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资产评估协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研究报告2019年第二期 商誉减值测试评估
发文时间:201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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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为促进北京地区资产评估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健全内部管理,防范执业风险,北京资产评估协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针对行业执业质量检查、证监会及各地监管局对资产评估机构处罚中发现的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并形成专项报告。现将研究报告予以发布,供大家在执业中参考。研究报告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属于资产评估执业规范性文件。

  根据公开信息,2019年1-12月,证监会及各地监管局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了3份行政处罚、18份警示函、3份监管谈话文件,24份惩处文件涉及28个评估项目,其中股权收购评估项目10个、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项目12个、股权转让评估项目3个、投资性房地产评估项目2个、无形资产评估项目1个。

  委员会对2019年证监会及各地证监局惩处文件涉及的12个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项目中的执业风险行为进行了整理、分析,并就以下六方面问题提示资产评估师在执业中予以关注。

  一、监管案例中关于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提出的问题

  (一)商誉相关资产组辨识及核查验证问题

  1、资产评估师未对商誉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充分辨识。针对商誉相关资产组的确认范围,无评估师、企业、年报审计机构三方沟通记录。同时,资产评估师未对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的具体内容进行充分辨识。

  2、延安必康在反向购买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形成商誉对应资产组认定中,以江苏九九久特种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在反向购买日为上市公司的参股公司,且经营状况不佳为由,未将其纳入商誉分摊资产组的范围。对此,资产评估师在评估中未有效关注相关资产、负债在运营中的作用。

  (二)评估方法及参数指标前后期一致性问题

  1、折现率计算模型的选取时,2016年形成商誉及2017年减值测试均选用的WACC模型,2018年选取CAPM模型,前后不一致,未说明原因。

  2、企业特定风险系数的选取时,2016年采用2%,2017年和2018年减值测试均采用1%,前后不一致,未说明原因。

  3、企业风险系数β的选取,2018年、2017年、2016年三年选取的可比公司不一致,未说明原因。

  (三)包含商誉资产组账面价值与预计现金流一致性问题

  在对与商誉相关的经营性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时,将4.25亿元其他应付款认定为经营性负债,纳入资产组,但是在预测未来营运资金时又剔除了该笔负债对未来现金流量的影响,前后口径不一致。

  (四)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评估依据核查验证问题

  1、资产评估师收益预测时主要依据企业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但对该公司主要合同项目及客户情况的调查分析工作不到位,评估依据不充分。

  2、资产评估师未充分核查验证新上游戏预测数据。根据《游戏收入测表》显示及统计,预测期前两年(2018年度、2019年度)评估预测的其他游戏(计划2018年上线24款,2019年上线10款),收入占游戏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5.9%和46.2%。资产评估师未对其他游戏收入进行具体且可靠的统计、分析和计算,资产评估说明中无具体预测过程说明,企业提供的预测表中无数据来源及具体形成依据的说明,直接“采信了企业的关于其他页游收入的预测”数据。

  3、资产评估师未关注和调整预测数与实际数的差异。根据资产评估说明,评估人员于2018年3月5日至3月20日对企业提供的全部主营业务经营性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企业财务、经营情况进行系统调查。2018年1-2月部分预测数与实际数存在差异,比如页游“神曲”预测活跃用户数与付费用户数明显高于实际数,资产评估师未对此进行关注并进行核查、调整,仍按企业提供数据进行认定预测。

  4、对美国Epic新增业务及新产品销售情况的预测未进行必要的核查验证。子公司美国Epic2018年经营情况不佳,预计未来通过增加代销业务、加快推出新产品等方式提高业绩。资产评估师对美国Epic新增业务情况的预测,主要依赖美国Epic管理层提供的预测数据,底稿中仅收集了少量框架合同,对新增业务的销售量、价格、毛利率的选取依据未进行必要的核查验证。对美国Epic待获批新产品销售情况的预测,主要依赖美国Epic管理层提供的预测数据,未见收集研发进度的依据,对待获批新产品销售量、价格、毛利率的选取依据未进行必要的核查验证。

  (五)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模型计算错误风问题

  1、在自由现金流的计算中,未充分考虑2018年流动负债中不包含非经营性流动负债、与以前年度差异较大的情况,未对口径不一致的数据进行调整,按2016-2018年三年数据简单平均确定2019年营运资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营运资金增加额的预测基础不合理。

  2、在掌视亿通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评估项目中,相关资产组评估值虚减1.04亿元,占原评估值31.54%;在车音智能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评估项目中,相关资产组评估值虚增0.43亿元,占原评估值1.40%。

