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第一支柱”下“统一方法”的秘书处提案》
发文时间:2019-11-21
作者:汪成红
来源:中国税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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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柱”“统一方法”……近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第一支柱”下“统一方法”的秘书处提案》(以下简称“统一方法”提案)公众咨询文件,是不是让非专业的“小伙伴”十分费解?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希望能帮到你。

“统一方法”提案:为避免不协调单边税收措施而生

作者:汪成红

  “统一方法”提案,虽然最初设想旨在对大型数字公司征税,但实际上似乎走得更远,目前的目标是通过修订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以适应经济数字化这一新形势,并为市场管辖区引入新的征税权。

  “统一方法”提出背景

  由于各国对OECD提出的3条建议无法达成共识,“统一方法”强调了建议的共识之处。

  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是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的重点领域之一。2017年3月,二十国集团(G20)财长授权OECD数字经济工作组通过BEPS包容性框架,于2018年4月前提交数字化对税收影响的中期报告,报告观察到某些高度数字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存在以下特点:规模经营;对无形资产高度依赖;数据的重要性、用户参与和无形资产的协同效应。紧接着,OECD开始围绕“两大支柱”进行讨论,“第一支柱”侧重于通过修改利润分配和联结度规则来重新分配征税权;“第二支柱”更多关注的是尚未解决的BEPS问题。

  今年2月,OECD发布《应对经济数字化的税收挑战》公众咨询文件,对修改现行利润分配和联结度规则提出3条建议,即“第一支柱”,3条建议分别以“用户参与”“营销型无形资产”和“显著经济存在”等概念为基础。由于3条建议的适用范围、计算方法和理由均有较大不同,因此各国暂时无法就此达成共识。为使各方能够尽快形成一致意见,OECD强调了这3条建议的共同之处,比如认可企业在市场/用户管辖区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创造的价值,而现行的利润分配规则并不认可这些价值,由此“统一方法”提案诞生。OECD希望通过这一提案,避免更多的市场管辖区因对现行国际税收制度产生的税收结果感到不满而采取不协调的单边税收措施。同时OECD也意识到,提案的某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若干执行层面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尽管如此,“统一方法”提案仍是一个可行选择。

  主要内容与评价

  “统一方法”涵盖的业务不仅是高度数字化企业,还超越原有的独立交易原则,建立以公式为基础的利润分配解决方案。

  适用范围。“统一方法”提案涵盖高度数字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同时进一步关注面向消费者的业务,这一业务是广义层面的,比如提供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或提供数字服务而产生收入的业务;从税收政策的基本原理和其他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考虑是否将某些特定部门(如金融服务)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新联结度规则。新联结度规则针对的是所有在市场管辖区范围内开展持续并显著参与的经济活动,而不论其在该管辖区的实体存在程度。如何判定持续和显著参与,主要以市场所在地所取得的收入为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将根据市场大小而灵活调整,同时,这一标准也考虑到特殊的经营活动,比如在线广告服务,它的用户主要是非付费用户,其物理位置可能不同于收入产生地。新联结度规则是一项建立在常设机构规则基础上的独立规则,以减少对其他现行规则的溢出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收入门槛不仅适用于远程销售的业务模式,还包括通过分销商在市场上销售的跨国公司或集团。

  新利润分配规则。一旦确定一个国家有权对非居民企业的利润征税,下一个问题就是“统一方法”提案究竟会将多少利润分配给该市场管辖区。目前OECD和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第7条(经营利润部分)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鉴于新的征税权将为那些在市场所在地无实体存在的跨国公司创建一个联结度,而现行的利润分配规则无法适应这一联结度,因此,这就要求新的利润分配规则必须超越原有的独立交易原则和根据实体存在确定征税权的原则。“统一方法”提案主要目的在于创建一个新的利润分配规则,适用于一定范围的纳税人,无论其是否有国内销售或经销实体,还是通过非关联方分销,该规则保留现行的基于独立交易原则的转让定价规则,将在当前的转让定价体系中建立以公式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以弥补原有规则的不足。OECD提出,新的利润分配规则需结合现有的转让定价规则,提供协商一致的利润分配额度给市场管辖区,其方式应力求简单,既要避免双重征税,又要提高税收确定性,同时应考虑企业的盈利和亏损。

