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政办发[2023]10号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智赋万企”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3-03-06
文号:湘政办发[2023]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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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智赋万企”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

湘政办发〔2023〕10号            2023-03-06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智赋万企”行动方案(2023—2025年)》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3月6日

湖南省“智赋万企”行动方案(2023—2025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战略部署,全面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重点,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让更多企业插上智能化翅膀,着力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二、工作目标

  到2025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企业智能化水平极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推动全省70万家企业上云,4万家企业上平台。全省75%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在规模工业企业中的普及率达50%。打造1000家智能制造企业、3000条(个)智能制造生产线(车间)、15000个智能工位。孵化1万家左右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3500家左右,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1000家左右。打造150个左右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推动1000家以上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三、行动举措

  (一)夯实智能化底座,加速提升基础设施、基础技术支撑水平

  1.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抓好以算力为代表的新基建支撑,构建完善的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网络供给。以长沙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运营为基础,打造区域性互联网枢纽。每年新建成约2.5万个5G基站,加快交通枢纽、工业园区、矿山、医疗机构等重点区域5G网络的深度覆盖。推动5G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创新,支持重点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内网改造。支持企业建设运营一批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优化算力布局。积极参与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以更大力度统筹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布局,推动行业龙头企业算力资源共享。加快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湖南分中心。充分发挥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作用,赋能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建设好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南大数据中心、中国移动(湖南株洲)数据中心、中国联通中南研究院数据中心等新型数据中心,推动数据中心加快由存储型向计算型转变,着力提升数据中心平均利用率。建设面向特定场景的边缘计算设施,推动边缘计算与云计算协同部署。(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中国移动湖南公司、中国联通湖南分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实施基础技术攻关工程。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数字技术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问题,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数字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通过“十大技术攻关”“揭榜挂帅”等方式,加大新一代半导体、新型显示、基础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先进计算、高性能芯片、智能传感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力度,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供给水平,突破数字孪生、边缘计算、区块链、智能制造等集成技术。建设创新主体。加快岳麓山实验室、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湘江实验室、芙蓉实验室等“四大实验室”建设,梯度培育一批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推动行业企业、平台企业、数字技术服务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加快原创数字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省科技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增强智能化供给,打造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数字产业体系和服务体系

  3.实施数字产业集聚工程。加快数字产业集群集聚,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家级数字产业集群,推动全省数字经济年均增长15%。培育优质企业。聚焦人工智能、先进计算、新一代半导体等重点领域,培育引进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发布省级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重点企业名单。发展优势产业。大力发展计算机制造、智能设计制造等数字产品制造业,持续培育以“两芯一生态”为核心的计算产业。加快发展具有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培育壮大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产业,布局建设一批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大力发展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发布省级工业软件优秀产品名单,推动中国软件名城、名园创建。打造增长引擎。加快建设世界计算·长沙智谷,打造先进计算产业亮丽名片。以中国联通中南研究院建设为牵引,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主要载体,结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相关区域内数字产业基础,沿浏阳河流域打造硬软兼备的“浏阳河数谷”。加快发展东江湖大数据产业集群,支持益阳打造“电容器之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统计局、省通信管理局、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中国移动湖南公司、中国联通湖南分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4.实施平台体系壮大工程。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持续壮大国家级和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为提升企业全流程、全方位数字化水平提供专业支撑。推动综合平台“双跨”。重点面向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龙头企业深化工业要素资源集聚,支持有条件的平台企业建设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设备接入、知识沉淀、应用开发提供第三方专业化基础支撑服务。支持特色平台赋能。重点面向制造业资源集聚程度高的国家、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区域,打造一批区域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依托专业平台聚能。重点面向特定工业场景和数字化转型需求,规模化建设一批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企业加快建立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资源计划系统(ERP)、制造执行系统(MES)、供应链管理系统(SCM)、仓库管理系统(WMS)、质量管理系统(QMS)、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等,推动企业内部信息化系统的综合集成和云化改造迁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中国移动湖南公司、中国联通湖南分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5.实施服务体系支撑工程。加强数字化转型专业服务能力供给,着力解决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难题。做优服务主体。推进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建设,培育引进一批优秀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应用服务商、网络服务商和安全服务商。发布省级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智能制造供应商名单,吸引全国优秀解决方案供应商在我省竞相开展数字化和智能制造诊断咨询服务。提升服务水平。支持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研发推广具备行业特性的产品服务,推动基础通信运营商、智能硬件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帮助中小企业开展网络建设、硬件改造连接和软件应用部署等。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建设工业APP商店,加速工业APP交易流转应用。建设运营好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中国移动湖南公司、中国联通湖南分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6.实施数字安全屏障工程。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筑牢企业数字化转型安全屏障。增强网络防护。落实网络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的要求,确保重要系统和设施安全有序运行。健全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事件预警通报机制,提升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威胁发现、应急指挥、协同处置和攻击溯源能力。提升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推进我省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长沙)建设,推动形成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支持网络安全保护技术和产品研发应用,推广使用安全可靠的信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保障数据安全。按照国家数据安全等法律法规规定,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研究推进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规范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共享、销毁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数据使用者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实施企业“安全上云”工程,建设省、市州、企业三级工业信息安全管理服务平台,积极推进工业领域数据安全管理试点工作。(省委网信办、省委国安办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快智能化应用,着力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业核心竞争力

