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府办[2023]15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3-8-29
文号:粤府办[2023]15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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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东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财政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8月29日


广东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2]20号)精神,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要求,坚持统一领导、全面规范,因地制宜、激励相容,稳中求进、守正创新,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力争到“十四五”期末,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趋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以下财政体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二、清晰界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一)合理划分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


  1.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结合本地区实际加快推进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划分改革,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信息管理复杂程度等事权属性,清晰界定省与市县各级财政事权,适度强化省级财政事权。将直接面向基层、由基层政府提供更为便捷有效的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城乡建设、农村公路、公共设施管理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市县级财政事权。


  2.各地级以上市(以下简称市)加快推进市以下财政事权划分改革,在落实中央和省改革要求的基础上,鼓励探索推动社会治安、城乡社区事务等领域改革。


  (二)明晰界定省以下各级财政支出责任。


  3.按照“谁的财政事权谁承担支出责任”的原则,确定省、市和县区各级财政支出责任。上级财政事权确需委托下级履行的,应足额安排资金,不得以考核评比、下达任务、要求配套资金等任何形式,变相增加下级支出责任或向下级转嫁支出责任。


  4.明晰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按照减轻基层负担、体现区域差别的原则,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支出成本等,差别化确定不同区域的市县级财政支出责任。对已明确保障标准的共同财政事权,推广分类分档、按比例分担财政支出责任的管理机制。对尚未明确保障标准的,按照应纳尽纳的原则,稳步制定完善保障标准,按比例分担支出责任。探索推进同一市县不同领域的财政支出责任分担比例统一。


  (三)建立健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动态调整机制。


  5.根据事务管理及执行方式、机构职能调整等客观实际,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地区属性、财力变化、保障标准调整等情况,适时调整省对市县、市对县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及支出责任分担比例。


  三、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


  (四)维持省与市县收入格局总体稳定。


  6.坚持以共享税为主体的收入划分制度,维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省与市县“五五”分享。继续将原规定的电力、铁路、通讯、烟草等领域相关税收作为省级固定收入。将中央分配我省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税收划为省级固定收入。随省级固定收入缴纳的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由省级全额分享。


  7.继续将税基较为稳定、地域属性明显的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税收收入作为市县级收入。


  (五)统一规范市以下收入划分。


  8.坚持分税制原则,对主体税种实行按比例分享,分级入库。对市与区、不设区的市与镇乡实施财力分享的,设置过渡期,3年内实现收入按比例分享、分级入库。


  9.市内同一税费收入在市与所辖区之间的归属和分享比例原则上应逐步统一。除按规定上缴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外,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政府间收入的做法。


  10.市与县区财政体制调整,涉及收入和支出项目的划分以及上解等具体办法,应征求省级财政部门意见,依法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六)规范收入分享行为。


  11.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逐步取消对各类区域的财政收入全留或增量返还政策,严禁新增出台该类政策,确需支持的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安排。逐步清理不当干预市场和与税费收入相挂钩的补贴或返还政策。


  12.结合税源财源实际合理编制各级收入预算,依法依规征税收费,严格落实退税减税降费政策,严禁虚收空转、收“过头税费”、乱收费,不得违规对税费收入指标进行考核排名。


  (七)优化省、市级调控能力。


  13.探索建立省以下区域间均衡度评估机制,定期开展评估。结合财政支出责任、区域间均衡度、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和保运转”(以下称“三保”)等因素,适时稳步调整收入划分,确保省级统筹调控能力,充分调动各级积极性。省、市因规范财政体制集中的收入增量,原则上主要用于对下级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14.市级应严格落实对市辖区的保障主体责任,加大对市辖区支持力度,合理确定市级和市辖区收入分享比例,促进市辖区财力与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相匹配。保持市与县区财政体制相对稳定,市级不得再集中县(含县级市,下同)的收入和财力增量。


  四、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八)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


  15.一般性转移支付用于均衡区域间基本财力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合理增长机制,结合均衡区域间财力需要,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16.完善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县级财力保障力度,将欠发达市市级新增纳入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范围,增强市级对市辖区保障能力。加强对市级缩小辖区财力差距的奖励力度,引导市级加大对县级补助,缩小辖区内人均支出差距。对2012年以后的县改区,原享受的保留5年县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待遇政策到期后,省财政通过加大对所在市本级的转移支付力度,统一予以支持。


  17.健全“钱随人走”转移支付机制,一般性转移支付充分考虑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促进资金分配与人口流动挂钩,实现在资金分配中对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一视同仁,推动财政资源配置“跟人走、可携带”。


  (九)完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8.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用于履行本级政府应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上级政府要根据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支出责任分担比例、常住人口规模等,结合政策需要和财力可能等,足额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落实本级支出责任,确保共同财政事权履行到位。下级政府应按规定将上级政府安排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全部安排用于履行相应财政事权。


