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政办[2023]7号 温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支持建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文时间:2023-01-13
文号:温政办[202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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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支持建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温政办〔2023〕7号             2023-01-13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支持建筑业做优做强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2022〕47号)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支持建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深化行业改革,坚持科技创新驱动,以建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大万亿”产业培育目标,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同意,特制定本意见。

  一、重点举措

  (一)促进转型升级。

  1.加大产业培育力度。实施建筑企业差异化培育,梳理产业链扶持名录,对名录内企业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推动建筑企业转型升级。指导帮扶骨干企业提升资质等级、拓展资质种类。鼓励中小建筑企业发掘自身特长,在“专精特新”市场塑造核心竞争力。拓宽建筑企业“强企”和“成长型企业”评选范围,支持交通、水利和各细分领域骨干企业申报建筑企业“强企”和“成长型企业”,并在企业融资、工程担保、信用评价等方面予以支持。(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金融办、温州银保监分局)

  2.创新企业经营模式。鼓励我市建筑企业采用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建筑师负责制等模式进入城乡风貌、未来社区、未来乡村等领域开展“投建营一体化”业务,支持施工企业参与轨道交通、机场设施、综合管廊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建筑业现代化示范企业与央企联合,争取在市政、交通、水利方面获取业绩、提升市场竞争力。市、县政府每年需在建设项目计划中明确一定数量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标段进行央地合作试点。支持建筑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进行联合、兼并、重组,推动建筑业转型融合发展。支持建筑业强企与房地产头部企业联合进行片区综合开发,发挥政策、资本、产业三级驱动作用,推动片区综合发展。支持工程总承包企业发展,鼓励施工单位申请取得工程设计资质、设计单位申请取得施工资质。开展工程总承包优秀企业和优秀项目的评选活动,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积极推动建筑企业现代化制度改革,支持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提高规范化经营水平,实施质量标准化行动,在市场经营、技术进步、项目管理、人才培养方面引领发展。(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

  3.支持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建筑企业资质晋升,对施工资质首次晋升至特级(综合资质)和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的企业,奖励600万元;对资质首次晋升至施工总承包一级(甲级)和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奖励200万元(晋升当年奖励20%,次年起两年累计产值达到10亿元<施工总承包>或2亿元<工程设计企业>的,奖励剩余80%);对当年获得监理综合资质的企业,奖励100万元;对当年获得监理甲级资质的,每一项专业甲级,奖励10万元。鼓励建筑企业扩大产业规模,政策实施后,建筑企业产值首次超过30亿元、4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分别奖励50万元、80万元、150万元、300万元(进档的奖励差额)。(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

  4.加快专业企业发展。加大对矿山井巷业、桩基、装饰装修、钢结构安装等专业企业扶持力度,鼓励钢结构、智能化、装饰、安装等专业企业做强做精,晋升资质等级,争取获得一级资质的奖励30万。对在本市承建项目获得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中国安装之星、中国钢结构金奖的,奖励30万元。对在本市承建项目获得浙江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浙江省优秀安装质量奖、浙江省钢结构金刚奖的,奖励10万元。(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住建局)

  5.支持企业创优夺杯。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房屋建筑、市政、交通、水利工程奖项的企业,执行优质优价政策。对本市承建项目获“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的本市建筑企业奖励100万元,参建单位奖励20万元;获“钱江杯”“瓯江杯”的承建单位,分别奖励30万元、10万元。获得省级、市级示范或优良标准化工地的,分别奖励15万元、5万元。同一工程获不同级别奖项的按最高等级奖励。水利、交通部门创优夺杯同等奖项奖补金额参照本政策执行。(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二)坚持集聚发展。

  6.优化建筑产业布局。支持产业园区建设,加强对建筑产业集聚发展的土地要素支持。鼓励各地根据区域建筑业发展特点和产业布局打造协同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区集群。对总部经济园内产值达到20亿元以上的建筑企业,属地政府发文表彰。强化对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和建筑业设备、材料后方堆场在土地供应、场地租赁等方面要素支持。(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市税务局)