  3、折现率计算错误。资产评估师在测算企业目标财务杠杆系数的β值时,选取汉商股份、南宁百货、昆百大A作为可比企业,并采用可比公司评估基准日前3年即36个月的历史数据计算β值。但在评估底稿折现率计算表中,昆百大A的调整β值采用了评估基准日前4年即48个月的历史数据计算,导致高估企业价值2,903.54万元,占企业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的3.39%。

  4、折现期划分不准确。企业出租给欧阳文思(千叶珠宝)营业使用的房屋,租赁期为2015年2月12日至2020年2月11日,房屋所有权证书显示土地使用年限至2045年7月28日。评估底稿将折现期划分为2018年、2019年、2020年1月至2月11日、2020年2月12日至年底、2021年至2044年、2045年1月至7月28日,对应折现期应分别为1年、2年、2.12年、3年、4年、27.58年,但测算表中记录的折现期分别为1年、2年、3年、4年、5年、28.58年,与现金流的产生期间不匹配。

  5、未考虑资产减值损失对资产组现金流量的影响。资产评估师用收益法预测斯诺实业与商誉相关的经营性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时,未将对现金流量没有影响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加回。

  6、在九九久资产组评估中,主营业务成本预测相关参数选取不准确;税金及附加预测未考虑追加资本性支出对应增值税的影响;营运资金预测未考虑追加资本性支出对应折旧金额的影响。上述事项造成相关项目多计或少计评估值,累计导致九九久资产组评估值高估2143.89万元。

  (六)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预测依据不充分问题

  1、评估报告中披露的折现率、收入增长率、毛利率等关键评估参数选取依据不充分。

  2、在测算企业预测期营运资本增加额时,对企业2016年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调增1,578.86万元,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调增517.73万元,合计调增2,096.59万元。评估底稿中未见上述调整评定估算过程的记录,评估调整依据不充分。上述调整造成往来款的周转率发生变化,导致低估企业价值。

  3、预测的企业销售量与公司预测数据、框架合同数量均存在差异。预测的石墨化产能利用率与辅料产能利用率不一致;评估预测的毛利率与公司预测的毛利率不一致,且与市场整体毛利率变化趋势不一致等,但资产评估师未对上述关键参数的预测依据进行充分说明。

  4、在今日彩印资产组评估底稿中,未记录永续期折旧采用5年预测期平均数的依据和理由。

  5、未记录计算确定的折现率为15.47%,但实际选取折现率为15%的依据和理由。

  6、在延安必康合并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麟游分公司形成商誉对应资产组评估底稿中,未记录无形资产可收回价值评估时,对销售收入以企业合并时被评估单位的产能为基础进行预测的理由和依据。

  二、商誉减值测试评估重点问题风险提示

  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监管案例存在的六个方面问题中,有四个重点问题需要资产评估师重点予以关注,我们以商誉减值测试评估依据为出发点,列示了商誉减值测试评估中的重点问题风险事项,提示资产评估师执业中予以关注。

  (一)评估对象、评估范围确认中的风险提示

  1、执业风险提示依据

  (1)财政部监督监察局2019年3月29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誉减值监管的通知(财监便[2019]23号)》(以下简称“23号通知”)要求,“评估机构应与委托方就商誉减值评估事项约定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评估范围和价值类型等关键要素,并按照约定开展评估。”

  (2)《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2017)》(以下简称“财报指南”)第8条、第12条规定,“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与企业和执行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必要的沟通,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并充分理解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会计核算、披露的具体要求。”“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与委托人进行充分协商,明确评估对象,并充分考虑评估对象的法律、物理与经济等具体特征对评估业务的影响。”

  2、执业风险提示事项

  (1)资产评估机构承接业务前,资产评估师应与委托人沟通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目的,资产评估师应知晓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目的不是唯一的,委托人委托评估目的通常是为企业商誉减值测试中确定包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提供价值参考,也可能是为确定包含商誉资产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的余额或为确定包含商誉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提供价值参考,资产评估师应知晓不同评估目的会影响评估对象、评估范围和评估范围、价值类型等评估要素的确定。

  资产评估机构与委托人签订的评估业务委托合同中,资产评估师应将与委托人沟通确定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方法、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等主要评估要素在业务委托合同中予以明确。

  (2)现场工作中,资产评估师应与承担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就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方法、价值类型、关键评估参数确定等评估要素进行沟通,并将与注册会计师沟通记录在工作档案中存档。

  (二)评估对象、评估范围核查中的风险提示

  1、执业风险提示依据

  (1)23号通知中要求,“评估机构应合理判断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合独立产生现金流的能力,与初始确认是否一致”。