  19.探索实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清单管理,逐步细化明确相关支出的保障范围、支出标准和支出责任。建立健全标准控制机制,在确保国家和省定标准落实到位、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制定市县标准,并按程序报上级备案后执行。


  20.逐步清理整合与财政事权划分不匹配的转移支付,优化调整转移支付项目,促进与财政事权划分相衔接。推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经验,有序推动同一领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统筹使用。


  (十)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21.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办理特定事项、引导下级干事创业等,市县应按照规定的用途安排使用。合理控制专项转移支付新增项目和资金规模,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定期评估,逐步退出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相关领域,整合政策目标接近、资金投入方向类同、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项目,打破项目固化僵化格局,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2.深化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管理改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应坚持“先有项目后有预算、先有预算再有执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的原则,建立以项目为重点的预算管理模式,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减少年中二次分配,切实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23.分类施策完善重点平台专项补助政策,自2023年起,对党中央、国务院专项出台财政政策给予支持的国家级重大平台横琴、南沙,以及中央和省明确需给予倾斜支持的特殊地区(重点老区苏区、民族工业园、深汕特别合作区),按照“先有项目后有预算”的原则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支持;在保留基数的基础上,取消对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粤东粤西粤北12个市新区、揭阳滨海新区粤东新城等平台的专项补助政策,省通过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政策等规范的转移支付给予支持,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大力支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


  (十一)完善转移支付管理机制。


  24.围绕“兜底线、促均衡、保重点”目标,完善与粤东粤西粤北功能发展定位相适应的差异化转移支付体系,资金分配向老区苏区、民族地区、基层“三保”压力大等财力薄弱地区,以及担负生态保护、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等职责的重要功能区域倾斜,持续缩小粤东粤西粤北与珠三角的财力差距。


  25.加强各类转移支付动态管理。严格各类转移支付设立条件和决策程序,各级新设转移支付应报同级政府批准;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和区域间均衡度等变化,动态调整完善各类转移支付资金补助范围、标准和分配办法。


  26.贯彻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按照规范的管理办法,优化各类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管理,主要采用因素法或项目法分配。采用因素法分配资金,应选择与财政收支政策有较强相关性的因素,赋予不同因素相应权重或标准,并结合实际情况运用财政困难程度、支出成本差异、绩效结果等系数加以调节,采取公式化方式测算,体现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支持重点。逐步统一规范各项转移支付中困难程度系数的测算方法和标准。确需以项目方式下达的,可采用项目法按照规范程序分配,市县要分类做实预算项目,夯实项目前期准备,加强重大政策项目论证评估。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强化绩效结果应用,将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与转移支付分配挂钩,充分利用绩效结果推动改进预算编制和完善相关政策。


  五、规范省以下财政管理


  (十二)建立县级财力保障长效机制。


  27.加强全省“一盘棋”管理。坚持“县级为主、市级帮扶、省级兜底、中央激励”原则,全面落实各级政府“三保”责任。严格预算编制管理,坚持“三保”优先原则,足额编制“三保”支出预算。完善“三保”预算审核制度,统筹财力优先保障“三保”支出。严格落实“三保”资金专户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格“三保”支出预算执行,不得调整“三保”支出预算用于其他支出。建立健全基层财政运行风险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依托数字财政一体化系统,推动全省财政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一盘棋”管理。落实“三保”支出预算管理一体化要求,规范“三保”支出项目库管理。


  28.按照中央部署,加强民生政策事前论证评估,制定民生政策时做好财政承受能力评估,确保民生事业可持续发展。建立民生支出清单管理制度,做好民生政策备案。


  (十三)规范各类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


  29.未单独设立财政管理机构的开发区(含园区,下同)等预决算按照部门预决算管理,纳入同级政府或设立该开发区市县政府的部门预决算并单独列示。单独设立财政管理机构的开发区,参照实行独立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纳入同级政府或设立该开发区市县政府的预决算并单独列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设立金库。各地区要加强开发区政府性债务管理,保持与财政管理体制相适应,强化开发区管委会等政府派出机构举债融资约束,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切实防范债务风险。


  30.除国家和省另有规定外,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原则上不单独分配下达至开发区。设立开发区的市县政府应落实对开发区的管理主体责任,统筹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行,并可适度统筹开发区财力,用于落实开发区内社会管理事务支出,不得将财政支出责任上移省级。


  (十四)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


  31.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要求,支持县域振兴,全面实行具有广东特色的财政省直管县管理机制,推广运用直达资金、“三保”资金专户管理机制,原则上省级转移支付资金、指标、库款等全部直达所有县。省级未直达县的转移支付资金,市按规定下达县级前,需将分配方案报省级备案。


