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国税发[2016]35号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2016年重点工作的通知
发文时间:2016-03-09
文号:沪国税发[2016]35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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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税务局、各直属分局、市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2016年重点工作》发给你们。请各单位、各部门按照项目职责分工及时组织贯彻落实,认真做好工作计划、布置和推进,突出工作质量,确保全面完成。


  特此通知。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6年3月9日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2016年重点工作


  一、抓好组织收入


  1. 完成税收收入工作。按照计划安排,分解落实2016年各分局预期收入目标,全面把控组织收入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好各项稳增长预案,落实“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预期目标,确保完成全年税收收入任务。探索构建税收收入管理新体系,科学合理分解、调整各单位税收收入增长目标,监控分析收入管理过程,实施收入应对措施。积极开展全市税收预测科学量化分析,搭建税收收入预测平台。运用税收大数据开展经济税收发展规律研究,构建用以反映、预测经济运行状况的“税收发展指数”(TDI),逐步完善成熟后在一定范围内发表。


  刘新利牵头负责,具体由规划核算处负责落实。


  二、推进依法行政


  2. 推行税收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加强对市级权责清单的动态管理。密切关注法律法规的变动情况以及总局、市府的相关工作进展,及时更新、完善市级权责清单;做好国、地税权责清单的协调、衔接;确保权责清单与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持一致。积极推进形成区、县级国、地税合一的权责清单。在上海国、地税合署共治框架下,按照总局、市府的工作部署,国、地税权责清单同步研究、同步梳理、同步确认,同步发布。


  胡兰芳牵头负责,具体由法规处牵头,办公室、货物劳务税处、退税处、所得税处、国际税务处、财产行为税处、规划核算处、纳税服务处、征管科技处、稽查处、督察内审处、巡视办、人教处、监察室共同参与。


  3.推进税收业务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深化本市税务系统税收业务工作标准化建设,以规制税收业务工作裁量权为重点,以全市各区县税务部门间存在的政策执行口径不一、管理服务标准存在差异等问题为导向,完善标准化制定、执行、保障机制建设,不断提升标准化建设“标杆”。


  胡兰芳牵头负责,具体由办公室、法规处牵头,货物劳务税处、退税处、所得税处、国际税务处、财产行为税处、规划核算处、纳税服务处、征管科技处、稽查处共同参与。


  4. 推进税务稽查规范和流程监督。试行《全国税务稽查规范(1.0版)》,在全市范围内实现稽查执法一个标准、一个流程、一把尺子。规范税务稽查,坚持公正执法,探索税务稽查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稽查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全流程的监督,着力提高稽查办案质量,有效防范执法风险。


  曹晖牵头负责,具体由稽查处负责落实。


  5. 强化执法督查。按照总局部署,针对推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后的后续税收管理、出口退税管理、等方面开展执法督察,着力发现税收征管各环节的风险,及时进行风险提示、问题推送、督促整改。


  阎更耀牵头负责,具体由督察内审处负责落实,各相关业务处室配合。


  三、落实税制改革


  6. 落实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试点。围绕推进国税、地税征管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任务,结合上海实际,抓好任务细化分解,落实好组织领导、学习动员、沟通协调、跟踪问效、舆论引导等各项保障措施,确保综合改革试点有序、有力、有效推进,积极为面上改革工作提供有益的实践经验。


  胡兰芳牵头负责,具体由办公室牵头,各处室共同参与。


  7. 完成营改增及消费税改革。推行建筑业和不动产、生活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营改增各项举措,加强有关政策设计对接行业发展需求的分析研究,确保工作平稳有序。做好已纳入试点行业的持续跟踪,开展运行效应分析,为进一步完善营改增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按照总局消费税税制改革推进方案,配合开展政策调研,有效落实政策,推进消费税改革。


  胡兰芳、李俊珅牵头负责,具体由货物劳务税处牵头,办公室、法规处、退税处、规划核算处、纳税服务处、征管科技处、稽查处、电税中心共同参与。 


     8. 加大增值税发票升级版应用力度。坚持创新与突破并重,深入推进改革试点。推行商品和服务编码制及其运用,推进取消认证制度并方便纳税人,促进大数据运用,做强事中税收风险监控。完善比对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管理。


  胡兰芳、李俊珅牵头负责,具体由货物劳务税处牵头,征管科技处、纳税服务处、稽查处、电税中心共同参与。


  9.试点内外贸税收征管“一体化”。对符合条件的仓储物流、贸易加工企业,非保税货物进入特殊监管区运作的,可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可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促进区内企业合理配置国内外市场资源,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助力企业创新创业。


  胡兰芳牵头负责,具体由货物劳务税处牵头,法规处、退税处共同参与。


  10.落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做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培训和宣传工作,通过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的纳税调整数据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进行核实,确保工作的有效落实。


  蒋震平牵头负责,具体由所得税处牵头,办公室、征管科技处共同参与。


  11.研究落实个人所得税政策。发挥税收职能,配合上级部门,做好研究落实工作。依托税务网站、12366等平台,做好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政策宣传推广,优化完善征管操作建议和管理模式。


