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N机构再涉税务重大案件,网络直播已成风险高发领域
发文时间:202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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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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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税总所得发[2022]25号),其中明确“对为网络直播发布者违法违规策划、帮助实施偷逃税行为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依法严肃处理和公开曝光。”前日,央视新闻报道了一起涉及MCN机构与不法中介合谋实施的重大涉税违法案件,据新闻披露内容来看,该案涉及主体众多,税收违法手段极为典型。本文将以该案作为切入点,结合当前税收征管现状剖析现象成因,并厘清各方责任与法律后果,以飨读者。

一、央视新闻曝光一起MCN机构重大涉税违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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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报道的一起网络主播管理机构(下称MCN机构)与不法中介合谋实施的重大涉税违法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该MCN机构从空壳公司处取得虚开发票1196份,涉及价税合计金额高达2.26亿元,累计为700余名网络主播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3200余万元,公司少缴各项税费合计约2100万元。涉案金额之巨引发广泛关注。

从新闻披露的细节来看,本案作案手法并不新奇,但极为典型。首先,不法中介在有税收返还政策的园区设立多家空壳企业,然后虚构空壳企业向MCN机构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业务,以此为由,MCN机构即可将主播的报酬转入空壳企业账户,空壳企业随即向MCN机构开具“信息技术服务费”发票。随后,空壳企业在扣除所谓服务费后,将剩余资金转入MCN机构员工个人账户,最终通过这些账户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由于主播获取的收入是私户转款,因此并未进行代扣代缴处理,以此实现偷逃主播个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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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主播、MCN机构、不法中介及名下空壳公司多个主体,新闻亦将本次案件定性为虚开发票、偷税骗补案件,各主体动因、手段及法律责任不一,值得探讨,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二、三方主体的现实动因及法律后果

(一)主播收入性质多为劳务收入,主播偷逃个人所得税动因强烈

MCN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其签约主播的直播收益,按照常规流程,直播平台应当先将相关收入支付给MCN机构,由MCN机构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后,再将税后报酬支付给主播。在实际操作中,MCN机构与主播之间通常签订的是经纪合约或合作协议,主播从MCN机构取得的收入在税务处理上被认定为劳务报酬,需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预扣预缴。

值得注意的是,劳务报酬的预扣预缴税率(20%~40%)明显高于工资薪金所得的预扣预缴税率,尽管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扣除800元(收入不超过4000元)或按80%计算(收入超过4000元),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主播而言,预扣税款仍会显著影响其实际到手收入。而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劳务报酬需并入综合所得适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对于高收入主播来说税负更为沉重。正是由于收入的性质及较高的税负水平,实践中催生了阴阳合同、设立个体工商户适用经营所得核定征收、拆分收入等多种避税手段,该行业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动机尤为强烈。

需要明确的是,主播作为纳税人,即便通过私人账户收款,其收入性质仍属于劳务报酬所得。即使平台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主播仍有责任在汇算清缴时自行申报纳税。若未按规定申报,则构成《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偷税行为,且此类案件在实务中的抗辩余地通常较小。不过,由于《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逃税罪出罪条款的存在,此类税务风险一般较难升级为刑事责任。

(二)MCN机构转换支出性质,多抵进项无异于饮鸩止渴

新闻中仅提及MCN机构帮助主播逃税是为了吸引更多主播加盟,但实际上,MCN机构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税收上的不当利益。然而,这种所谓的“好处”实则为糖衣炮弹。

1.MCN机构帮助偷逃个税带来自身“税收利益”

从企业所得税角度来看,MCN机构原本需要主播前往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才能实现税前列支,但由于主播通常不愿配合,导致许多支出只能以白条入账。而在这种违法操作下,MCN机构转而利用空壳企业开具的虚假发票进行列支,解决了成本扣除问题。但事实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发生的真实合理支出,即便没有合规发票,若能提供合同、支付记录等证明支出真实性的材料,仍有机会争取税前扣除。

在增值税层面,MCN机构将本不可抵扣的劳务报酬或劳动报酬支出,通过虚构业务转换为可抵扣的“技术服务费”,确实能在短期内降低增值税税负。但随着金税系统的不断升级,税务机关对“信息技术服务费”“咨询费”“市场推广费”等高风险发票的监管日益严格。一旦企业频繁开具此类发票,税务系统会自动比对其经营范围、人员规模及业务体量,核实其是否具备相应的经营能力。例如,若某企业仅有3名员工却申报2亿元营业收入等明显不合常理的情况,税务机关将立案稽查。一旦被税务机关查处,不仅相关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更可能被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面临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由此可见,MCN机构通过虚开发票进行税收筹划的做法实属得不偿失。

2.MCN机构法律责任及处罚结果

MCN机构在本案中主要涉及两项违法行为:首先,其未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主播个人所得税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对该行为处以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值得注意的是,具体处罚幅度还需参照各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本案中适用的广东省裁量基准规定罚款幅度为一倍以上三倍以下。其次,该机构还存在虚开发票并抵扣的行为,这一行为同时触犯了虚开发票和偷税两项规定,在想象竞合的情况下,税务机关依据择一重处原则进行处理。

惠税稽罚[2025]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税务机关对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分别作出处罚:对未代扣代缴行为处以一倍罚款,对虚开发票行为以偷税定性并处以50%的罚款,两项罚款合计42,686,887.83元。