  7.实施试点示范培育工程。围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打造一批国家级和省级试点示范项目企业。推进融合融通。发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联和协同响应,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推进省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大力发展数字商务,深入推进“数商兴农”。加快对传统物流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促进现代物流业与制造业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工业互联网融通应用,培育供应链金融、服务型制造等融通发展新模式。培育企业标杆。组织企业申报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试点示范和人工智能“揭榜挂帅”并给予政策支持。围绕推动生产流程优化与工艺流程再造,推进单工位的智能化改造,打造一批智能工位。围绕推动工业设备联网和生产环节数字化连接,打造一批智能制造车间和企业,实现生产数据贯通化、制造柔性化和管理智能化。每年组织实施一批省级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升级重点项目,认定一批省级“5G+工业互联网”示范工厂、“上云上平台”标杆企业。组织遴选一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一批重点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8.实施中小企业数改工程。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大力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探索分行业分领域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供需匹配。大力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支持中小企业从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的环节入手,加快推进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能生产线等应用。支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聚焦中小企业转型痛点难点,提供“小快轻准”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实施梯度培育。以数字化变革支撑中小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工作体系。每年培育3500家左右创新型中小企业,每年遴选500家左右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争创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工商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9.实施重点产业带动工程。推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及航空航天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现代石化等重点产业集群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示范,加快带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工程机械领域,支持企业以设备远程操控为切入点,构建面向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系统,加速工业技术软件化,推动产品研发智能化、生产制造服务化。轨道交通装备领域,支持企业以设备智能运维为切入点,形成一批面向电力机车、动车、地铁等交通设备的运行监控、故障诊断分析、产品回溯等优秀解决方案。中小航空发动机及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支持企业以网络化协同为切入点,从整合研发资源、重构生产范式、变革管理模式、提升维护效率等方向进行数字化转型。电子信息领域,支持企业以提升软硬协同水平为切入点,深化5G、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加快发展人机协同装配、质量智能检测等新应用新模式。新能源汽车领域,支持企业以规模化定制生产为切入点,探索整车个性化定制及零部件规模化定制生产模式,加速推动研发协同化、生产柔性化、产供销网络化。现代石化领域,支持企业以设备智能管控为切入点,加速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和工业数据集成共享,培育推广一批流程管理工业APP和解决方案,推动实现生产管控一体化。(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国资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0.实施产业园区赋能工程。按照创建“五好园区”要求,“一园一策”推动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汇聚。开展工业互联网一体化进园区活动,重点推进网络、标识、平台、应用进园区,推动园区要素资源的网络化汇聚和高效配置。支持平台企业、基础通信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和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组建联合体,面向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企业规模化推广数字化转型优秀解决方案,加快园区企业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重塑。建设智慧园区。推进数字技术与园区管理深度融合,营造数据驱动、智能运营的园区环境,建设认定一批省级智慧园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创建省级“5G+工业互联网”先导区,面向数字化基础好的重点园区建设一批省级工业互联网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通信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在数字湖南建设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人民政府、重点企业、行业商协会共同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设立开展“智赋万企”行动专班,负责日常工作协调、调度。各地要建立工作推进机制,研究制定具体措施,抓好重点任务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细化分解本方案明确的行动举措,推动工作目标如期实现。

  (二)加大政策支持。省财政每年统筹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支持“智赋万企”专项行动有关重点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给予财政配套支持,着力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支持符合条件的数字化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持续加大对数字化企业和应用企业的支持力度。