  7.加强产业工人培育。建筑工种按规定纳入人社部门的技能培训目录,并对产业工人的培训经费进行补助。支持建筑产业工人孵化基地建设,鼓励专业院校与企业整合共享教育资源,强化建筑业全链条技术技能人才培育。支持产业园组织对特殊工种的技能培训,发挥职业院校、实训基地对装配式建筑工人、BIM技术人员的培训作用,提高产业工人队伍专业技能素质。鼓励央企、国企在产业基地开展劳务招工。探索建立建筑工人信用体系,建设兼顾合法权益保障和恶意讨薪惩处的部门联动机制。(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人力社保局、市住建局、市总工会)

  8.建立建材集采平台。支持建筑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推进供应商、建筑企业和金融机构融合发展,建设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建筑建材集采平台,实施以项目部为风控主体的新型融资模式。探索建立配套建材质量溯源监管制度,加强质量预警能力。(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办、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

  (三)优化市场环境。

  9.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对当年开工、当年不能竣工的项目实行过程结算。发承包双方通过招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将施工过程按时间或进度节点划分施工周期,对周期内已完成且无争议的工程量(含变更、签证、索赔等)进行价款计算、确认和支付,支付金额不得超出已完工部分对应的批复概(预)算。经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后原则上不再重复审核。存在争议的项目,在期限内对无争议的部分先行结算并按合同规定支付,对无法达成一致的部分另行通过争议解决途径处理。咨询企业超期未办结结算项目,由委托方予以公开,并书面通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信用扣分。进一步健全预售资金全流程监督机制,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工程建设,除购买设备材料费用外预售资金需直接拨付给施工总承包单位。房地产开发企业设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的,应以项目公司为单位办理结算。(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审计局、温州银保监分局)

  10.建立统一开放市场。依托督查、巡察机制,打破县域间市场壁垒,推动建设领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总结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再分配制度实施经验,有效发挥税源管理对建设统一开放市场的促进作用。(责任单位:市纪委监委、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税务局)

  (四)强化科技创新。

  11.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支持建筑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对当年新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建筑企业,分别奖励300万元、50万元、10万元,对当年新认定的省级企业研究院、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分别奖励40万元、20万元。支持行业协会建立BIM应用公共平台,建成公共平台后,市财政按照投入的30%予以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引导建筑企业联合高水平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建筑科技平台,推动政、产、学、研融合,促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对主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级地方标准的建筑企业,每项分别奖励30万元、20万元、10万元。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工法的企业,分别奖励30万元、10万元。对获得国家级QC成果一、二类的建筑企业,每项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

  12.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引导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建造产业体系。支持钢结构企业加强创新研发、推进建筑、结构、设备管线、装修等多专业一体化集成设计,发挥新型建筑工业化系统集成综合优势,落实标准化设计、工业化建造与建筑风貌有机统一的建筑设计要求,提升系统集成及工程承包能力,推动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

  (五)加强市场培育。

  13.深化工程招投标改革。进一步推行招投标项目资格预审应用,资格预审条件设置应与工程项目需求相匹配。对必须招标的大型或技术复杂项目,鼓励投标企业(包括同一资质)组成的联合体投标;招标条件的设置应当充分考虑本地实际情况,深化“评定分离”方法在工程招投标中的应用,依法赋予招标人自主权,依法落实招标人参与评标、定标的义务,实现招标人责权利相统一。定标委员会应当根据企业综合实力、履约记录、信用等级及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维保便利化等因素选择中标人。(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政务服务局)

  14.实施“走出去”战略。发挥“世界温州人”大会影响力,搭建在外温商与本地企业洽谈业务的平台。支持全国异地温州商会和在外温企、温商带动产业发展,对选用本地建筑企业进行项目施工的市外温企、温商,优先推荐为优秀企业或企业家。对我市建筑企业承接的市外工程项目可参与“瓯江杯”评选活动,在企业资质申报、信用评价等评选考核方面予以认可和支持。以全链条扶持名录企业为重点,搭建建筑企业业务信息融通平台。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信息平台与我市建筑业示范企业进行业务接洽,带动产业协同发展。(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投资促进局)