  蒋震平牵头负责,具体由所得税处牵头,纳税服务处共同参与。


  12.研究鼓励创新创业的所得税普惠税制等政策。围绕研究鼓励创新创业的所得税普惠税制政策,大力推广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政策,优化完善征管操作建议和管理模式。配合市财政局制定《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界定管理办法》,初步建立本市“科技创新企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蒋震平牵头负责,具体由所得税处牵头,纳税服务处共同参与。


  13.做好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工作。加强税制调研,结合金税三期试点工作,在全市实现房产交易涉税事项一窗式办理,进一步推进电子档案在房产交易过程中的应用,完成个人住房房产税完税证明电子化,纳入个人纳税信息查询平台管理。


  曹晖牵头负责,具体由财产行为税处牵头,纳税服务处、征管科技处、电税中心共同参与。


  14. 强化国际税收政策研究和管理。开展自贸区跨境交易创新措施的调查和研究,逐步探索新业态下的国际税收服务和管理模式。以专家团队、兴趣小组的形式,集中开展对本市国际税收管理影响较大的BEPS项目专题研究。


  龚祖英牵头负责,具体由国际税务处负责落实。


  四、加强税收征管


  15. 推进金税三期建设。根据总局金税三期推广工作总体部署,按时完成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个人所得税系统、管理决策1包和2包等总局新建系统全部平稳上线,做好本地特色软件与金税三期衔接工作。


  蒋旭涛牵头负责,具体由征管科技处牵头,市局各相关处室(除巡视办、机关党办)、电税中心共同参与。


  16. 强化税收风险管控。制定执行2016年全市风险管理工作计划,加强计划跟踪管理。确定2016年度市级重点税源名单,提出重点税源风险管理平台(三期)业务需求。提升市局级风险事项应对质量,做好重点税源风险管理平台(三期)培训及应用,通过大数据应用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质量。


  蒋旭涛牵头负责,具体由征管科技处牵头,市局风险办相关成员单位共同参与。


  17. 建立电子税务局。对接国地税征管改革、“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结合金税三期推进要求,明确工作重点。加大政府部门间涉税信息共享应用力度,全力推进网上办税服务厅建设,深化网上涉税服务,实现涉税事项网上办理工作目标。


  蒋旭涛牵头负责,具体由征管科技处牵头,办公室、法规处、货物劳务税处、退税处、所得税、国际税处、财行处、规划核算处、纳税服务处、财务处、电子税务管理中心共同参与。


  18. 优化完善出口退(免)税预警评估指标。根据《出口退(免)税预警评估指标及其设置说明1.0版》投入实际运行后的应对结果和评估成效,持续做好指标优化和体系完善,防范出口骗税。


  李俊珅牵头负责,具体由退税处牵头,货物劳务税处、征管科技处、稽查处、电税中心共同参与。


  19. 推进出口退税分类管理,扩大出口退税无纸化管理范围。建立分类管理点对点服务机制,组织测算分析和方案调优,制发管理办法启动实施。按照总局逐步扩大无纸化试点企业范围的要求,在将试点企业扩大到整个自贸区范围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全市范围。


  李俊珅牵头负责,具体由退税处牵头,征管科技处、规划核算处、纳税服务处、电税中心、浦东新区税务局共同参与。


  20. 加强财产行为税基础管理。利用市规土部门提供的宗地信息,做好房土两税税源信息核查工作,结合金税三期,完善税源登记信息。依据总局财产行为税种的管理规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实施意见,加强督导检查,确保有效落实。


  曹晖牵头负责,具体由财产行为税处牵头,征管科技处共同参与。


  21. 加强非居民后续管理。防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进一步加强对备案事项的事后分析,开展对付往避税地和低税率国家(地区)境外劳务支付的专项检查。


  龚祖英牵头负责,具体由国际税务处负责落实。 


     22. 加强稽查案源管理。按照《推进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实施方案》的规定,制定本市随机抽查实施办法。加强税务稽查案源管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提升打击各类税收违法行为的精度和力度,提高稽查工作质量。


  曹晖牵头负责,具体由稽查处牵头,征管科技处、人教处共同参与。


  五、创新税收服务


  23.加快12366上海中心建设。根据总局《12366纳税服务升级总体方案(试行)》要求,加快12366上海中心建设。运用“互联网+”思维,整合纳税服务资源,建设多屏全网场景式服务平台,重点聚焦“四大功能”,突出“能问、能查、能看、能听、能约、能办”六能型服务,打造成为税法宣传前沿阵地、纳税咨询沟通渠道、服务方式创新基地、数据采集集成平台、税务形象展示窗口和国际交流合作载体。


  刘新利、吴桐声牵头负责,具体由纳税服务处、七分局牵头,办公室、国际税务处、征管科技处、财务处、人教处、电税中心共同参与。


  24. 创新“双自联动”服务举措。按照推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和“双自联动”发展要求,从激发企业活力,激励人才创新创业等角度,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全面落实国家税务总局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若干举措,认真总结“办税一网通10+10”等创新服务举措的落实情况,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