  (三)强化人才支撑。加强高端人才引进,着力引进数字化领域顶尖专家、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青年科技人才。推动数字化领域新工科建设,支持高校与企业共建一批现代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实习基地等,发展订单制、现代学徒制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人才培养,在职称评审等人才评价工作中给予重点支持。组织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一线员工参加数字化培训,提升数字素养和技能。

  (四)推动开放合作。高水平举办世界计算大会等展会活动,搭建高端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推动产业资源导入、科技成果转化、前沿研究落地。增强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联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要素流通、设施融通和人才互通。支持协会、联盟等组织开展有关对话交流活动,多层次构建优质的数字化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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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所得的性质廓清及其课税规则更新

一、问题的提出

  《个人所得税法》在2018年修订后,关于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征管的两方面问题越发明显地呈现出来。一者,偶然所得因其内涵相对模糊,外延较为广泛,某种程度上取代“其他所得”,成为新的具有兜底性质的税目。比如,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4号),即有三类原属于“其他所得”的收入项目被转至“偶然所得”项下。此外,实践中也有税务机关从兜底条款的性质理解偶然所得,从而引发行政诉讼。显而易见的是,此间存在不当扩张税基的风险,削弱了制度革新的进步价值。二者,2018年修法后仅有偶然所得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不得作任何扣除。事实上,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常被视作孳息,由于本金无损耗,是以全部收益都可被认为是“纯”收益,不作税前扣除并无不当。但就偶然所得而言,其未必无须任何成本投入,特别是在某些不易定性的收入类型可能被归入其项下的背景下,很多收入所对应的成本颇高,不允许其作任何扣除而直接计征个人所得税,有违税收公平的基本原则。

  二、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偶然所得是个人所得税的九大税目之一,但其自身存在着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税负不公的制度瑕疵。

  (一)偶然所得的内涵不清

  《个人所得税法》仅将偶然所得作为一项税目提出,未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既枚举了最为典型的偶然所得,即得奖、中奖、中彩,也在“以及”后用兜底方式保留了将不属于得奖、中奖、中彩的收入囊括进来的可能性。此间存在两个问题有待廓清:一者,是否所有的得奖、中奖和中彩收入,除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外,俱应作为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二者,相关条文将偶然所得解释为“偶然性质的所得”,实际上是同义重复,那么,何种情况下的所得方才称得上是偶然性质?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中奖和中彩通常可被理解为射幸行为,收入的获取确有较大的偶然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中奖被解释为:“奖券等的号码跟抽签等所得号码相同,可以获得奖金或奖品。”从这一定义不难感知随机性是其基本特征。同时,《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录“得奖”词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得奖和中奖并列提出,言下之意是二者具有差异:前者受纳税人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更大,最终能否获得收入与纳税人付出努力的程度和质量有较强关联,比如运动员能在竞赛中得奖进而获得奖金,同其日复一日的训练显然不能分开;后者的客观随机性更为明显,纳税人主观方面的努力与取得收入这一结果之间当然也有关联,比如某人持续大量购买彩票,有朝一日中奖的概率就比偶尔、少量购买彩票者更大,然则此种关联的强度是有限的。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想要准确把握偶然所得的核心意涵,理解何谓“偶然”至关重要,若不正面阐释“偶然”的定义,无论怎样解释都无法明晰偶然所得的内涵与外延。《现代汉语词典》将“偶然”解释为:“事理上不一定要发生而发生的;超出一般规律(跟“必然”相对)。”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这种反向排除的概念界定方法并不理想。依照这种界定,由于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处在一个极广泛的区间(必定发生和必定不发生之间)内,就意味着因偶然事件所获偶然所得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里面涵盖了性质不同的许多具体类型的收入,其内涵还是模糊的。作为偶然所得的核心范畴,“偶然性质的所得”本身无法精确界定,自然意味着性质各异的许多收入类型都可以被归入偶然所得项下。这一方面使偶然所得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某些兜底性质,另一方面也易诱发税负失衡和税收不公平——若是不同收入类型差异较大,适用统一的计税规则无法考虑这些因素时,形式上一视同仁的实质是削足适履。本文在后面还会涉及该点。

