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协字[2015]15号 中国期货业协会关于发布实施《期货行业人才培养战略规划》的通知
发文时间:2015-02-11
文号:中期协字[2015]15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收藏
567

各会员单位:

  《期货行业人才培养战略规划(2014-2018)》经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期货行业人才培养战略规划(2014-2018)

  中国期货业协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期货行业人才培养战略规划(2014-2018)


  中国期货业协会于2008年制定了《中国期货业人才发展战略规划》,并相应提出了实施“人才兴业”工程的具体措施,经过多年努力,这些举措已实施完成,在行业人才培养与培训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我国期货市场面临创新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国务院“新国九条”及中国证监会“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意见”均明确提出要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对行业人才培养和培训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为落实证监会创新发展意见要求,进一步实施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中国证券期货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2011-2020)”,推进期货行业人才培养与培训工作,特制订本规划。

  一、重点实施三方面的人才培养

  (一)创新人才培养

  为了适应期货行业创新发展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规划并尽快实施培养急需创新型专业人才的“千人工程”,即利用四年左右的时间在金融衍生品和商品衍生品领域,培养出两千名左右资产管理、期现结合、场外业务、投资组合、期权操作、结构化、产品设计、风险控制等类别的创新型专业人才。要努力做好对创新人才的服务保障工作,支持其中的高层次人才通过参与政策咨询、项目论证、行业标准制定等方式进行重点培养,同时鼓励、支持、推荐高端人才参加国家人才工程项目评选,开展对行业优秀人才的评选表彰。

  1.金融衍生品创新型专业人才

  继续与厦门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合作,面向期货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培养金融衍生品研发、产品设计及基金经理类的金融衍生品创新人才,满足市场发展对金融衍生品人才的迫切需求。

  2.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创新型专业人才

  由协会组织或与有关机构合作,组织期货经营机构从事研发及风险管理业务的专业人员与现货企业拟参与期货交易的操作型人员参加培训,邀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大型现货企业、国际投行、咨询公司和国内外商品私募等机构的实务型专家授课,通过专业学习、案例讨论与操作经验交流,通过产品设计与风险管理方案等形式,培养一批了解商品期货和现货市场,熟悉大宗商品业务,能开展期现结合及场外业务的专业人才,增强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升现货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水平。

  3.期权交易操作型人才

  为满足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公司等创新业务发展的要求,继续与欧洲期货交易所合作,通过计算机演示教学,程序化交易、量化交易及算法交易模型设计,交易软件模拟实战等方式,培养熟悉期权交易、套利策略及风险管控的行业急需的期权交易操作型人才。

  4. 基金经理(CPO)、商品交易顾问(CTA)型人才

  邀请券商及基金等行业的明星基金经理、境内外知名商品交易顾问、期货市场知名专家、知名高校教授等授课,培养具有很强的数量分析和市场走势把控能力,具有战略性思维、国际化眼光、良好职业道德、极强风险控制能力和压力承受力的职业基金经理(CPO)型人才;培养熟悉投资策略、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体系的国内商品交易顾问(CTA)型人才,为期货公司开展投资咨询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提供人才支持。

  5.风险管理型人才

  为满足期货经营机构在开展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公司等创新业务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管理需求,有效管控股票期权、商品期货期权等新品种上市可能产生的风险,培养熟悉风险管理方式和手段,掌握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评价、风险控制和风险处置技能的风险管理型人才。

  6.交易商、做市商型人才

  积极培育交易商,特别是专业交易商型人才,推进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建立和场外衍生品业务的开展。与欧洲期货交易所合作,邀请美国、欧洲等做市商机构的专业人士,讲解交易商报价技巧、交易策略、风险管理、系统设计等课程,培育专业的做市商型人才。

  (二)国际化人才培养

  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加快,培养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化经营理念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势在必行。国际化人才培养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期货经营机构的高级管理人才,二是期货经营机构风险管理方面的高层人才,三是期货经营机构金融衍生品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加强与国际上著名金融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借鉴国际上成熟期货市场的经验,增强与国际上期货经营机构间的沟通,学习国际上先进的合规管理与风控经验,提高期货资产管理、产品设计和业务创新的能力,为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培养一批领军人才、风控人才和高级专业人才。

  (三)期货后备人才培养

  1.高校大学生金融衍生品知识竞赛

  继续与中金所联合,每年举办全国高校大学生金融期货与衍生品知识竞赛,对获奖学生免费提供协会金融衍生品网络培训课程,以加深高校学生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了解,提高其学习兴趣,培养金融衍生品后备人才。

