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府办函[2020]207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三亚)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0-07-31
文号:琼府办函[2020]207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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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有关单位:


  《中国(三亚)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7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中国(三亚)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雄安新区等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20]4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46号)精神,全面推进中国(三亚)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三亚综试区)建设,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发展,制定本方案。


  —、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精神,紧紧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动力,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协同发展为着力点,逐步形成一套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标准,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与服务体系,探索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三亚模式,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可借鉴的制度和经验。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原则。


  发挥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制度创新优势,按照全方位开放的要求,以国际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为重点,坚持WTO(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原则,对标WTO/TBT-SPS(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规则和UN/CEFACT(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贸易便利化建议书等公约、法规、标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2.坚持创新发展和有序规范原则。


  推动跨境电子商务自由化、便利化、规范化发展,为三亚综试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风险防控,确保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交易安全、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3.坚持协同共享原则。


  通过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共享,加强部门间协同、协作和相关政策衔接,推动监管与服务、线上与线下、政府与市场的有机融合。通过综合改革、集成创新,推动“关”“税”“汇”“商”“物”“融”一体化发展,形成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监管服务模式和制度体系。注重跨境电子商务与服务贸易、现代服务业、国际投资合作协调发展,不断夯实货物贸易产业基础,扩大服务贸易空间,实现跨境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突破性发展。


  4.坚持市场主体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政府在制度创新、政策制定、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行业引导方面的作用。


  (三)发展定位。


  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标杆的要求,将三亚综试区打造成为全球供应链采购中心、现代化经济发展引擎和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全球供应链采购中心。通过三亚综试区建设,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推进跨境采购向全球采购发展,铺就“买全球、卖全球”跨境电子商务通道,建立完善的供应链服务体系,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跨境贸易仓储中心。


  现代化经济发展引擎。通过三亚综试区建设,充分运用“互联网+跨境贸易”的思维,大力推进跨境贸易方式和政府管理创新,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与深海科技、南繁科技、热带农业等深度融合发展。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彰显三亚市后发优势。


  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中心。通过三亚综试区建设,充分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和三亚市的区位优势,打造面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和区域总部基地,吸引跨境数字化国际营销、物流、仓储、电商运营培训、直播等优质服务商入驻,吸引更多外国客户来三亚市实地看货体验,形成完善的看货、展示、交易、交付等方面服务的跨境电子商务生态圈与产业链,同时促进三亚市服务贸易的发展。


  (四)目标定位。


  1.总体目标。争取用3至5年时间,基本建立一套与自由贸易港接轨的跨境电商制度体系;建成布局合理、制度完善、便利高效的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网络,形成以“三亚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保税物流中心+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N网点”为纽带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设施体系;基本建成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设备为支撑,涵盖电子商务综合服务、海关监管、跨境物流、智慧供应链、交易支付、信用风险管理的生态服务圈;基本建立以全球供应链管理为重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跨境电子商务全产业链体系;基本建成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标准化和协调发展的管理体系,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投资合作便利、营商环境排在世界前列的国家物流枢纽。


  2.量化目标。力争到2022年,跨境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50亿元。到2025年,跨境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亿元,培育15家跨境电子商务重点企业、1个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基地、1个离境(岛)购物载体、5个离境(岛)购物中心,总体发展水平位于国内前列。


  二、总体布局


  依据《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年)》、“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重点城市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求,合理布局协同推进,打造“一区、两园、两中心、大通道”的产业布局。


  (一)一区。


  以三亚南山港为依托,申请设立“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电商”1210(保税备货)业务,建立支撑跨境电子商务和免税品仓储、配送的保税物流体系。除具备保税物流中心的功能外,大力拓展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展示交易、特殊商品加工制造等功能。以深海和南繁科研设备的保税研发和维修业务为核心,先行先试,拓展服务空间,积极对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文昌国际航天城,开展医疗科研设备和航天设备的保税研发和维修业务。