  (二)偶然所得的外延不明

  如前文所述,偶然所得的内涵本就不甚明晰,容易诱发实践中收入归类时的难题,而该税目与其他税目难以准确界分的现实加剧了前述情况。概括地讲,其他八项税目中与偶然所得易产生交叉的主要是劳务报酬所得。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劳务报酬所得是个人从事劳务取得的所得。该条还具体枚举了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装潢等在内的多种劳务类型。劳动报酬和劳务报酬的区别在于纳税人是否从任职或受雇单位取得收入,但若遵循该思路,劳务报酬所得和偶然所得存在颇多共同点。比如,劳务所得的支付方是非任职或受雇单位,偶然所得的支付方大部分也是非任职或受雇单位;又如,劳务报酬所得多为一次性收入而不可期待持续获取,偶然所得也正是如此。理论上,或许可将劳务报酬所得和偶然所得的区别理解为:劳务报酬所得是纳税人积极从事特定活动而获得的收入,且在纳税人实施相关行为后,获得收入是大概率事件;偶然所得则是无须纳税人积极从事特定活动即可获得的收入,或是纳税人虽有积极作为,但能否获得收入尚有较高不确定性。但必须指出,以上界分本身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甚至可能诱发新的问题。举例来讲,得奖收入被《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列为典型的偶然所得,许多体育运动员在参加比赛后会获得数额不菲的奖金,若依前文的界分思路,能否认为,高水平运动员参加比赛获奖系大概率事件,而普通运动员获奖则殊为不易,因而后者的奖金才属于偶然所得?很显然,这种理解不合理,但其不仅反映出前述界分思路存在不足,更说明偶然所得本就是一个不确定性概念,以致试图解释清楚本就是难以实现的。

  (三)偶然所得的税负不公

  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规则的适用可能诱致两方面的税负不公。以下从内外部视角分述之。

  以内部视角观之,以个人付出的努力程度为区分标准,偶然所得中的得奖与中奖、中彩有着明显的异质性。现行法将得奖、中奖、中彩同置于偶然所得项下,是从“没有对价”的角度来把握偶然所得,这也符合学术界对偶然所得的通常认知,但纵使均无对价,需要纳税人付出相当程度的努力才能获取的得奖收入和不需付出太多努力即可获取的中奖、中彩收入,性质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该处的“努力”也会表现为一定成本的付出。这样一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均不作任何扣除,对付出了成本的纳税人显然不利。进言之,当个人的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得奖概率时,得奖与否的偶然性就相对淡化,仍将其作为偶然所得是否合意有待商榷。即便依旧将其纳入偶然所得项下,考虑到纳税人为取得该笔收入付出良多,对这部分成本予以扣除也颇为必要。

  以外部视角观之,有无劳动关系是所获奖金适用不同计税规则的分类依据。比如,员工在单位举行的技能或文体比赛中获奖,奖金应被归入劳动报酬,享受一般性费用、专项费用和专项附加费用的扣除,并适用阶梯税率。而与举办方无劳动关系的个人若在同一比赛中获奖,奖金将适用偶然所得20%的税率,且不作任何扣除。同一笔收入适用不同计税规则,有违横向公平。况且,没有劳动关系的个人,获得固定收入的可能性更低,其经济状况更不稳定,负税能力也可能相应较弱。

  其实,税收公平不仅有纳税人之间税负公平这一个维度,其同样关涉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此意义上,作为税收公平最核心意涵的量能课税,亦兼具纵横两方面含义——横向层面的量能课税规范纳税人相互间的分配关系,纵向层面的量能课税则要求国家征税须取之有度,不可侵入不具税负能力的区域。偶然所得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不作任何扣除,当纳税人取得偶然所得有付出成本时,此时征税便不甚合理。

  三、偶然所得的法理检视

  前文提及,不少纳税人不愿自身的收入被归类为偶然所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计算偶然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时不作任何扣除。如果只是税负偏重,本身没有问题,但若违反量能课税的基本原理,税负偏重就成为亟待纠正的不公平现象。

