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贷款合同一般有三个合同主体委托人、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人，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借贷、代理等），关于委托贷款合同是否应交印花税，目前税收征管及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金融机构与借款人均应按“借款合同”贴花。笔者结合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例，阐述一下个人的观点。

　　一、案例背景

　　A公司（非金融企业）、B银行、C公司（非金融企业）签订了一份委托贷款合同，约定A公司作为委托人及资金提供方，B银行作为受托人，C公司作为借款人，B银行根据A公司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B银行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

　　二、税局要求补税

　　主管税局在对C公司进行纳税评估时，认定C公司应就该委托贷款合同按“借款合同”补缴印花税，依据的政策为《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1〕155号）：“六、对财政部门的拨款改贷款业务中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贴花？财政等部门的拨款改贷款签订的借款合同，凡直接与使用单位签订的，暂不贴花；凡委托金融单位贷款，金融单位与使用单位签订的借款合同应按规定贴花”。主管税局认为上文中明文规定“凡委托金融单位贷款，金融单位与使用单位签订的借款合同应按规定贴花”，由于B银行为金融单位，C公司为委托贷款合同主体，理应缴纳印花税。

　　三、企业抗辩意见

　　1、税局忽略了前提

　　国税发〔1991〕155号文第六款有大前提“财政部门”，不能断章取义，“凡委托金融单位贷款，金融单位与使用单位签订的借款合同应按规定贴花”前面是个分号，从语文及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讲，财政部门仍旧是大前提，本条款并不直接适用于其他主体如企业。那么税局可否基于此条款进行类推从而适用企业？公权力秉持的是法无明文不可行的理念，公权力天生有扩张的冲动，所以需要立法将其“束手束脚”，税法在赋予税务机关权力的同时也明确了税务机关的行为边界，禁止对纳税人不利的类推理应被接受与坚持，因此国税发〔1991〕155号文不能成为税局据以征税的依据。

　　2、B、C是否构成借贷关系？

　　B、C是否构成借贷关系才是本案的核心。毋庸置疑C公司借入了一笔钱，那么是谁借给它的呢？显然对于这笔借款，有且只有一个借出主体。如果B银行是借出主体，这个结论会显得十分荒谬，因为根据合同B银行不能自主决定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关键要素，只收取手续费不收取利息，且上述手续费费率显著低于正常利率，最终要的是B银行连贷款风险都不承担，只是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换言之贷款收不收得回来B银行其实都无所谓。如果这样还认为B银行是借出主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打死我也不信。再退一步说，如果B银行是借出主体，那么B银行借出的钱应该先要从A公司手中借入，显然A、B之间只是委托代理关系，B银行作为一个代理人如何可以将委托人A公司的款项以自己的名义（本案显然不符合隐名代理的形式要件）借出去呢？

　　综上B公司并非C公司贷款的贷款人，因此B与C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那么C就不应该按借款合同缴纳印花税。

　　3、B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B银行只是充当了一个通道角色，负责款项收发，不承担贷款风险，因此自身风险有限，对应的收益（手续费）自然也比利息低了一大截。

　　四、案件结果

　　主管税局税政部门接受了纳税人的申辩意见，未要求补缴上述委托贷款合同印花税。

　　五、题外话

　　是不是所有委托贷款合同都不缴纳印花税呢？不可一概而论，要结合合同的法律关系判断，如果受托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实质上充当了借入后借出的角色，那么应缴纳印花税。

最近，投资企业A公司要为客户提供一笔1亿元的债权资金，期限1年，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目前，A公司有银行委贷和信托贷款两种交易方式可供选择。面对这两种选择，A公司负责人犯了难：究竟哪种方式好处更大？

　　其实，对A公司来说，只要能够清楚、准确地对比、分析出两种方式下的收益率，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为便于比较，假设信托贷款和银行委贷利率均为10%，手续费费率均为0.3%；信托手续费从信托财产中扣取，银行手续费直接向A公司收取；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费的税率合计为12%，暂不考虑企业所得税。

　　方案一：银行委贷模式

　　银行委贷，指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贷款。此时，A公司可收取借款人利息1000万元，同时要向银行支付手续费30万元，并取得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A公司收取的借款人利息，应按“金融服务—贷款服务”，适用6%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于是，A公司当期增值税销项税额=1000÷（1+6%）×6%=56.60（万元），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额=30÷（1+6%）×6%=1.70（万元），当期应纳增值税税款=56.60-1.70=54.90（万元），附加税费=54.90×12%=6.59（万元）。这样，A公司的税后收益=1000-30-54.90-6.59=908.51（万元），收益率为9.09%（908.51÷1000）。

　　方案二：信托贷款模式

　　信托贷款，指信托公司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将委托人存入的资金，按其指定的对象、用途、期限、利率与金额等发放贷款。这种模式下，A公司将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设立资金信托并按照指定的条件，发放给借款人。资金信托与借款人之间构成借贷关系。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的规定，信托公司和资金信托分别属于资管产品管理人和资管产品。信托公司运营资金信托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信托公司在取得1000万元借款人利息后，按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按0.3%费率收取手续费，并将剩余收益分配给A公司。

　　这样，资金信托取得不含税借款利息收入=1000÷（1+3%）=970.87（万元），应纳增值税款=970.87×3%=29.13（万元），附加税费=29.13×12%=3.50（万元）。

　　在支付信托公司30万元手续费后，A公司可获得信托财产净值=1000-29.13-3.50-30=937.37（万元）。由于A公司从信托公司取得的款项，无“保本”相关安排，不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号，以下简称140号文件）第一条所规定的“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因此，A公司收益即为937.37万元，收益率为9.37%（937.37÷1000）。

　　“保本”承诺是关键

　　上述案例中，在借款人借款综合成本均为10%的情况下，信托贷款模式下的收益率比银行委贷模式下高，对A公司来说更划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140号文件对资管产品这类特殊主体设置了“保本”这一征税前提。

　　按照监管要求，部分资管产品不能直接向投资者承诺保本。比如案例中的信托贷款模式，企业需根据合同、合同条款或补充协议，综合判断信托合同有无明确的保本承诺条款，如果无明确保本承诺条款，根据140号文件的规定，A公司作为资管产品投资人，从信托取得的非保本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暂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但如果为保本收益，则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需要缴纳增值税。

　　实务当中，投资者出借资金，交易方式到底怎么选择，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例如，当投资者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且投资信托产品环节无“保本”承诺时，选择信托贷款模式，税费较低；当投资者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不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且投资信托产品环节无“保本”承诺时，两种模式税费相等；当投资信托产品环节有“保本”承诺时，因收益在信托运营环节和信托收益分配环节均需要缴纳增值税，此时选择银行委贷模式，税费较低。资金投资者在开展投资时，还需关注信托贷款等资管产品是否持有至到期等环节，结合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交易方式。