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生效税收协定中相互协商条款的比较研究
发文时间:2020-11-17
作者:刘付永 王立利
来源:国际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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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协商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MAP)是主管税务当局应本国纳税人申请并经缔约对方主管税务当局同意,或者应缔约对方主管税务当局请求,依照与缔约对方签署生效的税收协定及相关国内法发起、旨在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的磋商机制。MAP条款是税收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税收协定得以准确执行的重要手段,可谓是“协定中的协定”。我国具有广泛的税收协定(本文“税收协定”或“协定”用语如未做特别说明,均包括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签订的税收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地区签订的税收协议)网络,是世界上生效税收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生效的税收协定(安排)均含有MAP条款。本文旨在阐明MAP程序的特点、法理基础,逐一详细比较我国已生效税收协定中的MAP条款,找出共同特征和典型差异点,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MAP制度的建议。


  一、相互协商程序概述


  (一)起源及特征


  1.起源


  MAP最早现于正式的国际法律文本是在1977年。当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关于避免对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OECD范本”)第25条“相互协商程序”,用四款条文规定了MAP的启动方式、受理机关、适用范围、协议效力及协商方式,2008年修订后的范本增加强制仲裁作为第五款。1979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UN范本”)也引入了类似的MAP条款。随着上述两个范本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用以作为签署税收协定的参考,MAP程序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税收争议的解决协调机制,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


  结合后来的情况看,笔者认为,MAP机制被引入OECD范本和UN范本,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自此以后,纳税主体与税收管辖区的跨境税收争议处理开始有章可循、有门可诉,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正式迈入了理性时代。


  2.特征


  一般来说,MAP程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主体适格。申请人是缔约国一方的税收居民,特殊情况下是缔约国一方国民或者具有国籍的人,协商参与方是缔约双方税务主管当局。


  二是启动有因。须有导致或将导致的不符合协定的征税行为、协定解释适用争议或者协定中未规定的其他双重征税行为。


  三是申请有据。形式依据是MAP申请受理国(地区)与对方国家(地区)间存在有效的税收协定,且协定中有MAP条款;实质依据是申请人须有使“受理申请的当局认为其所提意见合理”的必要充分证据。


  四是启动有前提。受理申请的税务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首先应考虑给予单方解决,如果“单方不能圆满解决的”,再设法同缔约对方国家启动相互协商。


  五是时限有要求。申请MAP的时限一般是自不符合税收协定的征税措施或双重征税行为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六是协议需执行。缔约双方主管税务当局一旦就所涉税收争议达成MAP协议,则该协议应予执行。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上述六个特征中的前四个,我国已生效税收协定中所有的MAP条款都有相同或类似规定;但是对于后两个特征,少数税收协定中的MAP条款未作规定,或有例外规定。这种例外情况将在下述的比较部分进行介绍。


  (二)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MAP是税收管辖区之间通过相互协商让渡部分税收主权以达成征税权冲突的协调,本质上是国家契约下的税收主权让渡,从法理上看:


  MAP属于类行政性裁决行为。裁决方是缔约双方的主管税务当局,被裁决行为是申请人申请的“案情”。对于符合启动相互协商的MAP案件,受理案件的主管税务当局应设法同缔约另一方主管税务当局就案情进行协商,双方达成MAP协议后,通知申请人,该协议一般会被要求必须执行。


  MAP具有国际征管协助属性。由于对于缔约一方启动MAP的请求,税收协定未规定对方税务当局有必须接受协商的义务,即便接受协商,也没有必须达成协议的义务(相互协商流程和协议效力还可能受到缔约对方国内法的约束),因此MAP的启动、协议的达成及执行有赖于缔约对方的配合及其国内法的支持。另外,税收协定中的先后条款之间一般都具备某些相似的属性,MAP条款在税收协定中位于税收情报交换条款之前,而税收情报交换就是典型的国际税收征管协助行为。


  MAP基于国家信誉保障。MAP是否能顺利启动以及能否达成协议,除了和案情相关外,缔约对方主管税务当局的配合程度至关重要。税收协定对MAP程序的消极一方缺乏强制性约束条款,缔约对方源于对税收主权的坚守而消极对待MAP,这也是目前很多MAP案件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


