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重点逐条解读
发文时间:2025-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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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瑞岳华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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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涌动,万象更新。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于2025年3月28日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税收法治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既是对24年未大幅修订的现行法律的系统性完善,更是对数字经济时代新业态、新挑战的积极回应。

  税收,是国之血脉,亦是民之担当。此次修订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底色,以“规范执法、优化服务”为笔触,勾勒出一幅法治化、数字化、人性化的税收治理新图景。从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到电子凭证法律效力的确立,从取消“复议前清税”到严打高收入者偷逃税行为,每一项条款的革新都凝聚着“宽严相济”的智慧,既为守法者撑起公平的“保护伞”,也为市场注入秩序的“稳定剂”。

  为洞悉立法深意,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的重点内容逐条解读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五条

  修订内容:新增“应当依法加强区域间税收执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明确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需统筹区域执法标准。

  解读:强化全国税收执法统一性,消除地方政策差异,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体现“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思维,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和区域协调发展。

  第六条

  修订内容:

  1. 将“信息共享制度”升级为“税务信息提供与共享机制”,明确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可通过公安、金融、海关等部门获取纳税人信息,并要求严格保密。

  2. 新增“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其他单位需如实提供涉税信息”。

  解读:

  • 部门协作:打破信息孤岛,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减少重复报送负担。

  • 信息安全:明确信息使用边界,体现对纳税人隐私权的保护,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

  第七条(新增)

  修订内容:建立国家税收诚信体系,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解读:

  • 信用导向: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双轨机制,推动纳税人主动遵从税法。

  • 社会共治:与国家信用体系建设衔接,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治理格局,强化社会信用约束力。

  第八条

  修订内容:新增“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便捷办税方式”。

  解读:响应数字政府建设要求,推动“非接触式办税”,降低征纳成本,提升服务质效,体现服务型政府理念。

  第十三条

  修订内容:新增“税务机关查处违法行为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解读:与《行政程序法》衔接,规范税收执法自由裁量权,防范执法随意性,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

  第二章 税务管理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新增)

  修订内容:确立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和实名办税制度,明确三类纳税人识别号规则。

  解读:

  • 身份唯一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公民身份号码作为识别号,实现“一码通办”,提升征管精准度。

  • 风险防控:实名办税可有效防范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夯实税收治理基础。

  第十八条

  修订内容:

  1. 删除“工商登记后30日内办理税务登记”,改为“以营业执照作为税务登记证件”。

  2. 新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需实时共享企业登记信息。

  解读:

  • 简政放权:落实“多证合一”改革,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减轻企业负担。

  • 数据赋能: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实现“登记即办税”,提升行政效能。

  第二十条(新增)

  修订内容:明确税务机关不得要求重复提供已共享信息。

  解读:根治"多头报送"顽疾,落实"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原则,彰显"放管服"改革成效。

  第二十三条

  修订内容:“帐簿”统一改为“账簿”,新增电子凭证合法性。

  解读:

  • 术语规范:与《会计法》修订保持一致,统一法律用语。

  • 数字转型:承认电子凭证效力,为全电发票推广提供法律支撑,顺应数字经济时代需求。

  第二十九条(新增)

  修订内容:要求电商平台报送经营者身份及涉税信息。

  解读:

  • 平台责任:压实平台协税护税义务,破解数字经济税收征管难题。

  • 数据治税:为跨境税收、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监管提供抓手,维护税收主权。

  第三章 税收征管

  第三十二条

  修订内容:删除“农业税应纳税额按法律核定”条款。

  解读:与2006年废止农业税政策衔接,体现税制改革成果,彰显国家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

  第三十四条

  修订内容:删除“税务机关向扣缴义务人支付代扣代收手续费”条款。

  解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明确扣缴义务为法定义务,强化税收征管严肃性,避免因手续费争议影响税款及时入库。

  第三十六条

  修订内容:

  1. 将“擅自减免税”改为“擅自税收优惠”,新增“地方政府不得向税务机关下达税收收入指标”。

  2. 强调“税务机关不得执行违法税收优惠决定”。

  解读:

  • 公平治税:遏制地方“税收洼地”乱象,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秩序。

  • 依法行政:防范税收任务指标化导致的征管扭曲,确保税收法治刚性。

  第三十八条(新增)

  修订内容:授权税务机关运用涉税大数据进行风险分析,实施分类应对措施。

  解读:

  • 精准监管:依托“以数治税”实现“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必追究”,提升征管效能。

  • 服务优化:通过风险预警引导纳税人自查自纠,降低合规成本。

  第三十九条

  修订内容:

  1. 新增“引导纳税人依法建账核算”。

  2. 要求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建立全国统一核定征收制度”。

  解读:

  • 规范核定:堵住地方滥用核定征收的政策漏洞,推动税收核定标准化、透明化。

  • 长效治理:从源头减少“粗放式征管”,促进税收公平。

  第四十条

  修订内容:

  1. 扩大关联交易调整范围至自然人,新增“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条款。

  2. 明确税务机关对避税行为有权调整。

  解读:

  • 全链条监管:覆盖自然人与企业间避税行为。

  • 国际接轨:引入“一般反避税规则”(GAAR),与BEPS行动计划衔接,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第四十一条

  修订内容:将“滞纳金”改为“税款迟纳金”,维持万分之五日加收率。

  解读:

  • 法律属性明晰:避免与《行政强制法》滞纳金概念混淆,强调税收债权特殊性。

  • 政策延续:保持税收惩戒力度,保障国家税款安全。

  第四十二条(新增)

  修订内容:明确四类不予/免收迟纳金情形(如不可抗力、税种变更等)。

  解读:体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区分主观恶意与客观困难,彰显税收执法温度。

  第四十三条

  修订内容:

  1. “税收保全”统一改为“强制措施”。

  2. 新增对非银行支付账户(微信、支付宝等)的冻结权限。

  解读:

  • 法律衔接:与《行政强制法》术语统一,规范执法程序。

  • 技术适配:回应数字经济支付方式变革,提升征管手段时代性。

  第四十五条

  修订内容:

  1. 删除“从事生产经营的”限制,允许对自然人强制执行。

  2. 明确“不得进入个人住宅”的执法红线。

  解读:

  • 公平性:消除征管盲区,实现自然人与企业税收义务平等。

  • 人权保障:严格限制执法边界,保护公民基本生活权利。

  第四十七条(新增)

  修订内容:设定强制措施期限(一般6个月,经批准可延长3个月)。

  解读:防范“长期冻结”损害纳税人权益,督促税务机关高效执法,平衡公权与私权。

第五十一条

  修订内容:阻止出境对象从“法定代表人”扩大至“实际控制人”。

  解读:堵住利用“代持”“挂名法人”逃避税收责任的漏洞,强化税收遵从威慑力。

  第五十二条

  修订内容:

  1. 删除“税收优先于留置权”条款。

  2. 明确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按《企业破产法》处理。

  解读:

  • 法理优化:尊重物权优先原则,保护劳动者等弱势群体权益。

  • 法律协同:化解《税收征管法》与《企业破产法》冲突,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

  第五十六条(新增)

  修订内容:税务机关可“刺破公司面纱”向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的出资人追缴税款。

  解读:打击“恶意注销”“抽逃资金”逃避税行为,维护税收债权完整性,筑牢税收安全防线。

  第五十七条

  修订内容:完善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程序规定,与《民法典》第535-542条衔接。

  解读:

  • 法律衔接:细化税收债权保护机制,明确税务机关可追索纳税人怠于行使的到期债权或撤销损害税收债权的财产处置行为,强化国家税款安全保障。

  • 实操规范:限定代位权、撤销权的行使条件(如纳税人欠税且怠于追偿债权),防止权力滥用,平衡公权与私权关系。

  第五十九条

  修订内容:新增“为融资、上市等目的虚增收入多缴税款不予退还”条款。

  解读:

