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务规范性文件的溯及力——从实践分析到规范建构
发文时间:2025-02-19
作者:贺燕-韦国庆
来源:《税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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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法不溯及既往乃罗马法以来的公则。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也规定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一般而言,法溯及既往是指新法对它生效以前的行为和事件予以适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税务规范性文件的溯及实施现象比较普遍。对于这种情况,显然既不能简单以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加以否定,也不能以“存在即合理”认可其正当性。毕竟,税务规范性文件在当前税法体系中发挥了“准立法”、漏洞填补和法律解释等多重功能,其溯及力规则有一定的特殊性。考虑到税务规范性文件在税法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其溯及既往现象如果泛滥,将不利于税收秩序的稳定,需要在税收法治的框架下研究其可以溯及实施的情形及限度。税法学界认为,税法中的溯及既往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学者曾归纳我国税法实践中的五种溯及既往情形。国家税务总局先后规定,基于授权作出补充的税务规范性文件、配套的税务规范性文件可以溯及实施。但有关溯及既往的法理依据、各种“溯及”情形之间的逻辑关系等还需要进一步推进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对我国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的现象进行考察与分析,并试图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和税务规范性文件的特征,寻求其溯及实践的法理基础、建构其法律依据,以期为规范和指引税务规范性文件乃至税务行政立法的溯及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引。

  二、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的实践样态

  我国当前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的实践是否符合法治原则、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框架,需要对现行法律规定和实践情况展开实证研究,以发现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差别。本文权衡税收收入占比、课税对象和纳税期间等因素,选取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和契税等税种作为研究对象,将各税种自1994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底的1 729件税务规范性文件的溯及实施情况进行研究。

  在实证分析时,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将法律文件承担的功能分为立法创制、漏洞填补和法律解释。同时,根据规范性文件在税法体系中发挥的主要功能将其分为创设性文件、填补性文件和解释性文件。根据以上分类,各类文件溯及实施的情形分别称为创设溯及、填补溯及和解释溯及,纳税人在行为时对于其内容的可预见程度依次提高。其中,创设性文件一般规定某项新的税务处理政策或者新的税收政策,名称或者文首常出现“制定……政策”,也可能为“明确……政策”等。填补性文件名称多以“……的税务处理”“实施……”或者“明确……政策”为主,文中常出现的关键词为“贯彻落实”“实施”“补充”等。相关文件中,常常会伴有解释性规则,考虑其主要功能仍将其归入本类。填补性文件可被归入广义的税法解释范畴。为了确保分类和归类的逻辑性,实施性或者执行性的文件一般被归入本类。我国法律体系中常见的“配套规定”,主要是下位法对上位法的配套细则,通常同时包含立法创设、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内容,根据我国税收立法以粗线条为主、存在一定漏洞需要填补的基本特征,本研究一般将配套规定归入填补性文件。解释性文件可以统一税法的适用,提供执法指引。解释的方式既有对规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澄清与说明,也有针对特定的税收业务如何适用税法的规定,可谓法律解释的两种不同路径。

  (一)溯及实施的基本情况

  在采集的1 729件税务规范性文件样本中,涉及溯及实施的文件共531件,占比30.71%。从税种分布看,企业所得税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的占比最高,为43.50%,其余税种根据占比由高至低的排序依次为:增值税(30.22%)、房产税(29.23%)、个人所得税(19.47%)和契税(7.63%)。

  在全部溯及实施的文件中(见表1,略),创设溯及和填补溯及的占比分别为44.44%和45.20%,二者占绝大部分比重。因溯及实施实际上是事后提供规则,创新性文件和填补性文件的可预见性相对更低,其大量溯及实施可以合理得出当前我国税务规范性文件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不高。

  由表1(略)可见,在创设溯及、填补溯及和解释溯及三种溯及类别中,创设溯及对纳税人有利的税法效果占比最高,为32.58%,填补溯及次之,为16.38%,解释溯及对纳税人的有利效果最低,为1.88%。中性效果的溯及比重三种类别由高至低的排序分别为填补溯及(28.25%)、创设溯及(10.73%)和解释溯及(8.47%)。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创设溯及的文件中,对纳税人不利的文件比重最高,为1.13%,其次为填补溯及0.56%,解释溯及的文件不涉及对纳税人不利的情形。由此可见,溯及实施的税务规范性文件,就效果而言,可预见性更低的创设溯及绝大部分对纳税人有利,但可预见性程度更高的解释溯及和填补溯及,对纳税人的税法效果更趋中性。

