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花税(Stamp Duty)是一个古老的税，也称“政府盖章税”或“邮票税”，其起源于荷兰。1624年，当时荷兰发生经济危机，政府财政困难，执政者(Maurs)想增加新税，解救政府财政困难，但是又怕百姓造反，波及政权。于是想出一个在社会广征方案的“妙方”。印花税产生是的初衷是：“轻税广收”，即“取微用宏”。其征税范围是针对人们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契约、合同以及相关经济权属的凭证，如借贷文书，单据之类。其税负较轻，但是税源广泛、持久不断。另外，当时荷兰商人与百姓也希望其正常的经济交易相关的合同、凭证若有政府背书，确认，即由政府盖一个印，(完税的印花证明)，表示合法有保障，心里比较也比较踏实。一手交钱，一手盖戳，相关缴税手续简单，成本低廉。因此，荷兰当时社会各阶层愿意积极响应，支持缴纳“印花税”。荷兰创建的“印花税”也一时成为一个西方国家敛财增收的“良税”。欧美各国竞相效仿，丹麦在1660年、法国在1665年、部分北美地区在1671年、奥地利在1686年、英国在1694年先后开征了印花税，印花税的盛行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一个世界税史的传奇。随后，随后经过几个世纪，特别是“二战”后，很多亚非拉国家，从原欧洲列强下独立自主，但是其印花税还是延续了其原“宗主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等曾经的西方列强)的深刻烙印。

　　如安哥拉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其延续了其原“宗主国”葡萄牙的合同印花税，相关合同需交纳合同金额1%的合同印花税。还有如在土耳其;企业的各类文件，包括合同、应付票据、资本认购、信用证、担保函、财务报表和工资单。印花税按文件价值的百分比征收，税率在0.189%至0.948%之间。如在澳大利亚;在维多利亚州的合同印花税合同金额的6%。如在肯尼亚，有国家建设收费(National construction levy)，肯尼亚国家建设委员会对所有自2014年6月6日起开工的建筑工程征收国家建设税。对于价值超过500万肯尼亚先令的建设合同最高按合同价格的0.5%征税。此税种征税范围涵盖建筑、道路、水利、电力等其他要求承包商建设工作的工程项目

　　我国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走出去”企业大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了越来越多的基础建设。其中国际工程的建筑合同往往金额较大，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较多，如何缴纳和筹划与境外建筑合同相关的印花税就显的非常重要和敏感，笔者尝试从以往个别境外国家应对相关合同印花税的经验，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希望能给与相关者一些借鉴和参考。

　　安哥拉有合同印花税，该税属于地方税，按当地法规规定：建造合同需交纳合同金额1%的合同印花税，该合同印花税应向当地法院备案并由法院征收，而不是由当地税务机关征收。“走出去”企业的当地公司只有交纳了合同印花税，才能建立合同有效性的前提，若不交纳该项合同印花税，日后产生合同纠纷，东道国当地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因此“走出去”企业为了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是否需要立即交纳与建筑合同金额相符的足额印花税?随着笔者在安哥拉实地调研和与前期进入的“走出去”企业沟通后，笔者了解到：当地的实际操作是：“走出去”企业可以向安哥拉当地法院协商申请，按建筑合同的工程进度甚至是按业主付款进度来交纳该项合同印花税。这样就可以即保障了合同的有效性，也避免因种种原因合同金额变更，甚至终止合同的情况下而先期多交纳了合同全额的印花税，进而节省了现金流。还有其他很多国家也有类似的合同印花税，。如上所述，境外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合同印花税，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税法规定和实操都有很大的差异，需要“走出去”企业做实地调研和与相关当地征税机关协商解决。

　　我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引入西方的“印花税”，据记载，1889年(光绪15年)清政府开始用某种图案表示完税的税收制度，但是随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国内动乱，清政府并未能真正实施“印花税”的征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于1950年1月30日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于12月公布了《印花税暂行条例》，并于1951年1月公布了《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1958年，全国施行税改，中央取消了印花税并将其并入工商统一税。

　　1988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1号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重新在全国统一开征印花税。1988年10月1日，正式恢复征收印花税。2021年6月10日，我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于2022年7月1日起施行。由此可见，印花税由西方传入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历经很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其具体实施和进展和演化也见证了我国在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