  MAP依托国内法发挥协议执行力。大部分税收协定规定MAP协议应予执行,但是未规定不执行的法律后果,直接导致MAP协议的强制力不够,MAP协议的最终执行很大程度上与缔约双方国内法的规定相关。


  二、我国已生效税收协定相互协商条款的比较


  (一)概述


  我国在1983年签署第一份税收协定中引入相互协商程序,到目前已生效的全部协定中都包含相互协商条款。前文提到,税收协定存在两个范本可供参考,分别是OECD范本和UN范本,前者强调居民国原则,后者则倾向于来源地原则。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税收协定一般参照能够较多照顾来源地国家征税权的UN范本。但是通过比较发现,除我国和伊朗的税收协定外,其余税收协定中的MAP条款均参照OECD范本。笔者认为,大致是因为OECD范本中的MAP条款原则性较UN范本强、义务性规定较UN范本少,采用原则性强和义务性规定少的条款,执行时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


  1.我国税收协定中典型的MAP条款结构是一条四款(少数协定采用一条五款、一条三款)


  第一款规定MAP的启动申请权、受理机关、申请期限。MAP启动的申请权给予了“认为缔约一方或者双方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的“人”(协定用语,指“个人、公司、合伙企业和其它团体”,以下称“纳税主体”),同时规定这种启动申请权不受国内法律救济的影响。MAP受理机关是纳税主体“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MAP申请期限一般是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第二款规定受理机关的权利义务以及MAP协议的约束力。该款规定,受理机关可以对纳税主体提出的MAP申请进行初审,可以不受理其认为不符合要求或者证据不足的申请,但是受理机关一旦“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必须设法单方面解决(比如通过单方面给予免税),如果“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应按程序向缔约对方主管当局发出MAP请求。该款同时规定,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当执行双方达成的MAP协议。


  第三款规定MAP的适用范围,即MAP解决的税收争议类型。MAP解决的争议范围分为三种:一是不符合协定的征税行为;二是在解释或实施协定时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三是协定未作规定的其他消除双重征税问题,相当于“兜底”条款。


  第四款规定MAP启动后缔约双方的协商方式。MAP双方未达成协议的,可以直接联系,具体可采用会谈、“口头交换意见”等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08年修订后的OECD范本中,MAP条款增加强制仲裁作为第五款,但是我国所有生效协定中的MAP条款都没有引入此款。


  2.我国税收协定规定的MAP程序分为四个阶段


  如图1所示,我国税收协定规定的MAP程序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申请启动阶段。由适格的纳税主体向有权税务主管当局申请。


  二是初审及单方解决阶段。由受理申请的缔约一方主管税务当局进行形式要件审核和实质审核,形式要件合格且申请人所提意见合理的,如果可以单方圆满解决,则单方解决(给予单方免税或退税)。


  三是相互协商阶段。如果案情不能单方圆满解决的,由缔约双方主管税务当局协商解决。


  四是协议执行阶段。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的,各自执行协议;未达成协议的,通知申请人通过寻求缔约对方国家国内法律救济渠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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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较


  我国已生效的税收协定中的MAP条款,在MAP的架构、申请方式、协议效力与参与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基本相同,但是在MAP适用范围、协商方式、证明责任分配等方面差异明显。


  1.共同特点


  (1)对国家税收主权原则的坚守。在我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坚守税收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就是坚持来源地原则。MAP虽是国家税收主权的让渡,但落实到具体条款,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国家固守的税收主权原则。比如:我国签订的MAP条款均不包含强制仲裁条款;未规定MAP协议可以不受国内司法裁判的约束;未规定必须接受缔约对方的MAP协商请求。


  (2)MAP是依申请的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分为依申请和依职权两种。我国协定规定,MAP启动需要纳税主体的申请,税务机关无主动提起MAP协商的义务。依申请行为的逻辑是将MAP启动视为一种权利,并且将这种权利授予纳税主体,目的是减少税务机关对纳税主体税收争议行为的主动干预。


  (3)是否提起国内法律救济不是前置条件。我国所有税收协定的MAP条款均规定,在发生跨境税收争议时,纳税主体可以不考虑国内法律救济措施而直接向有权税收主管当局提起MAP。