  三层机制提高税收确定性

  包括确定分配给市场管辖区剩余利润的份额,为发生在市场管辖区的营销和经销活动设定固定回报,对企业在市场管辖区的额外功能征税。

  “统一方法”提案通过三层机制解决市场管辖区之间的利润共享问题。

  “金额A”。确定分配给市场管辖区剩余利润的份额。比如,将T企业(位于T国的居民企业)一定比例的剩余利润在市场管辖区间进行重新分配,此处的剩余利润是指T公司在日常经营地所分得的常规利润之外的部分。与现行利润分配规则相似的是,该分配规则既适用于盈利也适用于亏损,但处理亏损的具体方法仍在探索之中。同时需要确定被分配到T国的常规利润的比例,并根据新的联结度规则,以公式为基础,参考销售额,确定分配到特定市场管辖区的剩余利润比例,这种方法同时具备剩余利润分配方法和部分分摊方法的特点。下一步根据商定的盈利水平,计算出日常活动的报酬,较为简单的一个方法是根据行业差异商定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但由于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在不同的业务线、区域或市场之间可能有很大差异,这意味着对利润的测算可能需要根据业务线、区域或市场来确定。日常活动的报酬被定义为常规利润,在计算需分配给市场管辖区的利润时,应首先扣除这些报酬。一旦超过规定利润水平的盈利能力被认为是该企业的非常规利润,需要确定这些非常规利润哪些归属于市场管辖区,哪些归属于其他因素,比如无形资产交易、资本、风险等。“统一方法”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确定并商定以何种方法计算归属于市场管辖区的利润,以及百分比是否因行业而异。最后一步就是基于先前约定的分配公式,将被视为非常规利润中应归属于市场管辖区的利润分配给合格的市场管辖区。

  “金额B”。市场管辖区基于营销和经销功能分配的固定报酬。根据现行规则,市场管辖区的经营活动,特别是经销活动本身也需要纳税。为此,“金额В”为发生在市场管辖区的某些基本的或常规的营销和经销活动设定一个固定回报,此回报或因行业和区域因素而有所差异,固定回报的金额可通过多种方式来确定。“金额В”所代表的固定回报将设法减少该领域因转让定价而引发的涉税争议,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营销和经销活动与跨国公司或集团进行的其他活动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但有时也存在交叉。因此,究竟哪些经营活动可能产生此类回报需要明确定义。

  “金额C”。可视作与提案所有内容相关的有约束力和有效的争端预防和解决机制。具体是指,当发生在市场管辖区的营销和经销活动超出基准水平,需要确保固定回报的利润超过预期的“金额B”时,或者是跨国集团或公司在市场管辖区从事与营销和经销无关的其他业务活动时,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均有权对此提出异议。因此,“金额C”包括下列情形:即某企业在市场管辖区有着更多的运行功能,该功能所涉及的金额将超过参照当地实体所认定的基准活动量(主要指“金额B”的固定回报),根据现行转让定价规则,该市场管辖区可以对额外功能所产生的额外利润予以征税。

  “统一方法”缘何重要

  “统一方法”对企业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社会各界应积极参与该提案的咨询与反馈。

  “统一方法”提案旨在创建将利润分配给各主要市场管辖区的新的征税模式,该模式将深刻影响生产高价值商品以及服务较多的国家和消费者人口众多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OECD呼吁社会各界对“统一方法”提案积极建言献策。对于企业而言,“统一方法”提案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多数企业都愿意缴纳公平的税款,但从遵从角度看,企业希望以一种明确且易于管理的方式在同一个地方缴纳税款。建议企业积极参与该提案的咨询意见反馈,以确保准确理解“统一方法”提案中的一些实践操作问题,并争取最终方案不额外增加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关于“统一方法”提案的公众咨询会议将于11月21日~2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一旦达成共识,将会是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的重大且实质性修改,也将对国际税收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现派驻OECD)

“第一支柱”改革:1000个技术性问题的确定与解决

作者:刘奇超

  OECD发布的“统一方法”提案标志着修订联结度与利润分配规则的“第一支柱”的总体框架设计与制度安排,迈入了实质性深度讨论阶段。那“第一支柱”改革要向何处去?笔者认为,其答案蕴藏于“统一方法”三个设计纬度的重点取向中。

  征税范围

  “统一方法”将征税范围聚焦于全球范围内大型企业的高度数字化和面向消费者的业务之上。

  从理论上讲,征税范围的选择同经济数字化语境下价值创造的讨论密切相关,然而“统一方法”全文均未提及“价值创造”一词。由于政治立场与实际需求的不同,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始终存在分歧。为最大限度融合各方观点,“统一方法”将征税范围聚焦于全球范围内大型企业(如集团或集团某些业务线的全球收入超过一定门槛)的高度数字化和面向消费者的业务之上。该范围强调企业可能从市场上的消费者或用户的互动中获得重要价值,涵盖高度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如中介平台、在线广告)与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包括B2C和某些B2B)。

  同时,征税范围设置了排除条款与剔除规则。目前,方案中除明确提及排除了采掘业与大宗商品之外,尚需就如何界定和处理通过中间人方式对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零部件产品的供应以及特许经营权安排的使用等问题展开讨论,并进一步论证金融服务等其他部门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的可能性。此外,征税范围还将额外考虑企业规模限制,譬如国别报告中7.5亿欧元的收入门槛。

  新联结度规则

  规则旨在规制市场或用户管辖区内未设实体存在或设有限实体存在的高度数字化面向消费者型企业的经营活动。

  “统一方法”市场/用户内设的联结度规则是一个基于“显著经济存在”的概念,并利用市场/用户管辖区内的“用户参与”“营销型无形资产”理论叠加后而提出的新规则,规制市场/用户管辖区内因未设实体存在或仅设有限实体存在的、高度数字化的面向消费者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为避免新联结度规则的设计对现行OECD《税收协定范本》的其他条款产生任何溢出影响,在OECD今年5月发布的工作计划安排的基础上,“统一方法”明确选择引入1条新的独立条款来规定新联结度规则,从而赋予市场/用户管辖区新的征税权。

