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条例》给税收立法带来哪些影响?
发文时间:2024-09-09
作者:刘天永律师
来源: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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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是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重要制度。2024年8月30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和监督提出了新要求。当前税收法律形式大量表现为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地方性法规,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条例》无疑将给税收立法带来直接影响。此外,地方性财政奖补政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备案审查态势,过于依赖财政奖补的行业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01、《条例》较《法规规章备案条例》有何变化?

  (一)《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

  早在2001年12月,国务院就颁布了《法规规章备案条例》,此后随着《立法法》的两次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作出专门决定,旧条例已无法契合新时代备案审查工作的要求。为此,司法部经过长期、反复研究形成了《条例(草案)》,并于2024年8月19日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2024年8月30日,李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正式公布《条例》,《条例》修订的内容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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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例》修订的主要亮点

  从上述修订内容来看,此次修订具有五大亮点:

  一是《条例》与《立法法》全面协调一致。

  1、将“较大的市”的表述统一调整为“设区的市、自治州”,与《立法法》对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主体作出的调整保持一致;将“国务院法制机构”的表述统一调整为“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与《立法法》明确由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代表国务院行使备案审查权相一致。

  2、将“上海市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法律规定的机构制定的规章”纳入备案审查监督的范围,与《立法法》的规定相吻合。

  3、新增主动审查、专项审查的方式,审查方式更加多样化、科学化,与《立法法》明确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可发挥主动性、积极性进行主动审查、专项审查相一致。

  4、细化《立法法》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内容,明确在双重备案联动、移交处理、征求意见、会商协调、信息共享、能力提升等方面加强与其他机关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的协作配合,对增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新增备案审查原则。

  1、要求以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备案审查工作原则,具体表现在《条例》新增的第十五条,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审查法规规章时,通过座谈会、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听取社会组织、利益相关方等主体的意见,强调备案审查工作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发挥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制度功效。此外,此项原则还体现在《条例》第十二条,公民认为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的,可以向国务院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由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研究并处理,即法规规章审查不仅发生在立法环节,在立法完成后的任何时间,公民都可以主动建议启动审查程序。

  2、落实“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备案审查工作原则,“三必”原则可追溯于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该意见要求法制办“完善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其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均纳入“三必”原则,此次《条例》将“三必”原则明确为备案审查工作原则之一,有助于强化备案后的审查功能,为保障法治统一性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杜绝立法的随意性。

  三是扩充法规规章备案审查事项的内容。

  1、新增政治性审查事项。此次《条例》明确审查法规规章的内容“是否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改革方向”。

  2、增加适当性审查事项。《条例》还将“规章规定的措施是否符合立法目的和实际情况”纳入法规规章审查事项。

  四是完善备案审查的纠错方式。

  1、新增移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处理的法规纠错方式。地方性法规同行政法规相抵触时,在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处理前增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先行研究处理,有利于提高纠错效率。

  2、新增与制定机关沟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的规章纠错方式。在规章应当纠正的情况下,丰富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与制定机关沟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等工作方式,尊重制定机关的意见,避免采取粗暴、简单的纠错方式。

  02、《条例》将对税收法律体系产生何种影响?

  (一)税收法律规范内部冲突有望解决

  在税收法律规范体系中,存在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众多繁杂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与税收法律、税收法规之间存在冲突,举例而言:

  1、成本支出符合企业所得税三性要求但因取得不合规凭证无法税前扣除的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据此,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要求符合真实性、合理性、相关性,也即企业的支出真实发生,与实际支出金额完全一致、支出与企业取得的收入相关且具有合理性,企业依法享有税前扣除的权利。

  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国税发[2009]114号)第六条规定“……未按规定取得的合法有效凭据不得在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进一步规定,“企业取得私自印制、伪造、变造、作废、开票方非法取得、虚开、填写不规范等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以及取得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其他外部凭证,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据此,该规范性文件给纳税人增加了一项取得税前扣除凭证需合法合规的义务,实务中,一旦企业取得发票被定性为虚开且在规定期限无法换开发票的,即便企业支出真实发生且合理,部分税务机关也会以此规范性文件要求企业补缴企业所得税。

  事实上,上位法《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强调税前扣除的真实、合理、相关,并未对税前扣除凭证的合法性作出要求,而前述两个规范性文件均规定企业取得不合规不合法的凭证不得在税前扣除,减损了纳税人税前扣除的权利,增加了纳税人的义务。实践中已有大量案例认为扣除凭证管理办法与上位法矛盾,例如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认为乌鲁木齐聚丰恒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虽然取得假发票列支成本,但业务真实发生可税前扣除;再如唐山中级法院及唐山路北区法院认为用虚开发票套取的工资支出,虽其行为违法但工资支出属于客观存在的成本,同时亦不能以资金来源的违法性否定支出的合理性,故用虚开发票套取的工资支出可税前扣除。

