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税发[2018]29号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
发文时间:2018-08-17
文号:鄂税发[2018]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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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州、直管市、林区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全面落实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税总发[2017]101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鄂政发[2018]26号)、《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实施意见》(鄂政发[2018]28号)部署要求,完成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任务,现就进一步深化湖北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新起点,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进一步简政降负提速,便利纳税人和缴费人(以下统称为纳税人)办税缴费;进一步创新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税收执法;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优服务,提高办税缴费效率,营造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税收营商环境,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切实发挥好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努力推动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目标


  通过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实现办税更加便捷、监管更加高效、服务更加优质,力争在2020年全省税收营商环境主要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体验优良、开放包容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税收营商环境。


  ——在简政放权方面,实现“减事项、减环节、减资料、减时限”。进一步转变税务机关职能,还权还责于纳税人,最大程度地简化办税流程、精简资料报送、压缩办税时间、提高办税效率,到2019年底办税事项减少五分之一、填报表单和报送资料减少五分之一。


  ——在放管结合方面,建成以信用监管为基础、以大数据为依托、以风险管理为重点的动态化、立体化、全流程化的新型税收监管体系,实现依法治税全面贯彻,信用监管深入推进,风险管理做强做实,系统风险明显遏制,税法遵从大幅提升。


  ——在优化服务方面,着力推进“一网办、一窗办、一次办、就近办、移动办、预约办”等多元化办税缴费方式,到2019年底实现纳税人办税全程网上办、一次不用跑,平均办税缴费时长缩短三分之一,办税更加便捷高效,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持续提升。


  三、主要任务


  (一)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营造更加高效的发展环境


  1.简化税收业务事项。在总局出台的各类规范基础上,全面梳理简化税收业务事项,建立一体化办理流程,推进部门间、环节间无缝对接。对跨层级审批服务事项,逐步简化为一级办理;对跨部门事项,打通工作环节,建立一体化办理流程;对一个税收事项涉及多个办理环节的,整合优化申请材料和表单,实施前台一表式申办受理;对没有法定顺序要求的流程实行同步推进,不同环节不得互为前置条件。(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2.公开税收权责清单。制定全省税务系统权责清单范本,推进权力和责任清单规范化工作,实现权责清单与新机构职能有机衔接。对各级税务机关的名称、类型、依据、履责方式和追责情形统一规范,努力形成上下贯通、运转顺畅、透明高效的全省税务系统权责清单运行体系。(牵头部门:政策法规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稽查局)


  3.减少优化税务行政审批。全面清理审批事项,除依法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外,其他非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结合纳税人信用等级确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最高限额和领用发票数量,完善最高开票限额管理,简化最高开票限额审批流程,便利纳税人生产经营。(牵头部门:政策法规处,配合部门:货物和劳务税处、征管和科技发展处)


  4.简并申报缴税次数。落实小微企业财务报表由按月报送改为按季报送要求,减少小微企业报表报送次数。小规模纳税人除按月办理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外,其他税种申报由按月申报改为按季、半年或者按年申报。(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各税费管理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5.清理涉税证明事项。全面清理证明事项,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证明事项一律取消。法律、法规设定的证明事项,可以通过法定证照、书面告知承诺、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和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合同凭证等办理的;能被其他材料涵盖或者替代的;开具单位无法调查核实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提出取消建议。(牵头部门:政策法规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征管和科技发展处)