  • 遏制造假:打击利用虚增税收美化财务报表的行为,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与税收真实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 政策导向:明确税收不得作为企业不当竞争工具,引导市场主体聚焦实体经营与合规发展。

  第六十条

  修订内容:维持对偷税、抗税、骗税等行为的无限期追征原则。

  解读:

  • 法律威慑:坚守税收法治底线,杜绝“违法获利”侥幸心理,彰显税收公平正义。

  • 国家权益:保障税款应收尽收,防止因追征期限制导致国家财政利益受损。

  第四章 税务检查

  第六十二条

  修订内容:

  1. 新增税务机关可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网络交易平台提供涉税数据;

  2. 明确向公安、民政、不动产登记等部门调取纳税人财产及身份信息的权限;

  3. 新增对非银行支付账户(微信、支付宝等)的检查权。

  解读:

  • 技术穿透:破解数字经济时代交易隐匿性难题,实现“资金流、信息流、货物流”全链条监管,保障税收主权完整性。

  • 协同治理: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提升监管效能,减少重复执法对企业经营的干扰。

  第六十六条

  修订内容:

  1. 新增电子数据取证规则,明确电子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2. 规定“当事人认可的证据可直接采信,否认需举证”。

  解读:

  • 证据规范:与《行政诉讼法》衔接,防范“取证程序瑕疵”导致的执法风险,确保税务检查结论的司法可接受性。

  • 效率提升:通过“自认证据有效”规则,降低征纳双方争议成本,推动执法资源向高风险领域倾斜。

  第六十八条(新增)

  修订内容:对涉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重要涉案人员,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可通知移民管理机构阻止其出境。

  解读:

  • 风险防控:填补“法定代表人非实控人”的监管漏洞,阻断资金外逃和人员潜逃路径,筑牢税收安全防线。

  • 程序正义:严格限定审批层级(省级),防止权力滥用,平衡执法效能与公民权利保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九条

  修订内容:

  1. 新增“未报送合并分立、大额资产处分信息”“违反实名办税”等违法情形。

  解读:细化违法行为类型,强化企业信息报告义务,推动税收监管从“事后纠偏”转向“事前规范”,夯实税收共治基础。

  第七十二条(新增)

  修订内容:

  1. 平台责任:电商平台未报送经营者涉税信息,最高罚款200万元并可责令停业整顿;未协助办理纳税申报的,处未缴税款0.5-3倍罚款。

  解读:

  • 权责对等:压实平台协税护税主体责任,破解数字经济“监管盲区”。

  • 精准打击:针对“刷单”“虚构交易”等乱象,切断偷逃税利益链。

  第七十三条

  修订内容:

  1. “偷税”改为“逃税”,新增兜底条款“其他逃税行为”,明确自然人“通知申报而不申报”构成逃税。

  2. 区分企业与自然人未申报的处罚标准。

  解读:

  • 法律衔接:与《刑法》逃税罪表述统一,实现行刑无缝对接。

  • 分类治理:区分企业故意不申报与自然人程序性违法,体现“过罚相当”原则。

  第七十四条 (新增)

  修订内容:对非逃税类未缴少缴税款行为(如疏忽性未申报),按情节轻重分档处罚(最高1倍罚款)。

  解读:建立“故意违法从严、过失违法从宽”梯度惩戒机制,引导纳税人主动纠错。

  第八十二条

  修订内容:非法印制发票、伪造电子发票等行为的罚款上限由1万元提高至50万元。

  解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遏制“假发票”黑色产业链,维护税收秩序和数字经济安全。

  第八十三条(新增)

  修订内容:虚开发票罚款上限由50万元提高至500万元。

  解读:

  • 震慑效应:与虚开发票刑事责任形成“行刑衔接”合力,强化法律威慑。

  • 公平竞争:打击“空壳公司”“暴力虚开”,净化市场环境。

  第八十四条(新增)