  (十五)推动乡财县管工作提质增效。


  32.优化乡镇财政管理,落实乡镇街道体制改革,合理划分县(区)与乡镇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强乡镇财政队伍建设,确保有效履行乡镇财政职能,对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落实国家惠农政策、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保障作用不减。稳步推动将财政收入难以覆盖支出需要、财政管理能力薄弱的乡镇纳入乡财县管范围。县级政府应加强对财力薄弱乡镇支出保障,硬化乡镇预算约束,严格监督管理,防范化解乡镇财政运行风险。


  (十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33.坚持省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债务风险负总责,省以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按属地原则和管理权限各负其责。落实省级政府责任,按属地原则和管理权限压实市县主体责任。市县应按属地原则和管理权限落实主体责任,通过增收节支、变现资产等方式化解债务风险,切实降低市县偿债负担,坚决查处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常抓不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消除违法违规举债融资产生土壤。


  34.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机制,一般债务限额应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建立健全专项债券项目常态化储备机制,严格落实专项债券负面清单管理,加快债券支出使用,对项目闲置资金及时组织调整,对使用管理不佳的地区收回部分额度重新分配。


  六、保障措施


  (十七)提高思想认识。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推进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扎实做好各项改革工作,共同推动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十八)明确责任分工。要明晰权责,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凝聚改革合力。省财政厅要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加强对市县财政体制改革指导,做好动员部署。省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抓好贯彻落实。各市要按照国办发〔2022〕20号文和本方案要求,制定本地贯彻落实方案,细化政策措施,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十九)强化督促落实。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市县的督促检查和跟踪分析,适时评估改革进展成效,对出现的问题或偏差,及时采取完善措施,确保改革顺利开展、平稳推进。


文字解读:《广东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2]20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解读如下。


  问:请介绍一下《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及其意义?


  答:省以下财政体制是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的组成部分,对于建立健全科学的财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健全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框架,合理优化基本制度安排,更好发挥财政在资源配置、财力保障、统筹调控等方面的作用,充分激发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确保各级财政运行稳健、保障有力、长期可持续,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理顺省以下财政关系,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对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进行部署,提出系列要求。


  一直以来,广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完善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省以下财政关系,取得积极成效。对标《指导意见》要求,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印发《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


  问: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是什么?


  答:对标《指导意见》,《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要求,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趋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以下财政体制。


  《实施方案》明确,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主要遵循三项原则。一是坚持统一领导、全面规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落实《指导意见》各项要求。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制度设计上遵守统一的基本规范,与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体制框架相衔接。二是坚持因地制宜、激励相容。处理好统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关系,既坚持统一规范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框架,也因地制宜,积极发挥各地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各地情况谋划具体改革举措。三是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妥善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节奏与力度,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保持财政体制连贯性和政策连续性。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难题,创新管理模式,发挥财政体制在改革发展中的引导和保障作用。


  问:《实施方案》就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几方面的改革举措?


  答:《实施方案》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一是清晰界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合理划分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明晰界定省以下各级财政支出责任。二是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参照税种属性划分收入,规范收入分享方式,适度增强省级调控能力。三是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厘清各类转移支付功能定位,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科学分配各类转移支付资金。四是规范省以下财政管理。规范各类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做实县级“三保”保障机制,推动乡财县管工作提质增效,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问:在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将主要采取哪些改革举措?


  答:为推动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有效解决当前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等问题,推动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以下改革举措。


  一是合理划分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根据《指导意见》“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信息管理复杂程度等事权属性,清晰界定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等规定,《实施方案》要求以事权属性为基本依据,遵循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信息管理复杂程度等原则划分财政事权,避免事权错配造成职能和管理的越位或缺位。结合广东实际,《实施方案》要求推动各地级以上市加快推进市以下财政事权划分改革,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探索。


  二是明晰界定省以下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根据《指导意见》“合理确定省以下各级财政承担的支出责任”等规定,《实施方案》要求按照政府间财政事权划分,合理确定省以下各级财政承担的支出责任。除共同财政事权实行上下级共同负担外,其他财政事权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省级财政事权由省级政府承担支出责任,市县级财政支出责任根据其履行的财政事权确定。


  三是差异化确定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根据《指导意见》“差别化确定不同区域的市县级财政支出责任”等规定,《实施方案》提出,共同财政事权要明确划分省、市、县各级支出责任,坚持量能负担、差异化分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等,差别化确定不同区域的市县级财政支出责任。既要通过上下级共同负担的机制,减轻基层支出压力,也要通过差异化的分担办法,更好发挥共同财政事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结合广东实际,《实施方案》提出,对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已明确保障标准的,推广分类分档、按比例分担财政支出责任的管理机制,确保责任清晰。探索推进同一市县不同领域的财政支出责任分担比例统一。


