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新32民终504号 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分公司、和田鑫鹏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发文时间:2023-07-23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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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3

案  由 买卖合同纠纷  

案  号 (2023)新32民终504号

发布日期 2023-07-2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3)新32民终5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萨依巴格乡315国道高速路口2公里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22MA79EF8F93。

负责人:孙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建峰,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和田鑫鹏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洛浦县北京工业园区南园区阿其克二路4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24MA78E07C6Y。

法定代表人:杨凤娥,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古扎丽努尔·阿克木,新疆辩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326MAAJPJ6Q1W。住所: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册望公路边老油库段。

法定代表人:龙二春,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通达公司墨玉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和田鑫鹏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鹏公司)、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洛浦县人民法院(2023)新3224民初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3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3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建峰、被上诉人鑫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古扎丽努尔·阿克木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洛浦县人民法院(2023)新3224民初23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撤销原审判决中的第一项,将第一项改判为:被告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鑫鹏公司支付货款共201,223元(其中本金171,360元,违约金8,863元,律师费21,000元)。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审判案件法律适用存在错误,根据原告提供的《加气块供销合同》,未在规定时间内履行合同义务,违约方应当承担30%的违约责任,且应当承担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在本案中,被告承担的违约金比例太高,已远超出一般违约金的范围。约定违约金的主要目的在于填补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而非使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合同违约而获利。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加气块供销合同》系买卖合同,出卖人为履行该合同所使用资金均为其自有资金。对于出卖人而言,买受人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主要为资金的利息损失,应按照202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即年利率3.8%至实际支付之日支付利息。2.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之规定,在本案无相关证据证明出卖人有其他损失的情况下,《加气块供销合同》约定的货款30%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应予调整。该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终124号案件中有所体现。综上,鉴于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数额较大,违反了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调整违约金标准,故适用法律存在问题,依法应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鑫鹏公司辩称,1.上诉人应按照双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2.双方就违约责任的约定并未超过确定损失的30%,应得到法律保护。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依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鑫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71,360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1,000元;3.判令两被告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21,000元;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邮寄费等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于2021年5月8日注册成立,总公司为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10月14日,鑫鹏公司与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签订加气块购销合同,约定鑫鹏公司按照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需要向其位于墨玉县建材产业园墨玉县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以单价为340元/500立方米的价格销售给500立方米的加气块,总金额为170,000元(此单价包含13%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输、装车、卸车费);交货方式约定为:由出卖方负责运输到买受方指定工地;附属物品的保管与回收约定为:托盘由出卖方回收,买方暂为保管,如有丢失按原价每个300元赔偿给出卖方;付款方式为:每月对清买受方所用方量,由双方签章或授权委托人签字,2021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所有货款;供货期间为:自2021年10月15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止;违约责任约定为: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违约方按照总欠款金额的30%金额的违约金赔付给守约方,违约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均由违约方承担。签订合同后,当天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现授权我公司何北金担任加气块到场签收任务”。2021年10月14日,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分公司与和田鑫鹏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14日签订加气块购销合同,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分公司承诺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如到期未付款,自愿承担合同约定的一切法律后果”。之后,原告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从2021年10月16日至2021年10月25日止向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销售给504立方米加气块,每次送货时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授权委托人何北金进行签收。2021年11月3日原告的授权委托人雷维波与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授权委托人何北金进行结算,并且在原告出具的供货明细单签字确认收到504立方米加气块。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加气块款。

另查明,2022年8月1日,鑫鹏公司与新疆辩尚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编号为【2022】辩尚民字第20号,所产生的律师费为2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加气块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合同签订以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交付价值171,360元的加气块,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至今未支付所购买的加气块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的规定,原告依据加气块购销合同、送货单、供货明细单向法院起诉主张被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偿还加气块款171,36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款:“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在加气块购销合同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即“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违约方按照总欠款金额的30%金额的违约金赔付给守约方,违约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均由违约方承担”。由此可见,双方在加气块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了货款的支付方式又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和标准,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除了合同约定以外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按期付款,但其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承担按未付款的30%的违约金,应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谁承担的问题,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加气块购销合同第十条违约责任中已有约定产生该费用由谁负担。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发票等证据并且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证明原告为实现合同目的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发生的合理费用,符合加气块购销合同约定。故原告主张的律师费21,000元由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承担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中通达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是被告中通达公司的分支机构,有自己的营业执照,其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加气块购销合同并且收货行为已经构成双方之间已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和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故原告的货款应先由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管理的财产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被告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答辩等诉讼权利,应当承担不答辩、不质证、不举证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一、被告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和田鑫鹏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支付243,360元(其中包括货款171,360元,违约金51000,律师费21,000元)。243,360元的不足部分由被告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二、驳回原告和田鑫鹏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52元,减半收取2,476元,由被告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分公司、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的违约金应否调整的问题;二、被上诉人的律师代理费应否由上诉人承担的问题。

关于涉案违约金应否调整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加气块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鑫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交付价值171,360元的加气块,但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至今未支付所购买的加气块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的规定,鑫鹏公司依据加气块购销合同、送货单、供货明细单向法院起诉主张由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偿还加气块款项171,36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庭审中,中通达公司墨玉分公司对此予以认可,故本院据此予以确认涉案货款为171,360元;关于违约金是否调整的问题,本案双方在加气块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即“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违约方按照总欠款金额的30%金额的违约金赔付给守约方,违约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均由违约方承担”,该协议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该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除合同约定以外还向鑫鹏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按期付款,但上诉人逾期近三年未支付货款,已构成根本违约,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涉案货款数额能够确认违约金数额为171,360元*30%=51,408元,结合上诉人的根本违约以及上诉人未支付货款的数额,本院认为本案由上诉人依约承担51,000元的违约金并非过高,故本院对上诉人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提出违约金予以调整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的律师代理费应否由上诉人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加气块购销合同》第十款的约定:“因违约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均由违约方承担”,该合同已由双方盖章、签字确认,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均应遵照履行,且被上诉人的代理费已经产生,故被上诉人因本案产生的代理费应由上诉人承担,故,本院对鑫鹏公司主张被上诉人的律师代理费应由上诉人承担的请求,应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对中通达公司墨玉县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00元,由上诉人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县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喆

审判员 陈建兵

审判员 吴东冬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阿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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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