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政发[2023]6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3-02-01
文号:桂政发[2023]6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收藏
114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

桂政发〔2023〕6号         2023-02-01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进一步深化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3年2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进一步深化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和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纲要》有关要求,推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实现新提升、取得新突破,促进广西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重要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面向市场、联动内外、循环畅通、改革提高、开放发展”思路,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探索创新为使命,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系统集成、担当践行、改革创新、提高效率,大力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将广西自贸试验区打造成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自由便利地核心区。

  (二)建设目标。通过三年左右时间(2023—2025年),进一步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投资自由便利、贸易自由便利、跨境资金自由便利、运输往来自由便利、要素资源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数据流动安全有序,建成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先行区和试验田;实现企业主体数量翻番、质量更优,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3200亿元、税收收入达到300亿元以上,实际使用外资、外贸进出口总额均占全区实际使用外资、外贸进出口总额40%以上,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跨境服务要素更趋完备,将广西自贸试验区建成面向东盟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自由便利地核心区。

  二、主要任务

  (一)聚焦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构建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1.提升实施RCEP规则质量。加快探索制度型开放,加强与RCEP其他成员国政策、规则、标准对接和服务贸易合作,在知识产权保护、原产地电子联网、制造业相关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打造高质量实施RCEP示范项目集聚区。(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商务厅、市场监管局,南宁海关按职责分工负责)

  2.提升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规则能力。探索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金融开放、数字经济、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开展风险压力测试,探索将“竞争中性”纳入竞争政策体系,试点集成电路产业与东盟国家“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规则。(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广西贸促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司法厅、商务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场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大数据发展局,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南宁海关按职责分工负责)

  3.提升制度创新系统集成。加强制度创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跨境投融资、跨境产业合作、沿边开放合作等领域围绕“办成一件事”积极探索,统筹各环节改革,注重改革举措配套组合。鼓励各片区间、片区与自治区相关部门间开展联合创新,鼓励片区与协同发展区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有效破解束缚创新瓶颈,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聚焦投资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市场主体平等准入有序竞争的投资管理体系。

  4.提升投资自由便利水平。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提高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透明度和市场准入的可预期性,建立与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在国家统一部署下,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航运服务等领域开放,探索建立数字化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投资促进局、大数据发展局、通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5.提升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试点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等领域,建立更具弹性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提升法律、税务服务水平,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打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高级法院,广西贸促会,自治区司法厅、市场监管局、大数据发展局,广西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聚焦贸易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贸易转型升级和通关便利的监管体系。

  6.提升贸易转型升级水平。培育壮大供应链服务平台企业。争取试点开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项目境内外检测维修和再制造业务。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促进数字贸易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厅、市场监管局、大数据发展局,南宁海关按职责分工负责)

  7.提升边境贸易发展水平。认真落实鼓励边境贸易创新的“国十条”,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争取增加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品类。开展多种运输方式进口互市商品落地加工试点改革。探索广西自贸试验区各片区间边境贸易创新发展合作。(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厅,南宁海关按职责分工负责)

  8.提升新型贸易发展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离岸贸易、数字贸易等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实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在广西自贸试验区全覆盖,加快建设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边境仓、保税仓和大宗商品交易储运基地。(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厅、大数据发展局,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南宁海关按职责分工负责)

  9.提升贸易平台发展水平。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经贸中心、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积极培育面向东盟的水果交易市场、药材交易中心、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计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平台。(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医药局、药监局,广西博览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0.提升智慧口岸通关能力。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支持建设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中越跨境产业链保障通道,探索智慧化、智能化、自动化的中越跨境无人驾驶运输模式和24小时无人化智能通关。加强海关、铁路、港口等“一站式”服务,优化进口原油、金属矿产品检验监管模式,推动扩大“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范围。(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厅、大数据发展局,南宁海关,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聚焦跨境资金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金融开放创新和风险防控服务体系。