  (4)MAP协议均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规定期限的限制,强调税收协定法律在层级上优于国内法。


  (5)申请人被排除在MAP主体程序之外。包括受理机关的初审、缔约双方税务当局的协商、MAP协议的达成等过程,纳税主体只能配合提交相关证据,而无发言权。


  2.主要差异化特征


  (1)条款架构:不同于大多数税收协定中MAP“一条四款”的结构,中国与西班牙的税收协定MAP是一条三款结构,缺少规定协商方式的一款。中国与比利时、捷克、智利的三个税收协定MAP采用“一条五款”结构,其中和比利时的税收协定多出一款规定,“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有关执行协定规定所需要的行政措施”,这可以看作是对MAP适用范围的扩大;和捷克及智利的税收协定多出的一款都是解决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冲突协调问题。


  (2)申请期限:我国已生效的税收协定中,MAP条款规定的MAP申请期限有四种,分别是无限制、一年、两年和三年,其中申请期限是三年的税收协定占大多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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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证明责任分配:中国和加拿大的税收协定规定,申请人申请MAP“应说明要求修改征税的依据”,明确将证明责任分配给纳税人。其余税收协定未明确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只能参照国内法关于MAP证明责任的规定。


  (4)协商方式:中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协定没有规定任何具体的协商方式;其余所有税收协定MAP条款都规定,双方税务主管当局“可以直接相互联系”解决“案情”;有近一半的税收协定进一步规定了双方税务主管当局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5)协议执行时间限制:中国和土耳其的税收协定明确,MAP“所达成的协议,应在一年内执行”;其余税收协定规定,MAP协议执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存在问题


  第一,我国税收协定的MAP条款基本参照OECD范本,而该范本的MAP条款除2008年修订版增加强制仲裁条款外,几十年间几乎没有变化,导致现有MAP程序在解决新型国际税收争议方面存在耗时长、效率低、确定性差等问题。


  第二,现有MAP程序是纳税主体、缔约双方主管税务当局三方参与,缔约双方税务主管当局两方协商,纳税主体一方执行。纳税主体作为申请人,被排除在MAP主体程序之外,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整个MAP架构中,三方的权利义务失衡。


  第三,MAP和国内法律救济措施的适用关系有待明确。这种适用关系包括二者在程序选择上的优先顺序及实体结果冲突时的处理规则。现有MAP条款下,纳税人无论是否申请MAP,均不影响其继续寻求国内法律救济的权利。而如果纳税人申请MAP后,继续提起国内法律救济,一方面会造成行政和司法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国内法律裁判结果可能会和MAP协议相冲突。


  三、近几年我国MAP案件情况及特点


  近年来,我国积极响应落实二十国集团(G20)税改关于提高税收透明度的要求,按照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第14项行动计划(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的报告框架,对外公布MAP案件数量及相关信息,切实履行了国际税收义务,彰显了大国税务担当。


  下面对我国2016年至2018年MAP案件情况进行分析,所用数据来自OECD官网“税收争议解决”(Dispute Resolution)项下。


  (一)积案存量


  如表2所示,2016年至2018三年间,我国MAP结案数量为150件,远超新增案件数量(97件),结案进度显著加快;平均结案率为30%,高于OECD平均结案率1个百分点;案件结存数量呈现起伏趋势,反映出BEPS行动计划颁布后,税收透明度新要求下国际税收规则重塑的协调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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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地域


  OECD2017年MAP统计报告引入税收管辖区分类标准,对2016年1月1日起开始的案件按照案件类型和国别进行了区分。由表3可见,我国MAP案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日本连续两年位居榜首。笔者认为,中日MAP案件将是未来我国MAP资源分配的重点。


  (三)分类型


  已结案件的处理结果如果是完全消除重复征税、单方税收减免或者部分消除重复征税,都被认为是有效或者部分有效地解决了税收争议,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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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善我国MAP规则的建议


  综上所述,税收协定的MAP条款对于解决跨境税收争议、消除重复征税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但是通过比较研究,现行协定的MAP规则也存在一些问题。有鉴于此,应立足于我国MAP案件的情况和特点,从融入国际税收规则与保护国家税收权益并重的角度出发,不断完善现行的MAP规则。


