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地税函[2017]6号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报送2016年法治政府建设总结的函
发文时间:2017-01-08
文号:浙地税函[201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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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根据《关于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的意见》(浙委办[2016]15号)精神,现将我局2016年建设法治政府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2016年,我省地税系统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将依法行政作为税收工作的生命线贯穿税收工作全过程,多措并举,真抓实干,努力提高我省地税系统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一、法治政府建设有长期规划有年度重点


(一)分解落实贯彻《纲要》的9大类重点任务。结合我省地税实际制定文件,要求全省地税系统深入认识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全面落实依法治税工作任务,重点把握9项重要任务,对推进依法治税和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制定《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任务分解表》,将法治政府建设的110项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局内各单位,做到任务落实、责任落实、进度可控、时点可考。


(二)联合省国税局制定《“十三五”时期浙江省税务系统全面推进依法治税实施方案》。方案涵盖工作思路、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10个方面47条具体措施,明确36项重点工作任务责任部门和时间进度,确保法治政府建设有目标、有重点,有分工、有合作,序时推进、统筹兼顾。


(三)明确年度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任务。在《纲要》的总体框架下,我局印发《2016年推进依法治税加快法治地税建设重点工作任务》,明确2016年18项重点任务,分年度、有重点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四)强化系统工作部署。我局于2016年5月召开了全省地税法规工作会议,将《纲要》精神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进行具体部署,要求全省地税系统实行严格的对标管理,做到总体有部署、年度有重点,确保率先完成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


二、依法履行税收法定职能


(一)依法组织收入。面对依然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等的减收压力,全省各级地税部门在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抓改革强创新、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增优势,努力促进组织收入平稳增长。2016年,全省地税部门共组织税收收入3520.9亿元,同口径增长17.1%;非税收入3027.2亿元,增长13.3%。税费合计6548.1亿元,同比增收268.0亿元,同口径增长15.3%。地税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5位,同比增幅在六大省市中排名第四,比全国地税平均增幅高6个百分点。


(二)发挥地税职能服务改革发展大局。一是发挥杠杆促转型。助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浙商回归等转型升级战略部署,积极发挥税收杠杆职能,加快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创业创新,落实好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全省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金额达到109.2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达到40.5亿元。发挥城镇土地使用税分类分档减免政策的“正向激励”和“逆向倒逼”作用,共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13.4亿元,有力促进了过剩产业出清和优质高效企业发展。二是依法减负惠民生。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以及促进创业就业、保障民生等方面的税费优惠政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享受面达到100%。实施普遍性降费,2016年11月1日(费款所属期)起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每年减轻企业负担130亿元以上。阶段性降低社保费,临时性下调失业保险费单位缴费费率至1%、对部分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临时性减征1个月、缓缴社会保险费,为企业减负约50亿元。三是提质增效优环境。我省地税系统率先实现“零审批”,简化地方税费减免办理手续。同时,放、管、服“三个轮子”一起转,确保放得下,管得住,服好务。积极推广“银税互动”模式,用税收“好信用”为企业信贷“增信”,金融机构据此向8750户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152亿元。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实现全国统一的征管信息系统“金税三期”全面上线、平稳运行。提升“互联网+税务”水平,联合省国税局打造“国地税联合电子税务局”,创新支付宝缴税,浙江地税信息化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在2016年全国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中,浙江地税蝉联全国地税系统第一名。


三、积极稳妥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


(一)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动态调整机制


1.对省局机关权力清单进行动态调整。按照职权法定原则,做好权力清单“瘦身”工作。今年以来,根据“营改增”和相关法律法规,取消“企业印制发票审批”“地税发票印制监管”等权力事项。截至2016年10月底,省局权力事项共69项,其中省级保留13项,属地管理48项,共性权力8项,相较于2015年底又减少了4项。对全省系统省市县三级权力目录进行比对规范,进一步完善子项拆分、规范简化办事流程,基本实现了省市县三级权力事项规范统一。


2.调整责任清单。将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列入责任清单,突出“营改增”“金税三期”上线等重点税收改革工作任务列入我局责任清单“部门职责”板块。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分工,与国税局建立良好的协调配合机制,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职能边界,并列入我局的责任清单“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板块。同时,对社会保险费检查处罚、“营改增”等涉及多部门协作的履职案例进行更新完善。