  11.提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水平。在中国人民银行统筹安排下推动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鼓励金融机构基于真实贸易背景开展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创新。探索赋予西部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凭证功能。支持建设林业碳汇开发和交易试点。探索“沙盒监管”模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林业局、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广西银保监局,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2.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水平。推动中国—东盟金融城拓展服务能力。深化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政策。探索与东盟国家及周边国家开展双边本币结算。推动在大宗商品贸易、境外产业园区及工程承包等重点领域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广西银保监局,广西证监局,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13.提升跨境保险服务水平。支持设立健康、养老、科技等专业保险机构。支持海外投资保险、工程建设保险、科技保险等保险产品创新,大力发展陆海联运保险服务。(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广西银保监局,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聚焦运输往来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跨境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的交通物流服务体系。

  14.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质效。稳步扩大海铁、公铁联运规模和覆盖范围,深化海铁联运集装箱共享通用试点,推动跨境陆路物流综合信息共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推进广西北部湾港和洋浦港一体化发展。扩大内外贸同船运输规模,争取开展沿海捎带业务试点。优化航运路线,鼓励增加运力投放,提升运输便利化和服务保障水平。(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北部湾办,南宁海关,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按职责分工负责)

  15.提升跨境陆路运输能力。加快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推进建设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南宁国际铁路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凭祥公铁联运物流国际港、区域性冷链物流中心。探索开行中药材、矿产、汽车等跨境班列。(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北部湾办,南宁海关,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聚焦要素资源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6.提升面向东盟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加快打造跨境电子信息、化工新材料、中药材加工、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东盟特色产品加工等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推进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支持龙头企业在原料供应、能源开采等方面与东盟国家企业共建化工新材料产业链供应链。支持跨境铝产业链合作,创新再生铝资源进口监管方式,支持建设进口再生铝资源检验检测中心,探索在进口口岸依照有关标准开展分选、处置等制度创新,规范化建设再生铝资源进口基地。加强与东盟在种业方面合作,探索活牛、种牛进口便利化监管措施等创新。(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投资促进局,南宁海关按职责分工负责)

  17.提升面向东盟现代服务业合作水平。推进文化创意、非通用语译制等产业发展和广播电视交流合作,推动国外文化演出项目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首演。支持境外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围绕跨境产业链急需专业开展合作办学和职业技能培训。建立中越跨境旅游合作机制,推动设立中越友谊关—友谊跨境旅游合作区。(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文化和旅游厅、广电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8.提升面向东盟园区合作水平。支持建设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区、中马“两国双园”升级版、中越跨境产业合作园区、中国—东盟工业设计中心。(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厅、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9.提升制造业与商贸业协作水平。围绕跨境产业链,推动制造业与商贸业协同发展,培育线上线下、内贸外贸、现货期货一体化的专业市场,实现供需互促、产销并进,延伸发展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构建适应产业链供应链新生态的现代商贸体系。强化城市规划、土地供应、金融支持、人力资源等领域高效联动,吸引创新资源要素集聚,完善与产业链密切关联的创新要素配套,降低交易、物流、信息成本,推动以商贸带动生产、以生产促进商贸的良性循环。(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然资源厅、商务厅、地方金融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聚焦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更加便利的人才发展体系。

  20.提升人员进出便利度。支持在便利来华外籍高端人才出入境、税收、子女入学、金融支持等方面先行先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探索与港澳地区、东盟国家比照互认职称或职业资格。(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外事办、地方金融监管局,广西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1.提升跨境劳务合作试点水平。依法依规探索适度灵活的外来劳务用工政策。争取国家层面批准同意在边境地区开展境外边民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延长越南务工人员入境停留时间。完善跨境务工人员人身保险体系。(广西自贸试验区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公安厅、商务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外事办,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聚焦数据流动安全有序,进一步构建符合市场规则和治理能力要求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