  (一)积极参与MAP相关国际税收规则制定


  后BEPS时代以来,已运行百年的国际税收规则正在重塑,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构建新型国际税收体系的大机遇,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参与包括完善MAP规则在内的各项国际税收事务,积极输出中国税务理念,不断增强符合我国影响力的国际税收话语权。参与这些国际税收规则的完善和制定时,我们不能局限某个国家某一领域,还要有全球视角;不仅要立足现实,还要秉承发展的理念。


  (二)充分发挥现有MAP规则最大效用


  虽然现行MAP规则存在成本高、耗时长、效率低、执行结果不确定等缺陷,但MAP仍是当前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的最主要方式。BEPS第14项行动计划——“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更是强调,完善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着力点仍应聚焦在继续完善MAP程序上,而非弃用MAP。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不断增长,自2015年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后,以后年度持续保持资本净输出国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这些企业在投资国不可避免会遭遇税收争议,鼓励和引导“走出去”企业利用投资国国内法律救济措施和MAP程序双管齐下的方式解决跨境税收争议,从而最大限度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已然成为我国税务机关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三)不断完善现行税收协定MAP条款


  完善现行税收协定MAP条款,要兼顾维护国家税收主权与提升国际税收争议处理效率,并坚持使MAP在解决国际税收争议中更有效的大原则。重点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探索引入MAP结案时限制度,提升MAP案件处理效率;二是提高MAP程序的纳税人参与度,增加纳税人权利保护条款,解决MAP架构失衡问题;三是探索利用BEPS行动计划多边工具,在现有税收协定MAP条款中加入仲裁程序。


  (四)尽快协调MAP与国内法律救济措施的适用关系


  笔者认为,MAP和国内法律救济措施的适用关系存在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内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二者适用关系问题属于程序法范畴,建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全面修订为契机,设置专门条款加以规定。建议在相关具体条款的设计上,明确所涉税收争议若处于MAP磋商期间,则不能就相关争议申请国内法律救济;明确如所涉争议处于复议和诉讼未决状态时,纳税人不得就相关争议提起MAP申请;明确纳税人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MAP结果,但如果选择接受,则视同放弃国内法律救济权;借鉴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的理念,对于申请MAP的纳税人不增加额外的税收负担,提高纳税人通过MAP解决税收争议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


  (本文刊载于《国际税收》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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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4年12月27日起,个人股东开户的证券机构代扣代缴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时,可优先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扣缴客户端远程办理申报,也可在证券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就近办理申报,税款在上市公司所在地解缴入库。对于手续费退库等业务,证券机构不需要到上市公司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可继续向证券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税务部门通过信息系统自动传递相关资料,由上市公司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审核并办理退税,不额外增加证券机构的办理成本。


合伙企业核定征收注销后,税务机关能否向合伙人追补税款?

编者按: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给予合伙企业核定征收政策作为招商引资条件,许多投资者通过合伙企业持股平台进行股权转让等溢价交易享受了低税负的政策红利。财税2021年第41号公告规定持股平台类合伙企业一律按照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税有效遏制了此类避税操作。最近,有些投资者接到居住地税务机关通知,针对若干年以前异地合伙企业股权转让核定征收接受调查并被要求补缴税款、罚款。合伙企业股权转让核定缴税是否必然违法,投资者居住地税务机关是否有权追溯查处,投资者又该如何妥善应对此类风险?本文针对上列实务问题作出税法分析。

  01、实案分享

  2017年,居住在A市的李某受甲合伙企业(私募股权投资)的GP邀请,向甲合伙企业投资500万元成为了甲合伙企业的LP。甲合伙企业的注册地在B市,共募集资金1亿元投资了位于C市的乙公司,持有乙公司2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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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甲合伙企业将其持有的乙公司股权全部对外转让,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为2.5亿元。在办理纳税申报时,由于甲企业与B市政府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约定准予甲企业按照10%核定应纳税所得额,因此,甲企业以股转收入2.5亿元的10%即2500万元应纳税所得额为基准,按李某持有的5%合伙份额计算出李某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25万元。2020年2月,甲企业在B市为李某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办理了纳税申报37.2万元。甲企业根据李某持有的合伙份额计算确认了李某的投资回款为750万元,向B市税务机关代为缴纳税款后向李某支付了712万余元,并将李某的完税凭证交付李某。2020年3月,甲企业完成注销。

