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第一支柱”下“统一方法”的秘书处提案》
发文时间:2019-11-21
作者:汪成红
来源:中国税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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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柱”“统一方法”……近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第一支柱”下“统一方法”的秘书处提案》(以下简称“统一方法”提案)公众咨询文件,是不是让非专业的“小伙伴”十分费解?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希望能帮到你。

“统一方法”提案:为避免不协调单边税收措施而生

作者:汪成红

  “统一方法”提案,虽然最初设想旨在对大型数字公司征税,但实际上似乎走得更远,目前的目标是通过修订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以适应经济数字化这一新形势,并为市场管辖区引入新的征税权。

  “统一方法”提出背景

  由于各国对OECD提出的3条建议无法达成共识,“统一方法”强调了建议的共识之处。

  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是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的重点领域之一。2017年3月,二十国集团(G20)财长授权OECD数字经济工作组通过BEPS包容性框架,于2018年4月前提交数字化对税收影响的中期报告,报告观察到某些高度数字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存在以下特点:规模经营;对无形资产高度依赖;数据的重要性、用户参与和无形资产的协同效应。紧接着,OECD开始围绕“两大支柱”进行讨论,“第一支柱”侧重于通过修改利润分配和联结度规则来重新分配征税权;“第二支柱”更多关注的是尚未解决的BEPS问题。

  今年2月,OECD发布《应对经济数字化的税收挑战》公众咨询文件,对修改现行利润分配和联结度规则提出3条建议,即“第一支柱”,3条建议分别以“用户参与”“营销型无形资产”和“显著经济存在”等概念为基础。由于3条建议的适用范围、计算方法和理由均有较大不同,因此各国暂时无法就此达成共识。为使各方能够尽快形成一致意见,OECD强调了这3条建议的共同之处,比如认可企业在市场/用户管辖区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创造的价值,而现行的利润分配规则并不认可这些价值,由此“统一方法”提案诞生。OECD希望通过这一提案,避免更多的市场管辖区因对现行国际税收制度产生的税收结果感到不满而采取不协调的单边税收措施。同时OECD也意识到,提案的某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若干执行层面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尽管如此,“统一方法”提案仍是一个可行选择。

  主要内容与评价

  “统一方法”涵盖的业务不仅是高度数字化企业,还超越原有的独立交易原则,建立以公式为基础的利润分配解决方案。

  适用范围。“统一方法”提案涵盖高度数字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同时进一步关注面向消费者的业务,这一业务是广义层面的,比如提供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或提供数字服务而产生收入的业务;从税收政策的基本原理和其他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考虑是否将某些特定部门(如金融服务)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新联结度规则。新联结度规则针对的是所有在市场管辖区范围内开展持续并显著参与的经济活动,而不论其在该管辖区的实体存在程度。如何判定持续和显著参与,主要以市场所在地所取得的收入为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将根据市场大小而灵活调整,同时,这一标准也考虑到特殊的经营活动,比如在线广告服务,它的用户主要是非付费用户,其物理位置可能不同于收入产生地。新联结度规则是一项建立在常设机构规则基础上的独立规则,以减少对其他现行规则的溢出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收入门槛不仅适用于远程销售的业务模式,还包括通过分销商在市场上销售的跨国公司或集团。

  新利润分配规则。一旦确定一个国家有权对非居民企业的利润征税,下一个问题就是“统一方法”提案究竟会将多少利润分配给该市场管辖区。目前OECD和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第7条(经营利润部分)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鉴于新的征税权将为那些在市场所在地无实体存在的跨国公司创建一个联结度,而现行的利润分配规则无法适应这一联结度,因此,这就要求新的利润分配规则必须超越原有的独立交易原则和根据实体存在确定征税权的原则。“统一方法”提案主要目的在于创建一个新的利润分配规则,适用于一定范围的纳税人,无论其是否有国内销售或经销实体,还是通过非关联方分销,该规则保留现行的基于独立交易原则的转让定价规则,将在当前的转让定价体系中建立以公式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以弥补原有规则的不足。OECD提出,新的利润分配规则需结合现有的转让定价规则,提供协商一致的利润分配额度给市场管辖区,其方式应力求简单,既要避免双重征税,又要提高税收确定性,同时应考虑企业的盈利和亏损。

