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员工借调财税探析
发文时间:2020-02-20
作者:左岸金戈
来源:数豆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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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疫情的原因,最近“共享员工”一词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根据新闻报道,截止2月6号,包括云海肴、青年餐厅、蜀大侠在内的21个餐饮企业,1200余人加入盒马临时用工队伍。其实疫情目前还在防控之中,不少企业也在陆续复工之中,但是人员防控丝毫没有放松。那么对于复工企业来说,眼下复工之后人工能否到位也是一个问题。小到企业不同产线之间,各产品人员需要在现有情况下,进行重新组合调整排班,会涉及不同产线员工借调的问题。大到集团之间,不同地方疫情不一,有的地方复工了,有的地方没有复工,那么也会也涉及员工借调的问题。再大一点就如新闻报道的一样,不同的企业之间,借调员工的问题。在复工复产员工借调的问题里面,其实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财税的问题。这里面有什么会计核算注意事项,税务存在风险点,以及如何规范风险,本文试做一个探讨。


  一:产线员工借调成本核算问题


  其实所谓产线员工借调,平时也是生产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疫情下这个问题更加突显而已。狭义的产线员工借调只是不同产线人员重组组合,广义的产线员工借调,也是指公司间不同部门的员工借调问题,比如某口罩生产企业2月份把办公室全体人员都组织到生产线去了,那么成本核算时,这些人员的人工成本,也是口罩成本核算的一部分,而不能还是计入管理费用等费用。


  因为企业复工各产线人员肯定需要重新组合,各产线借调员工的问题不仅是生产车间的问题,财务也必须跟上。比如张三等三十几人平常是归属于插件A产线的员工,但是目前复工A产线不急需保留部分人员维持生产,张三等三十几人转为生产急需供货的B产线。那么车间工时统计以及管理人员,就必须把相关情况记载清楚。企业财务也需要及时跟进了解情况。否则张三等三十几人按照平日成本规划为A产线成本,就会出现数据错误。有人肯定会说:“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按照“封村村长”喇叭里的话就是说“别太自信”,万事做好防备还是好的。那么不同企业因为管理模式不同,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和管控也是不一样的。


  1:工时管理系统模式


  如果企业有工时管理系统,员工数据采集(工单-任务-工时),使员工工作时间明细得以实时掌握;便于管理人员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如停工待料、加工组对调、机器维护等情况;能准确计算出每个工单、每个工序或任务等每个生产环节的人工成本;可以获取员工产出数据(包括数量、质量、完工状态等),从而可以计算、分析员工的工作效率。那么此时员工之间的产线之间的调拨,在工时管理系统下,可能会操作工条形码、生产设备条形码、工单条形码、工艺工序条形码等数据全部通过无线扫描终端扫描录入,方便准确快捷的录入数据;管理者通过客户端实时了解生产现场情况。如此就可以准确统计每个产线的具体数据。


  2:人工统计模式


  如果企业没有工时管理系统,而是人工统计模式。因为各产线人工调拨多较多,所以存在实考勤工时和实际工时存在差异,所以相关部门做好了人工调拨工时统计相关数据,成本核算时需要按照调拨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关于人员调拨问题,比如甲产线直接人工考勤工资为20万,乙产线直接人工考勤工资为30万。但是本月有10天,甲产线人员全体支援乙产线从事生产,那么月末成本会计计算直接人工时,就不能直接根据工资表上,把甲产线人员直接人工,全部放在甲产线产品直接人工,还需要把这个10天直接人工分摊到乙产线。


  如果是甲产线几个员工,本月三五天,可能上午调拨三小时去乙产线,下午调拨两小时。本月没有固定时间,都是陆续发生。这种状态下,如果有工时管理系统的话,数据很容易被系统获取,成本会计也很好取得准确分摊依据。如果没有工时管理系统,则需要对此业务在人工管理上做加强,以便财务部门能够获得准确数据。如果企业不能获得准确数据,那么实务中的分摊就五花八门了,总之不管用什么分摊办法,最接近业务活动的,才是最合理的。


  二:集团内(关联企业)员工借调会计和税务问题


  集团内员工借调问题,也可以说是关联企业之间员工借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疫情下存在的问题,平时不少企业也存在员工借调的问题。但是每个企业的管控和操作都不一样,由此导致的税务风险也不一样。


  疫情之下,比如总部在深圳的数豆职人公司,张三在深圳集团总部签订劳动合同,因为深圳可能2-3个月业务量小,上海公司业务量剧增,需要支援,那么张三短则在上海公司工作几个月,长则工作较长时间,甚至可能长期驻扎上海。那么张三的社保、工资、个税怎么处理呢?