  2、成品油生产企业的纯贸易行为需缴纳消费税的规定

  《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生产、委托加工及进口应税消费品属于消费税应税行为,发生消费税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属于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可见,外购应税消费品再对外销售的贸易行为不属于消费税应税行为,无需缴纳消费税。

  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若干征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84号)第二条规定,“对既有自产应税消费品,同时又购进与自产应税消费品同样的应税消费品进行销售的工业企业,对其销售的外购应税消费品应当征收消费税,同时可以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的已纳税款。上述允许扣除已纳税款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仅限于烟丝、酒、酒精、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珠宝玉石、鞭炮焰火、汽车轮胎和摩托车”。据此,如果成品油生产企业同时发生自产成品油行为和销售外购成品油的贸易行为,则贸易行为被视同为消费税应税行为,成品油生产企业需要就销售外购成品油的业务缴纳消费税,可见,该规范性文件显然突破《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亦违反了消费税一次性课征的基本原则。

  根据《条例》第十二条“企业事业单位、公民认为……国务院各部门……发布的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国务院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由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按照规定程序处理”之规定,公民要求审查的对象不仅包括法规和规章,还包括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和命令,对于税收规范性文件,如纳税人认为与上位法相抵触,也可以向国务院书面提出审查建议。

  (二)税收法律规范与外部法律规范的争议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此次《条例》的修订,还有助于推动解决税收法律规范与外部法律规范的争议问题。举例而言:

  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申请人按照前款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必须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先行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和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才可以在缴清税款和滞纳金以后或者所提供的担保得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税务事项通知书》通常要求纳税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或30日内办理补税事宜,实务中,纳税人因筹措资金等客观原因,难以按照税务机关规定期限补缴税款,部分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未按期限缴纳税款或提供担保,对纳税人提出的行政复议不予受理。

  然而,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此,行政相对人只要在收到通知之日起60日的期限内缴纳税款和滞纳金或提供担保即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税企之间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行政复议法》往往产生争议,如适用《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前述案例中纳税人将丧失复议权,如适用《行政复议法》,则纳税人仍享有复议权。

  此次《条例》新增三大备案审查原则,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备案审查制度层面予以规定,对于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问题,未来有机会以个案建议方式推动立法调整,进一步解决税收法律规范与其他外部法律规范间的冲突。

  03、《条例》将对行业产生何种影响?

  今年以来,审计、税务、发改委等多部门发文要求严查违规财政返还,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修订,为地方财政返还政策清理提供了路径。依托财政返还运营的业务模式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如何生存与发展成为行业难题,主要突显在灵活用工行业、物流运输行业、再生资源行业。具体来说:

  对灵活用工行业而言,灵活用工平台作为连接用工企业与灵活用工人员的桥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极大促进了该行业的发展。而灵活用工平台多数依托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返还实现盈利,当前灵活用工平台无论是采取中间撮合业务模式还是服务转售业务模式,一般情况下,均需要向用工企业开具6%增值税专用发票,就增值税而言,灵活用工平台需承担6%增值税及0.72%城建附加税负,这意味着,其只有在向用工企业收取6.72%以上的服务费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盈利,但现实中,市场上服务费定价普遍在6%以下,一旦灵工平台失去了财政返还,其将面临亏损的困局。

  对物流运输行业而言,网络货运平台从诞生伊始就担负解决个体司机提供运输服务却不愿为托运企业开具发票难题的重任,其可以为注册平台会员的司机代开发票,客观上起到了聚拢税源的效果。各地省份亦先后出台如政府奖励资金等各类形式的政策吸引货运平台企业的入驻,支持其发展,实际上使得网络货运平台在对外开具9%的运输发票但却收取5-6%服务费的情况下仍能够盈利,一旦财政返还政策被清理,网络货运平台企业也会面临与灵活用工平台相同的问题。

  对再生资源行业而言,长期以来,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受制于源头发票困境,其通常需要依托地方返还政策降低税负,尽管目前出台的反向开票政策解决了源头票的问题,但亦只能反向开具1%或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现实中,用废企业通常要求回收企业开具13%的发票,这意味着,回收企业仍需依赖财政返还降低税负成本,取消财政返还后,回收企业不得不考虑如何重塑业务模式。

  目前各地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调整关于财政返还等规定,探索、重新制定支持灵活用工、物流运输、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的法规规章。司法部在《条例》答记者问时着重强调未来要重点关注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损害营商环境等问题,加强对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法规规章的备案审查和问题研究,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助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预见,未来地方政府出台涉及奖补等支持行业发展的法规规章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备案审查态势。不仅如此,备案审查工作机构还可以发挥主动性,采取《条例》新增的主动审查、专项审查及联合审查等方式对涉及奖补等法规规章进行审查,依托政府扶持发展的灵活用工行业、物流运输行业、再生资源行业将面临备案审查带来的重大挑战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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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