  (二)溯及实施的原因分析

  我国税务规范性文件高比重的溯及实践,其背后的原因,既有现实所需的客观因素,也有政策制定层面的主观动机。就客观因素而言,原因如下。首先,是立法层面的原因。因为有的税法规定比较粗疏,为了避免新的交易形式或交易类型难以确定税法效果、确保课税公平,需要事后溯及提供规则,尤其是解释性和填补性规则。其次,是税制本身的原因。比如,在所得税以年度计税的情形下,为了保证新规则及时实施,往往需要溯及至年初以涵盖整个纳税年度。解释溯及和填补溯及实践往往高发于税制改革的新旧交替之际可见一斑——旧规则已经废止,新规则尚不完善。最后,已有规定出台仓促、没有考虑周全也往往引发事后溯及“打补丁”。比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产(股权)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0号)系因有关重组政策的文件出台后,“各地陆续反映在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些征管问题亟需明确。”从内容看,被补充的文件过于宽泛,容易被滥用,需要进行限缩解释,明确一些管理事项。就主观因素而言,财税主管部门有意为纳税人的利益而溯及提供税收优惠,也会规定税收优惠溯及实施。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认为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有一定的必要性,也具有提供事后秩序、维护税法体系的功能。税务规范性文件事实上是填充我国税法框架中的“血肉”,是当前税务执法、税法遵从的主要依据。但当溯及实践的规模和范围缺乏约束和司法审查时,会对税法秩序的稳定性造成一定冲击。故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这些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存在的溯及实施是否具有充分法理依据,如何从法律层面进行规范?

  三、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的可能性

  法律的溯及实施均在目标正当且有必要性时,才不得已而谨慎为之。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的正当性需要根据其在税法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进行法理论证和法律分析,以此形成理论指引,分析不同溯及实践类型的正当性和可接受程度并指导现有规则的建构。

  (一)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的法理可能性

  首先,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原理出发,法律在符合法理限度的前提下,有溯及实施的可允许性。根据法治原则,法律秩序应当具有安定性和可预测性,公民对既有法律秩序的正当信赖有权受到保护,不得为事后法所打破。就此,保护信赖不仅是禁止溯及既往的理由,同时构成例外溯及的界限。就保护纳税人的信赖而言,其前提是现行税法体系能够对纳税人提供信赖的基础,且纳税人的信赖值得保护。如果税法的规则过于原则或者存在漏洞,则纳税人的信赖基础难以成立。在纳税人不当利用税法漏洞时,其信赖的正当性会存疑。就此,税法的例外溯及既往如果不损害纳税人的信赖,甚至有助于补正税法体系时,有可允许性。

  其次,基于税务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和位阶,特定类型的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信赖保护原则的分析框架,法律的解释一般不超过税法本身的文义,而填补性规则也不超过税法的原则和价值目标,整体而言不超过税法整体为纳税人提供的信赖范围,溯及实施的空间相对较大,这是我国税务规范性文件填补溯及可被接受的基本理由。即使是创设性规则,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务行政主管部门不得设定税收要素,理论上而言,其创设空间更为有限,受税法整体框架的约束。从法律位阶看,税务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对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的约束力,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法院对违反上位法的规范性文件有附带审查的权利。换言之,如果溯及实施的规范性文件违背法治原则和法律规定,法院有权拒绝适用,可以提供监督的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可被“接受”不代表可被“鼓励”,因为溯及的规则提供会进一步加剧税法体系的非稳定性,应当尽可能避免。

