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厅发[2022]59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意见
发文时间:2022-12-19
文号:人社厅发[2022]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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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意见

人社厅发〔2022〕59号         2022-12-19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

  近年来,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持续推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行风建设,建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和国务院加强政务服务管理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推动经办模式转型,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社会保险服务运行标准化为基础,以服务供给规范化为保障,以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化为目标,持续提升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效能,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工作目标。“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险高频服务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全国统一的服务标准全面建立;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场所实现综合窗口全覆盖;推动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一卡办”,推进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协同,主动适应属地政务服务一体化要求,全国社会保险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

  (三)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揪心事,优化服务流程,精简要件材料,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坚持统一规范。加强整体谋划,坚持全国“一盘棋”,落实统一的经办管理服务标准,规范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构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

  坚持协同高效。适应政务服务一体化要求,以全局、整体的思路整合资源,打破部门间业务壁垒,推动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协同管理。

  坚持智慧便捷。推动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模式创新和转型升级,提升管理服务集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提升服务便利度。

  坚持公平可及。推进社保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多元化的高质量服务。

  二、推进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标准化

  (四)推进服务事项目录标准化。各地区要依据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及时编制、动态调整全省实施的社会保险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在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明确依申请办理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政务服务属性,主动配合将相关事项纳入政务服务事项范围,实现服务事项数据同源、联动管理。适应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变化,逐步推动实现统筹区域内服务范围统一,服务事项目录同源发布。

  (五)推进服务事项实施清单标准化。部级制定“跨省通办”办事指南,明确事项名称、办理方式、办理材料、结果送达、办事时间、办事机构及地点等框架性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完善。各地区要在名称、编码、依据、类型等基本要素“四级四同”基础上,推进服务事项受理条件、办理流程、申请材料、办结时限等全省统一,分批推动实现全部服务事项“省内通办”。推进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实现流程由业务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形成更加标准清晰的业务流程图、经办规程、操作手册和办事指南。加强与属地各部门协同,推动实现跨部门协作流程、数据、事项标准化,加快与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和数据实时调用,有效支撑政务服务一体化。

  (六)健全和推广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技术标准。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工程,完善社会保险标准化体系,加快服务流程、设施设备、人员配备等软硬件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推动各地标准化机构和组织建设,鼓励各地开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强化社会保险标准与政务服务标准协同配套,推动社会保险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机衔接。强化标准实施应用,建立政策实施配套标准制度,在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时积极应用标准,持续完善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机制。

  三、推进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规范化

  (七)统筹经办管理服务资源。加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内部资源统筹整合,加快推进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多险合一”经办,推动社保经办机构由分险种管理向流程化管理模式转变。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要求,有条件的地区要加强协调、先行先试,推动建立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相适应的经办管理服务体系,逐步建成垂直管理的经办组织架构。适应政务服务中心一体化管理要求,主动对接属地政务服务,推动前台服务与属地政务服务融合,单设服务场所的要按照统一要求提供规范化服务。

  (八)规范经办力量配置。适应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和事权调整变化,全面增强省级社保经办管理能力和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服务能力,配齐配强经办管理和服务人员。制定适应业务经办、风险防控的人员配置标准规范。强化经办队伍建设,推动经办力量由前台向中后台倾斜,根据服务对象规模、服务事项数量、服务时限要求、服务质量标准、信息系统支撑能力,全面增强中后台审核经办和风险防控力量。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供服务的,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培养,增强人员队伍的稳定性。

  (九)规范线上线下经办服务。规范线下服务窗口设置,落实《社会保险服务综合柜员制实施指南》行业标准,分险种单设机构要协调设立统一服务大厅和前台,或通过业务系统授权、平台对接等方式委托政务服务综合窗口统一受理。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供兜底服务。提升网上办事深度,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持续完善省级平台,推进“跨省通办”“一网通办”服务事项对接,推动与属地政务服务平台对接。优化网上办事指南和操作说明,提供在线导办帮办、智能客服等方式辅助在线办理。线上线下并行提供服务,推进服务事项、办事指南等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同源发布、同步更新,满足企业和群众的多样化办事需求。

  四、推进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便利化

  (十)推进高效便捷服务。按照“应上尽上”原则推动社会保险服务“网上办、掌上办、不见面办”,以电子社保卡为服务载体,发挥第三方平台渠道优势,实现在线服务更加泛在可及。继续深化社会保障卡在社会保险服务领域全面应用。新增一批高频“跨省通办”事项,完善异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业务规程,加快部省数据联动,实现跨省业务联动、状态联查、服务联通、监管联管。合理利用银行、基层平台资源,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高频服务事项以委托受理、授权办理、帮办代办等方式下沉办理,拓展服务渠道,打造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服务圈,推动服务“就近办”。

  (十一)提升智慧精准服务。加强本地区跨部门数据共享,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推行容缺受理和免申即办。加快推进数字驱动服务,以需求为导向开展在线业务、待办业务、业务经办周期分析和数据挖掘,优化全过程、全方位管理服务流程。组织对服务对象精准“画像”,实现对服务诉求的实时感知和提前预测,把握和预判公众办事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主动服务。