  (2)证监会会计部2018年11月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以下简称“8号风险提示”)监管要求,“资产评估师应充分关注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法律、物理、技术与经济等具体特征,合理判断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独立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关注其与商誉初始确认时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一致性。”

  2、执业风险提示事项

  (1)资产评估师应当知晓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对包含商誉资产组的现场调查、核查验证的目的是判断包含商誉资产组独立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并将核查相关评估程序在工作档案中予以留存。

  (2)包含商誉资产组产生现金流能力的核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特征。资产评估师通过现场调查、访谈、审阅、核对相关文件等手段,重点关注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合规性、法律权属,如资产评估师应取得包含商誉资产组经营的政府许可文件、主要资产法律权属归属文件等。第二,物理特征。资产评估师通过现场勘查、实地调查、函证、询问等手段,重点关注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存在状态是否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如资产评估师应将现场调查记录在工作档案中留存。第三,技术特征。资产评估师通过访谈、查阅文件等手段,重点关注包含商誉资产组的技术水平,如资产评估师可以通过对研发人员、生产人员、销售人员的访谈了解生产产品的技术及市场竞争优劣势。第四,经济特征。资产评估师可以通过财务数据分析等手段,重点关注包含商誉资产组生产产品的利润指标表现,如资产评估师可以通过对比分析其产品与同行业产品财务指标的差异评价其经济表现。

  资产评估师承做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应重点熟悉《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2006)》(以下简称“8号准则”)中与评估对象、评估范围相关的会计准则条款规定,并以此为依据,判断企业填报的评估明细表内容是否符合商誉减值测试要求,并就企业确定的包含商誉资产组范围与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

  8号准则中与评估对象、评估范围相关的主要会计准则条款如下:

  A.第2条第三款:资产组,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

  B.第18条第二款:资产组的认定,应当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同时,在认定资产组时,应当考虑企业管理层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方式(如是按照生产线、业务种类还是按照地区或者区域等)和对资产的持续使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等。

  C.第19条第二款: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包括可直接归属于资产组与可以合理和一致地分摊至资产组的资产账面价值,通常不应当包括已确认负债的账面价值,但如不考虑该负债金额就无法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除外。

  D.第23条第二款: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不应当大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分部报告》所确定的报告分部。

  (三)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前后期一致性风险提示

  1、执业风险提示依据

  (1)23号通知中要求,“资产评估师应当恰当选择评估方法,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方法发生变化的项目应有充分理由。”

  (2)8号风险提示监管要求,“若以前期间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有关预测参数与期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偏差的,应充分关注管理层是否识别出导致偏差的主要因素,是否在本期商誉减值测试时充分考虑了相关因素的影响,并适当调整预测思路。”

  2、执业风险提示事项

  (1)资产评估师应知晓商誉相关资产组范围通常情况下,前后期应保持一致,资产评估师在商誉减值测试评估中,应对前后期商誉相关资产组范围进行对比。

  (2)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前后期采用的评估方法应保持一致,除非以前期采用的评估方法已经不适用或者变更后的评估方法能够更合理的估算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3)资产评估师应核实以前期商誉减值测试评估企业管理层预测的实现情况,如存在预测数据与实际实现财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应向管理层了解预测数据未实现的原因及在当期的表现,资产评估师要考虑以前期预测数据未实现因素对当期预测的影响,判断是否存在管理层预测偏向。

  (四)评估范围账面价值与预计现金流确定方式一致性风险提示

  1、执业风险提示依据

  (1)8号准则第19条第一款规定,“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基础应当与其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式相一致。”

  (2)8号风险提示监管要求,“采用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估计可收回金额时,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与其账面价值的确定基础应保持一致,即二者应包括相同的资产和负债,且应按照与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内资产和负债一致的基础预测未来现金流量,如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中未包括营运资金,但在确定可收回金额的未来现金流量时却考虑了期初营运资金的影响。”

  2、执业风险提示事项

  (1)包含商誉资产组与预计现金流现值一致性风险提示一:包含商誉资产组范围内不应包含与资产组产生现金流无关的资产、负债,即不应包括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溢余资产、负债。

  (2)包含商誉资产组与预计现金流现值一致性风险提示二:包含商誉资产组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应与预计现金流规模保持一致,预计现金流不应包括减值测试日尚未发生的未来资产改良或尚未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影响。

  (3)包含商誉资产组与预计现金流现值一致性风险提示三:包含商誉资产组范围包含尚未完成的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事项,预计现金流可以考虑该事项对未来现金流入的影响,同时应考虑达到预定使用状态的现金流出。


北京市资产评估协会

2019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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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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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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