  修订内容:明确帮助纳税人实施税收违法行为的罚则(最高处违法税款1倍罚款)。

  解读:覆盖“黑中介”“财税掮客”等灰色角色,根治“教唆逃税”顽疾,推动涉税服务行业规范化。

  第八十七条

  修订内容:新增“主动纠正或配合查处违法行为可减轻或免予处罚”条款。

  解读:贯彻“宽严相济”执法理念,鼓励纳税人自查自纠,降低税收争议解决成本。

  第八十八条

  修订内容:税务所行政处罚权上限由2000元提高至3000元。

  解读:适应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基层执法效能,确保“小微违法”及时纠偏。

  第九十三条

  修订内容:明确违法查封、扣押公民生活必需品需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划定公权行使“禁区”,强化执法监督,彰显“税收为民”根本立场。

  第一百零一条

  修订内容:取消行政复议“清税前置”要求,保留行政诉讼清税前置。

  解读:

  • 救济优化:降低纳税人复议门槛,保障救济权利实质公平。

  • 风险防控:保留诉讼环节清税要求,平衡国家税款安全与纳税人诉权。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百零二条

  修订内容:明确国家鼓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依法开展税务代理业务,税务机关应当加强涉税专业服务监管。

  解读:鼓励涉税专业服务行业规范发展,与2025年3月1日发布的《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相呼应。

  结语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不仅是制度的优化,更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铿锵作答。它用法律的刚性捍卫公平,用服务的柔性传递温度,在守正与创新之间,为市场主体铺就一条更透明、更可预期的合规之路。

  今日之中国,正以开放的姿态倾听每一份民声。即日起至4月27日,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也是汇聚众智、凝聚共识的重要契机。我们期待每一位纳税人、每一家企业、每一位关注税收法治的公民,都能以理性建言共筑税收法治的长城,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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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核定征收注销后,税务机关能否向合伙人追补税款?

编者按: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给予合伙企业核定征收政策作为招商引资条件,许多投资者通过合伙企业持股平台进行股权转让等溢价交易享受了低税负的政策红利。财税2021年第41号公告规定持股平台类合伙企业一律按照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税有效遏制了此类避税操作。最近,有些投资者接到居住地税务机关通知,针对若干年以前异地合伙企业股权转让核定征收接受调查并被要求补缴税款、罚款。合伙企业股权转让核定缴税是否必然违法,投资者居住地税务机关是否有权追溯查处,投资者又该如何妥善应对此类风险?本文针对上列实务问题作出税法分析。

  01、实案分享

  2017年,居住在A市的李某受甲合伙企业(私募股权投资)的GP邀请,向甲合伙企业投资500万元成为了甲合伙企业的LP。甲合伙企业的注册地在B市,共募集资金1亿元投资了位于C市的乙公司,持有乙公司2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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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甲合伙企业将其持有的乙公司股权全部对外转让,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为2.5亿元。在办理纳税申报时,由于甲企业与B市政府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约定准予甲企业按照10%核定应纳税所得额,因此,甲企业以股转收入2.5亿元的10%即2500万元应纳税所得额为基准,按李某持有的5%合伙份额计算出李某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25万元。2020年2月,甲企业在B市为李某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办理了纳税申报37.2万元。甲企业根据李某持有的合伙份额计算确认了李某的投资回款为750万元,向B市税务机关代为缴纳税款后向李某支付了712万余元,并将李某的完税凭证交付李某。2020年3月,甲企业完成注销。

  2025年3月,A市税务机关接到李某涉嫌偷税的举报材料,对李某2020年取得712万余元投资收入一事展开调查。A市税务机关经调查后认为,李某投资的甲合伙企业存在违规利用核定征收的避税行为,导致李某的实际税负率仅为5%左右,远远低于法定税负,应当进行纳税调整,并要求李某按照收入750万、成本500万、应纳税所得额250万适用生产经营所得累进税率在A市申报个人所得税80.95万元,补缴个税43.75万元,并拟加收相应滞纳金并按偷税加处0.5倍罚款。