  22.提升数字化政务服务能力。加快构建政府、企业统一共享数字化平台。加快构建智慧政务体系,建立健全“跨省通办”和跨片区、跨行业、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探索建立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3.提升中国—东盟信息港影响力。积极培育中国—东盟大数据交易市场,建立完善跨境数据资源交易监管机制,培育壮大开放型数字经济市场主体,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数字经济、北斗导航、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开拓东盟国家算力市场和元宇宙业务。(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落实。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指挥部要高效组织和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各片区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建立健全督查考核、绩效评估、信息报送等工作机制。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各工作部部长单位、各片区要围绕本方案制定实施细案和年度工作计划,并报送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各片区所在设区市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明确工作机制,协调解决片区建设管理重大问题,推进制度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

  (二)加强政策制度保障。支持各片区、各单位针对市场主体需求,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制度创新,制定配套支持政策。支持各片区围绕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制定相关政策。创新试行统一联合招商机制,支持推动一批国内物流前30强企业落地。开展市场化招商,促进产业链招商,对特别重大招商项目和重大跨境产业链供应链项目,依法予以支持。支持推动产城融合发展,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打造产城高效融合智能片区。

  (三)夯实人才智库基础。全力打造高端智库,更好发挥广西自贸试验区顾问委员会作用,加大广西自贸试验区研究院建设力度。强化自治区自贸办与各片区上下联动,支持开展干部相互挂职交流。促进创新人才与技能人才融合发展,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双向评价贯通通道。

  (四)健全激励机制。管好用活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资金。建立健全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奖励办法。强化对有关单位绩效考评,科学制定广西自贸试验区绩效考评指标。

  (五)加强宣传引导。不定期召开新闻通气会。广泛开展广西自贸试验区政策宣传推介,积极举办边疆自贸试验区论坛和广西自贸试验区顾问委员会会议,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进一步深化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政策解读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和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纲要》有关要求,推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实现新提升、取得新突破,促进广西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深改方案》)。

  一、制定背景

  自2019年8月获批设立以来,广西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积极为国家试制度、为改革闯新路、为广西谋发展,全面实施《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赋予的120项改革试点任务,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根据国内其他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进入建设第4年开始谋划出台深化改革相关方案。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中,已有上海、广东、天津、福建、浙江、陕西、辽宁、湖北等多个自贸试验区制定出台深化改革方案。为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深化改革,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印发《深改方案》。

  二、主要内容

  《深改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重要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面向市场、联动内外、循环畅通、改革提高、开放发展”思路,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探索创新为使命,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系统集成、担当践行、改革创新、提高效率,大力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将广西自贸试验区打造成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自由便利地核心区。

  《深改方案》是《总体方案》的升级版,是广西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2.0版,是未来3年广西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指引,明确通过三年左右时间,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便利、贸易自由便利、跨境资金自由便利、运输往来自由便利、要素资源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数据流动安全有序,建成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先行区和试验田。《深改方案》的主要任务分为八大部分共计23个方面内容:

  第一大部分,聚焦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构建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包括提升实施RCEP规则质量、提升对接CPTPP规则能力、提升制度创新系统集成等3个方面内容。

  第二大部分,聚焦投资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市场主体平等准入有序竞争的投资管理体系。包括提升投资自由便利水平、提升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等2个方面内容。

  第三大部分,聚焦贸易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贸易转型升级和通关便利的监管体系。包括提升贸易转型升级水平、提升边境贸易发展水平、提升新型贸易发展水平、提升贸易平台发展水平、提升智慧口岸通关能力等5个方面内容。

  第四大部分,聚焦跨境资金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金融开放创新和风险防控服务体系。包括提升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水平、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水平、提升跨境保险服务水平等3个方面内容。

  第五大部分,聚焦运输往来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跨境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的交通物流服务体系。包括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质效、提升跨境陆路运输能力等2个方面内容。

  第六大部分,聚焦要素资源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包括提升面向东盟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提升面向东盟现代服务业合作水平、提升面向东盟园区合作水平、提升制造业与商贸业协作水平等4个方面内容。

  第七大部分,聚焦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进一步构建更加便利的人才发展体系。包括提升人员进出便利度、提升跨境劳务合作试点水平等2个方面内容。

  第八大部分,聚焦数据流动安全有序,进一步构建符合市场规则和治理能力要求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包括提升数字化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中国—东盟信息港影响力等2个方面内容。


推荐阅读

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