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多重挑战,城市燃气企业如何转型
发文时间:2020-07-10
作者:安永EY
来源:安永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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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未来中国天然气市场将形成“X+1+X”的格局,上游将逐渐形成整体垄断背景下的局部多元化竞争,中游管网独立,下游城市燃气企业“划城而治”。对于下游城市燃气企业而言,上游三桶油向下游延展,而本身又面临“划城而治”带来的增长瓶颈。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一些城市燃气企业已经开始乘势而为,谋求转型发展,在危机中孕育新机。


  城市燃气企业面临的挑战


  随着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天然气产业链加速重构,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城市燃气企业受到巨大冲击,加之疫情也对全球天然气市场造成了较大影响,城市燃气企业正面临着多重因素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城市燃气企业目前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挑战一


  虽然国家鼓励上游气源供应多样化,但仍存在垄断性和不确定性,城市燃气企业持续面临气源供应不稳定压力。


  上下游市场地位悬殊,气源端量、价无法保障。现阶段我国上游气源仍然由“三桶油”垄断,手握资源的上游供气企业拥有绝对话语权,下游各自为营、竞争激烈的城市燃气企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上下游企业的市场地位存在较大差距,气源供应存在不确定性,量和价两方面均无法得到保障,城市燃气企业未来短期内仍将持续面临旺季的气源不稳定压力。


  为保障气源供应,有效规避依赖单一气源可能带来的风险,丰富供气来源、优化气源结构成为城市燃气企业的迫切需求。目前,城市燃气企业已经采取了一些举措,例如向海外寻求低价气源,进口LNG作为城市燃气调峰与应急储备的补充气源。


  随着上游环节放开和国家管网公司的成立,未来气源供应模式将发生改变,对城市燃气企业的运营机制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挑战二


  城市燃气企业自身区域市场增长面临“天花板”,而其它优质市场已经被占有,拓展难度大。


  从城市燃气企业区域覆盖情况来看,截至2019年底,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被四家以上全国性城市燃气企业覆盖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已达到24个1。


  在全国数千家城市燃气企业对终端市场的“争夺战”不断升级的局面下,对地方性城市燃气企业而言,其自身市场增长面临“天花板”,如要向其他区域扩展,则面临优质市场已经被全国性燃气公司占有、瓜分的局面。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燃气天然气供应量占北京市场份额的95%左右2,上海燃气天然气供应量占上海市场份额的90%以上3,经营区域内的市场增长潜力已经无法再有很大增长。从用气量和气化率来看,从省会城市及直辖市、重点地级市、县城到大工业园区,基本已被各大城市燃气企业瓜分完毕,只剩下乡镇等少量空白市场。全国性城市燃气企业在加快区域市场拓展的步伐,但也面临优质市场几近饱和的问题。


  随着2017年“煤改气”加速,全国性龙头城市燃气企业不断抢占经营区内空白市场,逐步向三四线城市拓展,燃气行业“跑马圈地”的时代可以说已经宣告结束,城燃龙头进一步拓展区域市场的难度较大。同时,上游供气企业也开始凭借资源优势加速布局下游业务,城燃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挑战三


  国家出台政策下调接驳费,城市燃气企业收入和毛利均受到挤压,亟需进行业务结构调整。


  长期以来,燃气接驳费/工程安装费是城市燃气企业除燃气销售收入以外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接驳业务毛利率一般高于燃气销售,是城市燃气企业重要的利润组成部分。国家发改委于2019年6月发布《关于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原则上将成本利润率控制在10%以内,取消城镇燃气工程安装不合理收费。


  从城燃龙头企业接驳业务变化来看,中国燃气的居民户均接驳费用在行业中一直处于偏低水平,因此下调幅度较小,并且由于近年来大力扩张接驳类业务尤其是乡镇煤改气业务,接驳业务收入及利润占比逆势上行。


  除中国燃气以外,其他城燃龙头企业的居民户均接驳费用均有所下调,其接驳业务收入占比和利润占比均呈下降趋势,企业盈利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意味着城市燃气企业开始进入业务结构优化调整阶段。在传统售气和接驳业务之外,城市燃气企业需要拓展能够支撑整体毛利率的其他业务,平滑接驳费下调带来的盈利波动。


  挑战四


  天然气大用户直供放开,上游企业为工业客户提供直供服务,城市燃气企业的业务将受到巨大冲击,同时也对其供气稳定性带来影响。


  2017年《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再次强调“用户可自主选择资源方和供气路径,减少供气层级,降低用气成本”,成为大用户直供的标志性政策。


  虽然存在直供政策与城市燃气企业特许经营权相冲突等争议,但在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大环境下,降低天然气产业链各环节的供气成本是扩大天然气利用的途径之一,而大用户直供则成为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的新动力。随着各地相关实施办法的落地,预计未来大用户直供规模将逐步扩大,城市燃气企业不得不面对与上游供气企业的直接竞争。城市燃气企业工业售气量占比普遍超过50%,上游大用户直供将对其运营造成冲击。


  挑战五


  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不顺,叠加消费需求放缓,为城市燃气企业带来双重压力。


  我国天然气产业链中存在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上游供气企业投资规模和经营风险最大,但获得的投资回报率偏低,长期面临亏损;而下游城市燃气企业多为上市公司,收入与利润逐年增长,被指享受超额利润。矛盾背后的原因在于尚未形成合理完善的价格机制,“计划”与“市场”交织,造成上下游的价格传导极不顺畅。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应对疫情,各地政府相继推出扶持政策以减轻企业用气负担,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要求城市燃气企业有针对性地实施降低气价、延后缴费等优惠政策,对城市燃气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城市燃气企业未来前景