  (十二)优化特殊集成服务。深入推进社会保险服务与税务、市场监管、医疗保障等部门关联性强、办事需求量大、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强的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加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流转,实现更多“一件事”打包办。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协同发展,实现线上办理的服务事项,要同步提供线下窗口办事服务,提供“同质同效”办事服务。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推进服务平台及移动端适老化、无障碍改造,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便利服务。鼓励各地开展延时错时服务。

  五、工作要求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工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有步骤、有计划地推动工作开展。要加强与组织、编制、财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经办机构分设的,要明确牵头部门,加强协调配合,细化实施方案。

  (十四)加强规范指导。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工作指导,全面落实统一的管理服务标准规范,提供优质高效经办服务。对2022年底实现服务场所综合窗口全覆盖,加快推动高频服务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实现“多险合一”经办等重点工作要强化指导调度。

  (十五)强化试点示范。围绕精细管理、标准化建设、完善经办体系、打造服务品牌等方面,全力打造高标准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示范点,发挥试点示范带动辐射作用。及时总结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按照可学习、能复制、易推广的要求,选树一批典型样本,以点带面、示范推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202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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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法关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规定发生变化 增加“直接用于消费”限定的影响分析

增值税法对购进餐饮等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规定发生变化,增加“直接用于消费”的限定,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范围,增强了政策的可操作性,但实务中需要综合分析判断有关进项税额是否属于不得抵扣的范围。

  相较于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明年开始施行的增值税法关于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规定发生了较大变化,在“用于消费”的基础上增加“直接用于消费”的限定。该法第二十二条明确,纳税人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笔者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范围,增强了政策的可操作性,但实务中需要综合分析判断有关进项税额是否属于不得抵扣的范围。

  有关消费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现行政策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明确:“条例第十条第(一)项所称个人消费包括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进一步细化有关规定,明确“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消费。(六)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需要注意的是,旅客运输服务抵扣规定2019年有所调整。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第六条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1号)规定,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限于与本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以及本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可见,增值税暂行条例和36号文件都明确了用于个人消费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项目,36号文件同时对与个人消费联系紧密的餐饮、居民日常服务等直接列明不得允许抵扣。

  增值税法优化有关不得抵扣税额规定

  对比现行相关政策,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范围,延续了“购进并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规定,调整了“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规定,对于购进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等增设了“直接用于消费”这一前提条件,使得政策更加清晰,进一步规范了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规则,增强了政策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进项税额抵扣范围。

  从增值税的原理出发,增值税是对货物和服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部分予以计征。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范围时,针对“购进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等项目,加上了“直接用于消费”的限定,进一步明确了有关消费属于最终消费,并不直接产生增值,因此其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笔者认为,增值税法作出这一调整,与增值税的基本原则更加吻合,即只对价值增值部分征税,避免重复征税。

  审慎把握“直接用于消费”限定的适用

  增值税法明确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理论上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进项税额抵扣范围,但实务中需要审慎把握“直接用于消费”限定的适用。笔者认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等对应的进项税额能否抵扣,主要取决于该服务的用途以及其与纳税人所从事应税交易之间的关系,确定有关购进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其一,有关购进服务与企业的应税交易相关。

  增值税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称应税交易),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增值税。”因此,判断企业购进的餐饮服务等对应的进项税额能否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首先要确定该服务与企业的应税交易有关,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娱乐服务才可能允许抵扣。比如,某酒店为客人提供餐饮服务,其中有一部分餐饮服务是通过外包的其他餐饮企业提供。虽然表面上看外包部分餐饮也是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但对于该酒店来说相当于酒店从其他企业购进了这部分服务用于应税交易,那么这部分外包的餐饮服务与其自身从事的应税交易直接相关,应被视为非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从而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其二,有关购进服务非用于集体福利与个人消费。

  根据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购进并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判断企业购进的餐饮等服务项目能否抵扣进项税额,就要看有关项目是否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如果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就不能抵扣。比如,某企业购进一批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等发给企业员工作为福利,虽然购进时并不是直接用于消费,但因为其属于集体福利,仍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其三,有关购进服务非直接用于消费。

  根据现行规定,企业购进的餐饮、居民日常服务等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这意味着,在增值税法生效前,企业购进这些服务项目的进项税额一律不得抵扣。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对有关抵扣作了条件限制,即明确只有购进非直接用于消费的有关服务才允许抵扣。因此,有关购进服务项目是否直接用于消费,将成为其能否抵扣的关键。笔者认为,对于上述服务用途为商业活动并且不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则可能满足“非直接用于消费”的条件。比如,某房地产企业为促销赠送给客户的外购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娱乐服务,可能被认定为视同应税交易,从而需要对该服务征收增值税,企业相应的进项税额也可以抵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征纳双方都需要注意增值税法的有关调整。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餐饮服务等服务能否抵扣,主要取决于该服务的用途以及其与纳税人所从事应税交易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企业购进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有关服务项目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用于应税交易,并且取得了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其对应的进项税额应该可以在销项中抵扣,但在实务处理中还需要结合集体福利与个人消费、视同销售等规定进行审慎把握。