(二)推进政务服务网建设,实现无缝对接


1.及时推送行政审批数据。2015年年底,我局完成了省本级权力事项数据、市县局行政许可数据和浙江政务服务网的对接。我省地税系统已实现“零审批”,目前在政务服务网已无行政许可事项。


2.建立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长效机制,统一推送全省地税系统行政处罚信息,在政务服务网进行公开,2016年我局共发布44条行政处罚结果信息。


四、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一)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1.制定重大行政决策办法。在《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工作规则》的基础上,2016年8月,我局制定《浙江省地方税务局重大行政决策办法》(浙地税函〔2016〕242号),进一步明确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具体程序,健全了行政决策机制,规范了行政决策行为,推进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2.严格遵守法定的决策程序。我局规定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尤其涉及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税收政策措施出台都充分征求其他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基层地税部门、纳税人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法规处合法性审查,最后经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二)深入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1.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情况。2016年7月,我局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下发了《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落实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浙地税函〔2016〕176号),明确目标、政府法律顾问组成及工作职责等,部署全省地税系统全面落实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2.组建系统法律顾问团。我局从全省各级公职律师队伍中选择具有丰富税务工作经验业务骨干,组建了由省、市、县三级公职律师组成的省局法律顾问团,为全省地税系统重大涉税争议和案件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治课题研究等。省局法律顾问团积极开展活动,先后在绍兴、温州、衢州开展制度建设、案件讨论,参与应对诉讼案件,进一步做好系统法治建设,防范税收执法风险。


(三)加强行政机关合同管理工作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行政机关合同管理工作的意见》《浙江省行政机关重大合同备案试行办法》,我局制定《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办公室关于规范局机关合同管理工作的意见》,对省局机关行政合同的合法性审查、备案、档案管理等事宜进行了明确。2016年共签订行政合同30件,均经过合法性审查,对其中的11件提出了意见,意见均被采纳。按规定落实重大合同备案制度,全年无符合条件的重大合同报送法制办备案。没有出现未依法履行合同、违法解除或变更合同导致败诉等情况。


(四)严把“三关”确保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


1.严把程序关。我局规范性文件都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政策法规处的合法性审查、局领导集体讨论和公开发布等法定必经程序,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内容和程序合法。在做好规范性文件日常管理的基础上,为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突出抓好规范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制度建设,通过论证会、座谈会、恳谈会以及上网、登报等多种形式,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2.严把审查关。健全机制、明确职责、强化审查,按照“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实现了对设区的市局报备规范性文件即时审查并书面反馈审查结果,及时纠正了极个别不当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促进系统制度建设质量提高。


3.严把清理关。定期开展文件清理,并将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告,形成有效文件的电子稿,为文件查阅、利用、后续清理奠定良好基础。我局于2016年6月始,对目前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我局单独发文、与省财政厅联合发文、与省国税局联合发文)进行清理,共清理文件314件,其中全文有效规范性文件126件,全文失效或废止规范性文件112件,部分条款修改、失效或废止规范性文件70件,需要修订的规范性文件6件。


五、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推行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手册工作情况


根据《浙江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手册编制工作的通知》(浙依组办函〔2016〕16号)精神,2016年8月我局编制《浙江省地税系统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手册》,下发全省地税系统使用,同时在浙江地税门户网站公布。


(二)开展“三项试点”工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省政府的相关要求,我局稳步推进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重大执法决定公开制度“三项试点”工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局确定杭州市局、台州市局、绍兴市局、丽水市局分别承担“三项试点”工作任务,并于2016年8月、11月召开现场会。目前,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已拟定草稿。


(三)推进“双随机”工作


我省地税稽查部门在各类税收专项检查、专项整治、重点税源企业检查的选案工作应用随机抽查机制,并通过集中随机选案不断提升案源管理层级,相应建立了稽查对象库、执法人员库。2016年全省地税稽查部门共随机抽查立案检查1018户,占直接立案查处总户数的81.5%,基本做到了除线索明显涉嫌偷逃骗抗税和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直接立案查处外,其他税务稽查对象均随机抽取。


(四)持续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


2016年我局与省国税局联合出台统一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减少“同事不同罚”现象。