  (二)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的现行法律空间

  1.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从文义看,《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列举的不溯及既往的范围不包括“规范性文件”;从体系看,该条款在《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查”章节,前后条款均意在解决法律适用中的效力冲突,其不在于约束立法者溯及立法的权利,而在约束法律适用者。换言之,从该条款只可推导出立法者可以制定有利的溯及立法,而无法推导出立法者只能进行有利的溯及立法。此外,即使理解成后者,该条款的前半段也没有将规范性文件纳入其中。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则对各级税务机关制定的税务规范性文件允许例外溯及实施。国家税务总局2005年印发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5]201号)第十一条规定税务规范性文件可以“有利溯及(适用)”,且经“授权”所作出的“补充规定”可以溯及与规章或上一级税务机关发布的税务规范性文件同时实施。该条所确立的“有利溯及”和“授权补充溯及”规则经过历次修订,最终演变成现行《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3号)(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第三款所分别规定的“有利溯及(适用)”和“配套溯及(实施)”。以上的修订内容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条款位置的变化显示税务部门开始意识到需要区分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适用中的溯及既往问题。2010年之前,有关税务规范性文件有利溯及适用的问题(约束适用者)和税务规范性文件是否可以溯及实施(约束制定者)的问题,被放在一个条款中且未加区分。但2010年的修订将这一条款拆分:第十三条为适用的原则,约束适用者;第十四条则是约束制定者的条款。二是条款内容的变化显示有关可溯及实施的文件范围和程序要求有较大调整,税务总局于2017年公布《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时取消“授权”要求,从“补充溯及”进化到“配套溯及”,这种变化反映了实践中对于文件溯及实施具有客观需要。

  2.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实施的范围不限于“有利溯及”。税务规范性文件大量溯及实施的客观“需求”给实务界和理论界带来了一些困惑,即如何理解“有利溯及”条款和“配套溯及”条款的关系。一方面,“有利溯及”是否应当构成“配套溯及”的约束性条件。如果应当构成,则意味着配套溯及应能“更好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和利益”。有学者主张应按照有利溯及原则,处理税收实施性、补充性规定和解释性法的溯及既往。但实践中的很多溯及情形,除非抽象地、整体地解释“税务行政相对人”或者“权利和利益”,即不考虑法律规定的具体适用对象或者不考虑具体和特定的权益,才能被“涵摄”进来,否则就失去了合法依据。如此,很可能导致公共利益、税法整体秩序被维护的利益(填补型溯及)、事后提供秩序使“有法可依”的利益(如解释溯及)甚至税务管理性的利益(程序性规则的溯及)也可以被包括进来。然而,宽泛的理解会使“有利溯及”条款本身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将“有利溯及”作为约束性条件并不是《立法法》的本意,也不是《办法》的本意。从《办法》的制定和修订历程看,税务部门意在区分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和“适用者”的约束,比如2010年2月公布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0号)将原2005年发布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5]201号)的第十一条进行拆分,将“有利溯及”与实施日期规则区分,区分二者的意图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有利溯及条款不应构成配套溯及甚至其他溯及情形的约束性条件。换言之,其他溯及情形可以独立存在,但为满足法治上的正当性,应受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审查。

  至于何谓“配套溯及”,其能否涵摄我国现有溯及实施的实践,是否能为税务行政立法提供符合法治原则的必要约束,则关系到我国税法秩序的安定性和纳税人信赖保护。因相关概念尚没有权威解释,均需要根据税务行政立法的性质和特征,从法解释学上的合理建构,使其符合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

  四、现有税务规范性文件溯及力规则的建构

  《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机关决定配套实施的税务规范性文件,其施行日期需要与前述文件保持一致的,不受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时限规定的限制。”其中,“实施”是实行之意,在句中明确了规范性文件的功能目的,不在创设而在执行,而“配套”一词则限定了可以溯及实施的文件范围,即只有与上位文件配套的文件,方可溯及至与上位文件同时实施,需要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进行建构。“需要”一词则构成了溯及实施选择的必要性,应基于比例原则予以解释。对于不能被现行条款涵盖的部分需要日后修订相关规定。

  (一)基于功能主义建构“配套”

  填补溯及是最可能与《办法》规定的“补充溯及”“配套溯及”发生关联的溯及类型,其是否可以被《办法》全部涵盖,取决于如何合理建构“配套”的含义。根据法律解释的一般方法,“配套”的可能语义范围将决定可以溯及实施的文件的最大范围。在法律实践中,除了“配套文件”,与之含义接近可以替代使用的概念还有“配套规定”“配套制度”等,但有不同的用法。有的“配套”实际是指执行性规定(或经常兼有解释性规定),为实施上位法而规定具体的程序、标准以及解释等,其权源可能是专门授权,也可能是一般行政权;也有的“配套”实际是指本部门制定的辅助性规定,即对文件中特定的、专门的问题作出更具体和细致的规定或指引。基于前述配套“实施”的功能目的、“配套”的语义以及常见用法,可以将“配套文件”归纳成三个不同范围的概念。

