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税函[2010]30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减持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发文时间:2010-08-24
文号:国税函[2010]307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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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企业减持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限售股取得的所得,应计入企业减持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A公司抛售限售股少缴纳企业所得税案 


    案例导读:股权分置改革以后,限售股的持有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期间开始减持,但是也有一些公司,在限售股解禁前就已经开始了转让,这一私下转让行为引发了如何正确判定限售股持有人、纳税义务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该案例通过介绍私下转让限售股的方式,结合相关税收政策以及关联方的协查取证情况,对此类行为的纳税人进行了判定,并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了调整。

    一、案件基本情况

    该案件是市局布置的专项检查案件,针对企业开展大小非、IPO业务进行检查,首先要求企业自查,根据自查结果,有针对性的开展检查。该企业成立于XXXX年X月X日,经济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xxxx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商务咨询、财务咨询;会议服务;销售建材。

    二、检查过程及发现问题

    通过前期了解,该单位检查期间主要从事甲股票、乙股票股权业务。因此根据市局及我局工作要求以及该单位的实际情况,检查组将检查工作分为以下几步:

    第一步,一方面要求该单位进行自查并出具自查报告,另一方面检查人员通过网络等各种媒介积极了解该公司业务情况以及甲股票、乙股票股东组成情况,力争多方位掌握信息,准备与自查报告比对、相互验证。做到查前掌握信息、查中相互比对、定性有理有据。与此同时积极查找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证券类业务的相关规定,力争多方面了解证券业务的操作模式,以及其遵循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大小非”的概念、解禁的要求、具体操作模式、涉及的税收以及相关的规定。

    第二步,根据发现线索,调取了该单位自2001年开始,记载取得限售股、转让限售股的所有帐簿、凭证以及所有涉及取得、转让限售股的合同。该单位主要股权业务发生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因此检查人员将重点放在了以上年度。

    在调取资料时发现,该单位目前只有一名财务人员,对于业务情况即不清楚,公司又无其他人员,公章以及全部账簿资料均存放在上海。检查人员积极向其讲解税法,告知其有提供资料的义务,另一方面要求提供法人的联系方式,并要求其到税务机关介绍相关公司业务情况,特别是甲股票、乙股票的股权业务。经过积极的沟通,该单位法人及相关授权业务人员均到税务机关介绍了其主要的股权业务情况,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资料。

    通过整理证据发现,初期取得股权是在2001年,时间较早,提供的证据均为手工帐,如果要确定股权转让细节,需要逐一翻阅相关帐簿、凭证、合同等资料。而且该单位的证据资料均不在北京,需要等待逐次提供,但是检查人员为了能够详实了解其具体操作方式,准确定性涉税行为,不惧繁琐、由浅入深、逐一审核,客服了证据链时间跨度长、证据量大、查阅繁琐等困难,在第一时间对全部证据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复印、归集,逐一理顺股权转让脉络。

    第三步,对法人及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了解其交易背景、具体情况。通过检查人员的审核、取证,对该单位甲股票、乙股票股权业务的交易流程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了验证检查人员的判断以及能够对案件准确定性,对其法人代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了解了具体操作情况。至此,检查人员已经全部掌握了该单位股权业务模式,一是将持有的甲股票在解禁前,私下转让给B单位,B单位再次转让给C单位,三方签订代持协议,该单位代其持有;二是将持有的乙股票在解禁前私下转让给另外6家公司,并代其持有。以上“代持”股票在2008年度进行了抛售。

    第四步,通过以上资料审核其股权在解禁前私下交易情况,解禁后在市场上抛售的金额、时间、股票成本、取得收益、帐簿核算等资料,初步判定纳税义务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该案件案值较大,经我局审理会审理确定该单位为纳税义务人,负有纳税义务。

    但该公司不认同我局的处理意见,认为其以受托的方式进行资产管理运作这些股票,系公司开展的正常的资产管理业务,并非对外投资或买卖股票。不是纳税义务人。因此在“涉税事实认定意见书”上,签署了“不同意税务机关处理意见,近期提供详细意见说明”。

    三、违法事实及处理结果

    (一)违法事实

    2008年该公司抛售乙股票,取得投资收益未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处理结果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第二条第一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公告》2011年39号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该单位应补缴企业所得税xxxxxxxx元。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单位加收滞纳金xxxxxx元。