  本案有三个方面值得探讨:

  其一是针对李某在甲合伙企业实现的投资收益的纳税义务地点是在A市还是在B市,即A市税务机关是否有权对李某的该笔收入征收税款并实施处罚。

  其二是甲合伙企业是否构成李某的扣缴义务人。

  其三是甲合伙企业利用核定征收降低李某实际税负的行为是否必然违法,如果存在违法现象,能否视为李某实施的偷税行为并进行处罚,以及对李某相应税款的追缴期限是否可以无限期追缴,是否应当加收滞纳金。

  02、合伙人税源归属于合伙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与合伙人居住地无关

  在引入案例中,李某的经常居住地是A市,其投资的甲合伙企业在B市,投资标的乙公司又在C市,那么李某取得投资收益应当由谁来进行纳税申报,是李某自己进行纳税申报,还是由甲合伙企业或乙公司进行纳税申报?李某申报解缴税款应当到A市税务机关办理,还是到B市税务机关亦或是C市税务机关办理?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有明确的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投资者应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投资者从合伙企业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由合伙企业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投资者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并将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抄送投资者。”

  据此规定,个人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取得生产经营所得后,纳税申报主体是合伙人,纳税申报的执行主体是合伙企业,税源属于合伙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即通常意义上的合伙企业注册所在地。及至本案,李某的经常居住地虽然在A市,但是甲合伙企业的注册地和实际经营管理地都在B市,因此李某的投资收益税源属于B市税务机关,不属于A市税务机关。

  因此,从税收征管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尽管A市税务机关有权对李某的财产收入和纳税情况进行管理和调查,但是如果仅仅发现李某来源于甲合伙企业的投资收益纳税违法或不合规的话,则应当将案件转交B市税务机关进行进一步查处,而不能直接作出追缴税款的处理,更不应当直接作出行政处罚。

  此外,从税收征管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角度来看,由于李某的投资收益涉税事项发生在B市,所有与收入、成本、所得、交易相关的资料和行为也都发生在B市,B市税务机关已经受理了甲企业为李某办理的纳税申报并接收了相应税款,因而B市税务机关已经对李某的纳税义务实施了正常的管理行为,而且也对涉税事项的了解和掌握更为全面,在判断甲合伙企业及李某纳税申报义务履行是否合规以及是否有违法现象上更适格,因而A市税务机关主动将李某的偷税举报线索交由B市税务机关进行调查更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03、合伙企业不是合伙人的扣缴义务人,是合伙人的纳税申报协力人

  在引入案例中,甲合伙企业可能存在违规利用核定征收避税的行为,那么李某是否会因甲合伙企业存在的违规行为而被定性为偷税处罚?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合伙企业和自然人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即合伙企业是否构成自然人合伙人的法定的扣缴义务人。

  甲合伙企业将其投资的乙公司股权对外转让,股权受让方没有直接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甲合伙企业的各个合伙人,而是直接支付给甲合伙企业,再由甲合伙企业支付给各个合伙人。显然,股权受让方必然不构成合伙人的扣缴义务人,而甲合伙企业是否构成合伙人的扣缴义务人在征管实践中存在各地税局执行口径不一的问题。

  首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的相关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应当履行对合伙人生产经营所得的扣缴义务,只是强调要先分后税,要代为申报缴纳税款,因此不构成扣缴义务人,而是纳税申报协力人。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扣缴义务人,是指向个人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第四条规定,“实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应税所得包括:(一)工资、薪金所得;(二)劳务报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五)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六)财产租赁所得;(七)财产转让所得;(八)偶然所得。”注意,上列需要扣缴税款的所得类型中不含生产经营所得,因此,合伙企业在每个年度终了后向合伙人支付生产经营所得时不负有代扣代缴的法定义务,只是具有法定的代办申报缴纳税款协力义务。

