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目前的各类上市、非上市的并购重组中，对赌安排成为了很多并购重组交易中经常出现的要素。在中国证监会2008年3月24日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53号令)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上市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这里的“业绩补偿协议”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对赌安排。

　　并购重组交易中，对赌协议的类型，从最终支付手段上来看，可以分为三种：现金支付型、股权支付型(包括额外股权支付和股权回购)以及现金加股权型。我们这篇文章先围绕“现金支付型”对赌协议，和大家探讨其中税收处理的争议问题，并探索可能的解决之道。

　　从纯“现金支付型”的对赌协议来看，我们从支付方向上来划分，又可以将对赌协议划分为“正向对赌安排”和“反向对赌安排”两大类，我们以一个上市公司股权收购为例：

案例：某上市公司A要收购目标公司C，假设约定的收购价款总额为10亿，A公司需要向目标公司C的股东B支付对价款(这里可以是直接支付现金，也可以定向增发等额的上市公司股票来支付)。但是，在具体的交易安排上，可以有两种方式：

　　1、收购协议约定的收款总价款为8亿，双方约定了一个C公司税后利润目标考核值，如果C公司未来三年实际税收利润超过这个考核值，A公司将每年按照超过部分额外向转让方B支付现金对赌补偿;

　　2、收购协议约定的收购总价款为10亿，双方以约定了一个C公司税收利润需要达到的考核值，如果未来三年C公司实际税后利润不足这个考核值，转让方B每年需按照实际未达标的利润缺口向收购企业A支付现金对赌补偿。

　　方式一就是典型的“正向对赌安排”类型。在这种安排下，双方在正式签订的收购协议中约定的对价安排相对较低，同时按照这个较低的标准设定了一个对赌业绩目标，后期只要目标公司差额完成对赌业绩目标，收购方就按照差额缺口向目标公司股东支付现金对赌。

　　方式二就属于“反向对赌安排”类型。这种安排与方式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双方在正式签订的收购协议中约定的收购对价金额比方式一要高，同时按照这个收购对价设定了一个较高的对赌业绩目标。后期如果目标公司无法完成，目标公司股东就要按照差额缺口向收购企业支付现金对价。

　　我们抛开什么税会差异不谈，仅仅是直接从实务操作来看，对于100%现金支付型且属于“正向对赌安排”的对赌协议来看，税务处理的争议应该讲是几乎不存在的。比如，以我们上面的案例来看，在方式一中，不管上市公司A和转让方B会计如何处理，实际上，大家在税收的处理上应该几乎可以得到相对一致的处理结论就是：

　　1、转让方B在初始收购协议中，以实际从收购企业A收到的转让价款(不管是现金还是股票)，扣除其原始的投资成本，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是股票支付的，可以按非货币资产投资，备案享受5年递延纳税。同时，对于收购企业A而言，其取得的目标公司C股权的计税基础正常也应该按照收购协议约定的价款确认。

　　2、后期如果不触发现金对赌支付，一切税务处理正常结束。如果触发对赌安排，收购企业A继续向转让方B支付现金对价的，对于这样的现金对价支付，虽然现行税法没有任何规定，但是，按照如下方式进行税务处理(即使和会计处理不一样，就按照税会差异处理)应该几乎没有争议：

　　(1)收购企业A支付的现金对价作为增加其取得目标公司C的长期股权投资计税基础;

　　(2)转让方B取得的现金对价作为股权转让收入，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缴纳所得税。如果B是公司就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B是自然人就缴纳个人所得税。

　　3、唯一麻烦的就是，如果转让方B是公司，且收购企业A支付对价中的股权支付比例符合财税[2009]59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的特殊性税务处理要求，双方当时适用了特殊性税务处理。后期，如果业绩不达标，收购企业A按年支付现金补偿或则N年后一次性支付现金补偿，此时是将后期现金补偿单独税务处理，还是和原先的收购协议放在一个整体处理，重新看整个收购协议中股权支付比例是否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要求，这个就是目前不明确的地方。比较现实的处理方法可能是在收购协议生效后12个月内的现金支付追溯处理，和原先交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12个月后的现金交易则单独处理交易，不和原先交易合并对待。