  其一,就最广义的概念而言,凡是与上位文件具有相关性、为实施上位文件而作出的文件,均属之。比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规范性文件的惯常做法,文首一般均交代制定目的和上位法依据。如此,固然当前的溯及实施实践均具备法律依据,但税务部门溯及制定规则的权力将几乎不受约束,这显然有悖于基本的法理常识,也不是《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初衷。

  其二,就最狭义的概念而言,其可以理解为“授权配套”,指根据专门授权,特别为某在先文件(或上位法)的实施或为执行特定决定所制定的有关执法主体、征管程序、管理事项、规则解释的文件。授权配套文件因有事先的授权,相比较而言有更高的可预见性。基于这个最狭义的界定,事后被动“打补丁”式的文件不能称为配套规定,事后因新的情势所作的安排也不能称为配套规定。如此,大部分的填补溯及以及创设溯及会超出此范围,而解释溯及是否能涵盖并不能明确,范围过窄。国家税务总局于2017年公布《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时放弃补充溯及,也可见其意在拓宽溯及的范围。

  其三,在最广义和最狭义都不可取的情况下,宜按功能主义采用中位的概念。仅对在整体功能实现的意义上,对被配套文件的执行而言是必要的规则,方认为是配套文件。解释溯及和填补溯及都在“配套溯及”的涵摄范围之内。中位概念既符合《办法》第十四条的制定目的,也不违反信赖保护原则所蕴含的价值立场。既然上位规则规定粗疏,可能的解释和填补则可以被当作默示授权的行使结果,并蕴含了必要性的约束。

  根据以上界定,创设溯及则不在“配套”的涵摄范围之内。换言之,当前的创设溯及应适用《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有利溯及”,以获得合法性依据。

  (二)如何更好解释“需要”

  《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在2017年公布时,增加了“需要……保持一致”的要求。“需要”一词意在表明,即便依据信赖保护原则有溯及实施的可允许性,仍应权衡情形,限于必要时使用。但具体应如何理解,应根据比例原则建构其内涵。任何溯及的措施应必要、与目的成比例,并且权衡纳税人的正当和合理期待方具有正当性。

  1.应当在功能或者目的达成上具有客观必要性。在解释性规则和填补性规则的情况下,相较于具体规则缺失造成的适法无序,溯及提供规则更能保障税法秩序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亦即,事后的规则提供胜于无规则时方成立必要性。比如,一些应对特定社会问题出台的税收政策,因客观上的时间紧迫性,税收政策需要及时实施,但配套的规则无法迅速出台,需要溯及实施。这一要求,也暗含着溯及实施选择的不可避免性,即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替代方案。根据信赖保护原则,有利于纳税人的溯及既往情形是被允许的,但本文认为如果一些税收政策的目的在于调整和引导纳税人的行为,缺乏提前预见可能性的有利溯及可能达不到其政策目标,存在政策的浪费,一般应仅仅基于征税技术的考虑才应溯及实施。

  2.溯及程度应与溯及目的成比例,并且在权衡纳税人的期待上具备适度性。在文件有溯及实施的必要时,仍需根据规则本身的内容和性质,综合溯及强度、溯及时长、对纳税人的信赖利益的影响等采用最优的方式。

  法理上把溯及既往分为真正溯及和非真正溯及。真正溯及指向过去,指新法对生效前已经成立的法律事实予以适用或者向过去改变已经发生的法律效果,即所谓“法律效果的回溯”,比如新法对已经成立的纳税义务加以变更。非真正溯及或者改变了既有法律事实的持续性法律效果,但仅向未来发生效力,或者适用于尚在持续中而法律效果尚未确定的法律事实。真正溯及和非真正溯及的溯及程度有所区别,对既有秩序的滋扰不同,应区别对待。在德国宪法实践中,真正溯及的情形原则上禁止,仅例外允许,而非真正溯及的情形,则以准许为原则,以禁止为例外。因此,各类规范性文件的非真正溯及情形,除非对纳税人的利益有特别重大的不利影响,一般都允许溯及。规范性文件创新程度越高,可被允许的溯及程度应越低。