  四是建立健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指导意见》“建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动态调整机制”等规定,《实施方案》要求根据事权履行方式的调整、相关机构设置等变化,及时调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在财政事权不变的情况下,支出责任也要结合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财力水平变化等情况及时进行调整,确保支出责任与其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


  问:《实施方案》就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提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答:为贯彻分税制原则,完善省以下收入划分,合理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保证基层财政有稳定收入来源,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实施方案》提出以下举措。


  一是维持省与市县收入格局总体稳定。省级财政合理分享收入是省级实施统筹调控,发挥促进省域内财力均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作用的基础。按照《指导意见》稳中求进的改革要求,结合我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实施方案》提出坚持以共享税为主体的收入划分制度,维持省与市县分享比例,保持省与市县收入格局总体稳定,增强国家和省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二是统一规范市以下收入划分。按照《指导意见》“对主体税种实行按比例分享”等规定,为了促进市以下收入划分规范统一,推进统一市场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各市对主体税种实行按比例分享,分级入库,对实施按财力分享的行为进行清理规范。按照《指导意见》“省内同一税费收入在省与市、省与省直管县、市与所辖区、市与所辖县之间的归属和分享比例原则上应逐步统一”等规定,为促进财政体制统一规范,《实施方案》要求市内同一税费收入在市与所辖区之间的归属和分享比例要逐步统一。为增强体制调整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实施方案》要求市与县区财政体制调整,应征求省级财政部门意见,依法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三是规范收入分享行为。为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按照《指导意见》“逐步取消对各类区域的财政收入全留或增量返还政策”等规定,《实施方案》要求在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的前提下,逐步取消对各类区域的财政收入全留或增量返还政策,以及不当干预市场和与税费收入相挂钩的补贴或返还政策。严格落实退税减税降费政策。


  四是优化省、市级调控能力。按照《指导意见》“建立区域间均衡度评估机制”等规定,《实施方案》提出建立区域间均衡度评估机制,动态掌握区域财力差距变化情况,据此动态调整收入划分体制,合理保持省市调控能力。结合我省实际,为增强县级财力保障,《实施方案》要求市级加大对下辖县(含县级市)、市辖区的支持力度,不得新增加集中县(含县级市)的收入和财力增量,合理确定市级和市辖区收入分享比例。


  问:在提升转移支付的科学性、有效性方面,《实施方案》提出了哪些举措?


  答:为进一步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体系,明晰各类转移支付功能定位,更加精准发挥不同转移支付的政策作用,推动提升转移支付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实施方案》提出以下改革举措:


  一是厘清各类转移支付功能定位。为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体系,明晰各类转移支付功能定位,按照《指导意见》“厘清各类转移支付功能定位”等规定,《实施方案》要求,建立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体系,根据财政事权属性,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关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实施方案》提出,一般性转移支付用于均衡区域间基本财力配置,向困难地区倾斜,不指定具体支出用途,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关于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实施方案》明确,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相衔接,用于履行本级政府应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下级政府要确保上级拨付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全部安排用于履行相应财政事权。关于专项转移支付,《实施方案》要求,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办理特定事项、引导下级干事创业等,下级政府要按照上级政府规定的用途安排使用。


  二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实施方案》明确了转移支付结构优化的目标和重点。按照《指导意见》“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等规定,《实施方案》提出,围绕“兜底线、促均衡、保重点”目标,调整省以下转移支付结构,优化横向、纵向财力格局,推动财力下沉,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推动落实中央和省重大决策部署。同时,结合不同类型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实施方案》对不同转移支付的安排结构提出了要求。对一般性转移支付,《实施方案》提出,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合理增长机制,结合均衡区域间财力需要,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实施方案》提出,根据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支出责任分担比例、常住人口规模等,结合政策需要和财力可能等,足额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落实各级支出责任,确保共同财政事权履行到位。对专项转移支付,《实施方案》提出,合理控制专项转移支付新增项目和资金规模,逐步退出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相关领域,整合政策目标接近、资金投入方向类同、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项目。


  三是完善转移支付政策。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提出系列完善转移支付政策举措。一般性转移支付方面,为加大对地市财力支持,推动地市缩小辖区财力差距,《实施方案》明确把欠发达地区市本级纳入均衡性补助范围,加强对缩小辖区内财力差距的奖励力度;对县改区原享受的保留5年县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待遇政策到期后,省财政通过加大对所在市本级的转移支付力度,统一予以支持。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方面,探索实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清单管理,逐步细化明确共同财政事权支出的保障范围、支出标准和支出责任;建立健全标准控制机制,确保财力可持续;逐步清理整合与财政事权划分不匹配的转移支付,推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经验,有序推动同一领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统筹使用。专项转移支付方面,为了加强预算编制科学性,《实施方案》提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坚持“先有项目后有预算、先有预算再有执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的原则,建立以项目为重点的预算管理模式,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减少年中二次分配,切实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按照《指导意见》“逐步取消对各类区域的财政收入全留或增量返还政策”要求,为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在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的前提下,《实施方案》规定对党中央、国务院专项出台财政政策给予支持的国家级重大平台,以及中央和省明确需给予倾斜支持的特殊地区,按照“先有项目后有预算”的原则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支持;其他平台在保障稳定的基础上,省通过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政策等规范的转移支付给予支持。