  由此,偶然所得的性质为何,其是否与资本所得一样,应被特殊对待而不作任何扣除?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偶然所得的本质是没有对价的非营业所得。前文已述及,“没有对价”确为偶然所得的重要意涵,但“没有对价的所得”和偶然所得是交叉而非完全重合的关系。有一部分偶然所得严格来讲有对价,如纳税人取得不竞争款项收入的前提是不为特定行为,这也属于对价。而且,没有对价的非营业所得也并未全部被纳入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比如,纳税人从近亲属处获赠房屋或其他收入也符合“没有对价的所得”之定义,却未被征收个人所得税。无论学理上如何尝试提炼理想且自洽的偶然所得概念,都可能挂一漏万。既然如此,不如直接在“收入的获取有一定不确定性”这一更加朴素的意义上把握偶然所得概念。虽然如此理解会导致偶然所得的内涵模糊以致外延宽泛,但这也不成问题。当一个概念较为模糊时,与其费尽力气开展“下定义”的工作,倒不如直接对概念本身作类型化观察。就此而言,基于更好实现税收公平的立场,以收入的获取是否需要一定成本支出,可作为对偶然所得进行类型化的核心标准。笼统地看,目前偶然所得项下的得奖、中奖和中彩收入都可能有对应的成本支出。得奖常同参加竞赛联系在一起,参赛者为参加竞赛乃至获得理想名次必要付出一定成本,甚至中奖、中彩收入的获取也非毫无成本,严格来讲,购买体育彩票、社会福利彩票同样需要成本投入。所以,有成本费用似是偶然所得的常态。在此基础上,有些偶然所得的获取无需成本支出,这些事项包括达到一定消费额度的顾客在企业抽奖促销活动中中奖、个人取得有奖发票而中奖、消费者在购物有奖活动中取得住房或汽车的使用权、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个人无偿受赠房屋、非企业员工在企业的各类活动中随机取得的礼品收入、个人为单位或他人提供担保获得报酬、资产购买方企业向个人支付的不竞争款项。此类收入没有任何成本,或者说其前期付出的成本与中奖、获赠等收入并没有直接关联,属于纯获利行为,可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不设置扣除规则。

  综上,“偶然”一词语义太过模糊,致使“偶然所得”难有清晰定义,与其耗费功夫玩文字游戏,不如将重点置于程序上的控制,在保留能动性的基础上限缩行政机关的权力扩张。本文第四部分的对策建议即遵循这一思路。

  四、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规则的改进之道

  本文第三部分已在税法学理层面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针对现行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规则存在的不足,可具体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一)规则之治:基于控权思路的双重授权

  当初,“其他所得”的设置因赋予财税主管部门将性质不明的收入纳入其中计征个人所得税的权力,而被批评背离了税收法定原则,在“其他所得”被删去后,欲使“偶然所得”不致成为新的兜底税目,不再成为纳税人财产利益可能面临的新的风险点,反倒需要借鉴“其他所得”征税的某些做法。概括地讲,为真正实现控制征税权力的目标,可考虑就偶然所得设计双重授权模式:第一重授权是法律授权,即偶然所得征税规则整体上要被载于《个人所得税法》,这项工作已经完成;第二重授权则是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定,此项工作不妨由《个人所得税法》授权财税主管部门承担。《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界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这一思路同前文的构想较为相近,但其也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由《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而非《个人所得税法》作此授权,在合法性方面可能存疑,特别是难以逃避“行政机关向行政部门授权”的指摘;二是授权具体确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是税务主管部门,但实践中相关文件或公告多是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用“财税主管部门”指代更为妥帖;三是从该规定表述可知,其适用的场域是一项收入已确定成为所得,在此基础上要具体明晰其归属哪一税目,确定要征个人所得税是前提条件。严格讲来,这同前文探讨的情形并不一致,前文设想要由规范性文件具体明确的是一项收入应否作为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那么其包含两层意涵——应否征税和应否按偶然所得征税,由此可知该规定还不足以承载本文希望实现的意图。

  归根到底,“双重授权”机制特别是其中的第二重授权与其说是在向财税主管部门“授权”,毋宁说是在对其“控权”,因为此举从机制上阻塞了税务机关随意将各类不好定性的收入都作为偶然所得进行征税的通道,且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已明确行政相对人就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得一并请求法院审查该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故,即便税务机关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和具体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将一项收入作为偶然所得征税,纳税人也可就该征税行为诉至法院并请求审查相关规范性文件。审查时,法院可重点关注相关收入是否确具偶然性质,如若不然,则属于没有上位法依据违法增加行政相对人的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一百四十八条认定相关文件不合法。

  (二)辨证施治:避免“一刀切”式征税规则

  前文已述明,纵是偶然性质的所得,也未必就无需任何成本投入。还是以运动员参赛奖金为例,如果是网球等运动中的职业运动员,则其既不从体育局等单位获得工资,也没有俱乐部向其发放工资,日常收入来源就是参赛奖金,其为在比赛中获奖而须常年训练,此间产生大量的成本费用,如聘请教练、发生伤病后的医疗康复等。获得收入或许偶然,成本支出却是必然。