  三层机制提高税收确定性

  包括确定分配给市场管辖区剩余利润的份额,为发生在市场管辖区的营销和经销活动设定固定回报,对企业在市场管辖区的额外功能征税。

  “统一方法”提案通过三层机制解决市场管辖区之间的利润共享问题。

  “金额A”。确定分配给市场管辖区剩余利润的份额。比如,将T企业(位于T国的居民企业)一定比例的剩余利润在市场管辖区间进行重新分配,此处的剩余利润是指T公司在日常经营地所分得的常规利润之外的部分。与现行利润分配规则相似的是,该分配规则既适用于盈利也适用于亏损,但处理亏损的具体方法仍在探索之中。同时需要确定被分配到T国的常规利润的比例,并根据新的联结度规则,以公式为基础,参考销售额,确定分配到特定市场管辖区的剩余利润比例,这种方法同时具备剩余利润分配方法和部分分摊方法的特点。下一步根据商定的盈利水平,计算出日常活动的报酬,较为简单的一个方法是根据行业差异商定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但由于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在不同的业务线、区域或市场之间可能有很大差异,这意味着对利润的测算可能需要根据业务线、区域或市场来确定。日常活动的报酬被定义为常规利润,在计算需分配给市场管辖区的利润时,应首先扣除这些报酬。一旦超过规定利润水平的盈利能力被认为是该企业的非常规利润,需要确定这些非常规利润哪些归属于市场管辖区,哪些归属于其他因素,比如无形资产交易、资本、风险等。“统一方法”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确定并商定以何种方法计算归属于市场管辖区的利润,以及百分比是否因行业而异。最后一步就是基于先前约定的分配公式,将被视为非常规利润中应归属于市场管辖区的利润分配给合格的市场管辖区。

  “金额B”。市场管辖区基于营销和经销功能分配的固定报酬。根据现行规则,市场管辖区的经营活动,特别是经销活动本身也需要纳税。为此,“金额В”为发生在市场管辖区的某些基本的或常规的营销和经销活动设定一个固定回报,此回报或因行业和区域因素而有所差异,固定回报的金额可通过多种方式来确定。“金额В”所代表的固定回报将设法减少该领域因转让定价而引发的涉税争议,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营销和经销活动与跨国公司或集团进行的其他活动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但有时也存在交叉。因此,究竟哪些经营活动可能产生此类回报需要明确定义。

  “金额C”。可视作与提案所有内容相关的有约束力和有效的争端预防和解决机制。具体是指,当发生在市场管辖区的营销和经销活动超出基准水平,需要确保固定回报的利润超过预期的“金额B”时,或者是跨国集团或公司在市场管辖区从事与营销和经销无关的其他业务活动时,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均有权对此提出异议。因此,“金额C”包括下列情形:即某企业在市场管辖区有着更多的运行功能,该功能所涉及的金额将超过参照当地实体所认定的基准活动量(主要指“金额B”的固定回报),根据现行转让定价规则,该市场管辖区可以对额外功能所产生的额外利润予以征税。

  “统一方法”缘何重要

  “统一方法”对企业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社会各界应积极参与该提案的咨询与反馈。

  “统一方法”提案旨在创建将利润分配给各主要市场管辖区的新的征税模式,该模式将深刻影响生产高价值商品以及服务较多的国家和消费者人口众多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OECD呼吁社会各界对“统一方法”提案积极建言献策。对于企业而言,“统一方法”提案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多数企业都愿意缴纳公平的税款,但从遵从角度看,企业希望以一种明确且易于管理的方式在同一个地方缴纳税款。建议企业积极参与该提案的咨询意见反馈,以确保准确理解“统一方法”提案中的一些实践操作问题,并争取最终方案不额外增加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关于“统一方法”提案的公众咨询会议将于11月21日~2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一旦达成共识,将会是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的重大且实质性修改,也将对国际税收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现派驻OECD)

