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筹已死?法律视角下:企业境外上市路径重构与合规应对
发文时间:2026-3-19
作者:王佳慧
来源:Lex Bridge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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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关于红筹架构企业赴港上市监管审查加强的市场传闻引发广泛关注。尽管香港交易所以及有关方面明确表示,其IPO政策并无正式调整,但结合中国证监会境外上市备案管理、外汇37号文登记、税务反避税等多重监管要求的持续收紧,红筹架构已从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默认选项”,实质性地转变为需要充分论证商业必要性的“例外路径”。

  从法律实务视角审视,此次监管趋势并非“红筹已死”,而是监管层通过穿透式监管,引导境外上市回归“架构清晰、控制权明确、资金可追溯、风险可防控”的合规本源。对于拟境外上市企业及投融资机构而言,厘清红筹架构的监管边界,精准选择上市路径,做好全流程合规设计,已成为当前的核心要务。

  监管收紧的核心逻辑:从“形式合规”到“实质穿透”

  红筹架构曾凭借其绕开境内上市限制、适配美元基金交易习惯、支持市场化股权安排等优势,成为众多新经济企业境外上市的主流选择,其核心价值在于解决了境内企业与境外资本市场的对接难题。然而,随着监管环境的变化,红筹架构的监管逻辑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过往关注“架构是否搭建完成”,转向全面核查“架构背后的实质风险”。

  在境内监管层面,外汇37号文登记的执行口径持续趋严是核心抓手。此前部分企业“先搭架构再补登记”“空壳公司办理登记”的操作模式已彻底行不通。银行展业时需严格核查企业实际经营业务、真实境外融资能力、资金调回后的主业投向,甚至对存量登记要求明确融资和资金回流时间,无可行性的将被要求注销。37号文正回归“服务真实境外投融资”的政策本意。同时,税务端强化境外所得纳税监管,境内个人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股权转让收益等,即便未实际调回境内,也需依法纳税,彻底消解了红筹架构过往“资金留境外、纳税后置处理”的隐性优势。

  而部分大型企业风险事件,更让监管层意识到红筹架构的结构性风险:核心资产、经营现金流、员工及相关利益方均在境内,而上市平台、股权层、部分收益却留存在境外。一旦爆发债务风险,跨境重组、追偿、清算的协调成本急剧攀升,甚至可能引发境内外利益失衡。在此背景下,“核心资产境内、收益长期境外”的安排已成为监管重点关注的红线。

  在境外监管层面,美国SEC对红筹架构的壳公司属性、VIE风险的监管从未放松。早在2021年,美国SEC就要求离岸发行人充分披露VIE架构下的资金流动、监管政策风险,且明确若中国运营实体的审计师无法配合底稿核查,相关企业将在三年内失去美上市资格。中美双方的监管收紧形成叠加效应,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企业的核心业务、控制权、收益归属是否与实际运营相匹配,投资人是否能清晰知晓其投资标的的真实状况。

  上市路径分化:H股直接上市与红筹间接上市的利弊权衡

  近期智谱AI(境内主体H股直接赴港上市)与MiniMax(开曼红筹架构赴港上市)的案例对比,直观印证了当前境外上市路径的分化趋势。二者均成功完成证监会备案并赴港上市,但背后的法律合规要求、架构设计成本、后续监管约束存在显著差异,为拟上市企业提供了清晰的参考样本。

  H股直接上市以境内运营主体为发行主体,直接对接港交所资本市场,其核心法律优势体现在架构简单、监管穿透性强、资金回流路径清晰。从合规要求来看,企业仅需完成证监会境外上市备案、港交所上市审核,无需搭建复杂的离岸控股架构,且外汇局大幅放宽了募集资金使用限制,开立资本项目结算户即可直接结汇,资金使用的灵活性显著提升。同时,H股架构下企业的控制权、核心资产均保留在境内,完全契合当前监管层对“实质经营与架构匹配”的要求,后续面临的备案、税务、外汇合规风险大幅降低。对于不依赖复杂VIE架构、股权结构清晰的企业,尤其是实体产业、核心技术型企业,H股直接上市的法律合规成本更低,审批效率更高,是当前监管导向下的优选路径。

  然而,H斗争直接上市也存在一定法律与市场限制:其一,港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流动性与美股存在差异,对企业估值的支撑可能弱于红筹架构下的美股上市;其二,对于已引入美元基金的企业,H股架构下的基金退出路径需重新设计,与美元基金的境外退出习惯存在一定冲突;其三,部分特殊行业的企业仍需面对境内上市的行业限制,无法通过H股直接对接境外资本市场。