  四是科学分配各类转移支付资金。为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配置效率和效益,按照《指导意见》“科学分配各类转移支付资金”等规定,《实施方案》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作了明确要求。一是贯彻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实施方案》提出,贯彻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这是将政府过紧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推动市县树牢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思想,在转移支付资金安排和分配上,既合理保障,也厉行节约,有保有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二是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规范的管理办法,围绕政策目标主要采用因素法或项目法分配各类转移支付资金。对因素法分配资金,《实施方案》明确,应选择与财政收支政策有较强相关性的因素,赋予不同因素相应权重或标准,并结合实际情况运用财政困难程度、支出成本差异、绩效结果等系数加以调节,采取公式化方式测算,体现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支持重点,充分考虑下级政府努力程度。对项目法分配资金,《实施方案》提出,需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结合实际采取竞争性评审等方式,按照规范程序分配。三是健全转移支付动态调整机制。按《指导意见》规定,为有效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结合新情况、新要求不断调整完善政策,《实施方案》提出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和区域间均衡度等变化,动态调整完善各类转移支付资金补助范围、标准和分配办法。


  问:除上述系统性改革举措外,《实施方案》对加强省以下财政管理还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为规范和加强财政体制相关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对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县级“三保”保障机制、乡财县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涉及上下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一是规范各类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为进一步规范开发区预决算管理,按照《指导意见》“规范各类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等规定,《实施方案》明确了开发区预决算的归属层级、列示方式,并就加强开发区政府性债务管理、金库设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下达提出了要求。


  二是全面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为落实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促进财政资源下沉,根据《指导意见》“按照突出重点、利于发展、管理有效等要求,因地制宜逐步调整优化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实施范围和方式”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实施方案》明确将财政省直管县全面扩围至57个县(市),省级资金、库款原则上全部直达所有县(市),加强县级财力保障、提高财政管理效率、调动县级发展经济积极性。


  三是健全县级“三保”保障机制。为从体制机制上建立健全管长远、固根本、见长效的县级财力保障机制,把县级财政运行这个基础筑牢、夯实,按照《指导意见》“做实县级‘三保’保障机制”等规定,《实施方案》提出建立县级财力长效保障机制,各级各司其职全面落实基层“三保”责任,建立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处置的工作机制。


  四是推动乡财县管工作提质增效。为落实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关于“强化乡镇联城带村的节点功能”要求,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按照《指导意见》“推动乡财县管工作提质增效”等规定,《实施方案》提出稳步推动将财政收入难以覆盖支出需要、财政管理能力薄弱的乡镇纳入乡财县管范围;县级政府加强对财力薄弱乡镇支出保障,硬化乡镇预算约束,严格监督管理,防范化解乡镇财政运行风险。


  五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为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压实地方各级风险防控责任,提高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按照《指导意见》规定,《实施方案》提出按属地原则和管理权限压实市县主体责任;结合我省实际,建立健全专项债券项目常态化储备机制,严格落实专项债券负面清单管理,对项目闲置资金及时组织调整,对使用管理不佳的地区收回部分额度重新分配。


  问:下一步,将如何推进《实施方案》贯彻落实?


  答: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是一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影响广泛、意义深远、责任重大。省财政厅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扎实抓好《实施方案》落实工作,发挥好组织、指导、协调作用,做好政策宣传及培训,指导地方财政部门认真开展研究分析,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改革方案,加强改革方案的系统筹划和整体设计,细化分工、压实责任、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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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股权转让后价格调整为何不能退税

近期公开的裁判文书显示,部分纳税人对个人转让股权退税政策存在误解,法院对争议问题作出判决,并在裁判文书中就有关退税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释法说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个人发生股权转让的行为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以下简称67号公告)规定,个人转让股权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笔者发现,近期有多名个人在转让股权后,因实际股权转让所得减少,申请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但未获批准,遂提起行政诉讼。

  有关案例显示,纳税人对股权转让政策存在误解,其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支持。从裁判文书来看,法院不仅载明了案件审理过程和结果,而且就诉讼的退税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释法说理。笔者认为,有关判定和阐述有助于厘清问题的实质、促进税法遵从和税务执法。下面结合案例展开分析。

