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市监注字[2023]37号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3-11-2
文号:吉市监注字[2023]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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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吉市监注字[2023]37号       2023-11-2

各市、州、长白山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厅相关处(室、局)、直属机构、事业单位:

  《吉林省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已经省厅2023年第11次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3年11月2日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举措》(国市监信发〔2023〕77号),进一步推动我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制定如下措施。

  一、优化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服务。大力推行企业开办“网上办、一日办、免费办”,优化各环节办理流程。推动“证照一码通”改革提质增效扩面,为更多民营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服务。延伸企业开办服务链条,聚焦住宿、餐饮等民营企业集中的重点行业,探索推行登记注册、许可办理、宽带入网、外卖平台入驻等更多服务事项“多件事一次办”。

  二、拓展行政许可“一网通办”范围。梳理市、县级药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推动市、县级药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许可e窗通系统,实现市场监管领域更多行政许可“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准入准营的制度性成本。

  三、降低“个转企”制度成本。允许“个转企”企业依法继续使用原字号和保留行业特点。原个体工商户已获得的由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批准文件)及备案手续,在有效期内且实质内容不变的可继续使用。各地建立“个转企”培育库,提供转前、转中、转后指导服务,助力个体工商户做大做强。

  四、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开展全省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和交叉检查,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保障民营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享受政策支持。开展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依法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开展公平竞争政策宣传活动,推动将公平竞争政策和法律制度列入各级党校领导干部培训内容,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公平竞争意识。

  五、开展信用提升行动。加强信用修复工作,拓宽信用修复途径,帮助失信企业重塑信用。持续优化完善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提升分类精准性。探索对个体工商户实施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对信用风险低的个体工商户,减少抽查比例和频次。

  六、提升广告行业服务质量。优化审批流程,实现广告审批“零跑动”和“跨省通办”,压缩“三品一械”广告审批时限至4个工作日之内。制定全省广告行业业务管理地方标准和吉林省广告经营单位业务管理规范,为推动全省广告业规范化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和工作指引。

  七、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申请筹建“国家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设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邀请医疗器械民营企业参与“中心”建设,解决企业计量测试难题。加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积极开展实验室资质认定扩项工作,持续强化资质能力建设。开展公益微课培训活动,提供计量咨询和技术服务,助力民营企业计量能力提升。

  八、完善质量发展服务效能。发挥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作用,综合运用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对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帮扶。在全省范围内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实行无差别的评审要素、标准、时限“三统一”,提升技术评审效率,降低企业办事成本。推广“质量管家”“质量特派员”等服务模式,帮助和引导经营主体导入先进的质量管理办法(体系),组建专家团队深入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为民营企业提升质量管理能力、质量竞争力提供免费咨询和帮扶服务。

  九、加大品牌创建力度。加大《“吉致吉品”品牌认证通则》等标准宣传推广力度,提升吉林品牌影响力。鼓励企业制定“吉致吉品”团体标准,开展“吉致吉品”品牌认证。探索建立个体工商户省域公共品牌,引导广大个体工商户争先创优。

  十、支持民营企业提升标准化能力。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争创省级、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单位。组织开展民营经济标准创新周吉林专场活动(网络直播),与省工商联加强民营经济领域标准化工作战略合作,推动省工商联及所属商会积极开展商会团体标准“领先者”活动,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

  十一、开展“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精准培育。建立吉林省“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培育库,力争2023年底前入库个体工商户不少于1万户。研究制定精准培育政策措施,打造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专、小而优的知名小店和“网红店铺”。

  十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加快推进《吉林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综合立法,增强地方性法规的针对性和系统性。面向省内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和医药开辟专利预审“绿色通道”,发明专利授权周期由18.5个月缩短至6个月以内,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周期由8个月缩短至1个月以内,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周期由6个月缩短至7个工作日以内。大幅压缩开展系统治理商标恶意注册执法行动,强化重点领域线索排摸、恶意注册案件查办和商标代理行业监管,开展反不正当竞争“守护”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仿冒混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十三、加大对平台经营主体支持力度。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综合运用市场准入、行政许可、信用提升、包容审慎监管等手段,积极培育本地网络平台企业。持续优化平台经营主体发展环境,实施主动对接、实地指导等服务,帮助企业对接头部平台资源,推动平台经营主体回归吉林。

  十四、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修订完善《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进一步细化量化行政处罚的具体尺度和标准。开展全省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领域重点问题专项整治。建立市场监管领域东北三省一区执法协作机制。全面推行执行法规宣传、教育引导、告诫说理、行政处罚、监督整改“五段式”执法模式,构建“预防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惩、过罚相当、事后回访”的闭环管理模式,以有效执法保障公平竞争。

  十五、加强涉企违规收费整治。组织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严查重点行业领域涉企违规收费,切实减轻民营企业负担。保障12315热线、互联网等各类接收渠道畅通、重点关注涉及涉企违规收费投诉举报信息,第一时间分送处理。

  十六、畅通与民营经营主体常态化沟通渠道。健全完善“吉微企服”APP,及时回应民营经营主体的问题诉求,在线收集整理、甄别上报、解答办理、跟踪反馈、办结销号,实现“受理-转办-督办-反馈”闭环管理,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持续开展“点对点”服务个体工商户活动,主动上门倾听诉求,切实解决个体工商户急难愁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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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