  此项工作已举办两期,全国参与高校近800所,参与竞赛学生达6万人,获奖学生近千人。2015年以后每年举办1期,仍按每期参与学生3万人计,四年下来参赛学生将超过10万人,获奖学生总数将达4000人。可以预期,这些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金融衍生品后备人才,必将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中发挥突出作用。

  2.高校大学生商品期货与衍生品知识竞赛

  与三家商品交易所联合,面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开展全国高校大学生商品期货与衍生品知识竞赛,推动对商品期货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在商品期货及衍生品方面起到培养高校后备人才的作用。

  3.高校期货辅修专业

  与高校和地方协会合作,建立高校期货辅修专业,推动高校期货类专业学科建设,进一步扩大期货在高校学生中的影响力,加大期货行业后备人才储备。拟用两年左右时间,选择10所左右高校开设辅修期货专业课程,两年后逐步扩展到其它高校。协会与高校共同设计课程大纲并提供经费支持,高校负责安排招生、教务和建立相应的学分认定和结业考核机制,地方协会负责协调沟通并在当地选拔实务类课程师资。

 4.金融学专业硕士(期货及衍生品方向)

  在全国选择5所左右高校,合作举办金融学专业硕士(期货及衍生品方向)班,由中期协推荐实务型专家授课,安排实践性教学环节,联系到期货经营机构实习,此举意在为期货市场培养高端后备人才。

  5.吸引境外期货与衍生品专业人才回国就业

  依托协会在美国芝加哥、加拿大多伦多、德国法兰克福3个境外培训基地,与有关机构合作,面向中国留学生和期货衍生品相关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在境外开展短期培训,吸引有意向回国的专业人才回国就业。

  6.期货从业资格考试培训

  适应期货市场创新发展的新形势,修订期货从业资格考试教材。针对拟参加期货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编写考试辅导资料,通过网络学院、地方协会和期货公司对报考人员进行考前辅导,使其掌握期货从业人员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从业资格考试的宣传,进一步提升考试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大幅度增加参加期货从业资格考试的人数,争取每年参加期货从业资格考试人数不低于30万课次。

  7.期货论文大奖赛

  继续组织开展全国高校期货论文大奖赛,每2年举办一次。通过媒体和高校宣传,向全国高校在校生广泛征集参赛论文,邀请国内知名学者、行业内知名专家参与初审、复审、答辩等环节,评选期货相关的优秀论文,通过大奖赛的形式吸引更多高校学生关注期货、研究期货,培养期货相关的后备人才。

  二、开展五个方面的专项培训

  (一)高管培训

  1.董事层和经理层培训

  针对期货公司董事长、监事长(监事会主席)、独立董事和总经理、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等高管人员,开展以公司战略调整、业务转型与创新发展、风险控制为主题的课程学习和讨论交流,使其对期货市场新形势、公司定位、发展战略和业务创新有更加清晰地思考,提高期货市场高管人员开发新市场、新业务、新产品以及业务转型与创新发展形势下风险管控的认识。

  2.营业部经理培训

  为适应期货行业创新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针对期货公司营业部经理开展以业务转型和创新发展为主题的培训,并注重营业部创新发展的经验交流,以提升期货公司营业部负责人的综合素质与业务水平,适应机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要求。

  (二)期货经营机构从业人员的专项培训

  为适应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培训。结合期权品种的上市,大规模开展期权基础知识的普及性培训,包括股票期权、商品期权、金融期权等。做好原油期货、外汇期货、场外交易、结构化产品设计、投资组合、创新业务中的风险控制等新品种和新业务的培训。以速成方式强化培训,在短时间培训一批行业急需的专业人才。

  在开展专项培训中,特别要重视对期货经营机构IT人员的业务培训。新形式下,期货经营机构创新业务的开展,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金融业务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已经成为期货经营机构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经之一。但目前期货经营机构的信息技术人员,普遍对期货新业务特别是创新业务了解不多,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人才极度匮乏。为培养熟悉技术和业务的综合型人才,满足创新业务对此类人才的需求,应重视面向期货经营机构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与创新业务培训。

  (三)机构期货与衍生品相关业务人员培训

  将培训与投资者教育相结合,培训对象扩展至银行、保险、基金、券商等其他金融机构。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政策法规、专业知识、交易策略、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培训及期货投资咨询服务,为机构投资者参与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提供人才支持。

