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法修订:契合数字化转型需求
发文时间:2021-07-21
作者:余洁
来源:中国税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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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当前税务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建议在税收征管法中增加保障数据安全类条款,根据数字经济运行特点,转变税收征管方式,进一步完善社会协同共治的法律制度设计。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意见》中提出的改革举措,将推动税收工作实现四方面的突破,其中一项重要突破就是税收治理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的突破,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建成具有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高应用效能的智慧税务,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笔者认为,税收征管法作为税收程序的基本法,应契合当前整体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提供法律支持。


  一是建议增加保障数据安全类条款。


  数据已成为税务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词。迎接数字时代,应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发票电子化为突破口,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创新引擎作用,从而实现税费数据要素业务化、集成标准化、应用智能化。在此背景下,数据要素的安全性不容忽视,税收征管法修订中的一项基础性内容就是应增加对数据安全的保障条款。


  数据安全保障的条款在拟制时,应密切关注今年6月10日通过并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的数据安全法。全国人大法工委在说明中特别提出“数据安全法作为数据领域基础性法律”的地位,以数据安全为核心关切,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数据安全审查、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基本制度。同步结合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及2021年4月26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税收征管法修订中,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及罚则保障,着力强化涉税数据安全保护,明确纳税人缴费人信息的收集、应用、保密等制度,打击侵害纳税人缴费人数据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促进数据安全流动、合法利用,维护税务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为各级税务机关提供个性化、自动化数据供应,为税务数字化转型夯实数据基础。


  二是根据数字经济运行特点,转变税收征管方式。


  数字经济是一种由数字技术及其衍生产品参与和介入财富创造活动的新型经济形态,具有虚拟性与可移动性,即参与和介入财富创造活动的途径、方式和方法是无形的、动态的,缺乏可见的物理支撑。其催生了一大批网络运营中间平台,包括电商平台、支付平台、直播平台等各类第三方交易平台,这些平台作为纳税人和网络经营管理者,负有纳税义务,掌握着海量数据信息。为做好数字经济领域税收征管工作,需要统筹做好各类网络中间平台的权利、义务制度设计,强化税源监控,同时契合其运行特点,及时转变征管方式。《意见》提出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也正呼应了这一需求。


  数字经济时代大量的销售行为可以在没有当地应税实体存在的情形下实现,现行规则在数字经济下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凸显。针对数字经济的税收管辖权、涉税电子数据的检查权、电子发票的使用、征纳双方数字签章的效力等基本制度还需要通过修订税收征管法建立和完善。同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商务法涉及很多税收征管制度和程序的内容,迫切需要在税收征管法中予以确认和衔接。202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对于无须工商登记类型、零星小额交易判定标准等具体情形都作了明确规定,也可以成为税收征管法修订的重要参考。


  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协同共治制度体系。


  面对数字化转型,仅仅依靠纳税人提供信息和税务机关调查这两种传统渠道,已经不能满足对涉税信息的获取要求,要充分发挥其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纳税人群体积极参与。税款的有效征收也无法仅仅依靠税务机关,必须充分调动公、检、法、海关、土地房屋管理部门、扣缴义务人、代征人等群体力量的有效参与,因此,完善社会协同共治是税务数字化转型的应有之义。


  作为实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的时间表、路线图,《意见》围绕“精诚共治”,从加强部门协作、加强社会协同、强化税收司法保障、强化国际税收合作四个方面,具体提出了持续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的具体要求。将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实现政务、商务、财务、法务全领域可信应用,推进政府部门间信息交换、执法联动和监管协同,建成党政领导、税务主责、部门合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税收共治新体系。


  社会共治在税收征管法中一直受到重视,但是,税收征管法在规定这方面内容时,只是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出支持、协助的要求,没有进一步明确如何支持、协助或者拒绝支持和协助的法律后果,没有形成整体性的法律制度体系。税收征管法修订时,应进一步完善社会协同共治的法律制度设计,积极回应税务数字化转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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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税收征管法有关退税规定的修改建议

建议将纳税人退税申请期限的起算点规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多缴税款之日”,将纳税人申请退税的期限进一步延长,建议统筹协调各税收实体法关于退税的规定。


  现行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五条对本条作了修改,笔者认为,应针对一些问题作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笔者注意到一个典型税务司法审判案例即刘某秀申请退税案,就涉及退税申请期限的问题。纳税人已将税款缴纳入库,但后期发生诉讼,超过三年后才确定本身属于无须缴纳税款的情况,然后向税务机关申请退回多缴税款。此时按照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以“结算缴纳税款之日”作为退税申请期限的起算点,从税款缴纳入库至退税申请之日已超过三年而无法退税,这对保障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显然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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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当前对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多缴税款退税规定所存在的问题和争议,笔者建议作如下修改。