  其次,如果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是被投资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所得,那么其再向合伙人支付时则构成扣缴义务人。财税[2000]91号文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合伙人生产经营所得的计税依据之一收入的范围,包括销售收入、营运收入、劳务服务收入、工程价款收入、财产出租转让收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此处不包含股息红利所得,即股息红利所得不属于生产经营所得范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第二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此处不仅明确了股息红利所得不属于生产经营所得以外,还把利息收入从生产经营所得中剔除,单独做纳税申报处理。

  2021年4月29日,河南省税务局曾在12366官网互动交流栏目答复网上留言咨询称,“投资公司分配给合伙企业的分红,个人合伙人应缴纳的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应由直接向个人合伙人支付所得的合伙企业负责代扣代缴。”一些税务机关公职人员在《中国税务报》发表的文章也明确讲到合伙企业取得分回的股息红利所得时哪怕还没有向合伙人分配,都要在次月15日内履行对个人合伙人的扣缴义务。

  结合上述规定可以看到,合伙企业针对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应承担“申报”加“缴纳”税款的协力义务,但不构成扣缴义务。实践中,合伙企业为合伙人办理申报缴纳税款的合规流程主要呈现为四步,即在年度终了后30日内,先按照合伙份额确认各个合伙人的利润即所得,再计算各个合伙人的应纳税额,再为各个合伙人办理纳税申报和解缴税款,最后将税后利润支付给各个合伙人。但是,这种类似于代扣代缴税款的操作并不等同于税法中的扣缴义务。

  04、合伙企业利用核定政策申报缴纳税款并不必然违法

  合伙企业利用核定政策代为申报解缴税款的行为并不必然违法,更不能一刀切地认定合伙企业和合伙人构成偷税予以处罚,笔者结合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两种情形来具体分析。

  情形一:合伙企业依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和要求如实申请核定并由税务机关鉴定审核同意。

  财税[2000]91号文第七条至第九条就对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的范围、标准等进行了规定。根据《税收征管法》,税务机关对核定征收具有鉴定权,既可以主动发起核定,也可以在纳税人申请时进行鉴定并准予核定。目前,国家层面尚无关于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的相关规定,仅有部分省市发布了具体操作通知。例如,北京市《关于调整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方式鉴定工作的通知》(京财税[2011]625号)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应于每年12月开展下一年度核定征收方式鉴定工作。除特殊情形外,征收方式确定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做变更;对于新办的独资、合伙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在企业报到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工作。”

  如果合伙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如实申报核定征收,主管税务机关经过鉴定审核后作出准予核定的通知,而且合伙企业在核定征收期间取得的收入没有超出其申报核定时填列的收入类型时,那么税务机关就不能肆意改变税款征收方式查补税款,更不能随意指摘合伙企业核定缴税违法甚至是定性偷税处罚。

  情形二:地方政府给予合伙企业核定征收或税负率优惠等招商引资政策。

  如果合伙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招商引资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给予合伙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按一定比例核定的扶持政策,或者直接允诺合伙企业实际税负率的优惠待遇。又或者地方政府直接对外出台招商引资政策,规定在一个特定的产业园区内新办企业可以享受核定政策或优惠税负率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当合伙企业直接按照核定方式做纳税申报,或者按照实际税负率倒挤的方式计算收入和成本并进行纳税申报解缴税款,而主管税务机关对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做法采取默认的态度,即不事先鉴定审核,也不事中提示风险,更不事后查补税款。合伙企业实施核定申报的行为可能会出现不符合财税[2000]91号文第七条的规定,出现少缴税款的后果,但是不论是合伙企业还是合伙人均不具有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而是基于享受招商引资优惠待遇的主观认知和意志来实施核定申报缴税,那么税务机关就不能一刀切地认定合伙企业和合伙人构成偷税予以处罚。

  05、合伙人在合伙企业利用核定政策被质疑的情形下应承担什么责任?