  3.区分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因为程序性规则一般属于非真正溯及,遵从“程序从新”的法理,即使不利于纳税人的创设性程序规则,也符合法理和当前各部门法的实践。对于实体性规则,以解释溯及为例,解释性文件一般可以真正溯及。即便如此,也应避免一概溯及,我国税法实践中也有大量解释不溯及既往。首先,如果解释本身超出了文义和目的的范围,则近似规则的创设,会超出合理预期的范围,除非有其他正当理由(如有利于纳税人),否则不应溯及既往。在新的解释文件出台之前,如果有旧的解释或者已经有了实践惯例,尤其是各地存在不同做法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纳税人已经对当地的实践形成了信赖,溯及变更的成本过大的,不宜溯及变更。其次,创新性文件一般允许非真正溯及,填补性文件则居中权衡比例原则确定。目前,对于效果中性的实体性创设性文件,出于及时实施和征管技术需要(通常是在所得税年度计税的情形,如果年中发布文件,经常需要溯及自年初开始实施,以覆盖整个纳税年度),有溯及实施的必要性,但无法被现行法律框架所容纳,需要对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使其可以容纳这种情形。最后,创设溯及不得逾越税务规范性文件本身的位阶。因为《办法》第十四条限制了被配套的对象,效力层级高于税务规范性文件,创设性的低位阶的法律文件如果违反了高位阶法律文件,不应溯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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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公司法》关于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方责任承担规则及引发的问题

  1.新《公司法》关于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方责任承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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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公司法》实施后,部分法院公布了适用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案例,同时,在大量执行案件中,债权人开始重新梳理公司债务人的股权历史沿革,试图追加未实缴出资的历史股东为被执行人,发生在新《公司法》实施之前正常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的股东也陷入担忧,该条款溯及使用是否“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引起争议。

  2.对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溯及适用的调整

  2024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备案审查报告中指出,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违反《立法法》第104条“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认为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系新增条款,仅适用于2024年7月1日后的行为,不存在“有利溯及”例外情形。

  202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是否溯及适用的请示》的批复,确认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该条“仅适用于2024年7月1日后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实质采纳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立场。

  自此,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不再溯及适用,但并不意味着2024年7月1日之前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不需要承担出资责任,而是要“根据原《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等有关规定处理”。

  (三)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指引

  2024年12月27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新增四个涉及新《公司法》施行前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的案例,为如何“公平公正处理”提供了指引。该四则案例总体裁判要旨是,对新《公司法》施行前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问题,区分转让股东是否恶意,确定了恶意转让股权应当承担出资责任、非恶意转让股权,没有逃避出资义务的则不应承担责任的规则。该四则案例主要情形及裁判要旨如下:

  【案例一】韩某娥等四人与姚某、某物流公司等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

  裁判要旨: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股东转让股权时公司已因重大交通事故面临高额赔偿诉讼,公司有对外承担巨额赔偿的现实可能性,转让股东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在此情形下,尽管未届出资期限,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对外转让股权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其将股权转让给一名患有恶性肿瘤、没有生活来源和经营能力的低保户,受让人显然没有缴纳出资的能力。人民法院综合上述因素认定转让人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并判令其承担责任,体现了法理情的融合。

  案例核心观点:未届出资期限股东在公司无力清偿负债情况下向明显不具备缴纳出资能力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承担出资责任。

  【案例二】陆某刚、曹某与沈某、潘某利、杨某琼执行异议之诉案

  裁判要旨: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股东转让股权时虽然未届出资期限,但转让时股东明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受让人是一个欠国家助学贷款的在校学生,明显缺乏缴纳出资能力。此种股权转让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到位的风险,影响公司债权人到期债权的实现,显然属于以股权转让方式恶意逃避出资义务的情形,转让人依法应当承担出资责任。

  案例核心观点: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权情况下,以不合理的低价将股权转让给明显不具备出资能力的人,应当承担出资责任。

【案例三】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与陈某祥、某床具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旨: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况,虽然负有债务,但没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时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查明的实际出资额490万元远高于对外的负债30余万元),且受让人也不存在明显缺乏缴纳出资义务能力的情形,该股权转让属正常商业行为。因此,法院未认定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进而未判令其承担责任。

  案例核心观点: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仍有支付能力且受让人有出资能力的,转让人不应承担出资责任。

