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川3423民初612号 中国平安某有限公司盐源支公司;苏某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发文时间:2026-4-22
来源:四川省盐源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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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盐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6)川3423民初612号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源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盐源县盐井镇润盐东街820、822号二楼。

负责人:康志斌,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余长江,四川时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余文东,四川时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克且,男,1979年5月5日出生,彝族,四川省盐源县人,村民,住四川省盐源县巫木乡大拉箩村2组5号。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源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与被告苏克且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6年3月11日立案后,于2026年4月9日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长江、被告苏克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保险赔偿金30,40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23年9月26日10时许,被告驾驶川A4J8**号小型普通客车,沿221省道行驶,行驶至221省道106公里200米处时,与案外人叶宗国驾驶的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盐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外人叶宗国不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川W120**小型普通客车经定损、修理,产生车辆维修费30,400.00元。案外人叶宗国为川W120**小型普通客车在原告处投保有车损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2025年1月2日,原告代被告支付了前述车辆维修费30,400.00元。据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就前述代付的车辆维修费取得对被告的代位求偿权。为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苏克且辩称,我的保险过期了,受损车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车主自己到西昌4S店维修的,说是维修费有30,400.00元。当时受损车辆只有保险杆坏了,原告应该只支付受损部分的费用,至于现在维修了那么多处,我不予认可原告支付的部分维修费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盐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拟证明:1、2023年9月26日,被告苏克且驾驶川A4J8**小型普通客车与案外人叶宗国驾驶的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二车受损;2、经盐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苏克且承担该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外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组证据:1、西昌祥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结算单(共5页);2、维修费发票一张,拟证明案外人叶宗国驾驶的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车辆维修费30,400.00元。

第三组证据:1、机动车商业保险电子保单1张;2、“代位求偿”申请资料(2页);3、赔款通知书1张,拟证明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原告处投保了机动车损失商业保险,故原告在案涉被保车辆投保人申请后,代被告支付了车辆维修费用30,400.00元,并就该代付赔偿款对被告取得代位求偿权。

第四组证据:短信截屏一张,拟证明保险公司在对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定损前以短信方式通知被告参与。

被告苏克且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受损车辆中我只维修发动机机盖和保险杆的损坏部分,其它受损部分与本次交通事故无关;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因车主不应该擅自用自己的投保去向保险公司投保维修,该受损车辆应由我自费维修的,所以我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短信里面没有显示时间,我也没有收到过这个短信。

被告苏克且无证据向本院提交。

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被告苏克且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明内容及第四组证据本院结合全案证据及庭审情况予以综合认定。

结合原告的诉称、被告的辩称,双方的举证、质证及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23年9月26日10时许,被告苏克且驾驶川A4J8**号小型普通客车,沿221省道(泸沽湖-西区)行驶至221省道106公里200米处,因越线行驶,与对向行驶的案外人叶宗国驾驶的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相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无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盐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苏克且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外人叶宗国不承担责任。

另查明,被告苏克且驾驶的川A4J8**号小型普通客车保险逾期后未投保任何险种。案涉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等险种,其中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78,423.20元,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内。

再查明,2023年10月6日,案涉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被送至西昌祥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维修。案外人叶宗国要求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在车损险限额范围内予以理赔维修费。2023年10月23日,叶宗国向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出具《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明确同意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苏克且追偿。经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定损、结算,案涉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共产生维修费30,400.00元。后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按流程于2025年1月2日向西昌祥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了维修费30,4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权利的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被告苏克且负全部责任,案外人叶宗国无责。被告苏克且应对案涉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作为案外人叶宗国的保险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径行向西昌祥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支付了保险赔偿金30,400.00元,该事实有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之规定,本案中,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已履行了保险赔付义务,依法取得在赔偿金范围内向被告苏克且追偿的权利。故对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请求被告苏克且支付保险赔偿金30,4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虽被告苏克且辩称,案涉川W120**号小型普通客车的部分维修费与本次交通事故无关,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其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告平安财保盐源支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苏克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源支公司保险赔偿金30,4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60.00元,减半收取280.00元,由被告苏克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马峰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核对位置]

法官助理沙晓庆

书记员杨元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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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