  当然,最终判定一家跨国企业的经济活动是否和某一市场/用户管辖区建立起新的联结度,还取决于定量指标的设计。目前,“统一方法”提出除收入门槛应与主张征税权的市场管辖区的规模相适配外,还应考虑时间门槛(如财年或会计年度)和征税范围内经营活动的潜在其他衡量指标,譬如,就在线广告服务而言,需要考虑非付费用户所在地与账目相关收入所在地的不同,进而作出相应调整。

  新利润分配规则

  “金额A”志在解决经济数字化下新征税权的利润分配;“金额B”重在化解有限实体分销商的纳税风险;“金额C”意在赋予市场国主张超越“金额B”基准的额外征税权。

  新利润分配规则使用了一个三级营业利润的分配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该方法既超越了传统独立交易原则,又参照了实体存在概念,对征税权加以限制。具体而言:

  一是“金额A”中提出的公式分配法复制了剩余利润分配法与部分分配法的特征,其计算过程不局限于实体存在、与独立交易原则也无联系,而是依据新联结度为市场管辖区创设新征税权,将由跨国企业在集团或业务线基础上所确定的视同剩余利润的一部分利润分配给市场/用户管辖区。随后,该笔利润将按商定一致的因素分配公式以百分比的形式在各个市场/用户管辖区之间进行最终分配。但现实是,在计算“金额A”的过程中,需要妥善解决好一系列问题。例如,“金额A”的计算起点系跨国集团利润的确定。通常,有关利润的衡量指标可按集团总部税收管辖区根据《公认会计准则(GAAP)》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制定的会计准则计算出的合并财务报表得到。同时,考虑到跨国集团的盈利能力在不同的业务线、区域或市场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故相关利润的衡量也可能需要根据业务线,或者区域、市场来确定。又如,“金额A”计算过程中的第二步“确定常规活动回报对应的常规利润水平”和第三步“衡量非常规利润中分配给新征税权的非常规利润份额”均强调简化方法的适用,主张通过分行业或业务线的商定的百分比形式加以确定,但面对行业细分到底可分为多细、不同业务线又是否能体现线上不同企业的经营实际情况等一连串的政策性质疑,目前尚有争论。再如,现行避免双重征税的各国国内法与协定规则在跨国企业的适用问题上,都是以单一实体或单一国家来实施的,因此,“统一方法”有必要回应“金额A”的税款应由哪些相关纳税人来承担、亏损要如何处理以及能否以预提税作为指定“金额A”征收的适当机制等问题。

  二是“金额B”寻求的是为在市场管辖区内发生的某些“基准”或常规营销与分销活动确立的固定回报(或是分行业、区域给予不同的固定回报)。从理论上讲,“金额B”仅作为一项独立交易原则的修订运行方式,其吸收并改良了今年3月提出的改革建议,重在解决有限实体分销商的征税问题。同时,业界应将“金额B”理解为一项可以反驳的推定,而非安全港规则(安全港可以被定义为一项客观标准或措施,如范围、百分比或者绝对值,纳税人可将其作为可靠替代方案,替代基于更加主观或判断性因素或者不确定事实及情况的规则)。从实践上看,“统一方法”必须对有资格获得固定回报的活动作出明确定义,且这个固定回报的额度可通过多种方式加以确定,譬如单一固定百分比,分行业、区域给予不同的固定百分比,或者其他商定的方法。

  三是“金额C”旨在当公司在市场管辖区范围内发生的营销和分销活动超过“金额B”设计的固定回报所对应的基准水平时,或当跨国集团或公司在市场管辖区内开展了同营销或分销职能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的情形时,秉承独立交易原则而主张超过“金额B”的额外利润。尽管“统一方法”强调“金额C”要遵循与提案所有要素相关的具有约束力和有效性的争议预防与解决机制,但改革注定会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例如,预约定价安排(APA)可使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有机会在非对抗性的情绪状态和环境中进行协商与合作,但单边APA的运用不一定能给纳税人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并为具有高度数字化商业模式和面向消费者业务的跨国企业减少双重征税,而在多边APAs中可能会出现有些国家(地区)的国内法不允许税务机关直接与纳税人签订有约束力协议的情形。同时,相比单边APA而言,多边APAs的谈签时间可能过长,难以满足各方的迫切需求。此外,“金额A”下的部分或全部利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指市场管辖范围内的功能性活动,而该活动或已由“金额C”奖励给市场管辖区,故“统一方法”有必要就“金额A”“金额C”之间详细交互的某些事项加以详细讨论。

  目前,BEPS包容性框架已就“第一支柱”改革确定了1000多个技术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球各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化参与。


我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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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