  2025年3月,A市税务机关接到李某涉嫌偷税的举报材料,对李某2020年取得712万余元投资收入一事展开调查。A市税务机关经调查后认为,李某投资的甲合伙企业存在违规利用核定征收的避税行为,导致李某的实际税负率仅为5%左右,远远低于法定税负,应当进行纳税调整,并要求李某按照收入750万、成本500万、应纳税所得额250万适用生产经营所得累进税率在A市申报个人所得税80.95万元,补缴个税43.75万元,并拟加收相应滞纳金并按偷税加处0.5倍罚款。

  本案有三个方面值得探讨:

  其一是针对李某在甲合伙企业实现的投资收益的纳税义务地点是在A市还是在B市,即A市税务机关是否有权对李某的该笔收入征收税款并实施处罚。

  其二是甲合伙企业是否构成李某的扣缴义务人。

  其三是甲合伙企业利用核定征收降低李某实际税负的行为是否必然违法,如果存在违法现象,能否视为李某实施的偷税行为并进行处罚,以及对李某相应税款的追缴期限是否可以无限期追缴,是否应当加收滞纳金。

  02、合伙人税源归属于合伙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与合伙人居住地无关

  在引入案例中,李某的经常居住地是A市,其投资的甲合伙企业在B市,投资标的乙公司又在C市,那么李某取得投资收益应当由谁来进行纳税申报,是李某自己进行纳税申报,还是由甲合伙企业或乙公司进行纳税申报?李某申报解缴税款应当到A市税务机关办理,还是到B市税务机关亦或是C市税务机关办理?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有明确的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投资者应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投资者从合伙企业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由合伙企业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投资者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并将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抄送投资者。”

  据此规定,个人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取得生产经营所得后,纳税申报主体是合伙人,纳税申报的执行主体是合伙企业,税源属于合伙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即通常意义上的合伙企业注册所在地。及至本案,李某的经常居住地虽然在A市,但是甲合伙企业的注册地和实际经营管理地都在B市,因此李某的投资收益税源属于B市税务机关,不属于A市税务机关。

  因此,从税收征管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尽管A市税务机关有权对李某的财产收入和纳税情况进行管理和调查,但是如果仅仅发现李某来源于甲合伙企业的投资收益纳税违法或不合规的话,则应当将案件转交B市税务机关进行进一步查处,而不能直接作出追缴税款的处理,更不应当直接作出行政处罚。

  此外,从税收征管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角度来看,由于李某的投资收益涉税事项发生在B市,所有与收入、成本、所得、交易相关的资料和行为也都发生在B市,B市税务机关已经受理了甲企业为李某办理的纳税申报并接收了相应税款,因而B市税务机关已经对李某的纳税义务实施了正常的管理行为,而且也对涉税事项的了解和掌握更为全面,在判断甲合伙企业及李某纳税申报义务履行是否合规以及是否有违法现象上更适格,因而A市税务机关主动将李某的偷税举报线索交由B市税务机关进行调查更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03、合伙企业不是合伙人的扣缴义务人,是合伙人的纳税申报协力人

  在引入案例中,甲合伙企业可能存在违规利用核定征收避税的行为,那么李某是否会因甲合伙企业存在的违规行为而被定性为偷税处罚?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合伙企业和自然人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即合伙企业是否构成自然人合伙人的法定的扣缴义务人。

  甲合伙企业将其投资的乙公司股权对外转让,股权受让方没有直接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甲合伙企业的各个合伙人,而是直接支付给甲合伙企业,再由甲合伙企业支付给各个合伙人。显然,股权受让方必然不构成合伙人的扣缴义务人,而甲合伙企业是否构成合伙人的扣缴义务人在征管实践中存在各地税局执行口径不一的问题。