  股权转让后所得减少要求退税的误区

  从近期公开的2起个人股权转让行政诉讼案例来看,有关个人要求退税的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认为股权转让的计税依据以实际收到的价款为准。

  在上述案件诉讼中,当事人引用了67号公告规定。该公告第四条规定,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七条明确,股权转让收入是指转让方因股权转让而获得的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当事人认为,其因股权转让而获得的现金少于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应当按照实际取得的现金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之前其已按照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计算缴纳了个人所得税,造成多缴个人所得税,应当退还。

  认为分期收款的应分期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上述案件诉讼中,当事人认为,股权转让方式为分期收款的,当发生股权转让并收取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时,应当按照本期实际收取的款项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不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认为股权转让预缴的税款应当多退少补。

  根据(2024)沪7101行初694号一审行政判决书,当事人认为,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尚未履行完毕,尚具有不确定性,之前缴纳的税款是预缴税款,应当待协议履行完毕再统算该股权转让应当缴纳的税款,多退少补。该股权转让最终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少于预缴的个人所得税,产生多缴税款,理应退还。

  认为后续减少的收入应当减少股权转让收入。

  (2024)沪7101行初694号案件中,当事人引用67号公告第九条规定,即“纳税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满足约定条件后取得的后续收入,应当作为股权转让收入”,提出既然取得的后续收入应当作为股权转让收入,那么,后续减少的收入也应当减少股权转让收入。

  认为事后减少股权转让价格不适用国税函[2005]130号文件规定。

  (2024)京02行终378号案件中,税务部门引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收回转让的股权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130号)认为,股权转让方之前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应退还。该文件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的有关规定,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股权已作变更登记,且所得已经实现的,转让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转让行为结束后,当事人双方签订并执行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退回股权的协议,是另一次股权转让行为,对前次转让行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款不予退回。”第二条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未履行完毕,因执行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裁决、停止执行原股权转让合同,并原价收回已转让股权的,由于其股权转让行为尚未完成、收入未完全实现,随着股权转让关系的解除,股权收益不复存在,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和征管法的有关规定,以及从行政行为合理性原则出发,纳税人不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依据该文件,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股权已作变更登记,转让方就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退回股权,视为另一次股权转让行为,之前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予退还。除非股权转让合同未履行完毕,仲裁委员会作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裁决,并原价收回已转让股权,此时转让方不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才能退税。

  当事人认为,该文件描述的是股权转让后收回已转让股权并返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若只是减少股权转让价格,既未退款也未收回已转让股权,不是该文件适用的情形。

  认为申请有关退税有依据。

  比如,根据(2024)京02行终378号行政判决书,有关当事人提出退税的依据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即“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转让方按照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后来由于协议调整,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款项减少,据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相应减少,由此产生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多缴的税款应当退还。

  法院未支持有关诉求并细致释法说理

  关于上述问题,法院未支持当事人的意见,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了细致的释法说理。

  其一,认定股权转让计税依据不以实际收到金额为准。

  针对前述第一个观点,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说明,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五)项规定:“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并非转让方实际收到的款项,而是纳税义务发生时所转让的标的股权的价值,也即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转让方是能够且有意愿取得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的,并以此纳税。因此,当转让方纳税义务发生时,应当一次性以协议约定的收入额为计税依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其二,认定分期收款的计税依据应为股权转让全款。

  裁判文书针对前述第二个问题说明,根据67号公告第二十条规定,具有“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等情形之一的,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依法在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因此,只要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转让方即使没有收到钱,纳税义务业已发生;受让方已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转让方纳税义务业已发生,要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一次性纳税,而不是按照实际取得股权转让价款时分次纳税。当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时,转让方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已经发生,股权转让收入应以协议约定的价款确定。

  其三,认为财产转让所得没有预缴和汇算清缴的规定。

  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表示,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四项所得为综合所得,综合所得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年末汇算清缴;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四项所得,按月或者按次计算个人所得税,没有预缴和汇算清缴的概念。股权转让所得属于财产转让所得,不存在所谓的预缴,转让方在股权转让时缴纳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此次纳税义务完结,没有多退少补的规定。

  其四,认定后续减少的收入并不减少股权转让收入。

  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说明,虽然67号公告第九条规定股权转让后取得的后续收入应当作为股权转让收入,但并不能因此反推出后续减少收入也应当减少股权转让收入。

  其五,认定不符合国税函[2005]130号文件规定的不能退税。

  有关裁判文书载明,国税函[2005]130号文件规定了股权转让退税的情形,如果不符合该情形就不能退税,但并非意味着不符合该情形就不适用于该文件。因此,股权转让后股权转让价格减少的情形,不符合国税函[2005]130号文件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不能退税。