  (二)两园。


  1.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产业园。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设立重点面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子商务展示展销中心、服务中心和区域总部基地。鼓励采购、第三方平台、代运营、创意、摄影、推广、培训、邮政快递等相关专业配套服务发展,形成集孵化、研发、运营、客服、设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


  2.三亚跨境物流产业园。发挥三亚跨境物流产业园的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优势,重点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物流供应链。建设集国际物流、仓储、分拨、转运、金融服务与创业孵化为一体的服务基地。


  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各具特色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形成良性竞争、错位发展的格局。


  (三)两中心。


  1.三亚保税物流中心(B型)。依托空港建设三亚保税物流中心(B型),主要为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贸易提供免税、保税商品仓储和包括普通货物、冷链物流、危险品物流(消费品)等多种形式的国际物流配送服务,打造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2.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依托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线上和线下平台,继续扩大免税购物品种范围,提升全球采购能力,增强三亚市免税购物国际市场竞争力,塑造三亚免税购物品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跨境电子商务新业务。


  (四)大通道。


  加快推进三亚新机场建设。利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的航空航线资源优势,打造国际航空枢纽。积极争取三亚南山港申报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完善进境指定口岸功能。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航线和长三角—海南(海口)全境火车货运班列资源,构建便捷高效的跨境电子商务通道和国际贸易大通道,支撑三亚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三、主要任务


  (一)营造便利化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环境。


  1.建设国家跨境电子商务仓储基地。


  加快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建设。研究制定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基本信息备案管理标准及管理办法,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以及国际贸易大宗贸易进境备案制。加强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市场采购和国内消费市场开拓。鼓励跨境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企业利用零关税和保税免税政策,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备货仓储,开展B2B(企业-企业)、B2C(企业-消费者)、B2B2C(企业-企业-消费者)等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促进“电子商务”9610(集货报关)和“保税电商”1210(保税备货)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创新和延展,建设国际跨境电子商务区域仓储基地。支持三亚综试区与各省市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合作,实现设施、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2.创新便捷高效海关监管流程。


  推进跨境电子商务通关全程无纸化管理,促进B2B合同、运单、支付凭证和发票电子化。支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出口货物存储、通关及退换货业务,鼓励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境商品实施批量转关操作,降低管理和运输成本。对不涉证、不涉税的出口商品,实行HS(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商品编码前四位统一归类申报。探索对销贸易监管流程,简化跨境电子商务进口流程,拓宽跨境贸易物流通道,支持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快件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南山港进境,或从省内其它海运口岸进境转关至三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实施事先备案、直接入区、事后监管模式,优化保税备货进境流程。利用科技手段,探索对生鲜类产品建立更为便利的进口检验检疫措施,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生物医药、种质跨境研发便利化,探索适应跨境研发的海关特殊监管模式。在检验检疫领域,探索进出境生物材料检验检疫正面清单制度。


  3.完善进境指定口岸服务功能。


  加快推进进境整车、肉类、水果、药品、冰鲜水产品等进境指定监管场地建设。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跨境电子商务食用水生动物、水果、鱼肉类产品、植物、药品等进口物品,实行检验检测互认,简化检验检疫流程,提高口岸服务效率,提升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水平。加强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建设,重点辐射东南亚、南亚、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


  (二)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共享平台。


  1.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基础设施。


  重点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和三亚保税物流中心(B型),发展和完善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以及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等海关监管网络,形成布局合理、安全便捷、运行高效、资源聚集的跨境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体系。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运营模式。按照跨境电子商务运作、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监管和服务需求,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服务体系,为跨境电子商务和外贸企业提供主体设立登记、政策咨询、事项办理等一站式服务。探索保税监管场所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纳入跨境电子商务通关与物流节点统一管理,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与进出口业务融合发展。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培训、物流配送、金融结算和产业孵化等增值服务。加强与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联动,促进省内园区间设施联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共同打造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集群,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资源要素高度聚集。