  (四)现货企业期货及衍生品相关业务人员培训

  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合作,接受政府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大型企业委托,根据培训对象的业务特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产业特征,为实体企业拟从事期货业务的相关人员开展实用性培训。如面向全国数万名农产品价格信息员的期货知识培训;面向上市企业衍生品业务人员开展的期货专项培训;面向领导干部的期货及金融衍生品知识培训,以扩大期货市场影响力,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与作用,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五)交易所与地方协会工作人员的培训。

  接受交易所委托,开展面向交易所从业人员的专项培训;组织对地方协会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地方协会工作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更好地发挥地方协会的作用。

  三、注重四个方面的基础建设

  (一)培训基地建设

  1.金融衍生品培训基地

  继续巩固与厦门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的合作,借助厦门大学在金融工程、衍生品领域的国内领先的学术应用水平构建高端金融衍生品人才培养模式,每年进行期权、利率、固定收益产品、外汇及其他衍生品方面的强化训练,培养金融衍生品研究、产品设计及基金经理高端人才;同时加强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合作,深化合作内容与形式,共建金融期货及其衍生品培训基地。

  2.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培训基地

  充分利用三家商品交易所在现货品种上的产业资源,分别建立上海、郑州、大连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培训基地,发挥交易所及大型现货企业在商品期货及衍生品方面的优势,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高端人才培训,提高期货经营机构服务现货企业的能力。

  3.境外培训基地

  协会将继续加强对现有美国、加拿大、欧洲三个境外培训基地的维护工作,利用好境外资源,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著名高校、交易所、大型金融机构的合作,完善、丰富培训课程,开展交流互访,探讨与改进培训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

  (二)地方培训学院建设

  充分利用地方资源,考虑地区分布,选取期货机构相对集中、高校资源丰富、资本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郑州、成都、深圳、大连、武汉、长沙、西安等地),设立若干地区培训学院。由协会制定培训课程,组织师资,在证监局支持下,汇聚地方协会、期货公司、高校等多方力量,为地方培养培训期货人才。地区培训学院将主要承担营业部经理培训、期货专项人才培训、后备人才培养、现货企业与机构投资者培训等工作。此项工作应制定专项工作计划,从2015年起组织实施。

  (三)网络培训学院建设

  建立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络培训学院,打造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的互联网培训平台。面向行业内从业人员、投资者与高校学生,在协会现有网络课程的基础上,逐步推出各系列实用型课程。利用网络教育使培训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不仅满足从业人员的后续培训需求,同时面向期货市场参与者进行投资者教育,特别是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宣传期货市场,培养衍生品人才。

  网络培训学院重在课程建设,为适应行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投资者教育和期货后备人才教育三方面的需求,网络培训学院将建设以下课程体系:

  期货经营机构管理类课程。针对期货公司董事长、监事长和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与内控课程;针对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和首席风险官等高管人员的期货公司经营管理类课程。

  岗位后续教育类课程。针对期货公司各岗位系列的从业人员,如研发、信息技术、市场营销与客服、风控以及前台、中台、后台等岗位需要,开设后续培训课程。

  创新业务类课程。针对期货经营机构的业务转型与业务创新,面向从业人员开设业务与产品创新类课程。

  金融衍生品类课程。针对金融衍生品研究、产品设计及基金经理等人员,开设股指期权、股指期货、外汇期货、国债期货、结构化产品、场外衍生品等金融衍生品课程。

  商品期货及衍生品类课程。针对期货经营机构的研发人员、现货企业期货操作人员,开设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头寸管理、交易策略、套期保值与套利、交易风险管理、期现结合等课程。

  期货品种分析系列课程。针对期货公司投资咨询、研究分析人员、现货企业期货操作人员及高校学生,开设已上市的商品期货品种分析系列课程,并将配合陆续推出的新品种,如原油和期权类品种,及时增加对应的课程,建立完整的期货品种分析课程库。包括各品种现货链上下游的市场情况、现货企业风险管理需求分析、各品种套期保值和套利模式、期货为现货企业服务的实例等,突出各品种期货的应用与案例分析,重点讲授分析师应掌握的各品种研究分析的方式方法、研究的体系。

  后备人才课程。针对高校中对期货和金融衍生品有兴趣的学生,开设期货基础知识的系列课程与期货专题讲座等课程。

  从业资格考试辅导类课程。适应期货从业资格考试新教材的变化,在网上开设期货法律法规、期货及衍生品基础知识、期货及衍生品的分析与应用等内容的辅导课程。

  投资者教育类课程。创新期货投教形式,开办期货空中讲堂,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以通俗易懂的“慕课”类形式,制作动漫、视频、音频课件,开展在线教育和互动交流,介绍期货品种及金融衍生品基础知识、投资策略与技巧。