　　在新印花税法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根据《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1〕155号)第十五条：“合同在国外签订的，应在国内使用时贴花"，是指《印花税暂行条例》列举征税的合同在国外签订时，不便按规定贴花，因此，应在带入境内时办理贴花完税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财税字第〔1988〕255号)第十四条的规定：“如果合同在国外签订的，应在国内使用时贴花。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包括总包合同、分包合同和转包合同)属于印花税应纳税凭证。对于签订人在中国境外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不征收印花税，将合同带入境内使用时则需要按规定缴纳印花税。从上述历年印花税相关解释的具体规定来看，在境外签订的合同，只要带入中国境内使用，就要缴纳相关合同的印花税。从实际税收征管来看，一般中国税务机关也大多是从签约合同的是否在中国的物理或实物的角度来判断，就此在中国境内征收相应的合同印花税。

　　但是历次印花税的相关规定都有：“在中国境外书立的应税凭证，在中国境内不使用的，无需缴纳印花税。”但是如何从实操角度理解和具体界定“在中国境内使用?”。笔者在此想从新的印花税立法意图;即进一步降低税负和简化征管，以及从法的效力，即“突破形式看实质”来看探讨这个问题。希望与相关者讨论和商榷，也供相关规定制定部门参考，以便今后在相关印花税细则中尽快明确和界定。

　　笔者理解：上述境外书立的应税凭证不在中国境内使用，不应该机械地，物理地及形式地理解为不将上述凭证带入中国境内或在中国境内出示。而是应该看印花税的标的在不在中国境内?上述凭证在中国法律的有效性和与中国相关经济利益的联结度，或是否受到中国相关法律的保护，简言之，境外签订合同的标的物是否在中国境内来判断。具体识别与界定，笔者认为可以参考以下四点：一是：看相关凭据是否依据中国相关法律(如中国民商法，合同法)书立?还是是依据中国境外的第三国(地区)的相关法律书立?若相关凭证在中国使用没有法律依据，可视同为不在中国境内使用。二是：看相关凭证是否还需要在中国相关政府或专业职能部门进行审核和确认，甚至批准。若需要，则该程序是相关凭证有效性的前置条件，也就可以视同在中国境内使用。例如甲乙双方在中国境外签署了财产转让协议，转让坐落地在中国境内的房地产。甲乙双方在签订协议、书立相关凭据后，还需要在中国境内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房地产的产权变更书据，由此判断相关应税凭据是在中国境内使用。三是：看相关凭据发生争议时，其争议解决的途径和地点是否选择在中国境内。如相关凭证发生争议或纠纷，选择的诉讼法院或仲裁地不在中国境内，而是在中国境外的第三国(地区)，也就是说，因相关凭证的争议判决或裁决地不为中国境内管辖，可视同为不在中国境内使用。四是：看相关凭证使用的文字效力是否是中文。若是相关凭证同时使用除中文以外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若在文字的理解和使用上出现矛盾或冲突时，其最终依据的文字不是中文，而是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字，中文不具有最终解读效力，则可视同不在中国境内使用。基于中国目前相关税收政策和税务机关对于“走出去”企业和个人的鼓励和支持，减税降费仍是中国“走出去”相关税收政策的导向，尤其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和个人签订相关合同，书立凭证有着特殊的支持意义。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可以参考上述四点，尽快细化和界定“不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相关规定，简化和明确相关免税程序和征管。以便新的印花税法在实操中，避免“走出去”企业和个人因与税务机关理解不同，产生征免差异，甚至遭受重罚。更为“走出去”企业和个人能尽早和切实地享受到相关新印花税法的免税优惠待遇。

　　印花税法《税目税率表》中的“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在新的印花税法中，其中的施工合同税率保持不变，仍然是万分之三。勘察合同和设计合同的税率由万分之五降为万分之三。笔者在此提醒：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监理合同不属于建设工程合同，而是属于委托合同，不属于印花税的征税范围。施工企业经常遇到的加工合同、测绘合同、测验合同、检测合同、修理合同等属于应税合同中的“承揽合同”税目，适用税率为万分之三(以前万分之五)。合同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在总承包合同下，其直接衍生的分包合同形式下，总承包方与分包方都分别是印花税的纳税人，若是以联合体方式投标及承包总合同，其各个联营方都分别是印花税的纳税人。在新的印花税法中，规定了相关印花税的法定扣缴义务人。“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内有代理人的，由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因此“走出去”建筑企业要关注和清楚相关境外建筑合同相关的印花税征税范围(税目)、税基、税率、纳税人及其中国境内的代扣代缴义务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