  2.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三亚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依托电子口岸,按照“一点接入”原则,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认证体系,为在三亚综试区开展业务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企业、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跨境支付企业、跨境物流企业等主体提供“关”“税”“汇”“商”“物”“融”一站式服务。对接海关、商务、交通、税务、外汇、市场监管、居民身份核验等部门的数据服务平台,实现监管部门间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完善信息共享、智能物流、金融服务等服务功能,探索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全程在线数字化服务。


  3.推进线上线下互动融合发展。


  引导跨境电子商务和传统批发、零售主体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开设线下展示店、体验店以及完税商品销售店,结合互联网营销手段提供多样化的零售服务。支持鼓励第三方物流配送企业入住园区,开展“互联网+物流”配送服务。支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规划面积以内、围网以外综合办公区专用的展示场所,或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外其他经允许的固定场所开展“线下展示+线上交易”业务。鼓励将电子合同、电子发票应用于跨境电子商务B2B出口环节,探索跨境电子商务更加便利的线上交易、支付和结算。积极引导全球优质产品在三亚综试区内全年展示。


  (三)优化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生态圈。


  1.创新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支持银行金融机构与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合作和金融产品创新。


  积极推进三亚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为跨境电子商务资金结算提供支持。培育本地支付机构或者争取境内外支付机构落地成立分支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业务提供小额、快捷、便利的支付服务。鼓励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之间开展规范合作,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支持第三方支付机构和银行金融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人办理跨境外汇支付和结售汇业务。支持银行金融机构与取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支付机构为外贸企业和个人跨境交易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支持金融机构为信用等级高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主体提供在线支付结算、在线融资、在线保险等金融服务。


  2.实施跨境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


  对三亚综试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出口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同时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三亚综试区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企业,试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统一按照4%确定。简化免税凭证,提供更为高效的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免税服务。


  3.构建智能物流服务体系。


  (1)建设智能化物流运输服务体系。


  基于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契合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特色的交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与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衔接,与各大快递公司实现系统对接,实时掌握物流运输节点变化更新和快递投递状态,拓展三亚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发展市场空间和服务空间。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以及北斗导航、GIS(地理信息系统)、RFID(射频识别)等技术,建设适应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智能物流信息系统和智能云仓储管理信息系统,对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的信息系统,衔接销售B(企业)端、C(消费者)端和M(工厂)端,实现物流供应链物联网。


  (2)建立国际化物流服务规范体系。


  对标国际运输标准、规范、流程和编码规则,研究制定与国际规则并轨的运输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的高质量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体系。增开国际航空航线、加密现有国际航班,适时开通货运航班,增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货物吞吐能力。争取国家批准三亚南山港口岸对外开放,开辟国际国内集装箱班轮航线。


  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后发优势,根据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需要,建立和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配送网络,重点建立智能化全岛供应链物流配送服务体系。


  4.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信用服务体系。


  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平台企业、物流企业及其他综合服务企业基础数据信用信息数据库。研究制定跨境电子商务信用标准、跨境电子商务评价体系和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信用分类监管制度,建立对跨境电子商务“分类监管、部门共享、有序公开”的信用管理体制和机制。


  5.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统计监测体系。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数据监测,建立三亚综试区数据监测制度。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统计方法,研究跨境电子商务B2B的统计标准、口径和方法,进一步做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的统计工作,为政府监管和企业经营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6.建立跨境电子商务风险防控体系。


  建立以流程和节点为重点的风险预防、识别、评估和处置等防控机制,有效防控虚假贸易、走私、洗钱等经济风险和数据存储、支付交易、网络安全等技术风险,以及产品安全、贸易摩擦、主体信用等相关的交易风险。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作用,建立企业主体、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参与的质量安全治理体制和跨境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为政府监管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决策辅助和服务保障。探索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监管服务系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四)推进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


  1.促进全球采购适应市场需求。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B2B企业,依托全球采购网络和物流供应链网络,与具有全球供给能力的企业合作,开展全球优质商品供应链采购。充分利用大数据,精准分析跨境电子商务消费特征和规模,开展供应链准时配送采购,满足备货与跨境电子贸易市场的要求。结合对销贸易需求,积极探索易货贸易、抵销贸易、互购贸易、回购贸易等贸易形式。支持对销贸易商品实现B2B、B2C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2.创新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模式。