(三)偷逃税需求催生大量违法中介,滥用税收政策牟利

在现实税收征管实践中,由于企业存在虚抵进项、降低税负的强烈需求,催生了一批以“税收筹划”为幌子的违法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通过诱导有开票需求的企业客户,在特定产业园区内批量注册空壳公司,构建起完整的虚开发票产业链。从税收征管逻辑来看,这些空壳公司在取得收入并开具发票后,本应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若按25%的法定税率缴纳,此类空壳公司将无利可图。为此,违法中介通常会利用《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第三条的规定,以“账簿资料残缺不全”为由申请核定征收,在部分税收优惠园区甚至可将实际税负降至1%-2%。

除企业所得税外,增值税问题同样需要解决。在本案中,违法中介利用地方政府税收返还政策来规避增值税负担。对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部分地方政府为争夺税源,通过返还地方留存税款的方式吸引企业入驻。例如,园区企业对外开具6%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仅向受票方收取3.5%的开票费,同时享受地方政府3%的税收返还,最终可获得0.5%的净收益。

对于此类违法中介而言,其犯罪模式通常具有规模化、专业化的特征。由于中介机构实际控制的空壳企业数量众多,且开具发票金额特别巨大,案件性质往往较为严重,一般不会仅停留在行政处罚阶段。根据报道,本案涉案人员已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此类案件,司法机关通常会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

三、MCN机构的虚开抗辩核心在于是否有抵扣权益

前文在分析MCN机构的法律责任时,主要聚焦于其行政责任层面,而未深入探讨其刑事责任问题。我们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开票方与受票方常被认定构成不同的罪名,对MCN机构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刑事责任认定,应与开票方有所切割,仍存在一定的法律适用争议和探讨空间。这种探讨空间主要源于对主观故意、客观行为等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认定,以及案件特殊情节的综合考量。

(一)MCN机构实际购买可抵扣服务,则享有抵扣权益

在本次税务稽查案件中,MCN机构的部分支出确系支付给自然人的劳务报酬,此类支出即便取得税务机关代开的劳务发票,依据现行增值税法规也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实务中存在另一类情形,即MCN机构获取发票的初衷并非虚抵进项,而是为弥补因交易形式与实质不符导致的抵扣障碍。例如,部分MCN机构或直播公会为规避平台对企业账户的打赏限制,通过控制员工或关联自然人账户进行打赏操作。

从税收法律关系角度分析,我们认为:虽然MCN机构基于商业运营需要采用了个人账户进行交易结算,但综合考量以下关键事实要素:其一,充值资金完全来源于MCN机构;其二,用于充值的个人账户实际控制权归属于MCN机构;其三,资金使用目的系为机构经营服务。基于此,应当认定该笔交易的应税法律关系主体实质上是MCN机构与平台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若MCN机构以自身名义直接进行充值操作,按照正常交易流程,平台方应当向其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因此,从税收公平原则出发,MCN机构因该笔真实交易而应当享有的合法抵扣权益不应因其采用个人账户结算这一形式要件而丧失。这一认定既符合增值税“实质课税”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税收中性原则的立法本意。

(二)MCN机构接受虚开发票并非为骗抵税款目的

当MCN机构作为应税行为的实际实施主体,且存在真实经营支出时,其享有的增值税抵扣权益具有法定正当性。根据增值税“以票控税、凭票抵扣”的制度设计,发票仅是交易实质的形式证明,而非抵扣权益的实质来源。在此情形下,接受虚开发票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对交易形式要件不足的技术性补救,MCN机构并非为多抵税款,而是为了实现实际享有的抵扣权益,并无骗抵税款目的。

(三)MCN机构接受虚开发票未造成税款损失结果

实践中,受票方取得的上游发票主要存在两种典型模式,其一是基于上游企业真实经营产生的富余票,其二则是本案涉及的财政返还模式。需要特别阐明的是,这两种模式下开票方在开具发票时均已依法完成全额纳税申报,从国家税收征管层面而言,并未造成税款流失的实质损害结果。

针对财政返还模式的特殊性,部分司法机关将财政返还金额直接等同于税款损失的观点值得商榷。从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进行区分,首先,在税收征管法律关系中,纳税人基于应税行为履行纳税义务,其所缴纳的税款已依法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并全额纳入国库管理。而在财政支出法律关系中,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审批程序以财政返还、奖补等形式向企业拨付资金,这属于行政给付行为。因此,虽然财政返还资金的来源与税收收入存在关联,但两者已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将财政返还金额简单等同于税款损失的观点,混淆了两种法律关系的本质区别,因此在财政返还模式下,由于基础税款已全额入库,本质上并未造成国家税收利益的实质减损。

四、小结

当前,针对长期存在的核定征收与税收返还政策滥用问题,国家已启动系统性清理整顿。根据已生效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未经法定授权,严禁通过先征后返、即征即退等变相方式对特定经营者实施税收返还,地方政府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补贴行为也将受到严格限制。这一系列制度性约束意味着,以往严重依赖税收优惠的操作模式已难以为继,违法中介赖以生存的政策套利空间正在被逐步封堵。对MCN机构而言,虽然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但在是否构成虚开犯罪的问题上仍存在抗辩空间。建议存在类似情形的企业及时聘请专业税务律师介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严格防范风险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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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