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政办[2021]4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文时间:2021-01-15
文号:豫政办[202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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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济源示范区管委会、各省直管县(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促进我省服装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以“科技、时尚、绿色”为定位,着力优化布局、调整结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强化科技创新,大力推进智能化改造,强力实施“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战略,重点抓实体、推项目、优政策、强服务,促进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推动我省从服装制造大省向服装制造强省迈进。


  (二)基本原则。


  1.政府引导,市场培育。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我省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区位、交通、市场等比较优势,完善政策体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2.品牌引领,改善供给。加大品牌育引力度,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加快形成以质量、品牌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积极适应、引领、创造消费需求,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


  3.创新融合,开放合作。发挥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推进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优化人才、技术、资金、项目引进渠道和机制,广泛开展交流合作。


  (三)主要目标。到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服装和相关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000亿元,培育年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企业30—50家,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10—15个,产业链条更加完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行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叫响一批河南品牌,打造一批领军企业,建成全国重要品质服装制造基地。


  二、重点任务


  (一)优化发展布局。以集群集聚为依托,以实体经济为核心,以产业链为主线,打造上下游贯通、左右侧协同的产业发展新生态。以郑州为中心,豫北、豫东、豫南为主干,豫西为次干,县域为主体,省域、市域、县域高效联动,构建时尚创意、加工制造、市场发展相互协同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


  (二)壮大产业集群。按照特色突出、定位明确、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原则,做大集群规模,优化集群结构,推动郑州、安阳、鹤壁、新乡、商丘、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等省辖市特色产业集群提升,加快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大中小企业联动、上下游协作互补、产业配套完备、集聚效应显著的百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各地要加大承接服装产业转移力度,积极开展产业链式精准招商、集群式招商,对促进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就业贡献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实行“一事一议”,对“二次裂变”项目按照有关政策予以扶持。鼓励引导产业集聚区集约高效建设服装企业集聚的高端产业园、配套产业园、返乡创业园、中小微企业园等。大力建设服装出口基地,持续推动国家级、省级服装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商务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三)培育龙头企业。深入推进服装行业“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培育年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企业,重点培育年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大个头”企业,打造一批创新能力强、有竞争优势和产业担当的“功勋企业”,引领我省服装产业发展壮大。抓好20家骨干企业、5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和50个重点项目建设,实行“一企一策、专人专班”。支持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联合等方式做大做强。(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


  (四)强化产业链配套。按照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发展要求,高水平、高标准引进印染、服装面料等项目,着力破解我省纺织服装产业链中间环节制约。积极推动与服装产业密切关联的绣花、线业、衬垫、拉链、配饰等行业发展。加快建设一批原辅料专业市场,打通国内国际供应渠道,打造智慧高效的综合性行业采购平台,提高供应链快速反应能力。(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


  (五)加快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鼓励服装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计制造商、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等开展技术攻关,加快服装行业智能制造关键环节、关键技术研发和试点应用。推进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鼓励服装企业积极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按规定对首次获得认定的企业给予配套奖补。推进服装行业科技型小微企业“金种子”孵化,对企业建设的被认定为国家级并考核为优秀、良好等次的专业类科技企业孵化器、专业化众创空间,按规定给予一定奖补。(责任单位:省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教育厅)


  (六)提高创意设计能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设计投入力度,成立设计机构,引进优秀设计人才,积极创建国家级、省级工业设计中心。鼓励企业面向全球布局对接研发、设计高端要素,在产品、工艺、包装等环节提高设计创新和系统集成水平,增强自主品牌建设和原始设计制造能力。鼓励企业开发富有民族文化底蕴、时尚化、个性化、功能化、绿色化的新产品,增加产品多样性,提高产品附加值。开展省级纺织服装创意设计园区(平台)试点示范工作,支持申报国家级纺织服装创意设计园区(平台)试点示范。(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


  (七)创新发展营销模式。鼓励企业创新营销渠道,积极布局价值链更高端的营销类型和环节。加强综合性和垂直性电商平台建设,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提升电子商务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培育网上销售、直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零售业态,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发展网红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社群经济等新模式。鼓励专业市场和企业向线上转型,打造线上商城,构建全渠道营销体系,建设一批运营管理专业、辐射能力强的智慧市场。(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工业和信息化厅)