  【案例四】某租赁公司与张某传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旨: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同一股权进行了两次股权转让,生效裁判认定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股东不承担出资责任,而第二次转让股权的股东承担出资责任,是结合个案查明的具体法律事实,区别两次转让面临的不同情况作出的判断。法院认定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股东无须承担出资责任的主要依据在于,该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公司尽管负有小额债务,但在股权转让后,即在较短期限内予以偿还。在没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时公司还有其他债务的情况下,难以得出股权转让时公司丧失清偿能力、转让股东具有逃避出资义务恶意的结论。而第二次股权转让时,尽管仍未届出资期限,但公司债务发生在此次股权转让之前,在股权转让时大部分债务未予偿还,且在转让后亦未得到清偿,而股东在公司被起诉偿还大额债务的情况下对外转让股权,据此得出股东转让股权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进而判令其承担责任。

  案例核心观点: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没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不能认定转让人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股东转让股权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承担责任。

  (四)新《公司法》实施后原股东承担责任的规则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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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张新《公司法》实施前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的原股东承担责任的举证要点

  如前所述,新《公司法》实施前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的原股东原则上不承担责任,但如该股权转让存在恶意,对债权人造成不公平,原股东仍需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债权人意图主张原股东承担责任,可以考虑综合如下情况举证:

  1.股权转让及债权形成时间。债权形成时间是否早于股权转让时间,债权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对原股东是否有信赖,原股东转让股权时是否知悉公司存在该笔债务。

  2.股权转让时公司状况。原股东转让股权时,公司是否存在资不抵债情形,是否已经具备破产原因,或虽不存在该等情形,但原股东知悉或已经预见公司即将发生该等情形。

  3.转让交易是否符合市场规律。股权转让对价是否合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是否合理。

  4.受让方是否具备出资能力。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是否有出资能力和经营能力。

  5.公司控制权是否转移。股权转让后,如在股权关系上原股东已经彻底退出,原股东是否还存在实际控制公司的情形。

  四、衍生问题思考

  1.要求股东承担出资责任,是适用入库规则还是直接向债权人清偿?

  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不同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法答网》第九批问题5“债权人以出资加速到期为由提起诉讼的,能否请求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直接清偿?”答疑意见认为:“对于股东出资责任的实现方式,新旧公司法均未明确股东可以向债权人直接清偿。原公司法司法解释根据原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规定股东可以向债权人直接清偿。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就债权人代位权规定了“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明确放弃“入库规则”。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责任,属于对公司应承担的侵权之债,在公司未行使其债权时,公司债权人代位行使权利,与民法典关于代位权的规定相一致。尽管民法典相对于公司法属于一般规定,公司法如有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公司法。但公司法对此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应依据民法典规定,这也符合立法法规定及民法适用方法的基本原理。”

  此外,实践中也有案例对这一问题作出过回应,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1民终6979号案件中,争议焦点之一便是股东被判决出资加速到期后,股东向公司账户转账是否能够认定为履行了向公司出资义务,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其固然可以通过向公司账户转账的方式缴足出资,但是公司的债权人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股东对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虽然法律规定了股东向公司的出资义务,但这仅是法律就股东出资方式的一般规定,在债权人提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之诉后,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作为特别法律规定,应得到优先适用。债权人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代位权的范畴,其责任承担方式是向债权人履行而非向公司履行。这是代位权制度中优先受偿规则的应有之意。债权人提起诉讼后,即具备债的保全之权能,产生限制相对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效果。债权人提起诉讼后,股东向公司出资的实现路径即受到限制,其不应直接向公司转账以缴付出资,此时出资行为不能免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如出资期限满,股权经多次转让,债权人能否向历次转让的股东在其未出资范围内主张补充责任,该责任是否有先后顺序。

  对这一问题,法律虽无直接规定,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公司或债权人有权要求该原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使股权已多次转让,原股东的责任不因股权转让而免除。

  2025年5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原告孙某诉被告张某、王某、李某、赵某及第三人天和公司、仁和公司、钱某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中[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钱某作为仁和公司的现任唯一股东,钱某的股权受让于赵某和王某,赵某的股权系自蔡某、张某、李某先后受让而来……关于赵某受让股权的前手股东李某和再前手股东张某是否应承担相应补充责任,因补充责任是指在责任人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负担的民事责任时,由相关责任人对不足部分予以补充的责任。在股权经先后数次转让的情形下,该补充责任的承担应具有先后顺序性,首先应由最终的受让人承担出资责任,在最终受让人的财产不足以补足应缴出资时,再由前手转让人依次对不足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因此本案中,鉴于赵某的股权受让于李某,李某的股权受让于张某,故在赵某的财产不足以补足钱某的应缴出资时,应由李某对不足部分承担次补充责任。继而在李某的财产不足以补足赵某的应缴出资时,应由张某对不足部分承担再补充责任。