  如果《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延续将“偶然所得”主要指向得奖、中奖、中彩收入的做法,就应该体察此类收入通常有相应成本的事实,明确相关成本费用得于税前扣除,具体的制度设计不妨借鉴“财产转让所得”这一税目的规则,不设定统一的概算费用扣除规则,而采取据实扣除的做法,明确得奖、中奖、中彩收入,以每次收入额减除成本、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至于其他偶然所得,只要纳税人取得所得时有发生合理的成本、费用,也应予以扣除。如果《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改变对“偶然所得”的阐释方法,使其内涵更加丰满而显然不局限在得奖、中奖、中彩收入的范畴,也应规定,纳税人取得收入所支出的合理成本、费用,得于税前扣除。

  当然,这里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一项偶然所得的成本、费用。就扣除范围的确定而言,域外立法例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比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在第212节明确,为获得或收集所得,通常和必要的费用都允许扣除。各主要国家也基本确立与应税活动有关联的成本、费用可扣除的原则。此外,对于混合性的商务和个人费用,部分国家也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扣除。就我国而言,在税法不直接列举哪些费用可以扣除的条件下,可允许纳税人举证证明相关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联,由税务机关斟酌判定。

  (三)可能的治本之策:综合所得的扩围

  《个人所得税法》在征税模式规则上的不尽周延,或许是导致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存在诸多问题的真正根源。我国曾长期采取分类征收模式,主要是出于稽征便利、快速组织财政收入的考量。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后,我国将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调整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旨在更好实现税收公平。与此同时,修正后的《个人所得税法》保留五个分类征收的税目,从税收公平的角度看,对其分类征收有一前提,即该项目确有特殊性,须分类征收以实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因此,问题就转变为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项目与仍然分类征收的五项税目,性质是否确实不同?对此,北欧国家最早推行、后来为意大利等国借鉴的二元所得税制不乏启迪。二元所得税制将个人收入区分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对前者实施累进征税而对后者推行单一比例税率。之所以如此,不同立法例系出于不同缘由,有的是为体现对劳动所得的关照,有的则是为给予资本所得相对较低的税负以避免资本外流。但无论如何,二分法本身确实反映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属性差异,以及将劳动所得尽量整合的必要性。反观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仍采取分类征收的五个税目中,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都属于资本所得,分类征收有其合理性,但经营所得则具有较强的劳动所得属性,因此,近年来屡有将其纳入综合所得的建言。至于偶然所得,前文已述及,其内涵丰富、类型多样,较难泛泛谈论其是否属于劳动所得。但至少可以确定,偶然所得与资本所得的差异更加明显,其特质在于取得收入具有不确定性,而非通过资本获利,并且相当一部分偶然所得具有劳动所得的性质,如得奖收入、不竞争款项等。若不苛求综合所得和劳动所得这两个概念之间严丝合缝地保持一致性,将偶然所得并入综合所得整体上是可取的。

  更重要的是,从结果反推,综合所得不扩围的消极影响较为突出。《个人所得税法》仅对综合所得设计了完备的费用扣除规则体系,隐含的逻辑前提是,纳税人通常以综合所得维持生计,故除须扣除取得所得对应的成本费用外,也须将维持生计所需支出于税前扣除。纳税人仅以奖金等偶然所得支应日常需求也并非不可能,其不应在税法上受到歧视待遇——不允许其扣除维持生计所需支出。解决这一问题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允许综合所得外的税目准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但此举会造成税法体系的紊乱。比如,当纳税人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实行分类征收的相关所得时,显然不能允许其同时扣除。但若赋予纳税人选择权,则会引发避税风险,加剧税收不公平。二是适当扩围综合所得,考虑将经营所得、偶然所得都纳入其中。在各类竞赛的获奖者已付出相当程度努力的情形下,很难不承认其付出各类成本的价值。至于偶然所得项下中奖和中彩收入,也可一并纳入综合所得,因为这有助于实现税收公平——不论奖金数额多少均适用相同税率的现行做法难言公平,适用累进税率更契合量能课税的要求。