  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城市燃气企业需要以“识危见机”的思维应对新挑战,一些城市燃气企业已经开始乘势而为,谋求转型发展。未来城市燃气企业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全球天然气价格持续走低的环境下,有条件的城市燃气企业已经通过进口LNG保障气源供应,降低气源成本,但在采购进口LNG的同时需要考虑外输管线问题,并注意规避采购风险。


  受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全球能源需求显著下降,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带动LNG现货价格持续下探,进口LNG的经济性优势凸显,低价红利之下,近期市场对LNG的需求骤增。LNG现货价格的持续走低为城市燃气企业提高LNG进口量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城市燃气企业如果能够优化组合接收站与气源资源,则能在提升气源供应能力的同时降低气源成本,天然气消费量下降和政府要求降低气价等因素带来的盈利压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操作层面的两个问题:一是城市燃气企业需要提前考虑外输管线问题,如果LNG的通道无法打通,即使掌握低价气源,也难以充分发挥接收站的理想作用。二是由于LNG市场价格波动性较大,国际市场上低价气源越来越多,城市燃气企业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气源也成为一个问题,需要提升自身在货源、价格、汇率等多方面的风险承受能力。


  2、面对上游大用户直供带来的压力,城市燃气企业应在政策层面发力,并在服务与价格方面形成竞争优势,同时强调对管网运行的安全责任,建立市场壁垒。


  灵活运用政策


  虽然《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明确倡导工业大用户自主选择气源和供气路径,对特许经营权制度形成冲击,但管道燃气特许经营的垄断权利仍然受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管理办法》以及众多省份燃气管理条例或办法的保护。城市燃气企业应在政策层面发力,打好“特许经营权”这张牌,充分发挥垄断优势。


  适当降低终端价格


  上游供气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掌握低价气源,大工业用户之所以会选择上游直供,主要是由于价格因素,尤其是存量用户,对价格更有比较,比增量用户对价格的高低变化更加敏感,因此,城市燃气企业可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终端销售价格。城市燃气企业通过进口LNG降低气源采购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在价格方面可以与上游供气企业展开竞争,实现“以价换量”。


  提升服务质量


  长久以来,城市燃气企业处于特许经营权的保护之下,在经营区域内缺乏竞争对手,在客户服务方面可能并未产生足够的危机感与竞争意识。从长远发展来看,高质量的服务将是城市燃气企业形成竞争壁垒的举措之一。面对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城市燃气企业需要打破垄断思维,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导向,探索新的服务模式,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赢得大客户信任,建立起自己的竞争优势,阻击上游大客户直供带来的竞争。


  强调安全责任


  目前天然气大用户直供主要有“直供+代输”和“直供+自建”模式,后者由供气方或用气方自建管道,于大用户而言,新建的管道可能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于城市燃气企业而言,如果把工业大用户从城市管网中剥离出去,管网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城市燃气企业其他用户的用气峰谷差将进一步扩大。对于大用户或城市燃气企业而言,都不是好的选择,而城市燃气企业更应将此作为上游直供大用户的市场壁垒。


  3、城市燃气企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考虑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形成与燃气主业的协同效应,带动用气量增长。


  综合能源服务是为满足终端客户的多元化能源生产与消费需求而产生的新型能源服务模式,包含综合能源的“供应”和“服务”两层含义。从国际能源企业的发展趋势来看,由单一能源供应企业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是长期趋势,城市燃气企业拥有天然的管道优势与用户资源优势,可以考虑发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形成与传统燃气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带动用气量增长,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综合能源服务已成为国际领先能源企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国内已有许多城市燃气企业开始尝试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但仍在探索与初步发展阶段,国内综合能源服务领域尚未形成标准化的业务形态与商业模式,目前多以分布式能源、热力以及智能表计为主。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主要由技术驱动,国内城市燃气企业如果想要有序发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未来需要着力提升技术实力,围绕客户需求,把技术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大数据、5G物联网等技术,为客户提供数据驱动的节能分析、能效诊断与提升等各类服务。另一方面,城市燃气企业可以考虑扩大特许经营的范围,增加能源供应种类,在经营区域内同时为客户提供气、热、电,即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从而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形成新的服务业务利润增长点。


  4、增值服务是近期许多城市燃气企业着力布局的业务领域之一,主要在灶具等销售上,长期来看难以成为未来主要发展方向;同时,不少城市燃气企业正逐渐向天然气贸易商转型,需要审慎布局,做好风险防范。


  目前已有许多城市燃气企业开始布局增值服务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城市燃气企业目前推出的燃气具等产品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同时,城市燃气企业发展增值服务业务主要依托于稳定的客户群体和市场覆盖,但随着配气改革加快,“运销分离”逐渐提上日程,城市燃气企业的增值服务将面临更大压力,因此,虽然短期来看增值服务业务可能带动一定的利润增长,但长期来看,增值服务业务难以成为城市燃气企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供应宽松的形势下,天然气供应成本大幅下降,中国天然气市场尤其是LNG市场开展贸易的方式和周期将更加灵活,组合方式也将更加多样化。随着天然气行业市场化改革推进,我国天然气供应主体将更加多元化,逐步形成以“三桶油”为主、多种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局面,有利于推动中国天然气贸易市场的形成,未来将有更多市场主体向天然气贸易商转型,但也面临较大的风险,因此需要更加审慎地布局,通过建立“长协+现货”相结合的商业模式等多种方式规避价格风险。


  城市燃气行业目前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城市燃气企业传统的经营模式面临诸多挑战,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城市燃气企业在危机中寻找新的机遇,在困境中突围前行,在行业变革的浪潮中实现转型发展。


我要补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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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