　　当然了，对于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税务总局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规定，或者对于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实中大家也很少去探讨呢?主要的原因还是，这种100%现金支付的正向对赌安排，在目前上市公司并购安排中是几乎不存在的。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并购交易中的对赌协议安排，不管是100%现金型、还是100%股权型、亦或现金型加股权型，从方向上来看，几乎都是“反向对赌安排”的类型。

　　因此，我们重点来探讨的就是在“反向对赌安排”中，对于100%现金支付的对赌支付在税务上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处理。

　　对于这类对赌安排，目前在税收政策上尚无统一的规定。所以，大家惯常的思维还是首先来看看会计的处理方法。在会计上，对于各类对赌安排的会计处理总结来看，主要是以下两种观点：

　　1、权益调整观，即将对赌现金支付视同为对当初并购协定中对价的调整。如果后期转让方需要支付收购企业现金对价，收购企业应该调整其取得目标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支付方就应该调整其原先确认的转让收益。

　　2、衍生金融工具观，即如果在并购重组中，转让方和收购方约定，未来业绩达不到对赌协议设定的标准，转让方将按差额向收购方支付现金补偿，实质是转让方给收购方签发出了一份看跌期权，后期行权时，一方确认投资损失，另一方确认投资收益。

　　总体来看，在目前会计准则视角，根据《合并准则》、《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衍生金融工具观应该是被普遍认可。例如，在《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中，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或有对价(这里或有对价指的就是对赌协议的约定)，如果或有对价构成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有对价属于权益性质的，应作为权益性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当然，我们这里讲的100%现金支付型对赌，肯定只能构成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总结来看，如果一开始假设衍生金融工具价值为0，随着后期被收购企业业绩逐步体现，双方会计处理分别为：

最后，实际对赌支付环节，各自分别将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转至投资收益的贷方和借方。

　　从税务处理上而言，我们是否必须要和会计保持完全一致呢?这个倒是未必。比如，我们对于永续债的税务处理问题，就没有和会计保持一致，而是在税收上走出了自己一条独特的路。换句话说，即使会计采用衍生金融工具观(基于会计信息披露和交易复杂性的要求)，税收上基于确定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也不是不可以采用权益调整观来进行追溯处理。

　　但是，鉴于目前税收上尚无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要鉴于现行税收法规和征管的实践来谈谈，当下对于“反向对赌安排”中100%现金支付型对赌的税务处理究竟是什么状况。

　　一、取得现金对价方的税务处理问题

　　以我们上面案例中方式二的对赌安排为例，如果后期目标公司业绩不达标，转让方需要向收购方(上市公司A)支付现金对赌的对价，上市公司A取得现金对价是否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呢?

　　这里在目前征管实践中就有了两种观点：

　　1、权益调整观：典型的就是《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赌协议利润补偿企业所得税相关问题的复函》(琼地税函[2014]198号)：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对赌协议利润补偿企业所得税相关问题的请示》(琼航财〔2014〕237号)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投资资产的相关规定，你公司在该对赌协议中取得的利润补偿可以视为对最初受让股权的定价调整，即收到利润补偿当年调整相应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海南这种对于取得现金对赌的上市公司(海航)，就没有确认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是调减其取得目标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当然，我们了解到的是，海南省局已经废止琼航财〔2014〕237号文件了，目前应该不再按上述口径执行。

　　2、衍生金融工具观：当然，在税收上第二种观点也并非完全就是会计上衍生金融工具观，第二种观点就是，既然上市公司现金对赌取得了现金对价，在没有免税的情况下(亦无规定可以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计税基础)，就应该确认收益(不管是投资收益还是其他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可以从过往税收文件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类似的当初我们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比照为转让方B)向流通股股东(比照为收购企业A)支付现金对价以取得流通权，流通股股东取得现金对价是否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03号)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就是说，取得现金对价一方按道理就是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除非国家有明确规定给予暂免征税的待遇。

　　因此，基于第二种观点的推演，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对于“反向对赌安排”中100%现金支付型对赌，作为取得现金对赌对价支付的一方(一般为上市公司)，在税收上都必须在取得年度确认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例如，XX上市公司2021年8月25日发布公告，公司将应收未收的业绩补偿款计入营业外收入，产生约1亿元的应交企业所得税。

