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形态税务问题
发文时间:2020-01-13
作者:孙玮
来源:税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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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形态税务问题(二)——比特币挖矿公司税收问题


可能我们绝大多数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搞清比特币到底是个什么东东,但比特币的大名一定如雷贯耳,多少人因比特币一夜暴富或者倾家荡产,不管我们看的懂或是看不懂,比特币就在那儿,是个一千三百多亿美元(2019年11月22日)总市值的庞然大物,关于比特币的税收问题,世界各国基本都处于空白或者萌芽的阶段,只有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开始对比特币下手征税,比特币的税收问题在国内目前尚属法律空白,但挖币或者交易业务已经是方兴未艾,这是税务机关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本文作者将初步探讨一下比特币挖矿公司的税收问题。


一、挖币业务概览


作者的朋友的朋友在大陆西部和人合伙开了一家挖币公司,之所以选择西部,是因为西部电价低廉,气温较低,可以节约挖币成本,而电力是挖币的主要耗费之一。该挖币公司购入了若干台比特币挖矿机(比特币挖矿机就是用于赚取比特币的计算机,这类计算机一般有专业的挖矿芯片,多采用安装大量显卡的方式工作,耗电量较大,计算机下载挖矿软件然后运行特定算法,与远方服务器通讯后可得到相应比特币,是获取比特币的方式之一)通电后开始挖比特币,期间将消耗大量电力及更换挖矿机及其零部件,获取的比特币用于持有或者变现。


二、比特币的法律地位


比特币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地位各不相同,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合法,如美国;


二、中性(虽尚未公开合法化比特币地位,但也没有主要的使用限制),如印度;


三、受限制(当地政府尝试通过红线政策或监管来规范数字货币的使用),如沙特阿拉伯;


四、非法,如俄罗斯;


五、尚未置评,如朝鲜。


我国政府对于比特币态度主要见于《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及《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商总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核心思想是不承认比特币属于合法货币,认为比特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并禁止比特币的交易,总体态度还是倾向于非法及限制。


三、挖币公司的主要税务问题


由于我国政府对于比特币总体态度还是倾向于非法及限制,这就导致挖币公司的经营将会存在诸多行政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税务风险,如是否涉嫌非法经营),单就税务来说,挖币公司最核心的税务问题是国家未赋予比特币合法地位的前提下,税务机关可否对“非法”的比特币及其交易征税,如果征税是否相当于承认了其合法性?根据是否征税分为两个模拟情形:


1、对比特币及其交易不征税


如果对比特币及其交易不征税,即挖币公司在挖取比特币及交易环节的所得都不纳入征税范围,挖币公司面临的主要税务问题是挖币的各项支出(如电力、挖矿机折旧及更新、人员费用等)是否可以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形成的亏损是否可以弥补,相应的进项税额可否申报抵扣?从匹配的角度来说,既然收入端不确认为应税收入(所得),与此相关的支出自然也不得税前扣除/抵扣进项,这样将有大量成本、费用、进项税额等从税收链条中游离出去。


2、对比特币及其交易征税


如果对比特币及其交易征税,自然挖币公司的各项挖币支出符合一定条件下可以税前列支及抵扣进项,但要解决两个个主要问题:比特币定性及收入(所得)来源、确认时点及所得计算方法问题。


(1)比特币定性问题


只有先对比特币的性质予以界定,才可以将与其相关的收入(所得)归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相应税目,匹配以相应的税率及计税方法。国际上对比特币征税的国家的主要做法是将比特币定性为一项资产,投资者可能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大致相当于所得税)及流转税(大致相当于增值税或消费税)。


(2)收入(所得)来源、确认时点及所得计算方法问题


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并没有实物形态,其获取、交易转让等都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完成,如何界定收入(所得)来源问题,将涉及到各不同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对于纳税人而言可能会有避税空间(如根据交易双方的税务机关的规则,各自税务机关都没有征税权,形成税收真空状态,这在国际税收中并不鲜见)。鉴于网络本身的虚拟性,将纳税人主机的物理位置作为纳税主体的物理位置的替代,交易平台主机的物理位置作为交易行为发生地的替代是较为合理的方法。