  按照财税[2000]91号文第二十条第一款“由合伙企业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投资者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并将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抄送投资者”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年度终了后30日内,投资者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并附送年度会计决算报表和预缴个人所得税纳税凭证”的规定,可以看到,针对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合伙人是纳税申报义务主体,合伙企业是纳税申报协力义务主体。那么对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伙企业和合伙人应承担共同责任,如出现未缴少缴税款的,补税责任应由合伙人承担。

  与此同时,税务机关在认定合伙人是否构成偷税时应当慎重处理,尤其是在有限合伙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中,不应一刀切地认定合伙人少缴税款的行为构成偷税,也不能盲目地无限期追征税款和加收滞纳金,应当根据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考察。

  第一,合伙人是否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践中,合伙企业的一些合伙人往往仅具有投资人身份,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务,因而无法掌握合伙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收入情况,只能根据合伙企业披露的有限信息了解投资获益情况。税务机关一味要求合伙人对其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可能会超出合伙人的客观能力范围。如果纳税申报所涉信息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缺陷的,不能直接推定李某具有偷税的主观过错。

  第二,合伙人办理纳税申报的具体方式。前已述及,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由合伙企业协力完成,二者并非事先建立委托代理关系,而是一种法律拟制关系。如果合伙企业在为合伙人进行纳税申报的过程中实施了虚构、伪造资料、少报收入、多列成本等违法行为,不能直接将合伙企业的偷税行为推定为合伙人的偷税行为。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合伙人有偷税的合谋和故意。

  第三,合伙人在取得核定征收政策上所发挥的作用。合伙企业利用核定征收申报缴纳税款面临合法性检验,但不能一刀切地让合伙人承担合法性责任。在引入案例中,甲合伙企业之所以能取得核定征收政策,是由于甲合伙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了招商引资协议,在取得核定政策上李某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对于适用核定征收申报纳税也没有发挥任何决策作用,更不具有否定权。

  第四,合伙人与涉税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除了引入案例的情形以外,还有一种常见情况是投资者接受涉税中介机构的税务筹划咨询,委托中介机构实施以合伙企业核定方 式完成股权转让交易的纳税申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往往不直接对接当地政府和主管税务机关,而是由涉税中介机构出面与当地政府洽谈招商引资优惠待遇,由中介机构代表投资者注册设立合伙企业并与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在这种情形中,投资者往往具有节税目的和意图,但不必然具有违法取得核定政策以及欺诈舞弊的偷税主观故意。

  综合考察以上四个方面,对于合伙企业出现违规利用核定政策导致合伙人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应当倾向于对合伙人不按照偷税处罚,如认定合伙人构成偷税并拟对其处罚的,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合伙人实施了具体的偷税行为,并具有偷税的主观故意,既不能过错推定,也不能客观归责。另外,因税款征收方式从核定改查账而导致应纳税款的变动并非基于申报收入数据的真假所导致,假如税务机关在事前事中事后均未能有效实施监管,对于少缴税款的后果应当承担不作为的执法责任。依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于纳税人不具有过错而税务机关又具有一定执法责任的情形,应当适用因税务机关责任的三年税款追征期。如果合伙企业的核定申报缴税行为已经完结超过三年,税务机关依法不能查补追缴税款。即便没有超过税款追征期,税务机关在追征税款时也不能再加收滞纳金。

  结语:财税2021年第41号公告关于禁止持股平台类合伙企业核定征收的规定虽然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但实务中仍有一些税务机关对于2022年1月1日之前的已经注销的合伙企业利用核定征收申报纳税的行为予以追溯查处,而且还出现了居住地和经营地税务机关争抢税源现象,给投资者带来了较大的税务风险乃至逃税罪刑事风险,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在面临税务检查时,应当审慎评估自身责任风险,全面收集证据材料,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调查取证,依法依规申辩抗辩,积极寻求税务律师提供法律救济和专业支持。


关于税收征管法修法的三点建议

2025年3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新一轮修法全面启动。现行《税收征管法》于1993年实施、2001年全面修订,2013年、2015年小幅修改。

