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政发[2018]33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文时间:2018-09-30
文号:陕政发[2018]33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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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19号)精神,营造更加公平透明便利、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助力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放宽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


(一)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贯彻执行国家《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等相关政策法规,全面提升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时,均需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不得设置外商投资准入限制。(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牵头,省级相关部门、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贯彻落实国家对金融业开放的具体措施。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分行从事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业务;取消外资保险机构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的要求;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陕西银监局、陕西保监局、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取消或放宽交通运输、商贸物流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合作交流,积极吸引外商投资旅行社在陕西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公司运营总部,支持符合条件的旅行社从事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游业务;引导外资积极参与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依托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文化产权交易市场,为文化企业“走出去”和资产流通提供专业化服务。放宽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条件,申请前一年度外商投资者资产总额降为不低于两亿美元,在中国境内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降低为五个以上。取消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外籍技术人员的比例要求;对没有执业资格准入要求的业务,允许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提供工程咨询服务。进一步放宽或取消外商投资人才中介机构、认证机构条件限制。鼓励外商在陕创办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专业护理服务机构,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自贸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扩大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对外开放范围。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取消或放宽种业等农业领域,煤炭、非金属矿等采矿业领域的开放政策,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支持外资在陕开展飞机维修业务。鼓励外资企业投资《〈中国制造〉2025陕西实施意见》提出的14个重点产业领域。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提升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水平;积极支持外资整车及关键零部件企业来陕投资。(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


(五)持续推进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根据国务院规定,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内投资总额10亿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和管理。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由设区市(含省直管县)、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备案。在全省推行负面清单以外领域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理”。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营商环境,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规范行政权力事项的法律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事流程、办事时限等内容。(省职转办、省商务厅、省工商局、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提高外商投资企业资金运用便利度。在陕西自贸试验区内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减少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批环节,缩短业务流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支持跨国企业集团办理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简化资金池管理,允许银行审核真实、合法的电子单证,为企业办理集中收付汇、轧差结算业务。放宽企业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备案条件。(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提升外国和港澳台地区人才来陕工作、出入境便利度。研究出台外国和港澳台地区人才来陕工作支持政策,依法保障在陕工作的外国和港澳台地区人才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在我省居住半年以上的港澳台居民,且有合法稳定就业的,可按规定申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凭居住证可享受政府按规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工作、生活、出行等方面便利。允许外籍华人一次办理五年内多次入境有效签证或五年有效期居留许可。在港澳商务部门登记备案人员可根据业务需要,办理多次商务签注。为符合国家支持导向的在陕注册成立企业急需的外国人才提供更加便利的工作许可管理服务,符合外国人才签证实施办法规定条件的,凭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向驻外使馆、领馆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申请5—10年有效、多次入境,每次停留期限不超过180天的人才签证,免除签证费和急件费,在2个工作日内获发签证。对来华探望亲属、洽谈商务、开展科教文卫交流活动及处理私人事务的外籍华人,可按规定签发有效期5年以内的工作许可。(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外事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提高货物进出口通关效率。减少企业进出口单证办理申报材料,缩减审批环节,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行容缺办理。优化货物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间,降低通关成本,提高通关效率,在陕西自贸试验区实行货物预检验制度,探索进口食品“空检陆放”查验模式,对低风险的进出口动植物产品降低抽查检验频次,实施审单放行改革。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和应用,促进“单一窗口”与金融、保险、电商、物流、邮政、民航、铁路港口等相关行业对接,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加快铁路口岸建设,拓展口岸能力和功能,促进中欧班列(西安)高效运行。(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政府口岸办、省自贸办、西安海关、中铁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保护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不受侵害。加大针对外商投资企业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恶意抢注和商业标识混淆不正当竞争、专利侵权假冒、网络盗版侵权等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严格履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外商投资过程中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议定,各级政府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加强维权援助和纠纷仲裁调解试点工作,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省工商局、省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出台《陕西省受理外来客商投诉协调受理办法》,建立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省市县三级投诉受理机制,对重大外商投诉案件实行领导包案、部门负责、限时解决,对严重影响我省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件公开曝光、一查到底。做好外来投资企业投诉受理平台的管理维护,认真登记处理外来投资企业投诉热线电话反映的问题。省级各部门要加强对各地对口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及时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反映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各地不得限制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跨区域经营、搬迁、注销等,不得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准入和退出设置不合理或歧视性条件。(省商务厅、省工商局牵头,省级有关部门、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大外资招商力度,提升外资质量和水平