比特币存在较为完善的交易体系,其报价变动频繁,定价较为公允,对于挖币公司而言需明确之处:挖取比特币的时点是否需要完税?持有比特币的期间比特币价格的波动是否要反应到税收所得中去?比特币交易中如何确认比特币的成本?等等。挖币公司取得比特币时,比特币虽然具有价格,但考虑到挖币公司尚未变现,且前期投入大量支出,不具有纳税必要资金,故不建议在挖取比特币的时点就纳税,而应递延到交易变现的时点予以收入(所得)的确认,与此对应,交易变现之前,比特币的成本也不得扣除。比特币由于交易频繁,价格波动较大,持有比特币的期间比特币价格的波动如反应到应税所得中去,将导致应税所得频繁变动,给纳税人及税务机关带来极大的不便及负担,故不建议持有期间将价格变动反映到应税所得或亏损中去。比特币的获取成本,对于外购的可以按照外购对价及相关税费及其他支出确认,对于自行挖取的可以按照加权平均、先进先出等会计方法予以确认。


比特币及其法律定位将是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的变数不可预料,税务的问题也将是个重大不确定性问题。


注:本文涉及的比特币相关内容(税收探究除外)皆引用自互联网,作者无法保证其准确性及及时性。


新经济形态税务问题(三)——电商购房优惠券税收问题


一、典型模式


购房者花5000元从电商处购买“充5千抵5万”购房优惠券,电商向购房者开具服务费发票,购房者选中一套标价120万的住宅,使用优惠券后成交价115万元,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总价为115万元的购房合同,并向购房者开具115万元的购房发票(一般应税发票开具时间需延迟到交房,预售环节一般开具收据或不征税发票),电商向购房者收取的5000元一般不会按房产销售款名义直接回流到房地产开发商,而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如冲抵销售佣金、冲抵营销费用、转移支付等)予以部分消化(一般不是全部)。


二、税务分析


5千元明面上进了电商的口袋,也不会回流到开发商处,购房者收到的发票是电商的服务费发票,而不是开发商的房产销售发票,从表面层次的现金流、票据流、服务流、合同主体来看,电商向购房者收取的5千元都是消费者承担的获取优购房优惠的对价,故纳税主体是电商不是开发商,也无需作为房产销售收入缴纳土地增值税,但仔细分析一下业务实质,上面的逻辑存在缺失,开发商为什么会“无偿”把这个收费的机会让渡给电商?开发商又为何在“没有任何利益支撑”下赋予电商优惠券价格折扣的权利?上面的问题很难从商业逻辑得到合理解释,问题的源头在于开发商和电商人为对商业行为进行了扭曲及修饰,商业行为的本来面貌应是:5千元实质是购房款的一部分,但由于房地产预售(销售)相关政策的限制(如取得预售证之前开发商不能收取任何款项、不能在合同总价之外以任何名义收取其他款项、不能将销售对价分解并由其他主体收取等),上述5千元不能以房地产预售(销售)款的名义回流开发商,更不能作为开发商的房地产销售收入或者合同总价的组成部分,自然开发商不能就这5千元向购房者开具发票,而改由电商以服务费的名义向购房者开具发票。5千元的预售(销售)款无法直接回流,开发商和电商就要想办法把这些资金予以消化,假设电商应向开发商收取20%的手续费,则开发商有4千元的资金滞留在电商处,消化的方式方法很多,最常见的是在电商及其关联方与开发商及其关联方的其他交易中通过增加或冲减交易对价,实现利益的输送与回流。上述消化的动作对于所得税及增值税的影响不大,但由于非房地产转让收入不征收土地增值税,某种意义上会有侵蚀税收的效果,当然避税并不是上述消化动作的主要动机,只能算是个“副产品”罢了。


另外一个视角,如果要让上述模式商业逻辑自洽,作者的一个思路是“销售费用转移”,即上述住宅的开发商目标价就是115万元,有没有优惠券并不具有绝对的影响,即便没有优惠券,在购房者谈判能力较强或者开发商促销意愿较强的情况下,购房者都能以各种形式获得上述5万元“优惠”,而电商收取的5千元实际上是“充5千抵5万”购房优惠促销活动的服务费(可能包含策划、宣传、导流等内容),上述模式这是将本应由开发商承担的5千元销售费用通过商业模式的重新设计转嫁到购房者头上了,如此解释便可逻辑自洽了(不考虑消化动作)。


我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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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