    四、案例点评分析

    该案件案情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因为只涉及两只股票的业务,而且这两只股票又是限售股,应当在其解禁后抛售时进行税务处理即可;复杂是因为这两只限售股票在解禁前私下进行了转让,而且有两种操作模式,税务处理也不一样,同时涉及8家关联公司,且均在外地。根据这些特性,检查人员经过分析,总结有以下几点:

    (一)“大小非”解禁前私下转让涉及新的经济领域、新的操作方法

     要想准确判定私下转让行为的纳税义务人以及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需要理清限售股的概念。“大小非”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股权分置改革前未流通股本在股改后获得流通权,并承诺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上市流通或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完全上市流通的A股称为限售流通A股。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把以前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变成流通股,但为了减少大量的股份集中上市给股市带来冲击,所以对这部分股份上市时间有所限制。非是指非流通股,即限售股,或叫限售A股。小:即小部分。小非:即小部分禁止上市流通的股票(即股改后,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小于5%,在股改一年后方可流通,一年以后也不是大规模的抛售,而是有限度的抛售一小部分)。反之叫大非。

    通过以上看出,限售股在一定期间内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但是私下转让是否可行呢,目前来看的确存在这样的行为,本案中,持有人采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私下将限售股进行了转让。因为要持有银行限售股有着严格的资质要求,许多单位不能到达要求,该单位可以先取得这些限售股然后再转让给其他单位,买受单位享有这些限售股的权力、义务,但是不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变更名称,因此名曰“代持”。

    “大小非”解禁后在市场上交易,取得收益需要纳税是毋庸置疑,但是,对于已经私下转让的限售股,其纳税主体是谁,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

    (二)纳税人的认定

    对于限售股解禁前进行转让,应如何判定纳税义务人是该案件的难点。也是税务机关与被查单位分歧所在。本案中不仅仅是在解禁前进行了转让,受让方又再次进行了转让,即A公司首先转让给B公司,B公司又转让给C公司,而且A、B两家公司对于转让收益均在当期申报缴纳了税款。

    税务机关认为,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转让,受让方是否再次转让、双方是以何种形式开展业务,双方在登记机构均未变更持有人名称,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减持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10]307号)“企业减持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限售股取得的所得,应计入企业减持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规定,认为该公司依旧是股权牌照持有人,应判定为纳税义务人。

    同时根据《关于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9号第三条的规定,“(一)企业应按减持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限售股取得的全部收入,计入企业当年度应税收入计算纳税。(二)企业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前已签订协议转让给受让方,但未变更股权登记、仍由企业持有的,企业实际减持该限售股取得的收入,依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纳税后,其余额转付给受让方的,受让方不再纳税。”该公司应按其在股票解禁后抛售限售股取得的全部收入缴纳税款。

    该公司存在不同意见,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资产管理协议》、《股票托管协议》,以受托进行资产管理的方式管理运作这些股票,系公司开展的正常的资产管理业务,并非对外投资或买卖股票。碍于当时限售流通股不能过户以及对金融股权投资主体限制等政策原因才登记在该公司名下,但是对这些股票没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并非是这些股票的所有权人,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该公司没有实际获得减持股票的任何收益,不具有企业所得税法中“企业所得”,无应纳税所得,不是纳税义务人。

    同时根据《关于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9号文件第四条的规定,该文件是2011年7月1日起执行,已经处理的纳税事项,不再调整。该公司转让行为发生在以前年度,且受让方已经完税,该文件中纳税义务人的判定不适用于该公司,即使认定为纳税义务人,但受让方已经完税,此次也不应进行纳税调整。

    (三)依法行政,注重关联方纳税事项的审核,保证纳税人合法权益

    该公司在检查中该公司提出,甲股票的实际持有人B公司、C公司已在当年度就其转让所得申报纳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公告》2011年39号的要求,该公司无需进行税务处理。

    因此税务机关要求该公司提供相关纳税申报资料,但其提供的资料相互之间没有关联性,不能准确证明其纳税申报情况。秉着依法行政、遵从税法、尊重事实的原则,我局于2011年10月向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发出了协查函,请其协助调查B公司、C公司就甲股票收益是否进行了所得税纳税申报。

    上海税务机关分别给予了回函,告知B公司转让甲股票取得的收益已在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纳税申报,C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已在当期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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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