  (八)推动智能化改造。鼓励企业加快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充分应用自动化、高速化、智能化生产设备再造生产工艺流程。加快服装设计、制造、管理、仓储、物流配送等环节数字化系统集成应用,推动传统服装制造向先进制造、高端制造转型。支持发展服装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对纳入省重点培育名单的按规定给予奖补。引导中小企业上云,推动平台服务商降低企业使用云资源和云化软件费用,各地可采用“云服务券”方式对企业实际上云费用按一定比例给予补贴。(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九)推广云生产管理应用。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生产装备智能化、生产管控信息化、产业链协同网络化的基础上,发展柔性化生产、小批量个性化定制、网络协同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及时预测消费需求,辅助创意设计和产品开发,研发适销对路产品,增强生产与需求的适配关联,促进服装产业由生产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


  (十)打牢质量基础。组织企业争创省级、国家级“质量标杆”,对新获得全国“质量标杆”称号的企业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奖励。鼓励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推广使用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和管理体系,引导企业深入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支持企业开展国内外产品质量比对,努力对标国内外先进水平。(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工业和信息化厅)


  (十一)培育引进企业品牌。大力发展自主品牌制造,鼓励企业注册和使用自主商标,研发生产品质好、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大的新产品,加大品牌推广力度,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推动企业在境外设立自主品牌商品展示中心、直购体验店等。瞄准国内外知名服装制造和设计企业,广泛开展对接合作,大力实施精准招商,力争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落户我省。支持中高端品牌收购。开展品牌创建培训和诊断活动,指导重点企业制定品牌战略,推进品牌管理体系贯标。扶持一批品牌培育和运营专业服务机构,培育若干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品牌展览展示、广告服务机构。支持企业积极创建名牌产品、优质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争创国家级工业品牌示范企业。(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商务厅、工业和信息化厅)


  (十二)打造区域品牌。按照明晰定位、错位竞争和特色化、专业化发展的思路,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基地,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名城、名镇,叫响产业集群区域品牌,鼓励企业争创国家级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培育试点,支持创建国家级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继续办好郑州国际时装周、中国(河南)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等展会,支持各地举办服装博览会,广泛开展流行趋势发布、服装设计大赛、高端产业论坛等活动,提升我省服装产业知名度和影响力。引导企业参加境内外知名行业展会,各地可对参展企业给予展位费补贴。(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商务厅、工业和信息化厅)


  (十三)强化公共服务。加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高技术研发、创意设计、质量检测、集中采购、市场营销、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物流运输等配套服务水平。提升产业集群公共服务能力,推进集群内企业资源共享,发挥规模优势,降低综合成本。加强产业园区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园区、集群整合各类资源,搭建线上线下一体的综合公共服务平台。(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市场监管局、商务厅、地方金融监管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工作责任,强力推进落实。建立省、市、县三级产业发展联动机制,市、县级政府负责联系本地重点骨干企业,开展“直通车”服务。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作用,当好政府和企业的“桥梁”。(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民政厅)


  (二)加强财税支持。统筹使用省先进制造业专项资金,加大对服装行业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支持企业按规定申请稳定岗位补贴。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鼓励企业在贫困地区建设服装工厂、车间,符合带贫企业认定标准的可享受扶贫优惠政策。(责任单位:省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扶贫办、税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电力公司)


  (三)加强融资支持。落实应收账款质押和商标权、专利权等抵押质押贷款政策。利用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各类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基金,按照市场化方式支持符合基金投向的服装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服装企业挂牌上市。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成长性好的服装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对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引进保险资金实现融资且符合省级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支持条件的企业,按规定给予奖补。(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财政厅、人行郑州中心支行、河南银保监局、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


  (四)夯实人才支撑。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利用“中原领军型企业家”培训平台,每年遴选一批领军型企业家接受高端培训,选拔一批优秀青年企业家参加“企业家成长班”。鼓励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对符合条件并入选中原英才计划(育才系列)的高层次人才,按规定给予相应支持。鼓励中原工学院、河南工程学院等高等院校与服装企业加强产教融合,合作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大力推行订单式、冠名班技能人才培养。加大劳动力吸返、挖掘力度,继续实施“巧媳妇工程”,建设训练有素、专业精干、接续有力的产业工人队伍。(责任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工商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


  (五)强化企业服务。各地、各部门要搭建制度化政企沟通平台,建立长效服务机制,完善省、市、县三级“企业首席服务员”制度,持续开展“政策落实进万企”活动,指导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在要素保障、市场开拓、融资服务、项目审批等方面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助推企业转型发展。(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工商联)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1月15日


推荐阅读

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