  6.改进税收优惠备案方式。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办理。除即征即退等需要办理退库的增值税优惠事项外,增值税及其他税费优惠事项备案逐步改为以申报代替备案或电子化备案,资料留存备查。落实总局关于取消非居民企业源泉扣缴合同备案的有关规定,优化对外支付备案程序。(牵头部门:各税费管理部门,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7.精简税费资料报送。实行税费资料清单管理,清单之外原则上不得要求纳税人报送;相关证照、批准文书等信息能够通过政府信息共享获取的,只需要纳税人提供材料的名称、文号、编码等信息供查询验证,不再提交材料原件或复印件。(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各税费管理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8.简化表单项目填报。全面梳理表证单书,推广“一表集成”,实行表证单书要素化管理,集成相关信息系统数据,自动生成纳税(缴费)申报表,有效减少纳税人申报准备和填报时间。统筹税费申报事项,对不同税费要求重复采集的数据项进行精简归并,探索推行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征税费的多税费综合申报表。(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各税费管理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9.简化纳税人迁移注销流程。简化纳税人跨市、县变更登记流程,便利市场主体自由迁移。加强与工商部门信息共享,对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纳税人,或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没有领取过发票且没有欠税及其他未办结事项的纳税人,或在公告期届满之日前已办结缴销发票和结清应纳税款等清税手续的纳税人,可以在工商部门直接申请办理简易注销,不再需要提交税务部门清税证明等资料。(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信息中心)


  10.扩大电子发票应用。按照总局统一部署,进一步加快电子发票取代纸质发票的进程。巩固电子发票试点成果,推动电子发票在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使用;实行电子发票代开应用,为个人提供代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服务。(牵头部门:货物和劳务税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11.创新发票服务方式。推进税务信息系统与公路收费系统对接,依托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推动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分行业扩大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范围,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牵头部门:货物和劳务税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


  12.推行使用免费的税务数字证书。加快推广税务数字IA证书系统,免费为纳税人提供IA证书及技术服务。落实IA证书兼容第三方CA证书,实现纳税人持有一个证书可办理所有涉税事项。加强税务部门涉企收费软件清单管理,清单外软件一律不得收费。(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13.扩大网上发票认证范围。扩大增值税专票勾选认证范围,将勾选认证方式使用范围扩大至除纳税信用D级以外的参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牵头部门:货物和劳务税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


  14.便利纳税人外出经营。创新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制度,纳税人跨区域经营前不再开具相关证明,改为填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取消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的固定有效期,实行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信息电子化管理。(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信息中心)


  15.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加快落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优惠政策,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实现优惠政策精准推送,通过政策应享尽享,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牵头部门:政策法规处,配合部门:各税费管理部门)


  (二)切实创新监管方式,营造更加公平的执法环境


  16.加强税收风险管理。转变税收征管方式,完善“纳税服务一体化、风险管理一条龙、涉税办理一网式”运行机制,构建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基础、以信息管税为依托的优化高效统一税收征管体系。健全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完善风险管理运行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工作统筹,改进风险管理方式方法,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管理,提高税收风险分析识别与应对处理的质量水平。(牵头部门: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局,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信息中心)


  17.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健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优化税务稽查双随机工作平台,避免对纳税人重复检查;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牵头部门:稽查局,配合部门:政策法规处)


  18.精简涉税检查。全面梳理、整合各类税务检查事项,统筹安排年度检查工作,规范进户检查管理,对同一纳税人同一年度内进户检查原则上不超过一次。(牵头部门: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局,配合部门:各税费管理部门、稽查局)


  19.建立健全信用监管体系。加大信用信息共享和使用力度,进一步完善以纳税信用评价结果为基础的分类服务和管理措施;建立政府主导的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监管,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诚信企业“一路绿灯”,让失信企业“寸步难行”。(牵头部门:纳税服务处,配合部门:政策法规处、稽查局、信息中心)


  20.提升实名办税增值应用。进一步推进和规范实名办税,扩大实名办税范围,已通过身份信息采集比对的办税人员再次办理涉税事项时,不再要求出示税务登记证件、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21.积极对接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加快推进与省政务服务网的“一张网”深度整合接入工作,将税务行业信用信息汇集系统与全省社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对接,推进审查事项、办税流程、数据交换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推动政务服务数据互通、信息共享。简化房产、土地信息采集,在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基础信息采集中,对房产交易过程中已经采集的不动产信息,通过信息共享方式直接调用,减少纳税人同一信息的重复采集。(牵头部门: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局,配合部门:各税费管理部门、纳税服务处、征管和科技发展处、信息中心)


