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府厅字[2023]7号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3-02-05
文号:赣府厅字[202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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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赣府厅字〔2023〕7号          2023-02-05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江西省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方案(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2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方案(试行)

  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我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省人大常委会颁布《江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关于全面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的决定》等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强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系统布局,推动技术、资本、人才、服务等创新资源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商品化,为全面建设创新江西注入澎湃动力。

  (一)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主导。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突出企业整合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关键作用,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成果产业化。

  坚持政府引导。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在政策制定、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公共服务等方面职能,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良好环境。

  坚持协同联动。发挥全省各级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服务机构等主体在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在目标协同、资源配置、任务推进等方面形成高效合力。

  坚持多链融合。建立完善创新要素融合贯通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环环相扣,实现聚变效益。

  (二)主要目标。

  “十四五”期间,着力推动一批创新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示范能力强、具有江西特色的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市场研发能力持续提高,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技术要素市场更加活跃,技术交易体量稳步提升,多元化金融支撑机制逐渐形成,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制度环境更加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政产学研金介用”服务体系功能更加健全,运行更加高效。

  至2025年,全省优化组建市场化技术转移示范机构30家以上,建设省级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20家以上;培养职业化技术经纪人达2300人,其中中高级技术经纪人占比达到5%以上;实施省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工程项目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60项以上,取得产业关键产品或设备100项以上;组建科技成果转化子基金,基金规模达5亿元。推动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保持25%以上增幅,2025年当年达到1000亿元规模。实现主要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指标持续提升,推动产业链价值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二、重点任务

  聚焦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强系统部署和整体谋划,明确主攻方向,抓好措施落实,持续提升科技成果产业化整体效能。

  (一)夯实基础,提升成果产业化前端供给质量。

  1.建立需求导向的科研组织方式。聚焦我省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转化绩效为目标的科技项目立项组织机制,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高端研发平台,面向市场开展“订单式”研发,从源头提升成果供给质量。大力实施企业需求类“揭榜挂帅”重大科技研发专项,吸引省内外人才揭榜联合攻关,按照项目实际投入研发经费的20%给予需求企业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最高可达500万元。(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2.发挥创新联合体精准攻关作用。强化产业链科技创新联合体资源整合与能力提升,引导创新联合体精准对接各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梳理产业链技术瓶颈问题,形成攻关任务清单,开展“定向研发、定向转化、定向服务”,每年实施一批研发项目,每项给予100万元至1000万元资助,形成“补链强链”技术群,实现产业链科技成果直接转化应用,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做大做强。(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3.完善市场化导向的成果评价机制。构建以科技创新成果的价值、绩效和产业化应用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在科技项目评审、平台验收、机构评价、人才评选、奖励评审中破除“四唯”,突出产业化绩效目标要求。建立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机构目录公告制度,构建专家评价技术水平、市场评价产业价值相结合,市场、用户、第三方深度参与的评价方式,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建立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排行榜机制,对成果产业化成效突出的给予支持。(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科协)

  (二)多元协同,强化成果产业化中端服务保障。

  4.建立高标准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江西省网上常设技术市场、江西省高校科研院所专利转移转化运营平台、江西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等,提供成果登记、查询、筛选、对接、洽谈等服务。建立科技成果常态化征集、发布和推介对接机制,扩大宣传,促进成果供需精准匹配。健全协议定价、挂牌交易、拍卖、资产评估等市场定价机制,创新科技成果交易模式,打造“赣拍”成果拍卖品牌。完善技术交易服务网络,加强省市县三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落实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技术要素加速流动。(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税务局)