三起最新案例揭示自然人股权转让的税务要点

编者按:近年来,受市场波动、企业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的自然人股东选择转让股权退出。然而,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原值的确认、转让收入的核算等问题在不同情形下存在差异,加之各地税务机关对特殊情形的执行口径不一,导致部分股东适用政策产生偏差,进而补缴税款、滞纳金乃至被定性为偷税。本文结合三起最新案例,分析股权转让过程中自然人股东需关注的核心要点,以及涉税争议发生后可采取的申辩方向。

  一、案例引入:不同情形下转让股权如何缴纳个税

  案例一:向关联方0元转让股权是否应当缴纳个税?

  2023年5月,某煤矿公司自然人股东刘某将其持有的46%股权,以0元对价转让给关联方——某房地产公司。刘某主张此次交易系其控制下的关联企业间内部股权调整,不应产生纳税义务,故未就股权转让事项进行申报纳税。税务机关经审查认定:刘某的煤矿公司与受让方房地产公司同属一个控制链,该0元转让价格严重偏离了标的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公允价值。因此,税务机关依法核定其股权转让收入。

  案例二:间接转让煤炭企业股权是否应当缴纳个税?

  2024年1月,张某等6名自然人股东计划将其持有的某工贸公司100%股权转让予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该工贸公司持有一家煤炭开采企业11%的股权,此次交易实质构成对煤炭开采企业股权的间接转让。张某等人主张其仅转让了工贸公司股权,并未直接交易煤炭开采企业股权,故不产生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税务机关认定:工贸公司账面对该煤炭开采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已按权益法核算其股权增值,但本次工贸公司股权转让价格显著低于其所对应净资产。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税务机关对本次交易实施穿透征税处理,参照被投资煤炭开采企业的资产状况核定了张某等人的股权转让收入。

  案例三:对被投资企业的借款能否计入股权原值?

  2024年11月,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在申报股权转让所得时,将其后期以个人名义投入公司的300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装修费及设备购置款)全额计入股权转让成本。税务机关审核发现,相关支出实质为公司日常经营性成本,并非任某对公司的资本性投入。任某主张该款项系其对公司进行的投资。税务机关则指出:任某转账凭证的备注信息明确标注为“借款”,而非“投资款”,而且该公司也不存在任何增资记录及相关法律文件。最终,任某按照实际股权原值申报缴纳个税。

  (四)案例小结

  上述三起典型案例集中揭示了自然人股东在股权转让中需重点关注的三大涉税风险点:交易价格公允性判断、转让收入确认方法以及股权原值核算依据,下文将展开分析。

  二、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应当关注的四大要点

  (一)自然人股权转让的税款如何缴纳?

  在个税方面,自然人股东转让非上市股权或上市限售股时,其所得适用“财产转让所得”税目,按20%的税率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需从个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中,扣除股权的初始投资成本(即原实际出资额或投入额)及相关税费。若多次入股且入股价格不同,在转让部分股权时,股权原值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在增值税处理方面,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通常免征增值税;而个人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不属于增值税应税行为,不在征税范围内,故无需缴纳增值税。

  (二)平价或低价甚至0元转让股权均存在税务风险

  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以下简称“67号公告”)及《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应遵循公平交易原则。实践中,偏离市场价格的股权转让,如平价转让或低价转让甚至0元转让,均可能引发税务风险。当股权转让价格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明显偏低”时,税务机关有权按合理方法进行核定。67号公告明确列举了以下六种构成“明显偏低”的情形: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一)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其中,被投资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房地产企业未销售房产、知识产权、探矿权、采矿权、股权等资产的,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二)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

  (三)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收入的;

  (四)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收入的;

  (五)不具合理性的无偿让渡股权或股份;

  (六)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部分的案例一和案例二,分别符合上述第(三)项和第(一)项情形,因此被税务机关要求按合理价格进行核定。

  特别地,在显名股东转让给隐名股东的情形下,相关税收法规对代持股还原的涉税事项未作明确规定,不同地方在实操上处理方式存在差异。部分地方认为代持股还原给显名股东无应税事项,不缴纳所得税;但部分地方认为,显名股东以0元或低价向隐名股东转让股权不合理,应核定转让收入并征税。实际操作中,应就相关事项咨询主管税务机关意见,充分了解当地执行口径,以减少税务风险。