  (三)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营造更加便捷的办税环境


  22.压缩新办企业开办时间。加强与工商部门沟通协调,“多证合一”纳税人首次办税时不进行信息补充采集,简化开办流程。推行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依托办税服务厅和网上税务局,实现新办纳税人提供基础信息报告、存款账户账号报告、授权(委托)划缴协议、发票申领、单位社保费信息、个税扣缴信息等13个办税事项一并办理,实现新办纳税人开业办税无障碍。新办企业首次申领十万元版以下(含十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办税人员和法定代表人已经进行实名信息采集和验证,且按规定办理了税控设备发行的,实现即时办结;申领其他发票的,在2018年8月底前实现在1个工作日内申领发票,在2019年底前压缩至0.5个工作日内完成。(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货物和劳务税处、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23.便利纳税人发票领用和代开发票。依托“湖北省网上税务局”积极引导纳税人采取“网上申领、邮政配送”的方式领用发票,减少纳税人领用发票时间。全面推行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线上申请、网上缴税、自行出票”模式;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环节,采用“一票联征”方式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全面推行税控器具网上变更,纳税人申请变更税控设备时,可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票端远程获取变更信息。(牵头部门:货物和劳务税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24.建设智慧办税服务厅。拓展多元化办税缴费模式,逐步建成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依托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分析等技术,面向企业、自然人、涉税专业服务的智慧办税缴费服务体系,满足不同纳税人差异化需求。(牵头部门:纳税服务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信息中心)


  25.助力湖北经济发展。巩固税收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果,继续实施支持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服务创新措施。服务“引进来”和“走出去”企业。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认真执行税收协定,积极解决外商投资企业来华涉税诉求,及时提醒跨境税收遵从风险。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做好“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加强集团重组服务,积极为大企业协调解决重组中的涉税疑难事项,提高政策确定性;协调跨区域涉税争议,提高政策执行一致性。(牵头部门:政策法规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国际税务管理处、第一税务分局)


  26.深化“税银互动”。建立税务信息与专业银行线上直连的银税合作机制,搭建“银税”合作平台,扩大以税务信息为参考的信贷投放规模,推动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量提速。(牵头部门:纳税服务处,配合部门:信息中心)


  27.推行“一网办”。全面落实5大类80个“全程网上办”事项清单,力推办税服务事项从“最多跑一次”向“一次不用跑”升级。全面推行电子签章、免费数字证书认证。加快建设网上税务局和移动办税平台,拓展“全程网上办”,实现发票申领、代开、申报更正、一般退(抵)税、税控器具变更、社保费缴纳、套餐业务办理等事项网上办理,到2018年底网上可办涉税事项不低于80%;2019年底网上可办涉税事项达到90%以上。(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28.推行“一窗办”。合理配置现有办税服务厅资源,2018年底前实现“一窗一人双系统”,2019年6月底前实现“一窗一人一系统”。加快推进办税服务厅进驻政务中心;动态调整办税窗口,增加高频办税事项办理窗口比例,减少纳税人排队等候时间。(牵头部门:纳税服务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信息中心)


  29.推行“一次办”。进一步落实5大类143个“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在符合条件情况下,纳税人办理清单内事项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扩大“最多跑一次”业务范围,按年度发布办税“最多跑一次”和“全程网上办”清单,2019年涉税事项基本实现“不见面”。(牵头部门:纳税服务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信息中心)


  30.推行“就近办”。推进自助办税设备“进区入社”,建设“网格化”自助办税体系,进一步加大自助终端设备的投放量,在银行自助服务区、邮政网点和街道办事处等地配置24小时自助办税设备;逐步扩大委托代征范围,继续做好委托邮政部门代开发票、代征税费工作;优化自助终端办税缴费功能,扩大办理涉税费业务功能,方便纳税人就近办税缴费。(牵头部门:纳税服务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信息中心)


  31.推广“移动办”。加大移动办税平台推广应用力度,探索实现网上税务局与12366纳税服务平台、“两微一端”、实体办税服务厅互联互通、联动办理,打造全天候便捷办税平台。(牵头部门:纳税服务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信息中心)