　　所以，目前对于取得现金对赌对价一方的企业所得税处理，目前在税收实践中基本可以达成共识，就是取得现金方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支付现金一方的税务处理问题

　　在“反向对赌安排”中100%现金支付型对赌中，对于支付现金的一方，既可能是公司，也可能是自然人，这里的税务处理要分开来看。

　　1、如果支付现金的一方是公司，如果该公司当初已经缴纳了企业所得税，支付现金补偿后能否退税呢?我们目前并没有看到任何公开披露案例，也没有看到任何退税案例信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支付现金方属于公司，在税务处理上，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会计处理的原则，即支付方将现金支付作为投资损失确认，在支付当年作为投资损失税前扣除，这种处理方式我们认为完全可行。毕竟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企业依据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并实际在财务会计处理上已确认的支出，凡没有超过《企业所得税法》和有关税收法规规定的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的，可按企业实际会计处理确认的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

　　2、如果支付现金的一方是自然人呢?这就比较麻烦了。如果采用企业所得税的观点，确认投资损失，鉴于目前个人所得税对于财产转让所得都是按单项计算的，这种投资损失，自然人确认了肯定无法退税。因此，实务中，对于涉及自然人的对赌，能否按照成本调整说退还个人所得税，实践中有退还的案例。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来看，有涉及广州税务局稽查局的一个稽查案例，上市公司银禧科技披露的对赌触发实际退还个人所得税的案例，这些我们在29号“财税星空”关于并购重组中对赌税务的线上微课中会和大家分享。但总体来看，目前，税务机关退还个税的案例并不多。同时，在国家税务总局没有明确规定下，退还个税操作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政策性风险：

　　其一，实际上在现行上市公司并购的对赌中，可能包含多种因素的混合。一种是鉴于对目标公司定价的不确定性，需要通过后期业绩实现来验证，这种对赌的补偿看成是对并购对价的调整从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其实，在实践中，并购中的对赌还包含着另外一层因素，就是收购企业就是和转让方就目标公司的未来业绩可能性进行的一场具有赌博性的安排，也就是我们对于目标公司未来成长性的对赌(这种就不是基于当初收购的背景，而是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对赌)。这种对赌的对价支付，就属于投资性收益或损失，而不能看成对并购对价的调整。如果是第二种因素下的现金支付，对于自然人而言，就应该确认投资损失，不能退税。但是，在现行实践中，这两种因素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无法准确区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支付现金一方的自然人退税有一定的政策风险。

　　其次，虽然税收上的处理可以和会计上的处理不一样。但是，在税收上，我们强调的是不产生“混合错配”，即现金对价的取得一方和支付一方在税收交易性质的界定上应该是要保持一致的。如果对于支付现金对价的自然人，税收上退还个人所得税，那对于支付现金一方，其交易在税收上就界定为对原先并购对价的调整，从而产生退税。如果要保持一项交易在各方的税收性质上界定一致，那对于取得现金一方，既然税收上是作为对当初并购交易对价的调整，那他就不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也应该调减投资成本。这样，我们对于一项交易的各方，在税务处理上才保持了一致。但是，我们了解到，目前对于取得现金对赌对价的一方，都是确认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因此，对于支付一方，按照对并购交易对价调整，退还个人所得税，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此，对于100%现金型对赌安排，税务上究竟如何处理，目前来看，正如部分税务机关回复纳税人提问的，还有待国家税务总局能研究明确。但是，在未明确前，取得现金对赌对价一方必须纳税基本已是共识。但支付现金一方，特别是针对自然人，能否退税还有待各地税务机关把握。

编者按：近期，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企业兼并并购重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指引》，对指导企业合法合理地适用税收政策，降低税负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亦受到了自然人投资者的关注。根据现阶段税收政策，自然人股东不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那么，自然人股东在并购重组业务中是否必然履行纳税义务?本文拟从近年的上市公告案例出发，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01.并购重组交易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但自然人股东“命运”不同

　　(一)军信股份：在并购重组交易中自然人股东预计缴纳9800余万元个人所得税

　　根据军信股份2024年5月公开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军信股份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湖南仁联、湖南仁景、洪也凡、易志刚等共计19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仁和环境63%股权。交易价格(不含募集配套资金金额)219,681.00万元，其中：股份对价金额186,948.5310万元，占比85.1%，现金对价金额32,732.4690万元，占比14.9%。

