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金回流”一定存在税务风险?
发文时间:2025-10-31
作者:程煜 佟海艳 雷晴
来源:中国税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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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金回流”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税务风险,关键在于资金流动是否有真实合理的商业目的作为支撑。除特殊情况外,企业一旦出现“资金回流”现象,很有可能存在税务风险。

  近年来,税务部门披露的多起虚开发票案件中,基本都涉及“资金回流”现象,即资金从受票人流向开票人后,又以某种形式返回受票人。比如,税务部门近期公开披露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案件,涉案企业在没有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接受虚开团伙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团伙控制的四家企业在收到涉案企业的货款后,按比例扣除一定费用,转入多个自然人的个人账户,资金最终回流至涉案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账户中。那么,有“资金回流”一定存在税务风险吗?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邓兴中、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副局长汤海、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邹胜。

  “资金回流”有多种表现形式

  记者:据您了解,“资金回流”现象在实践中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形式?

  邓兴中:实务中,“资金回流”现象有多种表现形式,比较常见的有等额回流和不等额回流两种形式。等额回流,是指受票方将资金转入开票方账户后,开票方通过个人账户或关联账户,将等额资金转回受票方或其控制人账户。比如,X公司向Y公司采购原材料,支付100万元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Y公司作为开票方,通过实际控制人个人账户,将100万元转回X公司实际控制人账户,形成闭环回流。不等额回流,是指资金流转过程中因扣除手续费等原因,回流金额少于流出资金。比如,M公司向N公司支付80万元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N公司作为开票方扣除开票费后,将剩余资金通过第三方个人账户转回M公司股东账户,回流金额少于支付金额。

  汤海:在实践中,企业在资金上的操作越来越复杂多样,资金回流除等额回流与不等额回流外,还存在复杂回流模式。以我局查办的案件为例,复杂回流模式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利用“资金池”回流,在大型的团伙虚开系列案件中,虚开团伙利用上百家“空壳”企业进行虚开发票,资金在这些企业之间频繁流转,通过设计极其复杂的资金流转路径来掩盖回流事实。

  比如,J公司为D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J公司收到D公司支付的货款后,通过其控制的其他“空壳”企业账户或者个人账户形成的“资金池”周转资金,使资金最终回流至D公司。虽然经“资金池”流转的资金无法做到一一对应,但经税务部门或公安部门取证后,会被认定为资金回流。

  第二种是通过“双向回流”的方式实现虚假资金往来,在出口骗税案件中较为常见。比如,境内企业E公司控制境外企业F公司,境内企业G公司控制境外企业H公司,E公司与G公司在境内的虚假交易,通过境内对公账户由E公司支付款项给G公司,同时H公司再通过境外账户将款项转至F公司的境外账户,实现“境内支付—境外回流”的“双向回流”。

  第三种是“闭环回流”,在关联企业之间较为常见。比如,多家关联企业之间为了虚增业绩、吸引投资、获取贷款等目的,对开发票或环开发票形成闭环,资金在这些关联企业之间形成闭环回流。

  要么情况特殊,要么有非法目的

  记者:您认为企业为何会出现“资金回流”现象,这与哪些因素密切相关?

  汤海: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资金回流”现象,背后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存在基于行业特殊性的资金周转需求,也存在用于掩盖非法目的的违规操作。以建筑安装行业为例,相关企业基本以垫款施工的形式进行日常经营。企业、施工方、供货方一般约定,由施工方先行采购工程物资并向供货方垫付款项,待工程完工后,企业通过对公账户向供货方支付货款,供货方将前期收取的垫付款项退还至施工方的相关账户。这种情况下,企业有真实交易目的,“资金回流”是由行业特殊的资金周转需求导致的,属于正常情况。

  邹胜:正如汤局长所说,部分企业由于其行业特殊性,可能形成“资金回流”。比如,快消品销售企业为了实现销售目标,抢占市场份额,会采取一种主动的财务安排,即要求经销商大量进货(即“压货”)。在此过程中,经销商短期内资金压力巨大,快消品销售企业会承诺通过促销返利等形式,将部分资金返还给经销商,这笔返还的资金,在形式上就构成了“资金回流”。

  汤海:相比较而言,在虚开发票案件中,“资金回流”现象很不正常:受票方取得虚开发票,并通过对公账户向开票方“支付货款”营造“真实购货”的假象,再将资金通过个人账户等渠道收回;开票方通过收取与发票价税合计一致的款项,确保银行流水上有该项交易的资金往来痕迹,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回至受票方。也就是说,交易双方虚构业务、虚开发票用于抵扣进项、列支成本,并通过“资金回流”的方式掩盖其非法牟利的目的。