  首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的相关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应当履行对合伙人生产经营所得的扣缴义务,只是强调要先分后税,要代为申报缴纳税款,因此不构成扣缴义务人,而是纳税申报协力人。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扣缴义务人,是指向个人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第四条规定,“实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应税所得包括:(一)工资、薪金所得;(二)劳务报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五)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六)财产租赁所得;(七)财产转让所得;(八)偶然所得。”注意,上列需要扣缴税款的所得类型中不含生产经营所得,因此,合伙企业在每个年度终了后向合伙人支付生产经营所得时不负有代扣代缴的法定义务,只是具有法定的代办申报缴纳税款协力义务。

  其次,如果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是被投资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所得,那么其再向合伙人支付时则构成扣缴义务人。财税[2000]91号文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合伙人生产经营所得的计税依据之一收入的范围,包括销售收入、营运收入、劳务服务收入、工程价款收入、财产出租转让收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此处不包含股息红利所得,即股息红利所得不属于生产经营所得范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第二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此处不仅明确了股息红利所得不属于生产经营所得以外,还把利息收入从生产经营所得中剔除,单独做纳税申报处理。

  2021年4月29日,河南省税务局曾在12366官网互动交流栏目答复网上留言咨询称,“投资公司分配给合伙企业的分红,个人合伙人应缴纳的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应由直接向个人合伙人支付所得的合伙企业负责代扣代缴。”一些税务机关公职人员在《中国税务报》发表的文章也明确讲到合伙企业取得分回的股息红利所得时哪怕还没有向合伙人分配,都要在次月15日内履行对个人合伙人的扣缴义务。

  结合上述规定可以看到,合伙企业针对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应承担“申报”加“缴纳”税款的协力义务,但不构成扣缴义务。实践中,合伙企业为合伙人办理申报缴纳税款的合规流程主要呈现为四步,即在年度终了后30日内,先按照合伙份额确认各个合伙人的利润即所得,再计算各个合伙人的应纳税额,再为各个合伙人办理纳税申报和解缴税款,最后将税后利润支付给各个合伙人。但是,这种类似于代扣代缴税款的操作并不等同于税法中的扣缴义务。

  04、合伙企业利用核定政策申报缴纳税款并不必然违法

  合伙企业利用核定政策代为申报解缴税款的行为并不必然违法,更不能一刀切地认定合伙企业和合伙人构成偷税予以处罚,笔者结合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两种情形来具体分析。

  情形一:合伙企业依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和要求如实申请核定并由税务机关鉴定审核同意。

  财税[2000]91号文第七条至第九条就对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的范围、标准等进行了规定。根据《税收征管法》,税务机关对核定征收具有鉴定权,既可以主动发起核定,也可以在纳税人申请时进行鉴定并准予核定。目前,国家层面尚无关于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的相关规定,仅有部分省市发布了具体操作通知。例如,北京市《关于调整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方式鉴定工作的通知》(京财税[2011]625号)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应于每年12月开展下一年度核定征收方式鉴定工作。除特殊情形外,征收方式确定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做变更;对于新办的独资、合伙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在企业报到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工作。”

  如果合伙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如实申报核定征收,主管税务机关经过鉴定审核后作出准予核定的通知,而且合伙企业在核定征收期间取得的收入没有超出其申报核定时填列的收入类型时,那么税务机关就不能肆意改变税款征收方式查补税款,更不能随意指摘合伙企业核定缴税违法甚至是定性偷税处罚。

  情形二:地方政府给予合伙企业核定征收或税负率优惠等招商引资政策。

  如果合伙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招商引资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给予合伙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按一定比例核定的扶持政策,或者直接允诺合伙企业实际税负率的优惠待遇。又或者地方政府直接对外出台招商引资政策,规定在一个特定的产业园区内新办企业可以享受核定政策或优惠税负率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当合伙企业直接按照核定方式做纳税申报,或者按照实际税负率倒挤的方式计算收入和成本并进行纳税申报解缴税款,而主管税务机关对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做法采取默认的态度,即不事先鉴定审核,也不事中提示风险,更不事后查补税款。合伙企业实施核定申报的行为可能会出现不符合财税[2000]91号文第七条的规定,出现少缴税款的后果,但是不论是合伙企业还是合伙人均不具有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而是基于享受招商引资优惠待遇的主观认知和意志来实施核定申报缴税,那么税务机关就不能一刀切地认定合伙企业和合伙人构成偷税予以处罚。

  05、合伙人在合伙企业利用核定政策被质疑的情形下应承担什么责任?