  第一种情况:


  总部在深圳的数豆职人公司,张三在深圳集团总部签订劳动合同,因张三是深户,所以要求缴纳社保在深圳,然后集团派其至上海公司任职,上海公司负责支付并承担工资薪金、承担社保费用。


  深圳集团做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社保,


  贷:银行存款


  上海公司做分录


  承担工资薪金,及社保公积金公司承担部分


  借:管理费用-工资薪金


  管理费用-社保/公积金(公司承担部分)


  贷:应付职工薪酬


  支付集团社保/公积金


  借:应付职工薪酬-社保


  其他应收款-代交个人社保费-张三


  贷:其他应付款-集团-社保


  借:其他应付款-集团-社保


  贷:银行存款


  发放工资分录略


  风险:在上海发公司,社保的集团缴纳,存在社保和工资不一致问题,引起税局检查注意。上海公司企业所得税的社保公积金和工资税前扣除依据问题,因为合同是和集团签署的,那么员工是集团的还是上海的?扣除凭证是啥?就靠几个分录就可以税前扣除吗?


  第二种情况:


  总部在深圳的数豆职人公司,张三在深圳集团总部签订劳动合同,因张三是深户,所以要求缴纳社保在深圳,同时工资也是由深圳集团发放。然后集团派其至上海公司任职,上海公司负责支付并承担工资薪金、承担社保费用。


  深圳集团做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社保-张三


  其他应收款-工资薪金-张三


  贷:银行存款


  上海公司做分录


  承担工资薪金,及社保公积金公司承担部分


  借:管理费用-工资薪金


  管理费用-社保/公积金(公司承担部分)


  贷:应付职工薪酬


  支付工资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薪金


  贷:其他应付款-集团-社保


  借:其他应付款-集团-社保


  贷:银行存款


  支付集团社保/公积金


  借:应付职工薪酬-社保


  其他应收款-代交个人社保费-张三


  贷:其他应付款-集团-社保


  借:其他应付款-集团-社保


  贷:银行存款


  发放工资分录略


  风险:此种情况风险同第一种情况,还有此种情况下,上海公司列支工资社保公积金等,深圳总部缴纳个税,这个也是存在混乱的问题。


  第三种情况:


  总部在深圳的数豆职人公司,张三在深圳集团总部签订劳动合同,因张三是深户,所以要求缴纳社保在深圳,同时工资也是由深圳集团发放。然后集团派其至上海公司任职,上海公司不需要承担工资薪金、承担社保费用。只需要承担日常报销,山海公司额外发放的类似补贴。


  风险:这种情况下的风险,主要是日常报销所得税扣除问题,以及上海公司发放的额外补贴以何种形式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问题,以何种形式?何种凭证税前列支?当然这里讲的是合规方式,什么两套账什么发票冲这些不在考虑范围。


  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以上各种情况下,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税务风险问题,其中这些风险又与工资个税、员工社保,所得税前扣除依据和扣除凭证相关系。似乎难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实务中不少企业呢,涉及这块处理都比较任性,要不然就是没有注意到可能存在的风险,要不然就是自以为是的态度,认为反正大家都是这么做,税局也忙不过,检查到再说吧。


  税务处理:


  笔者在一个税务文件中,找到了可能应对的思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母子公司间提供服务支付费用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86号),这个所得税文件,重点谈了母子公司间提供服务支付费用的问题,那么是否意味着集团之间或者说关联企业之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构建税务上的关系呢?这种关系也就是关联企业之间,把员工借调的涉及,工资、社保、个税错配的问题,通过用市场上的公允服务,通过开具相关服务发票,达到税前扣除的依据和凭据呢?


  总部在深圳的数豆职人公司,张三在深圳集团总部签订劳动合同,因张三是深户,所以要求缴纳社保在深圳,同时工资也是由深圳集团发放。然后集团派其至上海公司任职,上海公司需要承担工资薪金、承担社保费用。上海公司与深圳集团总部签订服务协议,集团收取服务费。


  A:企业所得税方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母子公司间提供服务支付费用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8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就在中国境内,属于不同独立法人的母子公司之间提供服务支付费用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母公司为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提供各种服务而发生的费用,应按照独立企业之间公平交易原则确定服务的价格,作为企业正常的劳务费用进行税务处理。母子公司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价款的,税务机关有权予以调整。


  二、母公司向其子公司提供各项服务,双方应签订服务合同或协议,明确规定提供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及金额等,凡按上述合同或协议规定所发生的服务费,母公司应作为营业收入申报纳税;子公司作为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