“第一支柱”改革:1000个技术性问题的确定与解决

作者:刘奇超

  OECD发布的“统一方法”提案标志着修订联结度与利润分配规则的“第一支柱”的总体框架设计与制度安排,迈入了实质性深度讨论阶段。那“第一支柱”改革要向何处去?笔者认为,其答案蕴藏于“统一方法”三个设计纬度的重点取向中。

  征税范围

  “统一方法”将征税范围聚焦于全球范围内大型企业的高度数字化和面向消费者的业务之上。

  从理论上讲,征税范围的选择同经济数字化语境下价值创造的讨论密切相关,然而“统一方法”全文均未提及“价值创造”一词。由于政治立场与实际需求的不同,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始终存在分歧。为最大限度融合各方观点,“统一方法”将征税范围聚焦于全球范围内大型企业(如集团或集团某些业务线的全球收入超过一定门槛)的高度数字化和面向消费者的业务之上。该范围强调企业可能从市场上的消费者或用户的互动中获得重要价值,涵盖高度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如中介平台、在线广告)与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包括B2C和某些B2B)。

  同时,征税范围设置了排除条款与剔除规则。目前,方案中除明确提及排除了采掘业与大宗商品之外,尚需就如何界定和处理通过中间人方式对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零部件产品的供应以及特许经营权安排的使用等问题展开讨论,并进一步论证金融服务等其他部门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的可能性。此外,征税范围还将额外考虑企业规模限制,譬如国别报告中7.5亿欧元的收入门槛。

  新联结度规则

  规则旨在规制市场或用户管辖区内未设实体存在或设有限实体存在的高度数字化面向消费者型企业的经营活动。

  “统一方法”市场/用户内设的联结度规则是一个基于“显著经济存在”的概念,并利用市场/用户管辖区内的“用户参与”“营销型无形资产”理论叠加后而提出的新规则,规制市场/用户管辖区内因未设实体存在或仅设有限实体存在的、高度数字化的面向消费者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为避免新联结度规则的设计对现行OECD《税收协定范本》的其他条款产生任何溢出影响,在OECD今年5月发布的工作计划安排的基础上,“统一方法”明确选择引入1条新的独立条款来规定新联结度规则,从而赋予市场/用户管辖区新的征税权。

  当然,最终判定一家跨国企业的经济活动是否和某一市场/用户管辖区建立起新的联结度,还取决于定量指标的设计。目前,“统一方法”提出除收入门槛应与主张征税权的市场管辖区的规模相适配外,还应考虑时间门槛(如财年或会计年度)和征税范围内经营活动的潜在其他衡量指标,譬如,就在线广告服务而言,需要考虑非付费用户所在地与账目相关收入所在地的不同,进而作出相应调整。

  新利润分配规则

  “金额A”志在解决经济数字化下新征税权的利润分配;“金额B”重在化解有限实体分销商的纳税风险;“金额C”意在赋予市场国主张超越“金额B”基准的额外征税权。

  新利润分配规则使用了一个三级营业利润的分配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该方法既超越了传统独立交易原则,又参照了实体存在概念,对征税权加以限制。具体而言:

  一是“金额A”中提出的公式分配法复制了剩余利润分配法与部分分配法的特征,其计算过程不局限于实体存在、与独立交易原则也无联系,而是依据新联结度为市场管辖区创设新征税权,将由跨国企业在集团或业务线基础上所确定的视同剩余利润的一部分利润分配给市场/用户管辖区。随后,该笔利润将按商定一致的因素分配公式以百分比的形式在各个市场/用户管辖区之间进行最终分配。但现实是,在计算“金额A”的过程中,需要妥善解决好一系列问题。例如,“金额A”的计算起点系跨国集团利润的确定。通常,有关利润的衡量指标可按集团总部税收管辖区根据《公认会计准则(GAAP)》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制定的会计准则计算出的合并财务报表得到。同时,考虑到跨国集团的盈利能力在不同的业务线、区域或市场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故相关利润的衡量也可能需要根据业务线,或者区域、市场来确定。又如,“金额A”计算过程中的第二步“确定常规活动回报对应的常规利润水平”和第三步“衡量非常规利润中分配给新征税权的非常规利润份额”均强调简化方法的适用,主张通过分行业或业务线的商定的百分比形式加以确定,但面对行业细分到底可分为多细、不同业务线又是否能体现线上不同企业的经营实际情况等一连串的政策性质疑,目前尚有争论。再如,现行避免双重征税的各国国内法与协定规则在跨国企业的适用问题上,都是以单一实体或单一国家来实施的,因此,“统一方法”有必要回应“金额A”的税款应由哪些相关纳税人来承担、亏损要如何处理以及能否以预提税作为指定“金额A”征收的适当机制等问题。

  二是“金额B”寻求的是为在市场管辖区内发生的某些“基准”或常规营销与分销活动确立的固定回报(或是分行业、区域给予不同的固定回报)。从理论上讲,“金额B”仅作为一项独立交易原则的修订运行方式,其吸收并改良了今年3月提出的改革建议,重在解决有限实体分销商的征税问题。同时,业界应将“金额B”理解为一项可以反驳的推定,而非安全港规则(安全港可以被定义为一项客观标准或措施,如范围、百分比或者绝对值,纳税人可将其作为可靠替代方案,替代基于更加主观或判断性因素或者不确定事实及情况的规则)。从实践上看,“统一方法”必须对有资格获得固定回报的活动作出明确定义,且这个固定回报的额度可通过多种方式加以确定,譬如单一固定百分比,分行业、区域给予不同的固定百分比,或者其他商定的方法。

  三是“金额C”旨在当公司在市场管辖区范围内发生的营销和分销活动超过“金额B”设计的固定回报所对应的基准水平时,或当跨国集团或公司在市场管辖区内开展了同营销或分销职能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的情形时,秉承独立交易原则而主张超过“金额B”的额外利润。尽管“统一方法”强调“金额C”要遵循与提案所有要素相关的具有约束力和有效性的争议预防与解决机制,但改革注定会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例如,预约定价安排(APA)可使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有机会在非对抗性的情绪状态和环境中进行协商与合作,但单边APA的运用不一定能给纳税人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并为具有高度数字化商业模式和面向消费者业务的跨国企业减少双重征税,而在多边APAs中可能会出现有些国家(地区)的国内法不允许税务机关直接与纳税人签订有约束力协议的情形。同时,相比单边APA而言,多边APAs的谈签时间可能过长,难以满足各方的迫切需求。此外,“金额A”下的部分或全部利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指市场管辖范围内的功能性活动,而该活动或已由“金额C”奖励给市场管辖区,故“统一方法”有必要就“金额A”“金额C”之间详细交互的某些事项加以详细讨论。

  目前,BEPS包容性框架已就“第一支柱”改革确定了1000多个技术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球各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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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同时构成内地和香港居民,适用“加比规则”确定税收居民身份

实务中,个人可能同时构成税收协定缔约国双方居民。为了解决这种情况下个人最终居民身份的归属,税收协定中普遍采取“加比规则”判定。“加比规则”的使用有先后顺序,即按照“永久性住所—重要利益中心—习惯性居处—国籍”的顺序来确定最终税收居民身份,只有当使用前一标准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使用后一标准。笔者在实践中发现,部分纳税人的生活和工作呈现出“双城模式”,其实际申报缴纳税款时,需注意居民身份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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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结论

  根据《安排》规定,启动“加比规则”后,首先进行“永久性住所”测试。案例中,王先生在北京和香港均拥有自有住房,即王先生在内地和香港均拥有永久性住所,故此标准无法明确判定,应按照顺序转入“重要利益中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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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收入骗享优惠再被查,合理商业目的架构如何搭建?

