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税务透明再升级:CRS2.0将如何影响中国税收居民
发文时间:2026-3-6
作者:华税
来源: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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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全球税收透明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制度正迎来新一轮升级。2023年,由OECD发布了CRS修订方案(即CRS2.0)。该版本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对报告资产范围、金融机构范围及尽职调查规则等方面进行了重要调整。尽管中国大陆目前尚未正式实施CRS2.0,但随着多个国际金融中心陆续推进相关制度,中国税收居民在境外持有金融资产的信息透明度可能进一步提高。本文将简要介绍CRS1.0与CRS2.0之间的主要差异,并分析相关制度变化可能对中国税收居民产生的影响。

  一、CRS制度升级:全球税收信息交换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随着跨境资本流动不断增加,各国税务机关对于跨境逃税问题的关注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由OECD推动建立的CRS制度逐渐成为全球税收信息交换的重要基础。

  CRS制度要求金融机构识别账户持有人的税收居民身份,并将相关金融账户信息报送本国税务机关,再由税务机关与其他国家进行自动信息交换。该制度被视为全球反避税体系的重要支柱,与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并列,构成国际税务透明化的重要制度基础。

  自2018年起,我国开始实施CRS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并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信息交换合作。随着制度运行的不断深入,CRS在提升全球税收透明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以及数字资产的快速兴起,使部分金融资产类型未能完全纳入传统CRS监管范围。例如,一些数字资产交易平台账户或电子货币账户在原有制度框架下并未被充分覆盖。为应对这一变化,OECD于2023年发布CRS修订方案,并同步推出了针对数字资产信息报告的Crypto-Asset Reporting Framework(CARF)。CRS2.0与CARF的结合,标志着全球税收信息交换体系正在逐步适应数字化金融环境的发展。

  二、CRS1.0与CRS2.0的主要制度变化

  与CRS1.0相比,CRS2.0在制度设计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增数字资产报告要求

  CRS1.0主要针对传统金融账户,如银行账户、证券账户、基金份额及部分保险产品等。但随着加密资产的快速发展,大量财富开始通过数字资产形式持有,而CRS1.0对这类资产并未形成完整监管。

  CRS2.0引入了针对数字资产的信息报告规则,与加密资产报告框架(CARF)相衔接,将部分数字资产服务提供者纳入信息申报体系。CRS2.0主要负责将电子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等纳入监管,而CARF则作为独立框架,专门针对去中心化加密资产交易进行信息报告。未来,加密资产交易平台、托管机构等可能需要识别用户税收居民身份并向税务机关报告相关信息。

  这意味着,过去通过数字资产进行跨境资产配置而不易被税务机关掌握的情况,将逐步被纳入全球税务透明体系。

  (二)报告金融机构范围扩大

  CRS2.0进一步扩大了应报告账户的范围,对电子货币机构、部分投资平台等新型金融服务主体进行了补充。同时,对某些原本被视为“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也进行了重新评估。此外,新版本还对部分保险产品和投资工具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减少金融机构在解释规则时的灰色空间。通过这些修订,CRS体系能够覆盖更多金融资产类型,使得通过金融产品结构设计规避申报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三)尽职调查规则强化

  在CRS1.0实施过程中,部分账户持有人通过离岸公司、信托或基金等结构持有金融账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CRS2.0对此进行了针对性修订,强化了对被动非金融实体(Passive NFE)及其控制人的识别要求,要求金融机构在尽职调查中更加准确地识别实际控制人。这意味着,如果账户通过公司或信托结构持有,但最终控制人为某一税收居民,相关信息仍可能被穿透识别并进行交换。

  (四)提高金融机构尽职调查标准

  CRS2.0还对金融机构在客户识别、税收居民身份确认以及信息收集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优化税收居民识别规则、强化自我声明(Self-Certification)真实性审核、增加对异常信息的核查要求。这些变化将使金融机构在账户开户、客户审查以及年度申报方面承担更严格的合规责任。

  三、CRS2.0对中国税收居民的潜在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公开信息显示,CRS2.0尚未在中国大陆正式实施,但部分金融中心已经开始推进相关规则。例如,开曼群岛、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等离岸或国际金融中心正在推进或计划实施CRS2.0。由于中国税收居民在这些地区持有金融账户的情况较为普遍,一旦相关司法辖区实施新规则,中国税收居民仍可能受到影响。如果中国税收居民在已经实施CRS2.0的司法辖区开立金融账户,当地金融机构仍需按照当地法律履行信息收集和报告义务,相关信息仍可能通过CRS信息交换机制传递给中国税务机关,主要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境外资产透明度进一步提高

  CRS2.0扩大了金融账户信息的报告范围,同时加强了对复杂结构的识别能力。这意味着,通过离岸公司、信托或基金持有资产的安排,在信息交换体系下被识别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对于在境外持有银行账户、投资账户或其他金融资产的中国税收居民而言,相关信息被交换至中国税务机关的概率将随之增加。

  (二)数字资产纳入监管视野

  随着数字资产报告规则的引入,通过加密资产进行跨境资产配置的隐蔽性正在降低。如果相关交易平台或托管机构位于已实施CRS2.0或CARF规则的司法辖区,账户持有人的交易信息可能被纳入报告范围。这意味着,数字资产不再是传统税务信息交换体系之外的盲区。

  (三)历史结构安排可能面临重新评估

  部分纳税人此前基于CRS1.0规则进行资产结构设计,例如通过离岸实体或多层结构持有资产。在CRS2.0加强穿透识别后,这些结构安排可能面临重新评估。在新的信息交换环境下,过于复杂或缺乏商业实质的结构安排,其税务风险可能逐渐显现。

  四、风险提示与合规建议

  在全球税务透明度持续提升的大趋势下,CRS2.0的推出进一步表明,各国税务机关正在通过国际合作加强对跨境资产的监管。对于中国税收居民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前做好风险管理。

  (一)全面梳理境外资产结构

  建议对现有境外资产进行系统梳理,包括:境外银行账户、投资账户与证券资产、离岸公司或信托结构、数字资产账户,通过全面了解自身资产结构,有助于识别潜在的信息申报风险。

  (二)关注不同司法辖区的实施进度

  由于CRS规则由各司法辖区分别立法实施,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推进节奏并不一致。对于在新加坡、香港或开曼群岛等金融中心持有资产的纳税人,应特别关注当地CRS2.0规则的实施时间及具体要求。例如,香港拟在2028年开展首次CARF交换,而新加坡则将在2028年进行首次CRS2.0信息交换。

  (三)确保税务申报与资产信息一

  随着信息交换机制的完善,各国税务机关获取境外账户信息的能力不断提高。纳税人在进行个人所得税申报或其他税务申报时,应注意保持与实际资产情况的一致性,以避免未来因信息不一致而产生税务风险。

  (四)在必要时寻求专业税务建议

  跨境资产涉及的税务规则通常较为复杂,特别是在多个司法辖区同时适用不同规则的情况下。对于资产结构较为复杂或涉及较大金额的情况,建议在专业税务顾问或律师的协助下进行合规评估,以制定更稳健的资产与税务安排。

  结语

  在全球税收透明化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跨境资产配置不仅是投资决策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税务合规问题。对于中国税收居民而言,在进行境外投资或资产配置时,应充分了解相关税收规则及信息交换机制,并依法履行纳税申报义务。对于涉及境外公司、信托或其他复杂投资结构的安排,建议在专业税务或法律顾问协助下进行合规评估,以降低潜在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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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