  时隔三年许,新一轮修法再启动,有专业机构认为,本次《征求意见稿》的修订内容体现了对纳税人权益保护的关注,通过多项制度创新和优化,旨在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税收环境。也有不少专家对此表示了担忧:税款滞纳金与迟纳金之变、电商平台协力义务过重、特定原因多交税款不退还、欠税限制出境的主体范围扩大、逃税的无限期追征等等问题,恐扩大征纳权义失衡,并在多个条款中存在与《行政强制法》、《破产法》、《关税法》、《民法典》和《刑法》的冲突。

  为契合依法治税、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税收征管法》修改应当以维护纳税人权利为首要宗旨,并尽可能地兼顾税务机关立场,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努力达致征纳双方的权义均衡,以实现中央提出的“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的目标。为此,2021年9月笔者协助、促成的《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专家意见稿)》,确定了以“保障纳税人权利、促进征纳双方权义均衡”为修法总体宗旨,以及实践性、整体观、前瞻式和变动型的四大修法思路。

  在此,笔者试图就以下若干焦点问题展开讨论,为立法者提供多一个维度的思考。

  清税前置,相当于有罪推定

  《征求意见稿》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税款迟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凭税务机关出具的缴税证明或者担保证明受理。”

  将清税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将致纳税人的救济权利丧失,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以及第八条“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清税前置相当于有罪推定。如果此条款得以落实,则我国将成为少数坚持全额征税纳税人才能获得救济的国家。

  第六十六条中,对税务机关收集的证据,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的,可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当事人否认的,应当充分举证。

  当事人否认的证据,要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这违背了《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

  救济制度是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2024年12月开始施行的《关税法》就不存在救济丧失问题。征管法如果坚持引入此条款,则有违公平原则。

  扩大追责范围

  《征求意见稿》新增向出资人追缴欠税制度。第五十六条规定,“纳税人的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采取抽逃资金、注销等手段,造成税务机关无法向纳税人追缴不缴、少缴的税款或者多退的税款,情节严重的,税务机关应当向出资人追缴税款、税款迟纳金。 ”

  《征求意见稿》吸收了新《公司法》的修改,直接将法人人格否定纳入了《税收征管法》,税务机关不再需要诉至法院来实现对出资人的追缴。

  《征求意见稿》还扩大了阻止出境范围。现行征管法中,阻止出境仅适用于欠税纳税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征求意见稿》扩大到欠税纳税人的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此外,即使没有欠税,查处涉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时,税务机关也有权阻止上述重要涉案人员出境。

  关于界定“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的解释有待明确,否则会有被扩大执法的可能。

  滞纳金还是迟纳金?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对于税款滞纳金是否适用《行政强制法》中滞纳金不得超过金钱给付义务的限制,此前各地税务机关有不同的处理口径,税务机关和法院判例也存在不同见解。目前收录在“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滞纳金涉税案例的观点是,税务机关为依法强制纳税人履行缴纳税款义务而加收滞纳金,属于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因此需要遵循《行政强制法》,税收滞纳金数额不得超过税款数额。

  本次《征求意见稿》将原来的“滞纳金”改为“税款迟纳金”,表明立法者认为税款迟纳金上不封顶,这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

  另外,《征求意见稿》中诸如风险管理(第三十八条)、税收违法的处罚限度(第七十三条、七十六条、七十七条、七十八条)、无限期追征(第六十条)、扩充“逃税”定义并增加兜底条款 (第七十三条)等等都成为争议的焦点。

  当前经济形势并不乐观,随着效益下降,企业破产或者“跑路”层出不穷,各类恶性税收案件肯定有所增加,税务部门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各类案件的出现,增加了税务部门的工作压力以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税收收入下降,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压力也在增加。然而经济下行下,减轻企业负担、涵养税源更为重要。税收征管法的修法宗旨需与国家发展策略相一致,并努力将税收征管法修订为一部为纳税人服务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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