编者按:

  近年来,国家为支持经济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持续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低至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与此同时,一些本已超过标准、应正常纳税的企业,试图通过人为拆分业务、资产或收入,制造符合优惠条件的假象,从而非法获取税收利益。2025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告2025年第22号),明确将分拆收入列为税收违法行为,释放出强化监管拆分收入偷税的信号。

  本文基于国税总局最新公布的三个典型“拆分收入”偷税案,从行为模式、违法动因、法律后果及合规边界等多维度展开分析,旨在为市场主体厘清“拆分收入”中合理安排与违法偷税的界限。

  一、案例引入

  (一)广西咕咕狗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拆分收入偷税案

  2020年至2022年,广西咕咕狗商务秘书有限公司通过操控关联企业拆分收入偷逃税款。该公司在广西拥有多家关联企业,均登记为独立核算的小规模纳税人,表面合规,实则由同一集团控股:销售人员由咕咕狗公司统一管理考核,但劳动合同和社保被周期性调至不同关联企业,制造独立经营假象;收入通过预收账款挂账,再按需拆分至关联公司开票,确保单家公司收入不超过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和小型微利企业优惠门槛。

  经查,该公司通过拆分收入违规享受税收优惠,少缴增值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118.94万元。2024年5月,南宁市税务局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264.67万元。

  (二)安顺百年婚宴公司拆分收入骗享税费优惠偷税案

  2021年至2023年间,安顺百年婚宴公司为使其单体收入始终维持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及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门槛之内,利用其员工身份注册了两家无实际经营场所的空壳个体工商户,将本属于公司的巨额婚宴收入,通过员工个人账户分流至这些空壳主体,并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从而掩盖其真实营收规模。该公司因此少缴各项税费249.77万元,最终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罚款合计392.79万元。由于逾期未缴清款项,该案已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三)夏安阳拆分收入骗享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偷税案

  2019年至2021年,夏安阳以其实际控制的9家注册于宁波象山的个体工商户为工具,承接某影视公司的综合服务项目后,将本应归属于其个人的经营收入人为拆分至多家个体户,利用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减半征收等个税优惠政策,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税务稽查部门最终查实其拆分收入少缴个税345.92万元。2024年9月,税务机关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50%罚款,合计518.88万元。因夏安阳逾期未缴清款项,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侦办,面临刑事责任追究风险。

  二、从案例看“拆分收入”的常见形式

  (一)集团控制下的多主体协同拆分

  该模式常见于集团化运营企业,其核心特征是利用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形式,掩盖业务、资产、人员及资金的统一控制实质。违法性主要体现在:

  1.各关联主体在核心经营要素上不具备真实独立性,如人员由同一团队统一管理、考核与调配,业务承接与执行由同一控制方决策,资金收支实行统一归集与调度。

  2.收入款项通常先归集于某一核心主体或挂账处理,再根据各关联主体的税收优惠额度进行反向拆分配比与开票,导致发票流、资金流与真实的业务流、经营主体严重背离。

  (二)企业借助空壳个体工商户分流收入

  此模式关键识别特征在于作为收款方的个体工商户缺乏经营实质,通常表现为:

  1.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无固定经营场所、无必要从业人员、无真实开展业务的能力与记录,仅作为配合主体现金流与开票的“工具主体”。

  2.业务款项往往不直接进入实际提供服务的企业账户,而是经由企业控制的个人账户或直接转入空壳个体户,形成“公司业务、个人收款、个体户开票”的资金回路,刻意阻断收入与企业主体的关联。