　　军信股份称，本次交易适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并购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以下简称“59号文”)特殊性税务处理，仁和环境的法人股东湖南仁联、湖南仁景无需缴纳股权转让所得税;洪也凡等自然人需缴纳个人所得税9,809万元。

　　(二)小伦智造、伟康医疗、泰福泵业：在并购重组交易中自然人股东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1、小伦智造

　　根据小伦智造2022年11月公开披露的《法律意见书》，2019年3月公司以派生分立的方式分立为小伦有限(存续公司)和小伦科技(新设公司)，从而将老厂区账面价值合计2,523.52万元的土地及房产剥离至新设的小伦科技(实控人王小伦和郑秀钗控制)，本次分立前的全部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小伦有限承继，并由小伦科技承担连带责任。分立主体与小伦有限的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相同，股东分别为实控人王小伦(25%)、郑秀钗(48%)和小伦机械贸易(27%)。

　　小伦智造称，根据59号文，本次分立事项符合企业重组特殊性税务处理情形，并已在温州市龙湾区税务局办理特殊性税务处理备案，因此本次分立暂不涉及股东小伦机械贸易的所得税纳税问题。且实控人及控股股东王小伦、郑秀钗不存在财产转让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2、伟康医疗

　　根据伟康医疗2022年5月公开披露的《法律意见书》，在报告期内，伟康医疗以派生分立的方式将全资子公司益傲建材剥离至分立出的江苏盛帆茗名下，派生分立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为昊鹏实业、刘春良和宿迁宏建有限合伙(后更名为“上海宏建”)。

　　针对《问询函》有关派生分立税务处理的合规性问题，伟康医疗律师称：

　　(1)昊鹏实业

　　根据59号文，本次派生分立不涉及非股权形式支付，伟康医疗所有股东均按原持股比例取得分立企业江苏盛帆茗的股权，预期能够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昊鹏实业拟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并将于2021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资料，层报江苏省税务机关给予确认。

　　(2)刘春良和上海宏建合伙人

　　①目前生效的个人所得税法规文件中，未明确将企业分立认定为股权转让、终止投资经营或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行为。

　　②发行人本次派生分立实质是净资产(股权)的分立，预期能够符合企业所得税中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条件，资产、负债均以原账面价值作为会计核算和计税的基础，个人股东不存在转让股权或资产所得，亦不存在终止投资经营的情形。

　　③经律师查询，作为江苏省内参考案例，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曾于 2013年和2015年进行了两次派生分立，均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自然人股东在两次派生分立过程中不存在财产转让所得，均未缴纳个人所得税。

　　故刘春良和上海宏建合伙人未就伟康医疗本次派生分立缴纳个人所得税。

　　3、泰福泵业

　　根据泰福泵业2021年4月发布披露的《保荐工作报告》，2016年公司前身谊聚机电吸收合并泰福泵业实控人夫妇直接持股的浙江万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确认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并适用了特殊性税务处理。公司披露，吸收合并事项未征收增值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个税。后续不存在税务风险。

　　对企业所得税而言，根据59号文，企业重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且于2016年5月，公司取得浙江省温岭市国家税务局关于符合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受理结果通知书。对个人所得税而言，吸收合并过程中，未发生利润分配行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在并购重组交易中自然人股东应否纳税为何存在争议?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并购重组交易方为法人股东的，均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而涉及自然人股东的，却存在相反的税务处理。军信股份认为，自然人股东不适用59号文的特殊性税务处理，需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小伦智造、伟康医疗、泰福泵业均认为在并购重组交易中自然人股东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小伦智造和伟康医疗发生了企业分立业务，认为分立不属于转让财产或终止投资经营行为，按照个人所得税政策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泰福泵业发生了企业合并业务，认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未发生利润分配行为，自然人股东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为何企业同样发生了重组业务且均符合59号文的规定，法人股东在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方面不存在争议，而自然人股东却存在不同?有必要从并购重组交易税收政策及个人所得税政策中找寻答案。