(十一)强化外资招商政策支持。各市(区)政府(管委会)、各级开发区和招商引资业务主管部门可针对实缴注册外资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新设和增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制定奖励政策;鼓励各地设立投资促进专项资金,完善激励机制,加强外资招商工作;支持各地制定鼓励总部经济的优惠政策,对新落户陕西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总部,按其实缴注册资本给予具有竞争力的资金奖励。为重大项目洽谈、重大投资促进活动等因公出访团组提供优先办理便利。对省属国有企业经常赴特定国家、执行专项任务的业务人员实施“一次审批、一年内多次出国有效”审批办法。坚持一视同仁、国民待遇原则,对各种经济形式、投资主体一律保障其依法依规使用土地、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充分运用产业用地政策,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用地需求保障工作。(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商务厅、省外事办、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优化外商投资导向。积极吸引外资以及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引导投向我省现代农业、生态建设、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进一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政策,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领域。充分发挥我省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引领示范全省扩大开放和吸引外资工作。(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自贸办、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支持外商投资创新发展。积极落实外商投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优化认定标准,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充分发挥我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吸引海外优秀科研人员和管理人才来陕开展合作研究、学术交流等活动,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团队。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来陕实施我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提升我省国际创新资源集聚和辐射能力。(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鼓励外资并购投资。各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国家级开发区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并购信息库,引导省内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发挥陕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区位、资源、科教等综合优势,与丝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亚西亚各国加强合作交流。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自然人投资者依法投资我省上市公司。比照上市公司相关规定,允许外商投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进一步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国有股权流转的公开透明程度,为符合条件的省内外商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公平机会,地方政府可根据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给予投资者优惠政策支持。对国家、省支持鼓励的并购项目,在投资和政策上可给予倾斜。对重大并购项目实行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加大国际招商工作力度。各市(区)政府(管委会)要进一步加强国际招商工作,制定吸引外资的年度招商规划,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互动的招商新模式。鼓励各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各级开发区通过公开招聘、竞争性选拔等办法吸引专业化招商人才,组建国际化的招商团队。鼓励与境外专业机构合作建立海外招商和投资促进平台,建立我省全球招商网络,积极推动海外精准招商,加大涉外投资促进活动举办频次,强化外资招商引资相关业务培训,加强国际招商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办好“欧亚经济论坛”“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等投资促进活动,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高外资招商项目的履约率。(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自贸办、省会展中心、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拓宽融资渠道,降低经营成本


(十六)拓宽外商投资企业融资渠道。允许我省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或外币债券,并可全额汇回所募集资金,用于在我省投资经营。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内,支持省内金融机构或经批准设立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制度完善、风险可控的要求,向境外投资者转让人民币不良债权;在充分评估基础上,允许银行机构将其持有的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转让给境外银行。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发行债券和运用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进行融资。鼓励企业通过境外银行贷款、内保外贷、对外发行股票等方式积极利用外资,扩大全省利用外资总量。(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全面落实中央和我省税收优惠政策,2018年年底前实现省级涉企“零收费”目标。进一步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以及服务贸易类技术先进型企业的税收政策,依法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严格涉企保证金清单制管理,规范金融机构服务收费;完善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允许各市(区)支持制造业企业依法按程序进行厂房加层、厂区改造、内部用地整理及扩建生产、仓储场所,提升集约化用地水平,并不再增收地价款。切实履行我国已签署社会保障协定的条约义务,依据协定内容维护在华外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免除企业和员工对协定约定社会保险险种的双重缴费义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深化货运通关改革,支持西安国际港务区开展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加强与青岛、天津、连云港等沿海港口业务合作,继续拓展“中欧(亚)班列”及陆海联运线路。依托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和西安港开展多式联运业务和高效中转集散业务。积极落实物流领域相关税收政策,合理降低车辆通行费用,加强物流领域收费清理。(省财政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税务局、中铁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打造西部特色国际合作园区,推动国家级开发区创新发展


(十八)建设高端国际产业合作园区。支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省区中园、一区多园等建设运营,在国家级开发区探索区中园、一区多园模式,实现企业集群式发展。持续推进中韩中小企业产业园、中欧国际合作产业园、半导体国际合作产业园、临港贸易金融产业园等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以特色优势产业为主导,突出国际化、专业化和高端化特色,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国际合作园区。支持园区在国际资本、人才、机构、服务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不断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鼓励国家级开发区实行更加灵活的人事制度,引入更专业、更高端的创新型人才。支持我省国家级开发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加强合作,引入国际双元制职业教育机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人力资源有效供给。(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优化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服务职能,发挥开发区示范带动作用,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继续赋予国家级开发区省级行政事权。在陕西自贸试验区和我省有条件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新区开展改革试点,复制推广上海市“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经验做法,清理规范各类经营许可,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快推进信息共享,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鼓励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进行国家级开发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鼓励社会资本在现有国家级开发区中投资建设、运营特色产业园。国家级开发区围绕主导产业引进外资、促进转型升级等用地需求,予以倾斜支持和优先保障。(省职转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国土资源厅、省商务厅、省自贸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加大国家级开发区引资金融支持力度。引导各类绿色环保基金,支持外资参与国家级开发区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为国家级开发区引进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和投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相关部门可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定价、实施特许经营模式等方式,支持绿色环保基金投资国家级开发区相关项目。鼓励设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再担保等服务,支持国家级开发区引进境外创新型企业、创业投资机构,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新时代推动全面扩大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对于加快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构建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主动作为,狠抓落实,注重实效,确保各项措施与已出台的措施有效衔接,形成合力,扎实推动我省利用外资工作保持稳定增长。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在各项政策措施执行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及时报告省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

2018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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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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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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