  此次监管收紧并非否定红筹架构的合法性,而是抬高了红筹架构的适用门槛——红筹不再是“默认选择”,而是需要企业从法律、商业、行业等维度,充分论证其“非用不可”的必要性。从MiniMax的案例来看,其作为开曼注册的离岸公司,以红筹架构赴港上市仍获得了证监会备案,核心在于其完成了全套合规操作:境内实际控制人按37号文要求完成外汇登记、架构设计符合监管穿透要求、对资金回流和收益归属作出了清晰安排。但红筹架构的法律合规成本已显著提升:其一,企业需向监管层详细说明搭建红筹的商业理由,如是否因行业限制无法境内上市、是否需适配美元基金的全球化交易安排、是否存在境外业务拓展的实际需求等,无合理理由的红筹架构将难以通过备案;其二,离岸架构的搭建需严格遵守37号文、税务反避税、境外上市备案等多重要求,股权层级、VIE协议(若有)的设计需做到合法合规,避免被认定为“虚假架构”“规避监管”;其三,后续需持续满足资金回流、境外所得纳税、控制权穿透披露等要求,合规维护的持续性成本更高。

  对于股权结构复杂、已引入多轮美元基金、存在境外业务布局或需采用特殊股权安排(如不同投票权)的企业,红筹架构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需从架构设计之初就做好全流程的法律合规规划,避免后续因监管要求调整而面临架构拆除的风险。

  实务合规应对:不同主体的法律行动建议

  当前红筹架构监管趋严的背景下,拟境外上市企业、美元基金、中介机构均需调整策略,从法律视角做好合规应对,把握监管导向下的境外上市窗口期。

  拟境外上市企业应优先开展法律尽调与路径分析。企业应委托专业律师,结合自身行业属性、股权结构、融资需求、业务布局,全面分析H股直接上市与红筹间接上市的适配性。对于实体产业、核心技术型、股权结构清晰的企业,建议优先选择H股直接上市路径,降低合规成本;对于需适配美元基金、存在特殊股权安排或境外业务占比高的企业,可考虑红筹架构,但需提前做好必要性论证和合规设计。若选择红筹架构,境内实际控制人必须按37号文要求,在境内核心资产所在地银行完成外汇登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架构、融资需求一致,避免因“虚假登记”“空壳登记”被处罚;同时,提前规划资金回流路径和境外所得纳税安排,确保符合税务、外汇监管要求。过往部分企业“先搭建离岸架构,再逐步补全备案、登记手续”的模式已彻底失效,企业应在架构搭建前完成所有前置合规程序,确保每一步操作均符合境内外监管要求,避免因合规瑕疵导致上市进程停滞。

  美元基金需调整投资条款与退出逻辑,适配监管新要求。过往“开曼持股、境外上市、境外减持、境外分配”的退出逻辑,因资金回流、税务穿透监管的收紧而面临不确定性,建议在投资协议中增加“退出路径灵活性条款”,明确若企业调整上市路径(如从红筹改为H股),基金的退出方式、对价支付、税务承担等事项的处理方案。在投资前,需委托律师对被投企业的红筹架构、37号文登记、税务合规等情况进行全面尽调,排除合规瑕疵;在投资后,持续关注被投企业的合规状况,督促其及时满足监管要求,避免因企业合规问题导致基金退出风险。针对拟选择H股直接上市的企业,美元基金可调整投资条款,适配H股市场的投资者要求和监管规则,如优化股权结构、调整分红机制等,降低因上市路径变化带来的投资风险。

  中介机构作为境外上市的“把关人”,需强化合规意识,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一体化的专业服务。律师应在架构设计、备案登记、协议起草等环节,严格把控法律风险,确保企业的上市路径符合境内外监管要求;同时,协助企业做好红筹架构的必要性论证,为监管层提供清晰、合理的法律依据,推动上市进程顺利推进。

  结语:红筹架构的“黄金时代”落幕,合规成为境外上市的核心底色

  从法律视角来看,此次红筹架构监管趋严,并非监管层对境外上市的限制,而是对境外上市合规性的进一步规范。红筹架构并未消亡,但其“闭眼搭建、野蛮生长”的时代已彻底落幕,未来境外上市的核心关键词是“合规”与“适配”——企业需选择与自身实际相适配的上市路径,且无论选择何种路径,都必须坚守合规底线,确保架构清晰、控制权明确、资金可追溯、风险可防控。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境外上市的通道并未关闭,港交所H股直接上市、A股+H股双重上市等路径,为企业对接境外资本市场提供了更多合规选择。在监管穿透式监管的大背景下,企业唯有摒弃“规避监管、寻求灰色红利”的思维,回归企业经营的本质,做好全流程的法律合规规划,才能在境外资本市场行稳致远。而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此次监管趋势也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不仅需要精通境内外的上市规则、外汇管理、税务合规等专业知识,更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为企业提供精准、可行的境外上市法律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在合规的前提下,高效对接境外资本市场。

  本文仅为法律实务分析,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或投资建议,企业具体操作需结合自身实际,委托专业律师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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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