　　02.特殊性税务处理是否适用于自然人股东的争议解读

　　(一)从政策角度分析

　　从59号文标题来看，针对的是企业并购重组业务中企业所得税处理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特殊性税务处理仅适用于法人，不适用于自然人。

　　配套出台的征管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并购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4号，以下简称“4号文”)第三条规定，“企业发生各类并购重组业务，其当事各方，按并购重组类型，分别指以下企业：(一)债务并购重组中当事各方，指债务人及债权人。(二)股权收购中当事各方，指收购方、转让方及被收购企业。(三)资产收购中当事各方，指转让方、受让方。(四)合并中当事各方，指合并企业、被合并企业及各方股东。(五)分立中当事各方，指分立企业、被分立企业及各方股东。据此，股东的身份可以为自然人。同时结合第四条“同一并购重组业务的当事各方应采取一致税务处理原则，即统一按一般性或特殊性税务处理”之规定，据此可以理解为自然人股东构成并购重组各方的，应当与法人股东按照一致性原则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但问题是征管文件的标题亦明确的是“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自然人股东似乎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但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并购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8号，以下简称“48号文”)，消弭了上述不确定性。其中第一条对4号文的“当事各方”作出更新，同时明确在并购重组交易中，股权收购中转让方、合并中被合并企业股东和分立中被分立企业股东，可以是自然人。当事各方中的自然人应按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进行税务处理。据此，当事各方中涉及法人的，应当按照一致性原则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涉及自然人的，应当按照个人所得税政策处理。

　　(二)从执行口径分析

　　此外，对自然人股东能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各地税务机关执行口径的差异性加剧了实务中处理不一的问题。

　　1、肯定观点

　　宁波税务机关认为，在吸收合并中如企业所得税处理符合特殊性并购重组条件，自然人股东所取得股权按历史成本计价的，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否定观点

　　大连税务机关认为，企业合并中自然人股东按清算处理，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海南税务机关认为，企业分立并购重组中，一般拆分为股东收回投资和再投资两个税收行为，对涉及个人股东权益变动或变更的，应按照“股息、利息、红利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规定计征税款。厦门税务机关认为，个人所得税方面无特殊税务并购重组的规定。

　　(三)笔者观点：自然人股东不属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及《税收征管法》第三条，“税收……减税、免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之规定，税收优惠事项应有法律明文规定。特殊性税务处理推迟了纳税人义务发生时点，也即在当期不确认所得，具有递延纳税的特点，本质上属于一种税收优惠，59号文并未规定自然人股东亦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反而48号文规定自然人股东应当适用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故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适用范围限于法人股东不包括自然人股东。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人股东在并购重组业务中必然会付出个税成本，还需结合个人所得税政策综合分析纳税义务是否成立。

　　03.从个人所得税政策分析并购重组交易中自然人的纳税义务

　　(一)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但有正当理由的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并购重组业务的本质系整合资源，对企业的净资产再次安排调整，同时特殊性税务处理要求股权支付之比不得低于85%，故并购重组中自然人股东涉及股权交易不可避免，而关于自然人股权转让个人所得之规定，集中体现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以下简称“67号文”)。

　　根据67号文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权转让是指个人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个人或法人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一)出售股权;……(五)以股权对外投资或进行其他非货币性交易;(六)以股权抵偿债务;(七)其他股权转移行为”，以及第十条规定“股权转让收入应当按照公平交易原则确定”。据此，股权收购业务中，自然人股东将所持交易标的的股权让渡给收购方可视为出售股权的行为，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和分立业务中，自然人所持股权的变化可以视为其他股权转移行为。自然人股东似乎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对外转让，也即与并购重组业务一般性税务处理相同。

　　但根据67号文第十二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一)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六)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以及第十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视为有正当理由：……(四)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合理情形”。据此规定，如果股权转让收入不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而是以股权的原计税基础作为依据，在能够提供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在并购重组业务中，自然人股东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效果。

　　(二)在并购重组交易中未发生个人应税所得，属于正当理由

　　并购重组交易按照类型可分为股权收购、企业合并、企业分立等。即便在企业经营中发生了前述业务，但并不意味着自然人股东实现了应税所得。根据所得实现理论及量能课税原则，自然人股东在前述业务中，未取得任何交易对价，未实现净资产的增加，自然人股东没有任何现金或其他经济利益流入，亦不具有相应的负税能力，当然不具有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具体来说：

