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注协[2022]21号 安徽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工作方案
发文时间:2022-03-03
文号:皖注协[2022]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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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30号)和《安徽省财政厅等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皖财会〔2021〕1371号)精神,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题主线重要批示精神,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严肃财经纪律,紧抓质量提升主线,守住诚信操守底线,筑牢法律法规红线,推动行业党建与监管工作深度融合,显著优化行业环境,持续提升审计质量,促进行业更好服务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重点工作


  (一)整治财务审计秩序


  1.继续开展“清挂名”工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坚持在注册会计师年度任职资格检查中重点开展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全面清理注册会计师将资格挂靠在会计师事务所但并不实际执业,以及注册会计师不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等行为。


  2.提升联合检查质效。贯彻实施新修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执业违规行为惩戒办法》等制度,继续采取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联合检查方式,巩固挂名执业行为整治成果,参与开展事务所无证经营、注册会计师超出胜任能力和网络售卖审计报告等专项整治,加大行业自律惩戒力度。


  3.组织自查自纠工作。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围绕《以案为鉴规范财务审计秩序典型案例》,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以案示警、以案释法,教育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组建专家帮扶小组,为事务所扎实开展自查自纠提供合理化建议。


  (二)增强行业风险管控


  4.运用典型案例警示风险。做实协会官网“执业风险提示”专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对全社会、全行业形成警示。


  5.督促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关注和引导会计师事务所规范缴纳职业责任保险或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6.充分发挥业内外专家作用。完善专门专业委员会设置,充分发挥行业专门专业委员会作用,以及律师在注册会计师行业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专家帮扶力度。


  7.探索建立行业舆情监测。以事务所电子防伪报备、诚信档案管理、注册会计师注册管理为自律监管重要抓手,加强对行业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宣传和行业舆情日常监测。


  8.发挥信息化平台作用。跟踪全国行业统一监管信息平台、行业举报受理平台、银行函证数字化平台等系统建设情况,依托全国系统,加强行业日常监管。


  (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9.继续减免会员会费。在以往减免会费基础上,拟继续减免省注协2022年本级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会费,巩固会费减免对会计师事务所增值提效的成果。


  10.落实优质服务奖励。落实促进优质服务奖励办法,深化优秀会计师事务所遴选、优质服务评价“双优”活动,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做精做专、做强做优,加强专业品牌建设。


  11.改进综合评价。研究提高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考虑将事务所强化内部管理情况、规范投保和计提基金情况、积极应用函证集中化数字化情况纳入加分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12.深化“放管服”改革。常态化对标沪苏浙,推动签订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注册会计师注册”全程网办,助力全省创优“四最”营商环境。


  (四)不断提升执业能力


  13.跟进贯彻落实准则、守则。积极参与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守则修订工作,跟进修订情况,及时组织宣传、培训和实施指导,推动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守则有效实施。


  14.创新继续教育方式。借助中注协“继续教育在线”系统的建设,组织我省执业会员和非执业会员的网络培训,逐步建立多维度、全时效、广受众的网络培训平台,给广大会员提供随时随地、按需受训、自由选择最适合课程的线上培训通道。在现有教育培训体系基础上,有效吸纳符合条件的社会培训机构。


  15.组织实施高端人才培养。落实《安徽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高端人才培养方案》(皖注协〔2021〕56号),深入会计师事务所宣传动员,着力选拔培养打造一批政治型、职业型、专业型、复合型、国际型行业高端人才。积极推荐我省注册会计师参加中注协高端人才培养项目选拔,并对入选者予以补贴。


  (五)深化行业党建工作


  16.压实行业党建工作责任。建立省行业党委直接管理执业机构党组织工作机制,推进管党建与管业务相统一,加强示范引领。完善行业党建工作考评机制,建立季度工作调度、督导机制,进一步落实财政部门党组领导责任、行业党组织具体责任、事务所党组织主体责任。


  17.持续推进“两个覆盖”。深化“找出一批、发展一批、输入一批”专项行动,加强党员发展工作,符合条件及时成立党的组织。做实“组建群团组织、扩大党的工作覆盖”,加大工青妇组织组建力度。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行业党内监督工作。


  18.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制定行业党校培训计划,分类举办行业党务工作者、事务所党组织书记、行业代表人士示范培训班。全面推行“红领”认证,持续加强党组织书记、专兼职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培养一支专业化职业化党建工作队伍。


  19.擦亮行业党建品牌。大力实施“双创两提升”工作,选树一批可示范、可复制、可推广的党建工作法,做到“一所一特色品牌”。完善党建工作质量体系、荣誉体系,表彰奖励在诚信建设、服务“三地一区”、党建引领发展等方面成绩突出的基层党组织。


  20.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完善“交叉任职、双向进入”机制,优化综合评价中“党建入章”等党建指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把关作用。建立党组织联系关爱培养人才制度,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员工纾困,为执业机构育才稳才留才。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将责任分解到岗,形成月报告、季调度、年总结的工作机制,班子成员抓总,不定期进行督查指导。引导事务所利用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业务培训、工作会议等形式,持续深入学习国办发30号文,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二)加强协作推动。密切关注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前瞻性、预判性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基础制度及相关政策,精准施策,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主动对接相关单位,积极推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适时共享行业基础数据,探索建立工作联系备忘录,协同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


  (三)加强宣传引导。继续做好专栏宣传,加强会商调研。将国办发30号文纳入执业机构党组织书记能力提升培训班课程内容,发布《安徽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报告(2021)》,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社会价值、行业特点、审计职能作用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和市场预期,促进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安徽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2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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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