  邹胜:对于一些犯罪团伙而言,“资金回流”是完成整个虚假交易闭环、实现“票货款”三流一致的必需步骤。比如,某犯罪团伙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多家急需增值税进项抵扣发票的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企业将货款通过对公账户转给开票企业,造成支付假象。开票企业扣除比例不等的开票费后,将剩余资金通过多个个人账户层层转账,最终回流到受票企业老板控制的个人账户中。对于受票企业,其目的是虚构成本,从而少缴纳企业所得税,或非法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从而少缴纳增值税。此外,一些企业通过虚构广告费、咨询费、工程款等业务,将公司资金支付给其控制的关联公司或个人,资金在对方账户短暂停留后,扣除相关税费,又通过各种隐秘渠道回流到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腰包,以实现套利。

  商业目的是否真实很关键

  记者:企业存在“资金回流”现象,是否一定存在税务风险?

  邹胜:“资金回流”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可能源于合法的资金调度,也可能是违法行为的特征。企业“资金回流”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税务风险,关键在于资金流动是否有真实合理的商业目的作为支撑。比如,企业之间基于真实货物或服务贸易产生的资金往来,按规定开具发票、合规核算、支付预付款后,因合同变更等原因发生的合规退款,出现的资金退回也属于“资金回流”,但属于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具有真实合理的商业目的。

  需要警惕的是,企业因虚构交易所形成的“资金回流”,存在很高的税务风险,通常可以结合多个异常特征来识别。比如,资金在对公账户间划转后,是否最终通过个人账户(如法定代表人、员工、关联方)的异常途径辗转回流。又比如,资金在短时间内(如当天、隔天)是否完成从支付到回流的全过程。此外,频繁多笔固定比例金额的资金回流,是虚开发票后扣除固定比例“开票费”再返还的显著特征。在税务稽查中,稽查人员会利用税务大数据系统,对企业的发票流和资金流进行比对分析。一旦发现疑点,将实施“穿透式”资金追踪,即不论资金在多少个账户间流转,都能一查到底,直至还原完整路径。

  汤海:的确,“资金回流”既是税务稽查部门检查的重点,也是企业出现高风险的信号。一般来说,正常的交易行为中,资金流与发票流、货物(服务)流是相反的,给付资金、取得货物(服务)与发票开具是单向的,除非出现退货或者违约赔偿等特殊情形,企业一般不可能存在“资金回流”现象,否则不符合企业实际的经营常理。

  “资金回流”是查办虚开发票案件中识别业务虚构、虚假的关键线索。从我局查办的案件来看,企业存在“资金回流”现象,一般都是形式上符合实际经营中的资金流向,但实际上无真实交易的现象。比如,P公司从Q公司处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00万元,P公司向Q公司支付100万元货款后,Q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相关个人的账户,将100万元等额转回至P公司的相关账户中,P公司虚开发票的手续费,通过私人转账等方式另外支付给Q公司。

  每笔交易都应做到“四流合一”

  记者:您认为企业应如何规范资金及税务管理,避免因“资金回流”产生税务风险?

  邹胜: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企业应牢固树立诚信纳税理念,杜绝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犯罪行为。企业可建立明确的授权与审批流程,对所有支付款项,尤其是对大额资金支付设定清晰的多级审批权限。审批人必须独立于业务经办人,并基于真实的业务合同、合规的票据和完整的验收单据进行审批。同时,企业应强化合同管理,建立标准合同库,并对关联方交易、大额服务采购等高风险合同进行重点审查,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服务内容、交付标准、付款节点和结算方式,避免签订内容空泛、标的不清的合同。此外,企业需要严格禁止公司资金通过公款私账、法定代表人或员工的个人银行卡等进行结算,确保企业所有收入、支出通过对公账户处理。

  邓兴中:企业在每笔交易中,应做到合同流、发票流、资金流、货物流(或服务流)“四流合一”,确保业务的真实性。企业可以强化自身内控机制,严格审核每笔交易的内容、付款方式等,并确保每笔交易通过公对公转账,杜绝个人账户用于企业收支,定期核查银行账户的异常交易。对于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企业需明确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与审批流程,确保交易真实、定价合理。同时,企业应完整保存交易合同、付款凭证、物流单据、入库记录等,以备税务部门核查。

  ■链接

  除了特殊情况外,“资金回流”的背后,往往涉及企业虚开发票的行为。一旦被税务部门或公安部门查实,企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中,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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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