  其六,明确有关不予退税情形的根本原因是未产生多缴税款。

  法官在裁判文书中阐明,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关于税务机关退税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多缴税款,若不存在多缴税款,何来退税。转让方与受让方在签订转让协议前,一般都会评估标的股权,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基本接近评估价值,转让方以此为计税依据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续双方由于种种原因减少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但都是在承认标的股权转让约定价格的前提下进行的,即双方都没有否认标的股权价值。转让方基于其商业目的同意减少股权转让价款,导致实际收取经济利益减少,是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不应影响股权转让纳税义务发生时点股权价值的认定,从而不应影响股权转让的计税依据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价格的认定。因此,转让方虽然实际取得款项减少了,但并不存在多缴税款。

  对赌协议亦然,对赌失败转让方支付给受让方补偿,是转让方对标的股权经营风险的补偿,并非对交易总对价的调整。交易各方约定了业绩目标值及未达目标值需补偿,但该约定并非对股权转让交易总对价的调整,而是对标的股权未来经营业绩的保证和经营风险的补偿安排。对赌协议并未对标的股权估值重新进行调整,也就是没有调整股权转让时的交易对价,因此不产生多缴税款。

  上述司法案例的启示

  从上述案例来看,多家法院认为,股权转让时,股权转让价格来源于标的股权的价值,转让方据此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股权转让时点标的股权价值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转让方实际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减少,也并不影响股权转让时点标的股权的价值,也就没有产生多缴税款。因此,股权转让后价格减少不能退税的根源在于,这种情形下没有产生多缴税款。

  笔者注意到,在这些行政诉讼案件中,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诸多退税理由,审理法院逐一解释政策,格外注重释法说理,尤其是重点阐释了有关股权转让不存在多缴税款的原因,有效化解了有关涉税争议。

  法院判决通过释法说理讲清法理、讲明事理,不仅澄清了有关退税问题,而且进行了生动的普法。


又现福建灵工平台移送公安,虚开风险或掣肘行业发展

编者按:近期,福建某灵活用工平台因虚开发票16亿元被税务机关查处,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多家受票企业因取得该平台虚开的发票被认定为偷税,面临补税、滞纳金及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文结合灵活用工行业常见业务模式,分析涉税风险高发环节,为企业提供申辩思路与合规建议。

  一、近期动态:某灵工平台虚开被移送公安,多家受票方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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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税务机关曝光一起灵活用工平台虚开案件。经查,福建某灵活用工平台在经营期间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专票11781份,金额14.8亿元,税额8924.41万元;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普票1236份,金额1690.25万元。因情节严重,该案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多家受票企业也受到税务处罚,以下为三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通过平台取得外包服务发票被定性偷税

  2023年4月,某广告公司向外包服务人员及其团队购入设计服务,因该外包团队无法开具发票,该公司与灵活用工平台签订协议,由平台提供代付款、开具发票等服务,被税务机关定性偷税并处以不缴、少缴税款60%的罚款合计6.30万元。

  案例二:通过平台支付部分员工的工资等费用被定性偷税

  2023年6月-2024年4月,某科技公司通过灵活用品平台支付部分员工的工资等费用,以支付服务费的方式取得该平台开具的21份专票,价税合计318万元,被税务机关定性为偷税并处不缴、少缴税款50%的罚款合计9.47万元,其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行为被处罚款合计3170.14元。

  案例三:通过平台取得虚假推广费发票被定性偷税

  2025年2月,某科技公司取得灵活用工平台开具的专票16份,金额887万元,税额53万元,被证实为虚开发票。经查,因销售需要,某科技公司员工秦某生寻找业务推广公司进行产品推广并凭发票、结算单进行费用报销,该公司知晓并非所有推广均由灵活用工平台进行,但并未对推广渠道及对应公司进行核实,仅就员工提供的结算单,根据单位支付制度向开票方支付了推广费,因该员工已离职无法进行核实及补开发票,该公司被税务机关定性为偷税并处罚款合计86.88万元。

  二、灵活用工行业受票方企业应当关注四大涉税风险高发点

  实践中,一旦灵活用工平台被认定为虚开发票,下游受票企业往往会被牵连,可能面临增值税进项税额无法抵扣、对应成本费用无法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风险,甚至被税务机关定性为接受虚开发票、构成偷税,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若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受票企业还可能因涉嫌虚开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些涉税风险通常集中于以下几类业务模式:

  一是事后补开模式:自由职业者已直接向用工单位提供了劳务或服务,用工单位为获取发票,事后通过灵活用工平台代为开具发票,此种补开行为往往难以被税务机关认可;

  二是形式走账模式:自由职业者在提供服务前虽已约定通过灵工平台结算,但用工单位因缺乏相应服务资质和能力,且未与自由职业者或平台签订清晰的挂靠、转包等协议,导致被认定为自由职业者直接向用工单位提供劳务,而非平台提供服务;