  按照财税[2000]91号文第二十条第一款“由合伙企业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投资者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并将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抄送投资者”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年度终了后30日内,投资者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并附送年度会计决算报表和预缴个人所得税纳税凭证”的规定,可以看到,针对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合伙人是纳税申报义务主体,合伙企业是纳税申报协力义务主体。那么对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伙企业和合伙人应承担共同责任,如出现未缴少缴税款的,补税责任应由合伙人承担。

  与此同时,税务机关在认定合伙人是否构成偷税时应当慎重处理,尤其是在有限合伙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中,不应一刀切地认定合伙人少缴税款的行为构成偷税,也不能盲目地无限期追征税款和加收滞纳金,应当根据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考察。

  第一,合伙人是否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践中,合伙企业的一些合伙人往往仅具有投资人身份,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务,因而无法掌握合伙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收入情况,只能根据合伙企业披露的有限信息了解投资获益情况。税务机关一味要求合伙人对其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可能会超出合伙人的客观能力范围。如果纳税申报所涉信息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缺陷的,不能直接推定李某具有偷税的主观过错。

  第二,合伙人办理纳税申报的具体方式。前已述及,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由合伙企业协力完成,二者并非事先建立委托代理关系,而是一种法律拟制关系。如果合伙企业在为合伙人进行纳税申报的过程中实施了虚构、伪造资料、少报收入、多列成本等违法行为,不能直接将合伙企业的偷税行为推定为合伙人的偷税行为。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合伙人有偷税的合谋和故意。

  第三,合伙人在取得核定征收政策上所发挥的作用。合伙企业利用核定征收申报缴纳税款面临合法性检验,但不能一刀切地让合伙人承担合法性责任。在引入案例中,甲合伙企业之所以能取得核定征收政策,是由于甲合伙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了招商引资协议,在取得核定政策上李某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对于适用核定征收申报纳税也没有发挥任何决策作用,更不具有否定权。

  第四,合伙人与涉税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除了引入案例的情形以外,还有一种常见情况是投资者接受涉税中介机构的税务筹划咨询,委托中介机构实施以合伙企业核定方 式完成股权转让交易的纳税申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往往不直接对接当地政府和主管税务机关,而是由涉税中介机构出面与当地政府洽谈招商引资优惠待遇,由中介机构代表投资者注册设立合伙企业并与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在这种情形中,投资者往往具有节税目的和意图,但不必然具有违法取得核定政策以及欺诈舞弊的偷税主观故意。

  综合考察以上四个方面,对于合伙企业出现违规利用核定政策导致合伙人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应当倾向于对合伙人不按照偷税处罚,如认定合伙人构成偷税并拟对其处罚的,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合伙人实施了具体的偷税行为,并具有偷税的主观故意,既不能过错推定,也不能客观归责。另外,因税款征收方式从核定改查账而导致应纳税款的变动并非基于申报收入数据的真假所导致,假如税务机关在事前事中事后均未能有效实施监管,对于少缴税款的后果应当承担不作为的执法责任。依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于纳税人不具有过错而税务机关又具有一定执法责任的情形,应当适用因税务机关责任的三年税款追征期。如果合伙企业的核定申报缴税行为已经完结超过三年,税务机关依法不能查补追缴税款。即便没有超过税款追征期,税务机关在追征税款时也不能再加收滞纳金。

  结语:财税2021年第41号公告关于禁止持股平台类合伙企业核定征收的规定虽然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但实务中仍有一些税务机关对于2022年1月1日之前的已经注销的合伙企业利用核定征收申报纳税的行为予以追溯查处,而且还出现了居住地和经营地税务机关争抢税源现象,给投资者带来了较大的税务风险乃至逃税罪刑事风险,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在面临税务检查时,应当审慎评估自身责任风险,全面收集证据材料,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调查取证,依法依规申辩抗辩,积极寻求税务律师提供法律救济和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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