  32.推广“预约办”。推动线上预约全覆盖,逐步减少现场取号,避免纳税人长时间等候办税。扩大预约办税服务范围,在预约取号的同时,为纳税人提供先行指引和预申请服务,做到“即来即办、即办即走”。(牵头部门:纳税服务处,配合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信息中心)


  33.探索实行办税承诺制。对于A级信用纳税人在办理涉税事项时,在缺失非关键性资料、并承诺事后(2个工作日内)补正相关材料的前提下,预先办理纳税人的涉税事项。强化对纳税人承诺事项的事后审查,对不实承诺甚至弄虚作假的,依法予以严厉处罚,并纳入信用体系管理。(牵头部门:政策法规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征管和科技发展处、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局、信息中心)


  34.实行纳税人申报准备帮助制度。发挥税收大数据优势,在申报期初按照申报表的要求为纳税人提供数据准备、计税依据、税额计算及校验、政策法规支持等服务,大幅缩减纳税人申报准备时间。通过合理设置申报比对规则中的尾差参数,允许纳税人申报数据存在合理尾数误差。(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货物和劳务税处、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35.推进报表“一键申报”。探索推进企业财务系统与税务申报系统对接,逐步实现自动计算应纳税额、一键提交纳税申报、一键报送财务报表等智能申报服务。(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36.提供网上更正申报功能。将网上更正申报范围扩大至所有申报税费;对申报期内出现的数据错误,允许纳税人自行网上修改,不再需要到办税服务厅办理。(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37.拓展多元化缴税费方式。与中国银联、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合作,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授权划缴税款协议。探索实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支付宝和微信等渠道实时多元化缴税费。(牵头部门:征管和科技发展处,配合部门:收入规划核算处、信息中心)


  38.推行网上开具完税凭证。推行网上开具《税收完税证明》,方便纳税人网上获取完税信息和开具完税证明。(牵头部门:收入规划核算处,配合部门:纳税服务处、信息中心)


  39.缩减出口退(免)税办结时限。推行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出口退税平台,加快退(免)税进度。(牵头部门:第二税务分局,配合部门:信息中心)


  40.充分发挥税收共治效能。规范和发挥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作用,积极组织引导注税协会、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参与税收公共服务,增加高质量社会服务供给。(牵头部门:纳税服务处,配合部门:各税费管理部门)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营造稳定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是转变税务职能、发挥税收作用的关键所在,是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优化税收环境、减轻纳税人负担的重要抓手,对于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实现税收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税务机关、局内各单位要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和总局、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上来,融入到当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落实到省局安排的各项工作上,切实把改革责任扛起来,上下齐心,坚决打赢这场改革硬仗,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二)加强组织领导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省税务系统当前的头等大事,系统上下要提升站位,切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省局成立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省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分管纳税服务工作的局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纳税服务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名单详见附件1)。领导小组将定期研究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统筹协调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确保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三)建立推进机制


  要建立横向联动机制。省局各处室要制定具体细化落实举措,牵头处室要加强对各地的工作指导和对内的统筹协调工作,配合处室要密切配合、分工协作,按照既定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任务分工安排详见附件2),共同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落地。要建立区域推进机制。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思路,通过召开现场会、推进会等形式,注重示范引领,积极鞭策后进,上下协同、有序推进全省“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税收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要建立季度“疏堵”机制。纳税服务部门按季集中收集纳税人在办税中的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根据纳税人的办税缴费体验探索建立“湖北税收营商环境指数”指标体系,督促各地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工作实效。


  (四)加强宣传引导


  要多渠道多载体开展政策宣传解读,扩大工作影响。省局将开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系列宣传活动,在湖北税务网站上建立“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在线服务专栏”,加大典型经验和成功做法的总结推广力度,进一步营造全省税务系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氛围。


  (五)严格监督考核


  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做好舆情研判,畅通纳税人投诉举报渠道,及时解决纳税人反映的各种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情况作为年度述职述廉报告重要内容,列入省局重点督查项目,并纳入绩效考评。对工作落实到位、成绩明显的,予以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影响全省税收营商环境的,要通报批评,并相应进行绩效扣分。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201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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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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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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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邮箱:wangyixiao@anli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