  网络培训学院建设是关系到协会人才培养、业内培训、投资者教育的重点工程,应加强与有关机构合作,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力争在2015年初具规模,对全行业从业人员、广大投资者和高校学生产生影响力。

  (四)师资队伍建设

  为满足行业人才培养与培训的需要,在协会现有师资库的基础上扩充师资,建设一支500-600人的兼职教师队伍,以满足各级各类课程设置的需要。

  1.从期货行业内,包括交易所、期货公司、监管部门,选择兼职教师200人左右;

  2.从证券、基金、银行、保险、私募等金融机构和现货企业选择兼职教师100人左右;

  3.从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投资咨询机构选择兼职教师100人左右;

  4.从美国华尔街、香港、台湾及国外期货与金融衍生品发达国家和地区选择兼职教师100人左右。

  师资筛选主要采取推荐和试讲的方法。通过各种渠道的推荐收集专业水平高、讲课效果好的专家信息,通过协会各种培训筛选专业基础扎实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员,以实务教学和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不断完善各个培训体系师资队伍的建设。

  师资按照监管部门、交易所、期货经营机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现货企业、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境外专家等进行专项分类,对师资个人情况按照个人基本资料、授课经历、个人履历、授课评价等项目统一制表,进行师资库管理。制定师资评价体系,通过课件制作、讲课效果和学员反馈等指标对师资的授课质量进行跟踪评定,不断充实与调整。

  四、加强与三个方面的合作

  (一)加强与交易所的合作

  加强协会与交易所间的沟通交流,与国内外交易所广泛开展合作,充分利用交易所的产业资源和专业优势,并且学习借鉴成熟市场的期货及衍生品发展经验和人才培养模式。

  与上海、郑州、大连三家商品交易所合作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培训、期货分析师培训,商品期货及衍生品知识竞赛,建立商品期货培训基地;与中金所合作开展全国高校金融期货及衍生品知识竞赛,加强金融期货知识的宣传及普及。

  与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和洲际交易所(ICE)等进行广泛合作,建立赴美高级管理人才培养基地;与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合作,开展金融衍生品高级人才培养;加强与香港、新加坡等地区交易所的合作,充分学习借鉴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

  (二)加强与其它相关行业协会及专业培训机构的合作

  1.与证监会系统内的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上市公司协会、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资本市场学院以及金融行业内的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保险行业协会、信托行业协会、中国国债协会等开展合作,学习证券、基金、银行、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在资产管理、产品设计等业务方面的经验,同时面向其他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开展期货及衍生品培训,培育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协会合作,推动上市公司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

  2.与全国性行业协会合作,为现货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与期货投资咨询,培育现货企业投资者,促进行业期现结合,帮助实体企业更好地参与期货市场、利用期货工具服务实体经济。

  3.与地方期货业协会合作,充分发挥地方协会的优势与特长,联合开展期货专业人才培训、后备人才培养、机构与现货企业培训及投资者教育,努力降低培训成本,提高培训效率。

  4.与专业培训机构合作,“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通过与境内外专业培训机构合作,丰富衍生品课程建设体系与内容,开展程序化、量化、高频交易等专业人才的培训。

  (三)加强与高校的合作

  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促进高校在期货及衍生品方面的人才培养,为行业储备后备人才及潜在投资者。建议发起成立“期货教学与人才培养研究会”,坚持每两年举办高校期货教学研讨会,邀请全国部分高校经济或金融类院系领导、期货及金融衍生品方面课程现任师资、期货行业内经营机构有关负责人,探索高校期货专业“产学研”道路,交流全国高校期货教学经验,创新期货人才培养机制,推进高校期货类专业方向的学科建设,培养行业后备人才。

  五、拓宽资金募集渠道,用好人才培养基金

  在继续按会费比例提取基金的基础上,通过募集市场和行业内捐赠和赞助等形式,以及与交易所和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培训项目等形式,进一步扩大人才培养专项基金规模,并将基金更多地用于创新人才和急需专业人才培养的项目上,使协会的人才培养基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通过以上规划的实施,争取到2018年,实现期货行业人才资源总量的稳步增长、人才素质的有效提升。培养造就一批熟悉国际国内期货市场,熟悉期货及衍生品业务,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建立一支具有较强产品设计能力、期现结合能力、实盘交易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的创新型专业人才队伍;储备一批关注期货、学习期货、热爱期货又具有期货专业知识的后备人才,开创期货行业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

推荐阅读

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邮箱:yeyongqing@anlilaw.com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邮箱:wangyixiao@anli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