  (三)不同方式取得股权所对应的原值计算规则有差异

  实践中,股权转让方取得股权的方式多样,不同取得方式对应不同的股权原值计算规则:1.现金出资:股权原值=实际支付价款+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2.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股权原值=投资入股时非货币性资产经税务机关认可或核定的价格+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3.无偿让渡:若符合67号公告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股权原值=取得股权发生的合理税费+原持有人股权原值;4.转增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若个人股东已就转增部分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则新转增股本的股权原值=转增额+相关税费;5.其他情形:由主管税务机关遵循避免重复征税原则合理确认股权原值。

  此外,需关注未实缴出资股权转让的特殊性——对此类转让的股权原值认定,实务中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未实缴出资部分不得计入股权原值,故转让原值视为0元;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遵循“约定优先”原则,依据股东间协议确定股权价值。例如,若协议约定未实缴股权仍享有利润分配等财产性权利,则其价值不应为0元。无论何种观点,若申报的转让收入显著偏低且无合理解释,税务机关均有权以合理方法核定。

  (四)无论受让方是否支付价款,转让方均应申报纳税

  根据67号公告规定,若自然人股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在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一)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二)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三)受让方已经实际履行股东职责或者享受股东权益的;(四)国家有关部门判决、登记或公告生效的;(五)本办法第三条第四至第七项行为已完成的;(六)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有证据表明股权已发生转移的情形。特别地,即便是分期收款,该转让行为仍被认定为一次性交易,自然人股东须在次月15日之前进行申报纳税。需要提醒的是,若个人股东转让其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取得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并取得现金收入,且仍在分期缴税期间的,该现金收入应优先用于缴纳尚未缴清的税款。另外,被投资企业应将纳税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入本企业取得股权和分期缴税期间纳税人股权变动情况,分别于相关事项发生后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并协助税务机关执行公务。

  三、延伸讨论:自然人股权转让税务争议三大申辩策略

  (一)主张股权转让价款偏低具有正当理由

  根据67号公告第十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可视为具有正当理由,税务机关可不予调整:1.政策性影响: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因国家政策调整导致被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进而需要低价转让股权;2.近亲属转让:向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赡养人转让股权,且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身份关系证明;3.内部员工转让:依据相关法律、政府文件或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并有充分资料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本企业员工持有的(通常为限制对外转让的)股权内部转让;4.其他合理情形: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情形。因此,若存在上述情形,自然人股东应在税务核查时及时提交完整证明材料,否则税务机关有权依法核定转让收入。

  (二)定性偷税应当考虑相对人的主观要件

  实践中,对自然人定性偷税的,税务机关一般认定自然人存在虚假申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对于前者,《税收征收管理法》未明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为偷税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虚假”已将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包含在其中,同时相关批复及大量司法案例也证明偷税之构成要件之一即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因此,当税务机关以“虚假申报”对自然人定性为偷税时,应当将自然人的主观状态考量在内。若自然人不存在虚假申报的故意,例如仅因对政策理解偏差而申报有误,则不应当定性为偷税。对于后者,如果自然人仅属于未申报而导致不缴、少缴税款应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若经税务机关通知后仍拒不申报,则存在偷税风险。因此,税务机关应当区分具体情形,对于不构成偷税的依据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进行处理。

  (三)超过追征期的税款不应再向自然人追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26号):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由此可以得出,自然人构成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情形但不存在偷、抗、骗、欠税行为时,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受到最长五年追征期的限制。我们认为,若自然人存在应申报而未申报事项被发现时超过五年,但不存在偷、抗、骗、欠税情形的,即使产生了不缴、少缴税款的结果,税务机关不应再向自然人追缴。

  四、小结

  一般而言,自然人股东转让非上市企业股权时,适用“财产转让所得”税目,应按20%的税率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申报时,自然人股东应当按照公平交易原则确认收入及原值,避免平价转让、低价转让所引发的税务风险,对于转让未实缴出资的股权以及显名股东转让股权给隐名股东等相关政策尚未明确的情形,应当充分了解主管税务机关的执行口径,避免少缴、不缴带来补缴税款、滞纳金甚至被定性偷税的风险。另外,即使因股权转让而面临税务检查,自然人股东亦应当积极应对,除了提交证明文件证明股权转让所得计算合理合法之外,还可以围绕主观要件、追征期等方面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