  深入挖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两大发展趋势,加快融入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体系,推动新型产业和流通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和高度聚集。制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支持政策,促进电子商务供应链发展。鼓励有资质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建设或者收购并购、租赁海外仓、保税功能仓和集散中心,延伸供应服务链条,为境外采购仓储和本地产品走出去提供物流支撑。探索海外仓建设的融资、风险保障机制。鼓励发展全程B2B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模式,整合本地出口产品资源,融合贸易、通关、金融、外汇、销售、物流等环节,结合海外仓和海外营销网络,为企业提供全球营销、出口代理、物流运输、落地配送等服务。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塑造自主出口品牌,进一步优化通关(含检验检疫)、退税、结汇等操作流程,促进经营主体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推进热带农产品生产M2B2C(制造商—企业—消费者)跨境电子商务分销创新模式,依托B2C卖家分销渠道,拓展海外终端网络。支持服务贸易企业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开展医疗保健、职业教育、农业种植等服务贸易,提升三亚国际竞争力。


  3.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与供应链协同管理。


  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化供应链发展。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企业建设电子供应链系统与企业资源系统、企业门户系统融合发展,实现跨境电子商务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供应链信息集成。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企业充分整合境外海外仓、境内保税功能仓等储资源,实现供应商管理库存、准时配送供应链上自动生成。通过跨境供应链协同管理,促进物流运输航线、运力资源共享,降低物流成本,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五)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集群。


  优化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布局,制定政策引导跨境电子商务进园区,引导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功能、服务业态在园区聚集,支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三亚跨境物流产业园等产业园区建设,构建具有国际特色、功能完备、产业集聚、富有活力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形成跨境电子商务集群。鼓励国内外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在跨境电子商务园区设立全球名优产品展示、展销及代购服务。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免税购物平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农业种植基地、海上牧场和会展企业合作,实现跨境电子商务与产业融合发展。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争取国家支持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落地,建立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支持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促进本土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创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相关配套衍生服务,完善产业链、价值链,形成良好的跨境电子商务生态链。


  (六)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主体。


  引进国内外龙头电子商务企业,重点引进世界500强和国内国际贸易50强中对外贸易或者电子商务企业在三亚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区域性、功能性总部。加强与国内较大型国际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品牌培育,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配套产业链。引导现有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支持建设产业互联网C2M(消费者-工厂)电子商务平台或者C2M电子商务平台落地发展。


  (七)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主体认证体系。


  加快建设和完善以社会信用代码及银行账户为主要身份验证信息的国际通行认证方式。以企业商事登记注册信息数据库为基础,研究制定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备案、验证等基础信息管理规范及办法,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备案及查验管理系统,为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交易安全保障服务。加快建设居民身份证、人脸识别、身份信息查验管理系统,为跨境电子商务验证通关,提供便利条件。


  (八)创新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发展机制。


  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政府、高校与企业合作,建立一批服务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急需的创业型和实用技能型人才培训基地,形成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定制化培养的校企合作机制;鼓励社会培训机构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训,构建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支持普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开设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专业和课程。研究制定政策支持各院校、培训机构开设英语、俄语、日语、韩语以及东南亚小语种课程和培训。强化进出口议价人才培养。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建设培训基地,重点支持国家级、省级培训示范基地(中心)建设,服务产业发展。


  四、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三亚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中国(三亚)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领导和协调推进三亚综试区建设有关工作。根据本方案制定具体工作细案,突出重点、先行先试,结合自由贸易港建设制度创新,形成制度创新清单,推动创新政策措施落地。明确建设项目,精心组织实施,完善工作机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相关单位要根据本方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加快推进三亚综试区建设。


  (二)完善扶持政策。


  三亚市政府要制定和完善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政策,鼓励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企业落地三亚开展业务。


  (三)营造良好环境。


  各相关单位要发扬特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放管服”改革,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效防范试验风险,实现跨境电子商务自由化、便利化、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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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