一起案件引发的讨论:如何理解违法行为的连续性

税务执法实践中确定违法行为的连续性是一个难点,建议重点从几方面把握:同一个违法主体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违反了同一法律规定;连续实施的数个独立的税务违法行为是在紧密连接的同一个时间空间内实施;税务机关对违法行为的持续状态没有通过违法行为告知予以阻断。

  在前不久举行的东北区域税务公职律师培训课上,一起稽查案件引发热烈讨论,焦点主要是如何确定处罚期限及有关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从税务工作实际来看,这也是税务执法中容易遇到的问题。

  案件概况:企业接受虚开发票构成偷税

  2024年,某市税务局稽查部门对A公司开展税务检查,发现A公司在2016年—2023年期间连续存在接受虚开普通发票进行成本列支的违法行为,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根据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稽查部门认定A公司的有关行为构成偷税,拟按偷税对其进行税务处理和处罚。

  在进一步讨论中,办案人员对如何处理处罚产生意见分歧。分歧点主要有三:一是对企业的处罚期限是否追溯至2016年;二是因有关法律及文件规定未就违法行为连续性的最小期间予以明确,到底该如何界定“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中的“连续”,是每月连续发生即为“连续”,还是每年连续发生视为“连续”;三是如果对企业的行政处罚追溯至2016年,企业会面临高额罚款,可能引发破产的风险,这是否有违行政处罚设定追溯时效的用意。

  处理依据:涉及税法和行政处罚等规定

  该案的处理涉及多项法律法规条款。

  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如何确认违法行为连续或继续状态的请示〉的复函》(国法函[2005]442号)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中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是指当事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并触犯同一个行政处罚规定的情形。”

  意见分歧:如何适用有关法律法规条款

  由于对有关规定的理解存在差异,办案人员对如何处罚涉案企业产生意见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涉案企业应按照5年追溯期执行。

  理由有三:一是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对于五年内未被发现的应给予行政处罚的税收违法行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有关税务行政处罚追溯时效规定的目的是促使行政机关提高工作效率,合理限制公权力行使,避免长期进行违法行为处罚追溯对行为人权益造成过度损害,引发企业破产的风险。二是本案中,企业取得虚开发票并进行成本列支,造成少缴税款的行为,应视为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的起始及完结的全过程,不存在持续性违法状态。该企业2016年—2023年期间通过取得虚开发票虚假列支成本,造成少缴税款,是由数个独立违法行为组成。三是行政机关在追溯时效内未及时发现违法行为,也存在一定责任。综上,本案中对企业的行政处罚应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的追溯期限执行。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按照企业的持续性违法行为期间与追溯时效孰长的原则执行。

  理由也有三点:第一,有关规范性文件有明确规定。根据国法函[2005]442号文件,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是指当事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并触犯同一个行政处罚规定的情形。第二,学界有相同观点。如马怀德教授在《〈行政处罚法〉修改中的几个争议问题》中提出,“一个违法行为”是指“可界定为同一行为主体在紧密连接的同一个时间空间内,基于同一意思表示而实施的一次行为”。第三,司法实践中有反映该观点的判例。[2019]京0106行初264号判例中,法院认为“一个行为”应包含内在意思决定、外在行为表现以及法律规范评价三个要件。如果违法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的违法性并且可以预见将受到行政处罚的法律后果,置行政机关的多次违法行为告知于不顾,仍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应当以行政机关的告知行为为限,认定违法行为人在被告知后产生了新的违法故意,因而将行政机关每次告知后的违法行为认定为新的违法行为,总体上将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界定为连续发生的数个违法行为,而非同一个违法行为。反之,应视为同一个违法行为。因此,本案中,对企业的处罚追溯期应自2023年起算。

  个人思考:执法实践中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中的“连续”如何界定,是执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笔者认为,在税务执法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案情,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目的、违法性质、违法手段、是否触犯同一个法条等方面,综合分析其违法行为是否为“连续”状态。鉴于目前法律法规、司法判例对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界定相对明确,实践中确定违法行为的连续性可以重点从几方面把握:同一个违法主体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违反了同一法律规定;连续实施的数个独立的税务违法行为是在紧密连接的同一个时间空间内实施;税务机关对违法行为的持续状态没有通过违法行为告知予以阻断。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涉案企业应当在每年规定期限内进行汇算清缴,结清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如果企业在2016年—2023年期间,每年都存在因取得虚开发票进行虚假列支并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违法行为,而税务机关一直未发现,符合对违法行为连续性认定的几个要件。特别需要明确的是,企业所得税是以年度为时间计量单位申报缴纳,符合有关一个违法行为在“紧密连接的同一个时间空间”发生的认定条件。因此,涉案企业的违法行为是一个连续的违法行为,处罚期限可以追溯至2016年。进一步思考,如果涉案企业是因违反增值税相关法律规定,造成少缴税款,在2016年—2023年期间每年均实施违法行为,但非连续12个月持续实施违法行为,还能否判定为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笔者认为,这值得商榷。

  税务行政处罚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笔者认为,在讨论、厘清有关法律法规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的同时,税务机关还应加强税法宣传辅导,及时排查并纠正企业存在的涉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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