  一是建议将纳税人退税申请期限的起算点规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多缴税款之日”。民法典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其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虽然退税申请并非民事诉讼,但二者有相似之处,即均涉及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以及行权可能性的考量,税法不妨借用这个规定。假设税款已缴纳入库,而后期又发生诉讼、销售退回等情形,若可确定本身无须缴纳税款,则可将诉讼裁决生效时、销售退回完成时等时点作为纳税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多缴税款”的时点来计算申请退税的期限,而非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及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计算。这样,不仅可以有效衔接税法与民法典在期间制度上的规定,更加充分地保障纳税人合理诉求的权益;而且,即使法律条款不出现“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的字样,也不影响退税金额和加算利息仍以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计算。


  二是建议进一步延长纳税人申请退税的期限。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三年的申请期限,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五条改为五年的申请期限。一方面,虽然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但多缴税款申请退税与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的保护存在着本质不同,设定一个比私法规定更久的期限较为合理;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企业的账簿资料保存期限为十年,税务机关对关联交易的调整期限最长也为十年。鉴于此,笔者建议,从更大限度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不妨考虑将多缴税款申请退税期限延长至十年。


  三是建议对于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多缴税款时的处理改为“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及时通知其核实情况”。本着还权还责于纳税人的原则,建议改变现行“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的要求,即税务机关在发现多缴税款后的一定合理期限内告知纳税人,通知其核实情况,并以税务机关通知送达之日与纳税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多缴税款之日孰先原则来确定退税申请期限的起算点。如此,申请或不申请退税的权利就与纳税人自行发现的情况相同,统一基于纳税人的选择。征求意见稿删除了税务机关发现多缴的处理情形,保留了纳税人发现并自行申请退税的一种情形。这种删改是为了减少不同处理的争议,但需要注意的是,很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即如果纳税人未发现自己多缴但税务机关已经发现的,税务机关即使不及时告知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这自然不利于保护多缴税款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建议继续区分多缴税款由谁发现。现行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对发现纳税人出现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税款的情形,区分为两种,其所规定的两种处理方式有很大差别,即:纳税人发现的,适用三年申请期限并加算利息;税务机关发现的,未规定退税期限,也未规定加算利息。笔者认为,如果税务机关发现后及时通知纳税人核实情况,申请或不申请退税由纳税人自行决定,且有十年期限,则可以解决可予退还税款期限不明问题。另外,从公平的角度,不论是税务机关发现还是纳税人发现的,税务机关在退税时均应加算利息。规定为统一的申请期限和退税利息计算方式后,不但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解决目前税务机关发现的多缴税款没有退税期限、是否加退利息缺少操作依据的问题。


  五是建议在有关法律条款中将“纳税人”改为没有特殊指向的“单位和个人”,即不论有无纳税义务均受到申请退税期限的限制,同时可以更好地维护其申请退税的权利。


  六是建议统筹协调各税收实体法,更好地体现税收征管法为税收程序法之基本法这一定位。在现行税收实体法中,除增值税等流转税以外,契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等都对退税的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税收实体法的退税,是否受税收征管法关于退税期限的限制,建议予以统筹明确。


  综上,笔者建议将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修改为:“单位和个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及时通知其核实情况;单位和个人结算缴纳税款后发现多缴税款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单位和个人申请退还多缴税款的期限为十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多缴税款之日起计算;税务机关发现后并通知单位和个人的,自通知送达之日起计算;单位和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多缴税款日期早于税务机关通知送达日期的,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多缴税款之日起计算。


  “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税务局公职律师)


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加强个人税收征管:大额欠税「老赖」不再有漏洞可钻

围绕自然人欠税治理,修订草案规定对欠税金额巨大的个人可以实施税收行政强制,提升欠税追缴刚性。国家税务总局征管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欠税数额巨大的个人建立强制追缴机制,能够对高净值人群、新业态高收入个人形成有效约束,遏制少数人利用自然人身份规避纳税义务。

修订草案注重与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有序衔接,将关联交易调整扩大到企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夯实对自然人涉税交易的征管基础。郭维真分析,以往反避税规则多聚焦企业主体,企业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不合规关联交易缺少法律支撑,此次扩围调整,补上了自然人反避税的关键一环。

修订草案还新增个人应当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规定,明确个人的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国家税务总局征管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自然人纳入信息提供主体有利于税务机关更好地获取涉税信息,维护税收征管秩序。

此次修法在赋予税务机关对自然人欠税的征管手段的同时,坚持权责法定、审慎监管、为民执法的原则,严格约束税务执法权力。

郭维真表示,修订草案在赋权的同时,也辅之以限权,即“高门槛+严程序”的有限扩权。首先,适用对象限定为“欠缴税款数额巨大”的个人,排除了较大及以下的欠税情形,体现了对于纳税人的分类管理和精细化管理;其次,审批门槛提高,即批准权限定于设区的市级以上税务局(分局),不同于一般经营主体的批准权保留在县级以上税务局(分局);再次,保留了涉及个人生存权保障的排除规则,包括明确不得进入个人住宅等。

关于对纳税人实施强制措施、强制执行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林锐建议增加强制措施、强制执行前应当事先书面催告,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能够通过通知申报、财产提示、协商履行等非强制方式实现税款征收目的的,不得实施强制措施、强制执行。

2026-11-15 00:00:00:0本报记者 李万祥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加强个人税收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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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2026年11月15日,记者李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