　　1、股权收购交易

　　假设收购企业拟取得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50%，且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为交易支付总额的100%，也即不存在非股权支付的情况。在此种交易架构下，被收购企业的自然人股东看似将股权转让给收购企业，但其亦取得了收购企业的股权。根据股东持续性原则，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完成股权收购后连续12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这意味着自然人股东通过持有收购企业的股权对被收购企业仍可实施间接控制，也即自然人股东未失去对被收购企业原有的控制，和原来未发生收购业务前自然人股东直接控制被收购企业的效果相同，自然人股东的控制权并未发生根本性转移。而所得税课征的基础为权属发生根本性变化，此种权属包括享有某一主体的控制权，如果权属未变更，则无所得，据此，自然人股东在股权收购交易中未丧失原有的控制权，亦不会享受因收购股权所带来的任何经济利益，也即未实现股权转让所得。

　　同时量能课税原则要求根据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或者经济负担能力来判定其应当缴纳税额的多少，纳税能力强者多纳税，纳税能力弱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不纳税。据此，自然人股东未取得任何实质与形式的所得，其缺乏纳税能力，故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否则亦有违税收公平。

　　2、企业合并交易

　　从交易的实质来看，同一控制下的合并方与被合并方最终受一方控制，由哪方合并哪方，对最终控制方即自然人股东而言只不过是左手换右手，自然人股东对合并企业资产、负债仍享有控制权利和偿还义务，而且结合经营持续性原则来看，合并企业方延续了合并前的经营事项，合并前后，资产在实质经营活动和权利最终归属方面未发生根本改变。根据所得实现理论之市场所得说，合并企业方资产、负债发生根本性权属变更乃为实现所得，而自然人股东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仍对合并企业资产、负债具有控制权，权属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故自然人股东也即未实现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3、企业分立交易

　　对企业分立业务而言，虽由一个法人主体分立为两个法人主体，但自然人股东所持股权比例与未分立前相同，仍对两个法人主体享有与未分立前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故自然人股东亦未实现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据此，自然人股东可向税务机关提供企业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备案材料等佐证其未实现应税所得，证明其可不确认所得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仍需强调的是，如前所述在并购重组业务中，自然人股东是否产生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具有争议，其仍需提高重视。

　　04.在并购重组交易中自然人股东税务合规建议

　　(一)与税务机关积极沟通，申请税收事先裁定

　　目前，上海、北京、茂名等多地已出台了有关税收事先裁定的具体规定，旨在提高税收征管的确定性，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实务中，企业可就关于预期未来发生的特定复杂重大涉税事项应如何适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向税务机关申请给予书面告知政策适用意见，一般情况下，事先裁定意见不会被任意撤销。故从法律效力而言，事先裁定对自然人股东未来的涉税事项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A企业曾就并购重组业务能否适用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向上海市税务局提出事先裁定申请。上海市税务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并与A企业进行了充分沟通后认为，如果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且实际发生税收事项与申请材料所述一致，那么A企业的并购重组交易符合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可以选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并为其出具了《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上海市税务局此举不仅为A企业提供了明确的税务指导，亦帮助其规避了潜在的税务风险。故在并购重组过程中涉及自然人股东是否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自然人股东可提前将相关资料提交予税务机关，与税务机关积极沟通并向其申请税收裁定，提高税务处理的合法性与确定性，将税务风险化解于前端。

　　(二)寻求税务人士帮助，最大化降低税务风险

　　企业并购重组类型复杂，所涉及的利益关联方较多且交易金额巨大，各模式、各环节的税务处理也不尽相同。这对自然人股东而言是一件极为复杂且困难的事项，一旦税收政策适用错误，或将招致税务机关的纳税调整，追征滞纳金等不利后果，但这亦是机遇，如果能够利用好税收政策，合法合理地作出税务安排，可有效降低税负成本，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故有必要在并购重组业务交易前，请税务人士提前介入，帮助自然人股东根据商业情况选择最佳的并购重组业务类型，适用好税收政策，最大化降低税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