  刘新利牵头负责,具体由纳税服务处牵头,法规处、货物劳务税处、退税处、所得税处、国际税务处、征管科技处、电税中心共同参与。


  25. 强化大企业税收服务。以全国千户集团总部在沪企业和本市列名管理大企业为对象,通过完善大企业纳税服务机制,创新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产品和方式,提供大企业税收政策确定性服务,提升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


  刘新利牵头负责,具体由大企业管理处牵头,办公室、货物劳务税处、所得税处、国际税务处、财产行为税处、征管科技处、电税中心共同参与。


  26. 探索纳税服务智能咨询。运用语音合成、语音识别、机器人技术、自然语言理解和大数据分析等多种先进技术,依托12366知识库,打造税务系统智能咨询服务平台,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多元化智能咨询服务。


  蒋旭涛、朱锦山牵头负责,具体由电税中心牵头,纳税服务处、七分局共同参与。


  六、加强队伍建设


  27. 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强化干部监督,提升班子素养。加强处级领导干部、处级后备干部培训培养,开展系统副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系统处级领导干部轮岗交流和处级非领导职务晋升。加大青年干部培养力度,探索实行基层专业技术、重点岗位选拔。开展“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探索实施基层标杆管理。制定新一轮系统人才发展实施计划和人才库管理办法,强化总局领军人才使用管理。统筹推进“三训联动”,做优“校训”、做大“网训”、做强“实训”。开展青年科级干部公开选拔和市局机关岗位遴选。


  龚祖英牵头负责,具体由人教处负责落实。


  28. 实施数字人事试点。做好调研,明确重点,制定和优化数字人事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建立领导组织构架和管理制度。科学安排,有序推进试点单位上线前全员培训和模拟运行工作,不断积累经验,形成试点成果。及时做好税务干部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上线工作,加强对税务干部平时考核,探索加强税务干部管理的全新工作模式。


  龚祖英牵头负责,具体由人教处负责落实。


  29.抓好党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各项工作。强化主体责任,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到位。细化主体责任,协助党组细化分解任务,逐级明确选人用人责任、明纪纠风责任、预防监管责任、支持保障责任、管理示范责任等事项分工,制定责任清单。落实主体责任,完成领导小组调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制度规范建设,为主体责任落实提供保障。


  龚祖英牵头负责,具体由人教处负责落实,市局各处室配合。


  30. 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坚持任中审计和离任审计相结合,加大审计力度,以经济责任审计为抓手,开展对领导干部履职和内部管理的审计评价。


  阎更耀牵头负责,具体由督察内审处负责落实,人教处、财务处、监察室及各相关业务处室配合。


  31. 开展巡视工作。根据总局开展深化巡视整改和全面自查自纠工作要求,结合巡视情况反馈通报,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自查违法违纪、违规隐患和廉政风险问题,全面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巡视工作条例。根据总局巡视工作规范,结合本市实际,完善巡视制度。按照巡视全覆盖要求,开展常规巡视、专项巡视和巡视回访,重点发现组织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管党治党不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选人用人和腐败问题。按照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要求,积极探索对基层税务所的巡察。


  阎更耀牵头负责,具体由巡视办负责落实,办公室、法规处、纳税服务处、征管科技处、稽查处、财务处、督察内审处、人教处、监察室、机关党办配合。


  32. 加强系统党建工作。深化群教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结合纪念建党95周年和“两学一做”专题活动强化思想建党,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加强能力建设,举办系统党办主任和党务干部系列培训班,着力强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动党建工作各项职责的层层落实,做好述职评议工作。


  龚祖英牵头负责,具体由机关党办负责落实,


  33. 推进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积极筹划和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开展“践行群众路线,我们在路上”报道。着力推进税务职业道德建设,组织开展“改革先锋、岗位建功”主题实践活动。细化“双联系”制度和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推进红色主题教育。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文明单位、青年文明号等的创评。开展税务文化节,在全系统开展“传承好家风好家训”活动,不断拓宽和丰富税务文化内涵。


  龚祖英牵头负责,具体由机关党办负责落实,办公室配合。


  七、强化行政管理


  34. 大力推进绩效管理。根据总局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做好绩效管理体制构建和绩效团队重组,完成职责转移和调整工作。在全面推进绩效4.0指标体制建设基础上,探索和研究绩效计划推进、绩效督导检查、绩效结果运用等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效能。做好日常绩效管理,加强信息通报、业务培训和沟通交流,加强绩效文化建设,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创建绩效品牌。


  胡兰芳牵头负责,具体由绩效办负责落实,各处室共同参与。


  35.完善内控机制信息化升级版建设。加强上海市税务局内部风险监控平台2.0版的日常管理,落实实时阻断和痕迹化管理。金税三期平稳运行后,根据税务总局统一部署,配合做好内控机制防御和管理评价系统上线应用工作,实现金税三期与内控机制信息化升级版的深度融合。


  阎更耀牵头负责,具体由监察室负责落实,征管科技处等各业务处室、财务管理处、电税中心、票据中心配合。


  36. 强化预算执行。树立预算编制科学化意识,确定预算执行管理重点项目目标,在资金合理使用范围内,进一步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蒋震平牵头负责,具体由财务处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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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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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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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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