  五、结 语

  《个人所得税法》未界定偶然所得的内涵,《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则枚举了得奖、中奖、中彩收入作为三种典型的偶然所得,此外还使用了“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这一兜底表述。然而,得奖的类型复杂多样,是否都具有偶然性质存有疑问,更重要的是,“偶然”跟“必然”相对,其内含概率介于0和1之间的多种情形。这意味着,偶然所得的跨度颇大,一来容易被视为兜底税目,二来适用统一的计税规则可能诱发税收不公平。现行税法对偶然所得全额计征个人所得税,不允许纳税人进行任何税前扣除,也导致部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较重。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在税收法律关于偶然所得的界定较为粗疏的条件下,应要求税务机关只有在有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时,方能将一项收入纳入偶然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其次,可考虑在下一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改进偶然所得的计税规则,允许纳税人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此间应采取纳税人举证证明其与所得的关系之后据实扣除的做法,不宜实行概算费用扣除。最后,应适时扩张综合所得的范围,除一些性质确实特殊的税目外,有必要逐步将各项税目并入综合所得,适用较为统一的计税规则。


购置新房:需要缴纳哪些税?

一揽子增量政策密集推出后,11月典型城市开盘去化率年内首次突破四成,一二手房成交规模均创年内新高。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市房地产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深圳市11月一二手住宅总网签成交超1.5万套。其中,新房住宅网签8076套,环比上升94.5%,创近46个月以来新高。随着利好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楼市持续回暖,那么纳税人购置一手住宅需要缴纳哪些税?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购买住房

  一般来说,居民个人购买住房的,涉及契税和印花税。

  对于印花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3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3号)相关规定,对个人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

  对于契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23号),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即2024年12月1日前,购房者原则上应遵照上述规定执行。需要注意的是,深圳市作为特殊城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之一,对于改善性住宅并无特殊税收优惠政策。也就是说,2024年12月1日前,在深圳市购买第二套改善性住房,契税应按一般税率而非优惠税率计征。

  为支持房地产市场企稳回暖,近期出台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16号,以下简称16号公告)明确,自2024年12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同时,16号公告明确,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四个城市,可以与全国其他地区适用统一的家庭第二套住房契税优惠政策,即无论首套还是二套,140平方米以下契税税率均为1%。

  举例来说,2024年11月,深圳的张先生计划购买家庭第一套住房,前往深圳市龙岗区某新开发的楼盘看房。据销售人员介绍,该小区提供88平方米、115平方米、145平方米三种户型,张先生看中了115平方米的户型,总价为400万元(不含增值税)。在看房过程中,销售人员向张先生介绍了国家新出台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并帮助其计算需要缴纳的契税。假设张先生选择购买115平方米的户型,如果根据财税[2016]23号文件,需要缴纳的契税为400×1.5%=6(万元);如果张先生符合适用16号公告的情况,则可以按1%的税率缴纳契税,需要缴纳的税款为400×1%=4(万元)。

  购买非住房

  非住房一般是指商铺、写字楼、厂房、车位等非居住用途建筑,对于个人购买非住房的,涉及的税种为契税和印花税。其中,契税税率为3%—5%,印花税税率为0.05%。购房者如果是小微企业且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3号)条件的,可以享受印花税减半的优惠政策。

  举例来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配建车位车库与商品房同步销售的通知》发布后,广州市商品房项目配建车位车库销售可以按规定与商品房销售同步实施。王女士购买广州市白云区某小区120平方米的新房及15平方米的车位共计300万元。其中,新房价格为290万元(不含增值税),车位价格为10万元(不含增值税)。当王女士询问税款问题时,房产中介人员回复,王女士购买的新房和车位需缴纳契税额为:300×1%=3(万元)。

  然而,这种将住房和非住房混淆计算的做法是错误的。在房产交易中,常常会遇到住房和车位一起销售的情况,对于既涉及普通住房,又涉及非住宅的交易情形,《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3号)第二条明确规定,房屋附属设施(包括停车位、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顶层阁楼、储藏室及其他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同一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并适用与房屋相同的税率;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不同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并按当地确定的适用税率计税。

  也就是说,王女士如果购买的车位和住房登记在同一不动产权证上,且对应唯一的不动产单元号,则车位的契税税率与房屋相同,均按照1%的税率缴纳契税,税款为3万元;如果车位和住房分别对应不同的不动产单元号,则应分别确定计税依据和税率,此时王女士需要缴纳的契税为290×1%+10×3%=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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