  三是代发薪酬模式:通过平台向本企业员工、高管发放工资、奖金或分红,实质是利用平台拆分收入、逃避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

  若企业存在上述业务模式,且出现以下异常情况,更容易引发税务机关重点监管:

  (一)发票开具明显异常

  如发票内容与实际业务严重不符,如基础劳务开具为“技术服务费”;开票时间与用工周期明显不匹配;或用工人员信息异常集中(如高龄、偏远地区人员占比过高、身份证号段连续等),此类行为易触发税务预警。

  (二)务工人员由受票企业自行寻找或与员工信息大量重合

  若企业自行招募和管理人员,仅通过平台进行资金结算和开票,而平台未实际提供用工匹配服务,则易被认定为“形式走票、实质自雇”。另一种常见风险是企业将正式员工伪装为第三方劳务人员,导致个税、社保数据与实际情况矛盾,引发交易真实性怀疑。

  (三)资金回流痕迹明显

  若存在“先垫资结算、后平台回流”的资金操作模式,即便存在真实用工场景,仍可能因表面的资金回流触发虚开风险。具体表现为:受票企业直接向先行务工人员垫付劳务报酬,为满足票据合规要求,后续将资金转入灵活用工平台对公账户并扣除开票服务费,最终形成表面的资金回流。

  (四)务工人员提供高风险业务

  以咨询费、推广费等名义开展的劳务合作,因服务成果难以量化,常成为虚开高发区。尤其是大额咨询类发票,若缺乏咨询记录、成果交付证明、效果数据等证据链支撑,极易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虚假交易。

  三、灵活用工平台被定性虚开,受票方企业可采取的五大申辩策略

  (一)申请核实异常凭证

  实践中,灵活用工平台走逃失联、被认定为非正常户或虚开发票的情况时有发生,受票企业取得的发票往往被列为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以下简称“异常凭证”),导致企业面临进项税额转出和补缴税款的风险。受票企业若对税务机关认定的异常凭证存有异议的,应自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查申请,并附业务合同、银行转账凭证等相关材料。税务机关应在收到申请后90日内完成核实,若无疑问且符合增值税进项抵扣规定,将出具通知允许纳税人继续抵扣。值得一提的是,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可在收到异常凭证通知后10日内提出核实申请,且暂不需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这一机制是企业挽回损失的关键渠道,务必把握时效、及时提交材料,避免丧失救济机会。

  (二)争取《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撤回

  在跨地区协查案件中,上游税务机关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往往是下游受票企业被稽查的导火索。尽管有企业尝试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质疑该通知单,但其可诉性存在较大争议。该类文书本质上属于税务机关内部的协查线索,并不直接设定纳税人权利与义务,故法院通常不予受理。更可行的做法是,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举证说明交易真实、发票内容与实际一致,力争推动上游税务机关撤回该通知,如江苏甲公司所属税务局向乙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发出《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由于甲公司走逃失联,乙公司无法联系甲公司核实有关情况,因此乙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异议,主张甲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虚开。经调查核实后,乙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向甲公司所属税务局发送《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回复函》及《税务稽查案件协查报告》,认定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存在真实货物交易,随后甲公司所属税务局将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予以撤回。

  (三)争取善意取得虚开发票的定性

  除了积极向税务机关争取认定其取得的发票不构成虚开发票之外,企业如果符合(1)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2)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的专用发票;(3)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4)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可以积极争取定性为善意取得虚开发票,同时向税务机关提交无法换开、补开的相关说明,以争取避免调增企业所得税的不利后果。

  (四)“非善非恶”定性:补缴增值税及滞纳金

  如企业难以全面举证业务真实性,而税务机关亦无法认定其存在主观恶意,则可能落入“非善非恶”的中间状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即便受票企业与开票方存在真实交易,若发票本身被认定为虚开,企业仍需承担增值税进项转出及滞纳金的法律后果,但企业所得税成本仍可凭真实支出凭证予以税前扣除。

  (五)行政阶段及时介入避免税务风险升级

  若受票企业被定性虚开,则应当在行政阶段及时介入,避免行政风险升级为刑事风险。我们认为,开票方与受票方的法律责任需根据各自交易实质独立判定,二者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或行政违法行为不存在必然关联,还应当考量受票企业主观是否存在骗抵税款的故意、客观上是否造成了税款损失。

  四、小结

  灵活用工模式在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组织灵活性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其涉税风险不容忽视。企业应注重以下方面:强化业务真实性管理,保留用工合同、考勤记录、成果交付、资金流水等全套证据链;审慎选择合作平台,关注其资质、风控能力和涉税合规情况;建立内部发票审核机制,杜绝发票内容与业务实质不符;一旦面临稽查,应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提交如用工协议、服务交付凭证、资金支付记录等主张业务真实发生,争取良好定性,避免承担较大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