  5.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及人才培育。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设立技术转移部门和工作队伍。优化提升一批高水平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实行动态管理,建立退出机制,对国家级和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每两年度进行一次绩效评价,评为优秀的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项目建设经费支持。开展技术经纪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技术转移专业队伍能力水平,探索技术经纪专业职称制度,畅通技术转移人才职称晋升通道。建立技术转移机构与技术经纪人排行榜激励机制,每两年发布一次排行榜。(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6.促进中试熟化平台载体能级提升。围绕重点产业成果转化需求,强化市场化运营,持续优化提升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平台与载体的服务功能,高水平开展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工艺验证、中试熟化和应用场景、商业模式策划等服务,实现科技成果“研发、中试、转化、产业化”的无缝衔接。对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每两年度进行一次绩效评价,评为优秀的每家给予20万元项目激励。鼓励各主管部门依据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绩效,对其他中试熟化平台、载体给予激励。(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厅)

  7.加强科技成果产业化开放合作。利用国家级大院大所产业技术及高端人才进江西、江西高校科技成果对接会、滕王阁创投峰会以及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吸引国内外优质成果对接省内产业发展需求。支持建设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科创飞地、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等科技合作载体,拓展科技合作交流与成果转化通道。加大省外重大科技成果引进力度,鼓励科技成果以作价入股等方式在省内企业落地转化。(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8.丰富科技金融支持成果转化方式。发挥政府资金撬动作用,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拓宽金融支持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纳入“科贷通”备选库的,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且符合条件的单户企业,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鼓励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科技支行、科技担保公司等专营机构,开发科技成果产业化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金加大投入。在江西省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下设成果转化子基金,基金规模达5亿元,重点投向在省内落地的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责任单位:省金融监管局、省科技厅、省国资委)

  9.落实成果转化人员交流与激励举措。完善校企、院企科研人员“双聘”机制,高校、科研院所选派科技人员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从企业选派高级工程技术或经营管理人员到高校、科研院所担任“创业导师”“产业教授”,打通产教融合人才互用渠道。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提质扩面,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清单制度,支持科研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兼职创新、离岗创办企业。加大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力度,鼓励项目承担单位从成果转移转化所获净收入、股份或出资比例中提取60%-95%奖励给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团队。(责任单位: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三)营造环境,推动成果产业化后端落地见效。

  10.实施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围绕我省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大力实施省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工程项目,取得一批关键产品或设备,做强一批优势企业,带动新技术、新产业发展。遴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推荐纳入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江西省科技创新发展基金及其子基金投资项目库,以市场化方式对产业化项目予以支持。(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国资委)

  11.加大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支持。在省级科技计划技术创新引导类项目中择优支持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熟化与工程化研究项目,对获得国家科技奖以及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在省内企业落地转化的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完善《江西省网上常设技术市场技术交易补助管理办法》,对承接转化科技成果的企业,提高补助力度,同一企业年度补助额度最高可达200万元。企业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符合法定情形的,可享受递延纳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产业化规模巨大、产业链带动能力明显的项目,在用地、用能、环评、生产许可批准等方面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并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国资委、省税务局,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赣江新区管委会)

  12.畅通科技创新产品产业化上市渠道。对我省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企业,其符合条件的创新产品、创新服务给予首购政策支持,使用财政资金采购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版次软件、首批次新材料以及创新产品,可以依法依规采取非招标采购方式。持续深化江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首台套专区”建设,展示首台(套)产品信息,鼓励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首台(套)产品。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品与电商直播业态融合,常态化举办创新产品直播节活动,助推创新产品快速上市。(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赣江新区管委会)

  三、组织与实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江西省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领导小组,由省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省直相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负责研究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相关政策与工作机制,协调重大事项,解决重大问题。

  (二)强化跟踪督促。各责任单位要加强协同配合,优化工作举措,按照时间节点及时跟进各项工作任务,对工作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要督促整改。加强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事项的监督检查,加大全流程风险防控,主动跟踪服务,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三)加大宣传力度。切实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提高社会知晓度,营造共促成果产业化的良好氛围。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相关配套政策衔接,协同推进落实。挖掘发现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典型案例,在全省树立标杆和打造样板,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做法,引导全社会力量更多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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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