  三、母公司向其多个子公司提供同类项服务,其收取的服务费可以采取分项签订合同或协议收取;也可以采取服务分摊协议的方式,即,由母公司与各子公司签订服务费用分摊合同或协议,以母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服务所发生的实际费用并附加一定比例利润作为向子公司收取的总服务费,在各服务受益子公司(包括盈利企业、亏损企业和享受减免税企业)之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合理分摊。


  四、母公司以管理费形式向子公司提取费用,子公司因此支付给母公司的管理费,不得在税前扣除。


  五、子公司申报税前扣除向母公司支付的服务费用,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与母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或者协议等与税前扣除该项费用相关的材料。不能提供相关材料的,支付的服务费用不得税前扣除。


  风险注意:


  在国税发〔2008〕86号文件里,我们知道,母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各种服务而发生的费用,应按照独立企业之间公平交易原则确定服务的价格,作为企业正常的劳务费用进行税务处理。母公司向其子公司提供各项服务,双方应签订服务合同或协议,明确规定提供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及金额等,凡按上述合同或协议规定所发生的服务费,母公司应作为营业收入申报纳税;子公司作为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


  但是要注意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之间支付的管理费、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以及非银行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利息,不得扣除。也就是一定要注意管理费这个问题,不管是母子公司签署合同或协议,或者开具相关发票,一定要注意是服务费,而不能是管理费。因为有人可能认为管理费和服务费差不多,这种理解是俗语的理解,我们税法必须严格区分两者。


  B:增值税方面


  在增值税方面有人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是说算服务费吗,那么算什么服务?开什么服务发票?当然这里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具体看企业实务来。根据36号文的销售服务注释规定,可在现代服务中找到对象的归属(现代服务,是指围绕制造业、文化产业、现代物流产业等提供技术性、知识性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集团公司和子公司均为一般纳税人,集团公司缴纳了增值税,向子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子公司取得了进项抵扣,因此,整体上没有多缴增值税,没有啥影响。


  会计处理:


  集团做分录:


  借:其他应收账款-服务费


  贷:其他业务收入-服务费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上海公司做分录:


  借:管理费用等-服务费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其他应付账款—集团


  有人说了:“不是说不能计入管理费吗,你怎么这里计入管理费了”,注意了这里是会计做账的管理费,和税法上的管理费或者服务费是两个概念,不可混淆。有人说:“我怕税局疑义,我计入销售费用,我计入制造费”,那么我对此也是表示无奈。税局和企业都不能太扣字眼,否则真的…..


  三:非关联企业员工借调财税问题


  此处非关联企业员工借调问题,也就是文章开篇提到的共享员工问题。其实对于共享员工问题,不少法律人士已经对此进行了相关法律层面的分析。因为员工借调税务问题,其实第一要解决的就是法律上的关系,然后才能据法律关系,来对税务问题界定和分析。否则一上来就是税务分析,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当然具体实务需要根据相关合同或协议来分析,当然此处我们以盒马鲜生为例子说明,因为无法看到相关合同或协议,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一个细节,除了西贝的统一安排以外,“共享员工”与用工企业盒马还专门签订了劳务合同,但是相应的劳务安排都是由原企业统一安排,并由原企业统一收取劳务费用,再分发给员工。


  借鉴法律人士的意见,“这一次,餐饮企业与电商新零售平台签订临时合同的员工,属于企业经营性停产放假人员,这次合作实际上是劳务合作(当然并不是劳务派遣),并非餐饮企业员工单独与电商新零售平台直接发生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结算依旧通过原餐饮企业发放。”


  如果是以上分析的法律关系的话,税务上我们可以用劳务关系来分析,也就是西贝等借出员工一方给盒马等借入员工一方,开具相关增值税发票。盒马支付的相关费用,以此发票在所得税前扣除。那么增值税方面和所得税方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


  当然在此疫情下,还有其他非关联企业借调员工的模式。比如甲企业员工因为疫情无法开工,但是乙企业这个期间人手不够,甲企业老板了解后,告诉甲企业员工根据自愿,自行与乙公司联系。甲企业不参与此事。


  增值税方面,这些个人按照增值税相关规定,需要缴纳增值税,所以个人可代开征收率为3%的增值税普票。


  个人所得税方面,个人在法律界定是应该属于劳务关系,按照个税法规定,按照劳动报酬所得缴纳个税,借入公司一方,在支付劳务报酬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次年3-6月这些员工需要办理汇算清缴,把劳务报酬并入综合所得,计算最终需要缴纳的个税。


我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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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