六、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一)开展执法案卷评查职责落实情况


案卷复查(评查)是我局自2000年开展以来,坚持了16年的内部纠错机制。2016年我局按照《浙江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办法(试行)》要求,下发了《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开展2016年度全省税务稽查案件复查和质量评审两项工作的通知》(浙地税函〔2016〕261号)。在部署系统开展案卷评查的同时,我局组成5个评查小组,于10月17日-28日对全省各级地税局查处的57个稽查案件开展了实地案卷评查。这次案卷评查体现五个特征:一是人机结合,评查范围全面覆盖。依托《税友龙版》,经过计算机指标筛选,对2015年所有已查结的稽查案件进行了排查,对其中27件经核实仍未消除疑点的案件,组织评查组进行实地复核;同时,根据省政府关于“双随机”工作要求,评查组还随机选取了其他30件案件一并作为评查对象。二是突出重点。本次案卷评查重点是对纳税人陈述申辩意见的采纳情况和税务行政处罚实施情况进行核实。我局编写了评查指引,明确了针对性评查路径,指导评查人员有的放矢、落到实处。三是部门合作,评查内容双重把关。本次案卷评查由稽查部门和法规部门共同组织开展,做到税收政策和法制程序双重把关、实体内容和形式要件一并审核,确保评查结论的全面可靠。四是一案一结,评查过程有迹可循。实地评查经过案卷审阅、意见反馈和问题确认三个环节,制作工作底稿和《评查报告》,确保了案卷评查全程记录、有迹可循。五是以案说法,评查结果深化应用。根据工作要求,每个评查小组根据评查发现的典型问题编写了3-5个案例,“以案说法”,实现以查促查。同时根据《关于印发浙江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办法(试行)等相关工作制度的通知》(浙府法发〔2015〕17号),向省法制办报送《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报送2016年全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总结的函》。


(二)开展税收执法督察


2016年,我省地税系统结合实际,对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发布文件落实情况、组织收入原则执行情况、切实加强征收机关事中事后管理情况等三个方面,7项内容开展督察。全省各级地税机关共对350个单位开展了税收执法督察。同时全省各级地税机关均按要求开展了自查,自查面达到100%。一是强调过程规范。制定了执法督察重点内容和实施方案,确定了重点督察项目,制定了督察指引,提取了执法督察疑点数据,为系统开展自查和重点督察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二是依托绩效。以绩效管理为指挥棒,将执法督察各项工作纳入省局对市局的绩效考核,并进行了细化分解。明确工作节点,强化工作时效的要求;突出工作质量考核,对执法督察工作采取分档考核,对督察开展、报告、报表、案例等开展评比;强调责任追究,确保执法各项要求落实到处。三是力促整改。执法督察重整改,整改的成效直接反映执法督察的成果。我局要求各地认真落实上级整改要求,参照整改示范的样本,执法督察处理意见书不仅要提整改意见,还要提出“整改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整改规范化工作,特别是规范了检查处理、税款入库、责任追究等情况的凭证资料,确保整改落实不走过场。


七、完善依法行政体制机制


1.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常态化运行。我局制定了《浙江省地方税务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浙地税函〔2016〕179号),健全依法行政领导小组会议制度,每季一次召开依法行政领导小组会议,2016年共召开4次会议,集体研究和统筹协调推进依法治税重大工作,如规范性文件清理、执法督察、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精神落实、“七五”普法等。依法行政领导小组运行常态化,切实发挥其在推进系统依法行政中的领导作用。


2.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集体学法制度。制定《浙江省地税系统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试行),将全面依法治国内容纳入省局领导班子集体学法内容,会前学法已成惯例。我局局领导作为财政厅党组成员,2016年参加省财政厅党组理论中心组集中学法五次。局领导率先垂范,学法知法用法守法,充分发挥带头引领示范作用,营造全体地税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3.系统法治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我局努力建设网络化、高素质的系统法规队伍,全省各市、县(市、区)局均专设法规处(科);大力推进公职律师建设,省局、设区市均设立了公职律师办公室,10底已申领公职律师资格证人员29人。在全省地税系统打造以政策法规专业干部为基础、公职律师为阵地驻防、税收法律人才库为后备梯队、系统法律顾问团为攻坚部队、外聘法律顾问为外援补充的梯队立体式的税收法治保障体系。


4.开展法治税务示范基地创建。制定下发法治税务示范基地建设实施办法和评价标准,自2015年开始在全省地税系统开展法治税务基地创建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桐乡市局等5个单位授予“法治税务示范基地”称号,以此作为推进县(市、区)局依法治税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此外,我省地税系统共有17家“浙江省依法行政示范单位”。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2017年1月18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承办   办公室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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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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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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