  15.推行工程全过程咨询。工程总承包项目、未来社区、片区开发等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应当采用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总投资额在1亿元及以上的工程项目,鼓励采用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按照规定实行公开招标的全过程咨询服务项目宜采用“资格预审+评定分离”招标方式,择优选定服务企业。(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政务服务局)

  二、强化人才支撑

  16.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行建筑业新型学徒制,增加智能建造等新兴领域产业技能人才供给。鼓励建筑业示范企业、行业协会、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等申报成为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面向中小建筑企业从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校企联合开展建筑技能大赛。引进获得“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奖”的项目负责人且社保缴满1年的建筑企业,给予每人次10万元奖励(每人最多享受一次)。(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教育局、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

  17.加大人才奖励力度。组织开展“建筑业工匠大师”评审,对获得“建筑业工匠大师”称号的,给予每人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落实人才住房租售和子女就学保障,企业外来用工子女入学优待参照《温州市企业外来用工子女入学保障措施25条》执行。(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住建局、市税务局、市总工会)

  三、强化要素保障

  18.完善产业政策体系。以支持建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主轴,完善配套“1+X+N”政策体系。“1”是指建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主旨;“X”指提升住建、交通、水利等行业质效;“N”是指培育建筑业建材集采、新时代产业工人孵化、矿山井巷企业等产业平台,形成立足实际、创新载体、培育特色、统筹推进的建筑全产业链发展大格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

  19.健全司法保障机制。提高服务建筑产业领域的司法保障力度,建立协同推进建筑产业领域矛盾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开设常态化工作对接渠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建筑产业领域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能力。加强对建筑企业资产产权、资金担保、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等问题的指导,依法降低保全、执行等措施对建筑企业的不利影响。开设农民工工资案件解决“绿色通道”,大力落实快立快审快执的工作要求,减少诉讼对项目建设的影响。严厉打击伪造印章、公文及证件等违法行为。加强标化履约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围、串标等严重违法行为,深化违法违规违纪问题的专项整治。(责任单位:市司法局、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政务服务局)

  20.强化金融支持力度。探索设立建筑业专项转贷基金,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无不良信用记录、资金周转暂时遇到困难的建筑企业提供转贷服务。继续加快推动建筑企业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建筑企业发行债券。支持金融系统积极开发涉建筑业金融产品,在符合政策规定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简化信贷流程,为建筑企业提供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商标权等抵押质押贷款业务。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功能,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的贷款增信支持。(责任单位:市金融办、温州银保监分局、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 则

  (一)关于政策适用对象。本政策适用全市范围内依法登记在册、依法纳税的全市独立法人资格企业、社会组织和机构。当年发生安全生产、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等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企业不享受本政策全部条款。严重失信名单以奖补项目公示截止前政府提供的最新评价名单为审核节点。

  (二)关于奖补资金用途、拨付和兑现时间。奖补资金用于支持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奖补项目组织申报时间以具体申报通知或指南为准,原则上在温州市产业政策奖励兑现系统限时办理。资格定补类项目随时受理,即申请即兑付。按年度投入或产出基数奖补的数据核校类项目可安排在次年组织申报,鼓励实行分期或按比例预拨奖补。奖补资金除正文条款中明确由市财政承担外,均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分担。

  (三)关于重复、叠加和进等奖励。5年内同一项目符合本政策两项或两项以上扶持条款的,可执行最高额,但不重复享受。同一企业不同项目符合本政策两项或两项以上扶持条款的,可叠加执行。5年内同一企业以同一名义(项目)在区级(含市级功能区)、市级获得财政奖励后又获得更高等次奖励认定的,各级已奖励部分视作已配套,仅补足奖励差额部分。5年内同一奖项(认定)在低等次已作奖励的,晋升到高等次时,只奖励差额部分。5年内本政策与市级其他政策对同一个企业(项目)的同类型奖励出现重合时,就高执行,不重复享受。本政策奖补均受总量控制。

  (四)关于部分名词的界定。本政策凡涉及“500强”“100强”等排名表述的,均以上年度排名为准。“省级”指浙江省级。“市级”指温州市级。“以上”均包含本数。

  (五)关于文件实施期限。本《实施意见》自2023年2月20日起施行,试行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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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