任后,更为关键的风险集中在偷税定性、行政处罚及后续逃税罪刑事责任的认定上。实践中,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存在少缴税款情形时,常倾向以虚假纳税申报或少报收入为由认定偷税,但这种认定在承包经营模式下缺乏充分的合法性支撑,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法定救济程序进行有效抗辩。

  偷税的认定需严格遵循法定构成要件,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构成偷税需同时满足主体要件、过错要件、行为要件和后果要件。其中,主观故意是认定偷税的核心要素,税务机关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若举证不能则将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本案中,承包人张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发包方商贸企业并未参与实际经营决策,也未将承包期间产生的烟草销售收入及对应成本纳入自身财务核算。该企业既未通过隐匿该部分收入获取非法利益,也未利用相关成本票据进行增值税抵扣和税前扣除,整体上不具备偷税的主观故意,未实施偷税的客观行为。这一事实是企业在抗辩中的关键依据。实践中,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有时会忽略对主观故意的充分举证,而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偷税认定的审查则更为审慎和严格,更注重从实质经营逻辑出发进行判断。

  从税务处理程序上看,若稽查局拟将本案定性为偷税并实施处罚,应首先向企业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载明拟处罚的事实、理由与依据。企业在收到告知书后依法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这一阶段是抗辩偷税定性的关键节点。企业应把握时机,系统收集并提交包括完整承包经营协议、未参与实际经营的证明、收入与成本未纳入企业核算的财务隔离凭证等证据,核心在于论证自身不存在偷税的主观故意。若经听证后税务机关仍作出偷税认定并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企业应果断启动法律救济程序。需特别注意,针对罚款部分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无需预先缴纳罚款,而针对补税决定的复议则需先行缴清税款或提供相应担保。若企业确有困难暂时无法缴纳,虽可能形成欠税状态,但并不影响其对处罚决定依法寻求救济。

  争取改变偷税定性具有重要法律意义。一方面,非偷税行为的税款追征期一般为五年,而偷税可无限期追征;另一方面,偷税的定性直接关系到企业是否面临逃税罪的刑事风险。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对此类税务行政争议的审查日趋严格,撤销税务机关偷税处罚决定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即便税务机关初步作出认定,企业仍可依托专业力量,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争取推翻该定性。即便处罚决定最终被维持,只要企业仍在法定的救济程序内,税务机关便不得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这为企业争取时间、化解刑事风险提供了重要缓冲。若企业最终未能推翻偷税定性,案件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以逃税罪立案侦查。此时,企业应当准确把握税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责任认定逻辑上的差异,通过提供专业法律意见、提交有利证据等方式,积极向司法机关说明经营实质,有效规避刑事风险的最终发生。

  四、企业承包经营的税务合规建议

  承包经营模式在盘活企业资质与资产、提高经营效率的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税务风险。本案所揭示的补税责任争议与潜在的法律后果,无疑为采用类似模式的企业敲响了警钟。

  首先,事前防范的核心在于规范合同管理。企业务必签订书面承包经营协议,明确约定承包期限、经营范围、承包费支付方式等核心条款,避免口头约定或到期后未续签的事实承包状态,防止因合同瑕疵导致承包关系无法被认定。尤为重要的是,协议中应明确承包经营期间产生的各项税费由承包人承担,并细化税费缴纳的具体责任、逾期缴纳的违约责任及损失追偿机制。尽管税法层面纳税义务主体为发包方,但通过民事合同约定可实现税费责任的内部转嫁,一旦发生税务风险,企业可依据合同向承包人追偿损失。此外,企业应在承包前向主管税务机关履行报告义务,协助承包人办理临时税务登记。

  其次,事中留痕的关键在于固化承包经营事实。若因客观原因未签订书面合同,企业需注重经营痕迹的留存与收集,确保承包关系的真实性可追溯。具体而言,应保存与承包人的沟通记录、承包人独立经营的证明材料,如员工招聘合同、工资发放记录,以及规律性的经营痕迹证据,包括物业缴费凭证、水电费缴纳记录、消防检查配合文件、烟草等特殊商品的签收单据等。

  最后,事后积极应对与依法行使权利是风险防控的重要保障。一旦面临税务检查或稽查,企业应第一时间梳理相关证据材料,主动与税务机关沟通说明承包经营的实质情况,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清晰澄清责任边界。必要时可借助专业税务法律人士的力量,围绕纳税主体认定、偷税定性等核心争议点开展专业抗辩,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效阻断风险向刑事领域蔓延,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综上所述,承包经营绝非“一包了之”,发包企业必须正视其背后的法律责任,通过完善的合规安排,才能在享受经营模式灵活性的同时,有效驾驭随之而来的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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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