  3.该类个体户在整体业务链中不承担任何创造价值的经营功能,其设立和存在的唯一或主要目的即为开具发票并适用低税率或免税政策。

  (三)个人收入分拆至多个个体户

  个人将劳务报酬所得转换收入性质为经营所得进行纳税申报,主要体现为:

  1.实际控制人通常在短期内集中注册多家个体工商户,这些主体在注册地址、业务范围、开票对象上高度相似或一致,并全部由该自然人实际控制。

  2.这些个体户共同承接源自同一委托方或关联方的同一类型业务,将本应由个人作为单一提供者取得的整体收入,在无合理商业理由的情况下,机械性地拆分至多个主体进行核算与申报。

  三、违法“拆分收入”的原因

  (一)增值税优惠

  根据《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9号),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超过该标准则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对于营收规模超过免税额度的企业或个人而言,拆分收入后,单个主体的销售额可控制在免税门槛内,从而全额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如年销售额130万元的主体,拆分至两家个体户后,若每家月销售额均不超过10万元,可全额免税;若不拆分,则需缴纳约1.3万元增值税。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低至5%,而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税负差距高达20个百分点。

  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300万元的企业,若通过拆分业务使拆分后的主体符合“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可大幅减少企业所得税支出。例如,年应纳税所得额400万元的企业,不拆分需缴纳100万元企业所得税(25%税率),拆分后若两家主体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200万元,合计仅需缴纳20万元企业所得税(5%税率)。

  (三)个人所得税优惠

  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税率最高为35%,如果个人按照劳务报酬申报所得税率最高为45%,考虑到20%的扣除,实际劳务报酬税率最高为36%(45*(1-20%))。从以上看来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税负率相差不大,但是因为在实践中,经营所得往往可以适用核定征收的政策,例如按照10%的应税所得率进行核定,那么经营所得最高的实际税率只有3.5%,个别地方甚至能达到更低,这样大的税负差异是吸引个人成立多个个体户将收入转换为经营所得进行申报的重要原因。

  以取得增值税和附加税税后100万的收入为例,假定当年仅有6万的基本减除费用,以劳务报酬申报缴纳个税为(100*80%-6)*35%-8.592=17.3万元,而如果按照经营所得10%的应税所得率进行核定,则需缴纳个税仅为100*10%*20%-1.05=0.95万元。

  四、违法“拆分收入”的法律后果

  (一)行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偷税的,税务机关将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前述三起案例中,税务机关均依法作出了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的决定,罚款比例在50%左右,合计处罚金额均远超少缴税款本身,也体现了税务机关对该类违法行为的严厉打击态度。

  (二)刑事责任

  当违法行为的情节与后果达到一定程度,则可能从行政违法领域上升至刑事犯罪领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构成逃税罪,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将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前述安顺百年婚宴公司与夏安阳案,均因当事人逾期未缴清税款、滞纳金及罚款,案件已由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这标志着案件性质已从行政违法质变为刑事犯罪,当事人将面临失去人身自由并处财产刑的严峻后果。

  五、具备合理商业目的的“拆分收入”不构成违法

  (一)判断标准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的公告》(2025年第22号公告)的解读中提出,判断拆分收入是否违法的核心标准在于其是否属于“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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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案例与法理相结合的分析,揭示出“拆分收入”违法与合规的本质界限在于是否具备“合理商业目的”。违法拆分通常表现为人为制造多个缺乏经营实质的主体,以套取税收优惠为核心目的,其背后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差异驱动。

  随着税收监管从“以票管税”迈向“以数治税”,税务机关对业务实质、资金流向与发票逻辑一致性的审查能力显著增强。不具备合理商业目的的架构安排,不仅面临补税、滞纳金和高额罚款的行政责任,更可能因逾期未缴而触发刑事风险,导致企业及负责人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市场主体而言,税务合规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生存发展的底线要求。任何组织架构与交易模式的调整,都应以真实业务为基础,以长期价值为导向,确保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不逾越法律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