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关于2019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发文时间:20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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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政府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税务建设,各项工作富有成效, 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等各级领导的肯定批示90多次。现将我局2019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依法全面履行税收工作职能


一是全力落实减税降费。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建立“一竿子贯到底”高效指挥体系,打造减税降费“穗惠家”品牌,通过现代化展示平台和“税惠通”“税惠享”“税惠达”系列项目增强纳税人的获得感。探索多缴税费快速退库模式,高效完成“残保金”“六税两费”退库任务。目前使用“税惠通”系统快速查询税费优惠政策已超26万人次。二是依法组织税费收入。严明组织收入纪律,做到减税降费和组织收入“两手抓、两不误”,坚持依法征税,加强各税费种管理,高质量完成组织收入工作。三是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先后推出小规模纳税人“一键申报”、非税收入业务全程无纸化办理、“税链”区块链电子发票等先行先试措施,拓展“一次不用跑”清单至128项,构建5G“税视通”可视咨询系统,为纳税人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措施。由我局承建、全省上线的掌上税务局“粤税通”获得“2019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奖”。“全国首创车辆购置税全程电子化”和“区块链电子发票试点”两项案例,入选广州城市治理榜十强。四是支持服务大湾区建设。出台税收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12条措施,支持南沙自贸片区深化税收改革创新,探索税务跨境通服务措施。围绕广州推进“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从税收角度积极推出方案措施。


二、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


严格规范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工作,开展税务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合规性评估和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及时向省税务局报备新制定的2份规范性文件。多次组织开展涉及证明事项文件清理、涉及优化营商环境文件清理等工作,2019年全系统共对17份税务规范性文件宣布废止失效或修改。


三、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一把手”末位发言等制度,倡导民主团结的班子工作氛围,做到依法、科学、民主决策。落实领导班子调研制度和基层联系点制度,开展“两代表一委员”和纳税人大走访等活动。建立税费业务集体审议机制,制定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工作指引。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是全面推行“三项制度”。依托执法公示平台,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依托文字记录为主、音像记录为辅,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依托制定法制审核事项清单,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上线一体化平台,对“三项制度”的数据和成果进行集中展示。二是规范和优化税收执法流程。加强行政审批“零逾期”管理,严格落实广东省税务系统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及裁量基准。建立岗责明确、流程清晰的税费业务岗责体系,推行税务文书电子送达和“逾期申报+简易处罚”网上办理。推行增值税发票申领分类分级管理模式。加强出口退税风险防控工作。三是深入推进税收综合治理。大力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开展重大税收案件联合惩戒工作,做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加强税警协作。积极推广“活体认证+人脸识别”实名认证方式。应用税收大数据创建风险指标模型加强预警分析。


五、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


一是切实加强内部监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税收执法督察,加强内部财务审计。深化内控机制建设,加强完善内控监督平台,严密组织风险排查,开展办税服务厅编外人员“授权+清单”管理试点工作。二是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积极配合外部审计和上级监督部门,按要求做好迎接外部检查工作。完善投诉举报制度,畅通监督渠道。


六、完善权利救济和纠纷化解机制


一是畅通法律救济渠道。制定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规则。积极发挥调解、和解的作用,依法开展行政复议。遵循合法合理行政原则,认真办理行政应诉案件。二是完善信访工作制度。优化信访办理流程,畅通和拓宽信访渠道,坚持诉访分离和依法分类解决信访诉求,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


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完善广州税务系统政务公开工作机制,做好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培训和贯彻落实,定期开展主动公开目录检查,推进基层税务机关主动公开工作。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形成“门户网站+双微+新闻媒体+特色平台”的立体式公开渠道。


八、增强全社会税收法治观念


一是积极拓宽法治宣传渠道。依托“报、网、端、微、屏”融媒体平台打造宣传矩阵,努力打造法治宣传精品,累计在各级新闻媒体刊发报道超过800篇次。纳税人学堂在“现场面授+网络直播”的基础上,升级“掌上纳税人学堂”,市区两级纳税人学堂共培训1496场,覆盖81.8万人次。二是积极拓展法治宣传形式。在广州税务网站上创建系列专栏,通过图解税收、动漫、视频等形式为纳税人解读税费政策。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税收系列”精品课程,创新推出中英双语解读政策,该举措荣获2019年广州市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十大创新项目奖。举办税法知识普及电视公开课,加强青少年普法宣传。


九、加强税收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推行公职律师和法律顾问制度,发挥法律人才在提供专业法律意见、法律咨询、法律培训等方面的作用。积极推进领导干部学法,在各类培训班中均开设税收法治相关专题课程,组织法制人员、公职律师、执法资格考试等专题培训班。打造“案说税法”品牌,提升税务人员运用法治思维解决执法疑难问题的能力。


十、健全依法行政领导体制机制


制定并落实全面依法行政领导小组议事规则和全面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则,切实提高领导小组的工作效能。全局各级税务机关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开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和保护民营企业发展专项督查迎检工作,我局相关措施和成效得到上级充分肯定。


2019年度,我局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法治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税务人员不擅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二是部分税务人员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尚待进一步提升。


2020年,我局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税收法治建设,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助力广州推进“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作出应有贡献。一是坚持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依法组织税费收入,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地发挥税收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二是坚持严格规范税收执法。全面开展规范化标准化一体化建设,深入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继续完善征管制度体系,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规范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加大执法督察力度,全面推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三是坚持提升队伍法治素质。拓宽法治宣传教育渠道,加强推进税务人员高质量学法尊法用法,探索推行基层法制员制度,积极发挥法律人才的作用,擦亮“案说税法”品牌,发挥案例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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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